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兵变”以后，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明显地分化为保守与“开化”两大派。保守派以闵泳翊、金允植、闵泳穆、赵宁夏等为首，掌握朝鲜政府实权，主张维持旧秩序和清政府的传统关系，因循苟安，泥古不化。他们得到吴长庆、袁世凯的支持。开化派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为首，针对朝鲜落后的情况，要求自上而下地变革，使朝鲜“独立”、“开化”。然而他们大都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没有认识，企图依靠日本推翻保守派的统治。两派明争暗斗，矛盾重重。
由于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为巩固北洋防务，于1884年4月命令吴长庆从朝鲜撤回三营清军，驻扎辽东半岛金州，其余三营仍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张光前统带。袁世凯得李鸿章奏荐，被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①一跃而为驻朝清军的重要人物。
清军撤离汉城，再加上中法战争中中国败讯频传，特别是福州海战的惨败，给了朝鲜宫廷以极大的震动。开化派认为有机可乘，遂积极密谋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自这年10月起，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人，不断与日本驻朝使馆接触，企图取得日本的实力支援。
日本以“壬午兵变”为借口，于1882年8月胁迫朝鲜订立了《仁川条约》，不仅加强了对朝鲜的经济控制，也扩大了政治、军事影响，尤其是规定使馆驻兵一条，大大便利了日本的侵略活动。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是一个狂热的侵朝分子，他打着“支持改革运动”的幌子，多次接见金、朴等人，进行蛊惑宣传，并为之出谋划策，制定了具体的政变计划。他还答应筹措经费，出动使馆驻军，以实力相支持。
经过一番秘密准备，开化派决定1884年12月4日庆祝邮政局新厦落成举行宴会时，发动政变。当天，邮局总办洪英植邀请政府显贵官员、外国使节以及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赴宴。日本公使竹添托病未到，在使馆等待起事的信号。当宴会进行时，按照预谋，开化派在邮局附近纵火，并趁机刺伤保守派官吏闵泳翊，与会众人闻兵作乱，逼迫国王招竹添率兵进宫保卫。竹添得讯，立即率日兵一百余人入宫布防。当晚，金、朴等又矫诏召保守派大臣闵台镐、尹泰骏、赵宁夏等六人入宫，将他们都处死。
12月6日，开化派组成新政府，公布“新政纲”：“废止朝贡虚礼”：“废除门阀，确立人民平等之权，以人择官，勿以官择人”：“改革全国地租法，杜吏奸而纾民困，兼裕国用”：“革罢内侍府”，等等。②开化派的“新政纲”，企图限制国王和宫廷的权力，其锋芒主要指向以闵妃为首的保守派势力，自然遭到保守派的激烈抵抗。
袁世凯一向支持保守派，排斥开化派。政变的消息使他颇为激动，他感慨万分地说：诸大臣“一时俱杀，羽翼孤矣！”③并极力主张用武力支持保守派复辟。他一面会同吴兆有上报李鸿章，要求“派兵轮东来”；④一面随机应变，发号施令，准备举兵。当时，保守派金允植、南廷哲（户曹参判）、沈舜泽（右议政）等又恳切要求清军援助。袁乃自行决定派兵入宫，“保护国王”。他先照会竹添，说明入宫理由。竹添置之不理。袁等即率清军一千余人闯入王宫。日军开枪射击，双方战事遂起。曾侈谈“援助改革”的竹添，知寡不敌众，便违背诺言，对开化派头目说，他“必须从宫廷撤退本国的军队”，⑤随即率领日兵，自焚使馆，狼狈逃回日本。洪英植、朴泳孝挟持国王逃往关帝庙避难，被清军捕获。袁护送国王回宫，保守派重新掌权，恢复旧秩序。许多与这次政变有关的人或被杀，或被投入监狱，只有金玉均等少数人亡命日本而幸免。
袁世凯亲率清军一营驻守王宫，以“监国大臣”自视。12月15日，他直接给李鸿章写了一篇长达数千言的报告，洋洋得意地大谈镇压政变的细节，吹嘘自己的“功劳”，并献计说：“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⑥这是妄图吞灭朝鲜的一派呓语，赤裸裸地暴露了袁世凯的野心。
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的报告，又惊又喜。喜的是袁能随机应变，在军事上外交上作周密部署，迅速摧毁了开化派，恢复守旧派政权，巩固了清政府的“宗主国”地位；但又担心得罪日本，问题严重，不易处理。当时，竹添回国以后，诬指袁世凯无故攻击日军，伤害日商，烧毁日使馆，大肆鼓动惩袁反华。日本扩张主义者借机示威游行，高呼“膺惩清国”。日本政府中“主战”“主和”两派争论激烈。⑦清政府中也有人指责袁“擅启边衅”，对他不表信任。⑧李鸿章为了应付日本，一面电告袁“勿遽与倭人开衅”；⑨一面奏派吴大澄、续昌前往朝鲜查办。1885年1月1日吴等抵达汉城，命令袁率队回营，不得妄动，听候查办。
袁世凯镇压开化派，本想邀功请赏，没想到得罪日本，反招致各方面的指责，成为“众矢之的”，不仅升官成了泡影，连现在的位子都有倾覆的危险。在不如意的环境中，他最感气恼的是吃吴兆有一“大亏”。⑩吴长庆离开朝鲜以前，他已蔑视这个提拔他的恩人，而通过其堂叔袁保龄，迳自攀援李鸿章，“扶北洋之虚声以笼罩一切”。吴长庆离开朝鲜后，他更加“妄自尊大”，“陵蔑一切”，“一切更革，露才扬己”，颇令吴长庆难堪。[1]以致张謇写信痛斥了他一顿。至于吴兆有、张光前辈自然更不在其眼中。他极力排挤吴、张二人，企图把庆军全部压到自己手中。此次举兵，几乎由他一人主动，吴兆有等虽也联衔参与其事，不过挂名而已。现在惹来“查办”的麻烦，自然将所有责任都加在他身上，并乘机揭发他豢养官妓、贩卖烟土、贪污挪用军饷等等劣迹。李鸿章乃命令吴兆有，责令袁“照数认赔”。[2]
在“内外夹攻”的处境中，袁世凯施展以屈求伸的策略，托故母病，请假获准，于1月31日离开朝鲜回国。此后便到陈州“隐居”。[3]袁保龄对他摆脱困境，极为赞赏，说“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4]
1885年2月，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伊藤提出中日从朝鲜撤兵和惩办袁世凯等无理要求。经过多次会议，双方达成协议，规定中日军队四个月内同时自朝鲜撤退，将来如再出兵，彼此先行知照。李鸿章为保留清政府往朝鲜的派兵权，不惜也给了日本同样的权利，等于把朝鲜置于两国的共同保护之下，这就成为甲午战争的伏机。关于惩办袁等，李鸿章始终不肯接受，最后依据李的折衷办法，以其私人名义“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5]至此，袁世凯所谓“擅启边衅”的责任由李鸿章完全推卸。一场变幻险恶的风浪总算躲过去了。袁保龄函告袁世凯说：“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唇舌，此节自是可感。”[6]同时又致书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章晴笙说：“凯侄得我帅力持正论以覆庇之，感切心骨。”[7]
李鸿章的“行文戒饬”仅是官样文章，所以不到半年，袁世凯又被起用，而且身价更高了。
注释：
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9，页34.
②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通史》1975年版，下卷，页75.
③《朝鲜档》，李鸿章致总署函，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六日。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57.
④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卷3，页41-53；卷6，页48.
⑤李清源：《朝鲜近代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页63.
⑥《清季外交史料》卷50，页31-33.
⑦《伊藤博文传》中卷，页395、400.
⑧《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页18.
⑨同⑧，卷5，页25.
⑩《袁氏家书》卷6，页13.
[1]张謇：《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1，页1-5.《啬翁自订年谱》，卷上，页25.
[2]《袁氏家书》卷7，页13.
[3]同④，卷3，页33、39.
[4]同④，卷3，页57.
[5]同⑧，卷7，页22-35.
[6]同⑩，卷6，页13.
[7]同④，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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