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他从来也没有相信过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对他来说，在革命高潮的时和同盟会妥协以及承认共和制度。只不过是为了达到扑灭革命烈火而施展一种策略手腕。因此，他一上台就不择手段地扩大个人的权力，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且把企图监督他的同盟会视为最大障碍，非加以彻底清除不可。他把这种反革命策略思想悄悄地灌注给北洋派。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内阁总理唐绍仪不完全同意他的想法。
唐绍仪认为袁氏对同盟会的看法有些过时，要巩固北洋集团的统治地位，非诚心与同盟会合作不可，而不必把他们看作严重的危险。他试图在袁世凯和同盟会之间扮演调和者的角色。为此，他迎合同盟会的主张，在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内特设国务会议，有意实行责任内阁。规定每周会议三次，每星期一、三、五会议，二、四、六各国务员谒见袁。在推行袁所制定的政策时，他总是考虑同盟会的向背，凡以为不可实行的，必至总统府要求缓办或改变，并多次向袁保证同盟会“诸君皆以诚意相待”，“决无他意”。①
责任内阁制系以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总统必乐居虚尊之位。但袁世凯手握兵权，一贯专横独断，绝对不肯甘居虚位。其视内阁为幕府班子，视总理为幕僚长。在他看来，像唐绍仪这样的人，经他一手提拔，飞黄腾达，只能俯首听命，而不该自做主张。而今唐却不时和他争得面红耳赤，这自然引起了他的猜忌，“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②一天，唐又和他争论起来，在气愤之下，他脱口而出：“我老了，少川（唐绍仪字）你当总统吧！”这使唐大吃一惊。
为了打击唐绍仪，袁世凯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他进行抵制。赵、段等人在国务会义上反对划清总统府及国务院权限，主张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反对国务院为有机之组织，主张国务员单独行动。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到北京不久，关于内务部司员人选，唐绍仪主张安排几名同盟会员，以表示新旧合作无间。赵秉钧则坚持要害部门，必须全用北洋旧人。两人争持不下，赵秉钧便以“素无共和政治知识”为词，扬言要率领内务部全体司员辞职，终于迫使唐绍仪让步。赵秉钧仍不罢休，从此常常不出席国会议，有关内务部公事，他直接向袁世凯报告，以表示他对唐的不满。袁世凯还直接向一些部推荐人选，下达指示，而故意不经过唐绍仪。
不久，在向帝国主义六国银行团借款的问题上，唐绍仪和袁世凯也发生了严重分歧。自清末以来，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后来日、俄加入，即六国银行团），企图共同行动垄断中国借款，以控制中国政府。唐绍仪组阁之初，财政困难竭蹶之状，已达极点。唐奉袁世凯的命令，以筹备善后为名，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提出以监督中国财政为借款的必要条件，其办法约分两途：一为监督用款，一为监督遣散军队。唐绍仪以此项条件苛，遂严辞拒绝。同时，同盟会也坚决反对在苛刻的条件下借款。唐绍仪为了冲破银行团的藩篱，乃于3月16日转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一百万磅（七百万元）。此事触怒银行团。银行团为了保持其对华借款的垄断权，公然以停止贷款相要挟，驻北京外交团也提出抗议。袁世凯命令唐绍仪向银行团道歉。银行团进一步提出取消华比银行借款合同，并且毫不放宽他们贷款的政治条件。这时，同盟会领导人反对向银行团屈服。黄兴在南京发起募集“国民捐”，以解决财政困难。唐绍仪考虑到同盟会的态度，于5月3日断然拒绝了银团的无理要求，因此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恼怒。它们别有用心地说唐绍仪“不愿借款告成”，“以致中国各界误各国政见，竟有排外举动”。③袁世凯认为唐绍仪严重地损害了他和列强之间的“友谊”，一面改派财政总长熊希龄和银行团交涉，一面布置逼唐下台。
正在这时发生了王芝祥事件。本来王芝祥任直隶总督是唐绍仪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口头协议，并且得到袁世凯的同意。谁知袁的许诺，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骗取同盟会答应让唐绍仪组阁。袁视直隶为自己的发迹之地，绝对不肯让给和自己素无关系的人，何况王芝祥是靠近同盟会的人。因此，当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为都督呈请袁世凯任命时，直隶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对王芝祥。袁即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唐绍仪表示不同意，他说政府不应该以军队反对的缘故失信于民。段祺瑞立刻反驳道：若军队暴动，谁负责？袁说除令王芝祥督直外，诸事皆可听总理之命。并把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王芝祥，派赴南京办理遣散军队，而任命冯国璋为直隶总督。
唐绍仪追随袁世凯二十多年，熟悉他的毒辣手段，便于6月15日留下辞呈文，不经告别，跑到天津去了。唐之辞职，因愤于袁破坏副署制度，但其辞职书，却以疾病为由，这仍是中国旧官场中以政治病辞职的作风。唐绍仪的出走，正中袁世凯下怀，他先后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陆军总长段祺瑞等人到天津去作了一番形式上的挽留以后，就转入另组内阁的活动。
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为最高机关，而国务院负实际责任，充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行使此项权力必有国务院签名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参议院中的一部分同盟会议员认为袁世凯发出未经副署的任命状，是严重违法，曾提出质问。袁认为任命官吏是他的特权，不允许参议院干涉，他蛮横地答复说：“若参议院必欲迫令取消已发之命令，则请先取消本大总统之职任。”④而大多数同盟会议员和统一共和党议员等对袁之违宪，漠然视之。因此参议院没有提出对袁的弹劾案。同盟会遂避开违宪问题，想在下届内阁人选上得补救。6月20日，派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四人为代表去见袁世凯，申述对新内阁意见说：鉴于混合内阁失败，应组织政党内阁或无党派超然内阁。如仍组混合内阁，同盟会决定不再参加。袁答语甚长，其主旨在反对政党内阁，坚持采取混合内阁，因混合内阁互相牵制，最便操纵。他说：“以余之意，现在吾国情形两种内阁均不适用”，因“人材缺乏，政党幼稚”，“如专取共和党或同盟会或超然无党派之人组织内阁，无论何方均不能得许多人才，故以余之见非联合数党及无党派之人共得组织，则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余之主义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不才，无论其党不党”。“余之主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热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否则，余不能强人所难”。⑤
袁世凯的言行，激起了同盟会领导人及他们领下的南方各省人民的愤慨。上海都督陈其美公开发电质问袁世凯说：“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上海、南京、广州，南昌各城市的报纸普遍谴责袁破坏法制，甚至公开揭露他有效法拿破仑推翻共和国的野心。袁立即反攻，一面回电反责陈其美“误听浮言”，⑥一面动员御用报纸放出谣言，说唐绍仪“贪污华比借款，无法交待，避责潜逃”；说他私自“接济革命党军费”；甚至诬蔑孙中山于辞临时大总统职务时接受唐绍仪贿赂百万元，等等，妄图借以转移舆论视线。同时，为了麻痹人民，袁世凯于6月24日发出致各省都督的公开电，声明对就职誓言，信守不渝。他说：
“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洎乎中岁，略识外情，目者见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各省景从，遂使两千年专制之邦，一跃而为共和政体，世凯以衰朽之年，躬兹盛举，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接着他又以被人误会的口吻抱怨说：“乃近日以来，各小无识之徒捏造讹言，摇惑众听，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论，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半……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用是重为宣布……解释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论”。⑦
这时，各帝国主义的在华报纸，如《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大陆报》等都纷纷发表社论，攻击唐绍仪，为袁世凯撑腰打气。《京津泰晤士报》社论说：“唐受职一无善政，即昔日信仰之人，今亦知唐不宜任也。此次私自出京固有损于新政府，而重任旧职尤为全国之不幸。今中国讧患相仍，亟宜任用不畏强暴、不避艰辛之人，或可挽狂澜于既倒”。⑧依照帝国主义的旨意，袁世凯于6月27日断然下令免去唐绍仪的总理职务，两天之后正式任命陆征祥为总理，成立了所谓由“超然总理”领导的“混合内阁”。陆征祥（1871-1949）是一个职业外交官，清末长期驻在国外，先后担任过参赞、公使。辛亥革命时他正任驻俄国公使，由于受梁士诒的策动，他联合一些驻外使节，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并以此“功”，得以担任唐绍仪内阁的外交总长。表面上他无党无派，实际上唯袁世凯之命是从。袁世凯认为他是一个才能平庸、能听凭摆布的工具。
为了表示对陆内阁抗议，同盟会阁员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工商总长陈其美（由王正廷代）联袂呈请辞职。同时，财政总长以熊希龄也因借款交涉没有进展而去职。交通总长施肇基因和唐绍仪关系密切，早已挂冠而去。内阁十名总长走了六名，只有袁党坐在那里不动。当时，袁氏感到自己没有控制南方各省的能力，完全撇开同盟会组织内阁还不到时候。7月2日，当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王正廷至总统府，向袁当面辞职时，袁为表明其挽留之意，非由个人感情，而实代表人民之公意，对蔡元培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蔡元培马上答道：“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⑨为表示辞职决心，蔡、宋等人于10日致函陆征祥，声明从即日起概不到院，从14日起概不到部办事，请及早举人接任。
袁世凯无奈，只得于7月14日批准蔡元培等四人辞职，转而收买两个变节的同盟会会员孙毓筠和沈秉，让他们分别担任教育总长和工商总长，以装饰门面。其余四名总长是“财政周自齐、司法章宗祥、交通胡惟德、农林王人文。同盟会原来开会议决，同意陆征祥组阁，惟禁止会员加入内阁，以贯彻政党内阁或超然内阁的主张。宋教仁对袁收买同盟会员入阁的做法甚为不满，气愤地说：这”系一种逼奸政策“。⑩
当时，在参议院里以清末立宪派为中坚组成的共和党，是仅次于同盟会的第二大党。共和党拥护袁世凯的政策，主张“以大总统信任之人组织内阁，各党不必干涉”。[1]袁自恃有共和党的支持，一意孤行，于7月18日派陆征祥拿着他拟定的补充总长名单到参议院，要求通过。参议院同盟会议员本来对这个补充名单极为不满，加上陆征祥宣布布政见时“言词猥琐，绝无政策”，把提出阁员名单比作“开菜单，作生日”，因而议员大哗。袁世凯闻讯，知事不妙，急忙致函参议院，要求“展缓投票，再行协商”。次日，参议院宣布袁函不是正式咨文，无效。即日投票表决，将其所提总长六人一律否决。袁深知参议院行使否决权，主旨是要打击自己的威风，遂下决心施展手段对付参议院。
在袁世凯的主使下，首先由赵秉钧唆使北京军警联合会召开特别会议，通电痛骂议员只争党见，不顾国家危亡。甚至公然“主张用兵力解散参议院”。接着，恐吓信、匿名传单纷纷到参议院：或说再不放弃党争，将以炸弹；或悬赏购某某议员头，等等。北京的御用报纸也都随声附和，攻击参议院，为军警的行为喝采。参议院守卫队长称病请假，不任保护之责。而从前的某些革命党人也为军警助威。章太炎、孙毓筠等联名致电黎元洪，要求一致主张“请大总统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孙毓筠还写信给袁世凯，叫喊“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2]袁世凯一面批令将孙毓筠的信登报，扩大影响；一面又装出委曲求全的样子，表示自己不愿走极端，仍渴望妥协，并于21日邀请各党派参议员六十多人至总统府开“茶会”，作出十分殷勤的姿态，劝说各议员化除成见，同心协力，挽救危亡，以免国家陷于不幸。次日，又将参议院否决阁员情况通电各省说：“世凯诚信未孚，以致动遭格”。鉴于“大局颠危之亟，但有转圜之余地，决不惜降心以相从”，“并于日内另选相当人员，再行提出，求其同意”。[3]23日，袁果然送交参议院一个新的总长名单：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征求参议院同意。参议院接到名单后尚未开会，25日军警联合会又举行会议，会上有人叫嚷以武力解散参议院。同日下午，毅军总统姜桂题、拱卫军司令段芝贵、直隶提督马金叙和军政执法处总办陆建章等军警要人，以联络感情为名，招待参议员和新闻记者。到会七十多人。陆建章代表军警演说，极力否认军警有干涉议院之意，但又说：“不过军人等抱一种国家观念，以外患之迫，财政之危，劝告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以就急”。接着，北京《时报》经理起而痛骂参议院，最后威胁说，“明日再不将六国务员通过，当宣布议员死刑”。[4]一帮被收买的记者同声鼓噪，高呼“亡国！亡国！”之声不绝。会场秩序大乱。次日参议院开会，不得不通过了袁世凯提出的阁员名单。只是蒋作宾后来换为刘揆一。
袁世凯使军警威胁参议院的尝试得逞了，十分得意，以后便更加不把参议院放在眼里。然而，这件事却激起南方一些同盟会员的强烈不满。为了使议院摆脱北洋武力的胁迫，同盟会员何海鸣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欢迎国会团”，倡议第一届国会在上海召开预备会，自行决定开会地点，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袁世凯深恐国会南迁，出现南北对峙。他对“欢迎国会团”的活动“极为注意”，先唆使冯国璋通电，指责“欢迎国会团”“破坏民国”，“动摇国本”。后又命令江苏都督程德全设法将它解散。程德全“遵令去函剀切劝导，并令即日解散”。该团回信说，不违反约法，“论令解散之处，未便遵行”。[5]袁世凯只得授意杨度和孙毓筠出面调解，提出只要“欢迎国会团”自行解散，他就下令禁军人干涉政治，停止“军警联合会”的活动。结果也没能达成协议。袁世凯对上海一带不肯妥协的革命党人极为憎恨，称他们是：“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在军警的压力下，参议院虽然勉强通过了陆征祥内阁总长的补充各单，却不肯服气，接着就提出弹劾陆征祥失职案。陆遂称病提出辞职，然袁世凯未即允许，至8月20日，袁才任命赵秉钧代理总理。因为他自信这个警察头子够得上帝国主义主子们所要求的那种“不畏强暴，不避艰辛的人”。在赵秉钧代理总理期间，袁故意作出物色人选、改组内阁的种种虚伪姿态，来愚弄参议院和同盟会领导人。他时而表示要用赵秉钧组阁，时而又请刚刚来北京了的孙中山和黄兴推荐“人才”，然而他的本意却是想让赵秉钧转为正式总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同意赵秉钧填了一份加入同盟会的志愿书，挂名同盟会，又让赵秉钧负责招待孙中山和黄兴，以便取得这同盟会领袖的好感。
8月底，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参见本章第四节）。黄兴极力劝袁世凯以国民党为奥援，建设“强有力之政府”。袁假惺惺地表示，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在取得黄兴等人的同意后，袁于9月22日向参议院提出任命赵秉钧为总理，由于事先已疏通，得以顺利通过。赵秉钧兼内务总长，外交总长前已任命梁如浩，其余总长都留任不动。某日，在国务会议上提及国务员加入国民党的事，袁故作风趣地说：“此事不待大总统委任”。陈振先和梁浩先后加入。许世英本是国民共进会会员，该会既已并入国民党，他也就变为当然党员。刘揆一入阁前已宣布脱离同盟会，而今也说：如全体加入，他也愿意恢复党籍。段祺瑞和刘冠雄都借口自已是现役军人，不入党派。范源濂是共和党，他表示愿意脱党，但不肯加入国民党。只周学熙断然拒绝加入。这样，在国各员中除无党派者外，都算是国民党了。袁故意散播说：“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了”。然而这个“现凑的政党，内阁，不驴不马，人多非笑之”，说“此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6]
10月3日，赵秉钧到参议院宣布政见，大意是说“以维持现状为主义”。[7]可是，不久他就挽国务会议移至总统府召开，形式上国务院仍有会议，实权却完全操于总统府，一切政务均秉承袁世凯的意旨行事，所谓“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注释：
①《阮忠枢致张镇芳函》（原件），1912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②风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1946年版上册，页121.
③《京津泰晤士报》（Peking＆TientsinTimes），1912年6月19日。
④《爱国报》，1912年6月15日。
⑤同④，1912年6月20日。
⑥《袁世凯覆陈其美电》，1912年6月22日，见《大自由报》，1912年6月25日。
⑦同④，1912年6月26日。
⑧《论唐绍仪出京》，《京津泰晤士报》（Peking＆TientinTimes）社论，1912年6月19日。
⑨据蔡元培说：之所以如此回答袁氏，为的是“表明我等对于大总统而辞职，非诉于大总统个人，而实诉于国民全体之代表也。”他接着说“而外间乃传为我亦代表四万万人，我虽不通，亦不至离奇乃尔。”见《答客问》，载《民立报》1912年7月27日。
⑩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页66.
[1]同④，1912年6月25日。
[2]同⑩卷1，页71.
[3]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1912年版，卷5，页16.
[4]同⑩，卷2，页78、79.
[5]同④，1913年1月25日。
[6]同⑩，卷2，页153.
[7]同④，1912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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