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 > 第十章 二次革命之时期
第一节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
袁世凯组成的“内阁”国务总理熊希龄原南京临时政府之让政权予袁世凯，实由于事势之牵制。袁就总统职后，一切设施，多由己意，主采用“总统制”，以便于大权独揽。然内阁制系依据《临时约法》者，故国务总理唐绍仪毅然主张内阁制，设国务会议，以为执行职权之枢纽。袁既与唐内阁意见不融洽，争权不得，渐与民党不睦。又以每发一议、出一令，必经国务院通过，方能有效，且时复驳回，深苦之。而国务总理唐绍仪因与袁为旧交，恒严辞抗辩，不肯稍让，因益忌之。会事有不经国务院，径发令，唐大愤，拂袖出京。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宋教仁、王正廷亦相率去职。
时国人对于袁氏，已滋不信，观于元年六月廿七日《时报》所载袁总统解释谣言之原电可知。电录下：
鄂黎副总统各省都督鉴：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洎乎中岁，略识外情，目睹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各省景从，遂使二千余年专制之旧邦，一跃而为共和政体！世凯以衰朽之年，躬兹盛举，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乃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谣惑观听，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问，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亦半。民国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强承认，尚无端倪，内之各省秩序，亦未回复，危机一发，稍纵即逝。世凯膺兹艰巨，自不得不力为支持，冀挽狂澜，乃当事者虽极委曲以求全，而局外者终难开怀以相谅！殊不思世凯既负国民之委托，则天下兴亡，安能漠视？倘明知不可为而复虚与委蛇，致民国前途于不可收拾，纵人不我责，自问何以对同胞？区区此心，可质天日！但使内省不怍，亦复遑恤其他。惟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用是重为宣布！凡我国民，当以救国为前提，则自能见其大，万不宜轻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借端荧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惟有从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事关大局，不敢不披沥素志，解释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论。特此宣告，维祈亮鉴！世凯叩。
1912年3月29日，中华民国首任内阁部分阁员合影唐内阁既倒，袁命陆徵祥为国务总理，陆标榜用人以才不论党，自谓“超然内阁”。乃陆至参议院发布政见时，语不及政，刺刺谈交际事，议员大哗，提出弹劾其失职案。袁为极力疏通，后虽勉强成立内阁，终不满意于参议院。陆亦知难而退，称病入医院，不理政务。袁乃以赵秉钧为国务总理。时党见分歧，各党又不相能。七月九日袁通令劝告政党云：
民国肇造，政党勃兴，我国民政治之思想，发达已有明征，较诸从前帝政时代，人民不知参政权之宝贵者，何止一日千里，环球各国，皆恃政党与政府相须为用，但党派虽多，莫不以爱国为前提，而非参以各人之意见。我国政党，方在萌芽，其发起之领袖，亦皆一时人杰，抱高尚之理想，本无丝毫利己之心，政见容有参差，心地皆类纯洁。惟徒党既盛，统系或歧，两党相持，言论不无激烈，深恐迁流所极，因个人之利害，忘国事之艰难。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若乃怀挟阴私，激成意气，习非胜是，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揆诸经营缔造之初心，其将何以自解？兴言及此，忧从中来，凡我国民，务念阅墙御侮之忠言，怀同室操戈之大戒，折衷真理，互相提携，忍此小嫌，同扶大局，本大总统有厚望焉！
第二节孙中山、黄兴黄兴，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年，号庆午、竞午。辛亥革命时期，以字黄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北上后之八大政纲
八月下旬，孙中山、黄克强先后北上，意在调和各派党见。九月二十九日《时报》载有总统府秘书厅通告八大政纲文：
1913年3月，孙中山由日本回国，
与黄兴等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付时局之办法 中华革命党党员誓约民国统一，寒暑一更，庶政进行，每多濡缓，欲为根本之解决，必先有确定之方针。大总统劳心焦思，几废寝食，久欲联合各政党魁杰，捐人我之见，商榷救济之方。适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先后莅京，过从欢洽，从容讨论，殆无虚日。因协定内政大纲八条，质诸国务院诸公，亦翕然无间。乃以电询武昌黎副总统，征其同意，旋得复电，深表赞成。其大纲八条如左：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此八条者，作为国民、共和两党首领与总揽政务之大总统之协定政策可也。各国元首与各政党首领，互相提携，商定政见，本有先例，从此进行标准，如车有辙，如舟有舵，无旁挠，无中阻，以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中华民国庶有豸乎！
陆、赵两阁，本皆承袁意而组成，实为一具形机关。赵尤为袁之私人，既任总理，将唐绍仪所设之国务会议径移至总统府。国务院形式上虽有会议，实权已操于总统府，内阁制之精神，完全丧失，盖无形中已变为总统制矣。
第三节宋教仁之遇刺
袁席北洋军队实力，攫，临时大总统而有之，任用多其本系，其势甚张。袁性愎专断，与民党水火。至是益欲集权于一人，施用暗杀手段，去其政敌。前农林总长宋教仁素主张政党内阁，于长江各省宣传，并反对五国银行借款进行，袁益忌恨，三月二十日，买使狙击之于上海，殒焉。凶犯武士英被获，词连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等，舆论集矢政府。
国会选举揭晓后，国民党以多数党成为执政党，全国各方面一致预测宋教仁将被推为内阁总理。
1913年3月21日，宋教仁由上海启程往北京，参加国会的开幕典礼。刚上火车的时候，突然有人对准他放了一枪，击中了腰部。宋大叫一声，随即倒地。到车站送行的国民党人黄兴、陈英士、廖仲恺、于右任等急忙把宋扶上汽车，送往附近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急治。当晚动手术，在宋的右腰钳出子弹一颗，发现弹头有毒，伤势十分严重。半夜里宋从昏迷中醒转来，睁开眼睛问道：“我的朋友呢？”留在医院的黄兴抢步上前喂了他一口开水，连声问道：“怎么样，怎么样？”他一面喘着气一面断断续续地说：“现在外患日深，库伦形势险恶。我本来打算到北京和其他地方去，调和南北意见，以便一致对外。可是……”他说到这里，感到伤口剧痛难忍，他勉力支撑着喊道：“快拿笔墨来，替我写上，我要发一个电报给袁世凯！”
黄兴急忙拿过纸笔来，照他口中所念的词句写道：“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
此后宋又陷入昏迷状态，延至22日上午4时身亡，年仅32岁。他是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所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出紧急通告，叫全体党员“一律臂缠黑纱为宋先生服宋教仁遗影丧”。孙中山在东京接到噩耗，于25日匆匆赶回上海，参加治丧典礼，并亲笔撰写挽联如下：“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政治大血案。过去彭家珍刺死良弼，周符麟暗杀吴禄贞，黎元洪勾结袁世凯杀害张振武，都曾震动一时，但都不及这次血案影响之大。这是因为，这次血案的被害人是国民党的领袖之一，此时国民党与北洋派明争暗斗，“武力统一”与“二次革命”之说甚嚣尘上，而这位国民党领袖又是一个主张调和南北的温和派，此番被人暗杀，可能引起又一次南北战争。因此全国人心惶惶，预感大祸将临。
此案发生后，全国各方面纷纷揣测，这件政治谋杀案究竟是谁主使的呢？袁世凯是惯于用暗杀手段对付政敌的老手，可能是他主使的。但是，国民党已经公开表示拥护他为正式总统，宋教仁又是主张与他继续合作的中坚分子，杀一宋教仁而与国民党破裂，南北统一之局也将不保，对袁有何好处？从这一点看来，此案又不像是袁所主使的。
仅仅隔了一天，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非常清楚地摆出来了。
3月23日，有一个做古董生意的河南人王阿发，跑到四马路中央巡捕房自行投案。他说：“十天以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兜售古董。他给我一张照片，叫我下手暗杀此人，许我事成之后酬洋一千元。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生意人，没有干过杀人勾当，所以一口拒绝了。今天看见报上登出来的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暗杀的人，所以特来投案说明。”
宋案幕后指使国务总理赵秉钧捕房根据报告，立即派眼线去跟踪应桂馨，当天在湖北路迎春坊二十八号妓女胡翡云家找到，当场予以逮捕。第二天，捕房派人搜查文元坊应宅，又在那里捉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矮子，并搜出五响手枪一支，应桂馨与现任内阁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二人电报往来的密电码以及其他有关证件多起。这些证件充分说明：行凶的主谋犯不是别人，正是现任大总统袁世凯、现任内阁总理赵秉钧；教唆犯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组织行凶者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直接杀人者是失业军人武士英。
证件的主要部分有下面几个文件：
（1）民国二年（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写着：“密电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外附密电码一本，上注“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
（2）2月2日应桂馨致赵秉钧“应密冬电”一件，内称：“民党（国民党）主宋（教仁）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3）2月1日、2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两件，上面写着：“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洪称应）应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
（4）2月4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写着：“冬电（2月2日应的电报）到赵处，即交兄（洪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5）2月22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写着：“来函应的函件。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智庵，赵秉钧号。已将应密本交来，纯归兄一人经理。”
（6）3月13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电，内称：“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7）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密电，内称：“梁山匪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
（8）3月21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密电，内称：“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证据确凿不移地说明：袁世凯决定要暗杀他的政敌宋教仁，叫特务头子赵秉钧去执行。赵手下有个秘书叫洪述祖，跟上海流氓帮会有往来，赵叫他物色一个流氓去办这件事情。洪找到了大流氓应桂馨，许以厚利，叫他执行暗杀任务。通过洪的介绍，赵发下密电码一本，与应直接通电联系。随后赵察觉到直接通电容易暴露，便又叫洪到上海向应说明，以后由洪居间联系。洪回到北京后，一面写信催应从速动手，这就是密函中所讲的要“做一篇激烈文章”，一面向袁汇报情况，袁许以事成之后以勋位为酬。
宋教仁遇刺前，宋案幕后指使赵秉钧给刺客的手令密件 洪述祖并非无名之辈。清朝末年，他做过直隶候补道，跟唐绍仪拉上了交情。袁任内阁总理大臣时，通过唐的介绍，他上了一道秘密条陈，主张袁在清政府与革命军之间玩弄两面手法，以便从中取利。袁虽没有直接表示，可是心中暗暗赞许。后来唐组织内阁时，派他为内务部秘书，此后他便成为内务总长赵秉钧身边的一个谋士，有时也能直接跟袁交谈。
应桂馨又名夔丞，是上海流氓帮会的大头目之一。辛亥革命初期，中部同盟会联络会党军警起义，他投机混进了革命阵营，陈其美任为沪军都督府谍报处处长。沪军都督府撤销后，转入江苏都督府任江苏巡查长。他自称“中国共进会会长”，吹嘘全国共进会会员在1亿人以上，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武士英是山西人，年22岁，就是在应桂馨家中被捕的那个矮子。他在云南当过营长，因军队被裁流浪到上海来，加入了共进会，成了应桂馨的门下食客。
此案发生后，只有一两天工夫，就把全部内幕揭穿，人证俱获，铁案如山，全国人民无不为之骇然。原来当今大总统是这样一个货色，他手中持有两件法宝：一件是黄金，一件是白刃。他对付一切政治敌人总不离乎这两手：要么用金钱收买过来，要么用武器暗杀掉。他曾经用金钱和高官厚禄收买宋教仁而无效，就决定用另一手来对付他。
这篇文章做得如此不干不净，闹得通国皆知，袁做贼心虚，不得不假惺惺地下了一道缉凶命令，讲什么“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还装腔作势地说了些“暗杀之风，万不可长，尤乖人道”的鬼话。他知道单靠一纸命令不能杜人之口，于是又派工商总长刘揆一以吊丧为名到上海，竭力解释宋案与他无关，千万不要误会。刘与黄兴、宋教仁都是华兴会的老同志。他到上海后，黄兴和国民党人骂他做官心热，变节求荣，他只得灰溜溜地回北京去了。由于全国人民口诛笔伐，袁、赵二人心慌意乱，便又做了一篇空中楼阁的文章，企图转移视线。3月26日，国务院通电全国称：“据应夔丞23日函称，上海发现一种监督政府、政党之裁判机关，其宣告文内列有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罪状，于3月9日开审，先判处宋教仁以死刑，于20日执行。”这篇文章请出梁启超、汪荣宝这些不相干的人做陪客，又把杀人主谋犯混在一起，其目的是要使人们相信上海果真有这样一个杀人机关，这个机关不仅与国民党为敌，也与其他各政党为敌，不仅与政党为敌，也与政府为敌。
这篇文章也仍然无济于事，反而招来更大的反感。在这种千夫所指的情况下，即使平日杀人不眨眼的大特务赵秉钧，也不免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他一面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他跟宋教仁如何要好，外间谣言之来，真不知从何说起；一面向袁辞职。毕竟袁比他更加狡狯，认为此时辞职反而证明心中有鬼，因此劝他说：“不妨告个假儿，我叫芝泉代替你的职务。”于是赵改辞职为请假，袁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袁世凯演义》）
第四节以段祺瑞为总理
四月二十六日，袁又擅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定善后大借款英金二千五百万镑条约，以客卿监督盐政，未经国会通过。国民益怨政府之倒行逆施，弁髦《约法》，反对之声，如潮而起。五月一日，赵秉钧辞职，袁乃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袁既专制自为，且得巨款供其设置，阴谋益得循已定之步骤而渐进。侦知南方各省将起而相抗，于是先发制人，北洋劲旅，陆续南下，先后免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三都督职。五月廿四日《时报》载北京专电“表总统令传语国民党人”云：
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语时有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三人在座，梁嘱曾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谓：即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云云。（下略）
五月二十九日，《时报》载袁与《大陆报》访员之谈论一则，颇可与袁日后行事相对照，兹录下：
日前《大陆报》访员弥勒君访袁总统于三海，问答之间，颇关紧要，而于政治一方面，尤为注意。弥君先询治国政策，袁总统谓第一步须组织正式政府，使国家日见强盛，而以和平政策对付列强。又询问主张何种政体？袁总统谓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弥君又问，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旧制，有是事乎？袁总统谓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岂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弥君又问，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袁笑谓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也！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弥君又询问，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袁谓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弥君又问，第一须改革者为何事？袁总统谓改良币制，订定赋税规则，开拓国内富源，俾人民得以日见昌盛。人民昌盛是为立国之本。弥君又询问，此次反对中央，欲为第二次革命之情形。袁谓此种人已有革命习惯，无建设思想，无实地经验，不识中国大势之真象。然人民必不助其所为。大概此种人可分为两种：第一种已得政府酬报或官职而不满意者；第二种尚未得政府酬报或官职者。弥君又询问，总统对于国会之希望？袁总统谓国会议员，均由人民选举，以助正式政府成立。余甚愿国会助余早日建设政府云。
第五节起兵之讨袁
七月十二日，江西都督李烈钧起兵讨袁，军于湖口。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相继宣布独立。然袁先有准备，军事布置与其能力，非满清之窳弱可比；而讨袁军起过迟，坐失时机，揭橥所在，不及排满与推翻专制之易于鼓动；又各省各自为谋，不能统一，而民党内部黄克强氏每事与中山先生左；民众则叠遭战祸，疮痍未复，厌乱已深；袁氏心迹尚未大显，未为一般民众所窥，民党信誉，亦有使民众怀疑之处，故讨袁军以六七省之地，数十万之众，不二月而为袁氏所底定焉。
李烈钧像
袁世凯觊觎非分，总理洞烛其隐，且以闽、粤势处海边，袁氏鞭长莫及，乃密令发动讨袁。两省以内部整理未就，旦有图取都督而代之者，未即动。又命湘省发难，谭延闿亦以种种不易情形报告之。总理乃派张继、马君武、邵元冲、白逾桓四人到赣授意，声罪讨袁。时袁世凯以余有欢迎总理莅赣之举，乃先派大员赴赣游说，且曰：“赴北京与袁世凯一晤，当以二百万元为寿，并晋给勋一位，”余不为动，且斥之曰：“余思建勋业于国家，岂丑类所得诱饵！”袁见不能利诱，嫉忌颇甚，欲去余尤急。余亦烛其奸思摆脱，乃卸江西都督之任。当张继等来时，余虑即时发动，世人或且以恋位见疑，乃先赴海上一行，面谒总理请示机宜，并会商与各省切取联络。诸友亦以为然。时江西省议会及全省人民均义愤填膺，余乃召集全省各高级官作一切准备。遂由九江乘轮赴沪，面受方略。后于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到赣之湖口，湖口水巡总监何子奇舣船待余，乃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召集原驻湖口及随行高级官开一紧急会议。众推省议员杨赓笙[字咽（水）<冰>撰讨袁文（附件一）］，移时立就，并发出对外通电（附件二）及对党团公启（附件三），并令要塞鸣炮致贺。
讨袁军既宣布成立，乃在湖口召集师长刘世均、旅长何文斌、水巡总监何子奇、机关炮队长卓仁机、团长周璧阶、吴安伯等会议，决定宣布独立，通电各属与人民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袁世凯，二、巩固共和政体，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财产。”并组织总司令部，设总司令一人，副司令二人，参谋总长一人，副二人。军法部长一人，下置三科；财政部长一人，下置三科；内政部长一人，下置六科；外务部长一人，下置四科；邮电部长一人，下置二科；军医部长一人，下置三科；军政署长一人，其组织另定之。
是时江西都督已由省议会公举欧阳武继任，讨袁军宣布独立后，省方亦表赞同，并布告人民（附件四），俾众周知。江西民气益加振奋矣。
部署初定，忽接要塞电话报告，谓江面到有楚字军舰四艘，对湖口作示威状。闻者颇惊异。顾余以为当援皖、援鄂时，对海军一二舰队曾尽友谊之援助，黄锤英、汤芗铭共事亦颇久，当不致有他敌，不欲示以防御。未几该舰等即向九江驶去。
自九江发动讨袁，数日即有战事。北军派李纯统兵至赣，旅长林虎与之战于瑞昌、德安间。初大破之，旋以北军械精粮足，次第增援，乃不敌。团长周壁阶以攻夺九江金鸡坡炮台死之。周为云南讲武堂优秀学生，由川间关随余，“出师未捷身先死”，滋可痛也（后由杨赓笙召集地方贤达，为周立墓于湖口）。又有余邦宪者，亦以团长阵亡。余勇浔湖之战，陷于不利，乃率所部退驻吴城，命炮兵营长刘凌扼守望夫亭，复命师长方声涛指挥一切。日盼湘、粤援军，然久不至。而北军陆海军均抵湖口，向吴城进。先以民船一艘伪装难民数十人迫近吴城，状似难民者俱跪船首作哀求状，刘凌为其所诳，未发炮。移时接近望夫亭，则伏兵登陆矣。方声涛挥刀斩数人，而吴城遂陷。
时有满载援军之两船，不知去向，余派小轮两艘遍江寻觅获之，命随余船行。复命讲武堂教官穆恩堂（山东人，亦日本同学）扼守鞋山，退却中之各军始获从容布置。余勉殿后，再为守南昌之计。比抵南昌而樵舍告急，城门复闭而不开，以电话告知宪兵司令廖伯琅，若少迟延开城，必予以严厉之处置；一面命第一营官兵越城而上，余始得入城。至都督府，廖伯琅逃赣州，守兵知其事乃捕获之电告余，余复电令解南昌法办。乃解至时，余已去，卒为李纯所杀。宗旨不定者，结果如此，可叹也。其时各高级官多已散去，财政司长魏斯灵亦携眷远走，不知去向（初有献周瑜印肴，篆文铜质，斑斓可观，余以此系国家至宝，不敢据为私有，当即交财政司保管。是时魏即逃去，该印亦不知落何人手矣）。是日接樵舍守军电话索浮桥，余命团长万勋搜集材料负架设之。责翌日竣事，而北军已到牛行附近矣。有邓祖禹者，奉余命统率江西内河各小轮，整顿成绩颇佳，兹乃密嘱其准备快轮两艘，待余予寺步门外。余见李纯军势方张，湘、粤援军又久不至，而赣军苦战弹尽力疲，适湘督谭延闿来电劝赴湘省，并有“微服过宋，古有明训”之语，而何子奇、李明扬、卓仁机等亦劫行，余乃命分乘邓祖禹所备之各轮离南昌。遥见北军炮兵在牛行排列，向南昌发射，空炸点非过高即过低，故随行诸人均获无恙。船符不久即达樟树镇。谭督派来之援军，此时始到萍乡。有唐蟒者（号桂良，与维新时六君子同时遇难之唐才常之长公子也），见余后表示湘省当扃及同党意见，而援军亦次第到，余嘱停萍乡待命，乃惜桂良赴袁州。因一路援军四集，秩序欠佳，余立持镇静。比抵袁州，刮益甚，时有不肖士兵在街市劫掠者。人民捆一人至，立时围观者二三千人，视余如何处置。余授意内卫队布置警戒之法，复命内卫队长钱义成将犯兵押送余前，跪俟处决。余以举义讨贼而有贼民之兵，既怜且恨，然为纪律计，余乃自拔手枪，命犯兵前行。不数步，犯兵跪子地，语余曰：“都督请就在此地受法。”余颔首，乃发二枪毙之。围观者皆欢呼，余频点首谢之。遂拔队行，翌日至萍乡。
萍乡人民闻李都督到，咸企踵欲一见。余学书剑无成，讨袁又失败，无以慰人民，而人民爱戴若此，实可愧也。旋乘火车至长秒。有谭都督派来代表，请余乘舆到一较大之洋房，代表曰：“此日本领事馆也。”余曰：“奚为至此？”彼曰：“谭、程两公即来。”余随入馆休息，领事与馆中诸人均极殷勤。少时都督谭延闿与军政司长程潜，先后来谈，慰勉备至。余谢其盛意，并曰：“袁贼想称帝殆梦耳！吾党同志此次虽失败，仍当共同努力，将袁等歼灭之也。”二公去，余乃乘领事馆所备之汽船赴大冶。日本驻大冶之办事人员，招待亦殷勤。次日乘煤船启碇，桂良与偕。过九江，船长告余：“将过金鸡坡炮台，请公忍耐一时。”乃将余匿彼衣箱内，余始知伍员囊载而出昭关事不虚也。行未一时，过湖口，船长又语余曰：“将过湖口炮台，此处为公发难之地，台兵均旧人，当无意外。”旋请余出，犹见鞋山及附近各处。至马当，船长曰：“此江西第一门户，然炮位已移去，过此以往，船行江面可无顾虑。”
遂与桂良同进船长室谢其盛意，船长亦谦让不遑。至第三日已至黄浦，出海向日本前进矣。惟余虽脱险赴日，然因是役被通缉者，计有杨赓笙，胡廷銮，涂树霖、李儒修，王镇寰等；被捕殉难者，尚有徐秀钧诸先烈；而被捕系狱者，有姜伯彰、何犹兴、吴安伯、杨翘新诸同志，直至袁逆自毙始先后恢复自由云。
第六节诸般之禁令
袁既消灭国民党在各省之武力，以冯国璋驻南京，段祺瑞驻湖北，龙济光驻广东，监视各省；长江流域诸省，尽为北洋军人所有，势成统于一尊。
七月二十七日，《时报》载有七月二十二日临时大总统命令云：
本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承乏令职，于兹经年，国基甫定，百废未兴，乱耗发生。本大总统不能消祸未萌，致酿此变，震扰闾阎，循责返躬，负疚何极。一年以来，国中待治极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孚众望，此不待国民督责，即返诸本大总统之良知，亦岂能一日即安者。虽然政象不振之原因，原于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者固半，由于各方面形格势禁者亦半。谨述甘苦，为国民一言：夫用人实行政之本，而国务院为大政所从出。
本大总统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院，议院果清白乃心，博商共济，则物色一国最高之才，使荷一国最重之任，善后之业，或尚惧难；乃自党见既纷，意存掣肘，提出否认，至再至三。夫贤才之士，孰不爱惜羽毛，未受任而先已见摈，则延揽益难为力，降格以求，实势所逼，踌躇满志，事安可期？且施政程功，在明黜陟，一度政府成立，疏通动需数月，求才则几熏丹穴，共事则若抚娇儿，稍有责难，动言引退，别提以图补缺，通过艰于登天。挽留且难，遑论黜斥？既不愿常以无政府贻笑万国，自不敢妄以大甄别施诸百僚，纪纲无自修明，政本安能澄肃？至于各部司员，半经伟人荐拔，本大总统求才若渴，固愿礼罗，各部总长，爱屋及乌，亦难固拒，弹冠相踵，滥竽日多！政务丛脞，当局者又责无可辞，仕途浊昏，挟功者亦宜分咎，中央艰窘，既已若是，其在地方抑又甚焉！最初都督总领军民，率以光复元勋，遂乃真除受事，等汉牧之就拜，类唐藩之留后，威令本自不行，功过安从责课？厥后亟筹分治，民政别置长官；而乃简命朝颁，拒电夕告。本大总统因循瞻顾，咎固难辞，顾亦尝再四思维，实不愿漫然变置。
夫人既有自私土地之心，岂肯复为顾全大局之计？削藩召乱，移镇生变，往代常闻，取鉴非远，本大总统以民国新造，疮痍未苏，诚不愿炎汉七国之难，复见于今，庶几日本西南之师，皆以幸免，俯心迁就，职此之由。而一省擅命，诸方效尤。赏罚有所不行，政绩安从考核？况复上自诸司，下逮州县，可恃党籍为奥援，胁长官而自署，尽人皆革命元勋，辄有功民国。人言庞杂，进易退难。甚则土棍或作议员，剧盗尽成将校。以兹图治，宁异面墙？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廓清无状，私衷固所怀惭，作俑以始，继者独无分谤。
至于治国大经，理财为要。自前清之末叶，久岁入之不敷。一年以来，原有赋税，地方节节截留，中央征解无几；而善后之费日增，旧债之期更迫。乃成利用感情之弱点，倡为无责之游谈；国税则屡征而屡抗，外债则旋赞而旋否。借风作浪，节外生枝，以党略为前提，置国命于孤注。稍尽急公之职，辄蒙专擅之讥，责无从负，政何自行？况国家既采法治主义，庶政皆藉法律以行；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日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哉？
凡此诸端，略述一二，其他百举，循类可推。本大总统非敢陈诉艰窘，希图诿卸，亦愿我国民知积重之势，非旦夕所能骤回。而转圜之机，在各方皆宜有责。今欲济此时艰，勤求治道，条理虽多，本原惟一：首在规复政令之纪纲，建行国家之威信！此本苟拨，他复何丽？本大总统昔以仁柔姑息，延兹厉阶；今当以勇猛精勤，赎彼前慝。叛党欲破坏民国，惟本大总统责当保之；叛党欲涂炭生灵，惟本大总统责当拯之。垂涕伐罪，指心质天。纪纲所系，威信所关，虽怀痛悼，其安得已。当此千钧一发之会，或亦除旧布新之机。方将集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则拯坠日于虞渊，完漏舟于骇浪，虽云甚艰，何遽无术？所赖国人共宏大愿。本大总统老矣，六十老翁，复何所求？顾断不忍五千年神明古国，颠覆自我！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许谋覆国家之凶徒以自恣。冀与邦人诸友，含辛茹苦，冒险犯难，奠此国基。他日作共和幸民，扶杖山谷，以观治化，庶遂初志，敢告有众。此令。
又令云：
湖口、徐州等处暴徒倡乱，政府为整肃纪纲，维持国本起见，不得不以兵力戡定，迭经先后布告。本大总统躬承国民付托之重，值此变出非常，荡平内乱，责无旁贷。耿耿此心，当为我国民所共谅，各友邦所悉知。惟恐传闻之异词，或以方针之未定，国民以姑息养奸相责备，外商以身命财产为隐忧，若不明白宣告，使我全国人民咸知顺逆从违之所在，各外商共悉镇乱靖暴之有方，其何以靖人心而昭大信？为此通令，条举三端：
一、该暴徒等勾煽叛兵，僭窃土地，擅行宣布独立，破坏民国之统一，扰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为，实为乱党，政府不得不依照国家法律，以兵备警戒，是用兵定乱，为行使《约法》上之统治权，民国政府，当然有此责任。
二、各国商民之通商传教，载在条约，凡有乱警地方，该地司令官，均应照约实力保护，务使各外国人之身命财产，不致因乱事稍受危险。嗣后各该地方之外国人，所有身命财产，如因镇压变乱，而直接受有损失者，民国政府必完全负其责任。
三、乱党到处勾结，如有本国人与之订立一切契约，而影响可以及于国家或一地方者，无论用何种方法，及何种名义，民国政府绝不承认。
以上三端，自本令发布以后，应由各该地司令官通行布告。仍着外交总长行文驻京各国公使查照，以副友邦热诚赞助之雅怀，而示本大总统除暴安良之至意。此令。
八月二日《时报》又载袁总统通令云：
政党行动，首重法律，近来赣、粵、沪、宁凶徒构乱，逆首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皆国民党干事，从逆者亦多国民党党员，究竟该党是否通谋，抑仅黄、陈、李、柏等私人行动，态度不明，人言啧啧。现值戒严时期，着警备地域司令官传讯该党干事人员，如果不予逆谋，限三日内自行宣布，并将籍该党叛逆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若其声言助乱，或藉词搪塞，是以政党名义为内乱机关，法律具在，决不能为该党假借也云云。
至是袁以为中国可以武力统一，政治可以独裁，种种非法行动，毅然为之而不顾。辛亥革命所成之事业，仅存“中华民国”四字矣！
第七节国会之开幕
民国二年一月，袁遂发布正式国会召集令，所有当选之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均限于三月以内，齐集北京。四月八日，两院议员于众议院行国会第一次开幕礼。国务总理及外交、陆军、海军、司法、农林、交通各总长均莅会。袁世凯亦派秘书梁士诒赍致颂词如左：
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
中华民国二年四月八日，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声庆幸！念我共和民国，由于四万万人民心理所缔造，正式国会，亦本于四万万人民心理所结合。则国家主权，当然归之国民全体。但自民国成立，迄今一年，所谓国民直接委任之机关，事实上尚未完全。今日国会诸议员，系国民直接选举，即系国民直接委任，从此共和国之实体，藉以表现，统治权之运用，亦赖以完满进行。诸君子皆识时俊杰，必能各抒谠论，为国忠谋。从此中华民国之邦基，益加巩固，五大族人民之幸福，日见臻进，同心协力，以造成至强大之民国；使五色国旗，常照耀于神州大陆，是则世凯与诸君子所私心祈祷者也。谨至颂曰，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
国会既成立，又依《临时约法》所规定，于前时之参议员，同日行解散礼。五月一日，参众两院从事议长选举：参议院选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众议院选汤化龙为议长，陈国祥为副议长。由是而全国喁喁待望之第一次国会乃出现，然距元年三月公布《临时约法》，已一年余矣。
第八节正式大总统之产生
1913年10月6日，袁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国会既开，先制宪法，以便依宪法而选举正式大总统。然宪法产出，需时甚久，若长此无正式负责之元首，对内对外，均属不便；遂有“先举总统，后定宪法”之说。二年九月十二日，开参众两院联合会，议决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制定宪法中《总统选举法》一部，循各国通例，以宪法会议名义宣布。十月六日，由两院组织选举会，袁遣军人到会，强迫投票，议员咸不得自由；院外有袁氏左右所买嘱号称“公民团”者数万人，整齐严肃如军伍，包围众议院数十匝，迫即日选出所属望之总统，否则斫选举人不能出议院一步。选举人不得不俯首听命，忍饿终日，以行选举。直至袁世凯当选之声传出，公民始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返。是日计投票三次，前两次袁得票虽多，然不满法定之数；第三次就第二次得票最多之袁世凯、黎元洪二人行决议，袁乃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十月十日就职，其莅任宣言书如下：
余不才，忝居政界数十年，向持稳健主义，以为立国大本，在修明法度，整饬纪纲，而后应时势之所宜，合人群而进化。故历办革新诸政，凡足以开风气者，必一一图之。但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以国家人民之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斫丧无余也！戊申以后，归田课耕，不复与闻政事，生平救国之志，已如过眼烟云。乃武汉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大惧吾国吾民之无以生存，而思减少其痛苦。后清帝逊位，共和告成，以五大族之不弃，推为临时大总统。此种政体，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本无足异，乃事权牵掣，无可进行，夙夜彷徨，难安寝馈。然且忍之又忍，希望和平。乃本年七月间，少数暴民，破坏统一，倾覆国家，此东亚初生之民国，惴惴焉将不保。余为救国救民计，不得已而用兵。幸人心厌乱，将士用命，不及两月，内乱敉平。极思解职归田，长享共和幸福，而国民会议群相推举，各友邦又以余被选之日，为承认之期，何敢高蹈鸣谦，以致摇动国基，负我父老子弟之期望。盖余亦国民一分子，耿耿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以勉就兹职。今将以余极诚恳亲爱之意，与我国民一言之。
西儒恒言，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余历访法美各国学问家，而得共和定义曰：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吾国民性最驯，惟薄于守法之习惯。余望国民共守本国法律，习之既久，则道德日高，而不自知矣！
又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大多数之公意，在安居乐业，改革以后，人民受种种激刺，言之惨然！余日望人民恢复元气，不敢行一扰民之政，而无术以预防暴民，致良民不免受其荼毒，是余所引为憾事者也。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
国民生计日蹙，迫于饥寒。露民之尤狡者，利用此等贫民，驱之死地，可悯之至。欲国之长治久安，必使人人皆有生计。而欲达此目的，则必趋重于农工商。余闻文明头等人物，往往愿为实业家。吾国天时地利，不让诸强，徒以垦牧不讲，工艺不良，矿产林渔，弃货于地，无凭贸易，出口日减。譬诸富人藏窖，而日曰忧贫。余愿全国人民，注意实业。以期利用厚生，根本自固。
虽然实业之不发达厥有二因：一在教育之幼稚；一在资本之缺少。无论何项实业，皆与科学相关，理化之不知，汽电之不讲，人方以学战、以商战，我则墨守旧法，迷信空谈。余愿国民输入外国文明教育，即政治法律等学，亦皆有实际而无空言。余对于教育之观念如是。
实业非资本不办，以吾国地质之膏腴，物力之丰富，岂得谓贫？生人所需，不出衣食住之属，金钱其筹码耳。但金钱不足，无以为兑换之资，缺少金钱，犹缺少筹码。故欲备一切实业之开办，资本不得不仰诸富有筹码之乡邻。迨地利既辟，无旷土，无游民，所借资本，子母相生，除偿还本利外，尚有赢余，比诸藏窖而忧贫者何如？故愿吾国输入外国资本，以振兴本国实业。
夫输入外国文明与其资本，是国家主义，而实世界主义。世界文明之极，无非以己之有余，济人之不足，使社会各得其所，几无国界可言。孔子喜言大同，吾国现行共和，则闭关时代之旧思想，必当扫除净绝。
凡我国民，既守本国自定之法律，尤须知万国共同之法律。与各国往来，事事文明对待，万不可有歧视外人之意见，致生障碍，而背公理。迩来各国对我政策，皆主和平中正，遇事诸多赞助，固征世界之文明，尤感友邦之睦谊。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凡我国民，当知此为国际上当然之理；盖我有真心和好之证据，乃能以礼往来也，余之所以告国民者，此其大略也。而又重言以申明者，仍不外道德二字。道德范围广大，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
忠之本义，忠于一国，非忠于一人也，人人以国为本位，勿以一身一家为本位，乃能屈小己以利大群，其要在轻权利重义务，不以一己之权利，妨害国家之大局，而义务心出焉！是谓忠。
孔子云：“民无信不立。”文明各国，有以诈欺行为诮人者，其受辱若挞之于市朝。华盛顿幼时，受其父教，即不作诳语。吾国向重信义，近来人心不古，习为俯张，立身且难，何况立国？前清曾国藩云：“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故无论对内对外，必种以信。
何为笃？文明各国，保存国粹，虽一名一物，惟恐或失，不害其进化之速也。吾国向以名教为大防，经四千年之胚胎变化，自有不可磨灭者存。乃或偏于理想，毁弃一切，不做实事，专说大话，未得外国之一长，先拋本国之所有，天性浇薄，传染成风，木之不存，叶将焉附？故救之以笃。何谓敬？有恒心然后有恒业；人而无恒，则有事时犯一乱字，无事时犯一偷字，职业所在，惰气乘之。万事败坏于悠忽之中，而无人负责，徒劳旁观嘲讽之语；而己之分内事，转漠然不察。始知古人敬事二字，有味乎其言之也！故去傲去惰，必以敬。
以上忠信笃敬四字，余矢与国民共勉之！日诵于心，勿去于口，盖是非善恶，为立国之大方针。民之好恶，虽不尽同，而是非善恶，必有标准。大致奉公守法者则为是为善，越礼犯义者则为非为恶。余愿国人有辨别心。人亦有言，文明日进，则由俭入奢，是已。若以贫弱不堪之国，不学他人之文明，而惟学其奢华，是以病夫与壮士斗也！近岁以来，国民生活程度日高，而富力降而愈下。国奢示俭，古人言之。余愿国民于道德中尤注意于俭德。
总而言之，法律与道德同时并进，则共和之国度，乃稳固而不摇。至国防问题，吾国正在休养生息之时，尚非武力竞争之时。惟余所切切于心者，海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义务，以保护人民为天职，各将领谁不知之？而此二者，颇为近日风潮所鼓荡，未能完全收效，是余统率之责，有未尽也。此后当于精神教育十分注意，以对于人民。
余故以最诚挚亲爱之意，申告于国民曰：余一日在职，必一日负责！顾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之中华民国也。兄弟睦，则家之福；全国之人同心同德，则国必兴。余以此祝我中华民国焉。
第九节对宪法会议之干涉与反对
时两院议员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于天坛，议决草案十一章一百十二条，提交宪法会议审议。袁世凯恐宪法不利于己，遂争宪法公布权，谓“所有之法令，均须经大总统公布，始能有效”。十月十六日，大总统提出增修《约法》案于众议院，全文云：
为咨行事。查《临时约法》，原为临时政府而设，自公布施行以来，于兹已二十阅月矣，其于国家之根本组织，固系因《约法》施行之结果而粗具规模；然于国家之政治刷新，要亦因《约法》施行之结果而横生障碍。综计临时期内，政府左支右绌于上，国民疾首蹙额于下。而关于内治外交诸大问题，利害卒以相悬，得失仅以相等。驯至国势日削，政务日隳，而我四万万同胞之憔悴于水深火热之中者且日甚。凡此种种，无一非缘《约法》之束缚驰骤而来。昨今两年，各省行政长官之所慷慨建议，各政团之所反复研求，各报纸之所朝夕鼓吹，大率主张以修改《约法》一端为国家救亡之上策。其时本大总统衡量事变，默察现情，非不知舆论集矢《约法》，几于异。同声，顾迟迟未敢附和此议者，诚以民国肇造，大局未宁，设竟猝以增修《约法》为请，在热心改良政治者，固能谅提案之苦衷，而蓄意倾覆国家者，或将以提案为借口。是百方隐忍，无论任用国务员之如何困难，任用外交公使之如何困难，制定官制官规之如何困难，缔结条约之如何困难，以及发布保持公安防御灾患各命令，暨有紧急之需用，而欲为临时财政处分之如何困难，本大总统俱不惜以一身当困难事实之冲，所有竭蹶情形，谅为国民所共见。
夫以吾国幅员之广漠，人户之众多，交通之隔绝，革命而还，元气凋丧，欲持急起直追之策，以谋闾阎一日之安，纵遇事假以便宜，犹恐有所未逮，何况《临时约法》限制过苛，因而前参议员干涉太甚，即无内扰外患之交迫，必且穷年累月莫为功，此稍知吾国内情者，亦能悉其病根之所以发生，而亟思有以挽救之者也。本年四月，国会成立，方冀宪法之制定，不久可以告成，《约法》之施行，为期当属无几，本大总统年来棘地荆天之痛苦，或可于临时政府之将终，随我国民洪水猛兽之奇灾以俱澹。乃国会常会期满，宪法猝难议行，而先举总统，后定宪法之议一倡，不旬日间，遂有国民选举会之出现。本大总统衰朽无能，又承国民推重，谬膺中华民国第一次正式大总统之寄，继续而为公仆，揆诸救国救民之素志，固亦不敢告劳。惟查宪法会议议定之大总统之职权，在宪法未制定以前，暂依《临时约法》关于临时大总统之规定等语，推立法者特设此项附则之意，不过以为大总统之职权，在国法上，须有一定，目前宪法尚未产出，暂依《约法》规定，本大总统亦认为必要，而不敢非难。然而《临时约法》之良否，究为政治良否之所关，本大总统证以二十阅月之经验，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种种事实可凭。窃谓正式政府之所以别于临时政府者，非第有一正式之大总统，遂可为中华民国国际上之美观而已也，必其政治刷新，确有以厌足吾民之望，而后可以收拾乱极思治之人心。顾政治之能刷新与否，必自增修《约法》始；盖《约法》上行政首长之职任不完，则事实上总揽政务之统一无望；故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
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苟此种种之困难，其痛苦若仅及于本大总统之一人一身，又何难以补苴弥缝之术，相与周旋，无如我国民喁喁望治之殷，且各挟其身命财产之重，以求保障于藐躬。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约法》之虚名，致我国民之哀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查《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所定大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法》之权，兹特于受任伊始，将《约法》内应行增加修正之处，汇提一增修案，并逐条附具理由，俾资讨论。除《约法》公布在前，按照后颁法律须即酌加修正者，如各条内之临时字样，应请删除，参议院字样，应请改为国会字样，暨其余事实，业已变更，应行删除各条各项，由国会并案议决外，相应将提出增修《约法》案，另缮清单，咨行贵院查照，事关紧急，并希从速议决见复可也。
此案提出后，国会置之不议。二十二日，乃派施愚、顾鳌、饶孟任、黎渊、方枢、程树德、孔昭焱、余棨昌等八人干涉宪法会议，其咨文云：
为咨行事。查《国会组织法》载民国宪法案由民国议会起草及议定，迭经民国议会组织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暨特开宪法会议。本大总统深维我中华民国开创之苦，建设之难。对于关系国家根本之宪法案，甚望可以早日告成，以期共和政治之发达。惟查《临时约法》载明大总统有增修《约法》之权；诚以宪法成立，执行之责在大总统，宪法未制定以前，《约法》效力，原与宪法相等，其所以予大总统此项特权者，盖非是则国权运用，易涉偏倚。且国家之治乱兴亡，每与根本大法为消息。大总统既为代表政府总揽政务之国家元首，于关系国家治乱兴亡之大法，若不能有一定之意思表示，使议法者得所折衷，则由国家根本大法所发生之危险，势必酝酿于无形，甚或补救之无术，是岂国家制定根本大法之本意哉。
本大总统前膺临时大总统之任，一年有余，行政甘苦，知之较悉，国民疾苦，察之较真，现在既居大总统之职，将来即负执行民国议会所拟宪法之责，苟见有执行困难及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之处，势未敢自已于言，况共和成立，本大总统幸得周旋其间，今既承国民推举，负此重任。而对于民国根本组织之宪法大典，设有所知而不言，或言之而不尽，殊非忠于民国之素志。兹本大总统谨以至诚，对于民国宪法有所陈述，特饬国务院派遣委员施愚、顾鳌、饶孟任、黎渊、方枢、程树德、孔昭焱、余棨昌前往，代达本大总统之意见。嗣后贵会开议时，或开宪法起草委员会，或开宪法审议会，均希先期知照国务院，以便该委员等随时出席陈述，相应咨明贵会，请烦查照可也。
此所派八委员者，旋诣宪法起草委员会，要求出席。宪法会议以该会议性质与两院不同，大总统对于该会议，既无提案权，自无特派员出席说明之理由。起草委员会亦以政府委员出席宪法起草会议，无法律根据，且宪法起草规则所规定，除两院议员外，其他机关人员，不但不能出席，即旁听亦有所不能。遂以此理由，拒绝政府委员。于是袁于二十五日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反对宪法草案，谓“民党议员，干犯行政，欲图国会专制”。其全文云：
制定宪法，关系民国存亡，应如何审议精详，力求完善，乃国民党人破坏者多，始则托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党议员居其多数，闻其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特举其最要者，先约略言之。立宪精神，以分权为原则，临时政府一年以内，内阁三易，屡陷于无政府地位，皆误于议会之有国务员同意权，此必须废除者。今草案第十一条，国务总理之任命，须经众议院同意；四十三条，众议院对于国务院，得为不信任之决议时，须免其职云云，比较《临时约法》，弊害尤甚。各部总长，虽准自由任命，然弹劾之外，又入不信任投票一条，必使各部行政，事事仰承意旨，否则国务员即不违法，议员喜怒任意，可投不信任之票。众议院员数五百九十六人，以过半数列席计之，但有一百五十人表决，即应免职，是国务员随时可以推翻，行政权全在众议员少数人手，直成为国会专制矣。自爱有为之士，其孰肯投身政界乎？各部各省行政之务，范围甚广，行政官依其施行之法，均得有适当之处分，今草案第八十七条，法院依法律受理民事刑事又其他一切诉讼云云。今不按遵《约法》，另设平政院，使行政诉讼，亦隶法院，行政官无行政处分之权，法院得掣行政官之肘，立宪政体，果如是乎？国会闭会期间，设国会委员会，美国两院规则内有之，而宪法并无明文。今草案
第五章规定国会委员会，由参众两院选出四十人共同组织之，议事以委员三分二以上列席，列席员三分二以上同意决之，而其规定职权：一咨请开国会临时会；一闭会期内国务总理出缺时，任命署理，须得委员同意；一发布紧急命令，须经委员议决；一财政紧急处分，须经委员议决。此不特侵夺政府应有之特权，而仅仅四十委员，但得二十余人列席，与十八人之同意，便可操纵一切。试问能否代表两院意见？以少数人专制多数人，此尤蔑侮立法之甚者也。
文武官吏，大总统应有任命权；今草案第一百八九两条，审计院以参议院选举之审计员组织之，审计院长由审计员互选之云云。审计员专以议员组织，则政府编制预算之权，亦同虚设；而审计又不用事前监督，政府直无运用之余地，国家岁入岁出，对于国会有预算之提交，决算之报告，既予以监督之权，岂宜干预法人，层层束缚，以掣政府之肘？
综其流弊，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所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近来各省省议员掣肘行政，已成习惯，倘再令照国会专制办法，将尽天下文武官吏，皆附属于百十议员之下，是无政府也！值此建设时代，内乱外患，险象环生，各行政官力负责任，急起直追，犹虞不及，若反消灭行政一部独立之权，势非亡国灭种不止。此种草案，既有人主持于前，自必有人构成于后，设非藉此以遂其破坏倾覆之谋，何至于国势民情，梦梦若是？征诸人民心理，既不谓然，即各国法律家，亦多訾驳。
本大总统忝受付托之重，坚持保国救民之宗旨，确见及此等违背共和政体之宪法，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者极大，何敢默而不言？《临时约法》，大总统有提议修改约法之权。又美国议定宪法时，华盛顿充独立殖民地代表第二联合会议议长，虽寡所提议，而国民三十万人出众议院一人之规定，实华盛顿所主张。法国制定宪法时，马卖马洪被选为正式大总统，命外务大臣布罗利向国民会议提出宪法草案，即为法国现行之原案。此法、美二国，第一任大总统与闻宪法之事，具有先例可援用，特派员前赴国会陈述意见，以尽我保国救民之微忱。
草案内谬点甚多，一面已约集中外法家，公同讨论，仍当随时续告。各该文武长官，同为国民一分子，且各负保卫治安之责，对于国家根本大法，利害与共，亦未便知而不言！务望逐条研究讨论，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以凭采择。
第十节解散国民党与取消国民党党籍之国会议员各省长官，故多属袁氏私党，均主张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及宪法草案。十一月四日，袁遂藉“二次革命”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将国民党议员资格剥夺，追缴证书会章。被追缴者共四百三十八人。
其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之国会议员命令如下：
据警备司令官汇呈，查获乱党首魁李烈钧等与乱党议员徐秀钧等往来穆密、鸿密各电数十件。本大总统逐加披阅，震怒殊深！此次内乱，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国民党议员，潜相构煽，李烈钧、黄兴等乃敢于据地称兵，蹂躏及于东南各省，我国民生命财产，横遭屠掠，种种惨酷情形，事后追思，犹觉心悸，而推原祸始，实属罪有所归。综该逆等往来密电，最为国民所痛心疾首者，厥有数端：一、该各电内称李逆烈钧为联合七省攻守同盟之议，是显以民国政府为敌国；二、中央派兵驻鄂，纯为保卫地方起见，乃该各电内称国民党本部对于此举极为注意，已派员与黄兴接洽，并电李烈钧速防要塞，以备对待，是显以民国国军为敌兵；三、该各电既促李逆烈钧以先发制人，机不可失，并称黄联宁、皖，孙联桂、粵，宁为根据，速立政府，是显欲破坏民国之统一而不恤；四、各该电既谓内讧迭起，外人出而调停，南北分据，指日可定，是显欲引起列强之干涉而后快。凡此乱谋，该逆电内均有与该党本部接洽，及该党议员一致进行并意见相同各等语。勾结既固，于是李逆烈钧先后接济该党本部巨款，动辄数万，复特别津贴该党国会议员以厚资，是该党党员及该党议员，但知构乱，以便其私，早已置国家危亡国民痛苦于度外，乱国残民，于斯为极！
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既据发现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党议员勾结为乱各重情，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计，应饬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迅将该国民党京师本部立予解散，仍通行各戒严地域司令官、各都督、民政长转饬各该地方警察厅长及该管地方官，凡国民党所设机关，不拘为支部、分部、交通部及其他名称，凡现未解散者，限令到三日内，一律勒令解散。嗣后再有以国民党名义，发行印刷物品、公开演说或秘密集会者，均属乱党，应即一体拿办，毋稍宽纵！至该国民党国会议员，既受李逆烈钧等特别津贴之款，为数甚多，原电又有与李逆烈钧一致进行之约，似此阳窃建设国家之高位，阴预倾覆国家之乱谋，实已自行取消其《国会组织法》上所称之议员资格。若听其长此假借名义，诚恐生心好乱者有触即发，共和前途之危险，宁可胜言？况若辈早不以法律上之合格议员自待，应饬该警备司令官督饬京师警察厅查明，自江西湖口地方倡乱之日起，凡国会议员之隶籍该国民党者，一律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一面由内务总长从速令行各该选举总监督暨选举监督，分别查取本届合法之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务使我庄严神圣之国会，不再为助长内乱者所挟持，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该党以外之议员，热诚爱国者颇不乏人，当知去害群，即所以扶正气，决不致怀疑误会，藉端附和，以自蹈曲庇乱党之嫌。该国民党议员等回籍以后，但能湔除自新，不与乱党为缘，则参政之日月，仍属甚长，共和之幸福，不难共享也！除将据呈查获乱党各证据另行布告外，仰该管各官吏一体遵照！
第十一节议员、参议院之质问与国务院之答复自此国会遂无开会之希望。全国人民，咸谓政府非法，不应摧残民意机关；即政府派之议员，亦不赞成此种非法命令，提出质问书，兹并录下：
众议院质问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影响及于国会书：
民国不能一日无国会，国会议员不能由政府取消，此世界共和国之通义，立宪政治之大经也。近阅报载，大总统十一月四日命令解散国民党，并追缴隶籍该党国会议员证书、徽章。夫该党本部与南方乱党勾结，政府依法律委任，以行政命令解散不法之结社，凡我国民，无不认为正当。独是国民党与隶籍国民党之议员，在法律本属两事，其处分自不能从同。假令议员而与乱党通谋，确有证据，勿论隶何党籍，均得按法惩治，否则确与乱事无涉，即隶国民党籍，亦不能牵连取消。盖党自党而议员自议员，二者性质不侔，即不能并为一谈。查《议院法》第八条，议员于开会后发现不合资格之疑义时，各院议员得陈请本院审查，由院议决，选举十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审查之。据此，议员资格之疑义，其审查权属之两院，院法规定，彰彰可证。今政府以隶籍国民党之议员，早不以法律上合格之议员自居为理由，岂非以政府而审查议员资格，侵害国会法定之权限乎？至于追缴证书、徽章，直以命令取消议员，细按《约法》，大总统无此特权，不识政府毅然出此，根据何种法律？此不能不怀疑者一也。
十一月四日命令之结果，国民党议员被取消者三百余人，次日又追加百余人，遂过议员总额之半，两院均不能开会。查议员中有已早脱该党党籍，改入他党，或素称稳健，曾通电反对赣乱者，亦一同取消，政府确为惩治内乱嫌疑耶？则应检查证据，分别提交法院审判，不得以概括办法，良莠不分，致令国会人数不足，使不蒙解散之名，而受解散之实也！近复报纸纷传政府将组织行政委员会，修改《国会组织法》，改组国会，此种传说是否属实，姑不具论，究竟政府方针，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对于国会是否以法律为正当之解决？此不能不怀疑者二也。
议员等对于国民党，素深恶绝，当南方无事，政府敷衍伟人之时，于彼破坏主张，无不严厉攻击。及湖口乱起，天下震动，亦曾连名通电，声罪致讨。今政府以去害群扶正气为前提，实与议员等素志符合，唯去之之方，是否适法？扶之之道，是否诚心？群怀疑虑，势难缄默，兹依议院法第四十条提出质问，应请政府于三日内明白答复。民国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提出者：邓毓怡、韩增庆、张云阁、刘景沂、王锡泉、耿兆栋、张滋大、孙洪伊、李家桢、贾容熙、王振垚、张则林、张敬之、王双岐、常堉璋、王荫棠、焉泮春、张嗣良、曾有翼、范殿栋、莫德惠、王玉琦、齐耀碹、杨荣春、田美峰、陈耀先、孟照汉、陈士髦、朱继之、吴涑、姚文枬、谢翊元、徐兰墅、陈经熔、邵长熔、陈义、孙炽昌、王汝圻、陈允中、董增儒、孙光圻、蒋凤梧、凌文渊、汪秉忠、许植材、张埙、王多辅、何雯、戴声教、汪彭年、吴日法、江谦、陶熔、彭昌福、宁继恭、黄象熙、黄懋鑫、葛庄、曾有澜、郭同、李国珍、吴宗慈、黄裳吉、陈友青、陈黼宸、蔡汝霖、张世桢、朱文劭、王烈、虞廷恺、杨树璜、曹振懋、陈蓉光、陈承箕、连贤基、刘崇佑、黄荃、林辂存、杨士鹏、陈堃、邱国翰、王笃成、范熙壬、黄肇河、张伯烈、李尧年、郑德元、刘万里、覃寿公、汤化龙、陈邦燮、查李华、冯振骥、汪哕鸾、彭汉遗、时功玖、郑万瞻、张则川、程崇信、张宏铨、曹瀛、周庆恩、郭广恩、董毓梅、侯延爽、李元亮、阎与可、张玉庚、王之簑、周祖澜、周树标、耿春宴、任曜墀、张善兴、梁文渊、于元芳、王广瀚、贺升平、张协灿、郭涵、郭光麟、韩胪云、张坤、金焘、侯元耀、梁善济、刘祖尧、康慎微、谷思慎、王兆离、郭自修、贾缵结、李增秋、斐清源、王国祜、侯效儒、祁连元、杨润身、段维新、继孚、张万龄、刘伦、米家骥、罗润业、秦肃三、李文熙、黄璋、余绍琴、周泽、张瑾雯、刘纬、廖希贤、郭成炊、黄云鹏、傅鸿铨、蒲殿俊、萧湘、王枢、萧晋荣、陈绳虬、严天骏、陈祖基、牟琳、陈太龙、王乃昌、程大璋、陈光勋、沈河清、符诗熔、杜成熔、孙世杰、陈廷策、万贤臣、刘尚衡、阿昌阿、富勒珲、熙钰、林长民、张国溶、汪震东、吴渊、唐宝锷、蔡汇东、花力旦、楞住布、颗录、薛大可、方贞、康士铎、阿旺根敦、一喜托美、石凤岐、王戎。
参议院质问政府以命令取消议员资格致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书二年十二月三日。：
中国以数千年君主专制之国，不旬月而国建共和，政取立宪，揆之国情民度，固未必尽适合也，深识者亦恒窃窃忧之。顾忧之而仍皆敬谨将慎、黾勉维系者，良以建国于列强环视之秋，变政于民力凋敝之日，一之为甚，何堪再摘？今之民主立宪国，未尽可以图存，而不民主不立宪，则其亡可立而待！所以举国上下，矢志一致，勉赴前途，而不敢轻语其他者，此也。乃者政府发号施令，往往轶出法律范围，与人民以口实，而议员代表人民督政立法，又未能尽惬于人心，政局摇荡，疑慑百出，此诚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漂摇不定之日也。所幸邦本犹存，《约法》无恙，三权分立，机关厘然。其行事纵未能尽如人心，而国民更事既多，亦既忍而安之，并无所反对也。但使政府与议会依法循分，各就轨道，则自今以后，国是大定，宪法告成，纳民轨物，合力建设，则国不患无治安富强之日。乃不谓事出非常，变生意外，前月初四日，政府忽有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之命令，并以暴力禁阻议员到院，其数多至四百余人。令下之日，举国惶骇，人心骚动，两院因不足法定人数，至今一月不得开会。此事于民国国体政体有重大关系，大总统令出府中，用意或别有所在，而法有明文，国务员辅弼总统，列名之署，其于此令不能不负责任。兹仅依《约法》第十九条第九款、《议院法》第四十条，提出质问书于国务员，并依《议院法》第四十条，限政府三日内答复。
立宪国家，立法行政，各有专司，而行政权力，能为直接发动，立法机关，虽为代表人民，恐未必事事如政府意旨，即难保不遭行政权之迫压，以此之故，各国皆于宪法及《议院法》特定保护议员之专条。我国仿此，故于《约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议员院内言论及表决，对院外不负责任。更于《议院法》第八条，规定惟院内得审查议员资格。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规定惩戒事件，必付审查，经院议决定，方能除名。盖所以防院外势力之侵入，保护议员言论身体之自由，俾得完全实行其职务也。今《约法》未废，院法施行不由议院，政府擅以命令取消议员，果依何种法律？此需明白答复者一也。
在政府以为所取消者，系国民党籍之议员，而国民党则与谋乱有关。不知党中少数谋乱之分子，即可涉及于政党，而既对于机关下处分，则非其个人更与谋乱有关，不能同时并及于党员，而况其为议员乎？且法贵持平，罪需有证，政府既认该党议员与谋乱有关，则依《约法》第二十六条，亦可执行逮捕，送交司法，审明定罪，议院决不曲庇乱党，得罪全国。乃政府不依法逮捕，则此项议员，决非内乱，既非内乱，而暗行取消，禁此到院，则政府此种行为何所根据？所谓谋乱者又何以证明？此需明白答复者二也。
尤可怪者，政府以命令取消议员，致使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乃令内务总长速行令各该选举总监督暨选举监督，分别查取本届合法之参众两院议员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是被政府追缴徽章证书被禁阻到院之议员，其资格为已消灭。不知议员资格之消灭，除死亡及辞职得许可者外，其他除名一端，无论为由于院外判决，为有罪之结果，或由院内之惩戒处分，依《议院法》第七十八条，皆必要经院议决定，议长宣告其候补者之得以递补到院；依《议院法》第十三条，议员有缺额时，由院通知国务院，依《议员选举法》以各该候补当选人递补之。今此项被命令取消之议员，既未经院内除名之手续，法律上决难承认为议员出缺，即政府未得两院通知传来之候补当选人，亦决无从如额递补。《议院法》经大总统公布施行，政府与国会皆应遵守。国会而承认以命令取消之议员为资格消灭为非法，候补议员可以递补国会为违法，政府不依院议决定，以命令除议员之名，并令候补者如额递补是否为合法？此需明白答复者三也。
政府既以命令取消议员，而又不明其为有罪无罪，且直认为资格消灭，令候补者递补，是虽对于议员之问题，然使此令有效，则今后无论议员犯罪与否，政府皆可随时以命令取消，皆可随意令候补者递补，是国会即为不存在，而《约法》、《院法》一齐被破坏矣！今两院因暴力禁阻议员到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已一月于兹。议案山积，不能整理，宪法草成，不能开议，中俄条约签押，不得与闻，大政方针宣布，不得过问，议员被取消者，畏暴力不敢到院，候补者不合法，不能加入，机关虽在，开会无日。政府如以为民国犹应有国会也，其速取消前令，彼此相见以法律，否则以为国会掣政府之肘，妨大政方针之实行，则政体如何，无关存亡，尽可任意所为。乃计不出此，既以非法使议会永无开会之日，而又畏首畏尾，不欲居破坏国会之名，究竟奚所取义？是何居心？此需明白答复者四也。
议员被选举而来，幸不在取消之列，欲履行职务而开会不能，欲行辞职又无以报告于国民，《约法》犹在，政体未更，且不欲政府之用意，终不与国人以共闻共见也，故提出质问。惟政府其速答复！
提出者：张其密、藉忠寅、孙乃祥、陈瀛洲、苏毓芳、高鸿恩、赵学臣、辛汉、解树强、朱甲昌、王家裹、张嘈、张烈、陈洪道、李兆年、方圣徵、黄树荣、董昆瀛、刘成禺、彭介石、郑江灏、唐仰怀、萧承弼、丁世峄、李槃、贾济川、陈铭鉴、岳云韬、钟允谐、宋梓、马良弼、马维麟、梁登瀛、廉炳华、李溶、刘隽佺、何多才、赵时钦、饶应铭、周择、吴莲炬、王湘、陈善、李文治、姚华、李耀忠、吴作棻、徐承锦、黄元操、张金鉴、刘光旭、周学源、陈光焘、鄂博葛台、刘丕元、车林桑都布、唐古色、刘新桂、龚焕辰、傅谐、厦仲阿旺益喜。
附国务院答复书十二月二十三日。：
径启者：接准参议院咨开。查《参议院法》
第九章质问第四十条，议员质问政府时，得以二十人以上之连署提出质问书，由各院转咨政府限期答复。根据本院议员张其密等依法提出关于政府以命令取消议员资格，致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质问书一件，相应咨达贵院查照，务希于三日内答复。
复准众议院咨开。《议院法》第四十条，议员质问政府时，得以二十人以上之连署提出质问，由各院转咨政府，限期答复等语。兹由本院议员邓毓怡等一百九十四人提出关于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质问书一件，相应咨请大总统查照，即希政府答复各等因到院。
查《议院法》第四十条提出质问书之规定，系根于《约法》第十九条暨《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而来。质而言之，议院质问权之行使，应以《约法》暨《国会组织法》为主，《议院法》为从。盖一则属于根本法之性质，一则属于普通法之性质，以普道法之规定，补充根本法之所无则可，以普通法之规定，变更根本法之所有则不可。依《约法》第十九条暨《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质问权为议院职权之一，非议员职权之一，其义甚明，故质问权之行使，无论《议院法》有如何连署之规定，虽不必经由院议公决，要不能不经由议院提出，是以议员迭次依《议院法》而提出质问书，均于议院有《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所定，总议员过半数之出席，得以开议时，由议长于开议日期报告文件之际提出报告，此执行《国会组织法》暨《议院法分之通例，实为两院所现行，断未有不经此项手续，而可以滥行质问者也。兹来咨既称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则议院所有之质问权，当然因不能开会之结果，而不能提出。若谓《议院法》第四十条之规定，仅以得二十人以上之连署为限，此外均属自由，则必本条无提出由院转咨之明文而后可。本条既明明规定提出质问书，应由各院转咨矣，则《议院法》所称之各院，应即为《国会组织法》第二条所称各议员组织之院，暨第三条所称各议员组织之院。该两条所称之院，欲行使《约法》第十九条、《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质问权，其质问书应于有《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总议员过半数之出席，得以开议时提出。盖咨称质问书，系规定提出于各院，非规定提出于各议长也。若不于此时提出，则不能以不足行使议院职权之各院，率行转咨，此为《约法》、《国会组织法》、《议院法》相互间之精神所寄，未便以不能开会之少数议员，而可意为出入于其间也。
查两院议长，业于十一月十三日，以两院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议，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四日起，停发议事日程等语。通告有案，此次质问书之提出，在议院议长通告停发议事日程之后，既已停发议事日程，何能提出质问书？且查当日提出质问书之情形，系发生于两院现有议员之谈话会，以法律规定所无之谈话会，而提出属于法律上议院职权之质问书，实为《约法》、《国会组织法》、《议院法》规定所未特许。
政府为尊重国会起见，对于不足法定人数之议员，非法所提出之质问书，应不负法律上答复之义务。惟查各该质问书，于追缴隶籍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及令内务总长分别查取本届合法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各节，不无所疑，不能不略为说明，以免误会。
查十一月四日大总统命令，曾声明此举系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起见，并将详细情形布告国民。盖以议员多数而为构成内乱之举，系属变出非常，不特《议院法》未规定处理明文，即各国亦无此先例，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是非心迹，昭然天壤，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所以令下之日，据东南各省都督、民政长来电，均谓市民欢呼，额手相庆。议员张其密等所称举国惶骇，人心骚动，系属危言耸听，殊乖情实。且现已由内务总长核定调查候补当选人画一办法，令行各省依法办理。议员郑毓怡等所称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尤属因误滋疑。
总之，前奉大总统命令，业已郑重声明，务使我庄严神圣之国会，不再为助长内乱者所挟持，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等因。各议员果能深体此意，怀疑之点，当然释然。除函答参议院议长外，相应函请贵议长转达贵院现有各议员查照可也。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