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湖北新军和会党中积蓄了雄厚的革命力量。1911年9月，在四川全境烽火连天的时候，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组成联合司令部，预定于10月16日起义。但到9日，起义领导机关突然遭到破坏，军事参谋刘复基、交通杨宏胜、宪兵营革命党代表彭楚藩均被捕，惨遭杀害。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参谋长孙武等被迫逃走。湖广总督瑞下令关闭城门，禁纳新军各营往来，实行大搜捕。一时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恐怖气氛笼罩了全城。新军里的革命党人受爱国激情的驱使，“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①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首先鸣枪举义，冲出营房，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各营士兵闻声响应，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三千多人，一举攻占了总督衙门，瑞仓皇逃上兵舰。当晚革命军占领武昌。次日，汉阳和汉口的新军也相继起义，占领城市。12日清晨，武汉三镇全告光复。
起义的成功，把创建政权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在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革命党人从开始就表现得态度软弱。他们不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却企望得到新军协统黎元洪和湖北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的帮助。汤化龙（l874-1918），当时，担任湖北省谘议局局长，对清廷假立宪心怀不满，立即和他的拥护者胡瑞霖等一起归附于革命阵营，进行政治投机。经立宪派提议，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汤化龙自己担任了民政部长。黎元洪（1864-1928），是新军第21混成协协统，在革命党人的威逼下，他被迫参加革命，开始他担心革命不能持久，顽固地拒绝上任，直到看见革命有成功的可能时，才然就职。在黎元洪就职前，孙武等革命党人为了领导军政府的实际工作，成立谋略处，议决一切重大的军政问题。根据同盟会的纲领，他们立即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发布檄文，号召各省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又取消苛捐杂税，豁免本年和历年积欠的田赋，等等。这些措施有力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工农群众和学生踊跃参加革命军，支持军政府。革命势力迅速扩展到湖北全省大部分地区。
武昌起义震动了全国，革命形势迅雷闪电般地展开。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起义响应，广大群众到处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各省谘议局的立宪派多见风使舵，转向革命，担任了各省军政府都督或民政部长。地方官吏也大都不敢与革命军公开抗衡。在大革命风暴的荡涤和冲击下，清王朝这条腐烂的破船迅速下沉。
革命党人占领武汉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惊恐万状。由于南方新军大都倒向革命，清廷把绞杀革命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北洋军身上。12日，清廷命令陆军大臣昌统率第一军火速南下。第一军由第四镇（统制吴凤岭，代理统制王遇甲兼第八协协统，第七协协统陈光远），第三混成协（协统王占元）、第十一混成协（协统李纯）组成。又命令萨镇冰（1859-1960）率领海军舰队溯长江而上，由水路进攻。同时，又指派军谘使冯国璋将第五镇和第五、第三十九混成协编为第二军，“迅速筹备，听候调遣”。昌是袁世凯的老朋友，曾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与北洋派有密切联系，但他没有带兵打过仗，又是满人，北洋将领们对他不信任，不愿听他指挥，心中只想着袁世凯。所以，尽管清廷不断叫喊“火速”、“火速”，而北洋军的动作却非常缓慢。奕匡力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借以促使北洋军为清廷卖命。
起用袁世凯不仅是一部分亲贵的主张，也是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的“建议”。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帝国主义者的惶恐不安，不下于清政府。英公使朱尔典向其外交大臣接连不断地发出电报，报告各处起义的情况，电文的语气显得十分张皇。帝国主义者看出充当他们统治中国驯服工具的清政府，已失去了镇压革命的能力。俄国公使哀叹清政府“极端无能，软弱和不得人心”。②英国驻华武官在他的报信中说：“从战略观点来看，清政府现在似已没有希望。”③由于国际形势处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前夜，列强之间矛盾尖锐，不能协调一致重演八国联军丑剧，便相继宣布“中立”。为了保护在华的侵略权益，它们迫切需要物色一个能有效地绞杀革命的人物，以取代清政府。十年前替它们维持半殖民地秩序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都相继死去，袁世凯就成为这一角色的唯一人选。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就扬言，“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④朱尔典多次拜访奕匡力，美国驻京公使嘉乐恒也会见摄政王载沣，均表示愿意看到清政府起用袁世凯。
载沣见中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只得于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但他对袁世凯疑忌重重，当天又下了一道上谕，规定袁世凯“节制调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而对“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即北洋军及海军，只能“会同调遣”。⑤这就是说在指挥北洋军的问题上，袁世凯只能充当昌的副手。
自保路运动爆发后，袁世凯一直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政治形势。他布置在各地的坐探，不断向他报告消息。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即10月l1日（夏历八月二十日），适逢他的五十二岁寿辰。由于政局动荡，不少人估计他可能再起，所以前来祝寿的心腹亲信比往年更多：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袁乃宽、王锡彤等，“咸集洹上”。这天，正当养寿园内大摆酒宴、演戏祝寿时，武昌起义的消息突然传来，“客座相顾失色”。袁世凯对近在身边的革命战火，颇感慌恐不安，立刻下令停止祝寿活动，“剧宴皆止”。⑥同时，他马上意识到，期待已久的出山时机已经到来。他说“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言谈之间颇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概。他决心乘机东山再起，可是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名义出来最稳妥、最有利呢？这是他反复考虑的问题。
袁世凯对掌握政府大权的载沣仍愤愤不已，自然不肯去支持他。起初，他曾有称王称帝自开局面的设想。倪嗣冲等也极力向他劝进说：天下大乱，民无所归，捷足者先得。袁世凯反复考虑以后，认为这种做法风险太大。因为：“一、世受清室恩遇，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为后世所诟病。二、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两江总督）、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督）、升允（陕西巡抚）均具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达长江以南，即令称帝，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民气发达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据徐世昌后来回忆说，由于上述五方面的考虑，袁世凯没有称帝，而倾向“表面维持清室”。⑦
14日，阮忠枢持奕匡力亲笔函由北京前来，劝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同时，杨度也由北京抵达，劝他不要应命。袁克定、王锡彤“力袒杨”'“他人或袒阮，交进迭谏”。一天，王锡彤问袁世凯：“公之出山为救国也，清廷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即无鄂祸，国能救乎？”
袁：“不能，天之所废，谁能兴之！”
王：“然则公何以受命？”
袁：“托孤受命，鞠躬尽瘁。”
王：“专制之国不容有大臣功高震主，家族且不保，前朝例甚多。同是汉族已不能免，况非一族。”
袁勃然变色，大声说：“余不能作革命党，余且不愿子孙作革命党。”⑧
袁世凯从来视革命党如洪水猛兽。反动阶级的本性使他不甘心让革命胜利，而决心以“托孤受命、鞠躬尽瘁”为幌子，趁机先取得清廷的军政大权，再来扑灭革命。他认定这样夺取权力，“顺理成章，千稳百当”。
清廷于14日给他的权力，不能满足他的欲望。隔了一天，他就复奏说：“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格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就愈，而究系表症，施治较旧恙为易”。“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⑨他既不坚辞，也不请赏假，只是借故拖延。在此期间，他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极力争取权力。他一再向清廷建议“必须筹备万全，厚集兵力，知己知彼，一鼓荡平”。他还致电湖北前线的昌说：“王师宜策万全。稍有失利，大局益危。”⑩对北洋将领更告诫道：“乱党颇有知识，与寻常土匪为乱情势迥有不同，且占据武汉负隅之势已成，诚有不可轻视者。”“脱令出师太骤，万一偶有失利之处，则关系大局实非浅甚少”。[1]同时他又奏请拨给军费四百万两，以便其能召募军队。又奏请起用已开缺的王士珍、张锡銮和已革职的倪嗣冲，并调段芝贵、陆锦、张士钰、哀乃宽等到彰德“委用差遣”。还要求饬令冯国璋“迅速来彰，筹商一切”。[2]等等。
袁世凯以“调治”疾病和“筹备布置”为借口，作出不能立即南下督师的姿态，北洋军各将领也就不好卖力作战，汉口革命军攻占重要战略据点刘家庙后，清军退至滠口。徐世昌奉奕匡力之命，自北京潜赴彰德，劝袁“力疾就道”。两人密谋以后，便以袁氏的名义向清廷提出明年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军费等六项条件，由徐世昌带回北京，转告载沣。这六条有两个意思，即收买人心，总揽军政大权。23日，冯国璋奉命抵彰德，袁立即奏派他接替昌担任第一军总统，又对他说：“非筹备局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并授意他到前线后应“暂作守势，使将士精锐之气蓄而待发”。[3]
这时，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宣告起义，革命形势不断发展。清廷处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之下，不得不答应袁世凯的条件。27日这一天，接连发下四道上谕：一、调昌“回京供职”；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并保证“此次湖北军务，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三、拨出内帑银一百万两为湖北军费；四、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第二军由段祺瑞接任总统。这样湖北前线的军权便完全转到袁党手里。
袁世凯夺取军权的计谋得逞，非常惬意，次日（28日）便决定于30日南下，并当即电告清廷和昌。[4]同时，他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名义调兵遣将，发号施令。先奏派王士珍襄办湖北军务，令他添募新兵一万二千五百名，编为湖北巡防营驻守京汉铁路沿线，以巩固北洋军的后路。继奏派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令其在豫东一带召募数营，进占皖北颍州，保证北洋军侧翼的安全。倪嗣冲所募各营的军官，大都是由毅军抽调来的。后来他就以这支军队为基础，扩编为“安武军”，成为盘踞安徽的地方军阀。同时，袁世凯命令冯国璋指挥第一军迅速向汉口反攻。
正当北洋军的运兵车沿京汉铁路隆隆南下时，10月29日山西太原爆发了革命。同一天，驻扎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联名发出通电，强硬要求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同时，驻扎在石家庄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革命党人）也正秘密策划联合山西和滦州军队直捣北京。当时，北京传说纷纭，一片恐慌，官吏眷属纷纷迁避天津，隆裕太后也预备携带小皇帝溥仪逃往承德避难。这一切变化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使他感到震惊，他不愿清廷垮台过快，失去手中的工具。同时盛传吴禄贞将“夺彰德，断后路”，[5]北洋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为了摆脱危机，他迅速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他一边致电奕匡力，谏阻帝后出京；一边派赵秉钧入京勾通奕匡力，调姜桂题所部毅军进驻北京城内，把守九门要冲。赵秉钧代满人桂春署民政大臣，他借助毅军的势力，重新控制了北京巡警，并强令商户开业，戏院开演，减免捐税，以安定人心。
二、派周符麟潜赴石家庄刺杀吴禄贞。周符麟原是新建陆军的正兵，由袁多次提拔，官至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1910年，被吴禄贞撤职，因此对吴怀恨在心。他以二万元收买吴的卫队长马步周（字蕙田，北洋速成学堂毕业生），于11月7日在石家庄车站将吴刺死。同时扑灭了驻保定第六镇入伍生队军官和学生策划的一次起义。周符麟得以官复原职。李纯接任第六镇统制，第六镇又完全置于袁的控制之下。
三、通过徐世昌授意潘矩楹逼迫张绍曾离开第二十镇。潘矩楹原是新建陆军随营学堂的学生，1902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回国后，经袁和徐世昌提拔，官至第二十镇第四十协协统。张绍曾在滦州通电时，潘原本列名，及接列徐世昌的指示立即改变态度。张绍曾闻吴禄贞被刺，已十分恐惧，再加上潘的威胁，即匿居天津租界不出。袁怂恿清廷派张绍曾为宣抚大臣，使赴长江一带宣抚清廷“德意”，而荐举潘矩楹代理第二十镇统制。潘秉承袁的意旨，把二十镇调开，分扎于新民、昌黎、永平、山海关各地，从而瓦解了“滦州兵谏”。
四、袁世凯自己则于10月30日自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促北洋军猛攻汉口，l1月1日攻入汉口，焚烧三昼夜，肆行抢劫、屠杀。“自桥口至蔡家巷，统计不下数万家。该处为汉口最繁盛之区，其间财产都系二十一省客民居多，乃均一焚无遗。且伤者伤，死者死，凡老幼妇女被枪毙焚烧者，殆不可数计”。[6]北洋军的暴行，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极大的愤怒。声讨北洋军的函电如雪片飞来，以致袁世凯不得不假惺惺地指示冯国璋“通饬各营，整顿纪律”。[7]
袁世凯攻占汉口，又以血腥手段扑灭了北方军队的一次起义，使清廷摆脱了一次大危机。同时，他乘机把近畿的兵权抓到自己手中，这就迫使清廷非请他组织责任内阁不可了。
“滦州兵谏”的次日，清廷为了缓和内部矛盾，欺骗人民，下诏“罪己”，特赦国事犯，解除党禁。在北洋军攻入汉口的当天，又宣告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8日，资政院依据新颁布的宪法信条十九条，再推举袁世凯为总理。次日，清廷“依法”重行任命。当时，袁世凯在孝感军次，接到任命上谕，仍故作姿态，电辞不就，经清廷再三电促，始率卫队（队长唐天喜）北上。13日，他到达北京，住锡拉胡同私寓（后移至外务部大楼）。次日入朝，谒见隆裕太后，誓言效忠清室。以后，又到东交民巷拜访帝国主义列强驻京公使，并发表政见说：“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8]与此同时，前被清政府免职的梁士诒、唐绍仪等人也先后抵京，协助袁世凯组阁。16日，袁氏公布了内阁名单，阁员大都是他的党羽或者朋友，如外务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度支大臣严修，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学部副大臣杨度，邮传大臣唐绍仪（先后由杨士琦、梁士诒署理）。同时，他又请立宪派首领张謇担任工商大臣，梁启超担任司法副大臣，以表示愿意与立宪派合作。虽然，张、梁都认为还不到携手的时候，婉言谢绝，但他这个“友好”姿态，对已卷入革命阵营的各省立宪派和仍在日本鼓吹君主立宪的梁启超，却有巨大的影响。
为了掌握中央军权，他组阁后，首先罢军谘府大臣（相当于参谋总长）载涛和毓朗，而让昌和徐世昌接替。摄政王载沣虽然丧失权力，仅存虚位，但名义上仍代行大元帅职权，并且，控制着禁卫军一万多人。袁世凯对此仍不放心，在朱尔典的帮助下，他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载沣交出“监国摄攻王”的大印，退回藩邸。又由隆裕太后申明“家法”，亲贵不得预闻政事。于是，“百僚震恐，无敢异言”。袁世凯乘机调冯国障入京，接任禁卫军总统，并将禁卫军炮队全部调援山西。不久，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而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经过如此一番布置，他就接收了清廷统治下的全部权力，隆裕太后和溥仪小皇帝成了他手中可供随意摆布的傀儡。
帝国主义者对袁世凯掌权几乎一致拍手叫好。在他组阁的前一天，朱尔典兴奋地向英外交部拍发了一个急电，要求为“新政府”捧场。15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复电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9]驻北京的公使团不仅积极活动给袁世凯以财政援助，并且在11月23日作出“保障袁世凯的地位并给以便宜行事机会”的决议，千方百计地帮助他巩固地位。与此同时，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异常迅速，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一切用武力挽救这个国家（清王朝）的企图失去了可能性”，[10]它们便勾结袁世凯，加紧策划政治阴谋，以便扑灭革命烈火。
注释：
①《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页182.
②张蓉初译：《红档杂志中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页335.
③《英国蓝皮书》，1911年，中国第一号，页55.
④克罗莱（II.Croly）：《司戴德》（Straight），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5年版，页418.
⑤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8册，页294.
⑥袁克文：《辛丙秘苑》。
⑦张国淦：《洪宪遗闻》。
⑧王锡彤：《抑斋文集》，卷4，页16、17.
⑨同⑤，页307.
⑩《袁世凯致昌电》，宣统三年九月五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函电均同此）
[1]《冯国璋致寿勋函》，宣统三年九月四日。见同⑩。
[2]《袁世凯致内阁请代奏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3]同紒紜矠。
[4]《袁世凯致昌电》，宣统三年九月七日。
[5]同⑥。
[6]《汉口灾民致上海商会函》。
[7]《袁世凯致冯国璋电》，宣统三年九月。
[8]《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十二日。（1911年12月1、2日）
[9]同③，页40.
[10]同③，页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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