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到小站以后，仍然十分关心京师的政治行情。当时，西太后表面上已归政于光绪，但事事干预，实际上仍握朝廷大权。帝、后为争夺权力，不断发生龃龉，王公大臣中也分化为帝、后两党。帝党官僚翁同和维新派结合，他们的靠山是光绪。反变法的顽固派后面则有西太后撑腰。袁世凯见西太后和光绪都可能提拔他，给他官禄，就脚踏两只船，想方设法谋取双方信任。他不断进京走访顽固派荣禄、刚毅等显贵，百般谄媚邀宠，极尽巴结之能事。尤其是在荣禄担任直隶总督以后，袁经常逗留在天津，与荣禄的关系更为亲密。他曾对徐世昌得意地说：“相待甚好，可谓有知己之感。”①同时，他和翁同也保持密切联系。1898年3月，他携带“瓜分中国画报”进京呈翁阅览，“深谈时局”，说“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而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无限愤慨，“慷慨自誓，意欲辞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筹大局为亟”。②6月，翁同因支持变法被驱逐回原籍，路过天津，袁派人持函献厚礼，深表同情。他还通过徐世昌与康、梁等不断接触，极力表示自己对变法事业的关切。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列强争先恐后地抢占中国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这一切给维新派以极大的刺激。在康、梁的推动下，变法运动冲破层层阻力，于1898年夏天达到高潮，从6月11日到9月21日，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如：取消詹事府和光禄寺等闲散重迭的机构；裁撤腐败的绿营；科举考试废八股，改策论；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总局；提倡民办新式工业；准允自由开办报馆和组织学会；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大小书院为学校，兼习西学；选派留学生；等等。这些除旧布新的诏令，虽然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但给予资产阶级某些政治、经济权利，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这些改革措施，尽管十分温和，但毕竟是对传统的封建顽固势力的一次严重挑战。因此引起顽固派极大的恐慌和仇视，使一些假维新派也惴惴不安。8月下旬，袁世凯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内廷政令甚糟。吴懋鼎、端方、徐建寅同得三品卿衔，督理工农商三事，津上哗然，他处亦可想见。”③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自恃有沙俄的支持，维护一切落后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甚至狂叫“宁肯亡国，不可变法”。他们和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保护封建制度这一点上结合起来，诋毁维新派，大造反动舆论，并准备使用暴力扼杀变法。早在光绪帝开始下诏变法的时候，西太后就已指令光绪让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管驻扎在近畿的董福祥、聂士成和袁世凯三军。又让崇礼担任京城步军统领，把京畿军政实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待机而动。西太后预定于10月间偕光绪到天津阅兵。京津盛传届时她将废掉光绪帝位，另立新君。
维新派不依靠人民群众，完全指望光绪帝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实现改革。当他们得悉光绪将被废黜的消息，自然感到万分震惊。在这危急的时刻，康有为想到袁世凯，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但又担心他“为荣禄用，不肯从也”。④便派自己的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去探察。袁世凯学得孔门的虚伪，却无腐儒的迂气，惯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深知维新派已掌握了起草上谕之权，正破格用人，若取得信赖，可有不次之擢，平步登天。因此，在徐仁禄面前，他极力奉承维新派，说康有为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徐仁禄用话激他说：康曾屡次向皇上荐举你，皇上说：“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为什么与荣不洽？袁听到这里装出恍然的样子说：“昔常熟（翁同）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国藩）、左（宗棠）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⑤
康有为接到徐仁禄的报告，对袁世凯确信不疑，立即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袁世凯。徐在奏折中说，袁“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西各国兵制及我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并建议光绪帝“加官优奖”。⑥同时，康有为又通过维新志士谭嗣同（1865-1898）递上密折，要求“抚袁以备不测”。⑦当时，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四人刚刚被提拔为军机章京，特加“参预新政”四字，赋予阅览奏章、起草上谕的大权，深得光绪的信任。光绪即于9月11日发下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⑧
注释：
①《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②同①。又《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③《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④《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页159.
⑤同④，页160.
⑥徐致靖：《密保练兵大员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2册，页338.
⑦同④，页160.
⑧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2册，页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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