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就任外交部尚书之后，很快就给当时的清廷外交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袁世凯担任外交部尚书时办成的——1907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布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建议此款用于中国派遣留学生到美国，以及美国人在中国办理教育事业之用。袁世凯还跟美国初步达成协议，将两国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为大使级。与列强建立大使级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是首例，这一方面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中国与他国的外交，提供了榜样。袁世凯特派唐绍仪为赴美专使，在促成此举的同时，还跟美商洽谈借款一事。中国与美国的密切接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力图扼制中国的日本坐不住了，在唐绍仪赴美途中，日本从中作梗，将唐绍仪滞留在东京的同时，做工作让美国政府改变态度。很快，中美两国升格一事，变得不了了之。不过，从这一事情中，可以看出袁世凯的外交政策以及良苦用心。
在这里，援引1908年6月14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袁世凯的专访，在美国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的笔下，袁世凯理性、温和、精力旺盛、意气风发，对于中国当时的布局，俨然成竹在胸。虽然欲说还休，但从中可以感觉到，袁世凯对于中国的很多事情，考虑得是非常周全了。
……我接到一封官函，说袁阁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采访。我到了那里后，被领进了客厅。这个客厅是欧洲风格的装饰，正像大多数清国高层人士的住宅那样。我知道袁不会讲西方语言，我正在纳闷：谁来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呢？但很快地，随我之后进来了一位清国人，我一时没认出他是谁，后才发现他是童凯生。童188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时，他身着西装，在给《南华日报》当期刊编辑。《南华日报》在上海发行，是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我问到他衣着的变化时，童先生笑着说：“是啊，您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么开化，这里的人们总是比较保守一些。”
对清国的领袖们来说，操劳过度是在所难免的。
过了一会儿，袁世凯走了进来。早就听说袁非常沉溺于他那艰苦的工作，并且这工作也极大地耗损了他的体力和心神，所以我特别注意观察他的容貌，指望能从中发现一些迹象。但让我惊讶和感到满意的是，袁看去比我上次见到时好许多。实际上，现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他对于自己手中掌握的事情非常关切。袁的整个面貌都显示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袁说他每天清晨五点就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九点才休息，其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除非偶尔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开日常工作。大清国缺乏能干的官员，这是清国政治一个最大的缺陷，也使清国官员中有限的几位先进人物都被委以重任并不得不过度操劳地工作。袁自己也承认了这点，然而他似乎不以为苦，倒更像是乐在其中。
正像常常发生在清国官员身上的情况那样，袁通过询问我的近况来开始我们之间的交流。他问我这次是从哪里来北京的？当我告诉他我刚刚到过满洲时，他就我在那里的情况问了一大堆问题，而这也是我非常乐意谈论的事。
我非常非常愿意与袁讨论，因为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在东方危机的问题上袁自己的观点。但正当我准备记录时，袁却把话题转到了美国总统的竞选上。他说虽然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崇拜者，但同样也相当推崇塔夫脱先生。去年秋天，塔夫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对大清国很友好的讲话，这给清国上下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袁热切地期望塔夫脱先生能有机会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并说很多清国人都有这样的情感，因为他们觉得塔夫脱先生对远东的情况非常了解，并且真诚地倡导要尊重大清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谈到美国时，袁说道：“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觉得，尽管我们两国政府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大清国人民，比受欧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我们国内的管理。并且据我所知，贵国政府的基本规则也与我国政府极为相似。”
我向袁世凯阁下保证，我自己对大清国有如下印象，那就是：“大清国的管理体制和民众从本质上都是趋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历程一经起动，就将极大地增加帝国复兴的可能。”另外，我还就大清国的现状以及他对改革的期望向他发问。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说道，“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我问道。
“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我问袁，在完成这三项改革的过程中，像日本人那样引进外国顾问以求援助，这样的做法他是否认为有益？他对此避而不答，而是说，他认为大清国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并且大清国将感谢任何善意的建议和忠告。我相信，事实上，袁确实认为应该引进能干的外国财经顾问和法律顾问，但是，如果在当前情况下公然迫切地提出类似建议，只能对他的政治敌人有利。因为时下诸如“复兴的权利”以及“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等等观点甚嚣尘上，而袁则是一个如此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表面上是不会反对这些观点的。虽然他主张他的国家能真正地适应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即使大清国也许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接纳它们。袁说，日本人仅仅是在时间上比大清国早一些通过某些纯物质的外来帮助方式（大清国有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区的内部利益调整方面也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太可能采用这种帮助方式），就取得了某种物质上的进步，但这并不能证明日本人在道德和精神上就比我们优越，也不能证明在指导我们未来的方针上，日本人的做法从根本上就是正确的。
袁强调说：“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做法就更加聪明。日本人在完成他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纯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一直有利。而我们的事情，却比他们更加艰巨和繁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自己就不能指望达到类似于日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日本外有大国的友好支援，并且在其国土上也不存在来自列强的私欲和野心去牵制和阻挠他们。当把所有这些情况详加考虑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走向所谓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国在改革的具体部署上进行明确的对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能够对大清国多加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我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援，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曾给予日本的一样。除非遭到某个列强的肆意进攻，在一般情况下，大清国政府并不要求更多的外来援助。但我确实认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得过于严厉和苛刻。”
从这个访谈中，我们可以管窥到袁世凯的真实想法，也可以揣测几分袁世凯的内心世界。那就是，这个精明的中年人对于身处大清国政治舞台的危险是非常清楚的，不仅十分明白危险的源头所在，也知道这些危险在前进道路上会发生怎样的作用。在很多时候，袁世凯只是无力左右罢了。这时候的袁世凯，就像一个行走于独木桥上的人一样，只有努力平衡自己，至于是否成功，已经左右不了了。
清末最后十多年中，袁世凯锐意改革，大力推行新政，自然而然地成为革新派的首领。清廷的新政也使得经济以每年百分之十五的高速度获得增长，9世纪末，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七八千万两白银，到了1910年，财政收入已达到三个亿。由于大力推行新政，袁世凯博得了中外各界人士的赞誉和拥戴。孙中山也在一些场合认为袁世凯“是一个能干的人”，“他是为国家的最高利益行事的。他的确一直奉献于他对于革新的信念”。袁世凯在这段时间内所做的业绩和口碑，也为他后来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奠定了政治与社会基础。当然，袁世凯的这一系列新政，打破了诸多的平衡，伤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得罪了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势力。他们暗地里对袁世凯怀恨在心，一直渴望着寻找机会，狠狠地扑上来，将袁世凯置于死地。
志得意满的袁世凯怎么也没想到，正当他踌躇满志致力于清朝全面改革之际，风云突变，差一点将其打下万劫不复的深渊。
1908年底，一切都因为慈禧太后的去世变得严峻起来——11月，慈禧太后在度过了她七十三岁生日之后，突感身体不适。年老体衰的慈禧太后这一次对于自己的身体有着惊人的觉察力，她断定自己的大限就要来了。慈禧听从了达赖喇嘛的进奏，打发奕去东陵查看她的陵墓工程，放入佛像驱邪；另一面就光绪皇帝的接班人问题，征询主要大臣的意见。说是征询，以慈禧的政治经验，就是把几个要臣一起拉上贼船，让他们参与决策，同担责任。慈禧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在她死后，年轻的光绪会东山再起。在慈禧心中，早已选好了人，那就是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这一年，溥仪只有三岁。
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左）和其父摄政王载沣11月13日，慈禧太后发布三道谕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朝会大典、常朝班次，摄政王着在诸王之前。
11月14日，宫廷内外已悄悄传言慈禧病危的消息。到了黄昏太阳落山之时，另一个消息却传出：幽禁多年的光绪皇帝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突然病逝，年仅三十八岁。宫廷内外，噤若寒蝉。同一天，清廷公布慈禧最后两道懿旨，以载沣监国，任摄政王，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与此同时，慈禧太后病势沉重，进入弥留状态。御医们手忙脚乱，开了一剂益气生津之方：老米一两，人参五分，姜冬五钱，鲜石斛五钱，水煎温服——这样的药方，明显地在告诉人们，一切都是无力回春了。
11月15日下午2点，也就是光绪去世后的十多个小时后，慈禧崩逝！消息传出之后，惊悸的同时，人们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真是不容易啊！一个女人，自二十六岁起，就一直守着这个偌大腐朽的江山，就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一样，全力料理那个风生水起的大观园。在西方人的印象里，这个念佛、吃水烟，喜欢画画、听戏的女子聪明异常，最擅长的，就是驾驭各种各样的人——既很懂得政治就是施舍和妥协，也懂得政治就是抗争；既能让那些大臣们认识到给予的恩惠，同时也让他们对于自己服从和害怕……现在，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离开了。
光绪皇帝和慈禧在两天之内的接踵病逝，引起了民间的纷纷议论，说是慈禧授意杀死了光绪，甚至有人猜测说，是袁世凯具体执行了这一计划。专制政治总是与大片阴影相伴而生的，这些阴影就是大量的传说和猜测，还有见诸文字的野史。针对光绪死因的最近研究结果表明，光绪的确是被人下了毒，罪魁极可能就是慈禧，但是不是袁世凯具体执行，并没有明确定论。一些人幸灾乐祸，一些人如丧考妣，稍稍有见识的人都明白，这种摇摇欲坠的统治，肯定不会长久了。
慈禧的死，让袁世凯失去了最有力的靠山，局势的不可捉摸，也让他惴惴不安——改朝换代之时，总有力量希望打破均势，谋求新的平衡。袁世凯知道按照历代君王登基的惯例，手握重兵的大臣，在权力交替之际，是很难有好下场的，自己就像康熙朝的鳌拜，以及咸丰朝的肃顺一样，身处凶险之中。更何况袁世凯本来就与载沣有隙。因此，那一段时间，袁世凯深居简出，尽量不引人注目。摄政王载沣主办丧事之际，有很多人建议，袁世凯就是昔日野心勃勃的曹操，慈禧在世，他还有所忌惮，如今慈禧已逝，袁世凯肯定要谋反，何不先下手为强，除去袁世凯？建议者当中，最为激烈的是满族的少壮派，那些心理不平衡的八旗弟子本来就看不惯袁世凯的行事作风，也对袁世凯的西化改良反感。远在日本的康有为也不甘寂寞，率先向袁世凯发难了。康有为在日本发布讨袁檄文，一口咬定，是袁世凯毒杀了光绪皇帝。康有为将这一篇题为《讨毒弑舍身救民圣主之逆贼袁世凯檄》的文章，遍寄满朝文武和各省督抚。檄文中，康有为把自戊戌以来中国所有的坏事都说成是袁世凯干的，请求朝廷除掉袁世凯，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巨大的压力下，袁世凯百口难辩，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候载沣因为位置没有坐稳，也不敢急于向袁世凯动手，唯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11月21日，载沣特别邀请袁世凯、奕、那桐与自己一起接见各国公使。这样的举动，既是稳住异己，又是对外辟谣。毕竟，载沣对于袁世凯还是很忌惮的。
12月2日，溥仪即皇帝位，改元号为宣统，载沣以监国摄政王身份开始主持朝政。新皇帝上台之后，照例对得力的大臣加官晋爵，此次也不例外。袁世凯与张之洞一起，加太子太保衔、用紫缰。当天，又规定谕旨必须由军机大臣共同署名之制。
12月初，必须除掉袁世凯的想法已在载沣、善耆、载涛等人之间达成共识，但在采取何种方式上产生了分歧：有的主张暗杀；有的提议在袁世凯上朝时，宣读上谕后推出午门斩首。载沣同意后一种建议，觉得方式稳妥名正言顺。至于罪名，欲治之罪，何患无辞。写好上谕之后，由于谕旨必由军机大臣共同署名，上谕在交给军机大臣奕传阅时，奕坚决不同意，警告说万一北洋军队造反该怎么办？朝廷另一个重臣张之洞也反对说，皇帝年幼时局危险，不可轻诛大臣。两位重臣的对决态度，加上袁世凯在军队中有强大的影响力，以及西方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让载沣拿不定主意，唯恐杀袁世凯不成反遭其害。无奈之下，载沣只好效法当年罢黜翁同的方法，发布上谕，说朝廷本来对袁世凯拟重用的，无奈袁世凯一直患有足疾，所以不得不忍痛割爱，让袁世凯立即回籍养疴。“宫门抄”传出来，人们大吃一惊，袁世凯早年跟随袁保庆在南京时，曾经坠马伤足，虽然一直算没有好透，但日常行动根本不受影响。这个时候，把几十年前的问题提出来，让他回家养病，这明摆着就是一个借口。
对于袁世凯来说，那段时间，京城上空一直似乌云密布，气氛紧张得好像随时都可以燃烧似的。从慈禧太后病逝一直到袁世凯被罢黜一共四十八天，袁世凯基本上足不出户，在家补写《戊戌纪略》，为自己在戊戌年所做的一些事进行辩护。袁世凯重点想表明的，是自己从未向慈禧告发谭嗣同对自己策反一事。在文章中，袁世凯通过对慈禧、光绪、荣禄以及谭嗣同等人的褒贬，表达自己的清白以及对朝廷的忠诚。在离京之前，袁世凯把这本《戊戌纪略》交给了幕僚张一保存。袁世凯交代说，万一哪天遭遇到不测之祸，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本书公开，以换取自己的清白。
袁世凯离京之时，满汉枢臣，一个个避之唯恐不及。只有德高望重的老臣张之洞无所畏惧，特意赶到袁府为袁世凯送行。双方促膝谈起了很多事情，言谈之际，都不禁为这个垂暮的朝代唏嘘唉叹。袁世凯初任直隶总督时，孤傲的张之洞倚老卖老，对袁世凯时有怠慢。袁世凯一直忍辱负重、谦虚谨慎地对待这个三朝元老。后来，两人在推行新政、编练新军中配合日益默契，也有了很多共同语言。张之洞算是彻底接纳了这个晚辈，对袁世凯一直倚重异常。张之洞曾有诗句“射虎斩蛟三害去，房谋杜断两心同”，意指与袁世凯的同心同德。这一番袁世凯遭贬，张之洞也有兔死狐悲的感觉，他无限感慨地说：危机即将接近我了！因为不知道这个偌大的帝国将要何去何从，这个时候，人人都有一种不能自保的危机。
1909年1月6日，袁世凯匆匆离京南下。前往北京火车站送行的仅有学部侍郎严修以及杨度等人，这两人，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往往是真正的书生，才会表现出惊人的胆略。此番出行的冷清，与平日里袁世凯迎来送往门庭若市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袁世凯感慨世态炎凉，不禁哑然苦笑。袁世凯不由自主想起了几年前翁同遭贬的情景——翁同被放逐时，朝堂之上，竟无一人敢为之说话。已过花甲之年的翁老先生在转道天津时，时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手书一封信，附赠不薄的银票，托亲戚带给翁老先生。翁老先生读到袁世凯的信时，几乎老泪纵横。翁同没想到袁世凯如此有情有义，人情寡薄之际，只有这个并不算亲密的晚辈，算是给了他一点温暖。
火车呼啸着一直南下，到了河南境内之后，袁世凯按照事先的安排，在卫辉府车站下了车。袁世凯不愿意回老家项城，除了项城天高皇帝远，朝廷不放心外，还因为项城对于袁世凯来说，实在是回不去了——当年袁世凯为母亲出殡的事情，把家族中的很多人都得罪了，此番遭贬，自然是不想回去看族人的白眼。袁世凯做山东巡抚的时候，亲生母亲刘氏病死在济南，袁世凯要求开缺回籍葬母守制。没想到义和团事起，形势严峻，慈禧太后要求袁世凯移孝作忠，给假百日在巡抚衙内守制，不允他回籍葬母。因此，袁世凯母亲的遗体，一直没有正式安葬。等到《辛丑条约》签订，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京津一带的形势得到稳定后，朝廷这才批准袁世凯回籍葬母。因为袁世凯的母亲刘氏是庶母，按照当地风俗，不准正门出殡，也不能埋入祖坟的正穴和父亲袁保中合葬，只准附葬在坟所的地角。个性倔强的袁世凯执意不从，跟主持家政的二哥袁世敦大吵起来。袁世凯甚至跪求二哥开恩，袁世敦仍不同意。袁世凯一气之下，干脆坐上了棺头，以朝廷总督大人的身份发令，强行安排地方官和军士，把自己生母的灵柩从正门带出了袁宅大门。不过袁世凯也只得另买一块地安葬了母亲。从此之后，袁世凯也跟袁世敦断绝了关系。
下车之后，袁世凯在事先购下的一处房产落下了脚。由于屋舍太小，家人不够居住，第二年夏天，袁世凯又迁到了彰德府也就是安阳。彰德在太行山脚下，地处冀、鲁、晋、皖四省交界处，京汉铁路穿行而过，风景优美，交通十分便利，堪称“四省通衢，九州咽喉”，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中原重镇，有好几个朝代把国都设在这里。袁世凯在洹上村的住宅是一座经过重修的别墅，最初是袁世凯的亲家，也就是袁世凯第四个儿子袁克端丈人何炳莹的一处房产。何炳莹是天津有名的大盐商，也是一个实业家，这一处房产，是在彰德办实业时买下的。袁世凯下野之后，何炳莹便把这一处房产半赠半卖地给了袁世凯。这里位于洹水边上，尤其是园中有一个10亩左右的小池塘，种满了荷花，看起来如诗如画。袁世凯住下之后，见到如此胜景，不禁有了一丝安慰。袁世凯让人对别墅进行了修缮，在洹水上架了一座小桥，题名为“圭塘”；在池塘边盖了一些楼台亭榭；在园子里，又种植了一些名贵的花草树木，蓄养了一些珍禽异兽……待修好之后，袁世凯将这里命名为“养寿园”，又将园内的主楼命名为养寿堂，另一座主要建筑称做谦益堂。袁世凯亲笔书写了“谦益堂”的匾额和跋文。因为“养寿”和“谦益”之字，都是当年慈禧太后赐给袁世凯的。现在，拿来为主楼命名，大有深意。慈禧太后还真是很会识人啊，当年她就看出了袁世凯的弱点，一个是寿命；还有一个，就是谦逊了。这个精明的老太太一不留神间，一下子就找到了袁世凯的命门。
中国文化一直在儒与道中寻找着平衡点，进取时是“儒”，失落时是“道”，这样的“儒”与“道”，就像双桨一样，让一个人“中庸”地前行。袁世凯同样也不例外。得势之时，袁世凯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失落之时，能在名花遍布、茂林滴翠的养寿园内韬光养晦，在表面上回归宁静，也算一个不错的选择了。袁世凯自称为“洹上老人”，“洹上老人”每天的生活就是：早晨六点起床、盥洗，六点半吃早点，早点总是一大碗鸡汤面条。然后，袁世凯就出门了，有时候，是去洹水边钓鱼；有时候，则是去散步。散步一大圈回来后，袁世凯会在自己的书房读书、练字，有时候也会到客厅会客。十一点半的时候，袁世凯开始吃午饭，所吃的菜，总是那么几种，不仅花样不变，摆的位置也不变。袁世凯最喜欢吃的，就是清蒸麻鸭了，入冬之后，几乎每天都要吃这个菜，位置一直要放在菜的中央。袁世凯最喜欢吃鸭肫、鸭肝和鸭皮。吃鸭皮时，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掀，转一转，就能揭下一大块来。至于其他的菜，一个是韭黄炒肉丝，另一个就是红烧肉。除此之外，袁世凯还爱吃三姨太做的高丽白菜以及二姨太所做的熏鱼。至于主食，除了米饭和馒头之外，还要给他准备好几种稀饭，大米的、小米的、玉米的，都要准备一点。午饭后，袁世凯一般要午睡一个小时，下午两点多起来后，袁世凯又读书和会客。到了下午五点以后，袁世凯又要出门走一圈，这一次，一般都是带着姨太太以及儿女们。矮胖的袁世凯走在他们中间，神情也不似平时那么严肃，和全家随意说笑，也和儿女们逗着玩，尽享天伦之乐。到了晚上7点左右，是晚饭的时间了，晚饭仍是比较丰盛，袁世凯一般都和家人在一起吃吃说说。袁世凯不喝酒，只是节日的时候，才喝一点黄酒。就这样把饭吃完之后。晚上九点，袁世凯要上床就寝了。值得一提的是，跟很多中国农民一样，袁世凯除了过年前之外，从不洗澡，他只是洗个脸，泡一泡脚，然后，就上床睡觉了。
在洹上垂钓的袁世凯
袁世凯在洹上的那段时间，兄长袁世廉也恰好解职在家，身体也变得虚弱，下身有较严重的半身不遂。袁世凯听说后，特意让袁克文将袁世廉和姨太太接到洹上养病，又花重金聘请了一名法国医学博士长住在洹上专门替他看病。袁世凯整天陪着袁世廉，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者和妻妾子女共享天伦之乐；或者就是与几个文人骚客，吟诗斗酒，风花雪月……袁世凯最喜欢的，就是把戏班子请到家里，一大家人，把院落塞得满满的，呷着茶，听着高亢的梆子戏。听到入迷处，袁世凯会不由自主地大叫“好”。等到戏散了，袁世凯还会把戏班子的头叫到跟前，问几句话，给几个赏钱。
忙里偷闲诗言志。在洹上，袁世凯倒写了不少诗，从诗中，可以看出袁世凯在那一段时间的所思所想。比如这一首刚到洹上时所写的诗：曾来此地作劳人，满目林泉气势新。
墙外太行横若障，门前洹水喜为邻。
风烟万里苍茫绕，波浪千层激荡频。
寄语长安诸旧侣，素衣蚤浣帝京尘。
客观地说，袁世凯这一首诗，写得相当不错。诗与人，本来就是相联系的。一个人的心胸博大了，湿润了，肯定会有一种鲜活的诗情生长出来。后来，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把这些唱和诗汇集成册，以《圭塘唱和诗》为名刊印，合计共有袁世凯的诗十八题二十二首。这些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在隐居生活中的心态和思索。比如说《登楼》：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雨后游园》：
昨夜听春雨，披蓑踏翠苔。
人来花已谢，借问为谁开？
《次王介艇丈游养寿园韵》：
雕倦青云路，鱼浮绿水源。
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
因为这些闲云野鹤的日子对心情的滋养，袁世凯的这些诗，已很有点王维诗的禅意和境界了。比如《春日饮养寿园》：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餐尊酒共群贤。
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
满院莳花媚风日，十年树林拂云烟。
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
在此之间，袁世凯也有对于时局的思索和追忆，这一篇《忆庚子旧事》算是怀旧之作：八方烽举古来无，稚子操刀建远谟。
惭对齐疆披枳棘，远临燕水补桑榆。
奔鲸风起惊魂梦，归马云屯感画图。
海不扬波天地隶，共瞻日月耀康衢。
当然，让袁世凯耿耿于怀的，是清廷以“足疾”为借口让他告老还乡，赶他出朝廷。这样的借口让他啼笑皆非。袁世凯直接以《病足》为题，接连写了两首诗，聊以自嘲和宣泄。
其一：
采药入名山，愧予百健步。
良医不可求，莫使庸夫误。
其二：
行人跋而登，曾惹齐官笑。
扶病乐观鱼，渔翁莫相诮。
在此期间，袁世凯所写的最著名的一首诗，是《自题渔舟写真二首》，其二为：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对这一首诗，袁世凯颇为自得。联想到清廷还有人对自己的“退下”不放心，袁世凯索性请人将他与兄袁世廉泛舟河上、怡然垂钓的情形拍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中，袁世凯蓑衣斗笠，手执钓竿，怡然自得，俨然当年的姜子牙和庄子。袁世凯将照片印制了上百张，分送亲友，同时派人将照片连同诗文送至上海报纸刊出。昔日大权在握的重臣袁世凯，一下子成为一个超尘脱俗的隐士，这样的变化，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一片议论。
尽管幻想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但此时的中国时局，又有谁能够左右呢？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复出，袁世凯并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当报纸将照片和诗文刊出后，袁世凯看着自己的身影，不由自主地摇头苦笑。毕竟，以袁世凯的性格和思想，这样的方式实属无奈，袁世凯毕竟不是当年的庄子，他才不想跟庄子一样，长年累月地钓于濮水呢！他的志向，就是在尘世间，实现自己的抱负和价值。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袁世凯的生日又临近了。那些昔日的老部下，纷纷串联起来，要去洹上村拜见袁世凯，这当中既有北洋部属张勋、段祺瑞、王英楷、刘冠雄等，也有北洋衙门、直隶省属官言敦源、齐耀琳、蔡绍基等，另外还有袁世凯在山东的一些老部下，比如说按察使胡建枢等。他们全都赶到了洹上村，小小的洹上村，一下子变得车水马龙。
这些部属老友们动议集体来洹上的时候，袁世凯就写信劝阻他们不要来。袁世凯很明白部下们的心理状态：自己没来由地被罢官，部下们自然会愤愤不平，尤其是那些旧日北洋六镇的将领们，更是一肚子怨气。现在慈禧死了，清廷由一个黄髫小儿掌握，摄政王载沣根本就不会权谋之术，那些大臣们，知道清廷的气数到了，一个个胆子也大了起来。对于此，袁世凯是有忌讳的：一怕招来后祸；二怕此时还是光绪、慈禧“国制”期间，不宜大操大办。于是，当部下们来到洹上之时，袁世凯干脆闭门不见，“祝寿”不便拒绝，“躲寿”总可以吧。前来祝寿的部僚们见袁世凯闭门不出，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资格最老的张勋等不及了，干脆带着一帮年轻军人，硬闯袁世凯的上房，一哄而入。袁世凯只好出来接见了众人，也接受了众人的祝贺。乐哈哈的袁世凯端坐在太师椅上，观看着众多身着戎装的弟子们，心里有说不出的开心。
在此之后，袁世凯忙里偷闲，干脆在避居彰德的那段时间，把该办的私事，都一股脑地办了：先是自己纳了第八房姨太太郭氏；然后是嫁长女，娶三儿媳妇；不久，袁世凯同父异母的二哥，也就是那位不许袁世凯生母与其生父合葬的袁世敦死了，袁世凯主办了二哥的丧事；三哥袁世廉又不幸感染伤寒去世，袁世凯悲恸万分，又亲自主办了葬礼；接着，袁世凯又将弟弟世辅接来同住。人情来往中，袁世凯吸取了当年大办庆典遭致慈禧批评的教训，特地立了一个规矩：宣布所有亲朋、故旧、袍泽、部属，凡是银两钱财之赠，已送来者坚持璧还，一一退回；未送到者，致函婉拒。至于贺寿衣服、食品，嫁娶的奁具、衣料、幛轴、冠服以及吊丧的挽联、挽幢等，都属礼尚往来无法拒绝了。不仅如此，袁世凯在洹上之时，索性还同风水先生一道，把自己的墓地也选好了。墓地靠着太行山，面朝洹水，倚山面水，邃而高旷，是典型的“牛眠之地”。袁世凯对于自己墓地的风水，异常自得。
袁世凯在洹上期间，忙碌的另一件事情就是跟徐世昌一起，领头为辉县百泉重修募捐。百泉一直是个风景名胜之地，传说晋代高士孙登曾在此隐居，后来北宋理学家邵雍也在这里隐居数十年。袁世凯和徐世昌各认捐了两千三百两白银，张镇芳、端方和蔡绍基等，各认捐一千两；袁世凯的北洋旧部及河南绅士百余人也捐银不等。这样，一共募集了一万五千两银子。1911年8月，百泉修缮得焕然一新。袁世凯亲自撰写了《重修百泉祠庙碑》一文，记述了百泉修缮的初衷，强烈表达了自己不甘蛰居山林、希望复出的心情。
洹上期间，袁世凯还顺便处理了一些“小事”——有一天，袁世凯突然接到来自镇江的一封信：原来，袁世凯童年时随嗣父袁保庆在南京读书时的老师，也称“业师”的申天骐去世后，家人一直没钱将他的遗体迁回原籍安葬。申家无奈之下，只好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虽然申天骐教授袁世凯的时间并不长，而且，自袁保庆去世袁世凯离开南京后，就跟申天骐失去了联系，但接到信后，袁世凯仍对此事很关心，三次亲笔写信给镇江关道道员刘燕翼，让刘查明情况。这个时候做这事，应该是很难得的，因为袁世凯毕竟下野，各方面的情形又很敏感。刘燕翼了解情况属实后，向袁世凯作了报告。袁世凯立即派人给申家送去了四百两银子，又让刘燕翼帮助料理申氏归葬之事。受袁世凯的委托，刘燕翼还为申天骐的儿子安排了一个抄抄写写的事情，以解决生活来源。
非比寻常的1911年说来就来了，袁世凯下野之后，垂垂欲倒的清廷失去了最后的动力，只有在麻木中静候毁灭。——刚跨入新年，在广州，就发生了广州将军孚琦被刺事件以及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到了4月，由于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各地资本联合广大群众发起了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各省代表进京，抗议宪政迟迟不动，请求朝廷尽快颁布宪法，组织责任内阁，重整清廷内政。清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迫宣布撤销军机处，成立了以奕为总理大臣的责任内阁，内阁大臣多是满族贵族，其中皇族贵胄就占了五位。清廷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让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责任内阁失望，也对改良派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既然立宪无法实行，那么，留着这样的腐朽政权又有何用？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揭竿而起，而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人们一直是有着这样的传统的。在此前后，革命党人先后成立了“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等组织，接二连三地发动了起义，革命党人汪精卫和黄复生竟然把炸弹埋到了摄政王载沣的家门口……此时的中国时局，已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布满炸药的大仓库，那些权倾一时的人物，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一样终日惶恐。乌云压城城欲摧，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这时候的立宪派也坐不住了，为了共同的利益，当年曾与袁世凯闹翻的立宪派首领张謇在北上赴京途中，专程从彰德下车，前往洹上会晤赋闲的袁世凯。当年吴长庆幕府麾下的两个年轻人，一个是权倾朝野；另一个，只是暂时虎落平阳而已。虽然二人曾经很长时间闹得不快，但志向和观点的相同，加上互相利用的关系，让他们再度走到一起。当张謇走下火车时，袁世凯的副官已准备好大轿，前呼后拥地把张謇接到洹上村。见面后，二人回首同在朝鲜的时光，一阵唏嘘唉叹，毕竟，二十年的时光，一晃就过去了。谈及政局，两人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这个摇摇欲坠的朝廷必须实行君主立宪了，只有采取君主立宪，组织责任内阁，进行政治改革，才能缓和危机。当然，两人的话题还不止这些，他们甚至谈及对多灾多难的淮河的治理。张謇一再劝袁世凯出山，袁世凯的回答是：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当一切遵从民意而行。显然，年纪刚过半百的袁世凯对于政事，还是有相当兴趣的，关键点在于，朝廷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他。夜里十二时过后，张謇因要进京，执意返回。袁世凯见留不住，只好派人将张謇送至彰德火车站，当张謇到彰德火车站时，已是凌晨三点时分了。
一个人的一生，总有一些重要的关节点。这个关节点，不是指人的经历和起缘，而是指人在思想上的重大冲破和飞跃。对于一个人来说，思想的攀援以及内心力量的培育，是成大器的关键所在。思想的飞跃腾空，往往有石破天惊的震撼。当年，曾国藩离开江西战场回到家乡为父守孝的一年多，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中的意义，绝不亚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当曾国藩再次从白杨坪出山之时，一个新的曾国藩诞生了——由于悟出了人生进取和虚无的双重意义，从此之后的曾国藩悲悯、达观、清醒，富有超然的洞察力，以及无时不在的苍凉感，精神上早已上了一个台阶。而在洹上，袁世凯似乎根本无暇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进行系统反思和盘整，他只是在等待、盼望和焦急中，阴郁地度过了两年多时间。功名心极强的袁世凯总是难以摆脱自己的政治情结，也无法摆脱政治。在此期间，袁世凯平均每天写一封信，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至少有一百二十多人来拜访，有的是商讨国策，劝他出山；有的则是人情交往，求他办事。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哪里能闲得住呢？这时候的袁世凯既没有对外部世界的失望，也没有自我困惑的挣脱。他就像一个瘾君子一样，对于权力和地位欲罢不能。虽然袁世凯在表面上刻意装着从容淡泊、若无其事，但在内心里，他一直以一个政治客所具有的特殊的嗅觉和洞察力，敏锐地观察分析着时局的发展与走向，以期寻找时机东山再起。
时局变化如此之快，快得几乎连袁世凯都没有估料到。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很快就将袁世凯从洹水之畔拉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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