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那场革命，最终以1912年2月12日满清王朝的退位而收场。人们为革命的大功告成而欢呼喝彩，然而其真实面目却大为不同。随着中华民国的宣告成立，在人们的想像里，专制统治的阴影似乎真的已经风流云散。然而，传统却依然活着，它足以让实质上的帝制机器，把那些名义上的胜利者打得落花流水。
打从1644年满洲人从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手中攫取了皇帝宝座以来，排满运动就由来已久。各种企图终结清朝统治的密谋，从来就没有消停过，然而历史学家们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总是装聋作哑。他们的沉默，一方面要归因于缺乏真实可靠的档案材料，另一方面，在一个谣言盛行的国度，要想凿实最简单的真相，亦殊非易事。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大名鼎鼎的“哥老会”（一个总部设在偏远省份四川的秘密组织），其起源便可以追溯到明代的遗民。这些人，打从他们被赶出北京城的那天起，就一直在开展拼死一搏的游击战争。到最后，来日收复河山的希望彻底破灭，绝望中，他们开始使出下三滥的手段：暗杀，破坏，惟恐天下不乱。至少，我们明确地知道一件事情：19世纪初叶，一个秘密组织曾密谋在北京城的大街上刺杀嘉庆皇帝。这一事件，导致这位皇帝突然放弃了微服私访的习惯。这一习惯的始作俑者，乃是从前的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他们一直乐此不疲，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外族主子的个人忠诚。
打那以后，一个多世纪以来，就再也没有哪位皇上胆敢从紫禁城那凶险的高墙后面走出来了。除了每年像冬至祭天那样的简短仪式，以及两次“逃跑”：第一次是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朝廷惊惶失措地跑到热河行宫避难；第二次是在1900年，随着义和团泡沫的破灭，八国联军的不请自来，皇上一大家子被迫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远走西安。
这样的囚禁，其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了。满洲人的统治，曾经以刀马弓箭蜚声四海，如今迅速地变得如此衰弱，以至于皇上们都成了纯粹的“甩手掌柜”，任由大臣摆布。因此，19世纪的历史，在逻辑上完全可以称为“递衰”的历史。不但洋鬼子明目张胆地擂响帝国的大门，强行要求进入，国内的谋反叛乱也是层出不穷，遍地开花。撇开那些小打小闹不说，这一时期有两场大规模的穆斯林叛乱，还有翻天覆地的太平天国运动也迅速崛起。据估算，其间惨遭涂炭的生灵，达1亿之众。泱泱帝国，被两败俱伤的内战弄得支离破碎，乖乖地向洋人拱手交出了许多基本特权，等到接受了所谓的“治外法权”，那条通向最终垮台的道路，也就终于铺平了。
在紫禁城那凶险的高墙后面，皇帝事实上也成了身不由己的人质。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如何能让专制主义苟延残喘呢？答案是如此奇特，我们不得不在此坦率而详尽地直言以告。
简单的事实是：除了在紧接着每次外族征服之后的那段时期之外（比如13世纪的蒙古和17世纪的满洲），中国不但从未有过任何堪称专制主义的东西，而且，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除了最轻微低效的税收和聊胜于无的治安维持，除了民间自发或他们要求官方提供的所谓“互保”，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管制。任何人如果对这些陈述有所怀疑，那他肯定对某些事实一无所知。这些事实，乃是中国族群体系的构成基础和最高形态，必须透过这个国家的乡村生活对之进行富有耐心的研究，方能给予恰当的评价。坦率地说，专制主义是一个从忽必烈时代流传下来的神话，那时候，他是那么骄傲地建造了他的“汗八里”（也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Cambaluc，北京城的前身），并在里面塞满自己的军队（他们像冬天的积雪一样消失得那么迅速）。从那时直到现在，一套精心设计的繁文缛节，一套精心设计的虚伪策略，给“圣旨”赋予了一种他们从未真正拥有过的最高权威。君权在19世纪的消解，使得那位依然生活在皇城之内的“圣上”成为一个传说。传说中，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奇迹是不可能的，百姓和官员都对他诚惶诚恐、俯首帖耳。
实际上，皇帝这个职位，从来就只是一个政治宗教概念，为了群体的利益而转化为社会经济法令。这些法令，以一种被称为“上谕”的定期说教的形式颁布天下，它们是政府的例行仪式。其效用，与其说是强制命令，不如说是指导教育。根据设计，它们宣扬并承续了这样一种国家理论：皇帝，乃是国家的最高领袖，他恪守“盛世”的道德原则。这个盛世，乃是自孔孟以降，所有圣哲先贤都曾反复念叨过的2500年前的那个繁荣时期。那时候，人民安乐，国家强盛。
因此，皇帝的职位，乃是天上的，而非人间的，是劝戒，而非武力，是用诸日常生活中的最为有力的论据。令人惊奇（确切地说，是令洋人惊奇）的回答，是由伟大的康熙皇帝在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和多明我会传教士之间展开的那场大论战中所作出的。这个回答，使得中国成为罗马天主教国家的希望彻底化为泡影，同时也遭到了罗马教皇的拒绝。皇帝的回答是：祖先崇拜的传统习惯，是政治的，而非宗教的，它绝对正确。君权之下的中国，政治只是一种通过反复灌输“对祖先的服从”而得以行使的国家控制系统。16世纪末叶，满洲人还只是偏居中国东北的小小侯国，为登上帝王宝座而拼命攻打中国的长城。从那时开始，他们就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既接纳达赖喇嘛，也接纳西藏和蒙古那些地位更低的宗教头领。这种努力最后证明了：拥有尊贵，不同于纯粹的拥有皇位，它需要给那种以尚武精神开创的统治以稳固性。除非以某种方式赋予这种统治以“道德”名目，否则，它就像蒙古人的统治一样，只需一次宫廷政变，就足以让它土崩瓦解。
即使是在进入北京城之后，满洲人也并不像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完全是靠军事上的征服。纵然加上他们的蒙古和汉人助手，满洲也是一个太小的少数民族，除了打败明朝的军队，他们无法做到更多，也不可能让中国的主要城市俯首帖耳。对于研究他们的管理方法的学者来说，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当他们统治中国的时候，他们只能和汉人一起管理。这种有效的制度，一直是一种双重控制。它始于中央的军机处和六部，继而延伸到各省首府，然而在巨大的乡镇序列中却戛然而止，在那些地方，有史以来的自治状态依然故我，实际上并没有被触及。精心设计的科举制度，连同保留给成功士子的官方殊荣，也被满清王朝所采用。如此一来，不仅安抚了汉人社会，也供养了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的利益与维护新主子的统治休戚相关。因此，一直以来就作为晋身之阶的文学，不仅成了一种统治工具，而且实际上也成了外族统治的辩护士。考虑到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再加上有一套精心设计的协议条款以保护他们的女眷不会被侵略者的后宫所征用，那么，在经历了明代末年那种使国家支离破碎的可怕混乱之后，大批的汉人都欢迎一个更稳固的政权，也就无足为怪了。
1860年以后，国门大开，进入中国的洋鬼子渐渐多了起来。甲午战后，洋务大兴，西学也渐成显学，连皇上也请起了洋师傅。图为溥仪夫妇和他的洋老师。随着1860年北京城的陷落和《天津条约》的批准，洋人纷纷涌入中国，正是他们，对清朝专制主义的错误观念在世界各地的风行居功甚伟，在这项工作中，那些满脑子欧洲专制主义传统的西方外交官，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他们赋予皇帝以某种权威，而这种权威，事实上他们从未真正拥有过，除非是为了某些仪式方面的目的。或许主要是因为朝廷远离人们的视线之外，因为它在对外交往中的极端傲慢，才将一种“至高无上”的概念传布四方，引起人们充满敬畏的联想。汉族的官员们很快就发现，要想在无法抵抗的高压之下保护自己，最简便易行的手段，就是躲在君主那冠冕堂皇的名头后面寻求庇护。他们尽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且做得如此成功，以至于在1900年之前，欧洲人普遍相信：在中国，没有别的统治形式比君主专制更能深入人心。等到他们发现，所谓“圣旨”，只是在表面上享有专制君主的最高权威的时候，西方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把某些他们完全没能从中国文化消极方面予以分析的东西，解释得最符合自己的冒险精神。说来也巧，虽然自从“皇权神圣、绝对正确”的理论被治外法权摧毁殆尽的那一刻起，中国政府就完全成了“无政府”。然而，由于遥不可及的距离所提供的伪装，使得那种将国家怀疑主义转化为统治的积极因素的神奇力量，勉强支撑着政府继续运行。
要想充分解释中国的“距离哲学”，以及它在历史上的深长意味，恐怕需要整本的专著来进行讨论。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只需指出它的几个基本要点也就足够了。古老的中国人民在他们辽阔广袤的土地上虎踞龙盘，不屑于那种在他们看来完全超乎自然的力量游戏（亦即：蒸汽机、电报、装甲战船以及诸如此类），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可能受到侵扰。他们我行我素，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在他们看来，穿越辽阔无际、无路可通的空间发动袭击，纯粹是劳民伤财。而等到他们成为别人瞄准的目标时，在军事力量上，他们也就成了纯粹的笑柄。而且，也正是由于他们如此不堪一击，从而为现实的妥协铺平了道路。他们擅长现代外科医生所采用的那种技艺：尽可能地让伤口自我愈合。他们相信：时间和自然的力量，最终能解决政治上的纷争，对于这样的纷争，西方国家总是遵照决然不同的原则大胆出击。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这些观点并不错。从北京城到长江流域（这是中国的心脏地带），有800英里，远远超过从巴黎到柏林的距离。从北京到广州是1400英里，道路崎岖难行。由长江溯流而上，到云南是2000英里，这段距离，比拿破仑曾经进行过的最远的行军还要远。当人们说到“边疆领土”（蒙古、西藏、突厥斯坦）的时候，英里数就不再是数以百计，而必须换成数以千计了。再加上地势险要，怕是连罗马那些心高气傲的将军们，也要为之气馁。
如今的中国人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距离是最重要的事情，它是政府的出发点，也是政府的目的地。发端于明代的总督制，被满洲人当作一种稳固可靠、妙不可言的统治法则而继承了下来，到后来已臻于完善。在这一制度中，我们看到的是那种消除了巨大障碍的制度安排。每一种权力都由皇上委派，以完全而广泛的方式统治地方，无远弗届。每几个行省统一在一位总督的治下，每件事情（除了名称）都像联邦各州一样独立，对它们的要求也只是征税，而在其他方面则全然不管。因此，那根将各省同中央政府绑在一起的链条，归根到底还是财政，而且只是财政。这一制度在1911年的崩溃，其原因，正是由于财政改革（他们低估了以蒸汽机为象征的新生力量），像军事改革一样，都实施得太迟了，而且方式也是错误的，因此，非但没有巩固反而极大削弱了君主的权威。
依据改革计划（在拳乱已定、两宫回銮之后，这一计划颇受欢迎），总督确立了一项最要命的特权，就是控制所辖行省的钱包。他们大量从各省征税，然后转交给直接对北京户部负责的“财政专员”。这个部门一直在努力用欧洲那种直接征收每个便士（这将显示在“年度预算”中）的税收系统，来取代松散随意的“纳捐”系统。毫无疑问，假如时间允许，假如能得到欧洲的大力帮助，这项变革最终会大功告成。然而恰恰是因为时间不够，使得满清王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样的代价，总是因为那些办事拖沓之辈而不断地付出。古老的理论已经被公然抛弃，如今需要的只是这样的希望：国会将彻底摧毁“天子”的尊贵，让总督们在造反者的手里成为纯粹的人质。1911年革命发生后，短短的几周时间，就足以导致各省回到几百年前的状态。那时候，他们被彻底解放，各自为政。而且，他们一旦品尝到了这次新的独立所带来的喜悦，指望他们重新“北面称臣”，几无可能。
在这里，要想清楚地揭示中国地方主义的确切意义，则需要另费一番口舌。
每一行省最初创立的是各地区的主要城市，这样的城市，必须用城墙围起来，以作为储藏所有增量的仓库。对领土的贪婪增加了他们的财富，也招来了对他们的权力的嫉妒。古往今来，这些行省的首府，没有一块石头不是在致力于从每一个可能的方向扩张它们的势力，将尽可能多的领土置于它们的经济控制之下。这一事实，被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度量衡系统所证实。这样的系统，正是为阻碍经济交流而故意设置的。河流、山脉、气候和土壤，无疑在治理上助长了这种扩张，不过，商业和财政上的贪得无厌，才是主要的推动力。这当中，我们有一个颇为有趣而又无可置疑的生动例证，那就是：东北三省（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之间，至今仍在为攫取内蒙古东部那些处女地的主要份额而争得不可开交；那里有绵延起伏的大草原作为它的“辽阔边疆”。奉天省因为拥有最强大的省会沈阳，因而能极大地蚕食蒙古草原，以至于到今天它的管辖区域已经把吉林的整个西翼给围起来了。就像一只吞火怪兽，从而有效地阻止了后者控制那些在地理上属于它的领土。以同样的方式，山西的大片领土也被首善之区直隶所蚕食。虽然各省的边界在过去就曾经做过粗略的调整，但从总体上讲，我们上面所提出的这些，一直是决定各行政区域面积的主导因素。
如今，在许多殖民活动由来已久的行省中，那种由于距离遥远和通讯落后所带来的地方主义，因种族融合而变本加厉。广东省的大部分居民是一些汉人冒险家，他们从长江流域出发，沿海岸航行至此，然后与安南人及更古老的土著种族通婚。他们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格，与北方人的性格特点水火不容。福建省不但一样的族群庞杂，而且所说的方言实际上是一种外语。诸如长江以北和西部地区，也演绎着同样的故事，具有最高政治意义的气质差异，显然无处不在，并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吵和嫉妒。这种地方主义在政治上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多数行省的眼里，中央政府简直差不多就是一个外国政府。单一货币成了联合的纽带，除非牵扯到税收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北京就像火星一样遥远。
铁路修到了皇城根下，古老的帝国早已面目全非。正如我们如今能够清楚地看到的那样，50年前（正是太平军起义爆发的时候），作为军事中心的国家首都，其古老的权威和魔力已经化为乌有。虽然在古代，装备着弓箭和长矛的英雄能够像龙卷风一样横扫大地，荡平一切（除了筑有高墙的城市）。但是在19世纪，这样的手段已经毫无用武之地。蒙古和满洲，也已经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勇士储备库；更近一些的周边地区也已经商业化了，而外围地区则沦为人烟稀少的游牧之地。在太平天国垮台之后，政府也已经被消耗得油尽灯枯，只能在省与省、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中寻找平衡，希望借助某些手段，以便能够恢复它从前的威望和部分财富。北京的官僚们取出包含各省捐纳清单的总账簿，彻底修订了每一页账单，重新分配了每一份税负，以确保能用这样的方式不断榨取税捐。新的税种“厘金”（有点像英国的所得税），最初纯粹是“战争税”，它死死扼住省际贸易的咽喉，并利用壁垒粗暴地控制它。人们突然发现，这也是让满洲人感觉到主权受到威胁的一种新的、极好的方法。虽然这套系统明显是把双刃剑，但它首要的刀口是皇帝控制的那一刃，这就是为什么太平天国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能保持相对平静的主要原因。
时间也带来了另一项重要的发展（其重要意义后来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对于北京来说，有一点是完全不可能的（除非有杰出的天才人物出现），那就是：它不仅要预见到如今政府的根基完全成了经济控制，而且要预见到正是在这种控制失效的那一刻，中央政府就彻头彻尾地不再是什么政府了。现代商业主义，以通商口岸为媒介，开始不断侵袭中国，这是一股最终无法抗拒的力量。
门已经打开，路却不知在何方。星移斗转，悄然流失的每一年，都在不断强化这样一个事实：现代的社会环境，已经使得北京与真正的权力中心渐行渐远——除天津以外的所有经济中心，全都位于800至1500英里之外。正是在这些经济中心，逐步发展出了革命思想。这种思想，与古老的中国社会慢慢建立起来的、像蒙古和满洲这样的外族王朝从未触动过的社会经济原则背道而驰。后太平天国时期的政府，依然幻想着通过加重人民的负担、通过加紧税收控制（而不是通过真正创造性的劳动），他们能够自我复兴。
要想以无可辩驳的方式确立这样一个论题（这是部分政治学者长期以来所调查质询的一个题目），那将要花费很大的篇幅，也会使读者的宽容之心感到疲倦。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在信用合作的体系之上所组织起来的社会。它调整得如此精密，以至于除了微不足道的日常购买之外，金钱（无论是货币还是信用）并不被人们所渴求。任何一个为解决贸易平衡而大胆抓住金融组织以确保省际间银流通的系统，都必定是有效的，只要这些金融组织能保持稳定。
最著名的一些金融组织（这是一个被统称为“晋商”的庞大团体），算得上是政府银行家，他们不仅担保着所有汇往北京的公积金，而且还通过一种复杂的票据系统控制着大清帝国几乎每一位公职人员的津贴。一位处于这套已臻成熟的系统之下的政府官员，刚一走马上任，立刻就会成为这些慷慨商号的一名秘密职员。他们以雇主的名义预付该职位所需的全额报酬，然后，随着税收的流入，预付款得以一点一点地偿还，平衡得以重新建立。因此，在地方的金钱利益和官僚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隐秘而又影响深远的联系。管理中国的实际工作，也就是平衡税收账簿和地方银行家的账目。就连“铸币厂”（在这里，银锭按照各省的习惯被铸造），也是官员和商人的共同事业。交易无所不在。只有当饥荒和叛乱造成这一机器严重损毁的时候，才会动用不同于金钱的其他力量介入。
这些惯例绝无例外，就其效用而言，古老的中华帝国也不过是在步罗马帝国的后尘而已。公元前，罗马人通过在地中海盆地及北欧野蛮部落的军事与商业扩张而建立起来的那个庞大政权，在极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意大利那些金融家和税收员的天才。因此，中国的现象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货币的缺乏和地方标准的种类繁多，使得这些方法的使用具有了经济上的必要性。这一系统，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坏，它的致命性，就在于它的僵硬，在于它的缺乏适应性，在于它面对从不了解的外部竞争时所不断显露出来的弱点。这样的外部竞争，对手注定要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并最终让那种远古遗风走向崩溃。
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吹响了第一声毁灭的号角。这一点，应该已经被人们注意到了。1894年，因为需要弄到一大笔战争经费，而国内的银行家们则赶忙捂紧口袋，宣称自己完全无能为力，情急之下，一笔巨额外国借款合同签订了。很少有人关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到底在哪儿。丝毫也不用怀疑，正是在1894年，满洲人写下了那篇1912年才正式宣布的退位诏书的第一个句子：他们开始给自己套上了财政的枷锁。在这样的枷锁之下，中国至今困顿潦倒。为了结束损失惨重的对日战争，在短短40个月之内，外债总额累计高达近5500万英镑。这笔债务，总数几乎相当于这个国家3年“看得见的”财政收入（换句话说，也就是北京实际到手的收入），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这是一笔黄金债务，没有哪个中国人完全懂得它那些五花八门的操作。它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也带来了特殊的政治后果。因为这笔贷款实际上是拿“权力”作担保的。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然的“政变”，所有外国人都心知肚明，因为它锻造了外部的链条。
巨额的外债，使偌大的中国不堪重负。其“内部的”意义甚至比外部的更大。这笔贷款，是以北京最重要的“直接”收入——关税——作担保的，它牵涉到正在萌发的新经济生命最为生死攸关的职能：蒸汽船所承载的沿海、沿江贸易，以及单纯对外贸易。这一生死攸关的职能，因此打上了越来越鲜明的外国标记。在任何直接的意义上，它也就不再依赖于北京的保护。这种将财政收入抵押给外国人的、为期数十年的担保契约，是对国家支配权的一种明显约束，实际上相当于对国家主权的部分取消。
这一点，当时的民众认识得并不是很透彻，如今已经确凿无疑了。正如公元前在意大利爆发的那些大规模无产者起义是罗马政治腐败所带来的贫困和道德失范的必然结果一样，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也只不过是一场社会经济灾难，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奄奄一息的清王朝，终于在公开的绝望之中，将反抗的怒火疯狂地引向了外国人——更确切地说，是引向了那些掌握了他们的真正主权命脉的人。这一行动非但没有挽救其存亡，相反，大清王朝以此在它的死亡通知书上写下了又一个判句。许多年来，清王朝在经济上几乎破产，庚子赔款是最后的致命一击。由于超过双倍的外债负担，由于把赔款结算按月直接交到外国银行家手里（在上海支付），北京政府早在15年前就已经沦为一个只有30天限期的政府，任何能够将债务拖延几个月的事件都会让它俯首帖耳、任由摆布。谁也无法否认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它或许是亚洲历史上金钱限制力的最为生动的说明。
然而，现象是复杂的，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了解它的运作方式。对于一种没有任何公式可以完全套用的局面而言，商业上的好奇心只会有助于加重它的困境，要找到与此类似的情形，我们不得不回到欧洲的中世纪。当时，像汉萨同盟（1）那样一些“自由市”，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广阔的江河流域和海岸线上。治外法权，通过在中国创设所谓的“通商口岸”，从而成了破坏本地经济的最有力的武器。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是创造强有力的、新的反利益平衡的媒介。尽管日益庞大的洋人群体（他们受本国法律的保护），在国际贸易的特殊保护之下，逐步建立起了一座新的宏伟大厦，并使得茅舍似的中国经济也显得光彩夺目，但新兴的中国商人阶级，一直在手脚麻利地利用这些挣钱机器。他们不仅在这座新大厦中为自己找到了庇护之所，而且还身手矫健、心甘情愿地为它添砖加瓦。简言之，从事商业活动的中国人，以及他们的主要利益，都已经与“通商口岸”融为一体。他们不断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到了那边，在他们绝对信赖的外国旗子的保护下，从事巨额的地产投资。这个国家的利益集团本能地认识到：本国的制度体系已经在劫难逃，随着厄运的到来，这里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利益集团，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将钱存入世界各地，以确保自己能够逃过此劫。
庚子之变，是对大清王朝最后的致命一击。图为八国联军在紫禁城。这一切，其政治上的威力，最终在1911年变得一目了然。我们在一开始的命题中所讲到的问题，如今将会一清二楚。中国革命，是反对北京制度（因为它是一个糟糕、低效而倒退的制度）的一次情绪爆发，其程度丝毫不亚于反对满族人，尽管他们已经完全采用了汉人的手段，而且也已经不再是外国人了，就像英国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一样。1911年的革命，其意义和价值（其所获得的授权也一样）并非来自于它所宣称的那些东西，而是来自它所支持的那些东西。历史地看，1911年是1900年的直系后裔，后者也是经济崩溃的产物。这次崩溃以巨额的对日战争外债而著称。当时，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暴露出了北京主权（亦即过去的军事力量）唯一存在的理由也已经消失殆尽，从而使得借款成为必然。因此，这个故事一清二楚、脉络分明，在结果上如此合乎逻辑，以至于它的终局使人联想到：那不可避免的厄运正在逐渐展开。
革命期间，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很快就显露出来了，这就是钱，而且仅仅只是钱。最初一个月的月末，政府就感觉到了捉襟见肘的困窘。各省的汇款终止了，庚子赔款的月度定额尚未支付，外国禁运又阻塞了关税的收入。由袁世凯（当时的直隶总督）所招募、训练的军队，一直以来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南方军压根就不是自己的对手，这倒是真的，但这样的客观形势并没有什么意义。事实证明，那些军队正在为之战斗的东西（也就是北京的制度，以及大清王朝），已经决定了它注定失败的命运。战斗，越来越演变成了“金钱战”。正是外国的钞票，导致了第一次休战，也导致了所谓的“共和政府”从南京迁到了北京。严格说来，每一阶段的和解，都是通过现金达成的。
假如存在这样的手段：能够迅速补充中国的财政而无需动用欧洲证券市场的资源（当涉及遥远地区的时候，这一市场行为受半官方控制），共和国也许能活得更好一些。但是，通过外国人的耳提面命，它几乎立刻就被置于一种警察控制之下。这种警察控制，虽然名义上源自西方的观念，但它的设计，主要还是用来恢复已经丧失殆尽的权威。所谓的共和，仅仅是一个依稀残存的梦想。而整个世界都在教导人们相信：在制度设计接近于北京长期形成的专制主义之前，那里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他们很有耐心地等待人们猛然的醒悟，伴随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的政变一起到来。由此，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双重吊诡：一方面，中国人民都在按照中国人的方式和弱点笨拙地努力西化；另一方面，西方的官员和政府却又都在努力用中国人的方式看待问题，从而使混乱变得益发不可收拾。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可避免的是：过去6年的历史，将是一出情节缓慢的悲剧的历史，几乎每一页都写满了那个被推举为权力执行者的名字，此人，便是袁世凯。
（1）汉萨同盟，中世纪德国北部一些自由市所结成的经济和防卫联盟。传统上，它可以追溯到1241年吕贝和汉堡签订防卫联盟的时候，公元14世纪，其力量到达顶峰。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