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腐朽的年代，也是一个破落的年代，更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年代。庞大的中华帝国就像一座古老的城堡，在经历了数千年的风吹雨淋之后，以不可逆转的势头坍塌了；然后，泥沙俱下，万物萌发。如所有的改朝换代一样，这样的过程既有史诗般的雄壮，也极易被阴谋和残酷所玷污。在这样的转化中，人们兴奋、惶恐、哀怨、无奈、迁怒、惊悸、急躁……人类的所有情感，在这样的动荡中，都会不可遏制地激发出来……外部世界如此捉摸不定，人们自保的最好方式，就是随波逐流，听天由命，挨过时间和危险，然后艰难地爬上岸来，寻找一隅之地，消磨自己的人生光阴。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也是最佳的生活方式。
生活在这样的激流之中，是最容易被牺牲，也是最容易被旋涡席卷而走的。
袁林
袁世凯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时代里——它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故事，因为袁世凯的故事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警惕和自省。当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强人在1916年的夏天躺在灵柩里回归故土的时候，他甚至付不起自己的安葬费。尽管北洋政府在财政巨大赤字的情况下，拨了五十万元用于陵墓的建设，但这一笔费用由于袁克定和田文烈控制规模不力，远远不能满足安葬的需要。最后，他的弟子和手下，不得不又个人凑了二十万，用于弥补他安葬的漏洞。这个生平一直幻想着流芳千古的河南人，最后竟沦落到如此尴尬的地步：看起来庄重肃穆，其实只是敷衍了事。尴尬地躺在“袁林”之中，面对如此结局，袁世凯若地下有知的话，会永远合不上眼睛的。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故事开始与结束于同一个地方。袁世凯似乎也是。袁世凯的问世，似乎就具有某种代表性，也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袁世凯出生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原地区。这个历史上一直兵荒马乱的地方，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这里的人们，既有老庄的高蹈和智慧，也有管子的务实和诡变，同时也有着商鞅和韩非的心狠手辣，以及李斯的见风使舵。中原文化熏陶出来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最底层的民众，都不可小觑。当然，这当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三国时的曹操。这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将人情世故和权谋之术结合得天衣无缝，将人格当中的那种高蹈、雄奇、阴鸷和残暴合而为一。曹操身上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高峰，也是中原文化的高峰。
由于自小耳濡目染，在袁世凯身上，无所不在中原文化的影子：既具有谋略和集体意识，又拥有强悍的性格和坚韧的意志力忍耐力。袁世凯在晚清登上权力的巅峰，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上天的有意为之：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让他择机冲天而起，有所作为；最后，又毫不留情地让他一败涂地，遗憾终身。袁世凯一生中的大起大落，更像是有意设计的一个巨大谜语，暗示和孕育着某种无限的启迪。
1859年9月16日（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凯出生在河南项城一个大户家中。项城隶属河南省陈州府，与安徽的临泉县接壤，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的交通要道。袁世凯出生的地方，距曹操的家乡亳州，只有数百公里。后来，有很多人联系到袁世凯的出生环境、多变的性格以及末代权臣的地位，以为袁世凯在整体上像极了曹操。真实的情况是，袁世凯的性格和命运，与其说像曹操，不如说更像其远祖袁绍（袁世凯家族，就是三国袁绍的遗脉）。袁世凯和袁绍，在性格和命运上似乎更具相似之处——曹操一生不称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一心称帝，最后落得家破人亡。袁世凯与其远祖袁绍，虽然所处时代大相径庭，但他们的殊途同归，不由令人叹腕。
从袁世凯这一代上溯，袁家四代当中，最荣光的，是袁世凯的二叔祖袁甲三。袁甲三是道光十五年（1835）的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与曾国藩以及李鸿章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并且交情甚厚。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任江西主考官，赴任途中走到现在安徽太湖县境内一个叫做小池驿的地方，突然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曾国藩一边改道赶往湖南老家奔丧，一边写信给在京的十三岁的儿子曾纪泽，告知此讯，要儿子处置完家产之后，举家迁徙，回湖南老家奔丧守制。在这封信中，曾国藩特意交代儿子去找他的几位老友帮忙并筹措旅费。列举的名单之中，就有袁世凯的二叔祖袁甲三。由此可见曾国藩与袁甲三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样的背景，使得后来的袁世凯获得了很多便利，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门派和亲缘是很能促成一些事的。
一个家族就像一条河流一样，先是细流涓涓，流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变成滔滔江水了。袁氏家族到了袁世凯曾祖父袁耀东这一代时，似乎得到命运之神的关注了，袁氏家族呈现出兴旺趋势，也集体坠入一个宿命——袁耀东自幼读书求学，十八九岁时，同郭姓女子结婚成家，成婚之后，袁耀东一直坚持负笈在外求学，郭氏在籍持家教子。十年之后，屡试不第的袁耀东终于考中了秀才。科举之路眼看开始启航时，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袁耀东突然死于一场大病，死时，年仅三十五岁。不仅如此，自袁耀东到袁世凯这一代，四代袁家男性主人，几乎没有活过六十岁的，这四代的三十余个男人当中，先袁世凯而死的十四人当中，有十三人都是死于虚龄五十八岁以前，仅袁世凯的四叔祖死于六十岁。袁家的男子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恐怖也随着年龄与日俱增。由此，也可以想象这样的事件给袁世凯等人留下的阴影。袁世凯步入天命之后，一直对于这个事情颇为忌惮，时刻琢磨着去改变自己家族的命运。与此相反的是，袁家的女性寿命都很长，最长的就是袁耀东的妻子郭氏，一生操劳的情况下，竟然活到了九十九岁。这真是一件怪事！袁耀东死后，留下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共五兄妹，长子才十五岁，小儿子、女儿还在襁褓之中。袁家四个儿子分别是袁树三、袁甲三、袁凤三以及袁重三。他们就是袁世凯的祖父辈，袁世凯的祖父是排行老大的袁树三。
袁世凯的家世，就像袁家屋前屋后枝丫繁多的大槐树一样，茂盛复杂。这一点，从图表中可以看得更清晰一点。袁耀东死时，郭氏才三十五六岁。与中国农村几乎所有勤劳善良的妇女一样，郭氏忍辱负重，独自支撑起了这个家庭。郭氏知书达理，对中国社会出人头地的路径心知肚明，这个坚韧女子培养儿子的目标，并没有因丈夫早逝而改变。在生活极其困苦的情况下，郭氏仍让她的几个儿子心无旁骛地读圣贤之书，坚持走科举之路。旧时代的科举就像一场暗无天日的马拉松，而一旦跑过了终点，即是鱼跃龙门，翻天覆地——经过近二十年的奋斗，老二袁甲三率先考取了举人，然后，又成为进士。他的三个兄弟也先后考中了秀才，成了廪生、贡生。由于四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守寡多年的郭夫人在五十岁以后，像《红楼梦》中的贾母一样变得德高望重。在此之后，由于袁甲三的榜样力量，袁家第三代，也就是“保”字辈这一代，袁保恒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保龄、保庆中举人，保中取副贡。这样，连同以前的袁甲三，一门共有两个进士、两个举人。袁家终于扬眉吐气了，大宅的门楼上也高悬起“一门两进士”的巨匾。到了袁家最鼎盛的时期，袁甲三任钦差大臣、河道总督；袁保恒任头品顶戴的部院侍郎，并先后任李鸿章淮军的翼长即参谋长、左宗棠湘军的会办；袁保庆任一个实缺的盐法道员；袁保龄也官至四品候补道；袁凤三也为陈留县训导。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袁世凯出生前后的事情了。
袁氏世系表
袁世凯呱呱坠地之时，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的童年，正巧赶上剧烈的社会大动荡。袁世凯出生前的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掳走了两广总督叶名琛。自此，这个清廷高官一直在印度度过了他悲惨的余生。1858年，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城，咸丰皇帝仓皇出逃。与此同时，在与太平军的对垒中，清军陷入窘状，清军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接连被破。在中原地区，受太平军节节胜利的鼓舞，大量捻军出没无常，驰骋黄淮平原。这个带有很大迷信和宗教色彩的地下组织，在中原和北方地区一直根深蒂固，在清政府呈现出衰败之气时，它适时地公开了，星火燎原一般遍地开花。袁世凯的家乡河南项城一带，成了捻军最活跃的地方之一。袁世凯出生之前，袁家一直住在祖居地张营，由于捻军不断侵扰，袁家不得不在袁世凯出生之前，搬到了相对偏僻的袁寨。在此之前，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被朝廷委任协助工部侍郎吕贤基督办安徽团练，不久，吕贤基被捻军击毙，袁甲三奉旨接统驻宿州的清军，兼督办安徽团练大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差事，身处太平军和捻军活动之中，人单势薄，腹背受敌。但这个文弱的书生一直坚持在北方跟捻军周旋，全力配合他的同年曾国藩在长江沿岸跟太平军作战。袁甲三的坚韧与果敢，给曾国藩的正面战场以有力的支持，以至捻军无法南下给太平军直接支持。袁甲三死后，曾国藩在给袁甲三撰写碑文时，对袁甲三表示了充分肯定。
袁世凯诞生的那一年秋天，袁氏家族喜事不断：袁甲三大胜捻军，收复了临淮关；凯旋班师后，被朝廷实授漕运总督、钦差大臣，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这一连串的好消息让袁家非常高兴，于是袁保中将刚刚出生的第四子取名为世凯。袁世凯出世之后，他的家族并没有像他名字一样变得一帆风顺，反而，在短暂地攀上一个高峰之后，又开始走下坡路——袁世凯四岁的时候，家族的栋梁袁甲三去世；在此之后，凤三和重三又相继去世。至此，郭老太的四个儿子全部先她而去。袁保中因为是长子，便承担了袁氏家族“管家人”的职责，放弃了科举。这个留着山羊胡须的缙绅，自此一直性格温和而严谨地管理着袁氏家族的大业，他做事精细，在自己的家族和当地，享有很高的威信。
曾国藩攻下金陵之后不久，应朝廷的征召，北上剿捻。曾国藩吸取了僧格林沁等人的失败教训，所到之处坚壁清野，让捻军得不到供给。在袁寨，袁家深挖沟壑，高筑寨墙，架设炮楼、吊桥，抵挡捻军马队的冲击。捻军马队一来，袁家人全部迁徙到围子里面，鸣枪放炮，进行抵抗。袁世凯五岁那年，大批捻军进攻到袁寨附近，与清军展开厮杀，家里人带袁世凯登上围墙眺望，小小的袁世凯看着双方人仰马翻，毫无惧色。自幼生长的环境，对于袁世凯的性格塑造，是至关重要的。
袁世凯七岁左右的时候，捻军基本被平息。广袤的北方农村暂时恢复了平静，人们继续在贫瘠的土地上耕耘，以维持基本的温饱。袁世凯的家族也恢复了正常生产，孩童们重新攻读千年不变的科举。不过袁世凯自小养成的野性未改，就如同当年的袁绍和曹操一样，不爱读书，到处惹是生非。这时候，袁保庆应朝廷的征调，赴山东济南候补知府。袁保庆年届四十一直无子，夫人牛氏在袁世凯出生前后，也曾生过一个小孩，但早早夭折。而袁保中却育有六子，一大家人在商议之后，决定把袁世凯正式过继给袁保庆。在此之前，由于亲生母亲刘氏奶水不足，袁世凯一直吃袁保庆妻子牛氏的奶水长大，情同母子。袁世凯到了济南之后，袁保庆特地为袁世凯物色了位颇有名望的举人做他的启蒙先生。但自小养成的野性，加上嗣母的溺爱，令袁世凯根本无心读那些八股文，整日里游手好闲，极喜欢恶作剧。有一次，袁世凯故意装作肚子疼向先生请假，然后埋伏在先生回家的必经之地。晚上，等先生路过这里时，袁世凯将早已准备好的大把萤火虫搓碎，抹到脸上，悄无声息地向先生走来。夜色之下，教书先生见到一个脸上闪烁着白光的怪物，以为是鬼魂，吓得扭头便跑。袁世凯远远地看着先生的狼狈样，大笑不止。教书先生慌不择路地跑到家中之后，又惊又吓，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济南生活两年后，曾是袁保庆战友的马新贻升任两江总督，将袁保庆从济南调至扬州，后又调至金陵，署理江南盐法道，督销官盐。这一个收入颇丰的肥缺很快改变了袁保庆的生活。在扬州，袁保庆带着袁世凯拜访了自己的老友、昔日湖南巡抚张亮基。张亮基见少年袁世凯异常聪慧，便向袁保庆提出，让袁世凯留在扬州，和他三个儿子一道读书。因为当时张府的私塾老师是江南名儒王伯恭，袁保庆便同意让袁世凯留下。陌生的环境里，袁世凯一开始还循规蹈矩，但几天下来，袁世凯的老毛病又犯了，除了调皮捣蛋之外，袁世凯还食量惊人不讲礼貌，常常是张家人刚刚端上饭碗，袁世凯便已风卷残云将桌上的饭菜吃得一干二净，弄得张家人大眼瞪小眼。有一次，袁世凯与张家一个亲戚比食量，由输者付钱。袁世凯一口气吃了十个馒头，二十个鸡蛋。那人认输了，但不愿付钱。袁世凯不依不饶，硬让对方吃了同样数量的食物，结果对方一下吃撑了，大病一场。一段时间之后，张亮基实在容忍不了袁世凯的调皮捣蛋，便找了一个借口，将袁世凯送出扬州，去了南京袁保庆身边……少年袁世凯就这样一副阔少和衙内的味道，“无厘头”的程度，让人匪夷所思。这个时期的袁世凯，连后来专门为他当大总统制造舆论，抬轿子吹喇叭的《容庵弟子记》一书都无法为之掩饰。
袁世凯故居
在南京，袁世凯过上了五年相对安定的生活。这一段时间是从1869年（同治八年）至1873年（同治十二年），也是袁世凯十岁到十四岁的时候。此后，袁世凯再没去过江南，即使是在朝鲜后期，朝廷册封了他一个温处道员的职务，袁世凯也未去上任。为了让袁世凯好好读书，袁保庆特地聘请了江南名儒张曲治给袁世凯授课，并把袁世凯的哥哥世敦、世廉从家乡接来同读。但此时的袁世凯仍旧喜欢骑马、打拳、饮酒、下棋、赌博；或者，跟一帮小兄弟策马登览清凉山、雨花台、莫愁湖等胜景，所到之处一片鸡飞狗跳。不过袁世凯这时候已显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了，那帮小弟兄无论长少，都愿意听袁世凯的指挥。袁保庆见此状，便有意识地培养袁世凯为人处事上的能力，让袁世凯帮他料理一些事务，经常提醒袁世凯做人要有大志向、大雄心。在袁保庆的言传身教之下，袁世凯这方面倒是有了很大提升。与几乎所有传统青年书生一样，在南京的那一段时间，袁世凯也写了好几首诗来抒发自己宏大的志向，他在七律《雨花台怀古》一诗中写道：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另外一首则是：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平心而论，袁世凯的诗很一般，没有平仄，也不讲对仗。不过从诗中可以看出，少年袁世凯还是有着鸿鹄之志的，也透着一股浓烈的草莽之气。当然，少年的狂妄、蛮横以及志大才疏都无可厚非，重要的是有没有在宏大目标之下的不断精进，以及用一种准备好的姿态，等待命运的垂青。这时候的袁世凯，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攀上那么高的位置，也没有想到命运会在茫茫人海中挑中了自己，让他一生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
1873年7月，袁保庆突感霍乱死于南京。这对年仅十四岁的袁世凯来说，无疑晴天霹雳。极度悲伤之下，袁世凯卧床不起竟达五个月。袁保庆的丧事由生前好友刘铭传、吴长庆代办。年底，刺骨的寒风之中，袁世凯陪伴嗣母牛氏，乘马车扶着灵柩回到了项城。安葬了袁保庆之后，在郭老太太的主持下，袁氏家族又将袁世凯和袁世廉教育的重任转交给袁保恒。袁保恒是袁甲三的儿子，早年一直跟袁甲三征剿捻军，智勇双全，战功卓越，曾被清廷授予“巴图鲁”（勇士）称号。平定捻军之后，袁保恒又随左宗棠参加陕甘平叛。这个时候的袁保恒，刚刚离开西北，赴北京就职。他富有雄才大略，头脑清晰，对于国际国内的一些大事，提出过很多好建议。在俄国人强占伊犁之后，他就未雨绸缪，上书朝廷，要求加强东三省的防务，指出俄国才是清廷最大的危险，提出国家应精选良将，负责东三省的练兵事宜，既可以加强对东三省的保护，同时可以拱卫京城。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了袁保恒是极富战略眼光的。袁保恒所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1876年向光绪皇帝建议，在台湾设置巡抚。这一点，后来也为清廷所采纳。
袁世凯跟随叔父袁保恒来到京城。袁保恒先是以翰林院侍读学习补用，然后又被提拔为内阁学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袁保恒的弟弟，即袁世凯的另一个堂叔袁保龄不久也当上内阁中书，来到了京城。为了帮助袁世凯兄弟应对科举，袁保恒、袁保龄兄弟在北京办了私塾，聘请了三位举人做老师，全力教授袁世凯兄弟。一年之后，袁保恒受命帮办左宗棠转饷，进驻肃州（今甘肃酒泉），监督袁世凯兄弟读书的责任落在了袁保龄的身上。这个时候，袁世凯仍不改顽劣，不用心学习。袁保龄很生气，对袁世凯的评价是“资分不高而浮动非常”，决定对袁世凯进行严加管教：首先，不准袁世凯随便外出，将袁世凯的书桌放在老师的书案旁，又将袁世凯弟弟袁世廉的书桌安排到里面，将两人隔开，不让他们交头接耳；袁保龄还将袁世凯住宿的房间安排在老师隔壁，让老师监督他晚上用功，早睡早起。袁世凯学习期间，在河南老家的生父袁保中去世，袁保龄因为怕耽误袁世凯学习，以袁世凯已过继给袁保庆为理由，不让袁世凯回老家奔丧，依旧留京苦读。在袁保龄的严厉监督之下，袁世凯的学业有了明显进步，个性也收敛了不少。在与其兄袁保恒的书信中，袁保龄高兴地谈到袁世凯的变化，说袁世凯虽然“文章尚不入门”，但“竟是中上美才”了。又过了一年，袁保恒回到了北京，更是加紧督促袁世凯学习。就这样，两个叔叔硬是紧逼袁世凯苦读了三年。
科举学习，以及所有的应试教育，要求的都是一种驯服的学习态度。这种态度，不仅是行为上的顺服，更重要的，是内心的称臣。否则，那种油然于内心的抵触，就会让教育的渗入大打折扣。虽然袁世凯这时候已竭尽全力适应科举，但在内心当中，那种由性格而产生的抵触力量无疑是强大的，这也决定了袁世凯很难成为这种教育方式的佼佼者。1876年秋天，乡试的日子到了，袁保恒因为担任顺天武乡试正考官，为了避嫌，袁世凯只好回河南开封参加乡试。尽管袁世凯对自己充满信心，结果公布时，袁世凯却名落孙山。首次科举的失败，让袁世凯心灰意懒。年底，按照长辈们的意思，袁世凯在老家把婚事办了，迎娶了大他两岁的陈州淮宁县的于氏。不久，于氏生下了儿子袁克定。后来，袁世凯恢复帝制，于氏也自然而然成为皇后。
1877年2月，袁世凯再度回京城读书，准备三年后的第二次考试。这一回，有了家室的袁世凯懂事了不少，在学业上自觉了很多。到了这一年秋天，天降大灾——黄河以北的地区大旱，其中河南旱灾更严重，全省九十多个州县，重灾达到七十五个，很多地方颗粒无收，麦收最多者，也仅是往年的四成；与旱灾并行的是蝗灾——勉强种上的一点秋禾，也被铺天盖地的蝗虫吃完。在这种情况下，灾民们只好吃野菜、草根、树皮、树叶、麦苗、豆苗等，甚至以吃观音土果腹。中原没办法生存了，灾民们就流浪逃荒。每天渡黄河南逃的人，黑压压的一大片；河南西部数十万人逃到陕西，陕西同样无以为生，灾民们不得不又逃回本土。辗转之中，死者不计其数。由于灾情太重，民间竟有人以吃人肉维生。官方和民间的报告，不断披露这一类的骇人事件。由于腐败，朝廷和官府的一些有限的救济粮，也到不了灾民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下诏，将赈荒不力的河南巡抚李庆翱革职，以东河河道总督李鹤年兼署河南巡抚，同时调任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帮办赈务，从京城回河南主持赈灾。
袁保恒接到朝廷的调令时，有人好心地劝说袁保恒推辞，袁保恒坚决回绝了。袁保恒以当时最庄重的形式，对天明誓，以报朝廷，尽瘁桑梓。然后，袁保恒特意将袁世凯带在身边，悲壮地上路了——当年，为了使袁世凯安心读书，袁保恒在袁世凯生父去世时，仍不放他回籍奔丧，而这一次回故乡赈灾，袁保恒硬是将袁世凯带在了身边。袁保恒的用意很明确，就是让袁世凯在大灾之时，体恤民情的疾苦，也让他做点什么。在河南期间，这个忠诚的旧官僚全身心地投入到赈灾之中，不分昼夜。袁保恒还利用人脉资源，向各地抚督化缘。在当时僵化低效的体制之下，袁保恒的办事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层层阻碍。由于心力交瘁，袁保恒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无言枯坐，通宵达旦。重压之下的袁保恒很快变得心力交瘁，不仅头发变得花白，甚至开始吐血。目睹叔父的状况，袁世凯心里很痛苦，但又帮不上忙，只得悄悄写着家信，把所见所闻告知自己的二姐，让家人替他分忧。几个月后，袁世凯嗣母牛氏病重，袁世凯只得暂时离开袁保恒，从开封赶回项城探视。袁世凯到家后不久，就收到了袁保恒的病危告急信。等袁世凯赶回开封时，袁保恒已染上了瘟疾，病死在河南省城开封赈务公所。袁保恒的死，对于袁世凯无疑晴天霹雳，那一段时间，袁世凯整日以泪洗面，悲恸之中，袁世凯将自己的用具搬到袁保恒墓地边上，搭了一个草棚，一个人守了近一个月。
袁保恒书法
袁保恒死后，清廷给出的谥号为“文诚”，这是很高的荣誉了。袁保恒的弟弟袁保龄，此时刚刚晋升为侍读，钦命以知府即补。听到兄长的噩耗之后，急赴河南，与袁世凯一道料理了袁保恒的丧事。然后，袁保龄向朝廷报告，要求辞去现任官职，以一个在籍绅士的身份，留在河南赈灾，以完成兄长未竟之事。袁保龄的毅然决然，也让袁世凯深受感动。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段在河南的非常经历，对袁世凯青年时代的性格、道德、政治素质产生了很大影响。或许，正是从两位叔叔的举动中，袁世凯觉得人生不应碌碌无为，而是要有使命感，活出大丈夫的气概来。
值得一提的还有——后来，李鸿章兴办水师，袁保龄同样承担了重任，具体负责旅顺军港的兴建。袁保龄担当此任，是在李鸿章发现海防营处道员黄瑞兰贪污的前提下。李鸿章将黄瑞兰撤职查办，将此重任交付袁保龄。由此，可见李鸿章对袁保龄人品的认可和信任。史书对袁保龄的记载是：在建设军港的五年中，“每日奔走不知疲倦……所历艰苦，实为四十年所未有……方来之始，万事瓦裂。今则公帑节省数万金，海防军容渐如荼火，差可欣慰。而面黑肤瘦，形容憔悴，鬓发渐已白矣”。袁保龄在经费极其不足的情况下，操持的工程包括：海门疏浚、拦潮大坝、船澳及泊岸工程、口西与口东海岸炮台、陆路炮台、水雷营、鱼雷营、电报局、水陆医院、道路、库房、码头、机器厂，等等。袁保龄曾连续二十多天昼夜工作，不肯休息，终于引发中风昏厥。李鸿章特地为他请来了慈禧太后的御医进行医治。袁保龄恢复后，因为身体原因请辞。急于用人的李鸿章没有同意。1889年，袁保龄死于任上，时年四十八岁，朝廷追赠他为内阁学士。旅顺军港也于袁保龄逝世一年后全部竣工，成为当时远东地区最先进的海军基地。
1877年袁保恒的去世，对于袁家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不仅仅是精神的大树倒下了，在经济上，袁家也开始面临拮据。这一年，袁家按照袁世凯父辈的人数分了家。袁世凯继承了嗣父袁保庆的一份遗产，也继承了一部分责任——三顷左右的土地，还有一些积蓄；同时，袁世凯得负责全家七八口人的生活，以及三个妹妹的陪嫁。年纪轻轻的袁世凯明显感到生活的压力，也感到前程的渺茫，他从项城搬到了陈州。心情郁闷之中，袁世凯开始嗜酒，常常跟一帮年轻后生日饮数斗，成了一个真正的高阳之徒。喝酒之余，袁世凯喜欢策马驰骋郊野，一泄心中的不快。酒与诗总是联在一块的，袁世凯自己出资，在陈州组织了两个文社，一个叫做“丽泽山房”，一个叫做“勿欺山房”，跟当地的文人一起，喝酒抚琴吟诗。在这一段时间，袁世凯结识了后来他一生中的“兄弟”徐世昌。徐世昌是一个瘦瘦的、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正好与矮壮的袁世凯相反。当时，徐世昌在淮宁县办理文牍，因为家境贫寒，无钱北上应试。袁世凯与这个落魄书生结拜兄弟后，慷慨解囊馈赠纹银一百两，资助其北上应试。
1879年，又是三年一度的乡试之期。这时候的袁世凯，已经对科举产生浓烈的排斥心理。在他心目中，这种扼杀人性的考试就如同蛇蝎一样可恶。袁世凯一翻开那些厚厚的典籍，就有一种呕吐的感觉。这一次，袁世凯没有像三年前一样认真准备，他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一方面热衷于组织文社、结交朋友，另一方面，还帮助自己的姑父道员忙一些赈灾事务，甚至不甘寂寞地帮邻居写状子打官司。可想而知的是，袁世凯以这样的态度来对付科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1879年秋天，袁世凯再次名落孙山。积怨终于爆发了，一气之下，桀骜不驯的袁世凯将有关科举书付之一炬，发誓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耳？”
这一年，袁世凯正好二十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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