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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其他古代著作的考订
儒家之"经"，除了《易》以外，还有《诗》、《书》、《春秋》等。
叶适对孔丘删《诗》、定《书》、作《春秋》都有怀疑。他说：旧传（孔丘）删《诗》，定《书》，作《春秋》，余以诸书考详，始明其不然。
（卷四十九）下面分别说明。
（一）"《诗》《书》不因孔子而后删"
叶适对"《书》为孔氏之书，《序》亦孔子作"之说，提出了异议。这个说法出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而班固是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则根据孔安国。但"安国无先世的传，止据前后浮称"（卷五）。班固引"洛出《书》"是"字文为书"，叶适认为此说"已甚陋"；孔安国则说孔丘"讨论《坟》、《典》"，"芟夷烦乱，翦截浮辞"，按照这个说法，"则是孔子并大训亦去取也，岂有是哉！"（同上）叶适认为：文字章，义理著，自《典》、《谟》始。此古圣贤所择以为法言，??孔氏得之，知其为统纪之宗，致道成德之要者也，何所不足而加损于其间，以为孔氏之书欤？（同上）因此，《尚书》百篇，并非出于孔丘之手，说经他删剪取舍，是不实之词。叶适还认为，《书序》也是"由旧史所述"，"非孔子作也"。其根据是《序》中"明记当时之事"，如"升自"、"放太甲"、"杀受"等，"皆其《书》所无有"，孔子怎么会"断然录之"呢？叶适认为，春秋以后，许多文化典籍都收集在孔丘手中，"不因孔氏而获见《书》之全者寡矣"，何况后世古文《尚书》是从孔宅的墙壁中发现的。因此，"其尽归之孔氏，不足怪也"。但是，这终究是不符合事实的。
至于迹上古已定不刊之训，推孔氏有述无作之心，则盖有不然者。后有君子，当更考详。（卷五）
孔丘删《诗》之说，《史记》说得很具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国也说孔子"删《诗》为三百篇"。叶适对此十分怀疑，他说："疑不待孔子而后删十取一也"（卷六）。他怀疑此说的根据有三：第一，以《春秋左氏传》为证。"按《诗》，周及诸侯用为乐章，今载于《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诗，殊少矣"（同上）。既然是十取其一，那么十分之九的大量逸诗在哪里呢？第二，以《论语》为证："《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删者言之也。"（同上）第三，以周代"以诗为教"为证。
周以《诗》为教，置学立师，比辑义类，以本朝廷，况《颂》者乃其宗庙之乐乎！诸侯之风，上及京师，列于学官，其所去取，亦皆当时朝廷之意，??孔子生远数百年后，无位于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诗》，删落高下十不存一为皆出其手，岂非学者随声承误，失于考订而然乎？（同上）
这就是说，周代以《诗》为教，即便对《诗》有所取舍，也是朝廷的事，不会由几百年后又在周王朝不任任何职务的孔丘来把作为"一代之教"的《诗》删得十不存一。那么，孔丘所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又作何理解呢？叶适解释说，当时距周王朝东迁已二百余年，王室更加衰微，诸侯日益强横，战乱频繁，鲁、卫诸国往往变坏，文物残缺，管理文化典籍的史祝之官沦溃散亡。在这种情况下，《诗》、《书》残乱，礼乐崩逸，孔子于时力足以正之，使复其旧而已，非谓尽取旧闻纷更之也。后世赖孔子一时是正之力得以垂于无穷，而谓凡孔子以前者皆其所去取，盖失之矣。故曰《诗》、《书》不因孔子而后删。（同上）这就是说，孔丘只是整理而不是删《诗》、《书》。整理当然有利于后世，其功不可磨灭，但是不应对这个"失于考订"的删《诗》《书》说，盲目相信，"随声承误"。
（二）"孔子之于《春秋》，盖修而不作"
"孔子作《春秋》"说，始于孟轲。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膝文公下》）
至汉司马迁作《史记》沿袭此说，有"因史记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孔子世家》）之说。宋代道学家亦深信不疑。胡安国说："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朱熹说："愚谓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则致治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六）叶适认为，"孟子去孔子才百余岁，见闻未远，固学者所取信而不疑也。"（卷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他说：孟子言《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所作以代天子诛赏，??今以《春秋》未作以前诸书考详，乃有不然者。（同上）
叶适从两个方面批评了盂轲"孔子作《春秋》"说：第一，否定"《春秋》鲁史记之名"。叶适指出，《春秋》与《诗》、《书》不同，某日、某月、某事、某人，"皆从其实，不可乱也"。周王朝东迁以后，王室不能自振，而诸侯并起。"故《春秋》因诸侯之史，录世变，述霸政，续《诗》、《书》之统绪，使东周有所系而未失。"（同上）但旧的载事之史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然则《春秋》非独鲁史记之名，孔子之于《春秋》，盖修而不作。（同上）这就是说，孔丘对原有的史书只是加以修正，而不是"作《春秋》"。
第二，否定了"代天子诛赏"之说。叶适说，以功罪为赏罚是"人主"的事情，以善恶为是非是"史官"的职责。孟轲说孔丘作《春秋》是"天子之事"，代天子行诛赏，是把两者混为一谈了。叶适认为，孔丘对《春秋》修而不作，其中明辨是非，类似于史官的职责，并非代天子行诛赏。他说：且善恶所在，无问尊卑，凡操义理之柄者，皆得以是非之，又况于圣人乎！乃其职业当然，非侵人主之权而代之也。然则《春秋》者，实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不知孟子何为有此言也。（同上）
叶适从这两方面批评了孟轲以后，又进一步指出孟轲此说对后世的不良影响：后世之所以纷纷乎《春秋》而莫知其底丽者，小则以《公》（《公羊传》）、《谷》（《谷梁传》）浮妄之说，而大则以孟子卓越之论故也。（同上）
（三）叶适的孔子观
叶适对那种把《春秋》中的一切褒贬予夺都归于孔丘的看法深为不满。
他说：盖二百四十二年所关诸国，好恶不一，是非不同，彼皆自欲表章劝惩于一时，而必日待孔子而后定；且孔子举以前代之劝惩为非是，而必日由我而后可：此后人之臆说，相承之议论，非圣人经世之学本然也。（卷十一）
这种"臆说"是后人强加给孔丘的，并不是孔丘"经世之学本然"，这个评论是很正确也是很重要的。在考订《诗》、《书》与孔丘的关系时，叶适也有类似的说法：余于《尚书》，既辨百篇非出于孔氏，复疑《诗》不因孔氏而后删，非故异于诸儒也，盖将推孔氏之学于古圣贤者求之，视后世之学自孔氏而始者则为有间，亦次第之义当然尔。（卷六）
以上两段论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叶适无疑是十分尊崇孔子的。但是，他认为对待孔丘也应该实事求是，对孔丘功绩的评定要恰如其分，不能无限夸大，把并非其功绩的内容强加到他的头上；同时，要把孔丘放在一定的历史联系中来看待其学说，不能割断历史，把一切都归功于孔丘，而抹煞在他之前的"古圣贤者"的贡献，制造一切都开始于孔丘的偶像。对此，叶适还有更为系统而明确的论述：孔子之先，非无达人，《六经》大义，源深流远，取舍予夺，要有所承，使皆芜废讹杂，则仲尼将安取斯？今尽掩前闻，一归孔氏，后世之所以尊孔子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圣者，则未为得也。（同上）
叶适对孔丘和儒家《六经》的这种态度，显然与把孔丘和《六经》神化，"托孔孟以驾浮说，倚圣经以售私义，穷思极虑而无当于道，使孔氏之所以教者犹郁而未伸"（卷十一）的俗儒，有着根本的区别，充分体现了永嘉学派的务实精神。
（四）对《周礼》的考订
此外，叶适对《周礼》为周公所为也有怀疑。永嘉学派是很重视《周礼》（即《周官》）的。如陈傅良就认为"《周礼》一经，尚多三代经理遗迹。??周制可得而考，则天下几于理矣。"（《宋元学案》卷五十三《止斋学案》）
并指出因为王安石变法以《周礼》为据而废《周礼》是"因噎废食"（同上）。
叶适也很重视《周礼》，在《进卷》（见《水心别集》）和《习学记言序目》中都有专门论述。但是，对《周礼》成于周公有怀疑：《周官》独藏于成周，孔子未之言，晚始出秦汉之际，故学者疑信不一。好之甚者以为周公所自为，此固妄耳。（卷七）
叶适以此为妄的根据是："余所疑者，周都丰镐，而其书专治洛邑"（同上）。都丰镐者为西周，洛邑是周室东迁后的都城。《周礼》一书既"专治洛邑"，都是东周之事，"书之所不言，不可得考，而周之所以致盛治（按指西周成康盛世），则犹有不尽具者，此其为深可惜也。"（同上）周公执政于西周之初，说《周礼》为周公所自为，难以成立。但是，叶适认为，《周礼》"虽不必周公所自为，而非如周公者亦不能为也"（同上）。
（五）对儒家经典以外著作的考订
如《老子》一书的作者，司马迁曾记叙孔丘问礼于老聃，叹其为"龙"；老聃原为周室守藏史，去职至关，关令尹喜强之著书，乃著言道德书上下篇；这是将孔丘问礼的老聃与《老子》书的作者合而为一人。叶适以庄周言论考之，庄称老聃为"古之博大真人"，也说孔丘赞其为"龙"。叶适认为，这是道家"黄老学者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辞"，不可轻信。他说：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老聃，妄人讹而合之尔。
（卷十五）老聃本周史官，而其书尽遗万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朕兆，眇忽微妙，无不悉具。余尝疑其非聃所著，或隐者之词也。（卷七）这就是说，孔丘问礼之老聃同《老子》一书的作者决不是一个人；《老子》的作者是"隐者"，而不是周室守藏史老聃。这是很有见地的。
又如《国语》的作者，历来都认为与《左传》的作者同为一人。司马迁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之说。叶适"以《国语》、《左氏》二书参较，《左氏》虽有全用《国语》文字者，然所采次仅十一而已。"（卷十二）《左传》记事，往往与《国语》有所不同。"《左氏》之取义广，叙事实，兼新旧，通简策，虽名曰《传》，其实史也。"（卷十一）
"《左氏》合诸国记载成一家之言，工拙烦简自应若此"（卷十二）；而《国语》记事。往往有"谬妄不足信"之处。因此，《国语》的作者与《左传》的作者，决非一人，"盖《国语》出于辨士浮夸之词"（同上）。这个看法也很有参考价值。
再如《管子》一书，叶适认为"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否定了"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齐桓管仲相与谋议唯诺之辞"（卷四十五）
的说法，甚合该书之原貌，常为后来学者所称引。对该书的内容，叶适认为是"申（不害）、韩（非）之先驱，（商）鞍、（李）斯之初觉"（同上），也是准确的，与当代学者认为是"齐法家"之书相一致。
叶适对古代著述的考订，看去似乎琐碎，其实有其深意。第一，从考订中我们可以看到叶适是把古代的典籍（包括儒家的经书）当作历史文献来对待的，与儒家的传统把它们当作神圣的东西有根本区别。由此可见永嘉学派的求实精神。第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叶适是把古时的圣人当历史人物来看待的。特别是对孔丘，叶适把他看作是圣人，但不认为他是"神人"，对于他的功绩主张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把并非他的功绩强加给他，而应放到一定历史联系中来考察。这些，都是很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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