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成立后十个月内应举行国会选举。1912年8月10日，袁世凯公布了参议院制定的国会组织和议员选举法，并下令在全国进行国会议员选举。议员选举法规定：选举人和被选人都有财产和社会地位的限制，工农大众被严格地排斥在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之外，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全国有选举权的“公民”仅四千零八十六万七千余人。①就是这种少数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袁世凯心里很不以为然。只因迫于大势，不得不作出欢迎的姿态。
袁世凯效忠共和国的誓言及虚伪的姿态，增加了资产阶级各派系在中国实现议会民主政治的幻想。民国元年春天，“国内人士纷纷组织政党，一时风起云涌，政团林立，总计大小将近二十团体”。②为取得即将召开的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各党派纷纷改组、合并，大为活跃。原来，推翻清政府后，不少同盟会员认为他们多年来孜孜追究求的政治理想已经完满地实现，因此，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同盟会便开始分化。章太炎（1869-1936）因对组织临时政府、选举总统颇持异议，乃联络旧日光复会会员及清季预备立宪公会人士张謇、程德全、赵凤昌、熊希龄、汤寿潜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对同盟会采取敌视态度。该会成立不久，即与立宪公会协议合并，改称统一党，他们幻想袁世凯能“厉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③同时，孙武等人则与一部分湖北籍的官僚和立宪分子相结合，给组成民社，拥护黎元洪。
1912年5月，统一党，民社和国民协进会合并，组成共和党。共和党以清末立宪派为中坚，以湖北都督黎元洪为后援，成为同盟会的劲敌。
同盟会为了与共和党对抗，同年8月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实进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同盟会改组后，改变了原来的宗旨。如会章宗旨原为“实行民生主义”，而国民党则改为“实行平民政治”。另外，由于旧官僚、政客和立宪派加入，国民党组织庞杂、涣散，内部派系林立。当选为理事长的孙中山，在党内被视为脱离实际的理想派，处于无权的地位。一切党务都由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国民党是当时反对袁世凯独裁的唯一大党，其主要势力在广东、江西、安徽、湖南及江苏等省。
袁世凯一直密切地注视着各党派的活动，对与他为敌的国民党尤为注意。他一面暗中派人打入国民党，刺探情报；一面千方百计地拉拢国民党上层人物。在他的利诱和威胁下，国民党人孙毓筠、胡瑛等很快堕落为醉心利禄的政客。他们挂着“革命党”的招牌，对袁揣摩迎合，亦步亦趋，成为国民党内的拥袁派。富有正义感的革命党人无不冷眼视之。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极力笼络仍在日本的梁启超，企图利用他与同盟会往日的敌对情绪，组织政党，以便牵制国民党的力量。当时，梁启超也正亟谋出山，便不计戊戌政变的旧怨，与袁世凯勾结，并幻想依附袁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袁、梁之间从1912年初就直接有书信电报往还，讨论政党、财政诸问题。当袁世凯接到梁氏祝贺他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电报后，2月23日回电说：“力小任重，承贺惭谢，迭奉函示，受益良多，感佩无极，尤盼禊教。”同一天，梁氏给袁一封热情的信，献策道：“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还说“善为政者，必暗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如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访集国中有政治常识之人，而好为政治上之活动者礼罗之，以为己党而已”。④袁世凯感到正中下怀，回信说，“如豁雾而见青天，以是知大贤之吐属不同，匪独私意已也”，⑤袁还屡次自述想念甚殷，希望梁氏早日归国。在袁的支持下，经梁氏策动，以汤化龙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吸收了国民协会、国民新政社、共和促进会、共和统一会及共和俱乐部等五个小党，于10月组成民主党。汤化龙担任理事长，骨干有林长民、孙洪伊等。为了与国民党相抗衡，民主党成立后立即与共和党协商合并问题。梁氏应袁世凯电邀回国后，于10月进京谒见袁，“密谈一次”。⑥从此，袁每月馈赠梁三千元，将来民主、共和两党合并后，“许助二十万”。梁则表示“非五十万不办”。⑦嗣后，因两党矛盾尖锐，暂打消了合并之意。不久，梁氏到天津办《庸言》杂志，造舆论，养声望，为组织一个与国民党相抗衡的立宪派大党作准备去了。
袁世凯虽然在幕后极力操纵党争，外表却装作“急于融洽党派”，⑧而且一贯标榜自己只知“爱国利民”，最没有党派成见。当各党由于他的挑拨而争吵不休时，他又发布通令劝告各党“蠲除成见，专趋国利民福之一途”，甚至假装痛切地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⑨当时，从党的纲领上看，国民党和共和党、民主党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所不同的主要是对袁世凯的态度：国民党主张分袁的权力，监督袁；共和党和民主党则赞成袁独裁。袁看到他们争吵不休，暗自高兴。因为这种无休止的争论正使他得以证明独裁政治是十分必要的。
尽管袁世凯千方百计地削弱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的国会大选中仍然取得了胜利。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议员中，国民党共占了三百九十二席，共和党、民主党以及由共和党分裂出来的统一党三党合起来仅占二百二十三席。这使袁世凯大为失望。国民党人却因此踌躇满志，准备利用在国会的优势，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削弱袁的权力，并预定由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
宋教仁（1882-1913），字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他是一个有理想的、有操守的忠实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革命党人。在他做农林总长时，有一天去谒见袁世凯。袁氏因见他身穿破旧西装，问道：“君着此服已几年？”他答：“留学日本时所购，穿已十载矣。”袁感慨不已，赠以银行存折一本，说：“为数无多，可置新衣。”宋婉辞不受。袁问：“何故？”宋说：“贫者士之常，今骤贵，乌能忘其本。衣虽褴褛，体尚可蔽，奚必尚华丽。”袁喟然叹了一口气，似乎怀着敬佩之意说“余生平阅人多，如君志节，亦仅见也。”⑩宋教仁热衷于议会政治。国民党在国会占了优势，使他陶醉在幻想的胜利之中，他天真地以为控制了议会，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立政党内和制定民主宪法，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而得到“长治久安”。他满怀希望地于1913年1月离开北京，到南方各省旅行，作政治鼓动，在所到之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一年来的政策，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宋教仁看来，发表政见，评论政府失政，正是自己爱国的表现。然而，却引起袁世凯的仇视。袁认为这是“非难政府”，故意“捣乱”。当时，宋教仁及其他国民党人在各地的演说词，都登载于报纸。总统府秘书按日剪呈袁。宋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甚激烈”，袁阅后，极为不满地说：“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袁世凯视权力如性命。半年前，他用了很大气力才把内阁控制起来，现在国民党居然要把它夺回去，再变为束缚他的工具。这使他十分气恼。更何况宋教仁是一个不受羁绊的革命党人，这种人做上内阁总理，要比唐绍仪更可怕。在权力发生危机的时刻，袁氏从来主动出击，不择手段。他立即通过特工头目洪述祖，传令应夔丞制造了一桩震动全国的大血案。
洪述祖挂名内务部秘书，实际是袁世凯直接指挥的特务头目，他用筹办长江水上警察的名义，往来于上海、北京之间，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应夔丞则是洪述祖奉命收买的重要特务。他本来是上海的流氓、帮会头子，辛亥革命时攀附沪军都督陈其美，当上都府谍报科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由陈其美推荐，担任总府庶务科长兼管孙中山的侍卫队。不久，由于违法乱纪，被孙中山撤职，悻悻地回到上海，重操帮会旧业。他改组青红帮为“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在长江沿岸各城市活动，鼓吹“二次革命”，曾被黎元洪通缉。袁世凯得知应夔丞对孙中山等人怀恨在心，便派洪述祖到上海，以商谈解散共进会为名，秘密收买了应。为了遮掩应的特务身份，洪述祖介绍他充当“江苏驻沪巡查长”。
1912年10月16日，江苏教程德全致袁世凯密电说：“今晨洪述祖挈应夔丞来宁谒见，当即晓以利害，动以大义，应亦自承情愿效力……现已委应夔丞为驻沪巡查长……惟去年上海光复，应夔丞垫用款项实属不赀，据称亏累十七万余，即孙中山汽车亦应所制备，其他概可想见，其党徒厚望孙中山、陈其美量予位置，今皆不克如愿，仍复聚而不散，察其情形似非月给三千元不能应付，此间因财政支绌，现仅许月给巡查公费一千元……此电达，乞密不宣。”18日，袁世凯回电说：“叶电悉。尽筹周至，掺纵咸宜，造福江域，诚非浅鲜，莫名慰佩。不敷之两千元，可由中央拨付。惟此人迭接武昌文电通缉，须加特赦，统俟洪述祖回京再商办法。”[1]
洪述祖回京向袁世凯报告后，袁即指示黎元洪取消通缉令。12月，应夔丞至北京。袁又传见，并以解散共进会为名，批给应夔丞五万元活动费。从此，这个一度混入革命队伍的帮会头子，便卖身投靠袁世凯，成为袁豢养在上海专门对付革命党人的一只恶犬。
1913年春，宋教仁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旅行后抵达上海。3月20日夜，由上海启程打算返回北京，当他刚刚走进火车站，就被应夔丞所收买的兵痞武士英用枪击伤，伤势十分严重，延至22日即逝世，终年仅三十一岁。宋教仁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始终缺乏认识，临终前，他还给袁世凯发了一个电报，既悲愤又沉痛地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袁世凯得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满心高兴，表面上却装出十分惊讶的样子说：“竟有这种事吗？快拿电报来！”看过电报，又故作痛惜地说道：“国民党失去宋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办事了。”他接边给程德全发了两个电报：一、命令“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并假惺惺地谴责暗杀之风；二、派兵对革命党人黄兴等“妥为保护，以昭慎重”。同时，他凭空捏造了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授意御用报纸广为传播，妄图以假乱真，转移视线。暗杀宋教仁的地点，特地选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这里又是国民党的大本营，袁世凯满以为经过如此一番布置，宋案查不出结果，国民党领导人之间将互相猜疑，陷于分裂。不仅政党内阁将化为乌有，从此国民党也会一蹶不振，不能再和自己为敌了。
然而，事出袁世凯的意料，23日有一个古董商向上海租界捕房报告说：一星期前，他到应夔丞家里兜售古董字画，应拿出一张照片来，叫他把照片上的那个人杀掉，许给一千元。他拒绝承担这件事。今天，他在报上看到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叫他暗杀的对象。捕房根据这个线索，当天逮捕了应夔丞，次日正凶武士英也落网，而且从应家中搜出五响手枪一支，应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密电本和函电多件。
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异常焦急。于3月29日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凭核办。”接着，又电催程说：“宋案心烦啧，亟盼早见证据，望速照迭次电嘱，速行检齐报告。”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也多次密电程，催他把“牵涉中央证据速向英厅索取”，派人带京呈阅。并特别叮嘱“可不作正式报告”，等等。[2]由此可以想见袁世凯心慌意乱的情形。
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程德全被迫于4月26日将查获的证据向全国公布，其中最重要的函电有以下各件：
1月14日，赵秉钧致应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
2月2日，应致赵秉钧冬电：“孙、黄、黎、宋运动极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2月2日，洪述祖致应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4日又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8日又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12日又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3]
3月13日，应致洪述祖函：“民立记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一天洪述祖致应电：“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3月14日，应回洪寒电：“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3月18日，洪述祖致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催：“事速照行”。
3月21日凌晨两点，即武士英刺宋后四小时，应致洪述祖号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发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3月23日，洪述祖致应函：“号、个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4月7日到沪。”[4]
这些证据一公布，宋案真相大白。南方国民党人群情激愤，一致谴责谋杀主犯袁世凯，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钧，逮捕洪述祖归案。
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袁世凯也从未想过低头服罪。他暗令洪述祖到青岛租界内躲避。洪抵青岛后，通电声明致应夔丞函电中所涉袁、赵之辞，都是“假托中央名义”，并狡辩道：“毁宋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5]赵秉钧也出来为自己开脱，为洪述祖圆谎。他在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中说：“奉差各省特派人员，向用密码报告，因作函将密码送去。”至于洪、应来往函电，他从未阅过，完全是洪述祖“招摇”或“隐射”。最后装出无辜受牵累的样子说：“鄙人德薄，横遭訾议，亦命运使然。惟抚念生平，四十即抱消极主义，五十以后即抱厌世主义，津沽伏处，久无问世之心。”言下之意，像他这样一个有遁世之想的人做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6]后来，上海特别法庭坚持要他出庭，他便凶相毕露地说：“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与洪述祖究有何干系，尚未判定。”要他“出庭受质”，完全是“野心枭桀攘夺政权，藉端发难，含血喷人。”[7]
袁世凯见矢口抵赖不能摆脱被动局面，遂反守为攻，指挥京津警特机关制造“血光团”假案，硬说黄兴是“血光团”团长，派遣大批团员潜入北京暗杀政府要人。一时众口喧腾，到处哄动。京津军警四出搜捕“血光团”，乘机逮捕了国民党议员谢持，弄得人人自危。袁世凯还装模作样地请赵秉钧等政府要人迁居北海，以便警卫。又下令在总统府内实行宵禁，好像真有一个什么“血光团”在活动。北京检查厅根据一个被收买的女人的供词，票传黄兴到案对质，借以抵制上海法庭传讯赵秉钧，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
袁世凯玩弄这些鬼蜮伎俩是徒劳的。惊心动魄的血案，使孙中山从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使国家富强起来的幻梦中猛醒。他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3月底，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召集国民党人开会，坚决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但是，在这个关系共和国存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党内分子复杂，号令不一，就是从前属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认识也极不一致，黄兴等人对武装讨袁缺乏信心，认为革命军队“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顿才能作战”，极力主张“以法律解决”。紒紥矠
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当国民党人辩论不停、莫衷一是之时，袁世凯则先发制人，把反革命的“统一”战争摆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注释：
①《中国的选举者：有公民权的人》，见《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1913年1月11日。
②《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396.
③《章太炎致袁世凯论治术书》，1913年3月，见《太炎最近文录》。
④同②，页381、382.
⑤同②，页383.
⑥同②，页409.
⑦同②，页412.
⑧同②，页380.
⑨《袁世凯通令劝告政党文》，1912年7月9日。
⑩陈一：《新语林》，卷1，页20.
[1]见《程德全密电稿》（未刊）。
[2]同[1].
[3]程君即程经世，时为国务院庶务秘书，曾对人言：洪述祖奉总理命去沪，临行前进府谒见总统，洪到沪密电由他转过数次。
[4]《程德全应德闳宣布宋案证据通电》，1913年4月26日。
[5]《洪述祖江电》，1913年5月3日。
[6]《新闻报》，1913年5月7日。
[7]《赵秉钧覆岑春煊等函》，见《民国经世文编》第20册，页11.
紒紥矠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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