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袁世凯死后政府部门所不得不面对的国内环境。国库里的钱已经少得可怜，各省既不能也不愿给中央汇一个铜板。幸运的是，至少有一家公共机构（还是迫于外国的压力而建立起来的），很漂亮地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这就是盐务署。了不起的印度权威丁恩爵士在短短3年之内，就有效地改造了中国的盐政，如今每月的盈余将近有500万元。正是有了这笔收入，在那个麻烦不断、变故频仍的时期，让民国活了下来。当时，每个人都断言它必死无疑。通过精打细算地使用这笔硬通货，再混杂进大量纸币，自1916年6月以来，中央政府能够应付它的流通债务，保持了国家机器的继续运转，不至于土崩瓦解。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必定有许多新的危险要经常面对，要平稳地排除——外部世界在这个国家强行获得的利益，以及与本国利益在各个方面的冲突。为了生动而清楚地说明这个国家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种与日俱增的愤激之情（因为它的领土辽阔无边，而外国人的手爪又伸得太远），我们在此给出两起引起国际麻烦的案例，都是在袁世凯死后发生的。其一是1916年8月发生在满洲里的“郑家屯事件”；其二是同年11月发生在天津的“老西开事件”，此次事件激起了遍及整个华北的反法怒潮，在笔者写下这段文字的此时此刻，依然没有平息。
20世纪初叶，南满铁路是整个东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关于郑家屯事件的事实真相，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值得在此彻底讲一讲。郑家屯是一个蒙满杂居的小集镇，从南满铁路沿一条普通的车马大道，向西大约60英里就到了，直线距离则更近。郑家屯所在的辖区，最初完全属于蒙古的领土，后来汉人移民越来越多，有必要建立常设的民事行政机构。小镇向西大约三四十英里的地方，事实上荒无人烟，没有耕种，除了连绵起伏的蒙古草原，除了零星散落其间的游牧部落养马人和牧羊人的营地，一眼望不见任何别的东西，就这样一直单调地向前延伸，进入浩瀚无垠的亚洲高原。
这个地区在战略上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从洮南府新兴市场延伸而来的贸易通道汇合于此。洮南府是中国权威在蒙古边陲所能到达的最远的西部边界。这里有大量兽革皮毛、畜禽粮食的贸易交换，在那些深知自由放任政策之危险的中国人看来，这个边陲小镇的地位，一年比一年重要，他们于是决定要保护自己已经抢先获得的权利。那些声名狼藉的蒙古土匪头目，比如那位与满人“宗社党”结成同盟的巴布札布（据说他还受到日本军界的资助），也一直把郑家屯作为自己的目标，在1916年初就与奉天督军、精力旺盛的张作霖搭上了关系。而张作霖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迅速围绕这一地区建立了军事警戒线，并以郑家屯为基地建立了比较大的补给储备，把奉军第28师抽调到了这里。在这个小镇名扬天下之前，就已经断断续续打了几个月的零星小仗，这使得郑家屯颇有几分火药味。根据《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单独拥有南满铁路的开发经营权。这年夏天，日本人借口南满铁路地带对于野战演习来说太狭窄了，于是把分散各处的部队集中到郑家屯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当演习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当一支日本步兵要求得到在小镇中心宿营的权利的时候，人们显然预计到了危险的发展。
8月13日，一位在郑家屯居留的日本平民（这里有一家不大的日本贸易公司）向一位正在卖鱼的中国小孩走去。当小孩拒绝以他提出的价格卖鱼给他的时候，这个日本人抓住了小孩，并开始揍他。一位路过此地的28师士兵上前干涉，于是，一场扭打开始了，另外几名中国士兵也加入了进来，结果这个日本人被狠狠修理了一顿。中国人扬长而去之后，此人灰溜溜地跑到附近的日本营地报告：自己遭到了中国士兵毫无来由的猛烈袭击。一名日本宪兵与此人一起，进行了初步调查，然后返回了日本兵营，声称：他没能找到一个当官的，他搜寻嫌犯的努力遭到了抵抗，他必须得到帮助。指挥部的一位日本军官，派出了一名陆军中尉和20名士兵，前往中国兵营，要从中国指挥官那里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必要的时候可以动武。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演出开始了。
小分队向惹下大祸的中国特遣队的指挥部出发了。指挥部设在一家当铺里，他们试图强行通过正在警戒的岗哨，进入内院。接下来，在刺刀之下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判，中国士兵最后仍然不肯让路，中尉命令把他砍倒。关于这些重要事实看来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也就是说，这次战争行为，是日本武装小分队对一名正在守卫长官住处的中国哨兵发动有预谋的攻击而引发的。
接下来是一个可怕的场面。看来中国的士兵是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在这个危急时刻才匆忙集合，他们有的带着武器，有的赤手空拳，近距离正面交火立即开始了。第一枪据说是中国团部的一位马夫打响的（虽然这一点从未得到证实）。当时，他在离大门有一段距离的马厩那里，和几匹马站在一起。据说这名马夫打死打伤的日本人为数最多。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一共有7名日本士兵被直接打死，5名以上受了致命伤，4名重伤，中国人则有4名士兵被杀，多人受伤。剩下的几名日本士兵随同他们受伤的指挥官一起回到自己的兵营，设好路障，全部人马以路障为掩护朝大路上任何移动的东西乱射一气，开火达数小时，虽然中国士兵并没有打算追杀过来。
猛烈开火的声音，以及许多日本人被杀的谣言，使得恐慌在整个小镇上迅速蔓延。人们担心遭到可怕的报复，开始四散溃逃。中国的地方官最终恢复了一些表面上的秩序，天黑以后，他又亲自带上了本镇几个头面人物，向日本人的兵营走去，打算向他们表示自己的歉意，并安排将几个被打死的日本士兵从他们倒下的地方移走，虽然这些死尸已经成了这次武装入侵重要而不容破坏的证据，但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死者应该得到适当的照顾。日本指挥官非但不领情，反而非法逮捕了地方官，把他锁了起来。日本士兵中的普遍恐惧激化了这一行动，他们担心，在此驻防的中国部队将会在夜里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攻击，整个指挥部已经精疲力竭。然而，什么事也没发生。本月14日，在地方官派人叫来自己的儿子以顶替自己做人质的情况下，日本人及时释放了他。到了16日，地方官已经成功地安排中国军队撤到距离小镇5英里以外的地方，以防止进一步的冲突发生。15日，日本骑兵和步兵开始大规模地从南满铁路地带开拔到此，对郑家屯小镇形成了包围之势。
这就是整个事件的原始材料，没有比上述事实更好的材料能够非常醒目地说明一个强国是如何对付一个弱国的。
期间，这些意外事件在东京所产生的影响是惊人的。依据众所周知的日本警察公理，首先进入故事的人就是原告，被告是有罪的一方，不管证据怎样。所有报纸都发表了同样的报道，说是日本特遣队遭到了“凶残的中国士兵”的蓄意攻击，并请普通民众相信：有许多他们的子弟兵被人故意地残忍杀害。然而，直到事件过去一个多礼拜之后，东京外务省才发布了一则官方报道，当时，下面这则歪曲报道被当做日本人的诉状而到处散布：
当郑家屯一家日本药店的27岁的雇员吉本于本月13日经过中国军队指挥部的时候，一位中国士兵截住了他，对他发表了一番让这位日本人莫名其妙的评论之后，突然对他迎头痛揍。吉本大怒，但很快被一大群中国士兵及其他人所包围，他们对他百般羞辱。作为中国方面这一非法行为的结果，这位日本人的身上承受了七八处严重的伤害，但他还是设法逃脱了，来到日本的警察岗亭，请求帮助。得到这个消息，一位名叫河赖的日本警察匆匆赶往现场，然而等他到达那里的时候，所有罪犯全跑了。他因此去了中国人的指挥部，以提出申诉，但哨兵将他拦住了，并拔出手枪对准了他。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被迫向日本驻防部队指挥部求援，井上上尉命令松尾中尉带领20个人，去护送河赖警官进入中国指挥部。当一行人走进中国指挥部的时候，中国军队开始开火，这位警察及其他人或死或伤。中国军队不顾日本军队已经撤退的事实，继续发动了几次猛烈的攻击。战斗停止后不久，中国地方当局访问了日本兵营，表达了友善解决事端的愿望。日本军队最初打算决战到底，但众寡悬殊，为避免日本居民的安全受到威胁，于是停止了战斗。检查了7名日本士兵的尸体（他们被打死在兵营的外面）之后，人们发现：他们全都是被中国军队所杀，尸体上有明显的暴力痕迹。
用不着再次讨论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了，我们该请教那些熟知近代历史的人，中国军队是否有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去蓄意攻击20个全副武装的日本人呢？他们明知这样将遭受怎样的痛苦和处罚。我们相信，任何公正的法庭，在经过现场调查之后，都会指出谁是真正的攻击者，并由此揭露出这次最令人惊诧的事态所布下的圈套。为了了解1916年8月13日所发生的事情，有必要从郑家屯转到更远的地方，看看这一切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南满铁路。在日本军方的头脑里（他们决不代表日本民族或日本政府，尽管对这二者都有着强有力的影响），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如果东亚的力量均衡必须维持的话，南满洲和内蒙古一定要成为牢牢掌握、防守坚固的日本“飞地”。依据这一观念，日本的外交，数月之前就在日本军方的诱导之下，集中到了这样的努力上：松花江以南的铁路沿线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必须设法从俄国人的手里“赢”过来（即使不是“拧”过来的话）。因为（这一点应该仔细注意），随着松花江成为了俄日两国在满洲的势力范围无可争议的分界线，随着日本那些吃水很浅的炮艇沿水路航行进入了嫩江，对日本来说，要完成它的“大陆四边形”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这个“四边形”，将包括日本本土、朝鲜、南满洲和内蒙古。它的西端边界，即是新的内蒙古铁路系统，集中于洮南府，终止于热河，日本已经握有这条铁路的修筑权。这块飞地外部地带的治安权（将所有中国驻军悉数排除在外），正是日本军方长期以来毫不隐瞒地为之努力的初步目标。早在郑家屯名扬天下的很久之前，建立一支侦察小分队的计划就已经开始实施。他们强行侦察这一地带，并与蒙古匪帮结成工作联盟，为的是骚扰中国当局的代表，并最终把他们全都赶走。到那时，在日本特遣队悄悄进入的这片辽阔广袤而又罕为人知的区域之内，郑家屯所发生的事情，可能就会发生在其他任何地方。如果说中国外交在1916年8月面临着一场粗暴的突然袭击的话，那也不过是政治学者们早就预料到的事情。因为虽然日本一直自诩为中国自由的真正捍卫者，但事实情况是，在对华事务中，日本外交长期以来受东京军方的耳提面命、颐指气使，等到暴行让它从中国独立完整的身上撕下某块新鲜血肉的时候，它也没有做任何挽救的努力。
至此，我们已经触及了问题的关键。那一天的事实，还潜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特点，那就是：日本是一个政治上很懒惰的国家。因为除了自甲午战争以来由陆海军首领们所培养起来的某些习惯之外，那里根本就没有行动的传统。只要把这短短20年间国际条约中的世界形象化一下，用不着费多少工夫，日本的平民政府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合适的传统。没有这样的传统，这个东方岛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外交政策，也就只有完全受人工制造的危机所支配，过于频繁地投身于琐碎渺小的冒险。这样的冒险，把它划入了那些在本次大战中自取灭亡的国家的行列当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才总是被当做奴隶看待，虽然他们是些伐木者和汲水人；日报的专栏，偶尔也为这样的奴隶发发牢骚，可是私下里却把他们视为天生就该带上镣铐、天生就该被征服的人。
张作霖。奉天督军张作霖将军，在与笔者讨论郑家屯事件的时候，一席话将此事说得干净透彻。他拍案大呼：“我们毕竟不是木头做的呀，我们也是血肉之躯，守土保民，责之所在。我曾屡次三番讲过，他们要是有胆量，就让他们来吧，公开把满洲占了去，但不要再搞这些三岁小孩的鬼把戏了。他们为何不这么干呢？因为他们没有把握是否能咽得下我们，一点把握也没有。你懂么？是的，我们软弱，我们愚昧，我们不团结，但我们人多呀。如果他们硬要这么做的话，到头来，中国将撑爆日本人的肚皮。”
这番慷慨陈词的确说得很好，但每当坐到谈判桌旁边的时候，令人遗憾的事实却是：中国人不能恰当地使用他们军火库里的许多武器，虽然外国朋友一直恳求他们这样做。因此在这一次的特例中，他们并没有让那帮无所事事的外国顾问立刻赶往郑家屯。这些人成年累月地在北京空耗时光，其中有不少称职的法学家，相反，中国几乎什么也没做。没有撰写全面客观的现场报道，没有搜集可靠的证词，也没有把目击证人带到北京。因此，当日本提出赔偿要求的时候，中国除了一份于事无补的答辩，手里没有任何东西。主要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不得不同意放弃对事实真相的直接讨论，而立即着手就日本所提出的各种要求进行谈判，这些要求如下：
1﹒惩戒第二十八师师长；
2﹒有责任的将校悉行免黜，其中直接指挥暴行者处以严刑；
3﹒为使中国军队或军人此后不再有挑战日本军队军人或人民之何等言动，严饬中国驻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中国军全部，并令该地方之中国各官厅，以此项命令布告周知；
4﹒承认日本政府为保护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日本臣民，于认为必要之地点，派驻日本警察官，南满洲中国官宪并增聘日本人为警察顾问。
另外：
1﹒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驻扎之中国各部队，聘用日本将校若干名为顾问；
2﹒中国士官学校聘用日本将校若干名为教习；
3﹒令奉天督军亲往关东都督及奉天日本总领事署访问谢罪；
4﹒对于被害者或其遗族予以相当之慰藉金。
就连涉世未深的新手，也能立即看出：日本非但没有对本国士兵的被杀寄予多少同情，反而一门心思要利用这个机会在南满和内蒙地区大捞其好处，尤其是要扩张其警察权和军事管理权。然而，尽管中国人所接受的谈判程序本身就站不住脚，但是在持续了将近半年的谈判过程中，他们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顽强和坚韧。到了1917年1月底，日本人的赔偿问题被大打折扣。准确地说，两国政府最后同意，以换文的方式形成下列5项约定：
1﹒申饬第二十八师师长；
2﹒有责任之中国军官，按照法律酌量处罚，其应从严者自应从严；
3﹒于日本臣民之杂居区域内，以对于日本军民待以相当礼遇等语，出示告谕一般军民；
4﹒奉天督军以相当方法表示抱歉之意，于关东都督及奉天日本总领事同在旅顺之时行之，其方法由该督军任意办理；
5﹒给与日本商人吉本五百元之恤金。
尽管这一事件就此草草收场，“中日亲善”得以恢复，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日本人在南满和内蒙的警察权，却依然悬而未决。中国人的强烈抗议，也没能让日本对自己的无理要求打一丝一毫的折扣。在过去几年里，日本人无视地方当局的意见，在这一地区建立了许多警署和警察岗亭。对于它们的存在，中国虽然在历次谈判中也表明了强烈的异议，指出它们是中日两国之间不断产生摩擦的主要原因，但日本坚持认为，它们并没有逾越治外法权的原则，而且日本警察也确实是分布在那些日本领事权必须得到尊重、必须永久承认的地点。这在当时是一个必须小心对待的问题。彼时，列强意识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与中国签订的条约必须做一些修订；而日本在满洲里的地位，与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应用于此方的条款，必定也要应用于彼方。新中国的警察，一直大规模地分布在中国各地。他们形成了一支令人赞赏的力量，在履行几乎所有职责的时候，都要胜过日本警察。当中国的行政机构正在竭尽所能，提供富有效率的和平保护者的时候，日本以及其他列强以这样一种应该谴责的方式采取行动，是极其荒谬的。
法国人在老西开修建的教堂。第二个案例，是法国官僚一次愚蠢的荒唐行径，它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并在1916年底为德国的在华宣传机器提供了一件强有力武器。老西开之争，涉及到天津一块不过333英亩的土地。它如今取代了郑家屯事件，成了那堆卷帙浩繁的不幸卷宗中被经常援引的例案。许多中国人声称，这堆屈辱的卷宗构成了一部中欧关系大全。
这一回的事实真相，又一次绝对简单，绝对无可争议。1902年，法国在天津的领事当局提出请求，希望能扩大他们日嫌狭窄的租界范围。尽管中国当局不愿意接受这个请求，并且也确实不予理睬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在法国人的威逼利诱之下，最终还是开始了断断续续的谈判。到了1916年10月，经过14年时间的修改变更、讨价还价和重新陈述，这场争端已经变得如此精细，以至于达成了一份关于新区行政机构的协议。这份北京政府准备付诸实施的协议，受制于一个合理的约束，那就是，对于这次新的领土割让，地方上的反对确实存在，因为中国人对自己地盘上的警察控制权的强烈反应，是首先必须克服的。这场争执的全部本质或灵魂，就在于此：土地的主人们（中国人民，在本案中则尤其是天津人民），应该接受这个已经做出的决定，那就是，将建立一个在一名中国官员控制之下的中法联合行政管理机构。
当这些建议条款通过法国公使馆转达给天津领事馆的时候，法国领事官对这样的安排很不高兴。他正在办理迁任上海的手续，他建议在自己离任之前，将事情解决到令他的侨民们满意的程度。毋庸置疑，作为一位领事官（主要是根据条约负责保护侨民的秩序和维护法律），他念念不忘的头等大事，就是在将自己的职责移交给继任者之前，结束那些令人头痛的悬案，必要的话可以通过武力解决。正是带着这样的观念，这位法国领事官草拟了一份最后通牒，并且在得到法国公使馆并不积极的批准之后，递交给了中国地方当局。限定中国政府在24个小时之内，将全部警察撤出那块他们垂涎已久的地带。对签署正式协议的拖延，是蓄意为之、别有用心，同时也关上了进一步谈判的大门。最后的时限已到，依然没有收到答复，于是，一场对中国领土的公开入侵，由一支法国武装小分队着手实施了。9名身穿制服的中国警员正在执勤，被强行带走，锁进了法国的兵营，法国岗哨被布置在有争议的分界线上。
这一错误的行动，结果引起了中国人声势浩大的强烈抗议，一场遍及整个华北地区的联合抵制法国人的运动开始了。大约2000名警察、仆人和雇员，眨眼之间全部离开了法租界，民众联合了起来，仇恨的怒火在继续燃烧。虽然法国人最后释放了被逮捕的警察，但盟国的友好介入被证明并不能解决问题。问题依然留在那里，到笔者撰写本书的此时此刻，刚好过去整整一年。
天津的外国租界。至此，对于外国在华利益的问题，在它们所呈现给中国人的意义上，你应该有了一个清晰的解释。这一蓄意违法的生动例证（在过去，那些只不过是些治安法官的领事们，玩这套把戏实在是太稀松平常了），这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令人难以置信，可是在中国，这种无法无天已经成了人们公认的所谓“政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在民国成立之前的50年中，弱不禁风的官僚阶级一向都是在投降中寻求安全。如果我们还想要有一个幸福未来的话，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打压这种无法无天。中国人民至今还满足于和平的复仇，从不冲冠一怒。不过，那些在“联合抵制”的福音中看出了正在沉睡不醒的险恶幽灵的人，应该夜夜祈祷：他们生活在一个如此理智的国家。想想在中国可能没有发生的事情吧，如果人民并非全部都通情达理的话。在中国各地，你都能看到小规模的外国人社群，他们不过是滴落在四万万人海里的一滴水，生活绝对安全，虽然绝对控制在数量庞大的邻居们手里。这些，全部（或者说几乎全部）外国人都是为了利益的目的来到中国，他们的生计依靠与中国人的合作。一旦这样的合作终止，他们就可能死去并被埋葬，尽管有很好的住处为他们准备着。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这样的假设是合情合理的：某种庄重得体应该主导他们的态度，折衷妥协的政策应该始终得到小心谨慎的奉行。只有当诸如郑家屯和老西开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平静温和的老百姓才会愤而行动。即使在这时，他们也不会迁怒于那些毫无防卫能力的外国人社群，将他们撕得粉碎（欧洲的乌合之众肯定会这样做）。他们只限于“联合抵制”那些侵犯者，希望这些表示他们不满的证据能够最终使得世界相信：他们决心要得到合理的对待。中国人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所表现出的迟缓，或许确实叫人生气（虽然他们在做买卖的时候却像动作最快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麻利），但那也不应该是那些自诩高人一等的人轻蔑他们的借口。中国人最早认识到，至少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才能使他们的国家和政府有效地现代化。但他们相信，只要建立了共和政体，只要他们甘做西方的弟子，他们就有理由指望得到同样的待遇，同样的尊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甚至把这样的待遇和尊重给了那些最弱小的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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