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疮百孔的大清王朝，到了1911年时，已经苍老得没有气力再向前迈出一步了。《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阐述：“在满族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旧秩序结构极为牢固，自我维护极为巧妙，能够经受住一个世纪的民众叛乱和外国入侵。然而，正是它本身的力量否定了它。它对工业主义与民族主义运动的适应，对科学和民主的适应是如此缓慢，以致最终必然让位。”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不仅袁世凯没有想到，甚至，连革命党人孙文、黄兴等人都没有想到。看起来，这实在不算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事件，同盟会在当中的力量只是一部分，可能还不是主要的一部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同盟会会员。更让人觉得偶然的是，武昌起义如星星之火，点燃了全国各地的革命烽火——一月之内，全国二十二个省，竟有十七个省宣布独立。那些平日里看起来不可一世的抚督们，在汹涌的革命态势面前，根本无法组织像样的抵抗，完全是树倒猢狲散，非降即逃；最壮烈的，也不过是走投无路地自杀，或当了俘虏后被处死，只有个别是战死。用什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呢？只能说，大清的气数真是尽了。
武昌起义的爆发，让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清廷乱了方寸，遗老遗少们只是长吁短叹，根本就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一开始，清廷还没打算起用袁世凯，只是派陆军总长荫昌率领北洋军去镇压，可那些北洋军哪里肯听荫昌的指挥呢？“袁家军”表现得磨磨蹭蹭，毫无斗志。情急之下，清廷只得想到起用最后的救命稻草——在洹水之上赋闲的袁世凯。在此之前，当日俄加强对东三省的侵略，形势吃紧之时，以奕为首的满族十大臣，就开始力保袁世凯出山了。协理大臣那桐在奏请辞职的报告中，说袁世凯的才能高自己十倍。除此之外，在保举他的人当中，还有皇族载涛、载洵；大学士、军机大臣、皇族内阁大臣鹿传霖、陆润庠、载泽、唐绍仪、梁敦彦、邹嘉来、盛宣怀、端方；地方封疆大臣赵尔巽、锡良、李经羲；立宪派首领张謇；还有袁世凯的死党、北洋将领姜桂题、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可以说，当时有权有势的人，全都在说袁世凯的好话，都在呼吁他出山。现在前方整个形势吃紧，请袁世凯出山的呼声更高了。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也唯恐全国各地的革命发展为一场类似义和团的运动，由于彼此利害的冲突，也不好采取军事行动。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主持中国政府工作。在这些西方列强看来，袁世凯是最合适的人物了，他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目光开阔，天性勤奋，善于沟通，而且不太自私。于是，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提议清政府让袁世凯出山，驻华公使团一致拥护这个提议，集体照会了清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摄政王载沣显然无法抵御压力，只好同意让袁世凯出山。
10月14日，清廷诏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赴武汉节制各军。袁世凯称病不接受上谕。10月18日，清廷指派袁世凯老友徐世昌赶到洹上，敦促袁世凯就任。这一回，袁世凯向朝廷摊牌，提议朝廷加快立宪改革的步伐：一是明年开国会，二是组成责任内阁，三是解除党禁，四是宽容武昌起义之起事党人。与此同时，袁世凯要求清廷充分地拨给他军费，授予他前线指挥军事之全权，不对他的指挥横加干涉。
这时候的清廷，哪里还有跟袁世凯讨价还价的资格呢，一切都是火烧眉毛。情急之下，清廷只能顺依了袁世凯。10月27日，清廷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陆海各军。国库空乏之下，隆裕太后无奈何拿出百万私房钱，拨给袁世凯的北洋军，以暂缓武汉方面的局势。11月8日，清廷资政院召开会议，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赶赴京城，接受了清廷的委派。当袁世凯意气风发地出现在紫禁城大殿时，由两旁射过来的目光复杂无比，就像目睹不可知的命运之神似的。
那一段时间，一切的一切都如六月里的天气一样，风云变幻。与前任李鸿章不一样，老谋深算的袁世凯知道清朝的气数已尽，对于这个腐朽的政权，袁世凯也懒得尽孝尽忠了。此番东山再起，精于权谋的袁世凯已心中有数：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会挺身而出，让这个朝代结束在自己手中，当然，这一切最好是在体面的状态下进行，毕竟，袁世凯受清室恩惠太多，不能让世人觉得他从孤儿寡母手中巧取豪夺了江山，必须平稳过渡才行。同时，在袁世凯看来，清廷上下还是有一定反抗能力的，至少，他们的反抗会让中国分裂，一大片边疆地区将会难保。袁世凯从来就是不主张革命的，虽然他算是一个军人，但袁世凯一直不太喜欢用暴力来解决朝代更替的问题。在熟读兵书的袁世凯看来，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因此，袁世凯竭力使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太后相信，要避免国家分裂和动乱，摆在清王朝面前的唯一一条道路，就是正式退位。除此之外，袁世凯投鼠忌器的原因还有：中国的混乱会给虎视眈眈的列强，尤其是日本以借口，加快引狼入室的步伐。出于这样的考虑，上任伊始，袁世凯一方面命令冯国璋、段祺瑞领第一、二军赴武汉前线，先击溃革命军，占据战争的主动权；另一方面派唐绍仪准备跟革命党人进行接触，摸清革命党人的实力和意图。与此同时，对于孤儿寡母的清廷，袁世凯尽可能地把形势说得严峻复杂，让摇摇欲坠的清廷诚惶诚恐。虽然袁世凯的主要出发点是“通吃两家，唯我独大”，但在此乱世之时，国家和百姓如果少受兵燹之苦，也是一件好事。
这边袁世凯“机关算尽”，而那边，武昌起义之后的“革命派”，也是一个复杂纷纭的团体，当中既有激进的革命党人，也有由改良派或者清廷遗老摇身一变的，还鱼龙混杂了诸多泥沙俱下的势力。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一个看起来庞大坚固的政权，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因此，那些没有充分准备的革命者也对担当领袖缺乏信心和底气，努力寻找最具负责精神、表现最英勇、贡献最大、威望最高的人。也就是说，需要一位能“镇”得住局面的人来统治天下。以这样的标准，强人袁世凯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革命党人首先伸出了橄榄枝，袁世凯会心一笑地投桃报李——立即委派自己最信任的唐绍仪担任全权谈判代表。一切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经过跟革命党人的接触和谈判，形势趋于明朗——革命党人作出承诺：如果袁世凯能够让清帝退位，他们将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共和制的总统！
清楚地明白革命党人的态度之后，袁世凯仍旧不动声色。袁世凯心有余悸的是，一个政权是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如果过于激怒他们，必定会遭到垂死的抵抗，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个庞大的帝国，还是有相当实力的。三百年历史的清朝就像一棵老树，不可强用猛力，而要先左右摇晃，待根基松动之后，才能连根拔起。袁世凯考虑如何以一种最恰当的方式，让抵抗力量变得更孱弱一些，让他们在压力下以一种寿终正寝的方式自动退位，然后，以中国历史上的禅让方式进行改朝换代，召集全国议会以取而代之。这样，不管是君主立宪也好，或者是共和制度也好，只要自己能登上政治最高舞台，最大程度地体现自己的意志，就是理想的结局。那一段时间，历史的风云变幻，像在雨点般的锣鼓声中走马换灯一样：1911年10月29日，袁世凯致书黎元洪，首提和议。
10月30日，袁世凯自彰德南下，离开了隐居两年的养寿园，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促北洋军猛攻汉口。
11月1日，清廷诏袁为内阁总理大臣。
11月4日，朝廷下诏准许袁世凯令前敌各路清军停进。
11月7日，第六镇统制、同盟会会员吴禄贞起事，被袁世凯派人刺杀。
11月8日，黎元洪复袁书，劝其归附起义军，并允诺力推袁世凯为大总统。
11月13日，袁世凯抵达北京，诏令各路军兵，全部接受自己的调遣。
11月15日，袁世凯授意刚出狱的汪精卫与杨度等在北京组建“国事共济会”，提倡与革命军议和。
11月16日，袁内阁正式成立，军政大权独揽。
11月27日，清军攻占汉阳，民军死伤三千人。冯国璋拟乘胜渡江攻武昌，袁世凯亲拨长途电话劝其停止进攻。
11月29日，袁世凯电告武昌答应停战；汪精卫按照袁世凯的意思，自北京密函武昌，主张南北联合，清帝退位，选举袁世凯为总统。
12月1日，武汉停战。
12月2日，江浙革命党联军克南京，清军守将、袁之嫡系旧属张勋，连发电报给内阁求援，袁世凯置之不理；各省代表议决，袁世凯如反正，即公推其为临时大总统。
12月5日，摄政王载沣被迫引咎退位。
12月7日，袁世凯派唐绍仪为和谈代表去武汉与国民军议和，暗示赞成共和。
12月9日，袁世凯宣布全国停战十五日，后延长；黄兴回复汪精卫电：袁如反正，将选举他为总统。
12月18日，袁世凯派全权代表唐绍仪与民军代表伍廷芳会晤于上海。
12月20日，袁世凯调冯国璋返回北京，代替良弼出任禁卫兵统领；唐绍仪按照袁世凯的意见提议：先达成和议，再由国民大会决定国体。
一直到这个时候，所有的事态的进展，都是按照袁世凯意愿向前的。应该说，在南方革命军根本无法与袁世凯的北洋军抗衡的情况下，袁世凯要想赢得战争的胜利，尽管会费一些周折，但总体上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但袁世凯却没有急着去打垮革命军，而是考虑如何借助这股革命的烽火，逼迫清帝国退出历史舞台。袁世凯知道清政府的气数已尽，这个数百年的封建政权，已是藤枯瓜落的时候了。
孙中山回国受到了热烈欢迎
这个时候，对于南方各省的起义军来说，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成立一个统一的政府以及军事指挥机构，迫在眉睫。但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国体，对于全体革命党人，以及全体中国人来说，都是从未涉及的新课题。对于黎元洪等旧军人来说，因为从未接触过西方思想，对于西方的政治一无所知；而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原先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只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程度上，一下子进入到操作阶段，未免会显得手足忙乱无所适从。1911年11月15日，已经宣布独立的上海都督陈其美通电全国独立的各省，请派代表在上海开会，希望尽快结束群龙无首的局面，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民国政府来代替帝国政府。至于民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原则，希望以美国制度为蓝本。陈其美在通电上说：自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
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国之帜，内伏涣然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
模仿美制架构建立政权的建议，随即得到武汉方面的完全赞同。民国初的开国元勋们之所以钟情美国制度，也非偶然。在当时看来，美国在各方面是最为优秀的，与中国的关系也最好，心理上最为亲近。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光绪和慈禧逃往山西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当时各地方大员也有意自组美国式共和国体，选举李鸿章为总统，李鸿章也有意担任。后来由于慈禧和光绪又在西安出现而作罢。1903年，青年革命家邹容在他名噪一时的著作《革命军》当中，也力主中国政治全面美国化。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南方军队在与袁世凯的北洋军进行战争的同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组织建设。让袁世凯更没想到的还有——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突然回到国内，在上海外滩的十六铺码头，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身着黑色西装的孙中山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很有点领袖的风采。当有记者问孙中山带回了多少钱支持革命时，孙中山的回答显得既有豪情又有无奈：“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孙文的从斜刺里杀出，让民众群情激奋，毕竟，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孙中山都是首屈一指。在那些青年学子以及底层群众看来，布衣出身的孙文似乎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12月29日，在南京的十七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在孙中山、黎元洪、黄兴三位候选人中，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共十七票，象征十七个省）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以全票当选为副总统。1912年1月1日晚十时，细雨霏霏之中，孙文于中华民国大总统府，也即曾经的南京太平天国天王府和两江总督府前，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誓道：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法律依据是各省都督代表于1911年12月3日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由于无法召开具有上下两院的国会，只有变通为由各省都督代表会暂时作为立法机构选举临时总统。这种做法是特殊时期的产物，值得理解和尊重。接下来，就是各总长的任命了：顺利通过黄兴为陆军总长；但宋教仁任内务部长的提议遭到了拒绝，孙中山不得已，只好改荐原江苏巡抚、亲立宪派老官僚程德全担任了内务部长。这也决定了这一届中华民国政府不完全是一个革命派的政府，只是各派势力的拼盘。当然，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很正常。不过，中央各部的次长，除汤芗铭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年龄在三十岁左右的同盟会青年骨干。由此也可见，从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一届政府将是同盟会主政的政府。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时，曾就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孙中山根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步较晚，资产阶级势单力薄，以及农民、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情，主张实行总统制，并且提出了“三年军治，六年约法，然后进入宪政”的民主过渡期。也就是说，在临时政府的初期，要求总统的绝对权力和很大程度上的集权。讨论过程中，同盟会另一位著名人物宋教仁，主张采用内阁制，实行西方议会政治，对总统权力实行抑制，这样可以避免中国重新走向专制。辩论的结果，孙中山占了上风。这样，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确立了将采用美式国体，也就是在政治运转之中，以总统为中心枢纽进行运转的方式。总统在政治架构中享有很大权力，国务卿为中央各部之首，不过考虑到中华民国仍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缘故，作了稍稍变通，以陆军总长为首席部长。
孙中山的突然归国，以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打乱了袁世凯的步骤，袁世凯感到非常恼火。本来，到了1911年12月底，隆裕太后已听从袁世凯的上谏，下懿旨召集国会，决定国体了。在袁世凯看来，这意味着清朝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自己一直主张的君主立宪就要成功。而现在，革命党人先行一步，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且选举了在革命党人和南方民众中享有很高威信的孙文担任临时大总统。这些，都是袁世凯所不愿意看到的。尽管孙中山就职的当天，不仅在就职演说中，同时也电告袁世凯，自己只是暂时代理临时大总统，如果清帝退位，会随时让出总统位置。但袁世凯知道，革命党人对于他，还是不相信的，有相当一部分人明显不想拱手让出政权。1月2日，袁世凯公开宣称，不承认南京政府。袁世凯表示，自己决不会接受共和体制，他深信共和只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和毁灭。
隆裕太后（中）与太监宫女们
不仅仅是袁世凯对于共和制持不同意见，从一开始，很多关注中国政局的国家也对在中国的国情下实行共和制抱有疑问。关注中国政局的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政治评论这样认为：……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革命，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阶段中流血这样少的革命。
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一些最了解中国情况的人不能不怀疑，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里，自从最遥远的历史早期以来，皇帝就像神一样统治着他们；在这样的国家里，是否能够突然用一个同东方概念和传统格格不入的共和国政府形式，来代替君主政体……
日本《上海信使报》业主兼主编佐原笃介，在给英国驻华记者莫里循的信中，也对中国革命的选择充满了失望：无论如何，我对共和制的中国没有信心，因为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就其禀性气质来说，个个都是小暴君。可是在目前，中国人几乎满脑袋都是可以从共和制得到赐福的想法，而不知道共和制为何物……
接下来的时间里，事情开始变得纷纭复杂了。孙中山上台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国库空空，几乎不名一文，不仅办事，甚至连维持基本的运转都不可能。按照孙中山的《革命方略》的设想，革命时所需军费将通过没收、征购、公债、捐输以及发行军票等方式筹措，但实际上，在革命之后，这些措施并未得到施行。独立的各省，征收机关林立而各自为政，关盐、茶税和大部分田税就地截留，根本不向南京国民政府上缴。而国民政府发行的一亿公债，根本不被认可，市场不能流通。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孙中山朱笔一批，拨二十万元救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总统手批去财政部要钱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十枚。如此拮据的政府如何运转？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只好想方设法，尽最大的努力向日本等国，以秘密外交方式谋求借款。但这一项运作，遭到了临时参议院、独立光复各省，以及被抵押的公司股东大会的一致反对，实业部长张謇甚至以辞职相抗。由于时间太短及一些其他原因，孙中山的这一想法最终未获得成功。如果孙中山有钱在身，又有列强支持的话，那么，也许他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了。
1912年1月14日，南北军第六次停战，唐绍仪密电南京临时政府，询问：孙文让位于袁世凯，有何把握？孙再次表示，肯定会让贤。
1月16日，同盟会刺客三人，在袁世凯退朝回锡拉胡同的路上，车到东安门大街时，突然由街道右侧向马队投来炸弹，当场炸死袁世凯的护卫营长袁振邦等三人，袁世凯在马车御手刘二的掩护下逃脱，下车后笑着说：“今天有人跟我开玩笑。”同盟会刺客三人被捕杀。袁世凯密奏太后，等于发出了最后通牒：早顺舆情，赞成共和，以免事态变化，引起叛乱，到时候，后果就来不及了。
1月17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隆裕在议事时抱着宣统大哭：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有枪炮，没有军饷，万不能打仗……胜了固然好，要是打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
1月18日，良弼等人发表激烈宣言，成立了以保卫清室、反对议和为宗旨的宗社党。
孙中山及全体委员拜谒明孝陵
1月22日，清驻外各使馆电请清帝退位。
1月26日，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宗社党激进首领良弼，震惊北京。隆裕太后只好放弃了所有的指望，恳请袁世凯保其母子性命。段祺瑞等清将领五十余人联名通电，请清帝退位。
这个时候，在南京的孙中山等人也意识到清帝退位是迟早的事情，按照事先的约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要交给袁世凯。一直把天下当做己任的革命党人，当然信不过袁世凯这个旧式的官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多地利用规则，去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就成为摆在革命党面前的新课题。革命党人能想到的，是如何把“美式的共和体制”，转变为“法式的共和体制”，从政体上对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和削弱。所谓的法式共和体制，是一种“内阁制”，虽然内阁上有总统，但政治的运转是以内阁总理为枢纽。也就是说，在法式政体中，总统只是一个虚职，大权实际上掌握在总理手上。
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最高立法机关参议院正式成立，公推福建议员林森为议长。参议会制定了各项法律规章数十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抓紧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取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一项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极大作用的《临时约法》，破天荒地规定了一系列关于公民的权利，一共列举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等十项“自由权”，极具进步价值。当然，《临时约法》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将临时政府最初的美式总统制模式，改为法式的内阁制了。《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中心内容就是限制总统的权力，它虽赋予临时总统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等大权，但同时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总统不得独立行使职权，须由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副署（签名），且咨送参议院审议批复才行。在这种情况下，大总统就变成了国家的虚位元首了。
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下诏退位，历时268年的清朝，在完成了自己的荣光与腐朽之后，寿终正寝地谢幕。退位诏书为洪述祖按照袁世凯的意思拟写的，洪述祖当时的身份是直隶候补道员，也是内政大臣赵秉钧的秘书。隆裕太后在阅过之后，吩咐一定要加上“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之句，很明显，隆裕太后最担心的，还是革命党人。这个时候，可以看出的是，袁世凯已勉强接受共和制了。中国就这样看起来轻而易举地走进了共和，就像轻易地翻过一页纸一样。让更多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悠久的封建专制国家所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竟然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有很多人为新招牌兴高采烈，只是人们没有想到，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哪会如此轻松地结束呢？在很多时候，它只是换了一个招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人们只知道“共和”这个名词，至于“共和”怎么个“共”法，怎样建立新局面，新局面将是如何，似乎谁也不知道。与此同时，旧制度巨大的阴影并没有随之消失，前方，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当天晚上，袁世凯就在外交大楼剪去了自己长长的、已显花白的长辫子，剪的时候，袁世凯一直忍不住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对于袁世凯身边的人来说，袁世凯如此兴高采烈，还真是从未看到过，以后也没有再次见过。第二天早晨，当袁世凯留着齐耳的短发，有点不习惯地走出自己的房间时，他看到那些随从和军政大员们，大都已按照他的要求剪去了发辫。双方对视之间，都哑然失笑，彼此都有点不自然，一个个好像魂不守舍似的。
漫画中的袁世凯剪辫子
清帝虽然退位，但国际社会对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持冷淡态度。列强纷纷表态，拒绝承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美国公使公开认为，孙中山并不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能否控制局势是大可怀疑的”，仍旧强调袁世凯是“当今中国最强有力的人”。孙中山试图通过中间人士不断跟美国接触，呼吁美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但美国一直不松这个口。孙中山得到的信息是：“赶紧同意你对手的意见吧！”“我对你实话实说，即使你竭尽努力，你也是没有出路的。”各国政府依旧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海关和照原订的种种借款契约，资助袁世凯。驻北京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的断言是：指望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孙中山去争取外国对中国的尽早承认是痴心妄想，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只得兑现他对国民的承诺，表示愿意让位袁世凯。2月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书面辞职，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同时附带三个条件：一、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不得更改；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就职后，本总统及各部总长、次长始行解职；三、新总统必须遵守（正在制订中的）临时约法。
2月14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首都议案。让孙中山没想到的是，大多数议员主张定都北京，其中，章太炎、宋教仁等强烈反对建都南京，认为此举无异于自弃东三省和内外蒙古。孙中山在主张受挫后十分愤慨，要求参议院复议。第二天，黄兴亲临参议院解释、疏通，经过再次激烈辩论，以十九票对七票，改变了原先的决议，通过南京为民国首都。同一天，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表决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提案，入会十七省代表，袁世凯以十七票全票当选。
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
当天，参议院将选举结果致电袁世凯，在电文中给予袁世凯以高度评价：“本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满场一致，选定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务请得电后，即日驾莅南京参议院受职。”
袁世凯在第一时间得知南京政府选举自己担任临时总统的消息后，且喜且忧——喜的是，自己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忧的是，自己原本并没有打算跟革命党真正合作，对于共和制，也不认可。按照袁世凯的初衷，是想在逼退清帝之后，由他承接隆裕太后的最后旨意，在北京召集成立国会，决定国体，然后由国会选举他做总统。简而言之，袁世凯就是想撇开革命党和南京革命政府另起炉灶。袁世凯的这一想法当然被革命党人所察觉，因此，革命党人选举孙文为临时政府总统，同时又虚席以待，明显地就是针对袁世凯的。革命党人就是不想让袁世凯在北京另立政府，先下手为强，逼袁世凯就范。紧接着，孙文及南京革命政府去电袁世凯，表示明确反对袁世凯另起国会的设想。南京的同盟会报纸也得到授意，对于袁世凯不愿南下进行抨击。在大势已定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消除革命党人的敌对情绪，袁世凯不得不作出让步，表示同意南京革命政府的说法，认为由一个被推翻了的政权授意成立国会是不妥的。袁世凯回电孙中山、黎元洪以及各部总长、参议院、各省都督、各军队长等，声称共和既定之后，当以爱国为前提，绝不能因为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乃至分裂的局面；待局面稳定之后，自己立即退隐田里，为共和之国民，但在未接受之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袁世凯信誓旦旦的一席话，在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及全国各家公私报刊发表之后，赢得了南北舆论的广泛支持。
为表明自己坚决的态度，袁世凯通令军政各官，限2月18日（正月初一）前，一律剪去发辫。
这时候南北双方的形势就像围棋进入了中盘阶段，双方落子飞快，都在抢时间，抢速度，以赢得时局的主动权。袁世凯的优势在于实力，在于西方列强的支持，他不仅手握重兵，有地方大员的支持，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前朝的遗老遗少也能接受。至于革命党人，优势在于对西方的了解，态度激进，能争取到社会上一批激进分子的支持；并且，革命党更善于鼓动民众，利用舆论，为人们描绘相对美好的蓝图。从效果上看，南京方面似乎出手更快，2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称，已安排好由教育总长蔡元培领队，宋教仁、汪精卫、钮永建、王正廷、刘冠雄、魏宸组、曾昭文、黄恺元等八人组成的迎袁专使，专程赶往北京，迎接袁世凯赴南京就任总统——当天，专使团就由孙文授命出发，22日偕同唐绍仪自沪起程，取海道北上。
2月27日，南京临时政府专使团以及唐绍仪到达北京，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欢迎。袁世凯接见了专使团，双方谈得还算比较融洽，袁世凯很诚挚地聆听了专使团的意见，对去南京上任及迁都一事，未置可否。然而专使团在北京那几天，北京突然发生士兵哗变，东安门外及前门大街上，枪声一片，很多士兵和社会闲杂人员乘机抢劫，波及数千家店铺、钱庄、民宅。专使团住地附近也枪声一片。接着，骚乱继续扩大，连天津、保定等地也卷了进去。别有用心的日本驻军急忙从山海关、东北南部抽调一千五百人赶到北京。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明确地向专使团表示：现在北京局势不稳，去南京一事，只得暂缓。
以蔡元培（前排右四）为首的迎袁专使团到达北京后合影这一次北京的事变，最终查明是曹锟部因为欠饷事件酿成的。具体是不是袁世凯授意，无从稽考。当时士兵因为欠饷发生的兵变，的确出现了很多起。当然，也有看法认为兵变是袁克定的授意，想以黄袍加身的办法，在皇城劫持溥仪，逼乃父称帝。不管具体情况如何，这一次事变在客观上正好给了袁世凯不想离开北京的借口。南京的很多议员，本来就不同意定都南京，事变也正好为他们找到了借口。很快，临时政府的黎元洪副总统以及诸多南北将领，也表示拥护定都北京。在这种情况下，专使团只得致电孙中山以及参议院，汇报北方局势，建议确定临时政府之首都为北京；同时提出具体办法：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由总理到南京组织政府，然后与参议院一起迁往北京。
1912年3月6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六项决议：一、由参议院电告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二、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复电认可就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其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代事宜；六、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
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和他的僚属在外务部合影3月8日，袁世凯复电南京参议院，对六项决议全部认可，并遵照第二条办法，电达宣誓，请参议院代为公布。誓词为：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遵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大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八日袁世凯。
3月9日，南京参议院复电承认，并通电布告全国。10日，袁世凯于北京原外务部礼堂，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代表南京参议院接受誓文的是迎袁专使蔡元培。蔡元培同时代表孙中山宣读了热情洋溢的祝词。“无疑他是靠着无限的耐心，识人的睿智和政治的卓见赢得了权力”——一位同时代的西方观察家在第二天的报纸中如是说。
1912年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仍以大总统的身份，颁布了匆匆拟就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的匆匆出台，明显就是针对袁世凯设计的。也就是说，从3月10日一直到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辞去中华民国大总统职务，在中华民国历史上，竟有两个临时大总统！
那个时代的一切就是这样，粗粝无常，乱花迷眼。由于一切都扑面而来，包括政治、文化以及社会领域的很多事情，都显得杂乱无章。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南方，在革命的口号之下，到处都是拉虎皮作大旗，各省向清廷独立，又各自为政。阿Q们层出不穷，如果能聚众三五百人马，就可以自封为都督，一个省甚至有九个都督，然后，就为争地盘争税收大打出手：在上海，陈其美杀了陶成章；在长沙，谭延杀了焦达峰；在北京，黎元洪以借刀杀人之计让段祺瑞杀了张振武……至于秋瑾的被杀以及后来王金发的被杀，只是这无数杀来杀去游戏当中的一个。至于东施效颦以及生吞活剥的事情，就更多了，连后来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人都感到无比困惑。这个时候，如果在一些环节上，人们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公心为重，以民主和法制为重，摒弃党派和私利的话，那么，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时间慢慢推进的过程之中平稳过渡，局面也将会得到改善。只可惜的是，除极个别人之外，人们锱铢必争，斤斤计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种浸淫数千年的专制阴谋传统，在社会转型之中，大行其道。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以及各种势力的存在状态，决定了南北之间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面和心不和的；决定了他们必定要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也决定了这是一场不获全胜绝不罢休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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