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几次提到过学术气十足而又文绉绉的呼吁书在中国的统治方法中所扮演的角色。要想理解那些公认的才智之士对这个国家的影响是如何巨大，有必要追溯到罗马帝国诞生的年代，援引西塞罗的伟大形象。时年约45岁的梁启超，以其文学造诣而名满天下，他另一项出众的才能就是向他的同胞们阐述欧洲的治国理论和实践，虽然任何一门西方语言他都一窍不通。议会政治需要精确的表达，他的聪明才智得益于这方面的锻造打磨。他的观念意识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断成长，使之更切合于20世纪的需要。他是戊戌变法运动中的一位改革家。也就是说，1898年他是康有为所领导的那个忠诚的小团体中的一员，他们险些成功地把那位时运不济的光绪皇帝争取了过来，让他不顾官僚阶层的强烈反对，推行使国家现代化的政策。在梁启超的军火库里，拥有各式各样的武器，可以用来反对袁世凯的篡位企图。他准确地知道从何处下手，用多大的力气。他以全心全意的热情投身自己的工作。谁都知道，他正在忙着准备一篇告全国人民的呼吁书，各路神仙纷纷出马，利用各自的影响力，试图阻止这篇致命短文的出笼。一些有影响力的代表被派去找他，恳求他不要忘了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如何险恶，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出现进一步的紧张对立，将酿成大祸。一时间，他犹豫了，没有发起反击。但最终，共和党说服了他：对待暴君，该出手时就出手。他很快就发表了这篇针对大总统的著名指控。
时年43岁的梁启超，以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重挫了帝制阴谋。举国传诵，一时纸贵。其结果是直接而深远的。人们认识到，武装反抗已经箭在弦上。这份非凡的文献，充满了《圣经》般的激情，显示了非同寻常的道德义愤。文中，对墨西哥迪亚斯政权的精到分析，加之用以暗刺袁世凯的巧妙方式（一直装作是在剖析墨西哥人的行为），赢得了那些特别喜欢旁敲侧击的中国人的欢呼喝彩。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场大动乱正蓄势待发。全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争读这篇文章，所到之处，皆为首肯。虽然英文翻译损失了一部分神韵，但作为一份对中国人思想意识的揭示，其字里行间依然妙趣横生。同时，其中对政治术语的详尽考证也表明：总有一天，中国人将把他们的发明天才带入那些他们从未公开涉足过的领域。如果把梁启超的观点与杨度那帮人的观点进行对照，则尤为有趣。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秋霜腹疾，一卧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尽，而户以外甚嚣尘上，豗然以国体问题闻。以厌作政谈如鄙人者，岂必更有所论列？虽然，独于兹事，有所不容己于言也，乃作斯篇。
吾当下笔之先，有二义当为读者告：其一，当知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鄙人十年来夙所持论，可取之以与今日所论相对勘也。其二，当知鄙人又非如老辈墨守家之龂争朝代。首阳蕨薇，鲁连东海，此个人各因其地位而谋所以自处之道则有然，若放眼以观国家尊荣危亡之所由，则一姓之兴替，岂有所择。先辨此二义以读吾文，庶可以无蔽而迩于正鹄也。
吾自昔常标一义以告于众，谓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骤闻者或以此为取巧之言，不知此乃政论家恪守之原则，无可逾越也。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何以言乎不当问？当国体彷徨歧路之时，政治之一大部分，恒呈中止之状态，殆无复政象之可言，而政论更安所丽？苟政论家而牵惹国体问题，故导之以入彷徨歧路，则是先自坏其立足之础，譬之欲陟而捐其阶，欲渡而舍其舟也。故曰不当问也。何以言乎不能问？凡国体之由甲种而变为乙种，或由乙种而复变为甲种，其驱运而旋转之者，恒存乎政治以外之势力。其时机未至耶，绝非缘政论家之赞成所能促进；其时机已至耶，又绝非缘政论家之反对所能制止。以政论家而容喙国体问题，实不自量之甚也。故曰不能问也。岂惟政论家为然，即实行之政治家亦当有然。常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而谋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也。其消极的严守之范围，则既若是矣，其积极的进取之范围，则亦有焉。在甲种国体之下为政治活动，在乙种反对国体之下仍为同样之政治活动，此不足成为政治家节操之问题；惟牺牲其平日政治上之主张，以售易一时政治上之地位，斯则成为政治家之节操问题耳。是故不问国体只问政体之一大义，实彻上彻下，而政治家所最宜服膺也。
夫国体本无绝对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凭学理为主奴，而施人为的取舍于其间，宁非天下绝痴妄之事？仅痴妄犹未足为深病也；惟于国体挟一爱憎之见，而以人为的造成事实，以求与其爱憎相应，则祸害之，于国家将无已时。故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昔吾对于在君主国体之下而鼓吹共和者，尝施反对矣。吾前后关于此事之辩论，殆不下二十万言；直至辛亥革命既起，吾于其年九月，犹著一小册，题曰《新中国建设问题》，为最后维持旧国体之商榷。吾果何爱于其时之皇室者？彼皇室之僇辱我，岂犹未极？苟微革命，吾至今犹为海外之僇民耳。复次，当时皇室政治，种种予人以绝望，吾非童痴，吾非聋聩，何至漫无感觉？顾乃冒天下之大不韪，思为彼亡垂绝之命，岂有他哉，以为若在当时现行国体之下，而国民合群策、合群力以图政治之改革，则希望之遂，或尚有其期。旧国体一经破坏，而新国体未为人民所安习，则当骤然蜕变之数年间，其危险苦痛，将不可思议。不幸则亡国恒于斯，即幸而不亡，而缘此沮政治改革之进行，则国家所蒙损失，已何由可赎！呜呼，前事岂复忍道，吾请国中有心人试取甲辰、乙已两年《新民丛报》中之拙著一复观之，凡辛亥迄今，数年间全国民所受之苦痛，何一不经吾当时层层道破？其恶现象循环迭生之程序，岂有一焉能出吾当时预言之外？然而大声疾呼，垂涕婉劝，遂终无福命以荷国民之嘉纳，而变更国体所得之结果，今则既若是矣。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复起。此议起因之真相何在？吾未敢深知。就表面观之，乃起于美国博士古德诺氏一席之谈话。古氏曾否有此种主张，其主张之意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与某英文报记者言，则谓并未尝有所主张云）。顾吾窃有惑者，古氏论中各要点，若对于共和君主之得失为抽象的比较，若论国体须与国情相适，若历举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辙，凡此诸义，本极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国中政客如林，学士如鲫，数年之间，并此浅近之理论事实而无所觉识，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国人之口以为重？吾实惑之。若曰此义非外国博士不能发明耶，则其他勿论，即如鄙人者，虽学识浅陋，不逮古博士万一，然博士今兹之大著，直可谓无意中与我十年旧论同其牙慧，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耳！此非吾妄自夸诞，坊间所行《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新中国建设问题》等不下百数十万本，可复按也。独惜吾睛不蓝、吾髯不赤，故吾之论宜不为国人所倾听耳。
夫孰谓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也，过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湖口乱事继起，正式大总统未就任，列国未承认共和时，或尚有商榷之余地，然亦仅矣）。当彼之时，公等皆安在？当彼之时，世界学者比较国体得失之理论，岂无一著述足供参考？当彼之时，美、墨各国岂皆太平宴乐，绝无惨状呈现，以资龟鉴？当彼之时，迂拙愚戆如鄙人者，以羁泊海外之身，忧共和之不适，著论腾书，泪枯血尽（吾生平书札不存稿，今无取证，当时要人，谁得吾书者，当自知之。吾当时有诗云：报楚志易得，存吴计恐疏。又云：兹括安可触，弛恐难复张。又云：让皇居其所，古训聊可式。自余则有数论寄登群报也）。而识时务之俊杰，方日日以促进共和为事，谓共和为万国治安之极轨，谓共和为中国历史所固有也。呜呼！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岂其可以翻覆尝试，废置如弈棋？谓吾姑且自埋焉，而预计所以自搰之也。譬诸男女婚媾，相攸伊始，宜慎之又慎，万不可孟浪以失身于匪人，倘蹈危机，则家族亲知，临事犯颜以相匡救，宜也。当前此饶有审择余地之时，漫置不省，相率怂恿，以遂苟合，及结缡已历年所，乃日聒于其旁曰：汝之所天，殊不足以仰望而终身也。爱人以德，宜如是耶？夫使共和而诚足以亡国也，则须知当公等兴高采烈以提倡共和、促进共和之日，即为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时。谚有之：“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人生几何，造一次大罪孽，犹以为未足，忍又从而益之也？夫共和之建，曾几何时，而谋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勋为之主动，而其不识时务，犹稍致留恋于共和者，乃反在畴昔反对共和之人。天下之怪事，盖莫过是；天下之可哀，又莫过是也！
今之论者则曰：“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而前此论者，谓君主决不能立宪，惟共和始能立宪（吾前此与革命党论战时，彼党持论如此）。今兹论者，又谓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吾诚不知其据何种理论以自完其说也！吾今请先与论者，确定立宪之界说，然后徐察其论旨之能否成立。所谓立宪者，岂非必有监督机关与执行机关相对峙，而政权之行使常蒙若干之限制耶？所谓君主立宪者，岂非以君主无责任为最大原则，以建设责任内阁为必要条件耶？认定此简单之立宪界说，则更须假定一事实，以为论辩之根据。吾欲问论者以将来理想上之君主为何人？更质言之，则其人为今大总统耶？抑于今大总统以外，而别薰丹穴以求得之耶（今大总统不肯帝制自为，既屡次为坚决之宣言，今不过假定以资辩论耳，不敬之罪，吾所甘受也）？如曰别求得其人也，则将置今大总统于何地？大总统尽瘁国事既久，苟自为计者，岂不愿速释此重负，颐养林泉？试问我全国国民，能否容大总统以自逸？然则将使大总统在虚君之下，而组织责任内阁耶？就令大总统以国为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国托命之身，当议会责任之冲，其危险又当何若？是故于今大总统以外，别求得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不能成立也。如曰即戴今大总统为君主也，微论我大总统先自不肯承认也，就今大总统为国家百年大计起见，甘自牺牲一切，以徇民望，而我国民所要求于大总统者，岂希望其作一无责任之君主？夫无责任之君主，欧美人常比诸受豢之肥腯耳，优美崇高之装饰品耳。以今日中国万急之时局，是否宜以如此重要之人，投诸如此闲散之地？藉曰今大总统不妨为无责任之君主也，而责任内阁能否成立，能否适用，仍是一问题。非谓大总统不能容责任内阁于其下也，现在国中欲求具此才能资望之人，足以代元首负此责者，吾竟苦未之见。盖今日凡百艰巨，非我大总统自当其冲，云谁能理？任择一人而使之代大总统负责，微论其才力不逮也，而威令先自不行。昔之由内阁制而变为总统制，盖适应于时势之要求，而起废之良药也。今后一两年间之时势，岂能有以大异于前？而谓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是故假定今大总统肯为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亦不能成立也。
然则今之标立宪主义以为国体论之护符者，除非其于立宪二字，别有解释，则吾不敢言。夫前清之末叶，则固自谓立宪矣，试问论者能承认否？且吾欲问论者，挟何券约，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不忍于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专制代之，谓为良图，实所未解。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其中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犯众谤以行之，尚能为天下所共谅；今如论者所规划，欲以立宪政体与君主国体为交换条件，使其说果行，则当国体改定伊始，势必且以实行立宪，宣示国民。宣示以后，万一现今所谓种种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为应彼时时势之要求起见，又不得不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能为元首谅矣。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论者其念诸。
梁启超手迹。且论者如诚以希求立宪为职志也，则曷为在共和国体之下，不能遂此希求，而必须行曲以假涂于君主？吾实惑之。吾以为中国现在不能立宪之原因，盖有多种，或缘夫地方之情势，或缘夫当轴之心理，或缘夫人民之习惯与能力。然此诸原因者，非缘因行共和而始发生，即不能因非共和而遂消灭。例如上自元首，下自中外大小独立官署之长官，皆有厌受法律束缚之心，常感自由应付为便利，此即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之变不变，有何关系也？例如人民绝无政治兴味，绝无政治知识，其道德及能力，皆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以运用神圣之议会，此又宪政一大障碍也。向此于国体之变不变，有何关系也？诸类此者，若令吾悉数之，将累数十事而不能尽；然皆不能以之府罪于共和，甚章章也。而谓共和时代不能得者，一入君主时代即能得之；又谓君主时代能得者，共和时代绝不能得之。以吾之愚，乃百思不得其解。吾以为中国而思实行立宪乎，但求视新约法为神圣，字字求其实行，而无或思遁于法外，一面设法多予人民以接近政治之机会，而毋或壅其智识，阙其能力，挫其兴味，坏其节操，行之数年，效必立见。不此之务，而徒以现行国体为病，此朱子所谓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
主张变更国体者最有力之论据，则谓当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此诚有然。吾十年来不敢轻于附和共和，则亦以此。论者如欲白伸其现时所主张以驳诘我，吾劝其不必自行属稿，不如转录吾旧著较为痛快详尽也。今幸也兹事既已得有比较的补救良法，盖新颁之大总统选举法，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制，则今大总统健在之日，此种危险问题自未由发生。所忧者，乃在今大总统千秋万岁后事耳。夫此事则岂复国民所忍言，然人生血肉之躯，即上寿亦安能免？固无所容其忌讳。今请遂为毋讳之言。吾以为若天佑中国，今大总统能更为我国尽瘁至十年以外，而于其间整饬纪纲，培养元气，固结人心，消除隐患，自兹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若昊天不吊，今大总统创业未半，而遽夺诸国民之手，则中国惟有糜烂而已。虽百变其国体，夫安有幸？是故中国将来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而国体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殊无择也。闻者犹有疑乎？请更穷极事理以质言之。夫君主、共和之异，则亦在元首继承法而已。此种继承法，虽今元首在世时制定之，然必俟今元首即世时而始发生效力，至易见也。彼时所发生之效力，能否恰如所期，则其一，当视前元首生前之功德威信能否及于身后。其二，当视彼时有无枭雄跋扈之人，其人数之多寡，其所凭藉，是否足以持异议。吾以为立此标准以测将来，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常同一也。现行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后任大总统应由前任大总统推荐，预书其名，以藏诸石室金匮，使今大总统一面崇闳其功德，而巩固其威信，令国人心悦诚服，虽百世之后，犹专重其遗令而不忍悖。一面默察将来易于酿乱之种子在何处，思所以预防维而消弭之。其种子存乎制度上耶，则改其制度，毋使为野心家之资。其种子存乎人耶，则裁抑其人，导之以正，善位置而保全之，毋使陷于不义（汉光武、宋太祖优待功臣之法）。更一面慎择可以付托大业之人（依大总统选举法，无论传贤传子，纯属前任大总统之自由也），试以大任，以养其望，假以实力，以重其威，金匮中则以其名裒然居首，而随举不足重轻之二人以为之副而已。如是则当启匮投票之时，岂复有丝毫纷争之余地？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弊可也。而不然者，则区区纸片上之皇室典范，抑何足恃？试历览古来帝王家之掌故，其陈尸在堂，操戈在阙者，又何可胜数。从可知国家安危治乱之所伏，固别有在，而不在宪典形式上之共和、君主明矣。论者盛引墨西哥之五总统争立，及中美、南美、葡萄牙之丧乱，以为共和不如君主之铁证。推其论指，得毋谓此诸国者，苟变其国体为君主，而丧乱遂可以免也。吾且诘彼：彼爹亚士之统治墨西哥三十年矣，而今岁五月（月份记不确）始客死于外，使因总统继承问题而致乱，则乱宜起于今年耳。若谓国体果为君主，斯可以毋乱，且使爹亚士当三十年前而有如古德诺者以为之提示，有如筹安会者以为之鼓吹，而爹氏亦憬然从之，以制定其皇室典范，则墨人宜若可以长治久安与天同寿矣。而岂知苟尔尔者，则彼之皇室典范未至发生效力时，彼自身先已逃亡于外，其皇室典范犹废纸也。夫及身犹不能免于乱，而谓死后恃一纸皇室典范可以已乱，五尺之童有以知其不然矣。故墨西哥之必乱，无论为共和、为君主，其结果皆同一也。所以者何？爹亚士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在职三十年，不务培养国本，惟汲汲为固位之计，拥兵自卫，以劫持其民。又虑军队之骄横，常挑间之，使互相反目，以遂已之操纵，摧锄异己，惟力是视。其对于爱国之士，或贿赂以变其节，或暗杀以戕其生。又好铺张门面，用财如泥，外则广借外债，内则横征暴敛，以至民穷财尽，无可控诉。吾当十年前，尝评爹氏为并时无两之怪杰，然固已谓彼死之后，洪水必来，墨民将无噍类矣（此皆吾十年前评爹氏之言，尝见《新民丛报》及《新大陆游记》，非今日于彼败后而始非訾之也。吾友汤觉顿亦尝著一文，述爹氏之政治罪恶，其言尤为详尽，见《国风报》。汤文出版时，墨乱方始起也）。由爹氏之道以长国家，幸而托于共和之名，犹得窃据三十年；易以君主，恐其亡更早矣。中美、南美诸国亦然，历代总统皆以武力为得位之阶梯，故武力相寻无已时。共和不适，固不失为致乱之一原因；若谓此为唯一之原因，吾有以明其不然矣。若葡萄牙改共和后不免于乱，斯固然也。然彼非因乱又何以成共和？前此乱时，其国体非君主耶？谓共和必召乱，而君主即足以致治，天下宁有此论理。波斯非君主国耶？土耳其非君主国耶？俄罗斯非君主国耶？试一翻其近数十年之历史，不乱者能有几稔？彼曾无选举总统之事，而亦如此，则何说也？我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之时，亦曾无选举总统之事，而丧乱惨酷一如墨、美，则又何说也？凡立论者，征引客观之资料，不能专凭主观的爱憎以为去取，果尔者不能欺人，徒自蔽耳。平心论之，无论何种国体皆足以致治，皆足以致乱，治乱之大原，什九恒系于政象，而不系于国体。而国体与国情不相应，则其导乱之机括较多且易，此无可为讳也。故鄙人自始不敢妄倡共和，至今仍不敢迷信共和，与公等有同情也。顾不敢如公等之悍然主张变更国体者，吾数年来怀抱一种不能明言之隐痛深恸，常觉自辛亥壬子之交，铸此一大错，而中国前途之希望，所余已复无几。盖既深感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是用怵惕彷徨，忧伤憔悴，往往独居深念，如发狂易。特以举国人方皆心灰意尽，吾何必更增益此种楚囚之态？故反每作壮语，以相煦沫。然吾力已几于不能自振矣！
吾友徐佛苏当五六年前常为我言，谓：“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吾至今深味其言。欲求所以祓此妖谶者，而殊苦无术也。夫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公等当优能言之矣。吾又谓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者，则又何也？盖君主之为物，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之观念，以保其尊严。此种尊严，自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此国。君主之可贵，其必在此。虽然尊严者不可亵者也，一度亵焉而遂将不复能维持。譬诸范雕土木偶，名之曰神，舁诸宏殿，供诸华龛，群相礼拜，灵应如响；忽有狂生拽倒而践踏之，投诸溷牏，经旬无朕，虽复舁取以重入殿龛，而其灵则已渺矣。自古君主国体之国，其人民之对于君主，恒视为一种神圣，于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拟议，若经一度共和之后，此种观念，遂如断者之不可复续。试观并世之共和国，其不患苦共和者有几？而遂无一国焉能有术以脱共和之轭。就中惟法国共和以后，帝政两见，王政一见，然皆不转瞬而覆也，则由共和复返于君主，其难可想也。我国共和之日，虽曰尚浅乎，然酝酿之则既十余年，实行之亦既四年。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诸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严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当国体骤变之际，与既变之后，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盖尊严而入溷牏之日久矣。今微论规复之不易也，强为规复，欲求畴昔尊严之效，岂可更得？复次，共和后规复君主，以旧王统复活为势最顺，使前清而非有种族嫌疑，则英之查理第二，法之路易第十八，原未尝不可出现于我国，然满洲则非其伦也。若新建之皇统，则非经若干年之艰难缔构，功德在民，其克祈永命者希矣。是故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而欲帝政之出现，惟有二途：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其二，经第二次大乱之后，全国鼎沸，群雄割据，翦灭之余，乃定于一。夫使出于第二途耶，则吾侪何必作此祝祷？果其有此，中国之民，无孑遗矣，而戡定之者，是否为我族类，益不可知，是等于亡而已。独至第一途，则今正以大有为之宜，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岂不在是耶？故以为吾侪国民之在今日，最宜勿生事以重劳总统之忧虑，俾得专精一志，为国家谋大兴革，则吾侪最后最大之目的，庶几有实现之一日。今年何年耶？今日何日耶？大难甫平，喘息未定，强邻胁迫，吞声定盟，水旱疠蝗，灾区遍国，嗷鸿在泽，伏莽在林。在昔哲后，正宜撤悬避殿之时，今独何心，乃有上号劝进之举？夫果未熟而摘之，实伤其根；孕未满而催之，实戕其母。吾畴昔所言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万一以非时之故，而从兹一蹶，则倡论之人，虽九死何以谢天下？愿公等慎思之！
《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息。”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国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
一边是古老的城垣，一边是现代化的铁路。共和的道路坎坷崎岖，不会像铁轨这样笔直。吾言几尽矣，惟更有一二义宜为公等忠告者：公等主张君主国体，其心目中之将来吾主为谁氏，不能不为公等质言之。若欲求诸今大总统以外耶？则今大总统朝甫息肩，中国国家暮即属纩，以公等之明，岂其见不及此？见及此，而犹作此阴谋，宁非有深仇积恨于国家，必绝其命而始快？此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若即欲求诸今大总统耶？今大总统即位宣誓之语，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则中外含生之俦，实共闻之。年来浮议渐兴，而大总统偶有所闻，辄义形于色，谓无论若何敦迫，终不肯以夺志。此凡百僚从容瞻觐者所常习闻，即鄙人固亦历历在耳。而冯华甫上将且为余述其所受诰语，谓已备数椽之室于英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由此以谈，则今大总统之决心可共见也。公等岂其漫无所闻，乃无端而议此非常之举耶？万一事机洊迫，致我大总统愤践其前言，以翔夫寥廓，不知公等何以善其后也？而其不然者，其必公等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私谓大总统居常所谈说，咸非其本意，不过如孔子所云“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吾姑一尝试焉，而知其必不吾诃也。信如是也，则公等将视我大总统为何如人？食言而肥，匹夫贱之！设念及此，则侮辱大总统人格之罪，又岂擢发可数？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
复次，公等曾否读《约法》？曾否读《暂行刑律》？曾否读《结社集会法》？曾否读《报律》？曾否读一年来大总统关于淆乱国体惩儆之各申令？公等又曾否知为国民者应有恪遵宪典法令之义务？乃公然在辇彀之下，号召徒众，煽动革命（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也）。执法者惮其贵近，莫改谁何，而公等乃益白昼横行，无复忌惮，公等所筹将来之治安如何？吾不敢知。而目前之纪纲，则既被公等破坏尽矣。如曰无纪纲而可以为国也，吾复何言。如其否也，则请公等有以语我来。且吾更有愿为公等进一解者，公等之倡此议，其不愿徒托诸空言甚明也，其必且希望所主张者能实见施行。更申言之，则希望其所理想之君主国体，一度建设，则基业永固，传诸无穷也。夫此基业，果遵何道始能永固以传诸无穷？其必自国家机关令出惟行，朝野上下守法如命。今当开国成家伊始，而首假途于犯法之举动以为资，譬诸欲娶妇者，横挑人家闺闼，以遂苟合，曰但求事成，而节操可勿沾沾也，则其既为吾妇之后，又有何词以责其不贞者？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曰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共和，则他日在君主国体之下，又曷为不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君主？使其时复有其他之博士提示别种学说，有其他之团体希图别种活动，不知何以待之？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谋国者而出于此，其不智不亦甚耶！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以不可继者诏示将来，其不祥不亦甚耶！昔干令升作《晋纪总论》，推原司马氏丧乱之由，而叹其创基植本，异于三代。陶渊明之诗亦曰：“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呜呼！吾观今兹之事，而隐忧乃无极也。
（附言）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示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勿已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以生平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如鄙人者，曷为当前此公等第一次主张变更国体时而哓哓取厌？当今日公等第二次主张变更国体时而复哓哓取厌？夫变更政体，则进化的现象也；而变更国体，则革命的现象也。进化之轨道恒续之以进化，而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此征诸学理有然，征诸各国前事亦十九皆然也。是故凡谋国者必惮言革命，而鄙人则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今日反对公等之君主革命论，与前此反对公等之共和革命论，同斯职志也。良以中国今日当元气凋敝汲汲顾影之时，竭力栽之，犹惧不培，并日理之，犹惧不给，岂可复将人才日力耗诸无用之地，日扰扰于无足重轻之国体，而阻滞政体改革之进行？徒阻滞进行，犹可言也。乃使举国人心里皇皇，共疑骇于此种翻云覆雨之局，不知何时焉而始能税驾，则其无形之中斲丧，所损失云何能量？诗曰：“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呜呼！论者其念之哉，其念之哉。
或曰：“革命者，事实之不得已也。天下惟已成之事实为不可抗。吾子畴昔抗之不已，以自取僇辱，今何必复尔尔者？”惟然，吾固知之。然使吾捐弃吾良心之所主张，吾之受性实有所不能。故明知其无益焉，而不能以自已也。屈原志于汨罗，而贾生损年于堕马，问其何以然，恐非惟不能喻于人，抑亦不自喻也。吾昔曾有诗云：“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吾生平之言亦多矣，大抵言之经十年之后，未有不系人怀思者。然非至十年以后，则终无道以获国人之倾听。其为吾之不幸耶？其为国家之不幸耶？呜呼！吾愿自今十年之后，国人毋复思吾今日之言，则国家无疆之休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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