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袁世凯遵旨入京。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他，详细询问了新建陆军的情况。袁一一回答。当问及变法时，袁表示：国政腐败，必须积极推行变法，方能有转机。光绪“见袁极力赞扬新政，遂大信之，以为得一有力之助矣”，当天破格提拔袁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宜。次日，袁入宫谢恩，光绪又夸奖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①暗示以后不必受荣禄节制。袁“极输诚悃”，连磕响头。
袁世凯对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本来知情，入京以后，更为了然。他仍采用两面派的手法应付这种局面。一方面对光绪帝所赐特恩表示感激涕零，“惭悚万状”；另一方面却登门拜谒了几乎所有的“老臣”，如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匡力、刚毅、裕禄、王文韶和李鸿章等，对他们“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的心情；还与王文韶商量“拟上疏辞”。王劝阻说：此事“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②
尽管袁世凯向顽固派不断表白心迹，但握有兵权的他突然被召见，并“超擢以侍郎候补”，仍然引起顽固派惊恐不安，造成“举朝惊骇”的局面。③袁进京后，荣禄就制造“英、俄在海参威开战”的谣言，借机调董福祥军到长辛店，调聂士成军十营至天津，“防袁有变”。④并急电袁回小站布防，唯恐他在京受维新派煽动。同时，庆亲王奕匡力、端郡王载漪等多次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⑤政局急剧转变，新旧两派进入最后决斗。光绪帝处境孤危，朝不保夕，遂下了一道密诏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⑥康有为于9月18日接到密诏，当晚集合维新派，“经画救上之策”。当时，杨锐、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徐世昌皆来。大家痛哭不成声，想不出万全的办法。最后决定由谭嗣同携带密诏，“说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⑦
深夜，谭嗣同来到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当时，袁已“探知朝局将变”⑧，又接到荣禄催促回防的急电，正赶写奏折，拟提前请训回津，以便作壁上观。突然来了一个皇帝的近臣，自然使他“心甚讶之”。⑨
两人寒暄以后，谭说：“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旷代之圣主也。”
谭：“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然，固有所闻。”
谭：“上方有大难”。“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之则救之”；又以手抚自己的脖子说：“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说：“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谭嗣同见袁世凯如此慷慨，可以依赖，便取出密诏给他看，并把应变的具体计划告诉他说：20日他请训时，皇上面交谕一道，令他带兵赴天津见荣禄，出谕宣读，立即将荣禄正法，即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贴告示，宣布荣禄大逆罪状，然后迅速统率新建陆军入京，“诛旧党”，“助行新政”。
袁世凯一听让他冒这么大的风险，立刻变了腔调说：“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
谭：“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
袁：“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谭：“可请上先将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
袁：“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
谭：“上意甚急，我有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袁：“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接着又假惺惺地献策说：“九月（阴历）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
袁：“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禄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谭见袁不肯立即率兵相救，只好同意袁的办法，接着说：“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
袁怒目而视，激昂地说：“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谭：“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信誓旦旦地说：“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信以为真，称赞袁世凯为“奇男子”。⑩
袁世凯设词骗走谭嗣同以后，“反复筹思”，深感光绪帝无实权，维新派又多是些空谈的书生，而西太后掌握权柄三十多年，朝里朝外都是她的心腹，树大根深，不易动摇。如投光绪，必将自身不保；如靠太后，则政治地位不难取李鸿章而代之。遂于20日上午请训后，立即乘火车回天津，直奔总督衙门，把维新派的计划全盘托给荣禄。荣禄惊问：“子意云何？”袁答：“特以告公者欲破奸谋，卫慈圣耳。”[1]袁出卖了维新派，使西太后提前发动政变，绞杀变法运动。
当晚，荣禄入京，向西太后告变。西太后即命荣禄回天津掌握军队。次日黎明，她由颐和园进城，径入皇宫，囚禁光绪。接着，发布“懿旨”：以光绪病重不能理事为词，宣布自己临朝训政。下令搜捕维新派。
9月25日，西太后召荣禄进京，授以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管兵部事务，节制北洋各军。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邀功，袁对追捕维新派十分卖力。梁启超于25日逃到塘沽，登上日本军舰。袁派道员黄史镇前往交涉，又派新建陆军洋教习魏贝尔到舰上探查。最后，因害怕日本帝国主义“抗议”，只得罢手。康、梁侥幸逃亡国外；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在京先后被捕，于28日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被捕前夕，维新派都劝他逃走。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他把自己的书稿送交梁启超，坐待逮捕。就义之前他悲愤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3]表现了维新志士献身救国的高尚精神。
与此同时，参预或支持变法运动的人大都被拘下狱，或永远禁闭，或流放边疆。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切改革封建弊政的措施都被视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而取消了。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变法运动就这样被浸在血泊之中，宣告彻底失败。血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无力挽救民族危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下，企图用改良主义的手段来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袁世凯的血腥叛卖手段，使荣禄对他的“才干”更加赏识，也赢得西太后的青睐。当时，曾有亲贵王公以袁“既同谋又出首，首鼠两端”，欲治其罪。荣禄出面保护他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4]西太后为表示对他信任，也特别召见他，准许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又颁给赏银四千两，以示优渥。此后，袁专以西太后和荣禄为靠山，飞黄腾达，更有了捷径。
1898年底，袁世凯为迎合西太后和荣禄的意旨，提出编练武卫军以增强中央统治实力的建议，得到荣禄的赞许。次年初，荣禄遂设北洋军务公所，改宋庆、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等四军为武卫左、右、前、后军，又自募二十七营直接统率，称武卫中军，组成了拱卫京师的五大军。这是清廷的基本武力。同年6月，荣禄奏保袁升为工部左侍郎，仍专统率武卫右军，所部增至一万人。
注释：
①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1册，页549.
②同①。
③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2，页16.
④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同①，页346.
⑤同④，第344页。
⑥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同①，页263.
⑦《康南海自编年谱》，同①，第4册，页161.
⑧同③。
⑨同①。
⑩关于袁世凯与谭嗣同谈话的内容，各书记载大致相同，唯是否要袁立即率兵进京一事记载颇不一致。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不记要袁立即率兵进京事。《康南海自编年谱》和袁的《戊戌日记》及王照的《方家园杂咏记事》则都记要袁立即率兵进京。根据各种史料判断，维新派曾要求袁立即率兵进京，诛旧党，助行新政，是可信的。此处即综合上述史料写成。
[1]同①，页466.
[2]同①，第4册，页53.
[3]《谭嗣同全集》，页512.
[4]同④，页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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