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春天过后，袁世凯的身体显得明显地虚弱了。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袁世凯的睡眠变得越来越差。原先的袁世凯精力过人，白天从不知疲倦，夜晚只要一倒下，就鼾声如雷。而现在不行了，伴随着身体一天天的臃肿，袁世凯感觉到一天天衰老了。不仅精力不济，夜里也开始失眠了。由于睡眠不好，袁世凯在很多时候变得忧郁而急躁，愚蠢的举动也日益增多。当然，这一切，都是搬入中南海之后的事情——自从住进中南海之后，袁世凯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在这个到处都是帝王遗迹的园子里，袁世凯总是感到内心不太踏实，这里的每栋楼宇、每棵树木、每块石头、每处墨迹，都是昔日王权的符号与象征，昭示着皇家的霸气与梦想。浸淫在浓浓的帝王氛围之中，袁世凯会不由自主地壮怀激越，他想学古代的盛世君王，将这个古老的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强盛壮大；但每到夜深人静时，袁世凯回想起昔日荣光的南柯一梦，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颓然，毕竟，居天子大不易啊！那种巨大的孤独与悲凉，也不是凡人所能承担的。
小凤仙
蔡锷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袁世凯担心的——1915年11月11日，在洪宪帝制的一片喧哗声中，年轻的云南将军蔡锷在京都名妓小凤仙的掩护下，改装悄悄逃出京城，住进了天津共立医院。此后，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蔡锷转道日本、香港、越南，返回昆明。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戴戡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并请各省联电劝袁世凯取消帝制，拥护共和。
因改变国体一事而引起动乱，这是袁世凯最不愿意看到的。云南宣布独立后，袁世凯不得不再次强打精神，调兵遣将征讨护国军。起初，在袁世凯看来，这一次唐继尧、蔡锷们发起的所谓独立，跟前几年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一样，很快便会平定。但出乎袁世凯意料的是，这一次护国军的力量比上一次要强得多，而且，背景要远远复杂得多。当然，对于袁世凯来说，叛乱并不是他所忌惮的，就军事而言，他手中的部队足以打赢一切战斗。战争进行过程中，袁世凯很快发现，自己的内部出现问题了——那些原先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将领们，此时一个个也有了“小九九”，不约而同地以一种磨磨蹭蹭的方式，对自己进行消极的抵制。这当中的原因，当然是他们对袁世凯的某些做法不满——从担任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就一直按照“军人不得干预政治”的思路，一方面削弱北洋诸将的兵权，拟建立模范军代替北洋军；另一方面在地方上进行了“削藩”。此次平叛征召，正好让这些人有了发泄情绪的机会。于是，阳奉阴违者有之，纸上谈兵者有之，浑水摸鱼者有之，真正死心塌地听从袁世凯的，变得少之又少。连先前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因为不满袁世凯大权独揽，此时也称病不出，不愿担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
唐继尧
段总长称病不出，袁世凯只好动用另一颗棋子冯国璋。当袁世凯电令冯国璋，命他出任征滇军统帅一职时，没想到冯国璋同样以有病为名，托词不就。冯国璋的举动，让袁世凯非常生气。因为袁世凯一直把冯国璋当做自己人，其现任妻子周道如也曾是袁世凯的家庭教师，并且，每一次冯国璋来北京，袁世凯都把他召唤到自己家，留他共进午餐，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袁世凯知道冯国璋对自己有不满情绪，因为冯国璋权力过大，军人习气重，袁世凯一直考虑对冯国璋“削藩”——为了牵制冯国璋，袁世凯把郑汝成摆在上海，杨善德摆在松江，又有意识地造成张勋与冯国璋的对立和矛盾；袁世凯甚至还考虑过把冯国璋调到京城，任命他为陆军总长，以解除冯国璋的实际兵权。冯国璋的不听征调，明显地，就是对袁世凯不满。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举行婚礼时的照片袁世凯手中一下无“牌”可打了——在“北洋三杰”中，除了段祺瑞、冯国璋之外，另一个具有帅才的，就是王士珍了。王士珍一直对清廷持忠诚态度，清廷退位之后，王士珍也慢慢淡出。无奈何之下，袁世凯只得亲自挂帅，重用资历相对较轻的曹锟等，分三路进兵云南。这实际上就向全国上下传达了一个信号：在袁世凯的政府中，已经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高层已不抱团了。这样的征兆，给了反对派以足够信心，也使得北洋将士在临阵打仗时很难形成凝聚力。
中华革命党誓约
到了1916年的3月，袁世凯的处境更为不妙了。先是外交方面的压力——日本公开干涉帝制，扬言将承认南方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在日本公使的鼓动下，五国公使接连提出口头警告，认为袁世凯政府已无力量平定云南，如果战事扩大，必将影响全国秩序和外侨安全，他们不能坐视；而且，让袁世凯感到恼火的是，这些国家一致拒绝袁世凯用“洪宪”标志发出的公文。外交上的捉襟见肘，导致无法获得列强的财力支持，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国库空空，之前通过发展生产、鸦片烟税以及救国储金积聚的一点钱，战事一开之后，几乎被用得精光。对内无法开源节流，对外借款不成，这个仗实在是无法打下去了。
3月中旬，广西陆荣廷也在梁启超和其老上司岑春煊的策动下，宣布独立。袁世凯的第三路军司令龙觐光也被陆荣廷俘虏并投降，通电宣布拥护共和。政局变得更乱了。有人向袁世凯告发，在南京的冯国璋正在密电有关各省军政要员，建议发出一个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内容共有八条：一、承认袁世凯仍居民国大总统地位；二、慎选议员，重开国会；三、惩办奸人，以谢国人；四、各省军队以全国军队依次编号，并实行征名制；五、明定宪法，宪法未定以前用民国元年约法；六、民国四年冬之各省将军、巡按使，一律仍旧；七、川、湘前敌北军，一律撤回；八、大赦党人。这明显就是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回归到以前的内阁制。当时回电冯国璋表示同意的，已有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和湖南将军汤芗铭。冯国璋可能觉得五人联名声势还不够大，又以五人联名密电的形式，寻求更多将军的支持。与此同时，来袁府或致函以朋友身份劝袁世凯取消帝制的社会名流，还有汤化龙、唐绍仪、伍廷芳、康有为等。让袁世凯最担心的是，驻日大使陆宗舆也传来了日本内阁的决议，要利用中国内乱之机，扩大在华权益。
这个时候的袁世凯，悔得连肠子都青了。袁世凯根本没想到改变国体竟会闹出如此大的动静。早先的称帝运动，看起来那么众口一词，万众一心。自己甚至是在整个社会力推的情况下，才半推半就决定恢复帝制的。袁世凯恢复帝制，最根本的是想恢复中央的权威，而现在，中央权威不仅没有恢复，“藩镇”割据局面反而一发不可收了。人心真是险恶啊！那些当年积极为帝制摇旗呐喊的人，此时就如同霜降过后的昆虫似的，隐匿得无影无踪。袁世凯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回，自己是中了别人的“套”了——似乎从一开始，各种势力就默契地将他引入一个陷阱，然后不约而同地落井下石。这个阴谋的策划者是谁呢？是日本？是革命党？还是不可确定的中国文化？袁世凯不敢肯定。但无论怎么说，这一次闹出的动静，罪魁祸首还是自己。毕竟，当皇帝看起来总是他个人的事情。如果因此造成天下大乱，袁世凯无论怎样是承担不起的。
袁世凯决心取消帝制了，并且颓唐地对恢复帝制行为表示了后悔。袁世凯的犹豫，更加强了反袁势力的坚定。尽管袁克定力劝袁世凯不要取消，理由是西南各省军队并不可怕，军费也不充足，内部也有问题；北方大局已趋稳定，如果决策反复，反而会引起动乱。但袁世凯再也不想听袁克定的意见了，袁世凯只想快速地解决问题。3月21日，袁世凯召开了有特邀人员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等人参加的各部总长会议，主要议题是撤销帝制，会议作出五条决议：一、撤销承认帝制，取消洪宪年号；二、召开参政院会议撤销帝制决议案；三、以徐世昌为国务卿，解除陆徵祥国务卿之职，回任外交总长；四、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五由徐世昌、冯国璋、黎元洪主持南北和谈。
3月22日，袁世凯发布申令，撤销承认帝位案。这一篇申令，是袁世凯的机要局长张一起草的。张一一直反对袁世凯改变成体，为此，袁世凯还曾对张一直有看法，现在，袁世凯几乎是无颜见张一了。袁世凯感慨地说：我昏聩，不能听你的意见，以至于到了这个地步。今日这个申令，非你不可。袁世凯又说：我的意思还是取消帝制，并且将拥戴书焚毁。张一说：这一件事，是你为小人蒙蔽。袁世凯说：这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张一为袁世凯起草了撤销帝制的申令。在申令中，袁世凯这样自责道：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墨、葡之争，必有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帝制，言之成理，将士吏庶，同此悃忱，文电分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谅之。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
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终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俟转。
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期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然。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曲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人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方今闾阎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言念及此，中夜以扰。长此困循，将何以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勉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制治之纲。我将吏军民当共体兹意。此令。洪宪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从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拥戴承认帝制，到1916年3月23日下令撤销，洪宪帝制共运行了八十三天。八十三天中，袁世凯没有举行登基大典，没有戴皇冠，没有穿龙袍，充其量只是一个闭门天子。为了缓和矛盾，避免“秋后算账”，袁世凯亲自指挥，焚毁有关帝制文件，让所有参加“劝进”的政客和帝制派人士解除后顾之忧。做完这一切后，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皇帝梦宣告结束。
在宣布撤销帝制，依旧恢复共和后，袁世凯全力转向和谈。这个时候，袁世凯已明显表现出心力交瘁了，他已明显地流露出忧郁的状态，行动也变得越来越愚不可及，甚至像一个弃妇一样变得嗫嚅数落。袁世凯想得太简单了，他还指望自己在撤销帝制后，依旧能待在大总统的位置上。在发给浙江将军朱瑞的电报中，袁世凯为自己辩护说：恢复帝制，一直不是自己的愿望，欧战尚未结束，在接替人难得其人的情况下，只要能救国，自己无论如何牺牲，将在所不辞；只是洁身清退，只爱一身，也不是自己的性格。看得出来，这个权力欲和使命感尤强的河南人，仍旧恋恋不舍自己的“责任”。但这一次，人们已下定决心要将他抛弃了，决意不让袁世凯在这个位置上存在了。4月1日，袁世凯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向护国军提出六条和议方案：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二、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三、三省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派往战地的兵士一律撤回；五、三省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兵交战；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这样的和议方案，带有不屑和强制的口吻，护国军方面当然不同意，并且针锋相对提出了六条方案：一、袁世凯于一定限期内退位，可免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二、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三、帝制大典筹备费及此次战争军费六千万元，应由查抄袁世凯及杨度等十三人财产赔偿之；四、袁世凯子孙三代，剥夺公权；五、袁世凯退位后，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指令。很明显，护国军的这六条，就是硬生生要与袁世凯过不去了。
接下来的事情，让袁世凯更觉得有“四面楚歌”的滋味了——不，不仅仅是“四面楚歌”，而是众叛亲离了。袁世凯的老友徐世昌见此情形，向袁世凯提出辞去了国务卿一职，把这个位置让给段祺瑞，以此为条件，让段来收拾残局。自己则南下河南辉县老宅，去经营自己园中的蔬菜、果树。徐世昌的归隐还真颇有当年老子的意味，走之前，这位冷静而缄默的“旁观者”对袁世凯意味深长地说：自己实在是没有精力卷入这次风云变幻了，等尘埃落定之后，他会归来帮他收拾残局。徐世昌的话语真是一语成，没多长时间，他就从河南返回，替他的这位老友主持了葬礼。袁世凯请段祺瑞重新出山，委任他为国务卿。段祺瑞的精明和强悍，一直是袁世凯所欣赏的。段祺瑞一上任，就跟袁世凯讨价还价，决不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务卿，而要做有职有权的实力派人物。段祺瑞向袁世凯提出，改政事堂为责任内阁，恢复民国三年前的政治体制，也就是法国政体的内阁制。袁世凯答应了段祺瑞的要求。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已心灰意冷，能退让的，干脆都退让了，自己还是做一个名义上的大总统吧，至少可以少有过失，也不用负责任。到了4月份，袁世凯下令：委任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其后，又下令取消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国务总理名称。
第一步成功之后，段祺瑞步步紧逼，希望袁世凯将军事大权也交到自己手中，要求撤销总统府的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办事处所管事务，下放到陆军部、海军部以及参谋各部。随后，段祺瑞又提出将模范团和拱卫军收归陆军部管辖的意见。袁世凯看后很不高兴，不由自主地想起武昌起义后自己对于清廷的步步“逼宫”，历史真是循环得厉害啊，才几年工夫，一切就换了个位，轮到自己遭别人的挤压了。真是“现世报”啊！
时间很快到了5月，局面变得更无法收拾了——前方战事一直没有进展，后院却不断起火。一直骑墙的冯国璋，在“前八条”的基础上，修正后又提出一个“新八条”，最关键的是总统问题：冯国璋认为，民国中断，大总统地位消灭，副总统亦当回归消失，所以由副总统代行职权不能成立，应该承认袁大总统对于民国暂负维持责任，一俟国会开会，袁应即行辞职，依法产生大总统，实行责任内阁。冯国璋的用意很明显，就是不想让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是承认袁世凯为过渡总统，然后召集新国会以选举总统。如果将黎元洪排除在外，冯国璋自以为在总统选举中会居于优势地位。冯国璋的提法公布之后，舆论大哗，人们斥之为“袁世凯第二”。在上海的二十二省区知名人士由唐绍仪领衔，包括谭延闿、张继等一万多人联名发出通电，对冯国璋提出的八条痛加驳斥。冯国璋的声望一落千丈。
各省统兵大员的苦苦相逼，表明原北洋系将领离心倾向的加剧。袁世凯陷入了和谈不成，用兵也不成的泥淖之中。各地的呈文、檄文如冰雹一样向袁世凯砸来，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似乎都要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政治的兴趣。让袁世凯啼笑皆非的是来自于家乡河南的通电，竟有河南4道106县1284人的签名。看了这样的电文，袁世凯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袁世凯内部混乱分崩的时候，南方已独立的四省却加强了团结和联系。1916年5月8日，四省共同在广东肇庆成立了军务院，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代理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陆荣廷、龙济光等各独立省份的督军、总司令为抚军。其组织宣言宣称，军务院统筹全国军事、庶政，这实际上是与袁世凯中央政府对抗的临时政府。之后，蔡锷代表军务院，提出解决时局的四条措施，主要是：一、袁世凯退位，以副总统继位；二、考虑到黎元洪难当重任，建议由国务总理段祺瑞摄政；三、撤退前敌北军，由南北代表商定善后；四、以特别条件之规定，选举段祺瑞为大总统。
南方军务院成立的同时，陕西陕南镇守使陈树藩也宣布陕西独立。接着，袁世凯的另一位心腹陈也通电全国，宣布四川独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宣布湖南独立。二陈一汤的倒戈，就像两把匕首一样，插在袁世凯的心尖上。这几个人，在平日里，都是袁世凯的心腹，而且都是情意切切地劝说袁世凯称帝的。世态如此炎凉，袁世凯伤心欲绝。这个时候，袁世凯已经知道，大势已去，自己已很难挽回局面了。
让袁世凯感到悲凉无比的，还有梁启超不断发出的“檄文”——南方的梁启超接连写下了《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袁世凯之解剖》，对袁世凯展开了猛烈攻击。纸笔的确可以杀人啊，读着这样的文字，袁世凯感到周身透凉：袁氏一生，其言与行，无一不相违；其心与口，无一而相应，彼袁氏盖古今天下第一爱说谎且善说谎之人也。以前清托大臣而盗卖前清，以民国服务之公仆而盗窃民国。既假借外人言论以劫持吾民，复冒用吾民名义以欺罔列国。不自量度而贸然尝试，一遇挫折则 然乞怜。以总统未足则觊觎皇帝，若皇帝做不成则又将谋保总统。险诈反覆，卑劣无耻，一至此极。以此等人而为一国元首，吾实为中国人羞之；以此等人而全世界人类四分之一归其统治，吾实为全世界人类羞之。
在《袁世凯之剖析》之中，梁启超继续写道：袁氏诚不失为一大人物，然只能谓之中世纪黑暗时代东方怪魔的人物，而决非在十九、二十世纪中有价值的人物……中国祸乱之种子，全由袁氏所播，袁氏多统治一日，则祸乱之程度加深一日……盖国中任举一极恶之人，其恶却不能有加于袁氏。故无论如何不适于统治中国，而其不适之程度，也决不能有不加于袁氏也。
不仅仅是梁启超，这个时候，似乎全社会人都被激怒了，争先恐后地加入对袁世凯的攻击之中。他们把政权的孱弱、外交的无能、财政的赤字以及社会的无序，全怪罪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无能。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南京的报章似乎成了流言飞语的加工厂，袁世凯所做的，以及没做过的蠢事，包括他的私生活，全都被一点一滴地制造出来，装瓶外运，飞往全中国。在这片生长着革命者、新生的资产阶级、退位者、堕落者以及麻木者的地方，那些没牙的遗老遗少们，因为再也咬不了人，只好胡乱发泄对当下的怨气；危险的是新生代，因为从未掌过权，不甘心一直待在黑暗中，于是怀着铤而走险的目的崛起；新生的资产阶级也在觉醒，对于进步的缓慢也大为不满……人人都有着怒气，人人也有着心思。一些人群情激愤，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一些人大惑不解，一些人落井下石……无数种神秘力量，就像一只只阴毒的小兽一样，悄悄地潜伏在袁世凯的周围，包括每天吞噬袁世凯身体的病菌。终于，有一把火点燃了无数人。人们的一个共识就是：国力在衰弱，债台在高筑，陆海军在减少，主权在丢失，而邻近的国家却呈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真诚的爱国的情绪和民族的感情所产生的不满情绪，终于落在了试图称帝的袁世凯身上。在人们看来，一个古老的帝国已经衰败到如此地步了，这个人居然还为着个人和家族的利益，想君天下、家中国——这样的行径，真是太可耻了！这种局面，必须终止！
这时候，身处中南海的袁世凯，已能看到四周熊熊的火焰了，也感受到众叛亲离。不，不仅仅是众叛亲离，而是整个国家都背叛了自己；并且，叛变自己的，还有自己的身体——他的膀胱结石症导致的尿毒症越来越严重，每到小解时就疼痛难忍。巨大的压力之下，袁世凯也没有心思关注自己的身体了，他只是让中医开了一些利尿的中药，服用一段时间再说。异常爱面子的袁世凯很是忌讳自己生病的部位，他实在是无法面对医生。双重压迫之下，袁世凯的精力急剧下滑，虚弱的他甚至没有精力和能力去应付眼前的局面，只能听任事态的发展了。这个时候，在袁世凯周围，局面已变得很混乱了，袁世凯的一个儿媳妇，竟将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一块，然后炖汤让袁世凯服用。袁世凯生气地拒绝了。到了五月下旬，袁世凯已经不能吃也不能尿，尿毒已在全身蔓延开来了。这个时候，袁世凯已经意识到自己真的不行了，袁世凯心有不甘的是，自己为这个国家做了这么多，也不情愿去当这个皇帝，为什么大家就这样竞相指责自己，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呢？袁世凯觉得自己满身都是委屈，就像戏剧中的窦娥一样。袁世凯让人拟定了一个《帝制始末案》，诉说着帝制的前因后果，表明自己是如何被“民意”一步步控制、身不由己同意恢复帝制的，在这当中，他有着“苦衷”和“委屈”……袁世凯气急败坏地表明：如果再有人无事生非，他将公布各省区军民以及一些个人要求改变国体和拥戴他早登大位的电文。袁世凯想，那都是些白纸黑字呀，怎么有些人那么缺乏诚信，说不承认就不承认了呢？然后，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自己踹倒，再踏上一只脚。
6月1日，袁世凯召见外交部长蔡廷，沉默了半晌，问：“听说整个外交使团都认为我应该或将会辞职？”蔡廷想了一想，回答说：“大家都认为您应当进行休养，这是亟须要的。政府财政前景黯淡，困难非但未减少，而且在增加。所有的人都为您的健康担忧。”袁世凯听后，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袁世凯已经决定退位了。袁世凯让段祺瑞拟定了一份退位后的优待办法，共有六条：一、往事不追；二、公权不褫夺；三、私产不没收；四、居住自由；五、全国人民予以应有的尊重；六、民国政府每年给以岁费十万元。也许，只有退出政治舞台，才能得到人们的谅解，才能使这个国家重新归于稳定，尽管他极不愿意。既然身败名裂，就只有认了吧，重要的是，让人民重新接受自己，也让自己体面地结束。袁世凯终于明白了，这种始料未及的变故，是由于在面对这个亘古未遇的大变化时，自己没有准备好，所在的国家以及人民都没有准备好。一切都是阴差阳错，自己和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踩准历史的步点。节奏杂乱无章，千变万化，太难以掌握了，以至于他再怎么努力，都显得拙劣而顽固，就像舞台上一个踏不准步点的小丑在跳舞似的，周围是一片乱哄哄的嘈杂和骚乱。在如此动乱的时代之中强出头，又怎么会有好结果呢？一切都结束了。对于袁世凯来说，此时的他只想归于常人，真正地，过一种平常人的生活。袁世凯确认的一点是，在自己这一生当中，除了在洹上的那一段时间，自己还真没有认真地品尝过日子的滋味呢！
6月6日上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北京城：袁世凯不行了！最初，没人相信这个消息，到了十一点钟的时候，整个使馆区都传开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6月6日上午10点过几分死亡。稍后法国医生签发的死亡证明公布，证实袁世凯的确死了，是死于尿毒症。接着，所有的报纸都以大篇幅登载了袁世凯死去的消息。不过人们对于袁世凯的死因半信半疑，有传言说袁世凯是自杀的，也有传言袁世凯是被日本人或者革命党暗杀的……至于袁世凯临死前的情景，也有很多种版本：一个版本是：6日晨，袁世凯已处弥留之际，老友徐世昌特地从河南赶来，兑现了当初留下话来帮他处理残局的诺言。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以及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干儿子段芝贵，守护在居仁堂的病榻前。一针强心剂过后，袁世凯睁开双眼，吃力地扫视身边的每一个人，似乎想表达什么。徐世昌、段祺瑞急切地询问，并把耳朵贴在袁世凯嘴边。袁世凯气若游丝地吐出“约法”两个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然后停止了心跳。袁世凯所说的“约法”指的是什么？是指早期孙中山手上制定的《临时约法》？还是指后来自己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这已成为一个永远之谜。
另一个版本是：袁世凯断气前几分钟，一直喃喃自语：“我不想要这个结局，我不想当皇帝，是那一个人害了我！我信了，结果被骗了。”“那一个人”到底是谁？后来有人推测是杨度，有人认定是袁克定……是有这样一个确切的人，还是袁世凯内心当中的欲望害了他？这同样也是个不解之谜。
袁世凯墓
袁世凯去世了，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四人立即打开金匮石屋，找到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的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前任总统所推荐的三人，将作为总统的候选人，从三人中选出一人为总统——袁世凯如果将他三个儿子的名字同时列出的话，那么，最终担任总统的，也将是他三个儿子中的一个——从这一点看，袁世凯还算是有良心的，他没有继续自己的皇帝梦，没有把这个尴尬的问题，抛给后人。一个逝去的旧时代也是有着气节的，虽然这样的气节那么不合时宜。
袁世凯死后，北京流传着一副对联：“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和“二陈汤”一语双关，既是中药名，又确有所指——“六君子”指的是“筹安会”的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这六个人；筹安会，可以说是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始作俑者。而“二陈汤”则指陕西陈树藩、四川陈以及湖南汤芗铭，这几个人原先都是袁世凯的心腹，且是拥护帝制的干将。陈被袁世凯派往四川，告别之时，还在袁世凯面前一边哭一边表忠心，希望袁世凯早日登基，以正国体。到四川之后，陈又两次打来电报，请袁世凯早归大位。“二陈汤”的倒戈，可以说，是在身后刺向袁世凯的致命一刀——它不仅让袁世凯对帝制彻底失望，也对人心彻底失望。
中国文化仍是一如既往地传奇化，不习惯于探究事件的实质，仅仅满足在戏剧中一唱三叹。在袁世凯之死上，仍是如此。慢慢地，连袁世凯的死，也变得具有传奇意味了。人们口口相传的是袁氏家族的咒语和秘符——这个精力旺盛、机敏过人、拳法高超，壮实得如同一头牛似的人，怎么说没了就没了呢？而且，是死于微不足道的尿毒症。这就是命啊！袁世凯是逃脱不了袁氏家族男性的那个坎的——再好的运，也是敌不过命的！
死之前，袁世凯留下了一则正式“遗嘱”，看得出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袁世凯还是想消除人们对于自己的巨大误解，努力与人们重归于好：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绌，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蚤作夜思，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寖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中华民国五年六月六日。国务卿、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财政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农商会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
读过这样的遗嘱，人们自当明白，其实袁世凯的死，哪里是尿毒症呢，分明是“忧郁而死”——忧郁到极致了，生命也就如灯芯一样脆弱，一阵微风拂过，它就会灰飞烟灭。
后人在分析和总结袁世凯的人生时，曾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在很多人看来，袁世凯绝对是一个有“命”无“运”的人，袁世凯波浪般起伏的人生中，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呈螺旋状循环上升——凭着勤勉、机智和坚忍，他一点一点向上攀援，可到了一定程度，会一脚踩空急剧下坠；然后，袁世凯又一边舔着伤口，一边开始又一轮攀援……命运就这样垂青于他，给他恩惠，给他勇气，把他推上前台，让他结束这个时代；同时，命运也无情地戏弄他，也让这个时代结束他。袁世凯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命运的游戏意味，始终自信满满，浑然不觉。对于袁世凯来说，最为残酷的，是恶作剧的力量连喘息的时间都没留给他，就那样干净利落地画上了句号……袁世凯就这样带着羞愧，带着耻辱，带着不屈和无奈，带着不明不白的困惑，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直到死，袁世凯的心犹有不甘——时间，再也不给他翻盘的机会了。
袁世凯就这样被人们抛弃了，也被那个时代抛弃了。一个旧时代的人，在人们企盼之中，哪里能代表新纪元的曙光呢？新的势力瞧不起他，因为他身上带着浓郁的腐朽气息；旧的势力更是怨恨和憎恶他，因为他是毁灭一个时代的罪魁祸首。袁世凯的经历和命运，注定了他会有悲剧性的滑落，像流星一样，从历史的天空里滑落；又像梦魇，从人们的记忆中滑落。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新时代排闼而来的时候，那些旧时代的精英们，肯定会被人们作为牺牲品，送上新时代的祭坛。
袁世凯彻底地跌入了历史的不测之渊中。在历史以及人们的眼中，这个矮壮的河南人是那样污浊，仿佛一个彻头彻尾的不仁不义之人——在变法中，他背叛了维新派；在辛亥革命中，又背叛了清廷；而他当上大总统后，又背叛了中华民国。与这“三叛”同时并存的，还有一系列丑恶的行径：卑劣，欺骗，玩弄阴谋，暗杀，收买，暴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袁世凯仿佛成了20世纪初大转型时期道德低下、政治堕落的集大成者，就像被粗鲁地抹上了粪便一样。袁世凯就这样死死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像一具行尸走肉，晾在朔风旷野之中。
也许袁世凯悲剧的唯一价值，就是让这个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在经过那一场反复后，从此走上共和的不归路。它从另外一方面证明，在这个国度里，人民再也不需要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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