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呼吁书的效果，很快就显露了出来。充满不祥之兆的嘀嘀咕咕，在整个“智识阶级”中悄悄蔓延，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不过，人们尚没有采取公开的行动反对北京当局。中国的文人学士和自由主义者们，这下子彻底相信了，袁世凯计划实施的篡位之举，将是一种国耻，并会带来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并发症。但是，这股力量太分散了，也太多地受制于军事力量，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立即采取任何积极的反对行动。袁世凯非常准确地估计到了这样的形势，他知道，如果老百姓都听信学者们的，那么自己将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决定，要把全部责任一股脑地推卸到参政院的头上，从而使自己脱身而出，远离是非。在1915年9月6日所发表的一篇文告中，袁世凯宣称：“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至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凭借这篇老生常谈的经文，袁世凯把自己作为阴谋发动者的那双脏手洗得干干净净。
如今，参政院干脆就全力以赴，大干快上，要把杨度所提出的方案付诸实施。这位鼓吹帝制的小册子作者，虽然依然摆出一副运动领袖的姿态，但事实上，他只不过是另一个人的工具罢了。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士诒（1）。这个辛亥革命所造就的最不择手段、最机敏老练的政客，天下闻名。此人和许多暗杀行动有重大牵连，也是袁世凯在1912年用来劝说清朝皇室退位的工具。他利用交通银行总理的职务之便，上下其手，短短4年时间就积聚了巨额的财富，因为这家银行负责处置所有的铁路收益。即使在中央财政两手空空的时候，他的手头也总是阔绰得很。因为他是袁世凯在财政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于是也成了公认的幕后权力。虽说在外国人的鼓噪下，他已经被解除总统府秘书长的职务（他曾经利用这个职位到处卖官鬻爵），但他依然是总统府每日必到的常客，为他的傀儡扯动那些五花八门的绳线。
眼下，参政院所采用的策略，就是让各省用雪片似的请愿书将北京城淹没。这些请愿书通过“筹安会”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发出，要求将共和政体改为人民唯一熟悉的那种政体，之所以选择“君主立宪”这个名头，只不过是要把它当作一块糊弄洋鬼子的政治遮羞布。在准备工作完成之前，有一大堆组织筹划工作必须在幕后完成。但到了10月6日，计划的进展是如此神速，以至于为了响应各地的“请愿团”，参政院不得不“代行立法院”通过了所谓的“拥立帝制”法案。法案采用了一套精心设计的规则，将国体问题提交给各省进行公民投票。根据这份幼稚可笑的文件，各省将组织选举团，进行选举人投票，记录下结果之后，再寄到北京以备详细审查。遵照古德诺博士的建议，为确保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能躬逢盛会，也做了不少努力，因此规定：投票的人要包括“饱学之士”、商会和“海外华商”，他们的投票将由各自的特派代表直接记录。为了确保各地都能得出同样令人满意的结果，选举被置于各省最高当局不受制约的绝对掌控之下，他们被恳请对此事投入最认真的关注。
为回应这一法案，袁世凯在一篇训令中只是将选举投票的控制权移交给了各省当局，而别的方面，不用怀疑，整个阴谋中的每一个具体细节都已经提前做好了安排。一场严重而危险的运动正在积极推行，直到此时，北京的外交使团才开始对这个事实有了很深印象，有人公开表明某种忧虑。人们知道，作为袁世凯的死对头，日本不可能永远保持沉默。果然，10月28日，日本联合英、俄两国，就这场运动的真实意图，向中国外务部提出了正式质询。不过，日本人又小心翼翼地声称，他们只是出于对普遍和平的关切才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日本人的警告，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们对此事的关注，这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忧虑，因为，上一年5月关于“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人们至今记忆犹新。11月初，中国外交总长针对这些质询做出了口头答复，声称这场运动已经走得太远了，根本没办法停下来，并且强调，关于公共安全，外国列强不必感到担心。所有协约国（现在又有法国和意大利加入了进来）对这一答复都很不满意，于是重新提出了交涉。几天之后，他们收到了一篇正式照会，照会中给出了绝对保证：法律和秩序将得到小心的维护。碰了这样一个硬钉子，各协约国意识到，如果在这样的问题上进一步干涉，将会使自己陷入严重的困境。于是决定继续保持密切关注，此外不再采取公开的行动。就这样，事情的进展非常迅速，到了12月，一切都办妥了。各省的投票结果也统计出来了，他们一致推举袁世凯为中国皇帝。
关于这一离奇事件的解释，要等到数月之后云南起义爆发、南方各省纷纷独立的时候，才能得以公开。在一本值得注意的、颇具讽刺意味的题为《民意征实录》的出版物中，南方革命党（此时，他们已经能够接触到各省所有的秘密档案）全文发表了来自北京的密令。正是这些密令，导演了这一幕精心策划的喜剧。虽然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剖析所有的档案，但其中重要的部分，都原原本本地引用在这里，以便将其主要演员的性格特点，以及这个为列强所支持的独裁政权，悉数展现在历史舞台的灯光之下。这些档案材料，主要是从北京发往各省的电报，比起一大堆论文来，它们更能说明中国政府的工作方式，因为它们把白天的日光拽进了最神秘的衙门里，清晰显示了它是怎样工作的。
这出大戏，是由奉天督军段芝贵（2）等人于8月30日发出的一份电函拉开大幕的。段芝贵是袁世凯的心腹爱将之一。这份最初的电报是这样说的：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亲译。堂密。国体改用君主之议，各省己全体一致。现拟定第一次办法，用各省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上请愿改革书，表示人民趋向君主之意，再由立法院议定进行之法。大致每省各具一请愿书，均由此间代办，随将稿底电闻。诸公同意即将尊名并贵省同意绅商列入，俟立法院开院时各省陆续呈递。总之改革国体问题，将来必用民意机关解决之，我等政界军界方面重要人，当静候时机成熟从之应接而已，一切办法俟后随时奉闻。段芝贵、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张镇芳、唐在礼、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袁乃宽公叩。世。印。
通电这种把戏，始自晚清末造，在后革命时期得以发扬光大，如今又被极大限度地用来向各省传授这样的信条：共和政体注定要灭亡，眼下必须采取的及时步骤，就是要利用传统的法律机器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说整个计划纯粹是一场阴谋了。就这样，到了9月10日，作为上引电报的后续行动，一篇长达数千字电文以密码的形式，从北京发往各省的军政首脑，指示他们如何恰到好处地给无法无天的行为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电文在对所谓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进行一番解释之后，接下来的这两段说明文字，无需我多费口舌，很清楚地表明了这帮反动分子所玩的投票把戏是多么幼稚可笑：
一、本法第一条所称国体请愿事件，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之等语。查此次国体请愿，其请愿书不下百起，请愿人遍于全国，己足征国民心理之所同，故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故于选举按票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庶将来决定投票不致参差。
二、本法第二条国民代表以记名单名投票法选举之，以得票比较多数者为当选等语。查此项代表虽由各选举人选出，而实则先由贵监督认定，本条取记名单名主义，既以防选举人之支吾，且以重选举人之责任，惟既取比较多数当选主义，则必须先事筹维。贵监督应于投票之先，将所有选举人就其所便分为若干部分，随将预拟之被选举人按各部分一一分配之，何部分选举何人，何人归何部分选举，均各于事前支配妥协，各专责成。更于投票时派员监视，更分别密列一单，密令照选，庶当选者不致出我范围。
此等妙法，是由北京正式规定的，各省军政首脑不难心领神会，要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并极力巴结那位即将成为皇上的大人物，就必须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最大的热心，千方百计确保不会出现难以应付的意外事件。如今，北京政府已经完全被阴谋家控制，他们认为眼下可取的做法是：就即将发生的事给民众一个直接暗示。于是，9月28日，参政院向各省军政首脑发出指示：民国国庆日（10月10日）不举行庆典。这份可疑的电告如此坦白直率，值得我们在这里抄录一下：
乾清宫里的这把龙椅，引多少英雄豪杰竞折腰。各省将军、护军使、巡按使、上海道尹钧鉴：华密。国庆乃共和之纪念，现既主张君宪，自不必踵事铺张，表面上但谓民力凋敝宜节浮糜，或谓讹言方兴宜防嚣动，故宁平淡而无绚烂，以期省财省事，靖安地方。大意如此，届期如何措注，并候卓裁。堂。有。印。
到了10月，北京方面在组织此次“政变”的一般性工作上，进展是如此神速，以至于参政院在10月6日就通过了所谓的“拥帝法案”。就在第二天，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北京向各省发出了下面这份电报：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华密。文电计达。四号参政院开会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将第十二条加入“监督认为必要时，得委任县知事行之”二语，不日即通告各省，请照艳电所云预先筹备为要。兹由同人公拟投票后应办事件如下：
一、投票决定国体后，须用国民代表大会名义，报告票数于元首及参政院。
二、国民代表大会推戴电中须有“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字样。
三、委任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电，须用各省国民大会名义。
此三项均当预拟电文，投票毕交各代表阅过签名即日电达。至商、军、政各界推戴电，签名者愈多愈妙，投票后三日内必须电告中央。将来宣诏登极时，国民代表大会及商、军、政各界庆祝书，亦请预拟备用。特先电闻，余再函达。启钤、自齐、士诒、忠枢、镇芳、在礼、乃宽、士钰、震春、炳湘叩。阳。
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这些足够明确的指示，已经给了各省当局掌控事态的许可。但实际上，由于谣言盛传，说是有危险的反对活动（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正在筹划当中，北京方面因此一直抱有深重的忧虑。所以，有必要以某种不留后患的方式，将事情铆得更紧一些。于是，在10月底（仅仅在日本及其盟友提出“忠告”的两天之前），下面这份补充指示被电告各省。按照这份指示的设计，到嘴的肥肉绝对没有任何滑落的可能。细心的读者不会不注意到，在这些非同寻常的电文中，所有伪装都已掀到了九霄云外，唯一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及时选举并拥戴袁世凯为皇帝。它几乎是以一种厚颜无耻的坦率，坚决要求采取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以确保这个结果的实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华密。敬电悉。国体投票开票后当即行推戴，无须再用投票手续，即由公等演说：君宪国体既定，不可一日无君，诸位代表应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如赞成应起立。表决后即将拟定之国民推戴书交请各代表署名，事毕再由公等演说。推戴及催促大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国民代表名义，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办理一切事务，期必得请而后已。即将顶拟之国民代表致代行立法院电稿交请各代表赞成，事毕再将决定国体票数及推戴书原文并委托总代表情形分为三电：一面用国民代表名义正式电知代行立法院，一面由公等电达大总统，随后再将票纸及推戴书赍呈政府。至推戴书文内必须叙入字样，已将漾电奉达，此四十五字万勿更改，其余文字即由贵省自行起稿。
又，推戴书及委托总代表二件，系法律外之事，切勿电询事务局，以免难于答复。启钤、自齐、镇芳、士诒、忠枢、乃宽、士钰、震春、炳湘叩。宥。
此电发出两天之后，人们担心已久的事情发生了：日本方面采取了行动，形势为之一变。对于这栋如此小心翼翼地搭建起来的纸牌玩具房子来说，日本人10月28日的“忠告”，事实上就是一颗名副其实的炸弹。但这场密谋已经走得太远，拥立者所能赢得的奖赏也实在太大，以至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们悬崖勒马。此后一个多星期里，一场不顾一切的挣扎继续在总统府的幕后努力进行着。袁世凯是个老滑头，他不会不知道形势正在急转直下，当然也不会不知道，如果事情办砸了，自己将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家庭的影响和那帮阴谋家们的声音实在太大了，到最后，他不得不同意跨出更远的一步。那帮君主主义者们遵照“先下手为强”的原则，大胆行动，号召各省先行投票，并在所有政府公文和请愿书上将总统的名头替换成“皇帝”，以造成“既成事实”。
1915年11月7日朱启钤等通告各省某国藉口恐有变乱强拉英俄随同劝告政府取委蛇态度国民一方面宜表示决心电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自译。堂密。某国近藉口中国人心不一，恐有变乱，强拉英、俄随同劝告，其实各国皆知中国不致有乱，然不得不勉强附和。在我国，内政若听人劝告，即行停缓，是认其干涉也。此事万无缓办之理，各省票数全体推戴齐至时，政府自当稍取委蛇逊让态度，以表示重视邦交之意；而在国民一方面则宜表示决心有进无退，使外人见我万众一心，第能信我改建帝制毫无变乱之可虑，则日之劝告，自归无效而消灭矣。文武官吏为人民之表率，此时全国既决定推戴，官吏即可据而见诸实行，实行而毫无阻滞，则中外心理相信更坚矣。前电所陈速改尊称即系此意，想卓见必以为然而从速举办也。再，此事务希万分秘密无漏为要，并盼先复。启钤、自齐、士诒、镇芳、忠枢、在礼、乃宽、士钰、震春、炳湘叩。阳。
如今，压上所有赌注作最后一掷的那粒骰子，就是要让各省尽快通过投票。善于吹牛拍马的官员们，重新操练起了他们熟悉的官样文章，而袁世凯则俨然成了一长串中国君主的合法继承者，这个庞大的队伍一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公元前2800年）。到了12月初，眼见得投票就要大功告成，结果也已陆续电告北京。12月11日，参政院匆忙召集会议，结果发现：“国民代表大会”全体一致推选袁世凯为皇帝。于是，他们以一份措辞谦卑的请愿书正式劝进。袁世凯谦虚地拒绝了。第二份请愿书很快又递交到了他的手里，这一次，他以下面这份著名的文告愉快地接受了：
太和殿门前飘扬的，早已不是大清的龙旗，这天下，眼看着就要改姓袁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已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第创造弘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举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竣，再行呈请施行。凡我国民，各宜安心营业，共谋利福，切勿再存疑虑，妨阻职务。各文武官吏，尤当靖共尔位，力保治安，以副本大总统轸念民生之至意。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发交政事堂，并咨复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众周知。此令。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自始至终都小心谨慎，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之所以用这样的辞令表示接受，乃是为了传达这样的观念：他是迫不得已才违背本愿接受这一行动方针的。对于登基大典如何实现，则未置一词。此事被小心翼翼地暂时搁置，只是吩咐政府部门进行一些必要的准备。北京官场的态度，在一封3天之后发往各省的电报中得到了很好地说明，其中特别分析了日本与各协约国的关系。通篇阿谀奉承的腔调尤其惹人注目，也表明了如今的吹牛拍马之风是如何盛行。
1915年12月14日统率办事处致各省国体已经决定并对外情形电
对于谁坐金銮殿这个要命的问题，市井百姓、升斗小民大约不是十分上心。就算皇帝轮流做，多半也轮不到他们。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华密。十一日代行立法院以全国决定国体票数及全国推戴书奏请登极，皇上谦退未受，院再合词吁请，奉令饬各部院筹备再行登极等因，详见连日命令，兹不复述。我国民全体，以共和国家根本常摇，政策常变，不能长治久安，尤无图强之望。现在国体业经决定，帝位亦已有归，国本既固，富强有基。我等均为皇上股肱心腹，谊同一体，自当努力同心，尽忠报国，此为开国最要之精神。至登极大典，系形式仪文，迟早无甚关系。皇上遇事谦谨，力求周密，我等亦宜善体此意。至外交方面亦须妥为接洽，以免承认迟延，交际为难。日本对我改行帝制，曾约其协商国劝告暂缓，而各国意见参差，无甚力量，其国元老派、军人派又均反对其政府劝告之举，惟东京报纸造谣恫吓，无奇不有，则皆浪人派之伎俩。我如自内延缓，是适受其干涉，国将不国；如立即宣布登极，是拒之太甚，亦虑其难堪，必将阻挠承认。现在我国国体已经决定，皇上已经承受推戴，事实上已无问题，各界均可安心办事。而举行大典本有交际仪节在其中，不妨从容筹行，庶对内对外两得其全。希密会此意，切勿宣播为要。处。愿。印。
这之后，就只剩最后一步棋要走了——有必要将所有罪证付之一炬。12月21日，与这桩离奇事件有关的最后一份电函，从北京发出了，其中“公私函电容有误出于法律范围之外者”的说法，显得一派烂漫天真。所有这些不法行为，都应该被宽厚仁慈擦得一干二净，方法倒也简单而绝妙，就是求助于灶下的炉火。以这种方式结束这场鬼戏，倒也十分般配。
各省将军、巡按使，福州、贵阳护军使，承德府、归化厅、张家口都统，打箭炉镇守使鉴：华密。国体改革今已幸告成功，固由人民心理之皆同，而诸公事前之提倡，与临事之维持，神明于法律事实之中，以求达救国之目的，其用心为尤苦，其擘画为尤劳。亦明知人民公意，群厌共和，然非有人引而伸之，扶而进之，则相顾莫敢先发，终不能期其表现。
溯自此项问题发生以来，其始由各地人民、各地长官之请愿，已足证人民意思之所归，而欲以众民之意思进而为机关之意思，于是有国民代表大会之设。自《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施行以来，在热心国是者，又欲求机关之意思，不背于众民之意思，各求于执行法律之中，更参之以事实之运用。故当事务进行之中，彼时公私函电容有误出于法律范围之外者，虽经权并用，系出于爱国之热诚，而事过境迁，则皆为无用之陈迹，且此项文电无论如何慎密，终涉迹象。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遂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庶得以清积牍而免遗憾。为此电请贵监督，凡关于此次国体问题一切文件，除法律规定应行存案者，无论中外各地方所来公私文电公函，一律查明由贵监督眼同烧毁。如有曾经行知各地方官吏者，亦查明件数，饬克期缴还，一同烧毁，并于烧毁后将烧毁件数电知本局，以便查核。盖此次国体改革，为我国历史上莫大之光荣，不特征诛揖让，无此宏模，即揆之外国之名誉改革，应亦未遑多让，尽善尽美，不容有罅隙之留。诸公皆开国元勋，当必同此意志，万望赶速慎密办理。谨此奉达，并盼复音。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个。印。
（1）梁士诒（1869-1938），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早年为袁世凯一手提拔，1912年3月任总统府秘书长，深得袁世凯信任，有“二总统”的绰号，同年5月任交通银行总理，被称为“财神”。1916年袁世凯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
（2）段芝贵（1869-1925），字香岩，安徽合肥人。1905年任北洋陆军第二镇统制，1913年任陆军第一军军长，授上将衔。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中，段芝贵都是个积极分子。后任段祺瑞政府京畿警备总司令、陆军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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