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称帝过程中所中的魔咒，更像是一个欲擒故纵的棋局。棋局的设计者，就是阴险、凶狠的日本政府。
一直以来，人们在研究晚清以及民国历史时，往往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关键之点，那就是：从庚子事变之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的政治实际上已不是单纯的中国政治了，它在很多实质问题上，已被西方强国以及东邻日本左右。在此情况下，国家的运转所呈现出的矛盾、内部斗争、人事起伏以及结果等等，已不单单是国家自主范围之内的事情了，也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它牵涉到很多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牵涉到一些国家对中国政治走向的掌控，以及对中国其他势力的暗中支持、操纵和随之衍生的阴谋等等，甚至牵涉到列强之间为中国政治格局的平衡所进行的交易。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各种政治派系，也出于自身壮大以及夺权篡位的考虑，一个个争先恐后寻找国际势力的支持，有的甚至不惜丧权辱国，向外国作出承诺……局势纷纭复杂，史书和结果所呈现的，往往只是一个现象。至于本质，一直潜隐在历史的深处，不为人们所知。
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
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本是中国政治制度转型期间的一次波动和反复，属于中国内政；而且，这样的反复如果放在数百年转型过程中来看待，也属正常。一开始，列强们对于中国行共和还是行帝制，并没有表示出热衷和干涉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国体选择并不是个大的问题，关键是实质。而且，英、德、奥、日、俄等国因为是君主制，对中国恢复帝制，从文化心理上是比较接近的。美国也公开宣布，中国是否实行帝制，是中国的内政，美国不予干涉。对这些国家来说，只要中国不因帝制引起混乱，损害他们在华利益就可以。因此，袁世凯最初想改变国体的一些试探，并没有真正引起西方列强们的警觉和关注。
这个时候，袁世凯显然忽略了日本对他深埋的敌意。从袁世凯的经历来说，袁世凯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敌人，就是日本；而日本，自始至终把袁世凯当做一个很重要的对手来看待。在日本看来，当年朝鲜之所以排斥日本，完全是袁世凯从中作梗。对于日本来说，赢得甲午战争的胜利并签订《马关条约》，只能算侵略中国的第一步。日本的真正目的是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下，将中国等东亚地区纳入它的版图。当日本打败欧洲老牌强国俄罗斯，取得沙俄让出的中国东北南部的利益之时，又逢袁世凯任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个性倔强的袁世凯对于老对手日本的心怀叵测，仍采取强硬的抵制态度。袁世凯的强人风格，以及对日本的警惕，一直让日本耿耿于怀。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曾直言不讳地说：“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国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日本认为机会来了，一开始，日本就竭力干扰中国南北双方和谈，更希望革命党人和北洋军互相厮杀，然后伺机趁火打劫。袁世凯复出后，成功策划了南北和谈，然后又以和平手段逼清帝退位，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系列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英国以及西方列强的支持而获得的。袁世凯上台之后，日本对袁世凯采取了主动争取的手法，出台了一些对华有利的政策以示好：第一，在一定条件下，将胶州湾归还中国；第二，保证袁大总统及其政府之安全；第三，取缔日本保护下之中国的革命党、宗社党、留日学生的活动；第四，请日本当局给袁世凯及其政府各总长授勋；第五，同意中国提出的修改税率建议。对于日本伸出的橄榄枝，袁世凯明里表示感谢，暗地里却怀有警惕，并没有投桃报李主动投靠。袁世凯政府初期的外交政策，明显地亲英美疏日本。这一点让日本很恼火。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一方面授意日本民间人士和军人中的强硬派，组织反袁阵营，积极支持和培养反对袁世凯的势力；另一方面，加强对中国时局的研究，积极寻觅机会扭转中国政局。
袁世凯在执政后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铁腕，以及想做一个政治新强人的野心后，日本政府对袁世凯越来越不放心，对华政策很快调整为：明里向袁世凯示好，怂恿袁世凯称帝，然后借机行事——在日本政府看来，如果袁世凯称帝成功，中国采取君主制，跟日本国体相一致，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情；另一方面，如果袁世凯称帝遭到强大的阻力，那么，正可以落井下石，推翻袁世凯统治，为日本对华外交扫清障碍。由于中国政局一直不太明朗，日本对华政策也呈摇摆态势，既没有明确表态支持袁世凯改变国体，也没有明确表态反对。不过，日本政府一直在暗地里保持跟段祺瑞、冯国璋、张勋、孙中山等人的接触，以探讨取代袁世凯的可能性。
张勋
1914年，奥匈帝国太子在塞尔维亚的被杀事件，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随后，以德奥同盟国为一方，以俄英法协约国为一方，在欧洲战场展开了大厮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了一直觊觎中国的日本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时候，日本可以征调的陆军达百万，海军总吨位逾六十万吨，已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连欧洲老牌列强也不敢小觑。世界大战爆发后，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日本自然成了大战双方争夺的对象，日本的地位一下子变得举足轻重。为了赢得日本参战对抗同盟国，英国对于日本利用战争期间进行势力扩张，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英国状况和心理相同的，还有其他欧洲列强。
不仅如此，任何一个大国此时都成了天平上的砝码。英国等协约国列强也希望中国加入协约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几次做工作，力劝袁世凯加入对德奥的战争，最起码从道义上支持英美。朱尔典暗示，如果袁世凯加入协约国，英国政府会支持袁世凯称帝，否则有可能会反对。袁世凯一直没有松口，他的想法是，在战局不明朗的情况下，不加入任何一方的战争，而是韬光养晦搞好国内建设。因此，中国一直在外交上宣布中立。袁世凯中立的外交政策，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不过这种中立的态度，也让英国政府对袁世凯恼火和不满。战争开始后，英国因忙于欧洲战事，对于远东事务，包括袁世凯的政权稳固，以及中国事态的发展，已没有精力顾及。欧洲列强们的无暇东顾，正好为日本放手侵略中国提供了天赐良机。
这个时候，日本已觉察到若此时推翻袁世凯政府，可谓是天赐良机。日本带有军国主义性质的组织黑龙会在当时一份《解决中国问题意见书》中这样阐述道：“一旦内乱果真发生而没有外力帮助镇压，我们相信袁世凯绝不可能以单独的力量恢复和平与统一全国。”“我们应该使中国革命党人、宗社党人以及其他失意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骚动。整个国家将陷入混乱，袁政府将因之垮台。那时我们将从四亿中国人中选择一位最有势力、最著名的人物，帮助他组织新政府，统一全中国。同时我国军队必须协助恢复全国的和平与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这样中国人便乐于顺从新政府，而新政府自然信任并依靠日本。”日本黑龙会一直算是日本半官方且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它的使命就是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直接开展对中国以及其他远东国家的活动。黑龙会的对华态度，一直影响和左右着日本对华政策。由黑龙会的态度，完全可以管窥日本政府对袁世凯政府的政策变化。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破坏中国的“局外中立规定”，派军舰封锁胶州湾。很快，日军又与英军联合攻占了青岛，完成了对中国山东半岛的控制。但日本显然不满意只是对中国局部的控制和占领，在大战和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节骨眼上，适时而阴毒地向袁世凯政府抛出了“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用意，就是“一箭双雕”——如果中国政府接受此协议的话，日本不仅可以从中牟利，袁世凯政府也会大跌颜面；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必将给日本进攻中国提供理由，同时对西方列强也是一个交代。这样，“二十一条”的提出，令袁世凯无论答应不答应，都将面临尴尬和艰难的局面。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
1915年1月一个阴暗寒冷的日子里，日本驻中国大使日置益在与袁世凯的会晤中，径直递交了《觉书》文本，也即“二十一条”。
本应向外交部递交的国书，却径直递交给总统，可见日本的倨傲态度。《觉书》的文本共分五号二十一款，所以后来一直称为“二十一条”。值得一提的细节是，这一本《觉书》的水印图纹是兵舰和机关枪——显然，这不是无意的巧合，而是有意为之。《觉书》的内容主要有：第一号共四款，关于山东问题。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包括对胶州湾、青岛的占领，胶济铁路及沿线的利益，并加以扩大。
第二号共七款，关于南满洲及东部蒙古问题。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包括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和南满铁路期限要求展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在两地享有土地租借或所有、居住往来以及经营工商业、开矿、筑路等各项权利。
第三号共二款，关于汉冶萍公司问题。要求公司由中日合办，该公司附近矿山，未经同意，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共一款，关于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问题。要求中国政府声明，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共七款，关于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各项顾问及其他问题，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中国财政、政治、军事等各方面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有在江西、福建修筑铁路、开矿等权力。
日本公使日置益在递交《觉书》时强调：这些条款，是给中国一个机会，向日本国民表明对日本的亲善。日置益还半是恫吓、半是利诱地说：日本政府对袁大总统表示诚意，愿将多年悬案和衷解决，以达亲善目的。慈奉政府训令，面递条款，愿大总统迅速商议解决，并保守秘密，否则要负一切严重后果之责。日置益同时话里有话地威胁说：“中国革命党与日在野人士过从甚密，势力甚大，倘袁政府不表示友好，则日政府实难控制革命党不在中国行事。”又说：“日本人民皆反对袁总统，彼等相信总统为有力的排日者，其政府亦采取远交近攻之政策。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觉友好，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也。”这明显地就是要袁世凯拿国家利益跟日本做交易。
袁世凯当然知道日本公使的目的何在，袁世凯不卑不亢地回答说：“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愿，但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汝霖）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说完之后，袁世凯将《觉书》往桌上一搁，并未当场展阅。
从18日晚到21日，袁世凯连续召开了由外交总长、各部总长、参议院议长等参加的会议，商谈对策。袁世凯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事已定，隐怀疑忌，故提出《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商议。”袁世凯征询政界和军队将领的意见：如果拒不接受“二十一条”，同日本开战，一决高低如何？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开战，必败无疑。虽然民间势力反日的情绪高涨，但如果没有实力的保证，一腔热血又有什么用呢？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造成无谓的牺牲。战争，毕竟是靠实力说话的，这一点，袁世凯最清楚不过。据说，当袁世凯询问战争的可能性时，仅段祺瑞一人主张一战。袁世凯问可以打多久，段祺瑞的回答是：可以坚持一天，以后的事就交给大总统亲自处理了。这样的回答，等于宣告根本无实力应战。严峻的形势摆在袁世凯面前：如果答应“二十一条”，中国将跟朝鲜的地位相同，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不答应，以目前中国的军事实力，实在是难以抵挡日本的全面进攻。两难的境况下，只有通过谈判力争主权少受损失。
外交从来就是以实力说话，没有实力，谈判又何从谈起呢？从有关资料来看，袁世凯全程指挥了“二十一条”的谈判过程。袁世凯采取了当年李鸿章的方法，一边拖延时间，一边寄希望“以夷制夷”，将日本的计划透露出去，以引起西方列强的注意，形成干涉——袁世凯让谈判团逐条逐项与日本进行谈判，慢慢地磨，慢慢地拖，规定每周谈一次，每次谈一个下午，一直从一月谈到五月。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甚至以调整外交人员的方式来争取时间——中途将主谈的孙宝琦改任审计院院长，调陆徵祥代为主持。陆徵祥是个有名的慢性子，每次谈判时，先要寒暄、泡茶，一番周折耗去很多谈判时间，急得日本人呱呱乱叫。对于袁世凯政府来说，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方式。袁世凯给谈判团明确的原则是：涉及领土完整的内容不让步；第五号明确拒绝；先从第二号内容（即涉及南满和东蒙地区有关内容者）逐条力争，不连及其他条款。袁世凯细细地对“二十一条”进行了逐条手批，作为外交部谈判的依据。至今尚可见到袁世凯对于“二十一条”完整的手批件三份（一份原件，一份修改稿和最后通牒），上面除了袁世凯用朱笔黑笔圈点的注重号外，逐条批的长短文字达七十六条之多，许多细节都给予了明确意见。
因为“二十一条”是秘密交涉，谈判的同时，袁世凯指示陆徵祥、顾维钧、蔡廷以及中国政府的洋顾问莫里森等人，暗中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出去。“二十一条”的有关内容在美、英等国的报纸上公布后，全球哗然，抗议声一片。湖南学生彭超留下血书后，愤然投江自尽；年轻的毛泽东写下了《明耻篇》，手书“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正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发出了《告全国父老书》，呼吁抵制“二十一条”；北京二十万人到中央公园集会，捐款一百万作为救国基金；上海国民外交后援会等致电袁世凯誓死反对……全球华人同仇敌忾，声讨日本的罪行。连被袁世凯通缉的同盟会诸元老黄兴、陈炯明、柏文蔚等，也公开呼吁暂停革命，一致对日。黄兴还写信劝慰孙中山：应即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值得一提的是，群情激愤之下，当时刚满二十四岁，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却异常冷静，他在《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就我看来，我们留学生在这个时候，在离中国这么远的地方，所应该做的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责任，就是读书，不要被报章的喧嚣引导离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让我们严肃地、冷静地、不顾骚扰、不被动摇地读我们的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了这个危机之后——我们深信她必须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强大的舆论和国际压力之下，日本人想尽快结束谈判，主动就一些条款作了让步，并于1915年5月7日向袁世凯发出了四十八小时必须满足日本要求的最后通牒。与此同时，日本海军舰也开进了中国渤海，准备向中国发动进攻。黑云压城之际，袁世凯仍在最后通牒的文本中手批：“顾问、兵器、兵厂大损主权，中国政府绝难承认。虽4月26日修正案重为修改，性质略变，但中国政府视之仍有影响主权之虑，故请全行删去，断难留此纠葛之点。”坚持拒绝第五号的内容。
不过袁世凯盼望以拖延战术争取欧美列强抑制日本的愿望最终还是落了空，在世界大战的生死关头，那些西方列强当然不愿意因此得罪亚洲新势力日本。欧美列强没有一个站出来声援中国，反而顺水推舟劝袁世凯接受日本的条件，甚至考虑趁火打劫。只有美国态度还算积极，表示希望中日双方保持克制。这个时候，日本的最后通牒已发出，一切努力都没有实际意义了。
在外无援助，内乏支撑的情形下，袁世凯只得屈辱地表示接受修改过的《觉书》。这样，“二十一条”的谈判，从1915年2月2日正式开始，到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时止，历时一百零五天，交锋二十余次。最后一刻，袁世凯同意除第五号的七条以外，部分接受了日本的要求。5月25日，陆徵祥与日置益正式签订所谓《中日条约》，其内容已经删去了原第五号、第四号，实际上仅为十三条，已经算是挽回很多了。看起来，“强人”袁世凯竭尽全力所能做的，只能是这些了。
5月8日上午，袁世凯召集中央政府会议，副总统、国务卿、各部总长、参谋总长、政事堂左右丞、各院院长、参议院参政、外交次长等均参加。袁世凯以悲愤的心情向各方通报进展。外交总长陆徵祥也通报了英国公使朱尔典刚刚跟他面谈的情况，朱尔典让他传话给袁世凯：以他在中国四十年，并且与袁世凯三十年的交情，劝说中国忍辱接受日本人的通牒。陆徵祥说，朱尔典甚至声泪俱下，要中国忍气吞声等待十年后再与日本一决高下。熟悉中国历史的朱尔典，很明显是让袁世凯以当年的勾践为榜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彻夜未眠的袁世凯声音低沉地宣布有条件接受日本的《觉书》。会议期间，袁世凯表情阴森得可怕，甚至由于悲愤难遏而泣不成声。人们发现，一夜之间袁世凯突然变成一个真正的老人了。
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云：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
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之后，中国之危险，更甚至于今日。
不等社会舆论称“二十一条”为“国耻”，袁世凯自己就认为是一个“奇耻大辱”。可以肯定的是，极不情愿地接受“二十一条”，给予袁世凯内心的伤害是巨大的。弱国哪有外交呢？只有让人生生宰割的份。硬生生咽下这个奇耻大辱，袁世凯内心的悲苦是可想而知的。经历了这一场事件之后，袁世凯心中复仇的砝码又加重了很多。
尽管袁世凯接受了《觉书》，但日本仍是恼羞成怒，本是中日之间秘密进行的谈判，让袁世凯一张扬之后，世人尽知，日本称霸企图暴露在西方列强面前，让日本政府很丢脸面。并且，袁世凯打算实行的君主立宪，也让日本政府担心，因为相对于共和，这种专制的方式更让日本没有安全感。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外交政策继续保持对袁世凯政府的施压，而此时，正是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如火如荼之时，日本干脆故伎重演，导演了一起“欲擒故纵”的阴谋——
“二十一条”批准书
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条”签字时中日代表合影，左起：（中方）外交次长曹汝霖、外交总长陆祥、秘书施履本；（日方）参赞小幡酉吉、驻华公使日置益、书记官参赞高尾亨日本首相大隈重信
与袁世凯谈判“二十一条”前后，日本就由首相、外相出面，向袁世凯暗送秋波，信誓旦旦地表态支持袁世凯称帝。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对中国外交次长曹汝霖说：“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日置益在见到袁世凯之后，也当面说：“袁大总统，我还是认为中国复辟帝制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日两国为近邻，若贵国君臣易位，我大日本天皇也受影响啊！”但在暗地里，日本又以民间名义，支持、资助中国民间势力的反袁活动，给袁世凯增加压力。
1915年9月底，日本首相大隈公开发表谈话，声称：以今日中国民情以及国民知识发达程度的实际情况观之，均未达到共和程度。声言袁世凯可以做中国皇帝而无愧。他通过驻日公使致意袁世凯，关于君主立宪事，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愿意帮助一切。
袁世凯在确信日本首相大隈支持自己恢复帝制后，加快了复辟进程——这个时候，手持钓竿的日本觉得袁世凯上钩了，开始收线并张开罗网了——915年10月15日，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告知英国驻日公使：“在中国南方，反对袁世凯之宣传正在扩大。故很清楚，倘若试图恢复帝制，则将爆发起义，英日两国蒙受之损失将比其他国家更大。无论如何，至少要劝告中国放弃帝制之打算，以防远东发生动乱。”10月28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番酉吉又在本国政府的授意下，串通英、俄、法、意，向袁世凯口述五国警告，同时发表警告全文，鼓动中国反对党声讨袁世凯。12月11日，袁世凯的参政院开会，汇总票数，各省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部投了君主立宪的赞成票，眼看中国恢复君主立宪不可阻挡之时，日本又串通五国向袁世凯发出第二次警告，声明五国政府不同意袁氏恢复帝制行为。日本这时候的突然反对，很明显是向袁世凯示威，日本对中国问题是有发言权的，中国的一切问题，包括中国与其他各国的交涉，须取得日本同意才行，否则就要强行干涉。这等于是向世界宣告，日本已视中国为其保护国，中国的内政外交均无独立自主的权力了。
五国联合提出警告的同时，协约国的敌对方——德国也不甘寂寞，驻华公使辛慈公开表示赞成中国改行帝制。德国发出的信号，更激怒了英、俄、法、意等国，他们的干涉力度更大了。袁世凯夹在两股势力中间，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这个时候，在欧洲，胜利的天平已倾向了协约国。袁世凯也改变了立场，想通过加入协约国的方式，赢得英国等的支持。袁世凯向协约国成员英国等提出三项条件，希望在三项条件得以满足的情况下，加入协约国参战：一是保证将来不受德国报复；二是保证中国占领天津、汉口的德国和奥地利的租界；三是安排从上海引渡政治犯。袁世凯的外交牌打得太精明了，对于军事力量薄弱的中国，英国已懒得进一步争取了，只是传下话来，要求日本政府跟他们一起邀请中国加入协约国。很显然，英国想把这个顺水人情丢给日本，让日本来进行决断。对于中国的申请，日本根本不做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遂未能加入协约国，也无法赢得英国等国家的支持。
而在此时，对于袁世凯来说，为恢复帝制所做的一切已是骑虎难下，这时候如果贸然停止，同样会引起很大的骚动。袁世凯只得派特使准备赶赴日本，询问日本确切的态度。日本的回答是：以前答应的事一律不算数，还是希望袁世凯不要恢复帝制。这时候的袁世凯已来不及应对眼前的变化了，所有的一切，就像大幕已经拉开，展示在演员面前的，没有舞台，只是一根悬空的钢丝——袁世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而他的身前左右，都是劫数难逃的万丈深渊。
在此之后，由于各方面的反对，袁世凯宣布推迟帝制。但1916年3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仍正式作出决定，对袁世凯真正地“亮剑”：一、确定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使该国国民意识到日本之强大势力，以创造“日中亲善”之基础。二、袁世凯仍在中国掌权，确为妨碍日本推行上述政策之障碍。无论何人掌权都比袁世凯更符合日本在中国的长远利益，故必须使袁世凯退出中国的政坛。三、使袁氏退出中国政坛，以靠中国自身形势的发展为得策，这要视中国国民民心将来的归向而定。日本密切关注中国的形势发展，以决定对华方针。四、上述如若不能实现，因为排袁会与袁世凯直接冲突，要求其中止帝制或退位，反而会为已陷入窘境的袁世凯开出一条活路，并且要为救出陷入窘境的袁世凯之善后承担责任。日本以与欧美协调为得策。若干涉中国内政，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赞同。五、等待适当的时机承认南军（南方反袁护国起义军）为交战团体。六、日本民间志士对以驱逐袁世凯为目的之中国人寄予同情，彼等拟资助中国人金钱武装，政府虽不便负起责任公开鼓励此等人士，但将予默许。
应该说，这时候日本的对华方针已很明确，就是全力支持中国国内反对党，运用各种手段，让袁世凯下台。在此方针下，日本一面干涉袁世凯恢复帝制，一面支持各种反袁势力，想乘中国政局混乱之际，造成中国分裂。恢复帝制最关键的时期，青木中将奉命来华“考察”，策动反对袁世凯的各派势力。蔡锷从北京逃到天津后，也是先到日本，再转道赴云南参加护国起义。护国战争爆发后，日本通过越南境内转运武器弹药和军用品给护国军，同时通过云南接济四川反袁势力步枪大炮。护国军策划与组织者之一的梁启超离开上海赶往广西，途经香港越南，也是日本武官青木中将一手安排。在此之后，日本还贷款给岑春煊一百万元，成立肇庆军务院；又贷款给孙中山，支持上海和山东中华革命军起义。青木宣布：日本愿以大宗军火及巨款接济反对袁世凯的武装力量，在长江沿线发动起义。除支持南方反袁势力外，日本还在东北、内蒙古支持满蒙亲贵和宗社党暴动；策动在南满东蒙建立特别独立国，以在大连的逊清肃亲王善耆为皇帝，帮助这一地区实行独立和自治……后来，日本内阁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在《日支冲突之真相》一文中，承认日本“出于扰乱支那全国之策，卷起支那各地抗袁运动”，“凡上海民党夺取军舰，山东起事，云南举兵”，“无非我国间接左右于其间”。日本在推翻袁世凯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护国战争期间，梁启超与岑春煊
袁世凯就这样陷入了一种阴谋之中，就像一只飞蛾，落入蜘蛛张开的网。尽管袁世凯试图全力挣脱，但还是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时间不给他任何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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