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统治集团大力推行“练兵自强”政策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大胆地提出了“变法自强”的要求。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出现了。甲午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因此改良主义思潮高涨起来，并迅速地形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最负盛名的人物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仕宦家庭，幼年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后来读了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在“进化论”和“民约论”的启发下，他总结了儒家托古改制的学说，写成《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著作，形成了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成为19世纪后期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甲午战争中，老大的中国被新兴的小小的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这给康有为以极大的刺激。1895年5月清廷批准《马关条约》时，群情激愤，举国沸腾。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1873-1929），联合了当时在京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痛切陈述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要求变法图强。他们猛烈地抨击“祖宗成法不可变”的旧调，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上书虽然被拒绝呈递，但它反映了广大爱国人士救亡图存的愿望，道出了郁积在人们心里想说而没有敢说出来的话，因此得到了广泛的传颂。
这时，袁世凯还没有得到训练新军的美差，正当宦途不得意的时候。他终日奔走权门，谋练新军。他有一套善观风向、巧于变化的本领，当看到变法维新获得军务处大臣翁同等名公钜卿的同情、有发达的迹象时，他立即决定在这方面也下一笔赌注。他不时去探访康有为和梁启超，“饮酒商谈”，大讲练兵变法，还称康有为为大哥，表示亲热。①并常常以他在朝鲜王宫与日本人打过仗和甲午战争一度主张对日本强硬为政治资本，自我吹嘘，很快取得康的信任。当时“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6月，康有为又写成一份万言书，各衙门都拒绝递呈，袁世凯自报奋勇，把它交给督办军务处代递，虽然荣禄托词不收，康有为对他仍然很感激。②
康有为多次上书，由于遭到顽固势力的阻挠，都没有结果，就决定刊行报纸，组织学会，制造舆论，集聚力量。8月底，康、梁发起成立强学会，会员有杨锐、陈炽、沈曾植等数十人，袁世凯和徐世昌（当时为翰林院编修）也都捐款入会。强学会会员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有人演说，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上层最早的一个政治结社。自此以后，各省爱国团体纷纷出现。袁世凯在强学会里很活跃，当议办图书馆和报馆时，他首先解囊捐银五百两。此后，加上其他人的捐款共得数千两，强学会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袁世凯又到处联系募捐。经他出力活动，官僚中认捐的颇为踊跃。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三人，每人都答应捐银五千两。李鸿章也表示愿捐两千两，但是康、梁加以拒绝，因为他对日本主和，维新派都以他为政敌。
康有为认为用新法练兵是变法自强的极重要的一环。在他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事》）上，接连刊载关于选将练兵的文章，如《西国兵制考》、《德国兵制考略》、《论水师》等，大力鼓吹选用年轻将帅，“练兵强天下势”。③当刚满三十五岁的袁世凯得到督办新建陆军的差使时，康有为等都以为自己的“同志”掌握兵权，改练新军，这是维新运动兴旺的吉兆，对他寄托以无限的希望。
袁世凯虽然混迹于维新派，但他的思想与维新人物有本质的不同。当时，维新人物多是以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思想上经历了一个否定或怀疑封建主义“旧学”、接受资本主义“新学”的转变。他们的生活际遇虽不尽相同，主张也不尽一致，但大抵都希望在不触动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他们普遍认为，要国富民强，光靠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如要求“开民智”，“兴民权”，即给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以“议事之权”，等等。因此，他们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言人。而袁世凯一直在封建官僚圈子中混来混去，并且宽裕自如，青云直上，思想上没有经历什么转折。他终日所考虑的不是怎样改变腐败的社会，而是如何利用这个社会的腐败，爬到它的最上层去。他把一切都当作爬上去的手段。洋务派全盛时，他侈变洋务，维新派行时了，他又附和维新，但骨子里并没有接受改良主义的纲领。他认为变法的关键，是“淘汰旧军，采用西法练兵”，即编练一支使用新式枪炮的武力，以支撑封建王朝的统治；而政治制度的改变，则是可缓可急；并且认为如若变法，“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才能办好。④张之洞是有名的洋务派官僚。袁氏所谓的变法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不问可知了。
当时，著名的维新派严复（1853-1921）曾指出有三类假维新人：其一以谈新法为一极时髦之妆，“随声附和，不出于心”：“其一见西人之船坚炮利，纵横恣睢，莫可奈何，以为此其所以强也，不若从而效之”；其一则极守旧之人，及见新法，不欲有一事为彼所不知不能，乃“毛举糠，附会经训，张唇植髭，不自愧汗，天下之人翕然宗之，郑声乱雅，乡愿乱德，维新之种将为所绝”。“之斯三者，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⑤诡计多端的袁世凯正是这类假维新派。康、梁对他寄以厚望，正说明维新派由于阶级基础薄弱，力量微小，刚一举步就已彷徨于歧途了。
注释：
①《康有为劝袁世凯退位书》，1916年，见《袁氏盗国记》下篇，页87.
②《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页132.
③《万国公报》39、40、45-50各号，1895年9至10月。
④袁世凯：《戊戌日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1册，页553.
⑤严复：《论中国分党》，见《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页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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