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被彻底整垮了，犯上作乱的长江流域在武力镇压下也闷闷不乐地低下了头。袁世凯的任务因此变得非常单纯，就是要抓住正在到来的大好时机，着手处理最后的难题：使自己成为绝对的最高权威，既是法理上的，也是事实上的。
1914年到了，随着诸多绊脚石被搬走，袁世凯变得愈发专横独断。2月，光绪皇帝的遗孀、两年前以儿皇帝溥仪监护人的身份被骗同意退位的隆裕皇太后，出乎意料地死了。她的死，引发了人们深切的同情，因为和过去的最后联系突然中断了。这一幸运的事件，使袁世凯的位置更加巩固，也让他不由得心中窃喜。他下令，将已故皇太后在紫禁城的大殿里停厝三天，举国志哀，万民同吊。现在，在这位独裁者和他的最高野心之间，只有一个9岁的孩子了。两个最后的难题依然留在那里等待处理：第一，给纯粹的独裁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第二，找更多的钱以统治国家。对于一个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整个政体建构在马基雅维利（1）学说基础之上的人来说，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重要。合法性，仅仅被看作是装点门面的遮羞布，只不过是为了平息外国舆论以防止干涉罢了。而要是没有钱，就连政府征用权的幌子都没法维持。一切事情，的确都取决于找钱的问题。
中国已经没有钱了，至少对于政府来说是没有。尽管有2500万英镑巨额“善后大借款”，但财政混乱依然普遍存在。这笔借款早有安排，更多的是用来清偿国际债务、平衡外国银行的账簿，而不是用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政府。这个国家的每一枚可用的硬币，早在那些多事之秋，就已经被各地的商业行会从中国的各个角落神不知鬼不觉地汇往了上海的那些大商行；为的是得到安全的保管，总数不会少于1亿盎司黄金。这些钱把外国银行的金库塞得满满的，它们在那里很安全，不会被政府征用。各省税捐的征收体系，已经长时间地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袁世凯尽管有军事上的独裁权威，但要想彻底恢复各省的汇款，几无可能。寻找新的贷款于是变得越来越迫切。借助强行在国内发行一定数额的现钞，也许能弄到一些钱，但老百姓也只能勉强糊口，每个人都非常不幸。雪上加霜的是，这年3月，中原地区爆发了可怕的白朗（2）起义，这就需要动员一支新军，再欠上一笔军债。这支军队为围捕叛军而白白忙活了差不多半年时间，无功而返。长期的放纵使得军队的士气变得如此消沉，以至于稍有松懈，这场游击战争就会重燃战火。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其首领重伤身亡，他数量庞大的追随者才纷纷作鸟兽散。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这帮乌合之众扫荡了3个行省，威胁到了亚洲防守最坚固的城市——古都西安；庚子那年，满清朝廷就是逃到这里避难的。
其间，各省都以千篇一律的方式大规模地执行死刑，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残酷镇压起义。在北京，臭名昭著的“军政执法处”连续不断地忙于处决那些被怀疑密谋反对总统的嫌疑人。就连印刷文字也被视为煽动，在汉口，一位不幸的编辑被鞭打致死，原因只不过是说出了长江地区局势的真相。这些暴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决心一有机会就讨还血债。
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昊天不吊，苍生何辜。袁世凯的手头越来越紧，但到了1914年4月底，他已完全掌控了局势，并完成了他的惊人之举——一部崭新的宪法，冠以《中华民国约法》的漂亮名头，正式颁布了。
这份珍贵的文献作为一份管理契约，并不比一封私人信函更具合法性，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原文，在这里，我们只要这样说就足够了：在中国，以前还从来没有纵容过这样的欺骗。这份文献的起草人是美国法律顾问古德诺①博士（此人后来因为充当帝制阴谋的吹鼓手，而赢得不值得羡慕的国际恶名）。它创立了一种他们乐意称为“总统制”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它把所有的权力直接交到了总统的手上，仿照美国的模式设国务卿一人，而将内阁部长削弱到纯粹的“部门长官”。他们接受来自国务院的指令，在实际的政府运作中并没有发言权。行省制度同样也是为地方管理而发明的。革命时期的都督，按照清朝的模式改成了“将军”，各省的控制权完全集中在将军们的手里。同时，前朝所建立的省议会被一概废除。天坛祭拜仪式也被重新建立，还恢复了官方祭孔——这两种仪式都按照帝制标准施行。与此同时，还创立了一种崭新的仪式，就是祭拜两位武神，以劝导武德。根据规定，在祭天仪式中，总统将身着公元前1112年周朝时期的爵袍，这真是一场新奇有趣的共和试验。我们不妨摘录两篇训令，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形。第一篇声称：
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大多数之公意，在安居乐业。改革以后，人民受种种刺激，言之惨然。余日望人民恢复元气，不敢行一扰民之政，而无术以预防暴民，致良民不免受其荼毒，是余引为憾事者也。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
在第二篇训令中，袁世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为祭孔大典的重新制定辩护，并且捎带着指出：对他而言，代议制政府的观念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①古德诺（FrankJohnson Goodnow，1859-1939），美国政治学家，教育家。曾在美国阿默斯特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法国巴黎和德国柏林等地学习。1883-1914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14-1929年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先后教授行政法、历史和政治学，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1913年曾到北京任中国政府的法律顾问，并于1915年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共和制度不适宜中国，为袁世凯的复辟制造舆论。著作有《比较行政法》、《政治与行政》、《美国的市政府》、《美国行政法原则》等。
立国之本在于政治，而政治新旧之递嬗，恒视学说为转移。我国之尊孔子始于汉武帝，摈黜百氏，表章六经，自是学说遂统于一尊。顾孔学博大，与世推移，以正君臣为小康，以天下为公为大同。其后历代人主专取其小康学派，巩固君权，传疏诸家，变本加厉，而专制之威，能使举世学者不敢出其范围。近自国体改革，缔造共和，或谓孔子言制大一统而辨等威，疑其说与今之平等自由不合，浅妄者流至悍然倡为废祀之说。此不独无以识孔学之精微，即于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当也。孔子生贵族专制时代，悯大道之不行，哀斯民之昏垫，乃退而祖述尧舜，删修六经、春秋，据乱之后为升平、太平之世。礼于小康之上，进以大同、共和之义，此其导源。远如颜、曾、思、孟，近如顾、黄、王诸儒，多能发明宗旨，择精语详，大义微言，久而益著，酝酿郁积，遂有今日民主之局。天生孔于为万世师表，既结皇煌帝谛之终，亦开选贤与能之始，所谓反之人心而安，放之四海而准者。本大总统证以数千年之历史、中外学者之论说，盖灼然有以知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也。惟民国以人民为主体，非任其自由信仰，不足以证心理之同前。经国务院通电各省，征集多数国民祀孔意见，现在尚未复齐。兹据尹昌衡电称：请令全国学校仍行释奠之礼等语。所见极为正大，应俟各省一律议复到京，即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值此（）邪充塞，法守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斯，国何以立。本大总统维持人道，夙夜兢兢，每于古今治乱之源，政学会通之故，反复研求，务得真理，以为国家强弱、存食所系，惟此礼义廉耻之防。欲遏横流，在循正轨。总期宗仰时圣，道不虚行，以正人心，以立民极，于以祈国命于无疆，巩共和于不敝，凡我国民同有责焉。
祭孔这出闹剧，演得倒有板有眼。随着《中华民国约法》的正式颁布，局势变得极其诡异。虽说就连黄口小儿也知道，修订宪法的权力只授给了国会，而如今正在进行的权力再分配却完全不合法，因为袁世凯作为权力的执行者能够为所欲为。而此时此刻，“自由欧洲”正处于战争的前夜，这场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为捍卫权利而反对那种罪恶权力、反动势力和普鲁士主义的最为残酷的战争，在中国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民国约法》漏洞百出的几个章节中，不但国家的统治被重新安排得完全适合于纯粹的“口含天宪”，而且现行国会也被永久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立法院”。所谓的立法院，从它的组成来看，只不过是一个吵吵嚷嚷的社交集会，不会比德国一个二流州府的地方议会更有价值。这期间，甚至直到最后的时刻，都没有让立法院开会的打算。参议院只是作为一个民意机构召集的，被挑选出来的参议员们还要起草另一份宪法，它将成为最终的宪法。这年（1914）的晚些时候，袁世凯采取了几项不同寻常的措施，为的是确保独裁职位的继承将留在自己的手里。12月29日，一套精心设计的仪式出炉了，并冠以《总统选举法》的名头正式发布。依据这套仪式，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3人，姓名预先书写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藏之金匮石室。这个金匣子只有当现任总统任期届满或不能视事的时候才能打开。关于任期的条款，被公然改为10年一届。通过傀儡参议院发明的这一宝贝工具，使得总统职位的无限期连任成为可能。万一要冷不防地举行一次选举，将从立法院挑出50人，再从参议院挑出50人，组成所谓的“选举团”，而总统候选人将包括现任总统（如果他想继续干的话）和3位姓名被封存于金匮石室的宝匣之内的候选人。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这套把戏出自哪位高人之手，但有一点是知道的：至少，不是那位美国顾问的杰作。
昔日禁宫早已物是人非，共和的道路却依然漫长。然而，他的责任却并不小。据古德诺博士讲，整套方案的基调，乃是“集权”。这个鹦鹉学舌式的术语，比以往传到中国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概念更能迷惑人，它除了在战争时期作为一种必要的手段之外，在现代政治学中毫无立足之地。不过这玩意儿正对袁世凯的胃口。虽然作为总统，在职务上他是海、陆军总司令，但他如今把这个职位变成了一个设在紫禁城内、由自己直接控制的特殊机构。这个新独裁政权的旗子一直飘扬在总统官邸的上空。与此同时，许多政府部门都被集中置于他手下各位武将的直接控制之下。其间，为了安抚地方将领，还在北京设立了所谓的“将军府”，所有被弄到将军府的人，都是那些他希望削弱其大权的人。他们在这里领着丰厚的薪水，无所事事地打发漫长的时光，讨论那些他们从未亲历过的战斗，暗地里彼此算计对方。地方征募的兵员被逐步遣散，虽然他们当中有许多流氓恶棍，但据说却拥有种种“武德”。对于一个“好政府”来说，把武器留在这些人的手里实在是公开的威胁，这一点，甚至成了赞同实施严厉的警察统治的有力论据。这位独裁者的性格中潜藏的虚伪和软弱，在下面的事实中暴露无遗：他从不敢触动恶棍将军张勋的部队。此公已经捣乱多年，二次革命期间占领南京的时候，他的部队在大街上残杀了一些日本平民，险些把中国拖入了与日本的战争。张勋的人马非但没有被遣散，反而以长江巡阅使的职位（老袁给他这顶帽子，是对他拒绝上南方叛军贼船的奖赏）需要更大的兵力为借口，将自己的军队扩充了3万人。而袁世凯，虽说多少有些怕张勋，但他发现，作为对各省将军的一种制衡力量，此人在各个不同的时期还颇能派上用场。无论如何，他还不是那种不惜冒一切风险也要加以制服的人。张勋和他的人马被安置到了浦口铁路沿线的战略位置。这样一来，一旦长江流域有风吹草动，就可以在片刻之间把他派到那里去。
如今，袁世凯将他的大网撒向了每一个地方。他甚至在美国各地雇用有身份的新闻代言人，为的是让美国的舆论站在他这一边，希望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调动他们，协助自己反对不共戴天的死对头——日本。
问题以一种无计可施、犹疑不决的方式缓慢地向前发展。看不出中国已经发生巨变，也看不出流氓统治有什么不可能，北京的外国使馆都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任由袁世凯对自己的百姓为所欲为。一大帮外国顾问，也只不过被当做一块装点门面的招牌。虽说他们无所事事，但作用还是有的，让他们在使馆和总统府之间来回奔走，让列强都认为他们的影响正越来越重要。有一点很清楚，在袁世凯看来，各国使馆在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各省首府在国内政治中所扮演的，多半是一样的：只要你让他们恪守中立，主要的问题（专制权力的巩固）就会按照自己的希望不断推进。
然而，钞票依然严重匮乏。一笔新的2500万英镑借款，不可避免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仅仅是1914年的累计亏空，就高达3800万英镑。然而，尽管这种财政匮乏令人懊恼，但中国的资源足以让它一天天地勉强维持下去。进步，多少还是有一些，修建铁路的特许权被慷慨地给了外国的公司。这一政策，一直得到孙逸仙博士的大力推动，他曾大声疾呼必须建立更好的交通系统。当时，他在上海主政国家铁路署，不过时间很短。当1913年北京发现他在秘密订购快速火炮的时候，就将他解职了。某些问题的确令人烦恼，而且无法解决，比如西藏问题，对此英国的态度非常坚决。还有内蒙古连续不断的叛乱，这一地区如此靠近北京，因此有必要在这里集结军队。但是总的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西方列强，还是中国人自己，面对已经不可收拾的严峻局势，都越来越麻木不仁。
然而有一个例外，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日本。这个国家从未放松过对复杂问题的关注，在别人漠不关心、懒于过问的地方，它一直保持着警惕，保持着活跃。日本眼下在静待时机。等到有可能大胆出手的时候，它知道：时机差不多到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很久之前，日本就在中国广泛地开展秘密活动，欧战的爆发，给了它渴望已久的天赐良机。面对这只看来差不多已经成熟的梨子，它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最后在树上烂掉。
（1）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理论家，其著作《君主论》（1513）阐述了一个意志坚定的统治者，应该如何不顾道德观念的约束获得并维护其权力。
（2）白朗（1873-1914），又名六儿，字明心，河南宝丰县农民，性豪爽，好交游。1911年，被天灾人祸逼得走投无路的白朗揭竿起义，1914年战死。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