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局促在小站一隅，时刻想出任封疆大吏，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他卷入帝后两党、新旧两派的斗争以后，对国内政治形势更加关注。
德国于1897年借口“钜野教案”侵占了胶州湾以后，接着又强占土地，修筑胶济铁路，将山东一省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把中国东北和长城以北都划入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借口和沙俄对抗，租占威海卫，又强迫清政府承认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强占广州湾以后，把云南和两广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也从清政府取得不割让福建给别国的保证。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一场对抗瓜分狂潮的义和团爱国运动迅猛兴起。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民间反封建压迫的秘密结社，参加的人主要是山东和直隶交界一带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失业的劳苦群众。19世纪末年，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深入这一带农村，传教士勾结土豪，霸占田产，包揽词讼，放高利贷，搜集情报，横行霸道，无所不为。义和拳就逐渐地转变为群众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组织，并且在与教会势力不断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
1899年夏天，仅山东兖、沂、曹、济一带及鲁西北各属“四十余州县”，义和拳反抗教会压迫的事件就有“一千余起”。①这使帝国主义者感受到莫大的威胁，他们不断敦促清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山东巡抚毓贤是一个残酷、昏庸的满族官僚，又有盲目排外思想。在反帝怒潮面前，他既无力镇压，又不愿向清政府求援，便企图把义和拳改为官办的团练，加以控制利用。结果适得其反，义和拳改名义和团后，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参加，如茌平县八百六十个村庄，拳厂多达八百处。一时山东成了反帝风暴的中心，引起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公然要求清政府撤换毓贤，“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的职位”，并说“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②暗示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可以担当这一屠杀中国人民的任务。
对山东的局势，袁世凯早已表示关心。1899年5月底，他奉荣禄的命令率领新军八营前往德州一带，演习行军阵法。这次行军表面上说是为准备抵抗德国侵略，实际是向义和团示威。他在德州驻扎期间，多次给荣禄写信，报告山东情况。在一封信里，他大意说：“内有德酋请治其罪，地主（指毓贤）复求其疵，出师未捷，已腹背受敌，今而后知带兵之难也。”在给徐世昌的信中，他说毓贤“糊涂”，“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对毓贤的作法表示“不胜愤闷”。③7月回到小站，他立刻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说自己目睹山东局面，“夙夜忧愤”，并献策说：在山东必须“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以便“导愚民，而缔邻好”。④即消灭义和团运动，而与帝国主义者和好。11月，他进京为西太后“祝嘏”，趁机又向荣禄面陈了自己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迅速扩大和帝国主义者的要挟，使清政府十分焦急。多年来仰承帝国主义鼻息办事的清政府，对主子的旨意当然不敢置之不理，加上袁世凯个人又提出了一套解决山东问题的办法，荣禄也认定袁有魄力，是一个处理棘手问题的能手，竭力保荐他到山东去。因此，清政府于12月6日发布上谕，命令“毓贤来京陛见”，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次年3月14日实授）。⑤同时，命令武卫右军全部由小站开往山东，仍由袁统率。12月7日，康格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中说：“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即可恢复，我们希望如此。”⑥
袁世凯于12月26日率领新建陆军到达济南，开始进行用军事控制山东政治局势的尝试。他确实没有辜负中外主子对他的期望，接任后立即抓住肥城县义和团杀死英国传教士卜鲁克（S.M.Brooks）的事件，作为媚外资本。他派兵前往肥城搜捕团民，押至济南，请英国驻上海副领事“观审”，判处两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三人充军，四个村保受鞭笞之刑，知县也撤职。还命令当地村民交纳赔偿费银九千两，又给卜鲁克建立“纪念碑”，完全满足了帝国主义的蛮横要求。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这样作了袁世凯取信帝国主义的贽礼。从此，袁世凯派兵保护各州县教堂；传教士外出活动，由清兵护送来往。
袁世凯奉帝国主义分子若神明，却把中国人民视为草芥。他胡说“义和拳实系匪类，以仇教为名，而阴逞不轨”。他认为义和拳之所以能在山东发展，主要是由于毓贤“一味纵容”。⑦因此，他一到济南就派遣防营前往各州县镇压。这时，有一些山东籍京官连续奏劾袁，说他“一意主剿，致滋事端”。清政府也担心他操切从事，“激成大祸”，连下三道上谕，告诫他“不可意气用事，徒恃兵力”。袁接到上谕，认为这是“居心倾排”者所为，于1900年1月13日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为自己的“剿办”政策进行辩护。他诬蔑义和团是“匪类”、“邪教”，说什么义和团不能“举强盛之洋人而灭之”，“就使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因此，他表示“不敢畏避嫌怨，扶徇欺蒙”，对义和团必须痛加“剿办”，并提出“治本治标”两层办法，双管齐下。⑧
所谓“治本”，就是进行“调和民教”的欺骗宣传。他编印了大量白话诗歌告示，四处张贴，广播民间，恣意诋毁义和团。如在《劝谕百姓各安本分勿立邪会歌》中说：“本院抚此土，敬愿广皇仁，嫉恶如所仇，好善如所亲，但论曲与直，不分教与民，民教皆亦子，无不勤拊循。尔皆同乡里，还须免忿争，忿争何所利，仇怨苦相寻，传教载条约，保护有明文，彼此无偏倚，谕旨当敬遵……出示已多次，昏迷应早醒，如再堕昏迷，法网尔自撄，首领惧不保，家产将尽倾，父母老泪枯，兄弟哭失声，作孽自己受，全家共艰辛，扪心清夜思，梦魂惊不惊。从此早回头，还可出火坑，倘能获匪首，指解公庭，并可领赏犒，趁此立功勋。”⑨袁世凯企图通过这种欺骗宣传，孤立义和团，瓦解人民群众的反帝意志，这当然是不能得逞的。因为，袁的谎言无论怎样编造，也无法掩盖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血淋淋的事实。实际上，袁氏所用以对抗义和团的主要办法是“治标”，即“以兵力剿办”，而所谓“治本”的宣传，不过是掩盖其屠杀政策的遮羞布而已。
1900年初，袁世凯派山东督粮道尚其亨和济东泰武临道吉灿升，督同任永清、马金叙、吴长纯等五营清军，到鲁西北各州县，进行野蛮扫荡，逮捕和屠杀团民，拆毁拳厂，命令各村庄长具结，永不习拳。鲁西北各州县本是山东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在著名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被捕就义后，⑩又形成了几支各有数百人的武装队伍，他们英勇地反击清军。但是，由于力量分散，寡不敌众，经过几场悲壮的战斗，受到严重的摧残。义和团首领王玉振、王立言、朱士和、邢殿五等在同清军作战中或壮烈牺牲，或被捕后惨遭杀害。宋怀、戴大木等人虽然还率领少数团民坚持斗争，但已没有力量列阵迎敌，只能在直鲁边界地带“避实击虚”，“往来游击”。大部分团民则都由公开斗争转入秘密活动。山东各州县义和团运动一时进入低潮。[1]
袁世凯对义和团的野蛮杀戮，引起山东人民对他的无比憎恶和愤恨，“委巷间时有大骂袁之语者”，[2]各地广泛地流传着“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民谣。袁在巡抚衙门的墙外，围上层层铁丝网，深怕人民杀他泄恨，表现了刽子手内心的恐惧。
注释：
①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1157.
②《美国对外关系》，第2卷1902年，页77-84.
③《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七日。
④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1，页9.
⑤《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戊申谕。
⑥同②。
⑦《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六日。
⑧同④，卷2，页1.
⑨袁世凯：《劝谕百姓各安本分勿立邪会歌》。
⑩朱红灯，山东泗水县人，1899年9月，他率领义和团在平原县与清军开仗。10月，不幸被捕，12月4日在济南被毓贤杀害。
[1]详见《山东义和团档案》，济南、临清、东昌各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2]《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册，页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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