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到民国的转变，几乎是在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及以后的四个月内完成的。改朝换代如此迅速，使得绝大多数国人一时反应不过来。其后，权力的更替更是节奏频繁，各路人马粉墨登场，如走马灯一样让人眼花缭乱。袁世凯去世之后，在短暂的时间里，出现了平静的局面。不是在于人们还沉湎于忧伤之中，而是各派势力一下子失去了声讨的目标，也失去了泄愤的情绪，矛盾得到了缓和，无法再让人们热血沸腾了。一个盹恍过来之后，人们突然发现，最终控制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却是那些胸无点墨的军人。这样的局面不由让大家失望——原先人们的初衷，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散发着活力和热情。没想到最后呈现的，却是一个由军阀执政、武力维系的不伦不类的政府。不仅仅是在中央，在所有的地方，都是军方当家说了算。于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们纷纷要求参军，因为参军不仅可以养家糊口，还可以参与政治，成为地方的控制者。很快，人们又开始不满意了，道统和法统打作一团，派系纷争接连不断，地盘和养兵问题成了政治纠葛的关键所在。一边是战争和割据，各种势力继续争吵；另一边则是外国势力的咄咄推进。伴随这一切的，无形之中，还有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的破坏。
一个群龙无首、纷争乱斗的军阀时代到来了。在既无王朝，又缺少强有力人物和执政党的情况下，中国变成了一盘散沙。崛起的愿望正被各种各样的干扰牵扯，道路在选择中变得混乱，狭隘却很顽强的民族主义，以及生怕本国文化被消灭的弱小民族心态如野草一样疯长。这也难怪，当一个古老而优秀的民族沦落到任人随意欺凌的地步时，那种自尊的强烈反弹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在此之后的情形是，当思想遭遇思想，野心面对野心之时，……就只有靠枪杆子说话了。在战争暴力以及弱肉强食的商业竞争面前，原先柔弱的智力以及安逸的文明被淘汰了，人们不得不去发挥体力、精力、勇气，以及被长期压制的男性气质。暴乱和反抗日益增加，破坏远远大于建设。人们等不及了，人们等不及合乎正义的事情和道理被接受，等不及公众的福音降临；而正义，常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力量半路抢劫，或者被一些难以理解的法律秩序所牺牲。在那些苦大仇深的人看来，所谓的法律秩序，看起来冠冕堂皇，都无非是拱卫带有私利的公共权威压迫弱者的工具，它们的目的，就是加深当权者的邪恶……这样的社会现状，在人们心目中撒下了仇恨的种子。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到来，是注定的事，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当所有的道路都插着“此路不通”的标牌时，人们只能选择铤而走险。以梦想来代替理性；以暴力，来抵抗时间的折磨。
1919年初，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梁启超来到了欧洲。此时的欧洲，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满目疮痍，一片荒凉。战争的幸存者沮丧，彷徨。梁启超原本是带着希望来到欧洲的，看到如此情景，联想到中国正在效仿西方进行的制度改革，不由失望和震惊。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这样描述道：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去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雪，不知前途怎生是好。
中国人视为学习对象的欧洲已然如此，那么，中国怎么办？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人类，又该怎么办？
后来，梁启超在归纳中国近代发展，总结中国人思想变化时，曾把国人的思想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之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有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之所作，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局等也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甲午败于日本，想到堂堂中国衰败到这田地，都因为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所为。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觉出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决计不可能，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新近回国的留学生，鼓起勇气开始了全部解放的新文化运动，从此也分化出不同的解放道路。
接替袁世凯的大总统黎元洪（前排右四），与副总统冯国璋（前排右三）、国务总理段祺瑞（前排右五）等军政要员梁启超是从中国现代思想的嬗变来归纳这一过程的。梁启超没有想到，当绝大多数中国人置身于漫长的转型之中，面对现实的缓慢改变时，都不由自主地失去了耐心。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了中国，完全可以想象身处迷茫之中的中国人在得知俄国革命胜利后的兴奋和激越，以为又找到了改朝换代的最佳方式。这个时候，中国已不再是孤立的了，中国此时对道路的选择，已完全取决于世界当时的形势。于是，不可避免地，一股年轻的情绪控制住了整个社会，当理性变得过于依赖时间的时候，人们选择了反抗，选择了破坏，选择了速成和走捷径的冒险。人们呼喊着揭竿而起，不顾一切开始了否定，开始了对思想、文化、经济以及一切的否定，也开始了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正是在这样的情绪之中，革命以不可逆转的洪流激荡，在这片古老土地的上空，轰鸣着辗过。
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是不可避免，文化的缺失，传统的孱弱，就只好用血来弥补。等到有朝一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终于恍然大悟的时候，面前早已尸横遍野、白骨如山了。
很多时候，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是：袁世凯个人的命运，或许正好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潜在规律：当这个古老的帝国巨大的转型过程启动，中国历史挪动笨重的身躯，艰难地从中世纪跨入现代的时候，巨大的落差势必激起滔天巨浪，那些试图驾驭这艘船的人们，不可避免地会落水淹没。激流如此强大，中国已不可能从容不迫，也不可能依附某种政治和理论的指引，选择理性的道路。踩在起伏不定的舢板上，那些政治家们只好慌不择路地开弓射箭——箭镞呼啸而出，却总是脱靶落水。有好几次，那些看似瞄准古老帝国软肋的箭头就要命中，但船头稍稍一颠簸，箭矢还是轻轻滑过，一头栽进历史和时间的缝隙之中。
袁世凯，就如同那个箭镞一样，悄悄地滑落，然后，被命运抛弃。
历史，进入了一个无法主宰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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