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北京的春天，气候一直是乍暖还寒，从2月起，天气就变得忽冷忽热。热的时候，市民们都可以穿薄布衫出门了，天气也特别晴朗，胡同里拐角上的老槐树都透出青枝了；可热了三五天后，寒潮说来就来；然后，就是近一个月的淫雨，整天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这个春天的征兆，注定了刚刚建立的中华民国并不一帆风顺。清廷虽然被推翻，但国内的局势依然很糟糕。在北京，虽然王府井大街被袁世凯下令改名为莫里森大街，但大街的面貌仍是破旧，北京的市民们从不拿这个古怪的名字称呼他们自己的街道，尽管在街口竖立着鲜明的标牌。与这具有相同意义的是，在一些省份，纸币仍以令人吃惊的速度逐月贬值，物价飞涨，政府却听之任之，束手无策；各派之间的对抗非但没有降温，反而愈演愈烈；各省督抚们仍旧我行我素，公然嘲弄北京的权威，千方百计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北京城里，前清的旧朝廷躲进紫禁城的红墙之内，继续每日出版《邸报》，自我感觉良好地回忆依稀往事，并不断给遗老遗少们加官晋爵；在西北、东北以及蒙古，“宗社党”一直密谋东山再起，以期恢复已经土崩瓦解的王朝旧族，虽然这种密谋从未达到足以危及国家的程度，但日本的特务机构一直秘密支持他们。除此之外，外蒙古的问题也让中央政府头痛不已，库伦（外蒙首府）活佛呼图克图，利用南北对抗的天赐良机，摆脱了对北京的俯首称臣，这一大片辽阔的区域陷入了全面混乱。当俄国正式承认外蒙独立之后，混乱更变得不可收拾；英国也在西藏加快了分裂措施，以“护侨”的名义，派兵入藏，其后又照会中国外交部，准备组织西藏“自治政府”；沙俄继策划外蒙独立之后，又出兵侵占新疆的伊犁等地区……这一切，都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也让这个古老国度难以应对。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不久，曾有一位西方的外交官如此描绘当时的袁世凯：……他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起来精力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感而灵活，经常带着机警的神情。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但并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兴趣。他的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或者通常是料到）谈话的趋向，虽然，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似乎对每一个细节都能作出判断……他一点也不像冒险家，也丝毫没有赳赳武夫的样子。他现在看起来只是一个行政长官，而不是一个军事将领了。
袁世凯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和态度正式进入角色。精力旺盛的他每天睡得越来越迟，起床也越来越早。但即使是这样，袁世凯也觉得时间根本不够用，自己就像一个永不停息的陀螺一样，被无形的鞭子抽打得一直在旋转。新成立的国民政府，面对的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严重失衡，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尤其表现在政治上，政党林立，国会内部混乱和各地的独立倾向日益加剧。北京政府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政权，对于南方为国民党人以及其他势力所控制的省份鞭长莫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政府”，却要忙“大政府”都忙不过来的事情，是何其艰难。原先缓解社会矛盾的，是伦理道德以及村规民约的体系，而现在，纲常崩溃，君王不再，所有的矛盾都转移到各级政府面前。而各级政府是如此孱弱，他们根本就没有智力和能力去处理每天发生的事情。于是，那些地方政府处理不了的大小事件就层层叠加到袁世凯的案头。迫在眉睫的仍是财政，中央和地方仅有的一点财源，在各方势力的虎视眈眈之下混而不分，名义上为中央集权，实际上一切财源皆为各省截留。1911年至1913年间，中央政府支出平均每月需要2400万元，而收入仅1000万元。巨大的黑洞，几乎全赖外债填充。这样的局面，怎么不让袁世凯烦心呢！
3月13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全权组织中华民国政府。由唐绍仪担任总理，看起来，似乎是最合适不过了。这个自小留学美国的广东人，很长时间一直在朝鲜担任袁世凯的副手，主持外交和财政。袁世凯在清廷不断升迁，唐绍仪也水涨船高。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具有现代政治家所具有的国际知识和经验，办事干练，对自己也忠心耿耿。很快，唐绍仪怀揣已拟定好的内阁名单抵达南京，与同盟会领导人商议内阁人选。政治就是讨价还价的过程，双方的谈判焦点集中在陆军总长、财政总长人选上，在这两个职务上，双方有很大分歧：南方提名黄兴为陆军总长，北方则主张由段祺瑞担当。与此同时，南方提出，唐绍仪必须加入同盟会，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组织内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唐绍仪同意加入同盟会，并且许诺南方派人物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一职，以换取段祺瑞担当陆军总长一职。
在接下来的参议院表决中，唐绍仪提出的十人内阁名单，通过了九人。他们是：外交总长陆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在这些人当中，段祺瑞、刘冠雄、赵秉钧为袁系人物；陆祥、熊希龄分属无党派和立宪派人士；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陈其美是同盟会人物。3月30日，唐绍仪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填写盟书，签名画押，宣誓忠于同盟会纲领，保证执行同盟会决议，从而成为同盟会员的内阁总理。同一天，袁世凯按照程序委任各部总长，并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这样，以唐绍仪为总理的内阁正式成立。从结构上说，这一届内阁中，同盟会员占半数以上，但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等实权人物，都由袁世凯的人担当；同盟会员担当的，只是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各相对权力轻微的部门。由此可见袁世凯的用心良苦。
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正式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国民政府正式迁至北京；参谋总长黄兴仍留守南京，意在为革命党人保留一个阵地。
从一开始，袁世凯政府的建立，从构成上来说，就具有某些先天性的缺陷——就如同在松软的沙漠之上，想建立一座摩天大厦一样。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关键有四个条件：一是政治制度的设计比较合理，使得各项矛盾能在体系内得到解决。二是民间社会比较强大，并有比较发达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形成“第三种权力”，一方面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同时也可以监督在野的政治家通过政治论争和法治的途径实现自己的诉求。三是通过各种途径“开官智”，让执政的官员和在野的政治家都不敢和不愿离开法治的轨道。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民智的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说，民智的水平，决定了民主制度是否能够实现，以及民主发展的水平。
就中国当时的现状来说，在构成民主政治的上述四个条件中，相对而言，只是第二条状况比较好。当时的新闻媒体相对独立，言论相对自由，报刊杂志不仅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甚至可以无中生有攻击政府。袁世凯及其下属官员，孙中山和其他政治家或政客，无一不在媒体监督的范围内；结社也是自由的，民众对事关国计民生和自身利益的各项事务，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意见，并且依理陈述依法抗争。但除此之外，无论是政治制度的设计，还是官智、民智的水平，都远没有达到实现民主政治的阶段，整个社会基础、文化基础、法律基础等等，都决定了当时的民主政治羸弱无比。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最先进的民主思想所设计的共和体制的运作，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来说，无异于生吞活剥，勉为其难，那种运转之中的艰涩和生硬，就完全可以想象了。
民国初年的新闻记者
从袁世凯临时政府的组成结构来看，这个政府本来就是几派政治势力，也即革命党、立宪派以及北洋军事强人妥协的产物。从执政官员的素质来看，那些身居高位号称开明的官员，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只是通过逐步积累经验而提高的。这类人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很不全面，知识基础仍旧是中国传统文化。即使是当中的佼佼者袁世凯，也是落第秀才出身，虽然思想比较开化清明，但无论对军事还是现代政治、经济，都是一知半解零敲碎打，缺乏整体上的认识，因而在关键时刻，总是缺乏明晰的判断力。并且，对于袁世凯等人来说，即使拥有新思想，在实现新思想的路径上，也是通过旧手段来达到目的的。在革命党一方，总体上也跳不出武力解决问题的造反逻辑，不懂得现代政治就是法治和选票政治。各种政治力量都没有形成对民主规则的敬畏和信仰，没有学会以妥协、折中的方式处理彼此之间的意见分歧，只把民主看成是工具，希望民主只为己所用。这样的先天不足，使得这个政府，以及同时存在的参政两院，在面对现代社会运行机制以及民主、法治时，缺乏应有的认识。这也决定了在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之间，自觉不自觉地，要运用一些非正常和极端手段。双方之间，是很难真正合作的。
袁世凯政府才启动，革命党人针对袁世凯所制定的《临时约法》就起到作用了。《临时约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但由于限制太严，很多时候几乎是人为地制造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矛盾，也使国民政府的运转出现了很大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内阁制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适时地缓和转型时期涌现出的复杂矛盾——可以用内阁的更替缓解矛盾，以及总统的压力。但袁世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以天下为己任，富有使命感的旧式权臣，从一开始，无论是《临时约法》，还是内阁国会，都是他在那一场交易中被迫和无奈接受的附属品，对于这些外国制度和观念，袁世凯是极为模糊淡薄的。袁世凯所熟悉的，仍旧是长期以来旧的专制政体下形成的长官意志和集权操作。因此，当袁世凯接手民国新政权之后，他肯定会和旧时代的君主一样，相信只有自己，而不是国会和内阁，才能带领这个国家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这样的心态，使得袁世凯当然不允许权力游离于自己之外。从一开始，由他的理解力和习惯所赋予的行动造成他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的挺身而出，将自己直接地暴露在公众面前，从而使自己成为公众的一个靶子，也使这种政体没有了障碍物。
最初，袁世凯对唐绍仪维护《临时约法》，坚持责任内阁制度的行为，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并且，小心翼翼地按照革命党设计的政治体系行事。但不久袁世凯就发现了，这样的体制安排，似乎潜伏着某种别有用心，有意在跟自己过不去。一直习惯于大权独揽的袁世凯，在此后的行动中，不断地感受到《约法》和议会的约束，这样的约束让他感觉异常不爽。虽然《约法》看起来赋予总统相当大的行政权，理论上总统是全国海陆军的统帅，拥有广泛任用官吏的权力；并且，弹劾总统是不容易的。但同时，这个《约法》又有一个同总统共同承担责任的内阁总理和内阁，责任内阁直接代替总统对国会负责。这样的矛盾，使得实际操作上就变得相当不易，势必使总统和内阁总理为事情的决策产生纠纷。究竟谁来行使行动权力，就变成了一个问题。袁世凯这时候才意识到，革命党人之所以邀他出山，只是在利用他的威信和声望来降服人心，并不打算真正地听命于自己。对于如此形式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当然不满，这个旧时代以军事势力起家的一方诸侯，在骨子里都能觉察到权力的重要性，他当然不肯让出自己的权力，想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袁世凯与唐绍仪首先发生冲突，是由于向“六国银行”借款一事。
唐绍仪内阁全部十二人：（前排右起）总理唐绍仪、署理外交总长胡惟德、海军总长刘冠雄、署理工商总长王正廷、教育总长蔡元培；（后排右起）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司法总长王宠惠、陆军总长段祺瑞、交通总长施肇基、农林总长宋教仁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国家秩序被破坏，骚动不断；财政陷入困境，税收异常困难，国家和民族已陷入崩溃的边缘。国民政府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拥有充足的经费以保证运转。1912年初，首当其冲的，就是国民政府得遣散南京附近的数万官兵，光这一项，最低限度的遣散费，就得二百五十万两银子。面对捉襟见肘的局面，唐绍仪无奈何之下，准备向外国银行借钱。他先在参议院发表演说，寻找各方面的支持，阐述国家财政困难，需要举借外债，需要一笔二亿一千五百万两的款项，才能满足年度各项事业的开支。然后，唐绍仪正式向英、法、德、日、意、俄、美六国银行提出了借款要求。六国的条件很苛刻，并且，以唐绍仪曾经与比利时银行借钱用途不明为理由，提出要对借款进行严格监控，还表示，不愿跟唐绍仪打交道。唐绍仪一气之下，准备拒绝借款。但不借款又该怎么度过呢？这时候，袁世凯插手了——袁世凯见唐绍仪出面不便，便让财长熊希龄直接跟六国银行商洽。不明事理的同盟会员们，见唐绍仪被摒出大借款之外，纷纷通电，打着维护国家主权的旗号，强烈反对借款，并对熊希龄口诛笔伐。而熊希龄所在的另一大党共和党，见本党部长无端遭到攻击，转而迁怒唐绍仪，也对唐绍仪进行攻击。一时间，双方通过报章、游行等手段，吵成一片。六国银行代表见中国政府为借款一事，弄得如此大动静，也不想趟这个浑水，立即宣布贷款谈判无限期推迟。借款不成又遭攻击，个性倔强的唐绍仪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好言相慰，唐绍仪暂时收回了辞呈。
借款不成，最受打击的，莫过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了。中央财政已无力支付各省自辛亥革命以来迅速扩充的军队开支，只好下令各地军费开支完全由地方政府支筹。这时候，全国共有九十五万军队，南京附近也有近十万隶属革命党人的军队。由于经济负担过重，到了6月，黄兴从减轻人民负担的角度出发，自请解除南京留守之职，同时将所属的十万军队，三分之一撤回各省，三分之一编成了三个师，交江苏地方财政负担，三分之一就地遣散。革命党军队的改组，自然遭到同盟会会员以及其他革命党人的反对。与此同时，矛头也对准了唐绍仪为首的内阁。唐绍仪顿感无颜见人。这个时候，恰好王芝祥上任直隶，又被袁世凯否决。这样的结果，激化了唐绍仪与袁世凯的矛盾，也使唐绍仪一气之下，辞职走人了。
王芝祥就职直隶，是唐绍仪在南京组建内阁时，与革命党人谈判时承诺的。革命党人的意图是想通过唐绍仪，将王芝祥安插在邻近京城的地方。唐绍仪回到北京后，兑现诺言，电令直隶以省议会的名义，召王芝祥北上就职。而直隶警察厅长杨以德等人，向中央政府发出抗议电，以直隶五路军人的名义，反对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这些人的主张，暗合袁世凯的心理，袁世凯以总统的名义，一方面斥责军人干预政治，另外一方面又强调各地都督统辖文武责任重大，任免之权理宜操自中央。于是，袁世凯任命直督爱将冯国璋任直隶总督，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抚使。任命书发布时，要求唐绍仪共同签字。唐绍仪不同意袁世凯的做法，坚决不签字。唐绍仪强调王芝祥任直隶总督，是自己定下的，应该执行。袁世凯则以直隶那么多人反对，势必会引起矛盾来反驳。最后，双方都强调《临时约法》赋予自己的权力——袁世凯说，你发布任命书我不盖印；唐绍仪则声称，你盖印，我不签字。
在这种对峙之中，袁世凯当然不肯退缩，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找到王芝祥，将未经过唐署名的委任状交给王芝祥，派王芝祥赴南京遣散军队。同时，又给了王芝祥一笔不小的经费。王芝祥接受了命令，很快去南京上任了。王芝祥这一走，让唐绍仪颜面顿失，威信扫地。《临时约法》的副署制度是内阁特权，也是责任内阁的主要标志，副署制度遭到破坏，关系到内阁的职权和信誉，也关系到民国法制。唐绍仪气愤难平，不辞而别去了天津称病不出。袁世凯看这下事闹大了，只好派段祺瑞、梁士诒赶至天津，好言劝慰唐绍仪复出。唐绍仪坚持要求辞职。袁世凯无奈，只好同意唐绍仪辞去总理一职，聘请他出任高级政治顾问，并在其辞职书上颇动感情地写道：该总理于共和宣布以前，南京奔驰，为民国效劳甚至。及就任总理，经营擘画，错节盘根，困苦艰难，非可言喻。民国草创，正赖长才，岂容听其退休，失慈臂助。特以情词恳挚，出于至诚，不得不谅其苦衷……免国务总理本官，任为高级政治顾问。仍望趁此宽闲，勉自调护，以养疴之余暇，备政治之谘询，将来倚重正多，当有以副国民之望。
从文中可以看出，袁世凯似乎对唐绍仪的退出，无限眷念，表之切切。当然，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样的批文是否是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国民政府刚刚成立，就发生了总统与总理冲突导致总理称病辞职事件，可想而知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了。唐绍仪辞职之后，袁世凯考虑再三，他先是想让宋教仁出任总理，但宋教仁不为所动，一心想着组成政党内阁。同盟会很快作出决议，要求全体盟员退出内阁；张耀曾、李肇甫等人代表同盟会面见袁世凯，提出不参加混合内阁，建议组织一党内阁或者无党派内阁。袁世凯不同意。于是，宋教仁辞去了农林总长职务，蔡元培也辞去了教育总长的职务，至于另一个总长陈其美，因为一直未来北京就职，也谈不上辞职了，代替他执行职务的次长也辞职…宋教仁辞职后，移居在京郊农林实验场，全身心致力于把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在此期间，袁世凯派人给宋送去五十万元。宋教仁写了一封感谢信，拒绝了袁世凯的好意。
在随后的《政府公告》中，袁世凯通电全国，重复了他的政治观点：以现在中国的情况，两种内阁都不适合，如专取共和党或同盟会或超然无党派之人组织内阁，任何一方均不能得许多人才，所以，以我之见，不联合数党及无党派人士共同组织，就不能成完美的内阁。袁世凯声称：余的主义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不才，不论其党不党，余之主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热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否则，余不能强人所难。余奉告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从世界大势着眼，断不可沾于一党之关系，亦不能硬以和平时代政党更代清长之成例，适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
袁世凯的这一篇谈话，看起来光明磊落，言之凿凿，大公无私，掷地有声。通电发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片赞叹，也得到了共和党和进步党的声援。一些人纷纷在报刊上发表谈话和文章，指责国民党的内阁成员不以国家利益为重，搞小集团，耽误国家大事。
接着，袁世凯提议在新内阁中，由外交总长陆祥出任第二任总理。陆祥1871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基督徒家庭中，精通外文，曾担任过清廷驻俄国和荷兰的参赞和公使，辛亥革命后曾发动外交使节联衔通电，要求清帝退位。从派别上来说，陆祥既不算同盟会的人，也不算袁世凯的死党。因此，袁世凯推举陆祥当总理，估计参议院会更容易接受一些。事情果然如袁世凯所料，虽然陆祥遭到了同盟会议员的反对，但由于共和党及进步党等大多数议员还是能够接受他，陆获得参议院通过。当日，袁世凯任命陆祥为中华民国政府第二届总理。
陆祥顺利地当选为总理，袁世凯总算是暂时松了口气。与此同时，新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直被各种事务弄得焦头烂额且不谙现代政治的袁世凯，对于议员的选举没有太放在心上。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疏忽之中造就的国会局面，在此之后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一点也不比《临时约法》小。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在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之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因为急于做正式大总统，自然对这事紧锣密鼓。很快，《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公布：国会分为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二十二行省，每省各十名；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设选举会，分别选出二十七名、十名、三名；另由中央学会选出八名；各地华侨选出六名。各省参议员由该省的省参议员，依法做选举人。另外，还有专法规定选举方式。按法定名额，参议员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国制度，六年一任，两年一选，以保持其新陈代谢。至于众议员的名额，按照各地区人口多少来决定。每八十万人员选众议员一人，但每省至少得有众议员十人，人口不足八百万的小省份须有十人。唯蒙古、西藏、青海三地参、众议员人数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隶人口最多，有众议员四十六人。任期三年为一届，三年一选。选举分初选和复选。按法定名额，全国共有众议员五百九十六人。这样，加上参议员人数，共八百四十一人。
《组织法》公布之后，就是大选了。这种全国大规模的选举，对于中国来说，算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情形之混乱与嘈杂，可想而知。各种派别和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全国各大小党派，一下子就发展到数百家。这些党派和个人，都把参众议员当做是从政当官的绝佳机会，他们拉大旗，占山头，尽一切之能事，希望得到一个参众议员的位置，一步登天。乱世即舞台，各方势力粉墨登场，他们从不明白怎样的程序和规矩，也懒得去遵守民主选举的规则。一个个就像去赶庙会一样，争先恐后地去上演这场民主政治的游戏。从全国各地传过来的乱七八糟的信息，纷纷聚集在袁世凯那里，面对这从未遇到过的情况，袁世凯也显得束手无策，也不知下一步究竟要做些什么。各党派的拙劣表现，不仅引起了军界、知识界的不满，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声嘶力竭地呼吁了，袁世凯再一次呼吁大家放下党派之争，精诚团结，以国家利益为重了。袁世凯说：“我国政党，方在萌芽，其发起之领袖，亦皆一时之人杰，抱高尚之理想，本无丝毫利己之心，政见容有参差，心地皆类纯洁。惟徒党既盛，统系或歧，两党相持，言论无不激烈，深恐迁流所及，因个人之利害，忘国事之艰难。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若乃怀挟阴私，激成意气，习非胜是，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揆诸经营缔造之初心，其将何以自解？”因此，袁世凯呼吁：“凡我国民，务念阋墙御侮之忠言，怀同室操戈之大戒，折衷真理，互相提携，忍此小嫌，同扶大局。”
尽管袁世凯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但他为着国家的稳定和团结，也算是煞费苦心。但在当时那种纷乱的局面中，袁世凯的声音显得孱弱无比，根本就没有起到作用。人们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和立场，自以为是地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判断。7月的北京，刚刚当选为总理的陆祥向参议院提名增补同盟会退出后的内阁部长人选，同样遭到了同盟会议员的阻击。书生意气的陆祥由于在海外待的时间长，受西方文化影响挺大，在演说措辞中，自视不凡，幽默风趣。这样的做派，明显跟当时的政治气氛不相融，讲台下面嘘声一片，众议员认为陆祥态度不庄重，有失官场体面。袁世凯一看情况不妙，赶忙想做工作，要求延期投票，但参议院不予理会，投票中将六部总长人选全部否决。这样，陆祥的内阁无法组织，政府无法开展工作，混乱的局面也无从收拾了。
民国之初民主政治所呈现的一切，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轰动。在那样不习惯于民主和议会制度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看来，所谓的共和制就是不断地开会扯皮，吵闹甚至打架。诸如此类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出之后，人们开始以斜眼的方式看待这一切，对这个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怪胎”，表达不满和不屑。自古以来就信奉和习惯于皇权的中国民众们，对于这种新引进的政治制度，更多地表现出担心和质疑。政府组阁陷入停顿的同时，日俄第三次《密约》以及英国在西藏的所作所为由全国报章披露之后，举国上下群情愤怒，尤其是北方的军警界对于议员们不顾国家大局、自行其是的做法气急败坏，通电全国，散发传单，号召废除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制度。一些社会名流，如原同盟会的章太炎、张绍曾、孙毓筠等人，也感于时局的危迫，联名致电副总统黎元洪，建议倡议袁世凯简化程序，便宜行事，不要太拘泥于《约法》，以待危亡。章太炎抨击说：“借款不成，东使西行，处分支那，已在商议，往返四月，势即瓜分。原其借口，在中国政府之无能力；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旁，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曰议院，实为奸府。……宜请大总统以便宜行事，毋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章太炎等人的这一看法，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屑态度。
这时候，袁世凯亲自出面做工作了。他将参议院各党派中最有影响的参议员接到总统府，亲自接待，劝说议员们顾全大局，以国事为重，共扶危局。同时，袁世凯发布总统令，重申严禁军警“干涉政治”，要求军人恪守军律，守法奉公。然后，一个新的六总长名单送交参议院，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除一人被否决外，其余五人获得通过。几天后，参议院通过了袁世凯第三次补交的另一位总长的名单。至此，陆祥内阁终于在几个月之后宣告成立。没想到的是，参议院又不甘寂寞，很快又启动弹劾陆祥的“失职案”。陆祥未来得及施展自己的本领，即遭到这样的打击。这样的内阁总理，实在是无法担当。陆祥一气之下，干脆效仿他的前任唐绍仪，称病不出。这样，国民政府的第二任内阁又一次处于瘫痪状态。
一个新诞生的共和国的起步就是这样举步维艰。当所有矛盾归根结底聚集在了袁世凯面前时，袁世凯也感到束手无策。虽然这个河南人从不畏惧复杂多变的环境，也习惯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挺身而出，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如此局面，不仅对于袁世凯，甚至对于这个古老的帝国，都是闻无所闻的。袁世凯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在众多纷乱的势力面前，该如何决定自己的位置，是在山岳之中的激进派中间，还是同山谷里的温和派在一起？或者，是躲在众人的后面，倾向于回头看的保守派？这一些，都是让袁世凯头痛无比的事情。不仅仅是国事，在这一年的春天，袁世凯的家庭也呈现出了混乱——本来，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开始安排家眷们从河南洹上迁居北京。虽然局势不太明朗，但能从河南回到京城，毕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没想到的是，长子袁克定在送次子袁克文等乘火车赴京后，骑马返村途中，马莫名其妙受惊狂奔，袁克定从马上摔落，伤势严重人事不省。送到当地医院后，一诊断，不仅腿骨断裂，而且大脑受损严重。消息传到北京后，袁世凯非常震惊。一直对命运忐忑不安的袁世凯，唯恐这是个不好的先兆。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嫡妻于氏所生，时年三十四岁，曾任清廷农工商部右丞，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让他暂时回河南料理家务。几个儿子当中，袁世凯最看重袁克定，袁克定办事干练而稳重，不像次子袁克文，放荡不羁，是一个颓废的享乐主义者，让袁世凯伤透了脑筋。袁世凯一直把袁家的希望寄托在袁克定身上，甚至有把袁克定作为接班人的考虑。袁克定受重伤，让袁世凯寝食不安。袁世凯一方面给相熟的外国医生联系，询问相关病情的处理办法；同时，袁世凯接二连三地给在洹水村老家的五弟袁世辅等人写信，询问袁克定的病情。在信中，袁世凯直言不讳地说，只有袁克定，才能支撑门户。袁世凯交代说，对于这种摔伤，不能完全相信中医，只用一些草根树皮进行治疗，一定要请西医进行诊治，还得送医院会诊治疗才行。让他们迅速把袁克定送到天津等地治疗。袁世凯很详细地吩咐道，在路途中，一定要缓慢行走，另外要安排医生一路进行照料。在袁世凯的亲自关注下，袁克定由一行人专程护送到天津，治好了病，但一条腿再也无法复原，成了一个瘸子。
民国成立之后的袁世凯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得安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烦心，当然，他最为担心的，是不知道古老的帝国是否适应民主共和这个舶来品？这个西方的政体制度究竟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袁世凯实在是没有底。虽然袁世凯一直雄心勃勃，表现得从不畏惧，但这个时候，面对着不可捉摸的一切，他感到自己就像身陷一片泥潭一样，一切都在不知不觉地下陷，泥潭正在慢慢地吞噬他。袁世凯的信心在一点点动摇，毕竟，自己所走的，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太难了，太难了，所有的一切，都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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