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的“宋教仁”事件，可以看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直到如今，有关这起案件的真实情况，依旧是扑朔迷离。焦点在于：宋教仁的死，究竟是不是袁世凯下令或者示意赵秉钧执行的？宋教仁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算是一个异类，这是因为他书生气较重，不太主张暴力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宋教仁也一直被他的同志视为亲袁派，原因是袁世凯对宋教仁一直很器重，甚至视为子侄。宋教仁从国民政府辞职，在南方巡讲时，虽然有抨击民国政府的言辞，但那都是泛泛而谈，并没有针对袁世凯个人。在此期间，袁世凯也几次电报召他到北京议事。有人分析说，袁世凯很有可能让宋教仁取代赵秉钧出任民国总理。所以，宋教仁被刺，是否有其他势力介入其中，比如说国民党内部的激进派？或者居心叵测的日本组织？这个，也不应忽略。在确凿的证据发现前，所有的争论都只是一种猜测。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袁世凯也好，赵秉钧也好，甚至包括孙中山也好，在中华民国创建之初，对于那种以和平民主方式进行的竞争，一直不是太熟悉，也缺乏把握的能力。于是，对于众多敏感而警惕的军人和革命党人来说，动乱纷争的共和国，就像是建立在火药桶上，稍稍的一点火苗，都会引起轰天巨响。
宋教仁
国民党成立初期，由于孙中山正致力于实业建设，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实际上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英气勃发的宋教仁很想借助于国民党，干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在他起草的《国民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虽号为共和立宪，而实无强健而良善之政党焉，因此，国民党决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根本宗旨，在中国完成共和立宪政治，组织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
国民党成立之时，袁世凯一直持观望态度。观望，是因为袁世凯对于现代政党政治缺乏经验，一时把握不准。袁世凯毕竟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权臣，他对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以及权力的控制，堪称经验老到，但在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套新鲜玩意上，就显得很外行了。正当袁世凯与孙中山言谈甚欢，双方合作愉快的时候，国会的选举进入了高潮。在宋教仁的亲自策划和领导之下，国民党利用强大的组织力量，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击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大获全胜，在众参两院八百七十个议席中独占三百九十二席，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国民党人的胜利，使实际负责国民党事务的宋教仁踌躇满志。按照《临时约法》建立责任内阁的规定，议会第一大党当然组阁，其党魁当然出任内阁总理。于是，年轻的宋教仁奔走于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发表竞选演说，抨击时弊，指责政府，极力鼓吹政党政府。
遇刺后的宋教仁
宋教仁这样的方式，自然遭到了另一种政治理解方式的抵触——1913年月21日22时45分，上海老火车站，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乘火车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国会开幕大会。在检票口时，突然一个人迎面走来，连开三枪。宋教仁倒在血泊之中，凶手从容不迫地离去。到了第二天凌晨，由于子弹携有剧毒，宋教仁抢救无效，死于上海铁路医院，时年三十一岁。
赵秉钧交给应夔丞的手令
宋教仁被刺后，神志还很清楚，挣扎着口述一封信给袁世凯。从信中看，宋教仁一点也没怀疑袁世凯。宋教仁的信原文为：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赵秉钧
宋教仁的死，引起社会舆论大哗。袁世凯看起来十分着急，接连发电慰问，又几次责成江苏地方当局，悬重赏侦破此案。侦破过程中，有人举报，警察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赶到一家妓院，将主谋应夔丞（亦名应桂馨）抓获。应夔丞曾任国民党上海都督陈其美府中侦探。通过应夔丞的招供，又抓获了凶手武士英。武士英是一个失业军人，系原云南七十四标四营管带。主谋应夔丞交代幕后指使者为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洪述祖曾为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曾经在采购军火时，侵吞公款被下狱。采购拿回扣，是当时的“潜规则”，并不能说明什么。民国之后，洪述祖以自己的干练和能力，成了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秘书。袁世凯对他也很信任，隆裕太后颁布的退位诏书，就是洪述祖草拟的。——看起来，这一回幕后的黑手似乎追到了北京政府，连原来的内务总长、现任代理国务总理的赵秉钧也逃不了干系。虽然没有充分证据显示此事为赵秉均指挥，但人们推测出，如果宋教仁回到北京，极可能取代赵秉钧担任总理，因此，赵秉钧参与谋杀的理由最充分，况且他本来就是特务和警察出身，习惯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案情发展到这一步，种种迹象显示，袁世凯也脱不了干系了。
几天后，在日本的孙中山赶到上海，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极端愤怒的情绪下，孙中山提议抛开法律程序，联合日本，举兵讨伐袁世凯政府。陈其美和戴季陶也拥护孙中山的主张。虽然黄兴极度悲愤，但还是理智地认为，民国已建，应冷静采取法律途径处理此案，努力克制事端。况且此时南方武力已不足以言战，如果发难，则大局混乱，局面不可收拾。黄兴提出，既然袁世凯和赵秉钧已经表态，提议组成一个公正独立的法庭来调查此事，那么，一切都有待法律的定夺。在鼓动不力的情况下，孙中山只好听从黄兴的意见，暂时放弃了战争。
宋教仁被杀后，孙中山由日回国，与黄兴等在上海召开会议，商讨应付时局办法“宋教仁案”在随后的调查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首先，宋教仁被刺杀时，情景令人费解，一个北上即将组阁的中国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身边一个卫士都没有；而且，凶杀案发时，车站警察也不见踪影，凶手仅凭一把手枪行刺后就能从容逃逸。人们无法想象，这事发生在上海这个国民党的地盘上。其次，凶手武士英被捕后，忽然暴毙狱中；已抓捕的直接主谋应夔丞在数月后，竟然越狱逃之夭夭；最后只剩下了被供出的主谋，原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洪述祖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承认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做的，他辩解说：之所以策划杀宋教仁，是“满怀报国之情”，是为了揭露宋教仁，“使世人认清这位革命领袖的真面目”，一切与他人无关。一番调查之后，没有一项确凿证据能证明洪述祖所做，是赵秉钧或者是袁世凯暗中指使。即使是在应夔丞处查到的与赵秉钧的通电和信件，也是围绕取缔共进会和秘密结社的主旨，不能直接推论赵秉钧参与指挥刺杀宋教仁一事。上海地方检察院曾几次通过北京地方检察院传赵秉钧来上海对质，赵秉钧都以走不开为托词推脱。虽然案件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但社会上的舆论已明显对赵秉钧和袁世凯不利。赵秉钧和袁世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3月30日，国民党本部在北京召开宋教仁追悼大会，一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赵秉钧特派亲信王治馨为代表参加。悲恸的国民党人看见赵秉钧的代表，群情激愤，纷纷指责宋案为赵秉钧所为，要求赵秉钧到会说明情况。王治馨情急之下，大声辩白说：“洪述祖虽然是内务部秘书，但他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与赵总理无关，总理对此毫无预闻。我这里有洪述祖与应夔丞的来往电文，请主持会议的吴景濂先生查收。现在有人要杀宋先生，但绝不是赵总理！赵总理不能对此事负责，此责自有人负！”王治馨的说法显然意有所指。这一事件被登到报纸上后，又引起了一番新的骚动。
4月3日，赵秉钧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了一段谈话，说：“我和宋教仁，一任内务总长，一任农林总长，以同僚而为至友，他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试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来不及出城，他总住到我家中，我们感情甚洽，无话不谈，他离北京南下时，欠了五千余元的债，都是我替他还的。”赵秉钧的这段自白，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为了避免更大的纷争，不久，赵秉钧称病，向袁世凯递交了辞呈，住进了一家法国医院。袁世凯解除了赵秉钧的总理职务，安排他离开北京去天津就任直隶都督。一段时间之后，赵秉钧突然暴毙而亡。虽然社会上传闻说袁世凯在给赵秉钧送去的新疆葡萄里注射了剧毒，从而杀了赵秉钧，但袁世凯在赵秉钧逝世后的沉痛态度，又使很多人对这种说法半信半疑。毕竟，赵秉钧得罪人太多，即使是被杀，谁杀他都有可能。赵秉钧的死，使得“宋教仁案”更成了人们注目的“惊天大案”。有人推测，袁世凯极可能就是幕后的元凶；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认为以袁世凯自身强大的实力、难以撼动的地位和声望，以及做事从不鲁莽的风格，根本不会出此下策暗杀宋教仁。毕竟，宋教仁在当时并没有对袁世凯造成直接威胁，袁世凯犯不着为此丢弃形象和声望。还有一些人对事件持无所谓态度，因为当时社会民主并没有形成风气，皇权和专制的思想仍在，在他们看来，如果总统要杀一两个“臣子”，不管方式如何，不值得大惊小怪。由于没有确凿证据，特别法庭迟迟无法判决，巨大的问号一直高悬，人们拭目以待事情的真实面目。
袁世凯善后借款债券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开幕。中心议题是开始制定宪法，并且以宪法之规定选举正式大总统，建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由于会议程序不明，绝大多数议员角色定位不明，对职责和权力一无所知，对民主政治不明事理，会议一如既往地胡乱争吵，甚至大打出手。袁世凯一如既往地摇头叹息。不过国会开幕的当天即有好消息传来：巴西承认了中华民国，这是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袁世凯心花怒放，毕竟，这是一个好兆头，相比去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无人承认，显然进了一大步。
很快，新成立的国会发现了袁世凯有一件大事在瞒天过海，那就是，袁世凯正在操作一项“善后大借款”——以政府的盐税作担保，与五国银行签订了一笔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本来是与六国银行签订的，但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那些将被接受的条款过于苛刻，对中国主权是严重的伤害，因而加以拒绝。袁世凯之所以以如此苛刻的条件借款，并不向国会报告此事，也实属无奈——如果向国会报告的话，借款根本就办不成。当年在唐绍仪手上，正因为向国会报告此事，遭致一片反对，六国银行也取消了借款。这个借款，正是去年借款不成的延续，是袁世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历经两年之久的谈判才争取到的。如果这笔借款到位，最起码，政府可以正常运转了。
美国总统威尔逊
善后大借款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党人哗然，在他们看来，袁世凯的这一举动，公然违背宪法，是对国会权威的挑战。国民党人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黄兴通电，公开反对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孙中山则向五国银行写信，要求拒发借款。国民党参众两院的议员，纷纷表达对袁世凯的不满，要求以蔑视国会罪的名义，弹劾袁世凯，并向银团和报界声明，借款未经国会同意为无效。善后大借款的风波越闹越大，不过让袁世凯感到庆幸的是，五国银行不顾国民党的反对，很快预付给民国政府二百万英镑。
尽管善后大借款的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西方列强不顾反对，仍对袁世凯政府鼎力支持：5月2日，美国和墨西哥承认袁世凯政府；5月3日，古巴承认了袁世凯政府。英、法、意等老牌强国向袁世凯表态，等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也将给予承认。这等于给袁世凯服用了定心丸。有了国际力量的支持，袁世凯的胆子更壮了。不过善后大借款的事继续成为纷争的借口，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5月5日，湖南都督谭延、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联名反对袁世凯大借款。同一天，国会参、众两院否决了袁世凯的借款议案。到了5月中旬，一件更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由一些国民党激进分子组织的“血光团”准备刺杀袁世凯的行动在京被破获，案件显示，黄兴跟这个组织有着密切关联。情急之下，袁世凯气急败坏地发表公开谈话，痛斥孙中山与黄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同盟会诚非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袁世凯似乎忍无可忍了，在他看来，中国独特的国情之下，这种扯皮的民主共和制度根本就办不成事，也无法让国家迅速强大。袁世凯铁定心思要施展一贯的铁腕作风了。
这时候的袁世凯，已经意识到党派和国会力量的重要了。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以立宪派人士为主的民主、共和、统一三党进行了合并，成立进步党，理事长为黎元洪，理事为梁启超、汤化龙、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等。进步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跟国民党相抗衡，在国会中抱团支持袁世凯。针对国民党控制的五省都督的联名反对，袁世凯也不示弱，以中央名义，下令免去李烈钧的江西都督之职，调京听候任用，以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广东都督胡汉民调任西藏宣抚使，以陈炯明为广东都督；安徽都督柏文蔚调任陕甘筹边使，任命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安徽都督。
袁世凯对五省的铁腕政策，自然激起五省都督的反抗。7月，李烈钧在孙中山的一再催促下，宣布独立；黄兴也在南京成立讨袁军；接着，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先后宣布独立。国民党人宣称的“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在江西湖口发动起义的李烈钧
实事求是地说，“二次革命”并没有赢得广泛社会力量的支持，当时的各阶层，对于各党派之间的纷争，已表现出没有太大兴趣。多年以来封建正统的观念，使得普通民众更愿意寄希望在当朝的袁世凯以及中华民国身上。所以，尽管“二次革命”看起来声势浩大，但除了江西、江苏两地具有一些军事力量之外，其余地方，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二次革命”的爆发，也使“宋教仁被刺案”不了了之：特别法庭很快解散，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移，渐渐地把这件事淡忘了。袁世凯终于松了一口气，算是从这一事件中缓过神来，重新赢回了主动权。
袁世凯很快利用他的军事优势，在江西战场，水陆并进，一鼓作气攻下九江、湖口；在南京战场，冯国璋以张勋部为前锋，势如破竹，很快攻下南京。袁世凯大获全胜。轰动一时的讨袁军，不及两月便全线溃败。无奈何之下，孙中山、黄兴败走日本。不久，袁世凯又平定了豫皖鄂陕交界处的白朗起义。
黄兴马上英姿
轻松地取得了对南方革命党的胜利，袁世凯深感得意。正是这一场胜利，给了袁世凯信心，让袁世凯认识到革命党的真实实力，那些革命党，也不过如此嘛！此后，袁世凯乘着军事上的胜利，乘胜追击，开始对各地方势力进行“削藩”，基本上实现了对南方的统一：袁世凯先后以不同的借口解除了湖南谭延、浙江朱瑞、云南蔡锷、广西岑春煊的兵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袁世凯以汤芗铭督湘，李纯督赣，倪嗣冲督皖，冯国璋督苏；在东南，任命云南的龙济光出任广东都督；又将黎元洪调至京城，以北洋将领段芝贵任湖北都督。其他的地方“诸侯”们，像徐州的张勋、山西的阎锡山、奉天的张作霖等，在袁世凯的恩威并施之下，也变得战战兢兢、小心谨慎。袁世凯在操作这一切时，显得游刃有余，驾轻就熟。在这个过程当中，袁世凯总算找到了一点当年的感觉。小心翼翼地当了两年多的共和总统，袁世凯一直感到憋屈无比，就如民谚中所说的“虎落平川”。现在，乘着军事上的高歌猛进，袁世凯终于感到心花怒放，可以一释胸怀了。袁世凯毕竟是一个旧制度之人，一旦能够大权在握，充分地运用谋略应对各种各样的事务时，他就会乐在其中不知疲倦。这样，到了1914年，袁世凯已基本将全国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强权政治已初露端倪。
袁世凯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平定了“二次革命”，不仅赢得了国内一片叫好之声，也赢得了英、美等西方列强的赞许。英国报章在评价这一事件时，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决定中国是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来统治，还是各省各自为政”，《泰晤士报》的社论赞誉袁世凯“是能使中国免于土崩瓦解的唯一人物”。美国《纽约时报》也在社论中认为：那些举兵反袁的人，“与其说是人民对北京政府的不满的起义，不如说是失意政客、干禄之徒要自行上台的一种努力”，并预言“内战不可能持续很久，其结果是，袁世凯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地位将更加巩固。这是世人应当引以为幸的事”。可以说，经过这一次洗礼，袁世凯的威信在国内外得到了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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