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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靠淮系军阀

  在科场上失败以后,袁世凯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与他所受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如上所述,他家以“求官发财”为门楣家训,而且祖辈父辈都有人通过“军功”取得高官厚禄。他作为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感情和观点的人,受到阶级利益和个人欲望的驱使,自然要效法先辈的榜样,把功名心从科场转移到“疆场”上。

  然而,一个人所走的道路,不完全是由家庭出身来决定的,还要接受到社会影响。从社会上看,19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洋务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洋务派“求强”的思潮对袁世凯政治思想的形成,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洋务运动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腐败的清王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又遭到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沉重打击,陷入严重的困境。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感到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天朝尊严”,如不寻求对策,反动统治难以继续下去。他们不顾封建顽固派的反对,极力主张借助洋人的“坚船利炮”,以挽救清王朝。这些主张完全符合资本主义列强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意图。它们认识到要征服像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广阔、人民富于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的国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扶植那些对它们屈服了的封建统治者,培养一批效忠于自己的洋奴买办,才能更有效地镇压中国人民,建立殖民统治。

  因此,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下,一部分当权的贵族、军阀和官僚打着“求强”、“求富”的旗号,掀起了办洋务的热潮。而且,逐渐形成为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张之洞为首的几个洋务集团。其中以李鸿章集团的势力最大,影响深远,与袁世凯及其家族的关系也最为密切。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他是曾国藩的门生、幕僚。1861年,他奉命收编安徽地主团练,仿照湘军营制,组成淮军。次年,他率领淮军六千人到上海,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装备淮军,雇用外国军官任教习。此后,他联合上海的买办势力开办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等大兵工厂,制造屠杀人民的军火。他依靠这支使用洋枪洋炮的淮军,伙同曾国藩的湘军,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接着他又把捻军镇压下去。由此被封建统治阶级吹捧为“中兴名将”。在血洗农民革命军的过程中,淮军扩充到七万余人。由于他手中有强大的武力,清政府不能不依靠他来进行统治。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保持北洋地盘,巩固和扩大淮系军阀集团的力量,他创办了轮船招商局(1872)、开平矿务局(1878)、天津电报总局(1880)、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和天津铁路局(1887)等一大批企业。同时,还修筑大沽、旅顺、威海卫等处军港炮台,成立北洋舰队(1881)。又派淮军军官分赴德、英、法各国学习陆海军,设立天津水师学堂(1881)和北洋武备学堂(1885),大力培养洋务军事、交涉“人才”。

  李鸿章盘踞北洋,掌握清政府的军事、内政大权,包办外交,对外守定妥协投降的方针,比其他官僚更能得列强的信任。到80年代,他已经成为清政府中最有实力的人物。以他为首的洋务集团,是一个由军阀、官僚、买办组成的庞大混合体。当时,凡想要做官,或已经做官而想升官的人,大都要走李的门路。

  袁世凯的家族与李鸿章及其集团的关系由来已久。道光末年,袁甲三、曾国藩、李鸿章都在北京作官,就“相厉以道谊”。②1853年,袁甲三和李鸿章一起随吕贤基到安徽督办地主团练,一在淮北,一在淮南。后来,李转入曾的幕府,他们之间仍有书信往还。曾、李镇压太平天国后,李鸿章率领淮军北上镇压捻军。当时,袁甲三已死,其部众便大都为李所吞并,成为淮军的一部分。袁保恒一度在李手下带兵,袁保庆在山东时,也曾给淮军采购粮食。袁保龄在北京作官,本来师事顽固派倭仁,后来受洋务思潮的影响,拟了不少关于“求强”的条陈,主张“集天下纯儒志士”“共励洋务”。③李鸿章认为他“谙习戎机,博通经济”,④于1881年秋奏调他到天津,以二品道员委办“旅顺海防营务”;直到他于1889年病死,一直受李鸿章的器重。因此,李鸿章及其亲信幕僚和高级将领,如刘铭传、周馥、丁汝昌、吴长庆、宋庆等,都是袁世凯的父执。刘铭传、吴长庆等还与青少年时代的袁世凯见过面。

  袁世凯在北京读书时,李鸿章正在直隶总督任上。对李的显赫地位,不胜钦羡。在洋务派“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他“好读兵书”,“留心时事”,常作军事论说,侈谈练兵“安内攘外”。⑤袁保龄对他的议论,颇为赞赏,曾情不自禁地表示,袁家“嗣武有人,亦可略慰”。⑥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袁世凯在科场上谋求荣华富贵的希望破灭以后,遂把诗文付之一炬,决心攀附李鸿章淮军集团。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⑦当时,李鸿章的幕府中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袁世凯仅是一个无名的拔贡生(秀才),地位低微,对他说来,显赫的李氏是可望而不可攀的。因此,他没有直接投奔李,而于1881年5月,带领“其家旧部数十人”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

  吴长庆(1829-1884),字筱轩,安徽庐江人,1880年冬率领淮军六营由浦口移驻登州,督办山东海防,极受李鸿章的信任。其父吴廷襄是庐江地主团练武装的头子,咸丰年间太平军包围庐江,吴廷襄派吴长庆到宿州,向袁甲三求救。袁甲三举棋不定,征求子侄意见。袁保庆以“绅士力薄,孤城垂危”,主张援救;袁保恒则认为“地当强敌,兵不能分”,两人争持不下,拖延多日,以致庐江被太平军攻占,吴廷襄被杀。此后,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而与袁保庆“订兄弟之好”。⑧袁保庆在南京时,吴长庆带兵驻扎浦口,两人过从甚密。袁保庆死时,吴长庆渡江视敛,“扶棺痛哭”,帮助料理丧事。⑨因此,当袁世凯来到登州时,吴长庆不仅“肫然相信”,⑩乐意收留,备加照抚,而且随后又加以提拔重用。

  武夫出身的吴长庆“好以文雅缘饰”,[1]以敬礼士大夫而扬名海内。他的幕僚张謇、朱铭盘、[2]周家禄等,[3]都是一时名士。他对张謇尤其倚重。张謇(1853-1926),字季直,江苏南通人,文学颇有根底,素有“才子”之称,1876年入吴幕后,得参与机密,军中重要函牍,多出其手笔。吴长庆命其子吴保初随张受业。袁世凯到营后,也拜张为师,学习诗文。据张回忆:“謇曾命题,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井井有条,似颇干练。”[4]

  袁世凯善于奔走钻营,在吴长庆及其幕僚面前,总是“谦抑自下”,极表恭顺。又时常伪装忧国忧时,“作激昂慷慨之谈”。[5]很快取得吴长庆等人的好感,被称为“有造之士”。[6]不久就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

  1882年6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廷派吴长庆率兵赴朝镇压,袁世凯随军前往。从此开始了在朝鲜的政治生涯。

  注释:

  ①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页12.

  ②袁甲三:《端敏公集》卷首下,页27.

  ③袁保龄:《阁学公集》卷首,页22.

  ④同③,页16.

  ⑤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1,页2.

  ⑥《袁氏家书》,卷5,页11.

  ⑦同⑤,卷1,页4.

  ⑧张謇:《啬翁自订年谱》,1925年版,卷上,页21.

  ⑨同⑥。

  ⑩张謇:《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1.

  [1]张佩纶:《涧于集》,1918年版,卷3,页45.

  [2]朱铭盘,字,号曼君,江苏泰兴人,光绪八年中举,以善骈俪名于时,著有《桂之华轩诗文集》。

  [3]周家禄(1846-1910),字彦升,江苏海门人,自号奥老人,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时曾入袁幕,著有《恺寿堂集》三十卷。

  [4]刘厚生:《张謇传》,1958年版,页6-7.

  [5]同⑩。

  [6]同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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