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袁世凯1913年前后的表现，应该说，“二次革命”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如果说“二次革命”前，袁世凯还在立宪与共和之间犹豫不决的话，那么，“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便一步一步地显示他的“司马昭之心”，决意施展铁腕与专制。
“二次革命”尽管很快得到平息，但却引起了全国震惊，在很多人看来，自清康熙之后，中国就没有发生过地方大员起兵造反的事情，现在民国初立，共和刚兴，就有国家分裂的内战爆发。人们自然而然地把这一切，归罪于“舶来品”共和体制。同时，对于袁世凯来说，轻而易举地挫败“二次革命”，让这个强人收获了巨大的信心，也使他的“使命感”空前膨胀。这个时候，袁世凯已明显地表现出对西方共和制以及民主议会道路不认同了。在袁世凯看来，这种以欧美为师的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明显地不适合中国的土壤。袁世凯决意重拾权威，建立强权，以保证中国进入发展经济的正常轨道。而他的想法，就是建立一个大权在握的中央集权的“总统制”，这个总统制，甚至比美国总统制的权力更大更集中。
民国三年发行的银币（袁大头）
如果说最初的《临时约法》还有着过分限制袁世凯权力的动机，那么，913年之后的袁世凯，明显地，就是矫枉过正回归老路了。这个专制政体下培养出的新旧参半的人物，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他守旧的一面：他还是决定走传统的“内圣外王”之路，希望以自己的挺身而出，通过传统的专制方式，控制住这个国家的走向。正是出于这种初衷，袁世凯不断地跟内阁，跟革命党，跟清廷的残余势力，跟任何一种势力全力掰着手腕。
1913 年2月，光绪皇帝的遗孀，两年前在袁世凯的劝说下同意退位的隆裕皇太后出人意料地死了。她的死，引发了社会上很多人对她个人的同情，也引发了一些人对一个逝去朝代的怀念。袁世凯在得到隆裕皇太后的死讯后，臂缠黑纱，下令将已故皇太后的灵柩在紫禁城的大殿里停厝三天，举国志哀，万民同吊。袁世凯想用这样的方式说明，所有的朝代都是有联系的，没有谁能够割裂历史。隆裕皇后的去世，使袁世凯的位置变得更加巩固，那个已逝去的朝代，又在光影中淡化了许多。
袁世凯发行的纸币
袁世凯上台之后，仍是延续了清末新政的路子，在政治和经济上，推出了一系列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法规，为自由市场经济奠定了法治框架。比如，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等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了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政府还在整顿金融秩序、深化金融改革、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上做了很多工作：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统一铸造了银币（袁大头），奠定了统一币制的基础；制定了银行和证券交易法规，各种证券和期货交易所开始在各地涌现；降低税收，简化开办厂矿的手续。制订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诸如《公司条例》、《公司注册暂行章程》、《奖励工艺暂行章程》、《商人通例》等等。这些政策实施一段时间后，很快获得了成效——几年后，很多大公司、大工厂应运而生，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创办实业的热潮，民族工商业迅速向前发展，发展速度也超过以前任何时期。据统计，到政府注册的工业公司，1912年为14家，1913年为25家，1914年增加到89家，到了1915年，则增加到102家。还有一些企业，因为当时注册制度尚不健全，未到政府注册，因此，当时的工业公司实际数目远远不止这些。1913年，袁世凯又签发了《保护华侨投资实业之通令》，规定凡各处侨民投资回国兴办实业者，应由各省行政长官通饬所属从优待遇，协力维持。大大刺激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情。912年到1919年间，仅华侨回国投资企业就达1042家，后来民国的一批知名企业，如无锡荣氏兄弟、南通张謇所办的实业等，都是在这个时候创办并奠定基础的。统计数字表明，欧战前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较快，大战爆发后，发展速度更是很快。到了1914年和1915年，袁世凯政府竟然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并且略有盈余，“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这样的状态，在晚清乃至民国初年，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当然，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社会的进步，并不完全取决于上层建筑，人们的需求，以及社会自由度的扩张，本身就是动力。历史的走向不仅仅是皇帝、大臣、军阀、枭雄、权势者和革命者书写的，各个领域一直努力不辍的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从某种本质的意义来说，后者往往对历史的进步更具有积极作用。是他们，默默地为中国历史的进步起着积极推动作用。
清末时的上海滩
袁世凯还在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法治的建设方面，推行一系列措施，民法、刑法、民事刑事诉讼法，以及各种各样的经济方面的立法，颇具规模。1912年6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到两个月，即推行《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废除了大清刑律中过于残忍的肉刑、酷刑，对于社会上赌博、吸鸦片及其他一些损害秩序的行为，明确了自由刑和罚金刑。这对于维护良好的社会风气，有效杜绝歪风邪气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袁世凯政府还于1913年1月公布了《文官考试法》，有意为建立现代国家招揽和培养人才。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和财政学等七种为主科，为必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章约法五种为副科，应试者自择其一。此外，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袁世凯还积极推行军民分治，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公开宣称司法独立，把建立法治国家作为应该坚持的目标。
袁世凯自继任临时大总统，一直到1913年的10月以前，几乎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直是临时大总统。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华民国创立之初，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与当初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一样，只是地方代表的选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元首选举，在法律的完备性以及程序上，都有所缺失。因此，袁世凯在国内外局面相对稳定，自己威信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开始积极稳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了。这项事务的中心，就是要迅速地当选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只要当选为正式大总统，一些法令法规才能得到正式颁布，并且，也不会忌惮那些自以为是的议员了。出于这样的想法，平定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中心工作就是：一面组建新政府，一面筹备提前进行大总统选举，力图以一个新政府的形象，争取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和支持，从而真正地掌握住这个国家。
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袁世凯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首先要召集国会成立大会，待国会正式成立之后，组织一个立宪委员会制定《宪法》。国会表决通过后，以《宪法》之规定，开始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的选举。袁世凯深知，按照目前国会的运作方式，制定宪法肯定是一个马拉松的过程，如果等到《宪法》通过，自己当总统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因此，1913年国会成立之后，袁世凯以正式政府不成立，对外得不到列强承认，对内处理事务不便为由，要求先选大总统，然后再讨论立宪法。这样的方式，在国际上也是有先例的。国会同意了袁世凯的要求，准备先推出宪法的一部分《大总统选举法》，然后，定于1913年10月6日进行正式大总统选举。
国务总理熊希龄
选举大总统之前，国会先通过了内阁人选：以进步党人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由名流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出任部长的号称“第一流内阁”宣告成立。具体成员为：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内务总长朱启钤，外交总长孙宝琦，交通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农商总长张謇。
1913年10月4日，国会宪法会议公布了《大总统选举法》。10月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宣布开场——上午八时，众参两院七百五十九名议员，在军警的严密保护下进入会场；会场之外，有近千人自称“公民团”，自动维持院外秩序。第一次投票结果很快出来：得票最多者为袁世凯，得四百七十一票；其次为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最少为孙文、伍廷芳，各得一票。因为没有达到法定投票人数的四分之三，又依法进行第二次投票，结果，仍没有人过四分之三票数。这当中，一些国民党激进派议员一直抱着抵制的态度，投票分散自在情理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选举只得依据《总统选举法》：当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复就第二次得票较多的二人决选，以得票投票人数过半者为当选。根据此项规定，袁世凯、黎元洪被确定为第三次决选候选人。投票结果，袁世凯得票超过投票人数七百五十九名的半数，当选为中华民国正式总统。
就任大总统的袁世凯
袁世凯当选总统的当天，英法德日俄等十三国宣布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次日，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
1913年10月10日，也就是中华民国第二个国庆之日，袁世凯在宏伟壮观的紫禁城太和殿，面对文武百官及各国驻华使节，宣誓就任总统。袁世凯身着大元帅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主张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将采取渐进，而不是急进的方式，以国家人民为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斫丧无余也！”号召全国人民精诚团结，集中精力，建设强大的中华。原先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是时的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就职演说。”当天，还举行了隆重的国庆庆典和盛大的阅兵式，袁世凯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洋精锐部队精神抖擞地从天安门广场走过。这一天，袁世凯还向有功于中华民国的人员，分别授予了一、二、三级勋位；接见了外国驻京使团；举行盛大国庆宴会……活动一个接一个，结束时东方已破晓了。
袁世凯接见外宾
当上正式大总统之后，袁世凯开始重塑自己“政治强人”地位，向中央集权的总统制进军了。袁世凯的首要动作，就是对不利于自己的政治架构动手，在袁世凯眼中，这些互相扯皮和推诿的国会、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都是束缚自己手脚的桎梏，效率的低下，水平的参差，动机的不纯，使得袁世凯深感这种无序的民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尤其让袁世凯感到头痛的，是政党和议会对事务的操纵，以及各省对中央政府的不尊重——在那些政党、议会、地方政府眼中，中央政府缺少权威，也没有权力，因而竭力不把中央政府当回事。袁世凯觉得最迫切的，就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推进中国的改革，也保证中国不四分五裂。主意拿定之后，袁世凯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准备重拾自己的中央集权了。
平心而论，袁世凯重拾中央集权的举措，从加强统治的角度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能很快奏效的。在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尚不完全具备，在“官智”和“民智”尚未开启，也就是说，在社会大多数成员尚不明白自由、民主的权利和义务，不愿意也不能够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情形下，所谓的责任内阁、政党政治等形式只不过是徒具虚名。民主的背后，很容易被少数人操纵。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最高权力的多元化结构模式，固然有助于防止个人独裁，但在中国急需恢复秩序与稳定的时候，这种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已将政府的权威抵消，并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甚至，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分裂与灭亡。
如果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客观地来看，“二次革命”之后的袁世凯，仿佛置身一个十字路口，所面临的是艰难的选择——如果重拾集权的方式，虽然可能在短时间内初显成效，但从长远角度来说，这样的方式，无疑对于中国民主土壤的培育是一种致命的创伤；而如果选择继续扩大民主，又必须面对国内一段时间的混乱，甚至，这种混乱会持续很长时间，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坚持对于中国的进步，又是极具积极意义的。这样的两难选择，让袁世凯绞尽脑汁。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明显地就是一种悖论，根本就没有最佳选择。在无法获得完美结果的前提下，以袁世凯的知识背景和习惯，当然会孤注一掷地选择专制和独裁。袁世凯还是想以一种重回老路的方式，以短时间的集权，来换取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毕竟，在袁世凯看来，这个古老国度所缺少的，不是自由和民主，而是生存和有序。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只有牺牲民主和自由了。袁世凯最推崇的政治模式，还是如日本天皇、德国皇帝、俄国沙皇那样，既有无上权威，也能成功地推进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
很快，因为利益和认识上的分歧，袁世凯与议会的矛盾凸显。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袁世凯跟“代表民主”的国会掰手腕了。在此前后，袁世凯以一些同盟会议员与“二次革命”有联系为借口，逮捕、枪杀了四名同盟会议员，不过，由于同盟会议员基数大，以依法递补原则，同盟会议员依然居半数，袁世凯一时也奈何不得。袁世凯又向国会提出，组织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修改中华民国当初制定的《临时约法》，制定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很快，起草委员会成立了，并且在天坛合影留念。但让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十一章一百一十三条，在对总统的限制和扩大国会权力方面，可谓有增无减，除了坚持责任内阁外，还准备特设“国会委员会”一章，意在国会闭会期间，对袁世凯的紧急命令、财政处分等，进行限制。
袁世凯在得知宪法草案内容后很不高兴，他一方面调集中外法律专家进行逐条研究，一方面向众议院提出增修原《临时约法》的咨文，要求增加大总统的权力，以利国家的运转。国会对袁世凯的要求置之不议。袁世凯恼羞成怒，通电各省地方军政长官，要求对宪法草案，明确表示政治态度。各省都督、民政长纷纷致电，表示要求解散同盟会，修改约法。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于1913年11月4日发布总统令，以同盟会发动“二次革命”为由，下令解散同盟会，收缴同盟会议员证书、徽章。这一命令是由国务总理熊希龄及全体国务员（各部总长）共同署名的。这样，同盟会共四百三十八人被剥夺议员资格。国会不能达到法定人数，已名存实亡。到了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干脆连装模作样的国会也不允许存在了——他与国务总理熊希龄共同署名，发布总统令解散国会，停止各议员职务，每人发给四百元路费饬令回籍。这样，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从成立到正式解散，只存在了九个月。国会解散之后，袁世凯又另起炉灶，下令组成政治会议暂行国会职能，由各省区、国务院、总统府三部分人组成，具体办法为：各省区各二人，国务总理派四人，各部各一人，总统府十人，计六十九人。袁世凯的代表中，有李鸿章的侄子前清云贵总督李经羲，民国元勋之一的蔡锷，颇有名气的法学专家杨度，以及梁敦彦、樊增祥、宝熙、赵惟熙、饶汉祥、马良、杨士琦等。一个政治上与总统保持一致的、中国式的“国会”正式诞生了。与此同时，袁世凯宣布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修订约法。3月24日，经修改过的《中华民国约法》十章六十八条终于出台。重要修改为：一、采用总统制，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二、取消参议院、众议院，立法以人民选举之议员组织立法院行之；三、取消国务院，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署国务卿一人赞助之；四、大总统经参议院同意，解散立法院；五、参议院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六、宪法经参议院审定后，由总统提交国民会议决定；七、国民会议由大总统召集并解散之；八、宪法由大总统公布之；等等。5月26日，袁世凯下令停止政治会议，成立御用的咨询兼代行立法机关参政院。
至此，原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加给袁世凯的一切羁绊，都被这位强有力的旧式官员挣脱了。在西方政体与旧式集权的争斗中，前者一败涂地，后者大获全胜。
《约法》公布的同时，袁世凯对中央政府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一、取消国务院，改设政事堂，任命自己的老朋友徐世昌为国务卿。政事堂直接对总统负责，协助总统行使职权。国务卿仅对大总统负责。这样就解决了民国以来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权限争论，将权力更有效地掌握在总统手中。袁世凯又公布了各部部长名单：外交部长孙宝琦，内务部长朱启钤，财政部长周自齐，陆军部长段祺瑞，海军部长刘冠雄，交通部长梁敦彦，司法部长章宗祥，教育部长汤化龙，农商部长张謇。二、改总统府秘书厅为内史厅，内史厅的实际权力，比秘书厅要大很多。
参政院还通过了经修订的《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连任不限；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三名，预先将其姓名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临选时取出，交选举会选举。这样的方式，看起来已没有现代民主政治的清新气息了，所有的一切，在不知不觉中，已飘浮着浓烈的陈腐气息。
收回行政大权的同时，袁世凯在军事方面也大权独揽：先是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约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全国陆海军。这样，袁世凯就成了这个办事处的法定首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的权力被削弱。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袁世凯又以北洋军已显暮气为理由，在统帅办事处另行编练模范团，由大儿子袁克定亲自掌握，企图通过这种方法，仿效新建陆军的思路，重新栽培服从自己的军事骨干，陆续派到各支军队之中，以控制各地的武装。
1914年很快就到了，随着诸多绊脚石的除去，袁世凯大权在握，变得专横独断。很多人都有着相同看法，今日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看起来越来越像三国末年的曹孟德了，既拥兵自重，又大权独揽。一部分人开始担心，另一部分人则为袁世凯的初显强权叫好。
徐世昌
这一年，袁世凯还恢复了中断一段时间的天坛祭拜仪式以及官方的祭孔仪式。跟历史上所有集权者一样，袁世凯一直在寻找一套跟他的专制相匹配的意识形态。袁世凯不可能看得很远，他依旧是向后看，还是想通过重树孔孟之道的权威来恢复秩序。毕竟，“三纲六纪”的道德伦理让中国人驯服了几千年。当鬓角花白的袁世凯身着二千多年前的周朝礼服像模像样地祭天时，看起来怎么都有点滑稽的感觉。那些熟悉袁世凯的人突然意识到，这哪里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大总统呢，这分明是一个前朝的旧式人物。袁世凯就像是从墓穴中爬出来的人物一样，周身散发出的，是浓重的腐朽气息。当年这个人身上的强悍与锐气，就如同他身上的青春气息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经过三年的苦心经营，袁世凯按照中央集权原则所做的一切已有了回报，一套高度集权的行政统治秩序已初显端倪。袁世凯东山再起后的权力独揽，以及他为加强中央集权所做的努力，《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作了系统分析：袁世凯天坛祭天图
袁建立的独裁统治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事上占领中国的广大地区，袁的军队以前被排斥到这些地区之外。战胜二次革命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在打败了革命党人之后，袁得胜的机会不仅继续留了下来，而且还伸展到许多没有参加起义的省。最后，除六个省外，所有内地省份都这样被占领了，剩下的六省——大都在边远的南方，人口不到全国的四分之一——也受到胁迫，省的领导只得遵照袁的方案办事。而军事占领只不过是重新改组的总体计划的最初步骤。因此，第二阶段就要铲除辛亥革命以来盛行的省自治在行政上的表现形式。省里任命官吏的权力又回到了北京手中。前清不在本省当官的规矩——1912年实际上已被颠倒——又复活了，并逐渐得到了施行。这两项改变的影响是，地方官吏被大批解职。甚至在浙江，尽管它是北洋军没有进驻的六个内地省之一，并保留了先前的浙江籍的省首脑，但在独裁统治下，浙江籍的县知事的比重也显著地下降了。1914、1915年中国官方制度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从未被超过，直到1949年。在1913年末的一段时间里，内阁宣布的政策是，为完全撤销省经行政单位而努力。最后证明是不愿意走得那么远。但是在1914年春的一次重大的重新分派职责中，袁颁布条例，在削弱各省军方权力的情况下，加强各省巡按使的权力，头衔改变了；确立了有利于文职官员的地位先后次序；军方不再参与民政事务，包括收税和任命县知事。颁布这些条例，还不等于就达到了根本目的——恢复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军叛变以来已经降低了的、辛亥革命基本丧失了的文职官员在政治上的优势。例如，主要的北洋将领、南京的冯国璋就难以被限制在军营内。然而确曾试图这样做；他的作风受到了北京控制的约束，足以使他心怀不满。袁在全国范围内的势力网，开始时是用军事行动建立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转变为纯粹的文官政府。但独裁统治有计划地要朝那个方向行动。
这时候的局面是，袁世凯虽以强人的姿势登上最高权位的宝座，但他并没有确立上通下联、运作有序的政权架构。从总体上来说，对于袁世凯，所有的一切仍显得严峻无比。在这种百废待兴的无序之中，每一种利益集团，都想为自己争得最大利益，将问题弄得更加复杂化。而袁世凯全力推进他的中央集权时，不可避免地遇到方方面面强大的阻力。这些阻力来自于革命党，来自于手握重兵的地方总督，也来自于那些废除科举后断了生路无所事事的士子——那些各省的都督本来就不是依靠袁世凯攀上地方大员位置的，所以对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不仅不买账，相反还要求中央再扩大他们的权力，否则就进行抗议或从中作梗。而那些掷出了很多年光阴，最后却走投无路的旧式读书人，对于袁世凯，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当然，这当中还牵涉到袁世凯原先的老部属段祺瑞、冯国璋等，这些完全靠枪杆子起家的军阀们，当他们的权力遭到削弱时，完全可以想象他们的恨意和不快。与此同时，潜在的敌对因素还有无数在一旁看热闹，对于中国的哗变感到无所适从，只喜欢人云亦云或者随意起哄的人，他们也怀着天生的恶作剧心理，等待着一场活报剧的上演。
段祺瑞
看起来不可一世的强人袁世凯，就像一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泥菩萨一样，四周皆是风生水起。所有转型时期的矛盾就这样潜伏着，觊觎着，它们蠢蠢欲动，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洞，就会宣泄和放大。它们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也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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