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政时期（下）
（一）在"绍熙内禅"中参与策划
宋光宗绍熙三年（公元1192 年），叶适被召到临安，任尚书左选郎官。
这是吏部属官，掌管文职京朝官的考核和升降。在此任内，叶适参与了南宋历史上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即"绍熙内禅"。
所谓"绍熙内禅"，不同于高宗和孝宗内禅，前二者是高宗和孝宗主动传位给太子，自己退位做太上皇，而"绍熙内禅"则并非出于光宗本人的主动，它实际上是由宫廷内外官员密谋进行的一次宫廷政变。
这场宫廷政变的起因，源于光宗和孝宗关系不好。而光宗与孝宗关系不好，光宗的皇后李氏起了很坏的作用。在叶适问京之前，就已经发生过李后乘光宗祭祀圜丘之机，杀害了光宗的宠妃黄氏的事件，加之因大风雨祭祀不成，光宗"忧惧不宁，遂得心疾"。因为孝宗在位时对太上皇有一月四朝的先例，当时一般社会舆论都把这事看作是政治稳定的标志。在光宗即位之初，还能做到一月四朝重华宫（孝宗做太上皇时居住之宫）：但由于李后的挟制和光宗自身有病，便越来越不按一定节序到重华宫去谒见孝宗了。对这种背离封建礼教的行为，南宋朝野议论纷纷：上自宰执，下至布衣，有人面谏，有人疏陈，都劝光宗按时朝重华宫。叶适从蕲州回临安后，也加入这个行列。
绍熙三年十一月，他与兵部尚书罗点、给事中尤袤、中书舍人黄裳、御史黄度，都上疏请光宗朝重华宫，不从。（《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二）
当然，对此事也有不同意见。绍熙四年（公元1193 年）五月，朝廷开科考进士，陈亮应试。在对答皇帝的策问时，有如下一段文字：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词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甚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
（《陈亮集》卷十一）
此说与众不同。意谓只要继承孝宗遗志，力事恢复，就是善处父子关系，而不在乎是否一月四朝。光宗看后，颇为赏识，亲自取为第一名。
然而，当时的舆论还是把是否朝重华宫看作政治稳定的标志。当年重阳节，光宗因病不朝重华宫。节后，经百官上疏相劝，光宗准备起驾，百官列班静候。光宗已出殿门，泼妇李后赶出来挽他回宫，说："天色冷，官家且进一杯酒。"百官大惊失色。中书舍人陈傅良上前拉住光宗衣裾，并随皇帝到御屏后。李后大骂："这是什么去处？你秀才们要砍掉驴头的！"陈傅良就在殿下恸哭起来。然而无济于事，皇帝还是被李后拖回宫去了。（周密《齐东野语》卷三《绍熙内祥》）在朝臣们的劝说下，终于在十一月光宗开始朝重华宫。叶适上奏："自今宜于过宫之日，令宰执、侍从先诣起居，异时两宫圣意有难言者，自可因此传到，则责任有归；不可复使近习小人增损语言以生疑惑。"不报。（《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三）
如果说，光宗不朝重华宫还仅仅是政治不稳的一个标志的话，那末到了绍熙五年（公元1194 年）六月九日孝宗赵惇死于重华宫，而光宗赵惇因病未能到重华宫主持丧礼，就使南宋王朝面临一场政治危机。十三日是孝宗大殓的日子，光宗车驾不至，无与成服。中外人情汹汹，以为祸在旦夕。近习巨室，竞辇金帛藏匿村落。朝士中遁去数日者有之，搬家归乡者甚众，甚至侍从欲相率出城。军士籍籍有语，有发生变乱的迹象。
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叶适向宰相留正建议："帝疾而不执丧，将何辞以谢天下？今嘉王长，若预建参决，则疑谤释矣。"嘉王即光宗第二子赵扩。
留正采纳了叶适的意见，率执政入内向光宗启奏："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储位，以安人心。"过了六天又请示，光宗批示："甚好。"次日，宰相和执政共同拟旨以进，请求皇帝亲批付学士院降诏。当天晚上，御礼付丞相："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宰相留正看了，十分害怕。第二天，留正上朝时，仆于殿庭，伤了脚。就上表请求罢免，在五鼓时分让人抬出了临安城。（《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三）作为宰相，在紧要关头采取了出城俟命的做法，使得人心更加动摇，从而加深了政治危机。
留正没有看到，那个使他害怕的"念欲退闲"的批示，其实是摆脱当时的政治危机的一个出路。抓住这个批语来做文章，就有了一个合法的根据，但要冒很大的风险。留正无此胆识，朝野的忧国之士就把希望寄托在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身上。不过赵汝愚是宗室出身，要冒的风险会更大一些。
工部尚书赵彦逾对赵汝愚说："近事危急如此，知院乃同姓之卿，岂容坐视？当思救之之策可也。"并问："闻上有御笔八字，果否？"赵汝愚说："留丞相丁宁莫说。今事急矣，与尚书说亦不妨。"赵彦逾说："既有此御笔，何不便立嘉王？"赵汝愚说："向尝有立储之请，尚恐上怒。此事谁敢擅当？且看慈福、寿成两宫之意如何？"慈福即高宗皇后，寿成即孝宗皇后。
赵彦逾说："留丞相以足疾求去，天付此一段事业与知院，岂可持疑？禫祭在近，便可举行。"（《齐东野语》卷三《绍熙内祥》）尚书左司郎中徐谊也劝赵汝愚说："自古人臣为忠则忠，为奸则奸，忠奸杂而能济者，未之有也。公内虽心惕，外欲坐观，非杂之谓欤？国家安危，在此一举。"赵汝愚问策安出，徐谊说："此大事，非太皇太后命不可。知閤门事韩侂胄与同里蔡必胜同在侂门，可因必胜招之。"（《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三）这里引出此事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蔡必胜。蔡是温州平阳人，武状元出身，与太皇太后吴氏的外甥韩侂胄（北宋名臣韩琦五世孙）同为知閤门事。
叶适与蔡必胜为同乡，关系极密切。叶适对蔡必胜说："国事至此，子为近臣，庸坐视乎！"蔡答应了叶适的要求，回宫去同宣赞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关礼、知閤门事韩侂胄三人定计。韩侂胄又同慈福宫提点张宗尹联络，取得一致意见，即告蔡必胜。蔡必胜又通过叶适急告赵汝愚。赵汝愚请蔡必胜议事，然后让韩侂胄通过张宗尹、关礼以内禅的动议上奏太皇太后吴氏，并请太皇太后垂帘，主持其事。太皇太后批准后，决策才定下来。其中的所有表章、奏稿及诏书，都由赵汝愚与叶适裁定，临到行大礼时才交付给仪曹郎。（见《宋史·叶适传》及《蔡知閤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七）
绍熙五年七月甲子日，赵汝愚率百官到孝宗梓宫前，太皇太后吴氏垂帘，蔡必胜和韩侂胄扶抱嘉王升座即皇帝位，是为宁宗。一场政治危机至此总算解除。
新君即位后，叶适迁为国子司业。宁宗以赵汝愚为右丞相，赵汝愚辞不拜，说："同姓之卿，不幸处君臣之变，敢言功乎！"宁宗改任赵汝愚为枢密使。赵汝愚要论叶适之功，叶适推辞，说："国危效忠，职也，适何功之有！"但是，并非人人都如叶适。韩侂胄就希望能得到节钺（即节度使的职衔）。
但赵汝愚不同意，他说："吾宗臣，汝外戚也（当时已立韩侂胄的侄女为皇后），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则当推赏。"韩侂胄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就对赵汝愚怀恨在心。知临安府徐谊对赵汝愚说："侂胄异时必为国患，宜饱其欲而远之。"赵汝愚不听。叶适也劝赵汝愚："侂胄所望，不过节锁，宜与之。"赵汝愚又不从。叶适说："祸自此始矣！"于是力求补外。（《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
显然，叶适是看清韩侂胃是有野心的，不过当时野心还不大，只不过是想当个节度使。以他在定策时的功劳，升个节度使也不为过。叶适向赵汝愚提此建议，一方面满足了韩侂胄的**，可以平息他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韩侂胄是个内臣，经常在皇帝身边，如果他对赵汝愚有怨恨之心，在皇帝身边搞些小动作，将对赵汝愚十分不利，甚至会把朝廷的政事搞乱，赏他个节度使，就可以把他从皇帝身边调开，使他不至为害。从赵汝愚来说，他虽说自己是"宗臣"，不言功，但后来还是接受了右丞相的职位，这也不能使韩侂胄信服；更为严重的是，赵汝愚以宗臣居相位，会给人以口实，是非常危险的。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赵汝愚处于一个十分险恶的境地，赵汝愚不设法摆脱险境，可见他见识的短浅。叶适看得比较实际，权衡利害，预计后果，见解比赵汝愚要深远得多。但赵汝愚不听他的劝告，他觉得在赵汝愚周围再也无所作为了，而且还会得祸。因此，他力求补外。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以大府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离开了临安。
总领军马钱粮的职务，是绍兴十一年朝廷收诸大帅之兵改为御前军后设置的，共有四员，与四大驻屯军相对应。总领官职务后面，还带"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实际上负有监察将帅的使命。因此，总领官有"预闻军政，制其财赋之权"（《除大府卿淮东总领谢表》，《水心文集》卷之二）。淮东总领一职，掌管驻扎镇江一带的御前诸军（该军原为韩世忠所部）之钱粮，岁费为钱960 余万缗.米90 万石。当时是和平时期，备总领所收入的钱粮，每年支出外，还稍有赢余。有关部门"多掩蔽所余，不尽载于册，往往妄称趱积，以为己功"。绍熙末，内藏库（皇宫府库）下文调拨淮东总须所的余财。这时叶适已到任，于庆元元年二月上书，说明"此钱当存留以备缓急"，不应调拨。请求朝廷"诏有司，自今除每岁收支外，并将有管实在之数，开具成册，使朝廷通知有余不足之数"。主张"非缘军前事，毋得辄支移起发，欲以它用"。待到以后"储积累多"，再行议论，"考拨定之数，宽减州县，还之于民"（《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
（二）庆元党禁中的叶适
庆元党禁发生时，叶适不在临安，而在镇江任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叶适力求补外，目的在于避祸，然而当党禁发生后，叶适还是在劫难逃。其原因，一是淳熙十五年叶适曾上《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为朱熹辩护；二是在"绍熙内禅"中叶适为赵汝愚出谋划策。因此，叶适被目为赵汝愚、朱熹一党，而受到株连。
庆元二年赵汝愚被贬衡阳，不久死于衡阳。此后，叶适被御史胡纮所劾，降两官罢，主管冲佑观。叶适由镇江罢归，回到故乡永嘉，闭门不出。面对如此**之朝政，叶适决意退出政治生涯。既"赐归于穷舍，即甘息望于荣涂"（《湖南运判到任谢表》，《水心文集》卷之二）。于是，变卖田产，在永嘉城外西湖中之水心村购得一所住宅，就在那里隐居起来，依靠祠禄为生，潜心研究学问。当时永嘉学者、叶适的友人也都同时罹难，叶适与他们往来甚少，只与永嘉隐士陈烨过从甚密，志趣甚为相投。
对水心村的情景和隐居生活，叶适有诗六首咏之：生薑门外山如染，山水娱人岁月长。
净社倾城同禊饮，法明阖郭共烧香。
我久无家今谩归，卖田买宅事交违。
填高帮阔为深费，柱小檐低可厚非。
虽有莲荷浸屋东，暑烦陲过一陂红。
秋来人意稍苏醒，似惜霜前零乱风。
拒霜旋插花疎疎，甘菊新移日晒枯。
花草只令如此在，儿时写作《会昌图》。
听唱三更啰里论，白榜单浆水心村。
潮回再入家家浦，月上还当处处门。
吴翁肥遯逾七十，术老芝荒手自锄。
惠我篇章成锦字，西邻得伴亦堪书。
（《水心即事六首兼谢吴民表宣义》，《水心文集》卷之八）从此以后，凡叶适退居永嘉，即居于水心村。因此，后人称他为"水心先生"。
当时也有一些年轻人慕名来向叶适求学，其中有前宰相王淮之侄王植。
庆元戊午（四年，公元1198 年）余始居生薑门外西湖上，金华王植立之实来。
于时士相禁以学，立之宰相家子，匿姓名，舍辎重，从余穷绝处，木村夜寂，蟹舍一渔火隐约，而立之执书循厓，且诵且思，声甚悲苦。其中表有仕永嘉者，节朔设玷盛集，立之独后至。中表笑日："上学来欤？"盖靳之也。自是岁率一来。（《庄夫人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六）可见当时叶适处境艰难，也使他的学生心情悲苦。
庆元五年（公元1199 年）夏天，叶适得病，"畏风，更用寒热，药不疗病，聚腹胁上行，四肢百体皆失度，如土木偶。众医妄议却立，亲党不知所为"（《高永州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五），"医工莫知主名，可谓异疾"（《湖南运判到任谢表》，《水心文集》卷之二）。当时叶适的丈人高子莫新授知永州（今湖南零陵），未到任而得病，回到永嘉，死于庆元六年（公元1200 年）四月。"方永州且病且死，余不能伏枕席，常狂行竟日，其疾不能问，其殓不能哭也。"第二年，高子莫下葬，叶适又不能提笔为其写墓志铭。（《高永州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五）叶适这场病历时十余年之久。
叶适得此异疾，与当时政治上的遭遇有很大关系。朝中的当权者，并不以立党籍、将党籍中人罢斥为满足，还要制造更大的冤狱，置党籍中人于死地而后快。庆元五年正月，原来在赵汝愚策划立宁宗时因泄漏过机密而被远斥的蔡班逃回临安，韩侂胄指使他诬告赵汝愚在定策时有"异谋"，蔡琏所写诬告状七十余纸，韩侂胄指使大理寺逮捕彭龟年、曾三聘、沈有开、叶适、项安世等来审问。经中书舍人范仲艺劝阻，总算没有逮捕。（《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五）但此事对叶适的打击很大。从他的病状看，显然是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所引起的。虽然庆元党禁的发生，是他预料之中的事；但事情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学术界受到如此巨大的摧残，他的朋友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迫害，贬的贬，死的死，举目四顾，一片凄凉，使他心中感到无限的孤独和愤懑，其中确实也有一些使他难以理解和难以承受的东西，因而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庆元党禁将当时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各派学者一网打尽，乾道、淳熙年间的那种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不仅如此，叶适所毕生努力的革新政治、振兴经济、增强军力以实现收复故土、报仇雪耻的抱负，也前途渺茫。显然，依靠朝中那些只知投机钻营、踩着别人的身体往上爬而在政治、军事、学术上都毫无建树的庸碌小人，恢复大业是没有希望的。此时此景，叶适的心中万分悲苦是可想而知的。而叶适身体上的疾病，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心病所引起，为汤药所无法治疗的。
（三）开禧北伐中的叶适
宋宁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 年）二月，"弛伪学、伪党禁"。在此前一年，叶适起为湖南转运判官，带病赴任。二年，又改为知泉州（今福建泉州市）。这次弛禁，与准备北伐有关，因为党籍中人有曾"以复仇之说进者"，当然包括叶适。
嘉泰三年（公元1203 年）九月，叶适应召由泉州回临安，上殿应对。他对宁宗"志虑日新，销磨党偏，秉执中道，人材庶几复合"予以肯定，并进言"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他说自己"久病积衰，已绝荣望。区区之愚，所期人臣忘己体国，铭心既往，图报方来"，"使下知和平之实义，上享和平之实福"（《上宁宗皇帝札子（嘉泰三年）》，《水心文集》卷之一）。他对自己在党禁中的遭遇并无怨言，只是希望消除党禁的影响，使得人材复合。宁宗嘉纳之，授官权兵部侍郎。叶适举荐楼钥、邱崈、黄度三人，皆授郡守职。
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叶适父光祖逝世。叶适回永嘉守制。开禧二年（公元1206 年）服除，召至临安。叶适即对韩侂胃拟议中的北伐提出异议：是未可易言也。请先择濒淮沿汉数十州郡，牢作家计。州以万家为率，国家大捐缗钱二千万，为之立庐舍，具牛、种，置器杖，耕织之外，课习战射。计一州有二万人胜兵，三数年间，家计完实，事艺精熟，二十万人，声势联合，心力齐同，敌虽百万，不敢轻挠。如其送死，则长弓劲矢，倚堑以待。当是时，我不渝约，挑彼先动，因其际会，河南可复。既复之后，于己得之地，更作一重。气壮志强，实力足恃，虽无大战，敌自消缩，况谋因力运，虽大战亦光难。此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可胜者也。（《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叶适这个兵民结合，坚守淮汉，在我方基地巩固，立于不败之地的条件下，再逐步向前推进，恢复故土的建议，是切合实际的。
但当时韩侂胄"意方锐，不听"。于是叶适上书宁宗：臣闻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强者兴。今陛下申命大臣，先虑预算，思报积耻，规恢祖业，盖欲改弱以就强矣。臣宿有志愿，中夜感发，窃谓必先审知今日强弱之势而定其论，论定而后修实政，行实德，如此则弱果可变而为强，非有难也。很显然，叶适对于报仇雪耻，恢复祖业，从根本上是赞成的，这是他的一贯主张；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先要定其论、修实政、行实德，从而改弱就强。因此，他提出了"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的战略主张。他说：此至大至重事也。诚宜深谋，诚宜熟虑，宜百前而不慴，不宜一却而不收。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今或谓虏已衰弱，虏有天变，虏有外患；怵轻勇试进之计，用粗武直上之策，姑开先衅，不惧后艰；求宣和之所不能，为绍兴、隆兴之所不敢；此至险至危事也。在这里，叶适明确地反对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轻开边衅，贸然出兵；他警告宁宗，这是"至险至危"之事，一定要慎重，否则局面将不可收拾。因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修实政"、"行实德"。所谓"修实政"，首先是"经营濒淮沿汉诸郡，各做家计，牢实自守"，"然后进取之计可言矣"。其次是四处驻屯大兵，其统副将校，人马器甲，营伍队阵，进战退守，"未能一一皆是"，必须措置得当，能做到"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汉能守，此兵能战，数年之内，制虏有余"。
第三是人材，由于"积安之久"，对于恢复大业"素所不习，耳闻目见，茫然生疎"，必须按其才能大小，"宜付一职，使之观事揆策，以身尝试"，得到锻炼。所谓"行实德"，就是要改变"财既多而国愈贫"，"赋既加而事愈散"的局面，审度"何名之赋害民最甚，何等横费裁节宜先"，免除苛捐杂税以宽民力，使"人民蒙自活之利"。只有"修实政"，"行实德"，才能改弱就强，"屡战而不屈，必胜而无败"（《上宁宗皇帝札子（开禧二年）》，《水心文集》卷之一）。
叶适这篇奏札，申述了他的一贯主张，也针对当时的朝政恳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皆切中事理。但韩侂胄不接受他的警告和建议。此后，叶适改任权工部侍郎。
当时，韩侂胄对北伐的四路大军部署已定，就请宁宗下诏伐金。他先是改任叶适为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想利用叶适的文笔起草诏书来鼓动中外。但叶适因韩侂胄不听他的建议，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出兵，因此不肯草诏，于是以病为名力辞兼职。韩侂胃无奈，只得将直学士院一职改授李壁，由李来起草诏书。
在四路大军已出，诏书已下的情况下，叶适预料此举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万一前线败退下来，只有长江可守。于是，他向韩侂胄建议，应预先布置长江防务，又不听。叶适回顾说：丙寅岁，骤起师北伐，余争论于朝，请侂润、江、池别募兵急备守，补楼船器甲之坏以虞寇至，未之许也。无几，田俊迈为虏得，郭倬、李爽、皇甫斌不任战而溃，中外恐悚，遂出余金陵，制置江上??（《叶岺书房记》，《水心文集》卷十）
在前线几路大军溃败，战事转入两淮，江南震动，南宋又一次处于危亡的紧要关头的背景下，朝廷于六月以叶适为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去收拾残局。叶适根据三国孙吴"以江北守江"的历史经验，向朝廷请示，要求兼节制江北诸州，这次韩侂胄总算同意了。
叶适受命于危难之际，带着未愈的病体赶到建康。首先，他根据庐州知州厉仲方（叶适的学生，武举出身）的推荐，以田琳上报朝廷，使他代替打了败仗的建康都统李爽戍合肥。同时，在帅府召集诸将讨论防江事宜，诸将各呈故事，其说纷坛。或说茸治战舰，或说布列岸兵，或说栽埋鹿角，或说开掘沟堑，皆数里而屯，计步而守。各种防守方法，一齐进呈到叶适面前。
这些措施，在防江中都是必要的。叶适也认为，只要"厉人心而坚守，阻大江而自固，则如前诸事，亦岂不足以立功"（《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坞状》，《水心文集》卷之二）。但是，这些措施加在一起，也不过是以江守江的老套。后来的事实证明，大江是不足恃的，以江守江是难以成功的。
十月，金兵分九路南下。主帅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仆散揆率金兵主力，经颖上、寿州（今安徽寿县）长驱直入，攻合肥、和州（今安徽和县）、**，陷真州（今江苏仪证），"整列军骑，沿江上下，毕张旗帜，江表大震。"（《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仆散揆军有十余万人，与叶适镇守的建康隔江对峙。 77 年前，即建炎三年（公元1129 年）完颜宗弼（兀术）就是从建康附近渡过长江，迫使宋高宗逃亡海上的。仆散揆的意图是要重演兀术的旧事。由此可见当时形势的严峻和叶适责任的重大。叶适叙述当时的情景：至十月之末，边遽告急，淮人渡江以亿万计，江南震动，众情惶惑。一日，有两骑伪效番装，跃马江岸，相传虏人至矣，济渡之舟，斫缆离岸，橹揖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数十百人。某始叹息曰："是真不足赖也。"（《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坞状》，《水心文集》卷之不但如此，连建康城中的官吏也惊慌失措，"吏颤余前，不能持纸"（《叶书房记》，《水心文集》卷之十）。
面对此情此景，叶适深感人心动摇危害最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任何措施都没有用处。"今虽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樯，数重并设，沟堑深阔，不可越逾，其如人心已摇，谁与力拒！万一虏兵果至，彼皆弃之而走尔。"（《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坞状》，《水心文集》卷之二）
如何才能稳定人心、振奋士气呢？说空话是没有用的，要靠实际战斗并取得胜利。叶适采纳了得意门生滕宬的建议，发挥南兵之所长，去砍营劫寨。
于是出重赏，募勇士，第一次召募到市井悍少和帐下愿行者，得200 人作为敢死队。派采石将徐纬统领，夜间乘小船渡到北岸，在茅草芦苇丛中埋伏起来。金兵来时，先用箭射，应弦而倒；箭射完后。又挥刀向前砍敌兵；金兵不知宋军虚实，惊慌中败退。到黎明时追到江岸，宋军已上船到江中了。如此往返，凡十数次，皆获胜利。叶适又命江北石跋、定山两个据点的宋军也出击劫敌营。所得敌俘和馘（割左耳）不断传来报功。胜利消息传开，士气振奋，人心安定下来了。
在宋军的攻击下，金兵解了和州之围，退屯瓜步（今江苏**县东南）。
接着叶适又命厉仲方（当时任建康守将）派遣部将石斌贤从宣化渡江，又派夏侯成等分道出击，所向皆捷。金兵退去，宋军收复江北重镇滁州（今安徽滁县）。在当时，"羽檄旁午，而适治事如平时。军须皆从官给，民以不扰。
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给钱饷米，其来如归。"（《宋史》本传）
到年底，金兵大部退出两淮，只留一军驻濠州（今安徽凤阳东），作为议和时讨价还价的条件，仆散揆退到下蔡（今安徽寿县北），不久得病，次年二月病死于军中。
自从开禧出兵以来，各路宋军大都惨败。叶适镇守建廉，处于战线的关键部位，在长江沿线挡注金兵主力的攻势，扭转败局，连战皆捷，迫使金兵退却。叶适此功，可推开禧之首，而与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 年）卢允文在采石与金主完颜亮大战江中，转败为胜之功相比。
然而，叶适立此大功，是冲破了重重阻力才完成的。从战略上说，叶适采取的是以攻为守的积极防御的方针；从战术上说，叶适所目的方法是砍营劫寨。但在当时，不敢用此法者不乏其人。其原因有二：一无此胆，二无此识。叶适后来追述说："世之败者无他，惮敌而已之气势自夺，非能夺气势于彼者也。余顷在江上所闻见，上自公卿诸将，下至走卒，无不如此。"（《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二）这是说其无胆。"后世但恃长江为巨防，敌一得渡，则鸟奔兽散，甚者或未渡已望风惊溃矣。??玩长江而自堕其力，乃后世大患也。"（同上，卷三十二）这是说其既无识又无胆。上述诸将走卒姑且不论，单是"公卿"就使叶适施行其战术困难重重。当叶适提出砍营劫寨之策时，"宣司"①不敢实行，叶适"为备陈南人唯长于此技，且援北魏太武之言以证之②，强而后可。""宣司"犹深忧以为生事，叶适笑答："敌实不能战① 在叶适出镇建康的同时，朝廷以邱崈为刑部尚书、两淮宣抚使，置司扬州。按当时制度，"宣司"地位高于叶适的"制司"。金兵大入后，朝廷又升邱崈为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军马，仍置"督府"于扬州。
邱崈虽为叶适友人，但对战法的见解不一致。次年一月，朝廷免邱崈职，以知枢密院事张督视江淮军马，张更是庸才。
② 叶适后来追述此事说："魏太武言??'吴人止有斫营伎，我亦知彼情，离彼百里止宿??'斫营者江南之所长，大战者虏人之所畏；故魏太武声欲渡江而已，其计正在虏掠残坏尔。夷狄之情，古今一致。"也，所以胜我，由于此间之自为瓦解耳！"（《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可见叶适不但要同金兵作战，还要同怯懦不知兵的上司舌战。此时此地，立功是何等艰难！
（《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一）
（四）措置屯田，建立堡坞安集流民，江北守江
金兵退后，朝廷于开禧三年二月进叶适为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专门措置屯田。至此，叶适有机会来实行他的以江北守江的战略思想。这个思想是他原来就有的，但在实行的时候，也曾走过一段弯路，在事实的教育下才有了改变。他后来总结这个经验教训时说，原来三国孙吴以来，是以江北守江的；到五代吴杨行密无争淮北之势，而淮不可守；南唐李氏割淮向周称臣，不敢窥视江北，而江不可守；建炎绍兴以来，承用杨李旧法，以淮守淮，以江守江，孙吴以来的历史经验不复讲。"余顷在制司，初亦循近辙，几误；急易之，仅能自完。既将经画江北以及两淮，而上自卿相士大夫，下至偏校走卒，无一人以过江守江、过淮守淮为是者，??此今世大议论也，未有不知守江淮而犹欲论取中原者也。"（《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七）显然，经营两淮，从防御意义上说，是以江北守江；从进攻意义上说，是建立进取中原、收复故土的基地。因此它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叶适经营两淮，做了以下几件大事：1.建立三大堡坞。
建堡坞的起因，在渡江砍营劫寨时。"然渡江之兵，苦于江北无家，基寨无所驻足，故石斌贤之徒不 能成大功。"因此，在金兵退后，叶适立即在江北建立定山（今江苏省江阴县东二十五里）、瓜步（今江苏省**县东南）、石跋（今安徽省和县东北三十里）三大堡坞。定山（离江三里）屏蔽靖安，近在江津的石跋屏蔽采石，瓜步屏蔽东阳、下蜀，西护历阳，东连仪真。三堡缓急应援，首尾联络，形成守江的一道防线。平常无事时，各堡只以五百人一将戍守。万一有警，可增兵到二千五百人，连同堡坞内外居民中挑选的二千人，各堡通为四千五百人，共同把守。然后由制司别募精勇敢死兵士千人，作为劫寨、烧粮、冲锋搏击之用。这样一来，建立堡坞不仅使过江之兵有了落脚点，对于防江有四利：一是使江南岸的守兵胜气自生，无所畏怯，敢于向前进击；二是使江中舟师有接应之利；三是利于海船入江而决死斗；四是利于舟中甲士战斗。这样长江的防务就有了保障。
如果敌人发兵攻击堡坞，由于三堡离江较近，我军以战舰海船在江中攻击敌军，使敌人腹背受敌。如果敌人攻击和州、滁州、仪真、**等城，则可发堡坞之兵分出其前后袭击敌军。（《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坞状》，《水心文集》卷之二）可见三大堡坞的建立，是实现江北守江战略的第一个坚实措施。
2.措置屯田，安集流民。
由于南宋政府在投降派控制下，只怕建设边防会引起金国统治者的不满，根本不顾两淮百姓的死活，以致沿淮千里边疆毫无守备。开禧二年金兵侵入两淮，仅安丰、濠、盱眙、楚、庐、和、扬七郡，"其民奔迸渡江求活者几二十万家"，未渡江而流徙者，又有十万家。"度今七郡之民，通计三十万家，??终当皇皇无所归宿。"叶适见此，深感痛心。他向朝廷大声疾呼：淮民流徙，"无以处之，则地为弃地而国谁与共守！
设使今岁边报复急，此三十万家者，又将奔迸流徒而丧其生乎！"他指出这种惨状的出现，根源在于政府的投降妥协政策："自唐以后至本朝，以和戎为国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混然一区，烟火相望；无有扞蔽，一旦胡尘猝起，星飞云散，无有能自保者。"（《安集两淮申省状》、《水心文集》卷之二）
在叶适受命"专一措置屯田"后，深深感到，"今之屯田，与昔不同"，今非昔比，不能照搬古人屯田之"常论"。"自虏寇惊骚，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坏，田舍荒墟，十郡萧然，无复保聚。今之所急，在于耕其旧业而复其所常安，守其旧庐而忘其所畏尔，岂得以昔日之常论冒行之乎！"（《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坞状》，《水心文集》卷之二）可见叶适当时经营屯田，是安集两淮流徒之民，使其耕种因战争而荒废之土地，恢复其家业。
叶适安集流民是与建立堡坞密切相关的。建立江北三大堡坞，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所费人力、物力、财力甚大。叶适曾为此请朝廷拨钱四十万贯、米十万石；并计划"若兴此役，流民必多应募，因可以赡给之，不至狼狈失所"（《条陈堡坞五事》，《水心文集》补遗）。这就是以工代赈之法，既修了堡坞，又安集了流民，一举两得。在堡坞建成后，又可安集更多的流民：今三堡既就，流民渐归，所宜招徕安集，量加赈贷。令于东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内，其旧有田舍者，依本住坐，元无本业，随便居止。其间有强壮者，稍加劝募，给之弓弩，教以习射，时命程试，利以赏激。度一堡界分内，可得二千家为率，万一虏骑今秋再至，随处入堡，与官兵共守，此今日经营之大略也。（《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坞状》，《水心文集》卷之二）
3.建立兵民共守的防御体系。
开禧二年战事未起时，叶适曾向朝廷建议濒淮汉而守边，未被采纳。战事起后，情况有很大变化，叶适又有新的策划：今事已无及，长淮之险，与虏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杰，借其声势，摩以小职，济其急难。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将凭城郭，诸使总号令。虏虽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扣城则不下，攻壁则不入，然后设伏以诱其进，纵兵以扰其归。使此谋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于畏虏乎！（《安集两淮申省状》，《水心文集》卷之二）
按照这个防守方案，前述屯田和堡坞之立，收兵民杂守之用，屏蔽江面，仅为"先作一层"，其作用是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敌兵再来，不致奔迸求渡，腾突纷扰，贻乱江南。"此外入深第二层，更择别有山水险要可充堡坞去处，接续措置"（《条陈堡坞之事》，《水心文集》补遗）。为此，制司派人持帖到两淮各州军界内说谕：本处土豪有信义为众所推服之人，先与借补官资，差充总首，令各从便选择地利，依山傍水，可充堡坞去处，团结人户，防备虏骑冲突，目即劝诱流民复业，且就便居止，或有急难，则入坞屯聚。如保守无虞，即当差官去点检，照当司所定则例，申具朝廷，正补官资施行。（同上）帖中还开列所保聚人口多少（从三千口到五万口以上）拟授之官阶（从进勇副尉到成忠郎）。
各地民兵所用军器，也由官司供给。据叶适调查，"两淮民兵，最便于皮笠、纸甲、皮甲、短装弩，??此外如三叉枪、短枪、手斧、提刀之类，皆不可阙。今当以十万人军器为率。"（同上）由于措置得当，两淮各地豪杰起来响应，结寨保守，安集流民者，不乏其人。"见团结山水为寨者四十七处，??特借以声势，使自为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叶适将其居民户口姓名帐册申报朝廷，实效甚为显著。在叶适的努力下，建堡坞、依山水结寨，措置屯田，安集流民，兵民共守，次第深入，以江北守江的防御体系初步形成。
叶适感叹说："不然，则南北并争之际，无岁不有兵革，淮人岂能屡逃屡复，以自滨于流离死亡也哉！"（《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坞状》，《水心文集》卷之二）
正当叶适在建康忧国忧民、呕心呖血地经营两淮防务时，南宋朝廷中的投降派却在于着另一种勾当。他们不但不以叶适以江北守江的主张为然，反而为了妥协投降而准备答应金国的任何苛刻的条件，直到以韩仰胄的头颅去换取金国的"和议"。在韩侂胄被杀后，御史中丞雷孝友又以"附和"韩侂胄用兵的罪名弹劾叶适，朝廷据此将叶适落职。这个雷孝友原来正是韩侂胄一党；而叶适反对韩侂胄贸然出兵的文字俱在，却无人顾及。真是颠倒黑白！
叶适在危急之际出镇建康，转败为胜，又经营两淮，安集流民，积极防御，都是有功于朝廷的。朝廷不但不赏，反而治罪，足见其**。叶适回永嘉仕门家居，绝不自辩。
然而，对叶适在开禧年间的作为，后人自有公论。如明代李贽说："此儒者乃无半点头巾气，胜李纲、范纯仁远矣，真用得，真用得！"（《藏书》卷十四）黄宗羲也认为："是役也，不用先生之言以取败。事急而出先生以救之，??而金人卒以退去。时中朝方急于求和，先生以为不必，但请力修堡坞以自固，乃徐为进取之渐。而韩侂胄死，朝事又一变。许及之、雷孝友本韩党也，至是畏罪，乃反劾先生附会侂胄起兵端，并以此追削辛弃疾诸人官，而先生前此封事，具在庙堂，竞莫能明其本末，盖大臣亦藉此以去君子。"（《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凡此，皆可认作千古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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