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总试图根据袁世凯的言行，判断他的性格，也探究他的本质。
判断一个政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从来就是有难度的。难度在于，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很难断定是出于本心，还是出于权术。政治往往是个博弈的过程，是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和妥协，这种斗争和妥协不是以某个人的善良或残忍为转移的。一个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往往是出于利益，或者是为了赢得什么，才去做表面文章的，至于他的真实内心，跟自己的行为往往南辕北辙。尽管如此，在大量的行为中，还是可以暴露出一个人的真实思想和心理的，问题的核心在于去伪存真的判断。这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必须睁大眼睛，不被一些假象所迷惑，也不能否认表象后面的真实。这一点，对于研究和判断历史，是极其重要的。
1916年，梁启超帮助护国军声讨袁世凯时，曾经发表了一篇政论文章《袁世凯之解剖》——由希望而失望的梁启超，以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对袁世凯进行了犀利的解剖。在梁启超看来，袁世凯有七大缺点，具体表现为：缺乏现代国家观念；骄慢自大，不能容人；以经验治国，凡事临时对付；法律观念薄弱；专制成癖；不能用正人君子及有用之才；功揽诸己，过推诸人，万事不负责任等。梁启超对袁世凯的评价，虽然稍显片面而绝对，但在总体上来说，还是中肯和贴切的。梁启超对袁世凯的定位，跟人们对袁世凯长期以来形成的印象基本吻合，那就是：这是一个功名心和权力欲非常强的人，就像当年的曹孟德；他最热衷和最喜好的，就是权力游戏；政治手腕异常娴熟，培养党朋；不舍不弃，直至爬到权力的最高点。
但问题在于，袁世凯本来就是旧制度下的官僚，他所具有的缺点和弱点，既是那个制度本身的缺点和弱点，也是那种文化本身的缺点和弱点。处在那种封建专制社会之中，受这样的文化熏陶的人，有哪一个，没有这样的软肋呢？
一直以来，人们在探讨袁世凯恢复帝制运动时，有意无意忽略的一个根本点是：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究竟是为了君主立宪，还是为了恢复封建专制？虽然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同为拥有君主，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而是有着质的区别。君主专制是落后的封建方式，而君主立宪，却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意义。只有搞清这一点，才能对袁世凯的洪宪运动作出正确判断。
从个人角度来分析，袁世凯在恢复帝制的运动中始终表现出犹豫和迟疑，说明他内心是有所顾忌的。如果袁世凯出于独裁目的，想独揽国家大权的话，他根本就不必去当那个皇帝。1914年以后的袁世凯，已经是权倾天下了。按照朱尔典等人的看法，袁世凯当时的政治权力架构，已超过英皇、德皇，甚至比美国总统的权力都要大很多。袁世凯要成为君主立宪的君主，首先必须得拱手让出很大一部分权力，只成为国家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袁世凯还是要当皇帝呢？合理的解释只有两种：一是袁世凯在内心当中极其看重皇帝的名号——毕竟，皇帝是“九五之尊”啊！是人生的巅峰，是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最高理想。每一个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皇帝梦。就袁世凯而言，他当然有这样的梦，并且，比别人强烈得多。在这理想追求下，袁世凯要实现个人的最大价值，当然是当皇帝，成为民众的皇帝，成为一个现代的、仁慈的、公正的、开明的国君。并且，皇帝是世袭制，如果当上了皇帝，整个家族也会永垂不朽。二是袁世凯当皇帝的确有很大的无奈成分：一方面是举国上下一片要求他当皇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另一方面也是为中国政治寻找一种最适合的模式，为政权寻找表明合法性基础的象征符号。出于对“中国传统”的妥协，袁世凯最终决定挺身出任“虚君”，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从总体上来看，袁世凯是有得也有失的。至于真实想法到底如何，恐怕只有袁世凯才清楚；或者说，连袁世凯自己也不清楚，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他就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动着，恍惚之中，就像坐上了过山车，经历了人生之中的大起大伏。
1915年，中、俄、蒙谈话代表合影
应该说，洪宪帝制自始至终是在君主立宪的旗号下进行的，但就其机构而言，袁世凯所做的，似乎缺乏某种系统性——恢复皇权的同时，袁世凯所进行的以“三权分立”为特征的工作表现得并不充分，他只是在恢复皇帝，相关的立法机构和内阁并没有同时恢复。虽然从颁布的“新皇室规范”中可以看出某些对于皇权的监督机制和法律，比如：……自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一律；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府官员；永废太监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这样的条例，对于皇权的限制，是比较接近于君主立宪制的，也与封建君主专制有本质的区别，但这样的条例，从一开始，就不是旗帜鲜明的，它一直淹没在纷繁的条例之中，很难让人看出袁世凯的真实企图。袁世凯在这上面所表现出的模糊和优柔，应该是引起形势混乱的重要原因。
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尽管袁世凯在君主立宪以及君主专制的概念上，表现出某种模糊性，但看得出来，袁世凯所想实行的，还是一个与以前的封建专制不一样的制度。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来看，他还是想先为这个国家找一个皇帝，然后，再实行君主立宪，推行一个适合中国国情、自己操作起来相对容易的君主立宪制。这个君主立宪制度，也是袁世凯从中年之后，一直努力研究，并想付诸实施的。君主立宪之后的皇帝，是国家的象征，而不是以前封建专制掌握绝对权力的皇帝。这个皇帝虽然仍有很大的权力和荣誉，但总体上管理国家事务的，仍是内阁制度，是总理事务大臣。正因如此，袁世凯取年号为“洪宪”——也就是“弘扬宪法”的意思，“洪”是帝德之大，“宪”是民主宪政。当然，从袁世凯后期的思想来看，袁世凯关于君主立宪的构架一直迟迟未清楚确定，有可能是袁世凯故作聪明地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袁世凯想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带有很大成分的专制性，就如同日本的君主立宪一样：虽然日常事务由内阁处理，但在重大事情上，在军队的统治上，天皇还是有重大的影响力和决断力，并且，在意识形态上，竭力推行忠君爱国的儒家道德……
看起来袁世凯似乎已把机关算尽，但聪明的他没有想到的是，往往只要继续往前半步，真理就变成了谬误。当袁世凯小心翼翼地走向帝制宝座，以为万无一失时，命运根本就没依从他的想法，而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出乎他意料的方式将他抛弃。而且，现在看起来，袁世凯为做皇帝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处心积虑，就像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正被巧妙地、一步一步地实施，以致他纵有万口，亦无法申辩。
袁世凯身着新设计的洪宪皇帝戎装
袁世凯的确输在轻举妄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韬光养晦的极佳时机：西方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中国新兴的工业正可以乘机摆脱外商的压制，加快发展的速度。当时中国的棉织品、面粉、火柴、卷烟、水泥、罐头食品以及其他类似的大众商品的制造工业，获得了迅猛发展。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比如纺织等行业，发展飞速。在一些铁路交叉点，逐渐形成了如济南、徐州和郑州等一批新型城市；上海、天津和武汉也成为工业中心，拥有人数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阶级；大小工业城市的成长，给乡村农民大众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农村妇女也开始走出家门；旧的中国家庭制度出现了裂纹；一些吸收了西方思想的资本家也在慢慢形成，并崭露头角……在各种胚芽形成的关键时期，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如果保持各方面的稳定，肯定收益颇多。任何动荡，哪怕是预示着良好开端的动荡，都带有相当的危险性。——也许，袁世凯就是没有想到自己的改换国体会引起这么大的动静，也让一直窥视的国内外敌对势力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理由。袁世凯显然低估了这当中的别有用心以及暗藏杀机。还有就是，中国人一向的思维习惯，一种重“名”不重“实”的文化传统。
袁世凯就这样跌入了自己挖掘的坟墓。一失足成千古恨，他就那样被当做时代的牺牲，放在了历史的案板上任人宰割。袁世凯的悲剧在于，他几乎是愚蠢地、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晾在敌人面前，就像在山坡上高高地竖立一个标靶，毫无掩饰地袒露在敌人的枪口下，让人从容瞄准，一枪命中！
袁世凯的确算是生不逢时——如果从中国传统政治的角度来说，这个能力极强、敢作敢为，同时也算是具有济世思想的人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一个少有的治世之能臣。以旧式标准来看，虽然袁世凯离孟子所说的“内圣外王”还有很大距离，但在政治理想和抱负，以及治世水平上，在李鸿章之后的晚清中，都可谓出类拔萃。并且，袁世凯非常勤勉，从不懈怠，也从不放弃；他知人善任，不贪图个人利益，不贪污，不敛财；个人生活也颇健康，不喝酒，不抽烟（只象征性地抽雪茄），不玩物丧志，虽然妻妾成群，但从不沉湎于女色；虽然不是科举出身，也颇具文人情怀，对诗词歌赋也略通一二，所写的文章诗词即使算不了一流，也有境界和情怀。这一点，跟三国时的曹操，都很相似。并且，袁世凯远远没有曹操残忍——他虽杀过不少人，但处于那样的位置，在旧式法制环境中，帝王将相哪一个不杀人如麻呢？袁世凯从不算是一个凶残的人，甚至称得上心慈手软。
如果将袁世凯跟曾国藩和李鸿章比较，明显地可以看出三人的一脉相承，以及彼此在文化上的落差。这三个人，都是具有一定新思想的官僚型民族主义者。在他们当中，就单纯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智慧的高蹈程度，曾国藩显然独领风骚。曾国藩更像是传统知识分子官员的典范。即使是号称“不学有术”的李鸿章，以他的文化底蕴和认知水平，也是袁世凯难以望其项背的。曾国藩高出二人的，还有强烈的自省意识，曾国藩经常性地会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进行盘整，并及时改进。在这方面，李鸿章就缺了很多，袁世凯缺得就更多了。与曾国藩相比，袁世凯更像是一个行动的人，他的思想和修养要浅薄得多，但却更具实用性。袁世凯的优点在于，精力充沛、办事敏捷，似乎天生就有处理各种复杂事务的能力，不放弃，也不厌倦。他的人情练达有天生的成分，一点也不显老谋深算，甚至还带有点忠厚和鲁莽。与曾国藩和李鸿章相比，袁世凯还更像是一个粗人，一个不具幽默感，内心缺少迂回和伸缩性，但却富有勇气和狡黠的粗人。袁世凯的这些特质，决定了其性格上的弱点。当然，从总体上说，袁世凯最缺乏的，还是大局观及现代思想和意识。
在政治风格上，袁世凯与中国传统士绅、官僚精英们都是一致的。袁世凯是典型官僚世家出身，虽然他一直没有科举功史，但早年，袁世凯的身边人，主要是他的两个叔父，给他树立了中国士大夫的榜样；袁世凯成年后，周围都是一些出类拔萃的饱学之士，如徐世昌、严修等。因此，袁世凯一直有坚实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背景，身上也具有传统士大夫的精神。虽然袁世凯的同党和门生中有很多是西学人士，比如唐绍仪、陆徵祥等，也有一些军队高级官员，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帮助袁世凯处理事务的。相比较而言，袁世凯还是跟那些中国传统之士在心理上更为接近。从总体思想上，袁世凯还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精英分子。
袁世凯一辈子最热衷追求的，就是官场。虽然袁世凯谈不上学而优，但他当官入仕的愿望，一点也不比别人弱。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所提倡的进取精神，以及袁世凯的个人性格有关。袁世凯没什么业余爱好，他最大的愿望或者说兴奋点，就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袁世凯一直“以天下为己任”，这样的追求，来自于他旺盛的精力，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袁世凯从不畏惧困难，任何时候都相信自己有对付复杂局面、战胜困难的能力和勇气。这种权力欲望，与他对个人使命的认知，是联系在一起的。袁世凯从来就将自己看做是创造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强权人物，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拯救国家，创立一个与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为实现这个目标，袁世凯愿意采取尽可能快速、有效的方法，甚至在某些方面对列强作出耻辱妥协，以牺牲国家和人民利益来完成。
袁世凯所撰对联
从个人品质上来说，袁世凯对于个人利益，对于金钱，显得没有太多欲望。钱对于袁世凯来说，从来就是一个工具，他总是慷慨大度，更乐意以金钱来铺设道路，达到目的；或者用金钱来建立一个牢固的关系网。这一点袁世凯与慈禧、李莲英、奕相处时，表现得非常充分。辛亥革命后，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布《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保持施压，向奕 和大太监张德兰（小德张）每人送去三百万两银子，让他们做工作。这六百万两就成了民国更替的成本。袁世凯行贿受贿的习气，是跟晚清的社会风气相一致的。那时候的社会环境就是这样，“人情来往”已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物质上的送礼进贡，对上是表忠心，同级之间则是交往的润滑剂。精明的袁世凯自然会把这一切运用得炉火纯青。袁世凯是深知金钱的力量的，但他个人从不贪钱。对于生活本身，没有过多要求。袁世凯从不奢侈，也从不铺张，对于金钱，一直抱有可有可无的态度。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按照有关规定，大总统的年俸为三十六万元，公费每年一百五十万元，交际费每年五十四万元。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笔很高的收入了。对此，袁世凯拿了几个月后，很快表示，国家财政困难，自己愿意躬行节俭减少薪水。袁世凯每月只拿俸金的八成，也就是两万四千元；此外，袁世凯还将公费月支减少到四万元，交际费月支四万元，这样，加起来只有每月十万四千元。虽然袁世凯的花费仍旧很多，但作为总统，能有这样的高姿态也属不易。有一个说法是，袁世凯逝世之后，家人只从他的笔筒里找出二十元。袁世凯一点现金都没留下，以致袁世凯安葬的费用，都是段祺瑞他们募捐的。不管这个说法是真是假，但袁世凯的钱都用在了“刀刃”上，袁世凯对于权力的追逐，一直胜于对金钱的热爱。这一直为各界人士所公认。
袁世凯遭人非议最多的，就是他做人八面玲珑，多方讨好，很少讲原则。袁世凯对人际关系的处理，比李鸿章显得更圆滑灵活，更能“海纳百川”。袁世凯一直走的是政坛的“多头路线”——他先是依靠淮军和李鸿章系走入政坛的，然后，又得到湘系刘坤一、军机处李鸿藻的支持。对于李鸿章的对手翁同龢，袁世凯也表现得很尊敬。李鸿章死后，袁世凯以自己的精明能干赢得了慈禧太后、庆亲王奕、醇亲王奕、端方、荣禄等一批满族当权者的信任，从而不断升迁。另一方面，袁世凯又与张之洞、张謇等汉臣也相处不错。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后，对于当年维新变法的人士明显示好。袁世凯对“戊戌六君子”进行了昭雪，在北京建立祠宇，将事实宣付清史馆立传。袁世凯处人，在很大程度上对事不对人。袁世凯这种无派系、无“操守”，看起来见风使舵的做法，自然遭到很多人的诋毁。人们诋毁袁世凯最多的，就是袁世凯的“反复无常”——在戊戌变法当中出卖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背叛清廷，在帝制运动中背叛共和。这样，袁世凯最后终于“里外不是人”——几方面的势力，最后都把复仇的标靶锁定在这个翻云覆雨的河南人身上。
如果单就个人私德来说，袁世凯还是有诸多可取之处的。袁世凯算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他对自己的亲属家人，对自己的朋友和部下，可谓忠诚有信。袁世凯是个有名的大孝子，无论是对生父袁保中，生母刘氏，还是对养父袁保庆，养母牛氏，一直以孝为先。年轻的袁世凯赴朝鲜后，尤其挂念身体多病的母亲，每隔一段时间，袁世凯就要写封家信回老家嘘寒问暖，细心地询问母亲的生活和身体情况，交代一些注意事项，如春后不可多脱衣服，不可多喝茶，不可多吃热性食物等细枝末节，并且经常捎钱物分送家人。1885年3月袁世凯从朝鲜请假回河南，养母牛氏居陈州，生母刘氏居项城袁寨，袁世凯就在两地之间奔波，二老都十分满意。1891年，牛氏病重的消息传到朝鲜，袁世凯立即赶回，到处张罗请医生给养母就诊。牛氏去世后，尽管朝鲜形势非常严峻，袁世凯仍坚持把丧事办完后，才赶回朝鲜。1890年，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立即将生母刘氏接到济南，亲自奉养。袁世凯对于兄长袁世廉也是尽心尽力，袁世廉患上伤寒症之后，袁世凯把兄长特意接到洹上，整天陪着他散心。袁世廉临死之前，袁世凯在病榻前日夜相伴，困极了，就在袁世廉的床头靠一靠。袁世廉去世前的六天六夜，袁世凯一直守候在病榻前。
袁世凯与生母刘氏
袁世凯一生先后有一妻九妾，三十二个子女。之所以娶了这么多姨太太，最根本的动机，恐怕还是袁世凯的虚荣心。可以看出，袁世凯骨子里还是一个旧人，是个大男子主义者，缺少新生活的观念，既缺乏情调，也缺乏对妇女的尊重。可能在他看来，纳妾还是为了帮助那些可怜的女子。比如袁世凯的二夫人沈氏，曾经是烟花女。双方情投意合时，袁世凯还是一个布衣青年。袁世凯发誓有朝一日当官发财，一定为她赎身并明媒正娶。几年以后，袁世凯在朝鲜发达，立即派人将沈氏从妓院赎出，迎娶她做了自己的二夫人。除沈氏之外，袁世凯的九姨太，也是一个风尘女子。在朝鲜时，朝鲜国王曾馈赠袁世凯一妾二婢（另一说法为袁买来的），袁世凯将这三人全部纳为自己的姨太太。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即是跟金夫人所生。袁世凯在朝鲜之所以一口气纳了三个妾，同样跟他的旧观念有关——早年袁世凯所娶的结发之妻，在生了长子袁克定之后，一直在老家服侍袁世凯养母牛氏；袁世凯在娶了二房沈氏之后，沈氏一直不能生育。袁世凯很可能是为了多子多孙的考虑，一口气纳了三个妾。跟那些农业专制社会的士大夫一样，袁世凯热衷于排场，喜欢迎来送往，子女成群。在潜意识当中，还是在炫耀他男性的阳刚。尽管妻妾成群，但袁世凯生活并不糜烂，他不纵欲，对性生活也保持节制。袁世凯与姨太太们平时是分居的，袁世凯住在中间的大屋中，各个姨太太分居周围的屋子里。袁世凯规定，凡是儿子娶了媳妇的姨太太，都不得跟袁世凯同房。其余的轮流值宿，每人一周。轮到哪一个姨太太当值，就由她本房的女佣把她的卧具及生活用品搬到袁世凯的卧室里。因此，袁世凯虽然妻妾成群，但一切也井井有条。
袁世凯的妻妾如此之多，但彼此之间却一直能和睦相处，极少发生争吵之事。袁世凯的家规很重：不准家里人吵嘴打架，不准搬弄是非。稍有违背，或犯了其他错误，除了当面训斥之外，还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停发一月或数月的月钱，甚至给予更严厉的处罚。新来的姨太太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的管束，所有礼数和规矩，均由资格老的教导指点，新的不得违背。前一时期，负责教育的是二夫人沈氏；后一时期，负责教育的，是五姨太沈氏。袁世凯给众姨太的月钱，基本是平均的。如果姨太太要去买首饰或者衣料，要写条子请袁世凯批准才行。虽然袁世凯对于姨太太的申请一般都会批准，但这样的方式，对于姨太太们也是一种约束。
袁世凯喜欢小脚女人，这同样可以说明他观念守旧。在他的女人当中，除了朝鲜籍的三个姨太太是天足外，其余的都是小脚。袁世凯最喜欢五姨太的原因之一，就是五姨太有一双“三寸金莲”。三个朝鲜籍姨太太为了讨袁世凯的欢心，平日里只好仿效京剧中花旦、武旦角色“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袁世凯。四姨太因为死得早，少受了一些罪。二姨太和三姨太，一直到袁世凯死，双足才离开“寸子”。她们离开“寸子”时，一段时间都不会走路了。从袁世凯这番习好就能看出，这样的人，哪里能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呢？
在旧制度的背景下，婚丧嫁娶也一直是政治。袁世凯成群的子女长大成人之后，袁世凯同样也要打他的“儿女牌”——长子袁克定，娶吴大澂女；次子袁克文，娶天津盐商捐官候补道刘尚文之女；三子克良，娶管学大臣、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之女；四子克端，娶天津大盐商、近代实业家、捐官候补道何炳莹之女；五子克权，娶直隶总督端方之女；六子克桓，娶江苏巡抚陈启泰之女；七子克钊，娶山东巡抚孙宝琦之女；八子克轸，娶周馥之幼女；九子克久，娶黎元洪之女；十子克坚，娶徐世昌之女；十一子克安，娶天津富商李士铭之女；十三子克相，娶曾任军机大臣的那桐之孙女。长女嫁张人骏之子，次女嫁端方之侄，三女嫁杨士骧之弟士聪之子，五女嫁清末吏部尚书陆宝忠之子，六女嫁孙宝琦之子，七女嫁曾任清廷陆军部尚书荫昌之子……这些儿女亲家，很多都是袁世凯的政治同道或亲朋好友：徐世昌、曹锟、陆建章、周馥、端方兄弟等，是袁世凯北洋时代的好友；那桐、张百熙、荫昌等是清廷中比较接近的同僚；孙宝琦、张人骏、杨士骧、陈启泰、陆宝忠等，则是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时的下属。儿女的婚事，有意无意地为袁世凯的势力扩张结下了一张大网。
当官从政，一个很重要的行为就是用人。袁世凯的用人，同样值得一提。袁世凯很看重一个人的能力，他所用的，都是比较能干的人。在这一点上，袁世凯跟曹操又有几分相似。袁世凯也基本做到了“任人唯贤”，而不是“用人唯亲”。清末民初，袁世凯几乎笼络了国内各方面最优秀的人才，他的北洋集团就是一个人才集团。比如军事方面有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警察方面有赵秉钧、段芝贵，经济方面有周学熙、梁士诒，教育方面有严修、林墨青、卢本斋、傅增湘，法律方面有金邦平、黎渊等。这些人都是当时的人杰。袁世凯没有像当年的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样，组织一支“乡党”的队伍，他的手下很少与他有地缘和血缘关系。袁世凯的家族是一个大旺族，兄弟六人，子侄辈数十上百人，光袁世凯自己就有十七个儿子。但袁世凯极少让他的兄弟子侄在政府中做事，他的儿子，只有大儿子袁克定，曾在清末年间担任了左丞，而且时间不长，自己下野之后，袁克定也随之辞职。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之后，他的儿子们一个也没在政府中任职。袁世凯用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大胆提携新人，比如袁世凯在朝鲜时，就大量任用清廷第一批学成归来的留美学生，开销了前任留下的工作人员，一连调来八九位留美后生，分别在汉城的总理署及各地分署任翻译。这当中，就有唐绍仪、吴仲贤、周长龄、梁如浩、蔡绍基等。袁世凯所用的留美学生人数，几乎占全部留美归国学生人数的十分之一，为延纳留美归国精英最多的机构。唐绍仪跟随袁世凯后不久，袁世凯即破格遴选唐绍仪做他的政治副手兼汉城郊区龙山分署员，地位甚至超越了很多一直跟随他的亲信随员。袁世凯第三任期满后，即举荐唐绍仪替代自己，后由于甲午战争爆发未能实现。战争爆发之后，袁世凯内调国内，仍举荐了唐绍仪主持留守事宜。
段芝贵
梁士诒
对于手下之能人，袁世凯既大胆提携，也善于笼络——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的文案，也是他的老朋友阮忠枢在天津某妓院结识了一个妓女小玉，二人相处感情日浓。阮忠枢欲纳小玉为妾，便向袁世凯报告。袁世凯表态说有碍军队声誉，不同意阮忠枢纳小玉。阮忠枢只好作罢。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觉得这事也没什么，便派人秘密将小玉赎出，在天津购置了房产和家具，将小玉安顿好。然后，袁世凯和阮忠枢去天津，乘着暮色，袁世凯带着阮忠枢来到了一家大院。阮忠枢见院子里高挂红灯笼，屋中铺陈富丽堂皇，堂前点着朱烛，摆着丰盛的酒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诧异间，就听见有人喊道：新姑爷到！从里屋出来了一位新娘打扮的俏佳人，定眼一看，原来正是朝思暮想的小玉——原来，袁世凯把这一切都办好了，正等着他入洞房呢！如此笼络人心的旧手段，袁世凯运用得炉火纯青。怎么看，这都像是一个精通人情世故的“曹操”。
以袁世凯的做事做人风格来看，最大的特点就是手腕圆熟，看起来“人情味”很重。袁世凯决意改变国体，昔日的同人和兄弟，一下子变成君臣关系，这些人接受得了吗？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袁世凯向政事堂列出一批“旧侣”、“故人”、“耆硕”名单，列入“旧侣”的有黎元洪、奕、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列入“故人”的有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列入“耆硕”的有王闿运、马相伯等。对这些人，袁世凯的态度是可以不称臣。对于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除了列入“故人”，受到不臣的优待外，袁世凯又发申令，尊此四人为“嵩山四友”，给予更优厚的待遇。值得一提的是，在“旧侣”中，还有当年差点致袁世凯于死地的载沣。对于这个死对头，袁世凯也没痛下杀手，给予了宽大待遇。这可以说是袁世凯的政治手段，也可以说是他的肚量。
促成袁世凯改变国体的动机中，还有一个埋在袁世凯心底的隐秘，不足为外人道。袁世凯一直是很迷信的，这也难怪，在那个时代，由于科学和理性的薄弱，很少有中国人不迷信的。袁世凯心中一直有一个死结，那就是袁家四代以来，先袁世凯死去的十四个人，有十三个人死于虚龄五十八岁以前，只有袁世凯的四叔祖父死于六十岁。当年袁保庆和袁保恒的英年早逝，更是给袁世凯留下了阴影。一些风水师也议论纷纷，说什么袁家祖坟穴位不正，掌禄不掌寿等，让袁世凯的记忆尤深。袁世凯为此有一段时间曾拼命研究风水，有一次袁世凯的儿女亲家周馥从安徽至德老家北上，到袁世凯隐居的洹上村拜访。袁世凯兴之所至，便与周馥、风水先生杨焕之一起，前往项城观察自家祖坟。可以判断的是，袁世凯在他五十八岁这一年，突然地想当皇帝，恐怕也跟这样的心结有关。袁世凯还是想用称帝这一非凡的方式来冲一冲袁家的“坎”，以自己的“天子命”来冲一冲悬挂在袁家男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可能正是由于这样的赌徒动机，袁世凯决定孤注一掷，与命运进行一次掷骰子游戏。
宿命的意义在于，即使你再想改变，你也只能无奈何对待扑面而来的一切。袁世凯也一样，他想拼命地反抗命运，结果，还是倒在终点线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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