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接收了李鸿章淮系军阀的班底以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内结亲贵，外树党援”，迅速地建立了一个对国内人民穷凶极恶，对国外敌人俯首帖耳的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是在北方地主买办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它更多地代表北方各省大地主大买办的利益，其经济来源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封建性质的苛捐杂税。封建苛捐杂税是北洋军队和官僚机构的主要经济源泉。北洋集团的“强有力”和繁重的赋税可以说差不多是同一概念。袁世凯推行新政，除练兵费绝大部分由户部和练兵处供给外，其余都是由他自筹。对人民进行封建性质的搜刮，是他筹款的最重要的手段。在天津，他专门设立“筹款局”，以张镇芳为总办。张镇芳（1863-1933），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是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的妻弟。他于1892年中进士，为户部主事。1903年由京至津，投靠世袁世凯，以贪诈著名。①袁氏依靠张镇芳等一帮聚敛能臣，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在原有的田赋徭差、苛捐杂税以外，给人民又加上一大笔新的负担，如：
（1）恣意加重旧捐税。自1903年加抽烟酒税，烟酒一斤收税十六文（至1907年又改收银一分四厘）。每年刮得银八十万两。长芦盐每引加价四文，实交银一两二钱，每年刮得银七十万两。又以“整理永平七属盐务”为名，巧立名目，“化私为公”，每年刮得五十万。到1909年长盐课每年总计刮得五百十七万两，约占直隶省岁入的三分之一。
（2）滥增新捐新税。1903年奏定“开办印花税试办章程办法”八条，禁例十条，规定民间买卖契约等都要贴印花税，有应贴不贴或所贴不足者，一经查出，照偷漏数目罚款二十倍。从当年4月试办，原计划每年刮得一百二十万两，但由于遭到人民的反对，未能全面推行。1904年设立“督硝公司”，开始向硝户征税。次年又成立“渔业公司”，征收鱼船捐和鱼税。渔船按大小纳捐分为六级，由银二两至十二两不等。“鱼税值百抽三”，“一买一卖共得六分”，“贫苦之民手提网罟打鱼只得三四斤者”，“必勒令完税”。②此外，还有国民捐、巡警捐、自治捐、房捐、妓捐，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无不是直接间接搜刮民脂民膏。正如杨士骧于1909年所供认的：“近则新政迭兴，用款日巨，如学堂巡警等费，亦无不取给于民，大县岁需六七万串，小县亦需二三万串……而民间担负之重，输纳之艰，日以加甚”。③
（3）加征田赋附加和徭差银。清代“赋有常经，差无定额”。袁世凯不能直接增加田赋，便多次提高田赋附加，变相增加田赋。如定县每亩附加税增长指数，1899年为100，1903年增至137.78，1907年达355.59.④各县田赋附加额的增长情况虽不完全一样，但由此可以想见一般。至1909年直隶田赋实征达三百十六万两。在徭差上袁也打主意，直隶为为近畿省分，本来徭差“繁剧”，他又命令各州县加征，使民间岁出徭差一项，大大超过额征粮银之数。而且由于“劣绅痞棍包揽把持，从而分噬，公家有一分之差，民间有倍蓰之费”。⑤
（4）强夺“中饱”。1902年9月，袁以“整顿吏治”为名，奏请从1903年起将各府优缺优差“陋规浮费”（即非法定的额外勒索）一律酌改“公费”，收归“公有”，称为“提中饱”。从此每年刮得银约三十万两。此后他还上奏西太后，宣传“提中饱”是广辟财路的妙法。西太后怦然动心，立即命令各省仿照办理。这种“提中饱”的办法，表面上取之于官，有人谑称为“抽官捐”，实际上仍是刮之于民。当时《中外日报》就指出：“为官者亦知朝廷既分其肥，则此事不足复虑，朝廷取其一，而彼且征其百，自此以往朝廷再无可以约束官吏之权，小民亦再无可控告之法，吏治不修，民生穷蹙将十倍于今日。”⑥
（5）摊派公债。1905年1月，袁世凯奏请以银一百二十万两作抵，发行公债四百八十万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省举办的公债。其中一部分硬行摊派天津、保定绅商购买，大部分则由外国银行或洋行贷借。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举借外债。
其次，袁世凯还大力经营路矿企业。北方各省的路矿企业大都是李鸿章创办的，大买办盛宣怀（1844-1916）是全权经纪人。李死后，盛想继续把持，而不愿拱手交给袁世凯。袁恃强巧取豪夺，全部接收过来，并加以扩充。同时，在此基础上他还主持创办了一批新的工矿企业。
（1）夺取经营铁路的权利。自1896年清政府设立铁路总公司起，盛宣怀一直担任督办大臣，他通过出卖利权，举借外债，大发横财。袁世凯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利薮，况且铁路又被视为“新政之主脑”，自在必争之列。1902年1月他被派为接收关内外铁路督办，8月又担任了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经他荐举，1905年12月唐绍仪兼督办京汉、沪宁铁路大臣，使盛宣怀的铁路总公司无事可作，终在1906年2月被裁撤。11月，清政府改定官制，新设邮传部，总管铁路航运等。唐绍仪、胡为左右侍郎。当时掌握“部中枢要”的就是梁士诒。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1894年中进士。1903年考经济特科，名列一等。当年由唐绍仪荐引入袁幕，前后担任唐绍仪的铁路总文案，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路提调，铁路总局局长等要职。他总办交通“借款各事宜”，为历任尚书所信赖。1907年，他又经手创办交通银行，把轮、路、电、邮四政从金融上控制起来。其属下有叶恭绰（誉虎）、赵燧山（庆华）、龙建章等一帮广东籍官吏。民国以后，在北洋军阀中他能自成一交通系，操纵左右时局，实发轫于此。
自经营铁路的权力转入袁党手中后，铁路借款和收入便成为北洋集团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如关内外铁路营利，规定存入英国汇丰银行，作为借款担保，不能提用。袁接办后，经汇丰允许，每年从营利中提二成拨归北洋，为办铁路巡警等费用。其余存款只要经汇丰同意，也可“任便挪用”。1904年营利银一百八十余万两，其中有一百三十万两为袁挪用为练兵费，“以济眉急”。⑦
（2）夺取轮、电两局。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也是盛宣怀久久经营的企业。为了尽快控制这两个企业，袁世凯于1902年底趁回项城埋葬其生母刘氏的机会，取道信阳，专程到南方走了一趟。他先到武汉会晤鄂督端方，参观汉冶萍铁厂和兵工厂，又乘船到南京，与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晤商，旋赴上海会晤盛宣怀等，商谈招商局、电报局事。袁世凯借口两局附属北洋，于1902年先夺取了招商局，次年1月又以“电务督办大臣”的名义，把电报局接管，派杨士琦到上海为帮办电政大臣兼轮船招商局总办。两局每年向北洋报效官款。以后，袁氏还企图把两局“改官办而不还商本”，实际上就是打算吞没盛的股本。盛施展买办手腕，鼓动一些股东“以股票让外人”，然后又故意出面调停，这才打消了袁的主意。
（3）开平煤矿为李鸿章所创办，“虽有商股，实同官产”。1901年该矿督办张翼以“加招洋股”为名，将矿出卖给英商。次年，袁世凯奏劾张翼擅卖疆土，革职查办，并企图乘机将该矿夺到自己手中。由于英商反对，终未能实现。日俄战争后，中国各地开展收回矿权运动。长芦盐运使周学熙因建议袁氏速办开平附近矿区，以与英人竞争。袁对此深表赞许，乃派周学熙创办滦州煤矿公司。周学熙（1865-1947），字缉之，安徽至德人，为周馥第四子。1901年在山东投靠袁氏，曾创办山东大学堂。次年，随袁至天津，首创工艺局，开办官银号、北洋造纸厂、劝业铁工厂及高等工业学校等，一跃而成为北洋集团实业界头号人物。时人有“北周南张（謇）”之称。滦州煤矿公司于1907年5月正式成立，为官督商办，共集资本约三百万两。⑧除由袁世凯一次拨给官股五十万两外，另加学款三十万。其余“商股”大多是北洋文武官吏。袁氏以北洋大臣的政治力量，多方扶植，与开平矿作业务上竞争。至1912年6月，由朱尔典撮合，开平、滦州两公司合并，组成开滦矿务总局，袁克定任董事长。在筹办滦州煤矿公司的同时，袁世凯还以收回矿权为名，将原来临城矿务局总办钮秉臣、会办龚照屿和比利时商人、芦汉铁路总公司代表沙多（M.Jadot）订立的办矿合同作废，并惩办钮、龚二人，而另派津海关道唐绍仪与比商谈判。唐去职后，由继任津海关道梁敦彦接商，于1905年签订合办合同。⑨袁世凯又派梁敦彦与德人汉纳根（VonHanne－ken）谈判，中德合办井陉煤矿。梁氏离职后，由梁如浩继续接商。后来，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委派津海关道蔡绍基为井陉煤矿督办，道员李顺德为总办，并于1908年4月与汉纳根签订合办井陉煤矿合同。⑩另外，原由李鸿章控制的山东峄县中兴煤矿也转入袁世凯的北洋官僚之手，由张莲芬主持，辛亥革命后，徐世昌、黎元洪、朱启钤等都是该矿的大股东。
以上这些煤矿都要从营业额中抽百分之五，报效北洋。同时，在运费和杂税等方面都享有很多特权，因而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如依据商部所颁矿务暂行章程，每矿矿区不得过三十平方里，而滦州矿经袁世凯奏准面积则广达三百三十平方里，将矿脉相连的公私土地一概予以租购。税厘也依开平的先例，每吨煤只缴纳税银一钱，钱八十四文。
（4）1902年底，管理户部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商请袁世凯在天津代设户部银行，负责铸币和发行钞票。袁奏调毛庆蕃为总办，于1904年正式开业。这是当时中国人自办的一家最大的银行并代理国库。名为官商合办，其实所谓“商股”也大都是北洋军阀官僚。该行1908年改名大清银行，1911年又改称中国银行。此外，袁世凯还派周学熙、王锡彤、吴鼎昌及孙多森（孙家鼐的本家）等创办了银元局（官办）、铜元局（官办）、天津银行（官商合办）、北京自来水公司以及著名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启新洋灰公司为官商合办，资本最为雄厚，其大股东有袁世凯、周学熙、张镇芳、李士伟、李士铭、王锡彤、孙多森、卢木斋。以上这些企业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大都依靠北洋官府的封建特权，垄断原料和销售市场，取得高额利润。如周学熙创办的银元局，用一万两纯银，加铜后铸成价值一万四千两银元，利润高达百分之四十。
北洋军阀官僚除投资于工矿企业外，还大量购买土地。所以至清末民初，他们大都变成身兼大地主大买办的巨富。袁世凯人在彰德、汲县和辉县三处就占有田地四万亩左右，在开滦煤矿和唐山启新洋灰公司还有大量投资，据估计至清末他的财产“逾二千万”。[1]徐世昌在辉县占地五千多亩，县城有大公馆，城西三里水竹村有别墅。天津、青岛租界内有大片房地产，仅青岛一处房产即值银四十万两。另外在天津边业银行还有投资。刘永庆原本“家道中落”，清末民初竟成为拥有“膏腴四千多亩”，“周滨市广厦云连”的大地主。[2]王士珍仅在正定原籍就有地九百多亩。陈壁在南苑一处占地二万七千多亩。
袁世凯的北洋集团，除具有地主买办阶级集团的一般共性外，另有两个显著的政治特点：
一、它是地主买办阶级中一个新形成的派系，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为了欺骗人民，排除异己，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事事都贴上新的标签。实际上，他们是一伙政治奸商，盗用资本主义的牌子，推销封建主义的货色。有时，袁世凯也激昂慷慨地指责亲贵无能和吏治腐败，好像他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爱国者”，然而他暗中所追求的则是为了满足自己更为卑鄙无耻的个人权力欲，借“改革”以沽名钓誉、结党营私。他用这个鱼目混珠的办法，一时骗了不少人，以致当时有人以为他是进步力量，赞扬他为“开明之巨手”。[3]留欧学生中的革命党人甚至还有人劝他实行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之所以能骗取革命党人的“信赖”，与他十年来一直披着“新”的外衣有很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新军、巡警、学堂、立宪等等，确实是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表面看去，这些东西好像都是新事物，但是，它们由袁世凯倡办，其阶级本质都是极端反动的、腐朽的。因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展开，只有代表新兴的阶级利益的事物，才称得上是新生事物。而袁世凯集团所创办的这些东西，虽然具有近代资产阶级的形式，但始终掌握在已经没落的地主买办阶级手里，反映他们的意志。所谓新政，不是以否定旧阶级的存在为前提，而是为要巩固旧阶级的统治。正如当时有人所说：“行新政为改革旧政之弊也，不谋于受弊之有众，乃假手于守弊之旧人。政之名虽新，政之弊转烈。”[4]
“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5]袁世凯之所以要附丽于资产阶级的新形式，说穿了，不过是为了阻挡和破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保存和发展以他为代表的腐恶势力而已。但是，客观结果和袁世凯的主观意愿相反，他改革的程度越大，封建制度的危机就越深刻。
二、北洋集团是以小站练兵起家的封建军阀为核心，结合一大批办“新政”发迹的官僚组成的。他们是一群政治上的暴发户和饕餮之徒，对于扩张权势，掠夺财富，具有急不可待、不择手段的特点。
为贿买朝廷亲贵老朽，袁世凯最舍得下本钱。西太后生日，他一次就贡上寿银四十万两。1903年初，荣禄病死，他探得庆王奕匡力有入军机的消息，立即派杨士琦携带十万两一张的银号票子送去。庆王一见，初疑是眼花，仔细一看，果然是十万两！就对杨说：“慰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说：“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6]奕匡力听了，不再客气。此后，袁世凯“完全仿照外省的首府、首县伺候督抚的办法”，对奕匡力“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7]贡纳不懈。他还和奕匡力的儿子载振换帖结为兄弟。后来，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奕匡力必先和他商量，表面说北洋为“储材之区，人文荟萃”，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起作用。
袁世凯处处展施阴谋手段，党同伐异，不遗余力地扩张权势。1906年底，西太后决定将东北改行省制，派载振和徐世昌出关考察。载、徐路过天津，在北洋督署暂驻。当时，段芝贵以候补道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随进出入督署，管理庶务，对于载振的供张伺候极为周到。一日，袁世凯在督署演戏，款待载振一行，载见女伶杨翠喜，惊为天人，赞赏不绝。及载振由东北回京过津，段芝贵即购买杨翠喜献给他。载振大喜。同时，袁也将东三省督抚及其他要职拟定，开一清单，交载振转致奕匡力。不久东三省督抚发表表，总督徐世昌，奉、吉、黑三省巡抚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全是袁党。尤其是段芝贵，以一候补道超级拔耀，而杨翠喜事又为人所知，一时官场哗然。军机大臣瞿鸿礻几乘机唆使御史赵启霖奏劾段。[8]西太后派载沣、孙家鼐查办。此即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
为掩护同党，袁世凯先请载振密送杨回津，由张镇芳托盐商王益孙出面领去。及载沣、孙家鼐派员至津查访，而一切布置己定。王益孙自己承认参劾案前已购杨为使女，人证物证俱在。载沣怕得罪奕匡力，也不敢深究，虽然提王、杨至京面讯，也是官样文章，即据以复奏。结果赵启霖以“任意污蔑”亲贵重臣名节褫职。但西太后对袁党也不无怀疑，于结案前宣布撤销段芝贵布政使衔署黑龙江巡抚职，改命程德全署理。载振也被迫自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
袁世凯、奕不甘罢休，立即还手反击，大张挞伐。首先于1907年5月借口两广发生军事，排挤瞿的同党岑春煊（邮传部尚书）出任两广总督。[9]继而于6月由杨士琦拟稿，以白银二万两买得御史恽毓鼎具名，弹劾瞿鸿礻几“交通报馆”，泄漏机密。终于使其失宠，被逐回原籍。岑春煊“知朝局大变”，即逗留上海称病“乞假”。袁世凯深知必牵引康有为和梁启超，方能耸动西太后，使之震怒，把岑推倒。于是，指挥亲信诬奏岑在沪“暗通康、梁”，“谋为不轨”，并伪造岑与梁启超合影照片，密呈西太后，以为佐证。终于使岑开缺。[10]
自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北洋军第三镇和由其他镇抽编的两混成协开入东北，东北三省便成了北洋的外府。袁世凯的势力不仅笼罩了华北和东北，而且“各省文武要职，无不遍布私人为之羽翼”。[11]就是朝廷要政，也“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才能作出决定。[12]因此，当时梁启超称天津督署为“中国第二政府”。
注释：
①袁克文：《辛丙秘闻》。
②《大公报》，1906年3月21日。
③杨士骧：《杨文敬公奏议》，卷9，页11.
④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301、309、358.
⑤同③。
⑥《中外日报》，1903年1月17日。
⑦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4，页13.
⑧卡尔森（E.C.Carlson）：《开平煤矿》（TheKaipingMines），哈佛大学1957年版，页93.
⑨《郎中钮秉臣禀与沙多前订草合同作废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卷19.
⑩《蔡道绍基李首顺德详与汉纳根订定合办井陉矿务合同，应否奏明立案文并批》，见同⑨。
[1]沃丘仲子：《徐世昌》，上海崇文书局1918年版，页32.
[2]张瑞桢、张镇芳撰：《修竹斋诗文集》，1912年版。
[3]《大公报》，1909年1月16日。
[4]见《北洋公牍类纂》。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页394.
[6]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书局1958年版，页128.
[7]同紒紣矠。
[8]瞿鸿礻几（1850-1918），字子玖，湖南善化人。1871年中进士，授编修。1895年迁礼部待郎，后出督江苏学政。1901年至西安扈驾，因“承旨拟谕，语中窍要”，得西太后欢心，超擢为军机大臣兼充政务大臣。瞿办事认真，多次在西太后面前弹劾奕和袁世凯。
[9]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人，为云贵总督岑毓英第三子。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岑为甘肃布政使，以迎銮护驾有功，为西太后所宠信。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以敢于“参劾官吏”著名。1907年春由瞿鸿礻几举荐，授邮传部尚书。未到任，即奏罢待郎朱宝奎（朱为奕、袁世凯提拔之人）。又于西太后召对时，面劾奕贪黩误国，请予罢斥。
[10]《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页5713.
[11]岑春煊：《乐斋漫笔》，见《中和月刊》，第4卷第5期，1943年5月。
[12]张一：《心太平室集》，1947年版，卷8，页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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