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本《晚清有个袁世凯》写完了，“晚清三部曲”也写完了，不想再写了。关于历史的困惑，也随着清晰度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多。
历史是什么？从字面上看，历史（history），似乎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他的”，另一个，则是“故事”。那么，历史到底是谁的故事呢？是曾经发生的故事，还是某种旨意确定的“理”的故事？在时间不能倒流的前提下，一种不可否认的推测就是，历史一直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它只是历史学家对于事情的描述，在那种对不可再现的事实的描述当中，历史已不可避免地夹杂上一相情愿的臆度了。
有关历史的内涵，就是在如此深究之后，变得越来越让人困惑。这种困惑，跟我们身边的很多困惑一样，都是属于时间范畴的。时间，是一切困惑的本源。一般情况下，历史是对于过去事件的记载，但过去时光所具有的万千气象，又岂是靠单纯的文字或者影像所能记载和描述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会不可避免地被取舍和歪曲，整理成对现实有意义的过程，以自己的认识加以贯串，用所能够理解的逻辑组织一个对于过去的诠释。这样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按照某种要求架构的一幢房子，或者一具僵死的标本——那种机械而僵死的房子和标本，是代替不了活生生的历史的。
一个大胆的说法油然出自我对于历史的直觉，那就是，如果我们身处的当代，本身即是由一些不可预知、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塑造，因而无法把握和判断的话，那么，以往历史学家相信，并且简单而武断地总结，更算是不知天高地厚了。现实如此无法判断，对历史就能够轻而易举地下结论吗？历史和现实一直有着关联，它从来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尽管社会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但“万物由心生”，那种由人心而滋生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却有相同的本质。也因此，古今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往往来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漠然无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是徒劳无功的。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尽可能地生活在当下，他必须与全部的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必须在找到所有可能被发现的重要证据之外，还要有最敏锐的领悟力和洞察力，有最丰富的同情心，以及最高超和最合理的想象力。
在很大程度上，历史的研究一直是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它的问题，就如同文化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一样——一直缺乏清醒的自知，缺乏开阔的视野，在很多时候，它既迂阔封闭、自以为是，又索然无味、小气局促；既带有制度的专制性，也带有认识的单一性、情绪的焦躁性，以及结论的武断性。
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喜欢的是那种活着的、散发着呼吸气息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不是从一个坟墓到一个坟墓，一段竹简到一段竹简，或者像摆放骨灰盒的架子一样，把那些历史人物分门别类。我喜欢的，是那种浸淫过心灵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才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活过的历史。历史所显示的“真”，只是由某一个角度观察的“真”，是缺乏生命和活力的；而对于一个历史领悟者来说，他一定要有一种吹气成活的魔力，让这个“真”活起来。这种“点石成金”的魔力，来源于对历史的理解力，也来源于对于生活、现实以及人性的洞察力。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了诗意。”在这位历史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看来，一听到历史具有诗意便感到惶恐不安，或者以为在历史中诉诸情感便有损理智和客观的态度，都是荒唐而愚蠢的。历史的真实应该永远向心灵开放——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寻找自由自在、人们喜闻乐见且有文学气息的历史学传统，就像当年司马迁撰写《史记》一样。历史感的培养，并非局限于历史本身，当今的知识、现实的生活往往会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在过去与当下之间，是有属于因果律的会通性的。
进入历史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呢？对待历史，放下天使或者审判者的架子，少一点人为的标签，多一分理解和明白。只有在明白之中，才能找到历史的真实路径。
我的写作《晚清有个袁世凯》，也基于此。
是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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