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武昌起义时的情形一样，最具决定性的工作，既不是在舆论上也不是在战场上完成的。在这场新的最后决战中，决定性的因素是在幕后组织的，并且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静悄悄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虽然整个官僚阶级（首当其冲的是袁世凯）面对日渐逼近的厄运，千方百计要保全自己，但一切都是徒劳。收场的锣鼓，正缓慢却冷酷地敲响，他们将不得不面对最后的清算。
理由并不难找。为了让一个令中国蒙羞长达4年之久的政权苟延残喘，知识阶层的道德感，承受普遍欺骗和谎言的凌辱，已经实在太久了，长此以往，人何以堪。到处都有人在说，袁世凯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袁世凯，事实上他虚弱而易怒——他过早地衰老了，由于过于频繁地忙着创造历史，由于在后宫里消磨了太多的时光。他的确成了一个纯粹的“泥腿巨人”，人们完全可以用他从前摧毁清朝时一模一样的手段把这个泥腿巨人推倒在地。就连他的外国支持者们也开始厌倦他、怀疑他。如今，他的大名与无休无止的麻烦纠缠在一起。再也没有人信誓旦旦地担保：只要他健在，就有可能带来一个更加和平的时期。
只要仔细读一读梁启超的告别信，就能够对当时的大局有一个全面的理解。12月的时候，这位中国知识分子的领袖得到报告，说是有人正在策划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他悄无声息地潜逃出了天津。启程前夕，他给那位当选的皇上寄去了下面这封才华横溢的信函，作为对设计诱他进京的一个答复。对于每个受过教育的人而言，这封信的深长意味一目了然。其中绝妙的反讽混合着坦率的直言，一吐为快，并预见了袁世凯必然崩溃的命运。它是这样说的：
大总统钧鉴：前奉温谕，冲挹之怀，悱挚之爱，两溢言表。私衷感激，不知所酬，即欲竭其愚诚，有所仰赞。既而复思，简言之耶，不足以尽所怀；详言之耶，则万几之躬，似不宜哓渎以劳清听。且启超所欲言者，事等于忧天，而义存于补阙，诚恐不蒙亮察，或重咎尤，是用吮笔再三，欲陈辄止。会以省亲南下，远睽国门，瞻对之期，不能预计。缅怀平生知遇之感，重以方来世变之忧，公义私情，两难恝默。故敢卒贡其狂愚，惟大总统垂察焉。
国体问题，已类骑虎，启超良不欲更为谏沮，益蹈愆嫌。惟静观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栗。友邦责言，党人构难，虽云纠葛，犹可维防。所最痛忧者，我大总统四年来为国尽瘁之本怀，将永无以自白于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隳落，而国本即自此动摇。《传》不云乎：“与国人交，止于信。”信立于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结于民，其难犹登天也。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一旦而所行尽反于其所言，复此将何以号令天下？民将曰：是以义始，而以利终。率其趋利之心，何所不至，而吾侪更何所托命者？夫我大总统本无利天下之心，启超或能信之，然何由以尽喻诸逖听之小民？大总统高拱深宫，所接见者惟左右近习将顺意旨之人，方且饰为全国一致拥戴之言，相与徼功取宠，而岂知事实乃适相反。即京朝士夫，燕居偶语，涉及兹事，类皆出以嘲谐轻谑；而北京以外之报纸，其出辞乃至不可听闻。山陬海澨，闾阎市廛之氓，则皆日皇皇焉，若大乱之即发于旦夕。夫使仅恃威力而可以祚国也，则秦始、隋炀之胤，宜与天无极；若威力之外犹须恃人心以相维系者，则我大总统今日岂可瞿然自省，而毅然自持也哉？
或谓既张皇于事前，忽疑沮于中路，将资姗笑，徒损尊严。不知就近状论之，则此数月间之营营扰扰，大总统原未与闻，况以实录证之，则大总统敝屣万乘之本怀，既皦然屡矢于天日，今践高洁之成言，谢非义之劝进，益章盛德，何嫌何疑。
或又谓兹议之发，本自军人，强拂其情，惧将解体。启超窃以为军人服从元首之大义，久已共明，夫谁能以一己之虚荣，陷大总统于不义？但使我大总统开诚布公，导之轨物，义正词严，谁敢方命！若今日以民国元首之望，而竟不能辍陈桥之谋，则将来虽以帝国元首之威，又岂必能弭渔阳之变？倒阿授柄，为患且滋，我大总统素所训练蓄养之军人，岂其有此？
昔人有言，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今也水旱频仍，殃灾洊至，天心示警，亦已昭然。重以吏治未澄，盗贼未息，刑罚失中，税敛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腾。内则敌党蓄力待时，外则强邻狡焉思启。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磬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是用椎心泣血，进此最后之忠言。明知未必有当高深，然心所谓危而不以闻，则其负大总统也滋甚。见知见罪，惟所命之。
启超犹有数言欲忠告于我大总统者。立国于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愿大总统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法者上下所共信守，而后能相维于不敝者也。法令一失效力，则民无所措手足，而政府之威信亦隳。愿大总统常以法自绳，毋导吏民以舞文之路。参政权与爱国心关系至密切，国民不能容喙于政治，而欲其与国家同体休戚，其道无由。愿大总统建设真实之民意机关，涵养自由发抒之舆论，毋或矫诬遏抑，使民志不伸，翻成怨毒。中央地方，犹枝与干，枝条尽从彫悴，本干岂能独荣？愿大总统一面顾念中央威权，一面仍留地方发展之余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举国尽由妾妇之道，威逼利诱，靡然趋炎，则国家将何以兴立？愿大总统提倡名节，奖励廉隅，抑贪竞之鄙夫，容骨鲠之善类，则国家元气不尽销磨，而缓急之际，犹或有恃矣。
祭天大典。以上诸节，本属常谈，以大总统之明，岂犹见不及此？顾犹拳拳致词者，在启超，芹曝之献，未忍遏其微诚；在大总统，药石之投，应不厌于常御。伏维采纳，何幸如之。
去阙日远，趋觐无期，临书恻怆，墨与泪俱。专请钧安，伏惟慈鉴。不尽。梁启超谨肃。十二月十二日。
这封著名的信函，已经成为民国档案中的历史文献。人们再一次窃语相告，说的是，这一重大警告，对这位当选皇上的震动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险些就放弃了这项如今让自己深陷其中的灾难性的计划。但最后，家庭的影响到底占了上风。这个在劫难逃的家伙，固执而坚定地继续推行自己的计划，竭力镇压起义，企图巩固他摇摇欲坠的位置。
千方百计也要把国际势力对局面的影响减少到最小。北京那些吹牛拍马的本国报纸，长期操练的手艺就是瞎帮忙，这回又开始嚷嚷，说登基大典已定于2月9日举行。为此，政府不得不向5个协约国发出了一篇函件照会，解释说根本就没定这样的日期，报纸上的报道纯属捏造。为了特别巴结日本，一位高级官员被任命为特使前往东京，打算接受工业特许权（这一计划曾遭正式拒绝，如今必须这样去安抚一下）。日本方面冷淡地知会北京：由于“宫廷约定”，日本天皇将不可能接待任何中国特使。碰了这颗硬钉子之后，北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讨伐远征”上，要严惩犯上作乱的南方军，8万雄兵被投入战场，另有8万预备队整装待命。
为了努力把那些摇摆不定的人也争取过来，于是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派发贵族执照，从亲王一直到公、侯、伯、子、男，一夜之间就新鲜出炉了一大批，许多封爵申请甚至是头天夜里被拒绝的。中华民族最珍贵的财富之一，就是他们的幽默感。每个人（或者说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崭新的贵族执照，其价值还抵不上那张书写执照的纸；未来几年里，这帮冒牌贵族将会遭遇比丢脸更糟糕的下场。
法国接到了要求关闭越南北部边境的请求，因为革命党人和武器源源不断地通过法国人的铁路进入造反的云南省，这实属心腹大患。但这一请求同样遭到了拒绝。
一顶“郡王”的高帽子，最后戴在了广州督军龙济光的头上。广州是个战略要冲，而龙济光又是中国最冷血的刽子手之一，老袁希望用这顶高帽子激励一下龙济光，让他表演一场杀人狂欢，把南方军碾得粉身碎骨。然而适得其反，龙济光竟倒戈相向，看来就连刽子手也知道审时度势。
同样，还费了不少力气来强制推行新“皇历”的使用，不过收效甚微。皇城之外，没有一个人哪怕是片刻相信：这样的改革有任何持久性可言。
其间，财政状况持续恶化，金钱匮乏尤为突出，以至于引起了普遍的恐慌。尽管如此，头头脑脑们却依然拒绝有所警戒。虽然这样的政治僵局也不断被人们讨论，但帝制主义者们愿意作出的最大让步，也不过是把中国变为一个各省建立自治体的联邦制帝国。为弥补国家财政的缺口而滥发的纸币，如今缓慢地摧毁了中央政府的信用，停止兑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到了2月底，北京政府不仅正式承认了云南和贵州的公开造反，而且根据报告，叛军正要入侵邻近的湖南省。另据报告，就在四川地方军有越来越多的人举行起义的同时，广西也正在准备脱离中央。谣言满天飞，说是有人试图用炸弹暗杀袁世凯——北京城里，有许多人被捕、自杀。
虽然根据2月23日的训令，登基大典被无限延期，但这个举措来得太迟了。一个月后，袁世凯万分不情愿地公开承认：游戏结束了。此时，整个国家明显因为处于一场大动乱的边缘而瑟瑟发抖。据了解，对袁世凯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的一次重要会见，虽说3月16日广西（梁启超就是跑到那里去了）的正式宣布独立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动因。3月22日，这位当选皇上发布了一篇训令，明确宣布放弃整个帝制计划，并声称：他如今要组织一个责任内阁。到这时候，《政府公报》竟然还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发表这篇训令的时候，并列印着“皇帝诏书”和“总统训令”——前者是为了应付中国人，后者则是为了糊弄洋鬼子。中国此前还从未见识过如此荒唐的闹剧。粗略读过这篇撤销帝制训令，就会发现，这次撤退，进行得多么艰难，多么狼狈：
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帝制，言之成理，将士吏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谅之。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
护国军部分将领。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终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俟转圜。
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曲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方今闾阎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言念及此，中夜以忧。长此因循，将何以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勉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制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当共体兹意。此令。洪宪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这样的“公开道歉”，非但没有被广泛接受，反而被普遍视为不打自招：袁老四差不多被打得落花流水了，再稍稍用力就可以让他彻底垮台。虽然北方军在长江上游颇肯卖命，仗打得也还顺利，但事到如今，倒袁运动风起云涌，仿佛是一场令人闻之色变的接触性传染病，整个南方都联合起来反对北京。袁世凯承诺，5月1日将召开一次名副其实的立法委员会议。这样的空头支票，遭到了人们的嘲笑。
到了4月中旬，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和浙江5省相继宣布独立，另外8省则准备望风响应。南方联盟组织起来了，还在广东成立了护国军军务院，残忍嗜杀的龙济光都督也被他们争取了过来，和他的主子作对。大学者梁启超，则像只候鸟一样飞来飞去，到处煽风点火。据报道，1913年的老国会正打算在上海复会。时不时的，恐怖分子动用起他们的老法子，以对付北京的官员。诸如此类的谣言加速了北京城的恐慌，导致大批害怕成为刀下之鬼的豪门富户纷纷逃之夭夭。
为了确保袁世凯完全退位并把他放逐到异国他乡，一场公开的煽动开始了。四面八方的名流显要，都开始给袁世凯发电报，告诉他必须滚蛋。这些人当中，包括依然控制着长江流域力量平衡的冯国璋将军。袁老四从前的每一位死对头，也都争先恐后地结束了他们的流亡生涯，返回中国。到了5月初，形势已经变得如此危急，以至于外国使馆也不免慌张起来，并开始谈到如何采取一致行动以确保他们自身的安全。5月6日，最后的致命一击到来了：人口超过法国的大省四川也宣布独立。这下子，整个北方军被关进了笼子里。更有人神色紧张地讲述了一个故事，说的是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平息怒火的恐怖方式（要知道，四川省是由他至今完全信赖的陈宦将军所控制）。他怒火中烧，提了一把剑，发疯似的冲进他特别宠幸的一位小妾的房间。当时，这位小妾正和她出生不久的孩子在房内睡觉。袁世凯将这位小妾一顿暴打之后，把她和孩子都杀死了，丢在血泊之中，扬长而去，以这种方式来纾解那将要压垮自己的暴怒。对于一个如此长时间被推选为权力执行官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故事能更生动地说明他的真实天性了。
5月12日，延缓北京的现金支付已经势在必行，政府的银行里一个铜板也没有剩下，向美国协商借款的最后努力也彻底告吹。其间，在冯国璋将军的鼓动之下，一次旨在应付眼前局面的会议在南京召开。而就在5月11日，代表南方联盟的广东军政府已经一致推举黎元洪为中华民国总统。人们认为，当袁世凯在去年12月13日接受皇位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再是总统了。就连南京会议（虽然与会者都是一些见风使舵、摇摆不定的家伙）也做出了决定：让袁世凯下台是一种政治上的必要。冯国璋将军作为会议的主席，在最后的时刻出示了那位倒台独裁者发来的电报，电报宣称：如果能保证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他愿意自动下野。
然而，一场更富戏剧性的垮台正在等着他。到5月底的时候，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北京根本就没留下什么政府。真的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所有极度担心北京会发生兵变的外国使馆都知道，袁世凯的神经已经崩溃了。如今，这位病歪歪的主子和那位奴才（梁士诒秘书）恶魔般的形象，构成了一幅苍白的图画。张勋将军率领一支由野蛮游牧部落所组成的先遣队的到来，给这幅苍白的图画，添上了拜占庭风格的笔触。当时，梁士诒正在想方设法把纸钞变成真金白银，为防止北京城被洗劫而寻找必要的现金，结果白费力气。据说，这时候梁士诒已经说动了他的主子，试图掷出最后一粒骰子。身边所剩下的忠诚大将，只有一个安徽都督倪嗣冲。于是便把他的人马运到了长江上游，希望通过一场凶残的厮杀来挽回大局，结果也无济于事。
北京的局势真的变得非常可怕了。甚至有人说，邻省山东将要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北京政府在名义上依然是中国的中央政府，但对于在场的观察者而言，显而易见的是：经过一系列连续崩溃的过程，政府所剩下的全部家当，只不过是一个和古希腊城邦颇为相当的“城中之国”——一个由神秘人物梁士诒所控制的“残缺政府”。首都的公文，顶多只能到达离城墙10英里的地方，再远就鞭长莫及了。各政府部门，对依然在发挥作用的隐蔽势力充满厌恶和不信任，他们实际上宣布了独立，开始走自己的路。正是这些部门，向公众要求外国的钞票，拒绝接受一切中国货币。留在“残缺政府首脑”梁士诒手里的绝对权力，还剩下了一点好东西，那就是对钱币市场的控制权。他正忙着利用这项权力为自己的钱包打捞最后一块铜板，并且以此表明：人就像水一样，不可避免地要流到真正的水平面上。在中国所经受的一切苦难当中，还从没见到过类似的现象。即使在1900年，义和团泡沫被戳破、朝廷溜之大吉以后，也还保全了一定的尊严和权威。那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北京，但那场灾难就像是一件遮住受害人裸露身体的外衣，而且，当局至少没有什么伪装。1916年的夏天，如果不是有一支令人钦佩的警察和宪兵队伍（约有16000人），毫无疑问，烧杀掠抢每天都会发生，女人们也难免池鱼之殃。这是彻底崩溃的最后阶段，就算所有中国官员（甚至包括高级官员）都把他们的贵重物品送到城外或使馆区以便安全保管，那也不足为奇。老百姓中盛传着一些离奇古怪的谣言，说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将有一场大动乱。而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或许更加离奇。
6月6日一大早，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北京城：袁世凯死了。最初，没人相信这个消息，但到了11点钟的时候，整个使馆区都已经明确地知道了：袁世凯就在那天上午10点过几分的时候死于尿毒症，法国使馆的外科医生始终在场，几乎直到最后。这位先生稍后签发的死亡证明，很快就平息了关于他自杀的谣言，虽然有许多人依然拒绝相信他真的死了。据报道，在他断气前的几分钟，他声音沙哑地喃喃道：“我不想要这个结局，我不想当皇帝。是我身边的人想要一位皇上，硬要我登基称帝。我信了，结果被骗了。”他的生命之光，就这样摇摇晃晃地熄灭了。如果真的“顽石中有训诫，湍流中有书卷（1）”，那么，在这场悲剧中，就有发人深省的教训。弥留之际，这个不幸的人遵照古老的惯例，发布了下面这篇“遗命”，在生命的漫漫长夜即将来临的时刻，努力与人们重归于好：
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绌，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蚤作夜思，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寖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中华民国五年六月六日。国务卿、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财政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这篇悲剧风格的文件，在最初的几天里，想必会在人们的心中唤起对死者的同情，以及对外国人所扮演角色的深恶痛绝。简言之，当全部事实真相得以适当归纳之后，我们可以说，袁世凯是被他的外国朋友们给害了——被他们所提出的宪法、财政、政治、外交方面的所谓“建议”给害了。我们不难一步一步追踪他是如何被引诱而走上了那条不归之路，也不难看出，在每一个转折时刻，那些本该教他如何真实、如何忠诚的人，却引导他既不真实，也不忠诚。当事实真相水落石出的时候，当人们有时间回首凝思的时候，这场悲剧必定会在全世界被深层次地研究。倘若今日还残存任何理想主义正义感的话，西方世界就应该知道他们必须分担的责任。
袁世凯，当他1911年再度出山的时候，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中国人。在一个其统治阶级一直都由一些软弱无能的人（他们因为寒窗苦读或生活安逸而苍白无力）所组成的国家里，他有着罕见的精神活力和强健的身体。交到他手里的任务，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一场关系到4亿人的巨大变革，而且，如果能够得到明智建议的话，这项任务他未必就不能胜任。在某些事情上他的确很无知，但他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显然也拥有非凡的学习能力。人民需要一个领袖，带领他们通过西方的大关口，帮助他们获得智慧和经验的宝石（这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他们的身上，充满了一种接近于伊丽莎白时代的热切愿望，仿佛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个他们不曾梦见过的新世界，成为他们努力的方向。中国，一直被嘲弄为一个正在衰败的国家，如今得以重生。
外国又是怎样回应的呢？在每一次有可能将他们牵扯其中的事务中，极端保守和蒙昧主义不但被普遍采用，而且被热忱推荐。没有一次能看到真正政治才能的踪迹，没有一次能看到利他主义的灵光闪现，除了美国在1913年的秤盘里金光一闪。当时，威尔逊总统拒绝让美国参与“善后大借款”，因为他认为那些将被接受的条款会损害中国的主权。其他方面，也就只有对那种正在撕裂欧洲内脏的政策（亦即军国主义）的默认了。这种极端保守和蒙昧主义，就是他们献给一个满怀希望的民族的止渴之梅——它要么将凋萎于枝头，要么，当人们摘下来的时候就会受其毒害。外国人教导他们相信，所谓的政治天资，并不是一种能重建国家的强大动力，而是这样一种能力：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曲解对手的行动和观点，并通过他们的错误而获益。共和政体，被西方官僚主义者的行为宣告为一场儿戏，而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通过这一错误而残酷的假想，他们害死了袁世凯。
如果将这样的碑文镌刻在他的政治墓碑上，那将像他最后的遗言一样，是唯一可能充满事实的东西，尽管这样的事实令人目眩。
（1）语出莎士比亚喜剧《皆大欢喜》第二幕第1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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