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朝鲜的最后几年，正是朝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候。当时流传着一首凄惨悲凉的民谣：“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可见政治腐败、人民怨恨的情形。为反抗外国侵略和国内封建压迫，朝鲜人民不断掀起武装斗争，到1894年，终于汇合为声势浩大的东学道起义。
东学道是以农民为主的秘密宗教团体，他们反对以天主教为代表的“西学”，反对封建统治者。从19世纪80年代起，道徒迅速增多，遍及全国各地，而以南部全罗、庆尚、忠清三道为中心。1893年4月，道首崔时亨举起“斥夷讨日”的旗帜，①在忠清道报恩县聚集道徒数万人，准备进攻汉城。外国侵略者“均大恐”，“日本人尤惊扰”。②朝鲜国王“仓皇失措”，③赶忙派遣朴纯斋要求袁世凯帮助镇压起义。袁世凯诬蔑东学道为“教匪”、“邪教”，④他大言不惭地说：“邪教乌合，料必自散，倘突聚乱，不及调兵，王可选付凯韩兵千名，以凯处华捕差丁分领，由凯亲率截剿，足可殄灭。”他极力怂恿朝鲜政府先派兵镇压。并献策说：“乱党人多食少，宜先绝其粮道，自然解散。”⑤朝鲜政府听从了这个意见，派鱼允中为宣抚使，领京兵南下，隔断起义军粮道，用“剿抚兼施”的办法来阻止起义。起义者以人多粮少，粮道又为官兵所断，便暂时散去。
次年春，因全罗道古阜郡郡守赵秉甲贪婪横暴，诛求无已，东学道首领全准领导道徒和农民数千人，袭击郡府，赶跑赵秉甲，打开仓库，取出所存贡米数百石，散给贫民，提出“逐倭灭洋”、“尽灭权贵”的反帝反封建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动下，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响应，义军攻占泰仁、扶安、金沟等地，屡次打败官军。应朝鲜政府请求，袁世凯于5月调北洋军舰平远号和汉阳号轮船帮助官军运兵，又派其亲兵徐邦杰、丁得鹏带领十余人到全州，充当军官顾问，“并探报军情”。⑥官军再次发动反攻，结果又被打得落花流水。起义军乘胜攻占全州，一时南部三道完全卷入农民战争的风暴中。
朝鲜政府无力控制局势，要求清政府出兵“代戡”。袁世凯本来认为东学道是“乌合之众”，不足构成威胁，现在见局势严重，又想借以提高清政府的“威望”，为个人猎取权势，便积极主张派兵入朝镇压起义军。他向李鸿章建议说：“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如不允，他国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因此，他认为出兵“代戡”，“自为必不可却之举”；并断定日本“如多事，似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而已。⑦
其实，日本的政策根本不如袁世凯想的那样简单。当东学道起义以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等都认为这是吞并朝鲜的机会。他们一面鼓动浪人组织“天佑侠团”，混入东学道，企图操纵起义队伍；一面怂恿清政府出兵“助剿”，以制造战争借口。⑧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杉村原根据政府指示，6月1日派该馆书记生郑永邦访袁，刺探清政府的态度，说“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⑨袁世凯竟向他透露了清政府准备派兵的内情。⑩次日，杉村又亲自访袁，虚伪地表示“盼华速代戡”，并说“韩送文请告知，以慰盼念，傥久不平，殊可虑。”[1]袁轻率地信以为真，6月3日据此电告李鸿章说：“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2]李本来对派兵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道完全赞同，但怕引起日本乘机入侵，犹豫不决。袁的这个错误判断，加强了李派兵的决心。
6月4日，李鸿章接到朝鲜政府正式请求“速为代戡”的电报，[3]立即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带淮练军一千五百名，驰往朝鲜。另派丁汝昌调济远、扬威三舰，驶赴仁川掩护。同时遵照《天津条约》，照会日本外务省。
日本政府于5月底已秘密进行战争动员。6月初，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了向朝鲜派兵的命令。接到中国出兵的照会后，立刻命令先遣部队火速出动。6月9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不顾朝鲜政府的抗议，率领“护卫队”八百人，进入汉城。海军陆战队数千人也陆续在仁川登陆。朝鲜半岛的形势遂急遽恶化。[4]
李鸿章和袁世凯原意仅在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道，毫无对日本作战的思想准备。袁见日军来势汹汹，情况不妙，大为惊愕，急忙电告李鸿章说：“大鸟来汉，必有挟议。”[5]同时，他拜访西方列强驻汉城公使，要求从中调停；并提出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方案。为避免战争，他多次恳求大鸟谈判，均被拒绝。后来，大鸟忽然改变态度，愿意谈判撤兵。经多次会谈，17日达成两国同时撤兵的协议，即各电本国请示。李鸿章接袁电后，复电完全赞同，并命令原定计划增派部队停止出发，又电令叶志超“速调所部回牙山，整饬归装，订期内渡，以便派商轮往接”。[6]
但是日本政府派大鸟与袁谈判，不过是虚与委蛇，争取时间，以便在军事上从容部署，在外交上作出安排，以避免发动战争的责任。日本政府不仅命令日兵“决不撤退”，而且“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向清政府提出所谓“朝鲜内政改革案”，[7]妄图变朝鲜为其保护国。此后，还训令大鸟在回避战争责任的情况下，“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8]意即制造借口，挑起中日战争。
袁世凯对日本提出“改革案”的居心，是有所了解的。为了向日本表示自己的“诚心”，他“苦劝诸闵告退，拔用有名望的老臣”，[9]进行所谓的“改革”。幻想用让步办法使侵略者放弃战争行动。闵妃集团不接受他的建议，他即向李鸿章请示，要求发动政变，推翻闵妃集团统治，扶植大院君上台。李没敢接受这个阴谋计划。当然，这个计划即使实行，也不可能改变朝鲜局势，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产生更不利于中、朝两国的后果。
当袁世凯“苦劝”闵妃集团“改革内政”的时候，日本侵略军源源开到朝鲜，达八千多人，“各处布置，待与华寻衅”。[10]面对已经出现的战争危机，袁世凯曾连发数电向李鸿章告急，说“日决无和意，我应妥密筹”，并要求调动海陆军入朝，对日“示以声威”。他认为“华若一振，日必自衰”。但李坚持外交重于军事的原则，不肯增派援军，一味依赖俄、英等国的“调停”，尤致力于“联俄制日”。当时，沙俄打着“调停”的幌子，企图从中渔利。清政府中的主战派，已经看出沙俄居心叵测，多次告诫李鸿章“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11]但李鸿章执迷不悟，坚信联俄有望。
袁世凯一向唯李鸿章马首是瞻，自然继续推行他的妥协路线。当日本逼迫朝鲜政府承认日本提出的所谓“改革案”时，曾以“监国大臣”自命的袁世凯，公然表示“不强干预”，[12]更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使日本很顺利地控制了朝鲜政府。袁培植的亲清政府势力顷刻瓦解。
深感孤立无援的袁世凯，胆怯怕死，极想逃走了事。6月29日，连发三电，请求回国，他说：“华人在此甚辱，凯在此甚难见人，应下旗回，拟留唐（绍仪）守看管探事。”又说：“闻大鸟拟照公法作梗例，兵押凯出，果尔甚辱。只可照万国使例，送文知照韩，回国禀商，请兵伐韩。”[13]李鸿章仍把希望寄托在沙俄的“调停”上，他电告袁说：“俄廷叠谕该使调停，必有收场。略忍耐，必有区处。”并诫勉袁：“要坚贞，勿怯退。”[14]但袁不顾一切，决心挣脱险境，于李令其“不得轻动”的同一天，又上一电，极力渲染个人窘境。到7月15日，袁托辞患病，竟躺倒不干，将政务交给唐绍仪，并向李鸿章哀求道：“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15]
袁世凯摇尾乞怜，以病为请，以死相挟，打动了李鸿章。17日，袁奉令回国，易装悄然离开汉城，搭平远舰返回天津，从此结束了在朝鲜的生涯。袁世凯个人获得了“拯救”；但中国和朝鲜的危机局势，毫无改变。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无故袭击中国军舰和高号运兵船。高号上一千多官兵誓不投降，用手中的轻武器英勇抵抗。最后，船被击沉，官兵大部壮烈牺牲，表现了中国人不畏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7月21日，袁世凯到达天津，向李鸿章汇报了朝鲜的情况，并撰写了一篇意见书，极力附和李的主张，大肆宣扬失败主义。他说日军已占优势，中国根本不能取胜，只有退守鸭绿江边，把朝鲜丢给日本占领。[16]李鸿章决定让他仍以“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名义，赶赴粮饷武器。袁不愿再干营务处的差使，而要调任他职。李严令即回本任。袁极感恐慌，曾托其堂弟袁世勋（袁保恒之子）找军机大臣翁同、李鸿藻设法。翁、李和袁保恒都有交情。李鸿藻遂奏请让袁世凯统率一军赴前敌。但是，李鸿章坚持己见，袁只得遵命。
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9月9日，袁世凯出山海关，当他抵达沈阳时，日本侵略军已渡鸭绿江，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淮军纷纷溃退。他借口在新民厅购粮，踌躇不前，企图坐观形势变化。经李鸿章一再电催，始至九连城前线转运站。10月初，日军陷安东，他退至凤凰城，又转辽阳。九连城失守（15日）后，他押运三千箱军火撤至新民厅。他随军东逃西跑，失败主义情绪更重，在寄给其弟袁世彤的信中叙述甚详，他说：“平壤溃后，兵无战志，续来兵太零星，徒送死，直无办法。郁人（周馥）及容（袁）跟人蹭跑，无谓之至，然亦不敢启齿请归。时在路上过日，惟有自笑而已，天也！命也！痛愤亦无可说……京堂之上国束手为小丑所困，讵非天乎？然亦由谋之不减，平时不能绸缪也。新民距关六百数十里，然亦未可常居，似将退锦州，则再退津销差矣。”[17]
袁世凯的主要任务是筹拨弹药粮饷，联络各军。因此，他与前线淮军将领聂士成、宋庆以及湘军统率刘坤一等都“时常接晤”，彼此相处甚融洽。刘坤一曾称赞他“办事有条理”，为军中“出色之员”。[18]1895年初，战争形势更为恶化。日本侵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继续向辽河一带进犯。李鸿章为了保存淮军和北洋舰队实力，一直消极应战。在妥协思想指导下，湘、淮军七八万人，不是望风而逃，就是一触即溃。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清政府见败局已定，沙俄“干涉”也成画饼，即决意屈辱求和，派李鸿章赴日谈判。
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全国舆论一致谴责李的卖国罪行。多年追随李鸿章的袁世凯，也被人们指斥为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19]这时袁已由东北回到天津销差，他眼看李鸿章因战败行将失势，立即加紧攀援其他达官显贵。他不时与李鸿藻通信，报告军情，评论战局，推卸败事的责任，钻营新差事。
注释：
①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1，页28.
②同①。
③伊藤博文编：《秘书类纂朝鲜交涉史料》，卷下，1936年东京版，页67-70.
④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4，页28.
⑤《袁世凯致李鸿章密电》，光绪十九年三月十八日，见《养寿园电稿》，页81.文同①。
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页5.
⑦同④，卷15，页32-33.
⑧《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二册，1953年东京版，页153-156.
⑨同④，卷15，页32-33.
⑩同④。
[1]同④，卷15，页34.
[2]同④，卷15，页34.
[3]同⑥，卷13，页7-8.
[4]同⑥，卷13，页14.
[5]同⑥，卷13，页12.
[6]同④，卷15，页39-40.
[7]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页34、35.
[8]同[7]，页34.
[9]同⑥，卷13，页26.
[10]同⑥，卷13，页28.
[11]同⑥，卷13，页25.
[12]同④，卷16，页11、13.
[13]同⑥，卷14，页3.卷13，页28.
[14]同④，卷15，页58.
[15]同④，卷16，页22.
[16]张佩纶：《涧于日记》甲午下，页6-8.《容庵弟子记》卷2，页1.
[17]见《项城总统家书》，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377至378.
[18]《刘坤一遗集》，卷24，页874.
[19]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6，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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