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东部的项城，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小县。淮河的支流——颍水，从县境蜿蜒流过，雨季常常泛滥成灾。项城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直到19世纪中叶，城里仅有二三十家店铺，没落的封建地主经济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全县九千多顷土地，绝大部分为少数“豪富之家”所霸占。广大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地租一般为收成的一半，有的甚至高达八成。①在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重重盘剥下，农民生活困苦不堪，“终岁勤劳，节食俭用，而常苦不足”。②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迫使农民不断奋起反抗。每当夏秋收获时节，农民常常联合起来，抢收地主的庄稼。豪绅地主为了“护青苗”，也组织起“保田会”。③因此，境内往往引起械斗，酿成血战，形成了所谓“犷悍之习”，“斗狠之风”。④
袁世凯家住在项城东北十余里的张营，占有土地四五十顷；此外，在北京天成亨钱庄和陈州于家典当铺等处，还大量放高利贷。一家三十多口人，四世同堂，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大家庭。
袁世凯的祖辈父辈，都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中过科举，任过官职。曾祖父袁耀东是庠生，年纪还不满四十便“勤学赍志以殁”。曾祖母郭氏出身于同郡一个“望族”，活到九十多岁。⑤在她的悉心教育下，她的四个儿子：树三、甲三、凤三、重三，都取得功名。袁树三是廪贡生，曾“署陈留县训导兼摄教谕”。⑥其长子袁保中是附贡生，次子袁保庆是举人。袁甲三（1806-1863）于道光十五年中进士，历官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道光末年，他和已官至侍郎的曾国藩（1811-1872）一道从“理学大师”倭仁讲习程朱理学，故两人过从甚密。他的长子袁保恒（1826-1878）也是进士，为翰林院编修，次子袁保龄是举人。袁凤三是庠生，曾在禹城任教谕二十多年。最年轻的袁重三也是生员。当时，在东南沿海各省，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官僚地主中已经出现了少数比较通达中外形势的开明分子，如魏源（1794-1857）、冯桂芬（1809-1874）、王韬（1828-1897）等；他们热烈谋求改革封建弊政，反对因循保守、故步自封。而袁氏一家却不乏“志在求官”的守旧分子，他们世代潜心八股文，囿于章句之学，思想保守，作官以后大都以“纯儒”、“卫道者”自命。
袁保中（1823-1874），字受臣，在诸兄弟中行次最长。他虽捐过一个同知，但一直在家乡经营田产，是袁家的“管家人”。他热衷于程朱理学，为人十足虚伪，满口“睦族里”、“笃忠义”，实则鱼肉乡里，横霸一方。他依恃袁家官势，经常“派人持名片拜帖到衙门说事”。⑦当时河南官场上流传着一句俗谚：“项城官难做”，“宜吊不宜贺”⑧。恰恰反映出这个上了“护官符”的大豪绅在地方上的势力。他有两个女儿，六个儿子⑨；第四个儿子生于1859年9月16日（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号容庵。他出生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袁氏一家也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以鸦片战争（1840-1842）中在中国取得的侵略权益为满足，英、法两国为了迫使中国加速殖民地化，制造荒谬借口，联合发动了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⑩——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侵略者在中国沿海城市骚扰之后，攻陷北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洗劫一空。腐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使得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首先，列强公使驻京，得以直接影响和控制清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其次，继1842年开放上海、广州、宁波、福州、厦门五口通商后，又开放天津、南京、九江、汉口等十一处为通商口岸；外人得住内地自由传教、游历和经商，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第三，海关雇用洋人，建立协定关税制度，自此中国的海关管理权落入侵略者手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完全破产。中外反动势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共同立场使它们开始走上彼此勾结的道路。老大的中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原来，早在英法联军对中国发动侵略之前，如火如荼的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已形成高潮。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51-1864），从广西开始，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于1853年定都南京。同年，太平天国又派北伐军攻入安徽北部，占领凤阳、怀远等城。在皖北、豫东活动的另一支农民武装——捻军（1852-1868），纷纷起义响应，攻占了临淮关、雉河集（今涡阳县）。寿州、阜阳、太和、颍上、亳州等地也遍燃了农民革命战争的熊熊烈火，直接威胁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为了镇压捻军，清政府于1853年急忙派兵部侍郎周天爵率领清兵三千进驻宿州，又派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时任兵科给事中）协助工部侍郎吕贤基督办安徽团练，组织地主武装，配合清军作战。次年，周天爵病死。后来，吕贤基也被捻军击毙，袁甲三奉旨接统驻宿州的清军，并兼督办安徽团练大臣。他带兵以后，虽然不断受到捻军的打击，但反革命意志却极坚决，很快成为捻军的劲敌。当时，在湖南办团练而发迹的曾国藩正率领湘军在长江中游和太平军激战。袁甲三在皖北担负着切断太平军与捻军联合的反革命重任，使曾国藩得以全力绞杀太平军，而“无北顾之忧”。[1]
以“书香门第”自诩的袁氏父子一贯忠于皇帝，崇拜皇权，一心想依附皇帝取得高官厚禄。他们极端仇视农民革命，认为造反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因此，在袁甲三的带领下，袁家全力投到绞杀捻军的反革命战争中。袁保恒和袁保庆都到袁甲三的军中带兵，转战皖北各地，“出奇制胜，躬履前茅”。袁保龄也到军中“从佐戍幕，赞画左右”。[2]后来，袁保庆又被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调回河南，负责组织训练各州县地主团练武装，并多次督带马队在项城、沈丘、夏邑等地围攻捻军。
项城与安徽临泉县接壤，是捻军活动的重要地区，距捻军的根据地雉河集仅一百多里。1858年（咸丰七年）十二月，捻军首领王庭桢领导项城、沈丘、新蔡、阜阳四县农民起义，占领项城城东的新兴集、尚店等地，到处袭击地主豪绅，并“声言攻项城”。[3]住在张营的袁家感受到极大的危险。袁甲三的家属都逃往陈州避难。袁保中和袁重三一边联合地主豪绅，组织项城团练武装，一边在城东北四十里选了一处险要的地方，筑起一座大堡寨。由于袁家“倡其先”，又是寨中的“首户”，因此被称为“袁寨”。[4]当时，河南各州县地主为了防御捻军，纷纷筑寨。据记载：“大县堡寨二百余所，小县堡寨亦逾百所”。[5]项城境内也有一百七十多所。[6]袁寨规模大，围墙敦厚坚固，四角和寨门上面耸立着“炮楼”，墙外有濠沟环绕，门前架设吊桥，防卫森严，远近闻名。
袁世凯出生不久，袁保中和袁重三就带领一家人迁到寨里。袁保中身为一寨之长，掌握生杀予夺之权。那时捻军多是轻骑。每当捻军前来攻寨或从附近经过，万马奔驰，犹如“飙飞电掣”。[7]袁家“年十五以上能执兵者，咸使登陴”，鸣枪放炮，负隅顽抗。[8]袁世凯的幼年生活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度过的。他从小便骄矜、胆大。五岁那年，捻军进攻到袁寨附近，家里有人带他到寨垣上眺望，他竟然“略无惧色”。[9]他不仅观看过战斗场面，并且从他的父兄那里不时听到捻军“杀人放火”的故事。因此，在他幼年的心灵里便埋下了仇视农民起义军的种子。
袁家在经济上对农民进行残酷无情的剥削，反映在战争中对待起义农民必然是极端凶狠野蛮。1856年，袁甲三陷雉河集，据他自己所报“擒斩逾三万，逼入涡阳河死者复数万。[10]”袁世凯出生的那一年，即1859年，袁甲三又攻占了捻军的根据地临淮关，下令“年七十以下、十五以上尽诛之”。[11]1863年，袁保庆攻占项城尚店，“俘斩略尽”。[11]袁保中和袁重三率领地主团练协助清兵攻下西芦镇时，据一个目睹现场的官吏所记：西芦“房屋二千余间，自初八日之捷尽已毁为平地（周围十余里之长，大半化为灰烬）。尸骸枕藉，马在人上行（是日骑马而往），惨不可言，（幼孩女尸约以千计）……附近贼巢未被焚烧之户，辄称为通匪之家，任意株累，是以不敢归来者十居八九。”[12]
这一幅幅血迹斑斑的悲惨景象，是由袁世凯的祖辈父辈一手造成的。他们就是这样用起义农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踏着起义农民的尸骨爬上总督、侍郎、道员的官位。袁甲三在1863年病死前，已因“功”升为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一度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多次得到皇帝传旨“嘉奖”，并赏戴花翎，穿黄马褂。[13]袁保恒先以翰林院侍读学士补用，后又被提拔为内阁学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袁保龄和袁保庆也平步青云，一个当上内阁中书，一个奉旨以知府发往山东补用，不久又都升为道员。
在清朝末年，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出于其阶级利益和反动政治的需要，用人仍不免讲究门第。官僚们也都以自己的谱系高贵而自豪。袁家累世勋阀，三代煊赫。袁甲三、袁保恒死后，皇帝都赐、赐，宣付国史馆立传，荣典极盛。这个家庭出身，在袁世凯身上打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对他的一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后来，在他的奏章中，每每夸耀自己“三世受国恩深重”，就是指的这个反动家世。
注释：
①张锦芳修：《项城县志》，1911年石印本，卷5，页43.
②同①，页57.
③同①，页48.
④同①，卷22，页24.
⑤袁保恒：《母德录》，见《项城袁氏家集》，1911年清芬阁刊。
⑥《中议公事实纪略》，见《项城袁氏家集》，1911年清芬阁刊。
⑦《袁氏家书》1911年清芬阁刊。卷2，页34.
⑧同⑦。
⑨袁保中前妻刘氏遗下二女、二子：长子世昌（早卒），次世敦；长女嫁知州王庆霖，次女嫁附生周鸿儒。继室刘氏接连生了四子：世廉、世凯、世辅、世彤。详见贺涛：《刘太夫人墓志铭》。
⑩《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2，页14.
[1]曾国藩：《袁甲三墓表》。
[2]袁甲三：《端敏公集》，卷首，页120.袁保龄：《阁学公集》，卷首，页4.
[3]中国史学会主编：《捻军》，册2，页1.
[4]同①，卷5，页13.又同⑦，卷2，页1.
[5]同紒紞矠，页419.
[6]同①，卷5，页10至19.
[7]同紒紞矠，页418.
[8]袁保恒：《母德录》，页6.
[9]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1，页1.
[10]王轩：《袁甲三家传》，见《端敏公集》卷首下，页5.
[11]《重修安徽通志》，卷105，页16.
[12]同①，卷23，页24.
[13]同紒紞矠，册5，页185.
[14]《清史列传》，1928年中华书局铅印本，卷53，页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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