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 > 第四章 练兵大臣之时期
第一节小站练兵
袁世凯自得练兵大臣后，知清国政界非金钱不能济事。既入其途，必行其术，于是广结交游，凡政界当大权负时名者，皆相结纳。时北洋大臣系浙江仁和县王文韶。袁至天津，于王之三公子并其诸幕友，皆曲意联络，至在津现任、候补各道员，亦多订金兰。然后乃选将募才，择天津小站地方为驻屯所。向知清国军队弊端百出，特先改营制，次订规则，均井井有条。惟清国精通军学者甚少，必须藉材异地。有某某等国闻清练新军，争先运动清总理衙门及军务处，为代延教习，欲揽清军教练权。总理衙门等多不明此术，遂商之袁世凯。袁颇习外交，痛陈用外国人之弊，力主不可。继由袁自延普鲁士兵目充总教练，结雇佣契约，且极严密。其重要须恪遵营规，受统将管辖，如违命令及契约，虽所规定之期未满，可以随时辞退。故袁虽用外人，终不受挟制。
“袁氏之练军也，能与士卒同甘苦，故士乐为用，而武卫右军遂为诸军之冠，英国海军提督勃拉斯福特氏亟称之。其时姜桂题、杨荣泰、龚元友、吴长纯、徐邦杰、任永清、段祺瑞、梁华殿诸将皆隶其麾下，而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楷、吴风岭、赵国贤、田中玉、孟思远、陆建章、曹锟、张勋、段芝贵等为其偏裨。人才既众，兵力尤强，而康氏召外兵之谋，所由来也。”（《袁世凯轶事》）
“1895年11月，皇族奕、奕会同军机大臣奏请改革军制，并建议先在天津成立一支‘新建陆军’，保举袁世凯负责督练，奉旨报可。于是这位年方37岁的红道台，成了清政府建立新军的创始人之一。”
“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此时李鸿章已调离直隶总督，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王文韶。练兵地点在天津东南约七十里的新农镇，这是天津与大沽口间的一个小站。所以袁所练的兵有‘北洋派’之称，而‘小站练兵’也就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名词。”（《袁世凯演义》）
按：此类事皆袁识见过人处。袁世凯平生作用，练兵为赫赫之一端，特色甚多，兹不具论。特择录其募兵规则以见一斑。袁向知清军旧习，多老弱残疾，滥竽充数，故严订募兵之资格。其募兵资格如下：
（一）年限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一）力限平托一百斤以外。（一）身限官裁尺四尺八寸以上。（一）步限每一时行二十里以外。（一）取具邻右保结。（一）报名家口住址。（一）曾吸食洋烟者不收。（一）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一）五官不全，足手软弱，体质多病及有目疾者不收。
清国绿营旧制，每兵一名月仅给饷银三两三钱。加以种种克扣，不敷军人用度，视饷为可有可无。其军人多赖窝赌架娼为生计，遂订优给军饷。其募兵饷章如下：
（一）中选待齐以前，发小口粮，每日大钱百文。（一）募齐开差后，小口粮每日发大钱百五十文，头目二百文。有能粗通文义者，口粮照头目例。（一）到营正头目每月饷银五两五钱，副头目五两，正兵四两五钱，伙夫三两五钱，长夫三两。米价在内，柴价在外。
清国募兵，往往于未成伍之先，即酿成变故，袁谓严订刑律。其募兵律令如下：（一）强奸民女者斩。（一）擅取民物者斩。（一）聚众哄斗为首者斩。（一）沿途逃亡者斩。（一）强买民物者插耳箭。
兵律既定，遂募兵成伍，一切皆仿照东西各国兵制，一洗清国营伍旧习。时清之朝野上下，开通寥寥其人，见袁所为或者骇异，或者腹诽，甚或明加指摘。训练未久即生种种谣言。加以袁重用天津武备学堂及山海关营兵学堂之学生，往日之所谓统领、提督者既经遣散，无术营生，又不屑投袁门下。而袁虽兼用旧日勇敢将士，奈选择太苛，卒使此辈布散流言，多方运动。翌年即有御史上弹章，谓袁世凯虚糜国帑，训练新军形同儿戏。盖顽固辈从未见操演训练之法则，故皆目为儿戏，少见多怪亦至于此，清国办事之难，于此亦可见一斑。未几又有参袁肆意杀戮，视民命如弁毛，军心涣散，其军恐不可用。当此之时，袁虽有李莲英在西太后前为调护，奈诸大臣为众口所惑，不知袁究竟若何，多不敢赞一词。袁经诸御史之弹劾，虽不获究，其实亦栗栗可危。
荣禄像迨直隶总督换满洲人荣禄，荣系西太后至戚，又素稔袁之才能，袁遂大施其运动手段，拜荣门下，倚为泰山。荣思袁以道员充练兵大臣，似属望轻任重，至资物议，适直隶臬司出缺，荣遂保袁补授。尔时清国议论，多谓袁补臬司，运动费用去十数万金，不仅荣与都中当道，及荣左右人亦皆有贿遗。袁此后隆隆直上，皆基于此。暮夜馈金，无实据之可稽，不能必其有无，要之在清之官场，亦甚无怪事也。
“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
“荣禄以庠生赏主事，隶工部，晋员外郎。出为直隶候补道。光绪二十年，祝嘏留京，再授步军统领。日本构衅，恭亲王、庆亲王督办军务，荣禄参其事。和议成，疏荐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军，是曰‘新建陆军’。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疏请益练新军，而调甘肃提督董福祥军入卫京师。”（《清史稿》卷四三七）
第二节戊戌变法前后
袁既补直隶臬司后，事荣甚恭，亦若前此之事李。不料西太后退居颐和园娱老，归政于光绪帝，袁之内援李莲英遂无权可施。适戊戌会试，有广东南海县志士康有为者，以举人公车上书，邀光绪帝之优容异数，赏康军机章京。政无巨细悉以谘之。数月间百废俱举，全球皆侧目注视，谓中国将来必有所振作。
康有为像
“康有为，字广厦，号更生，原名祖诒，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用工部主事。少从朱次琦游，博通经史，好公羊家言，言孔子改制，倡以孔子纪年，尊孔保教，先聚徒讲学。入都上万言书，议变法，给事中余联沅劾以惑世诬民，非圣无法，请焚所著书。中日议款，有为集各省公车上书，请拒和、迁都、变法，格不达。复独上书，由都察院代递，上览而善之，命录存备省览。再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议新制，别设法律等局以行新政，均下总署议。二十四年，有为立保国会于京师，尚书李端棻，学士徐致靖、张百熙，给事中高燮曾等，先后疏荐有为才，至是始召对。有为极陈：‘四夷交侵，覆亡无日，非维新变旧，不能自强。变法须统筹全局而行之，遍及用人行政。’上叹曰：‘奈掣肘何？’有为曰：‘就皇上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扼要以图，亦足救国。唯大臣守旧，当广召小臣，破格擢用；并请下哀痛之诏，收拾人心。’上皆韪之。自辰入，至日昃始退，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专擢言事。旋召侍读杨锐、中书林旭、主事刘光第、知府谭嗣同参预新政。有为连条议以进，于是诏定科举新章，罢四书文，改试策论，立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兴农学，奖新书新器，改各省书院为学校，许士民上书言事，谕变法。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及各省与总督同城之巡抚，河道总督，粮道、盐道，并议开懋勤殿，定制度，改元易服，南巡迁都。”
“上虽亲政，遇事仍承太后意旨，久感外侮，思变法图强，用有为言，三月维新，中外震仰。”（《清史稿》卷四七三）
袁亦欣然向慕，奈与康素无一面，不能通其悃愫。适袁书记生举人阮忠枢，时亦以公车入都，袁遂以慕康之意告阮，嘱其遇机代达。康自上书得意后，遂邀集举人中之声服素著者组织保皇会，有合会中资格、又赞成其宗旨者，皆收为会员。阮忠枢方以无门可入，莫由通居停主人之款曲，至此遂浼同会试举人为之绍介，附入保皇会，结纳于康，徐将袁慕康之忱达知。康以袁兵权在握，其人又勇敢有为，甚愿结纳，亦嘱阮达其心慕之忱。两方面皆由阮绍介，函牍往来，情意甚洽，遂结金兰之契。
光绪帝既得康有为，言听计从，变法图强，凡能有裨新政赞成变法者，皆不次超迁厥后因此而殃及其身者，如刘光第、康广仁六人是，惟袁世凯幸免。。尔时袁得候补侍郎，并得专折奏事之旨。原旨录下：
上谕：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忠勇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钦此。
戊戌变政之主动力，系出自康有为。而康仅得军机章京，至阿附康者转得显荣爵位，颇郁郁不自乐。加以尚书许应骥、御史文悌先后数上弹章参劾，康有为自知为在朝诸臣所不容，此有截句云“未必汉庭容贾谊，恐妨江夏杀祢衡”。康于此时知群臣之力不足破坏其谋，群臣之言亦不能动光绪帝之听，能挟制光绪帝者惟西太后耳，深恐群臣以蛊惑光绪帝者蛊惑西太后，则大事去矣。故康以欲立非常事业，非鼓动光绪帝大义灭亲不可；欲行非常之事，又非藉兵力不能成功。而统兵将帅敢为非常者惟袁世凯。康有为遂有谋及袁世凯之思想。其时之说有三，试分甲乙丙并言于左：
（甲）说康有为自以变政为主动者，他人随而附和之，均得显荣爵位，实有不甘。以光绪帝幼弱可欺，窥窃神器，其思想为人所不及料。一面平空结撰，密告光绪帝，谓由西太后内监处探来消息，后将害帝，另立某贝子为帝；一面假传光绪帝密谕，召袁世凯，命其带兵三千入都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袁问有皇帝诏书否？康答面奉口诏。袁曰我须面君。康阻之。袁知康伪传上意，阳许从容计议，阴急报知荣禄，遂破其谋。
（乙）说光绪帝密诏康有为入内，泣告以太后不久将行废立，命康设法救护。康有为叩头流血，对以臣当牺牲此身，保皇上万全。帝又谕康宜自保，勿久居危地。于是康与帝密谋，藉往上海办报为名，脱离虎口。帝遂授康以亲笔诏书，其大意命其联合疆臣及统兵大将，起义勤王。康得天子手诏，遂与袁世凯图谋。袁主缓图，约俟秋揉，两宫巡幸天津，乘机举事。康主急行，欲袁世凯即日带兵起事，两人虽同谋而意见各歧。袁为个人禄位计，恐康事败累己，阴泄其谋，康事遂败。
（丙）说谓康有为早蓄阴谋，嗾光绪帝下诏，于是年秋侍西太后至天津举行大蔸之典，乘机起事。兼以康所设之保皇会旨趣，有保光绪不保大清之语，为顽固党与裁黜之官员藉口，密陈于太后，请复垂帘训政，太后许之。李莲英密告袁世凯。袁以曾入康党，往来函牍甚多，恐为所累，遂往谒荣禄，密陈与康曾通往来，近见其种种妄谬，其人心地叵测，恐有不轨之谋。荣亦闻有种种传说，深以为虑，袁言正触其萦绪。荣遂嘱袁入都，密侦康有为之举动。康之为人本无一定宗旨，时又郁郁不自得，袁以利害探之。康不知袁之来意，遂信口而谈，谓皇上曾谕我与君密谋弑太后，去维新之阻力，事成予不次之超迁。我因向未与君晤面，未敢造次相谋。今君果具此热心，愿先报知皇上。袁曰须得皇帝手诏，方为名正言顺。康曰事宜慎密，当瞩弟广仁见皇上图之时康广仁在上书房教光绪帝英文。。迁延三日，袁以不能久留北京，向康追问消息。康以既已许袁乞皇上手诏，无手诏似不能取信于袁，度谋诸皇上势不能得，只有伪造皇上手书付袁。袁得书不赴寓所，直至火车站，搭车奔天津，密报荣禄，并呈伪手诏。康有为予袁手诏后，见袁行色匆匆，知事不妥，旋往访袁，已无踪迹。遂追至天津，遇袁途次。康呼之，袁乘肩舆，佯为未闻。康知袁必有诡秘之谋，即乘汽车至塘沽，搭汽船往上海。故康有为之行，康广仁亦不知其去向。荣禄得袁之密报，遂持伪手诏直赴颐和园见西太后。后得荣之密告并诏书，即起驾，直造光绪帝之寝宫。帝已卧，后就床前责之曰，尔与康有为干得好事！我自热河遭肃顺等之叛，以迄于今，不知几何艰难险阻。迨又抚养尔成人，方谓可以自立，撤帘归政，我有何罪？尔与康有为谋杀我。帝闻是语，如平空之降霹雳，碰头泣对实不知情。后遂掷手诏于帝前曰尔可自看。帝百口莫辩。于是遂下诏拿康有为，而康已抵太平洋海中，惟获康广仁及刘光第等六人，刑于市。
以上三说，甲说见《民报》，广东某诋排康党之著论。而康党之机关报于此一说不稍辩白，似乎默认。乙说见《戊戌政变记》，丙说见中国当时香港、上海各报。虽各有异同，而康有为为袁世凯之破坏则一也。按诸甲说，袁世凯是大有功于皇室。按诸乙说，袁世凯系光绪帝与康有为之公敌。按诸丙说，袁世凯以机变之术，速康有为之败。仆于此三说颇滋疑义，不能解释。后当于光绪帝与袁世凯关系章详细言之。
戊戌八月之变，康有为流窜他邦，清廷惟株连其党，西太后复垂帘训政。
“以抑格言路，首违诏旨，尽夺礼部尚书、侍郎职。旧臣疑惧，群起指责有为，御史文悌复痛劾之。上先命有为督办官报，复促出京。”（《清史稿》卷四三七）
召荣禄入政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袁世凯暂行护理。
第三节护理北洋大臣之时期
袁世凯以新进之候补侍郎，望浅资轻，辄护理首领之总督，其时流言四起，谓袁与康同谋，且尔时抄康南海会馆邸寓，得袁与康密信甚多。康党皆株连，朝廷所以不罪袁者，以其兵权在握，防其变乱也。故令护直督以羁之，俟徐撤其兵权，遣散其军队，再治其罪，而袁若未闻也。但此语传至军中，兵以将被裁撤，众心惶惶。袁令其执法营务处下令悬赏，有拿获造谣言惑乱军心者，赏银五百两；知情不举者同罪。旋即将此种谣说禀告荣禄。荣以朝内方生变端，风波未息，宜安军心。遂奏请于西太后曰，皇上前用康逆之谋，曾下幸津校阅之诏，兹宜收回成命。以该军等操演勤劳，赏银若干，以安军心。清廷遂下诏云：
前经降旨，择于九月初五日，朕恭奉（中略）皇太后慈舆启銮，先赴南苑，再往天津，以次阅操。第本年节令较早，现在天气渐寒。朕侍奉慈躬，允宜璇宫颐养，以卫兴居。所有巡幸天津之处，著即停止。惟念国家讲求武备，本期亲临校阅，鼓舞戎行。近畿各军业已次第预备，该官兵等平日操演，不惮勤劳，朕心良深轸念。（中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著赏银四千两，（中略）以示体恤。该侍郎等仍当督率将士，随时认真训练，总期纪律严明，缓急足恃，毋负朝廷整军经武之至意。钦此。
袁奉旨后即具折谢恩，领赏分给将士，并安军心。其谢恩折云：
窃臣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钦奉上谕云云。（中略）跪聆之下，钦感莫名。当即恭设香案，率领将士望阙叩头谢恩。伏念臣猥以樗材，忝司兰锜，枕戈矢志，愧无尺寸之微劳；负弩前驱，恭待銮舆之巡阅。兹复钦承玉诏，崇护璇闱，聿隆孝养之心，暂缓大搜之典。九重端拱，弥殷瞻天仰圣之思；万众铭恩，远过挟扩投胶之乐。皇仁共沐，列校腾欢。臣惟有益励戎行，精求武备，督率将士，随时认真训练。务期兵皆可用，饷不虚糜，以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袁世凯护理直督虽无多日，而凡事均尚认真，不存五日京兆之心。时有福靖兵轮在海洋遭风，遇难员弁，袁为奏请抚恤，其遗族均感称袁德。北京虽人心惶惶，天津尚平静。迨裕禄到任，袁仍回小站练兵。然袁此时亦一危险境也。录其交卸折于下：
（上略）窃查新任督臣裕禄于八月二十日行抵天津，接印任事，臣即于是日交卸。伏查臣所部新建陆军，现驻小站一带，拱卫畿疆，是臣专责，巡缉操防，在均关重要。臣拟即驰回防所，督饬将领暨臣营武备各员司教习，认真训练课导，精益求精，以期储备将材，悉成劲旅。搜卒补乘，敢忘绸缪未雨之谋；秣马厉兵，冀收袍泽同仇之效。
当时中国之论袁者，仍以向与康同谋不轨，朝廷虽暂不究，终必发作。是年十月，袁世凯忽奉旨陛见。当袁入都时，咸谓袁恐不能生还矣，而袁之左右及其军中亦皆惶惶。计袁于是月二十三日抵都，二十四日召见。二十五日奉谕旨云：
候补侍郎袁世凯，著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钦此。
召见后袁仍安然回营，论者谓系荣禄力保，不然恐难免祸云。
清光绪二十五年春，荣禄疏称新建陆军经袁世凯勤加训练，现届三年期满，颇著成效，请准奖励。奉旨云：荣禄奏新建陆军训练三年，著有成效，请将出力员弁择尤褒奖一折。新建陆军经候补侍郎袁世凯悉心擘画，按照泰西操法，训练精勤，现在已历三年，确有成效。该侍郎勤明果毅，办事认真，深堪嘉尚。袁世凯着交部从优议叙，所有该军得力员弁，着荣禄传知该侍郎，准其择尤酌保。
袁世凯自得交部从优议叙，于五月初九日奉旨：
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着袁世凯补授。钦此。
时光绪帝忧闷成疾，不亲朝政。袁之迁升，皆西太后之旨意斯时也即康有为在新加坡倡言西太后监皇上于瀛台，享以玻璃粉者也。。
袁得补侍郎，即具折谢恩云：
奏为叩谢大恩，恭折仰祈慈鉴事：窃臣伏读邸钞，（中略）白天闻命，伏地增惭，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讫。伏念臣一介庸愚，毫无知识，昔奉使于海外，叨拜监司；继典兵于畿南，谬陈臬事。愧乏涓埃之报，叠邀高厚之恩。超迁远过乎寻常，班列遽跻诸卿贰。实形尘忝，时切冰兢。兹复渥荷温纶，真除水部，职考工而六官幸附，稽阙法而九府兼司。自顾辁材，膺斯宠遇，鹈濡益忧其不称，鳌戴弥觉其难胜。惟有趋叩宫门，跪聆慈训，瞻天仰圣，稍纾依恋于九重；竭力殚心，冀答生成于万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具奏，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圣鉴。
按：时人见袁之谢恩疏，谓其目无皇上。不知袁仍有谢光绪帝一疏。兹并录于左：
奏为叩谢天恩，恭折仰祈圣鉴事：（中略）伏念臣中州下士，才识凡庸。浙水分巡，愧无坠露轻尘之报；畿疆陈臬，常懔素餐赤芾之讥。未建寸功，谬膺内转。一心兢业，五夜惭惶。兹复钦奉温纶，祗承特简，率百工而兴作，忝职司空，台六府以交修，兼综圜法。凡此宠荣之叠被，惧怍捣昧所能胜。臣惟有趋诣阙廷，叩求训诲，仰聆天语，冀稍宽陨越之愆；俯励冰心，当奋勖从公之志。所有徼臣感激下忱，谨缮折具陈，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
第四节巡抚山东
西太后此次临朝，内倚李莲英，外任荣禄。李、荣两人皆与袁有密切关系。故袁慈眷极隆，其权亦日渐澎涨。是年冬山东拳匪倡乱，巡抚毓贤被御史弹劾，荣禄遂保袁世凯办事悉合机宜，才堪大用，得署理山东巡抚。奉旨曰：
毓贤着来京陛见。山东巡抚著袁世凯署理，即行来京请训。钦此。
溯袁世凯自戊戌秋至此，仅期年耳，由臬司开府畿疆，可谓不次之迁，而在袁犹有未洽意者。袁世凯练新兵煞费苦心，一旦移交他人，势必变更，使数载经营尽归乌有。西太后与荣禄亦虑及此，故著袁来京请训，时于新建陆军并未派人接统，俟与袁面商。袁召见时，西太后问新建陆军归何人统率合宜？袁对以数年来如何训兵，如何练将，如何选械，皆中国从来所未有，虽不敢称劲旅，但所有军队，均可与东西各国相比较。近常有外国兵官到臣营看操，亦皆啧啧称赞。惟旧日统兵大员，多不以臣之训练为然，接统之人，臣实不敢妄拟。臣之部下虽有一二精通兵学之员，亦皆望浅资轻，难胜巨任。盖将不得人，有用之兵皆为无用，臣数年心血固无足重轻，但数百万国帑似宜珍惜。袁奏对后即往谒荣禄，谓山东土匪猖獗，又加以义和拳邪术惑民，势诚可虑。本省防营皆老弱不堪，如准将新建陆军带往山东，既可剿灭土匪，又可随时训练，实一举而两善备焉。否则世凯实不忍舍此数年训练之师，坐令废弛也。愿仍司练兵事，并详言历年训练之苦衷与新军之大可恃，中堂若见世凯所著之兵书，便得其详细矣。荣遂转奏西太后，于是遂准袁带队赴任，以资训练。是袁既任疆寄，复绾兵符，盖以一身而兼两任矣。
袁世凯奉命后，遂由小站拔队直赴山东巡抚新任，舳舻千里，顺流而东。
“今请先述其任东抚时之秘史，彼署理山东巡抚之日，正鲁省义和团滋蔓之时。先是前抚毓贤夙仇视外人，遇有交涉案件发生，不问事理曲直一意持强硬态度，袒民而抑外族。语云：‘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鲁省民风强悍，而无意识之徒十居八九，久之遂演成排外之举动。初，山东堂邑本有八卦教，旧名曰：‘义和会’，素精拳术，其派分二系，曰坎字拳，曰乾字拳，盖为林清与离卦教之余孽。教中无分老幼尊卑，悉以师弟、师兄称之。彼自谓熟练一种柔术，凡枪炮、刀戟皆所弗惧，以故四方无赖子弟，失业游民，悉归附之，于是声势益大，当李秉衡抚鲁时，震惊其名，曾招其党从。入署见两党魁各手持红灯一，叩之故，彼自言此红灯为教主二目，光线所及，枪炮弗能举火。李信之，厚赉有加。及毓贤莅任，循萧规曹随成例，与义和团深相纳，其宠遇尤过李也。适义和团戕杀临清教堂神父一案，毓贤为御史弹劾罢官。世凯趁间请于荣禄，保荐接任其事。西后以世凯破坏康梁阴谋曾有功于己也，乃许之。世凯又请挈小站训练新军俱住，后可其请，遂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将兵而抵济南。”（《袁世凯轶事》）
当袁告荣禄表其练兵方略，有兵书一语，茉奏西太后极言袁训练之精，皆取法西洋，非他人所能及，其所著兵书甚详。又格外说得热闹，西太后闻之，亦甚好听，遂诏命袁世凯进呈兵书。
论袁世凯之训练，不过初具规模，其所著之《练兵要则》，于兵事上各种方略亦不过得其大概。虽然当中国军事幼稚时代，创始改良谈何容易？能得其大要，微袁世凯尚无其选。苟能从此研究，是亦未可限量。袁世凯之《练兵要则》，成于光绪二十五年，迄今将近十年，使当时上下一心，力求进步，不难与世界各国齐驱并驾。惜哉清国人凡事皆浅尝辄止，亦不仅军事一端也。以向无学术之袁世凯，竟能立说著书，发明军事，虽不尽亲手制造，然主动者袁也。考中国发明科学，编辑成书发行问世，在迩时除侯官严几道译英文著述外，当推袁世凯为首屈。严几道系本成说翻译，袁世凯犹独标新意，虽其说不甚精究，要为中国军事改良进步之起点，袁世凯亦居然清国之著述家也。
考中国军队改用枪炮，嚆矢于李鸿章之长胜军。然能道枪炮之源流，应用之利害，本本源源见于著作者，则仅见于袁世凯之《练兵要则》。若尔则袁世凯者，又为清国发明军学家也。
袁世凯奉诏后，即具疏呈进兵书，录其原折于下：
奏为遵旨进呈练兵图册，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在德州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某日奉上谕，着将该军平日训练情形详悉陈奏，并将各种操法绘图贴说，进呈备览。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承准此。仰见我皇太后皇上轸念时艰，精求武备，并蒙指授方略，训诲周详。跪诵之余，莫名钦佩。伏念臣一介书生，不谙军旅，缺乏兼人之众，并无殊众之才，前由督办军务处王大臣联名疏举，以臣知兵。钦奉谕旨，饬以仿照洋操，严加训练。受命以来，夙夜竞惕，深惧上负恩遇，下玷戎行，勉策驽庸，力图报称。窃以为治兵之道，纪律为先，而技艺亦在所当重。纪律存乎训诫，技艺资乎练习。臣抵军之始，即与将士申明约束，务期痛除积习，恪守背规。将则训以忠勇廉洁之大闲，兵则训以恭顺勤奋之要义，使皆知奉法循理，以端其志而正其趋。至于技艺则由浅入深，循序递进，始练以步伐身手各法，次练以布阵变化诸方，再练以行军、驻扎、攻守、调度之道，此则步炮马工各队之所同也。若夫步队以起伏分合为主，炮队以攻坚挫锐为期，马队以出奇驰骤为能，工程队以尽地利备军资为事，则又在乎各致其精。臣训练三年，懔遵圣谕，实事求是。并承王大臣遇事指示，又赖诸将士勖勉从公，现在悉心体察，觉技艺日渐娴熟，尚不至相形而见绌，纪律成知遵守，当可望相与以有成。惟是各国讲武已久，将弁之学术阅历似较我为优。而中土民气最驯，士卒之奉公耐劳亦非彼所及。但使就我之众，练我之兵，实按战阵之规，作平时操练之式，即以操练之法，备异日战阵之需，自然劲旅能成，缓急足恃。臣殚竭心力，与诸将士孜孜讲习者，要不外本战法以为操法，庶使兵皆归于实用，冀可仰副圣朝经武整军之至意。但臣学术囿于粗疏，智识限于浅陋，日夜经营，稍具规模，而区区报效之心实不止此，谨将臣军平日训练各条详细汇辑。语不雅驯，惟期核实。并督选兵学素优之同知段祺瑞、直隶州知州冯国璋、守备王世珍等，将各项操法绘图立说，计共造成清册十二本，阵图一本，图说清单一件，一并恭呈御览。所有遵旨进呈练兵图册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袁世凯既进呈后，遂将所著兵书名曰《练兵要则》，发行问世。
袁之抚山东也，其所办之事，当分寻常、重要以说明之。寻常事如河工吏治，概言之则“剔除积弊，实事求是”，足以当之。为此言者，固疆臣应尽之职务，纪之似无意趣。且此八字恒见于中国公牍，实行甚难，敷衍则易，大都有名无实，直中国官场之口头禅耳。然以此概袁寻常之办事可也，以其尚能实践，非若中国官场人，仅托此八字虚名以欺人耳。
第五节义和拳之乱与中外战衅之起
重要事则办拳匪，对外交两端最为卓著。及袁后任直督，为外人所钦佩，鼎鼎大名亦赖此两事。要而论之，拳匪者，不过国民蠢动耳。外交者，清政府已许德意志胶济间建筑铁路权，不过人民惑于迷信，从而阻挠。总此两事均由民智闭塞，始有此无意识之举。有地方教民之责者，但能解散之，开导之，即无难了，结矣。若在开化之邦，本属平淡已极，特较之中国督抚，以钻营为能，以粉饰为工，以颂祷太平为事者，而袁独能防大患于未萌，息风潮于既起，洵庸中矫矫，铁中铮铮者耳。
义和拳本无知恩民，惑于邪说。当时巡抚毓贤不独不知禁止，并提倡之，放纵之，风靡一时而整延全境。一经袁世凯以训练之师数十营，分屯各州县，匪众自望风而息影矣。盖袁自光绪已亥冬到任，至次年庚子春即报拳匪肃清。二月十四日即奉清廷谕旨云：“上谕贵州巡抚著邓华熙调补。毓贤着调补山西巡抚。山东巡抚著袁世凯补授。钦此。”
阻修胶济铁路，绅宦士庶，悉力为敌。袁用两种手段，对绅宦则开诚布公，告以利害；对民则挟之以成。时有莠民欲藉端生事，袁悬千金赏，擒为首者处以法。其事遂寝，德人甚感之。义和拳及土匪经袁剿办后，本境不能存身，遂流窜直隶。直隶地方官始亦严加禁止。庚子四月间，曾见直督裕禄出示云“义和拳，是邪教，尔屠民，当知晓，子弟犯，责父兄”。观此亦似知义和拳之本末。
“裕禄，字寿山，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湖北巡抚崇纶子。以刑部笔帖式历官郎中。出为热河兵备道，累迁安徽布政使。光绪二十四年，召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徵荣禄入枢廷，遂代之督直隶。义和拳起山东，入直境。初，义和会源出八卦教乾坎二系，聚党直、鲁间，为临清郜生文余孽，后称团，专仇教。裕禄初颇持正论，主剿，捕其酋姚洛奇置之法。逾岁，开州传举烽，言匪复至，擒渠率斩以徇。居无何，毓贤抚山东，纵匪，匪散入河间、深、冀，而裕禄承风指，忽主抚。袁世凯方将武卫军，语裕禄：‘盍不请严旨捕治？’裕禄曰：‘拳民无他伎，缓则自消，激则生变。且此委璅事，何烦渎天听邪？’已而毓贤去，世凯代之，自兴兵疾击，以故匪不敢近山东，而纷纷入畿疆矣。”（《清史稿》卷四六五）
其后董福祥助之，端郡王深信其术，刚毅随声附和，而清廷当道诸人多为迷惑，信为神拳，遂大起排外主义。溯义和拳倡乱原因，系由民教相仇。
民教所以相仇，由地方官遇民教讼事不敢凭公判断，是非颠倒。群情汹汹，卒致民怨沸腾。而义和拳起，托名助清灭洋为宗旨，鱼书篝火，煽惑蚩蚩群起揭竿，云集响应，其势遂不可向迩矣。
端郡王所以利用义和拳者，又由皇位之继统问题而起。盖清之同治帝崩无嗣，按诸统系，应立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子端郡王。西太后以醇亲王之妃是其亲妹，有手足关系，遂立光绪帝，端郡王衔恨已久。至是虽立端王之子溥隽为光绪帝皇太子，兼祧同治帝，而不使之摄政。适端王代庆王之位，当政府之要，遂思利用义和拳与董福祥以扶植其势力，事成则夺回皇位。故端王在西太后前，极称董福祥直今之黄天霸也事后美国报纸论清廷握大政之满洲人以及王公大臣，其平日本领，不过豢养二三瞽者，讲演几部无稽小说，在其胸中脑中耳。语虽太苛，以之赠端郡王与刚毅，亦确论也。。义和拳之事迹，详见于中国各种著述，兹不赘叙。择录当时清廷之敕旨数则，及直督裕禄保义和拳之奏疏，以明当时之形势，兼证袁世凯所处之地位诚不易也。
谕旨一：
裕禄奏，洋人启衅，猝起兵端，连日接仗获胜一折，览奏实深喜慰。我华与各国和好有年，乃因民教相仇之故，竟至决裂，恃其坚甲利兵，攻我大沽口炮台，又由紫竹林分路出战。经裕禄四处分应，经我义民竭力相助，以血肉之躯与枪炮相薄。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击坏兵轮两艘，杀敌不少。众志成城，民心既固，民气亦扬。所有助战之义和团人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甚至髫龄童子亦复执干戈以卫社稷，此皆仰托祖宗之昭鉴，神圣之护持，使该团民万众一心，有此勇义。着先行传旨嘉奖，余俟事定后再行加恩。尔团民等惟当同心戮力，御侮效忠，始终勿懈，朕有厚望焉。
谕旨二：
现在中外已开战衅，直隶天津地方义和团会同官军助战获胜，业经降旨嘉奖。此等义民，所在皆有，各督抚如能招集成团，藉御外侮，必能得力。如何办法，迅速复奏。沿海沿江各省尤宜急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通谕知之。
谕旨三：
现在中外开衅，业经谕令各督抚招集义和团民，藉御外侮。各省现有快枪快炮，仅能供防营之用，着各督抚将军分饬各营旗，将旧存枪炮刀矛各种军械赶紧修理，并添造子药，酌带专件，以备民团领用，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谕旨四：
前因兵勇改用洋操，以至服饰一切均用洋式，贻误匪浅。当经谕令各省一律仍归旧制。惟恐各省或因改练业已成军，惮于纷更，仍沿用洋装洋号，将来必致为害。着再申谕各路统兵大臣，务即悉数更换，统归中国旧日兵勇服饰。是为至要。
裕禄附奏片保义和拳头目疏：
再，各属义和团民先后来津，随同打仗。兹有静海县独流镇团总张德成，带同所部五千人，于本月初二日到津，谒见奴才。察看其人，年力正强，志趣向上，现饬择地驻扎，听候调遣，并酌给军火粮食。除候立有功绩，另行奏奖外，理合附片具奏。此次各团总，如静海之营福田、韩以礼，文霸之王德成，均尚可用。合并陈明。
观以上各上谕，一则曰童子能执干戈御外侮，社稷祖宗之福。一则曰义民所在皆有，令各督抚招集成团，必能得力。观裕禄前出禁拳匪之告示，后上保拳匪之奏折，先后判若两人。其所以然者，恪遵廷谕也。然有此种种敕旨，为中国之疆臣者真难于设施矣。而袁世凯适当义和拳发起之地，其难更有甚焉。虽然，尤不仅此也。京津拳匪蜂起，山东亦闻风相应。袁所练之各军队皆分扎各州县，屯驻防范。忽奉廷谕云：
袁世凯着率领所部，迅速来京勤王。（中略）此旨著裕禄转传，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袁之军队，自训练以来，皆取法外洋，服饰器械，以至号令一切，毫未沿用清军旧制。时山东人民见袁军人，辄呼曰“二毛子”以其衣服短小似洋装也。。至是欲其全行改变，岂仓卒所能办？袁世凯之难，其一也。煌煌谕旨，命其北上勤王，不去则显违明诏，以臣子而不赴君父之难，岂君主专制政体之所能容？去则以数千兵焉能当八强国之劲旅？且袁为义和拳之公敌，时正恶焰嚣张，绝不能为若辈所容。明明步许景澄、聂士成之后尘，同归于尽。其难二也。
故当庚子五六月间，为袁世凯生平最困难最危险之境遇。而袁虽奉到廷谕，仍诿以军报不通，藉故延宕。其左右人有为之忧者，告以利害，袁若罔闻。斯时京律一带，哄传袁为汉奸，欲据山东而自立，袁亦若未闻也。加以裕禄受义和拳之愚，捏造战捷，并夺回大沽皆义和拳、红灯照之神力，均信为真，电告袁世凯，嘱其转告东南各督抚。袁接此种军报辄付一炬。当此时也，不仅顽固党不知袁之作为，即袁之左右亦不知袁之用意。凡由北避乱至山东之官绅，莫不劝袁勤王，袁概置之不理。惟剿灭山东之拳匪不稍懈怠。
至六月中旬，各国联军齐集，天津危在旦夕。裕禄不得已，遣道员陈以培至山东乞师。袁谓陈曰：“寿帅以义和拳神术广大，今何至此？既要山东出兵，又何不请旨施行？且亦宜先行通知，使我可预备一切。现上谕禁止军队洋装，以未接明谕，不敢擅改。果尔，我所练新军皆属洋装，焉能北上？”陈知其一意支吾，不得已效申包胥乞师故事。袁曰：“公勿尔，山东旧制营兵，只夏辛酉十营，当派其北上赴援。”
实则此时云、贵、四川勤王之师，均已北上，有一战而北者，有不战而溃者。山东与京、津最为密迩，岂有未接上谕之理耶？
第六节八国联军之入京
陈去后，袁阴嘱夏辛酉缓进，切勿直捣天津。夏行至中途，津、京并陷，两宫出奔。袁遂飞檄夏辛酉，迅率所部赴山西护驾。津、京陷后，八国联军屯驻北京，两宫奔至太原。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兼充议和全权大臣。袁世凯知两宫所在，即派员解银二十万两，方物数种，至行在叩请圣安。当时北方数省均受义和拳蹂躏，糜烂不堪，惟山东一片干净土。清廷得与东南各省通消息者，皆赖山东传递。袁世凯得议和之旨后，遂派提督姜桂题率兵北上，剿办义和拳之余孽。于是清之朝野上下又咸谓袁世凯为能臣。
“秋七月己酉，外兵据北仓。庚戌，陷杨村。壬子，授李鸿章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停战。外兵袭蔡村。癸丑，李秉衡战于蔡村，败绩。外兵进占河西坞。丙辰，李秉衡战败于张家湾，死之。丁巳，外兵陷通州。命刚毅帮办武卫军事。己未，德、奥、美、法、英、意、日、俄八国联兵陷京师。庚申，上奉皇太后如太原，行在贯市。壬戌，次怀来。命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癸亥，广东布政使岑春煊率兵入卫，遂命扈跸。甲子，次沙城堡。懿旨命岑春煊督理前路粮台。丁丑，次鸡鸣驿，下诏罪己，兼诫中外群臣。壬申，次天镇。诏奕劻还京，会李鸿章议和。乙亥，次大同。命刘坤一、张之洞会议和局。以载漪为军机大臣。”
八国联军践踏下的北京“十二月丁未，诏议变法，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大臣、直省督抚参酌中西政要，条举以闻。癸亥，下诏自责。以当时委曲苦衷示天下。并诫中外诸臣激发忠诚，去私心，破积习，力图振作。”
“二十七年辛丑，行在西安。己巳，诏立督办政务处，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并为督理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
“八月甲午朔，以回銮有日，遣官告祭西岳、中岳。跸路所经名山大川、古帝王陵寝、先儒名臣祠墓，并由疆吏遣官致祭。癸丑，诏以变法图强示天下，并以刘坤一、张之洞条奏命各疆吏举要通筹。丁巳，车驾发西安。己未，升允奏临潼知县夏良材误供应，请褫职。皇太后命从轻议。升允自请处分，原之。九月己酉，命王文韶署全权大臣，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史稿》卷二四）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事起，载漪等信其术，言于太后，谓为义民，纵令入京师，击杀德意志使者克林德及日本使馆书记，围使馆。德意志、澳大利亚、比利时、日斯巴尼亚、美利坚、法兰西、英吉利、意大利、日本、荷兰、俄罗斯十国之师来侵。七月，逼京师。太后率上出自德胜门，道宣化、大同。八月，驻太原。九月，至西安。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总督李鸿章与各国议和。二十七年，各国约成。八月，上奉太后发西安。十月，驻开封。时端郡王载漪以庇义和拳得罪废，溥俊以公衔出宫。十一月，还京师。上仍居瀛台养疴。太后屡下诏：‘母子一心，励行新政。’三十二年七月，下诏预备立宪。”（《清史稿》卷二一四）
清光绪二十七年夏五月，袁世凯生母终于山东巡抚任所，遂上疏恳请开缺，回籍终制。疏上，奉廷谕云：
袁世凯电奏恳请回籍营葬，情词哀切，具见孝思。惟山东地方关系全局，该抚势难一日暂离。务当勉抑哀思，用资坐镇。一俟大局定后，再行赏假回籍营葬。该抚之母教有义方，朝廷甚为褒许。该抚更当感激奋发，移孝作忠，共济时艰，以副倚任。钦此。
袁接右之电谕后，复上疏续恳。奉谕云：
袁世凯现丁降服忧，理应守制。惟山东地方伏莽尚多，交涉尤关紧要。袁世凯抚东以来，办理一切，均臻妥协，正赖该抚统筹全局，以济时艰。袁世凯着赏假百日，即在抚署穿孝，假满后改为署理，照常办事，用副委任。山东巡抚着胡廷干暂行护理，遇有要事，仍着商同袁世凯妥为筹办。钦此。
是年秋九月，清直隶总督李鸿章薨于北京。八国和约甫定，惟俄之东三省退兵问题尚未解决。俄清之另约亦甫提议。李鸿章遗折力保袁世凯才堪代己。是月二十七日，由山西行在电传谕旨云：
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著袁世凯署理。未到任以前，著周馥暂行护理。钦此。
袁世凯奉谕后，仍以母丧在身，疏请收回成命。诏旨不许，且促其迅速就道。盖自李鸿章薨后，一班顽固党皆以两宫回京，恐有不测者。先是清国向各国求和，派李鸿章督直为议和全权大臣。李由广东抵上海，晤某国全权大臣，告李鸿章曰，清之皇位属满洲人，而满人多无学识，屡酿野蛮之祸。今有倡议废其统系者，以公代之。其有意乎？李以双手掩其耳，示不敢闻也。其后各国全权大臣在北京会议，某使复申前议，复有某国全权大臣首出难之。盖某国欲媚满人，以占领东三省也。此议虽成子虚，然东洋各报纸已纷纷载之，早闻于西太后之耳。至是清廷上下议论纷歧，西太后行止旁皇，凡事皆取决于袁世凯及岑春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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