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的圈套
我把这一章叫做“黑暗时期”不是偶然的。10月3日至4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事件。从此，也就是自这个黑暗时期，国家染上了一种连续不断地召开代表大会和例会的热病；备报纸的头版有时出现一些有关对总统的信任问题的投票统计数；合法宣布的不稳定形势席卷全国。
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民主的胜利。在我国就像在意大利一样，发生了持久的政府危机，议会企图取代总理，总统试图同议会达成协议，一切都与“别人相同”。
这个公开对抗的时期以全民投票的方式而告结柬。正如我所认为的，这一时期是由文明方式结束的。之后，就剩下商定实现全民公决结果的机构。
但是，结果并非如此。这段历史没有能够和平结果。
可见，毕竟与“别人不同”。也就是说，这不是简单的议会斗争，而是为了某些法律、某个政府以及某种政治的斗争。
不，这是反对总统的斗争，是为了政权的斗争。它先是隐蔽的，后来才变得越来越公开。它想改变国家的基础。
如果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政变企图。
如果我能早些明白，这个议会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通过新宪法，因为它不会达成协议，最终也不会立法，——那就不会发生10月事件，不会流血，也不会出现我们大家所经历的那个道义上的休克。也不会有民主派之间的分裂，这个分裂险些转变成新的问题。
是什么力量把我们引入这个黑暗时期的呢？
首先是模棱两可的宪法，即宪法上的誓言，总统的宪法职责及其权限的极大局限性。
其次是8月叛乱的综合症。新生的俄罗斯不顾紧急状态，出现在捍卫民主的浪潮中。
从此就破坏了法律吗？这是一个严酷的道义上的心理障碍，而不仅仅是一个司法障碍……
最后一点，只有现在才看得出来，总统和议会永远是竞技场上的一伙角斗士。许多议员进入政府，并占据了最高的职位。议会的各委员会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议会的分裂不是突然的，而是逐渐酝酿成熟的。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有时都难以觉察的过程。
嗯，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俄罗斯人的“侥幸”心理。顺便说说，我赋予这一古老概念的不是冷漠，不是轻浮，也不是懒惰。干脆说，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就是相信美好的事物，希望事情能有好的结果，希望“上帝能看到一切”。
所以我认为，在经历了苏维埃政权的如此令人痛苦和漫长的70年后，难道我们还得利用手中的武器来解释议会或总统谁更重要？难道这些修正案、代表大会、决议、投票就得付出让国家动荡不安和来之不易的稳定遭到破坏的代价？难道还有人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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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来，人们每天都可以从电视上看到代表大会和例会的会议转播。一年半来，议员们每天都在这些代表大会和例会上发言，而且大部分发言的主导思想是竭力揭发叶利钦，证明他不会管理国家。如果这许多个月的宣传还不够，如果全民投票确定了总统的全权，还会有什么问题？要知道人们相信我们会一起工作。让我们想想以后该做什么，让我们达成协议吧。
然而却没能达成协议。
总统日记
1991年11月6日
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哈斯布拉托夫。这次会见从18点半一直持续到夜里23点半。我们没有进行某种系统的谈话，但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哈斯布拉托夫坐着，不停地油着自己的烟斗。实际上嘴里一直在叼着烟斗。他抽烟抽得脸都快变成铁青色了。我们喝的是“齐南达利”干白葡萄酒。他讲述了自己的家事，他的母亲现在位在车臣，那里还有许多亲属。其实，杜达耶夫把他们留在那里当作人质。
我询问了一下，为什么他与第一副手菲拉托夫关系不融洽。他把菲拉托夫说得一无是处，不过我认为他这样做是绝对错误的。菲拉托夫非常有学问，是一个正派人。他自然不会接受议长的独断专行。
……我回忆着自己选举哈斯布拉托夫的时刻。很遗憾，这里有一个偶然的因素，我以前根本不了解他。当代表大会上3次都未能通过沙赫赖做我的副手的候选人资格时(议会的保守分子不通过他)，我召集了调解委员会。各派的代表们提出了许多候选人，有15人。我明白，需要找一个妥协人物，找一个大家都不太了解、而且既能使民主派满意又能使保守派满意的人。这样候选人才落到哈斯布拉托夫身上。他不是俄罗斯人，这里还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自治共和国会支持他。他的经历很一般：学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师。总之，调解委员会支持他，他也就很容易地当选了。我当了主席后：每事必同我商量，但不过问大的政治问题。
……有时候我们的谈话也会陷入僵局。在我们合作的一段时间里，我很好地研究了他的性格。他总是对同一个问题有好几个意见，但只公开说出一个，其他的都留作自己备用。表面上看这是两位领导人的一般谈话，而内心里却都非常紧张，谁都想成为领袖。可以说，我这样去做是职位的要求。而他这样做，我觉得是他的某种本能的欲望。
我开始严厉地责备说：你们当着我的面说的是一套，而做的又是另一套。不久前在楚瓦什和切博克萨雷召开的有俄罗斯立法和执行政权机关领导参加的研讨会上，我发言试图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我对最高苏维埃说，我们还是合作吧，我伸出手，向前迈出一步。后来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我又试着迈出一步，但得到的回答是全场沉默。怎么会是这样呢？
哈斯布拉托夫说，是的，我们错了，我们本应当立即正式作出反应，最近几天我就去办，我们要在最高苏维埃通过政治声明，支持总统，支持他在切博克萨雷的声明。同时，议会也表明要准备去迎接……
当然，两个政权不可能相互间达成协议，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局势。重要的是消除人们的紧张情绪。因此，我同意哈斯布拉托夫的建议。即使他们提前一个月去做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缓和一下代表大会之前的气氛……
我说，我们不要在全俄罗斯人面前以及全世界面前丢人和打架了。如果议员们的行为不成体统，会议主席应当立即加以制止，切断麦克风，让闹事者坐回原位。
他似乎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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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止这段令人痛苦的记录了。我和哈斯布拉托夫还讨论过修改宪法的意见及政府成员的逐一人选问题。哈斯布拉托夫提出的名单由10个人组成，正好与“公民联盟”提出的名单相吻合。况且议长建议作出妥协：既然你们都这样坚持，让我们留下盖达尔，让他工作一段看看，可我们要让些新部长进来工作。这叫什么嘲弄！盖达尔大概从来不会忍受这种嘲弄的。我竭力回避谈及布尔布利斯。
……我只是现在才明白，他是有意把我拖入这些折磨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关系之中。用对抗来威胁，强迫你退却让步、自己把自己的追随者一个个地丢掉，最后导致总爆发。这是他的主要思想。殊不知他不可能认真地判断，我最害怕的是消极的无组织的议员班子，在那个时刻他们完全是按照哈斯布拉托夫的具体眼色行事。我认为我不会害怕，不会把政治和战略方针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简言之，这不是寻求那种我曾经相信的妥协，而是在做妥协游戏，是对妥协的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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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乘车路过民族爱国者或共产党人的集会，我真的不知道两者谁的人多。看样子好像共产党人多。我停下来一看。站着一位老农妇，手里拿着一面红旗挥动着，像个摆针似的，似乎谁在用绳子扯着她。那样无精打采，单调乏味，嘴里还喃喃地说着：打倒，打倒……我请科尔扎科夫上前去询问一下：究竟打倒谁？他走近一问，老农妇回答说：你快走开！……
很遗憾，哈斯布拉托夫原来是一个生性扯绳子的人。
在最高苏维埃成员中，一般说，有些有头脑的人都在积极地思考着法律、预算以及内外政策等问题。但在哈斯布拉托夫仪长执政的年代，他们好像役做任何事情，甚至都未能提出自己发展俄罗斯的设想。略斯布拉托夫似乎把自己的政治反对派立场封闭了整整两年之后，只冒出一帮能大叫大嚷、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
这是一个痛苦的道德教训，我真可怜我们的第一个议会，但不得不承认：是哈斯布拉托夫把它毁了，是他把正常的人们变成政治把戏的傀儡。
这真令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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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过去的议会是聪明的、体面的和非常民主的各国议会优秀家庭中的一个畸形儿。
然而并非完全如此。“国会议员”、“议员”、“参议员”词语，在世界各种语言的解释中不完全是这种光彩的荣耀。只要回忆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就会明白，西方人常常把这种职位与贪污腐败、官方的无所事事、妄自尊大和无聊的傲慢联想在一起。
一句话，议会的工作有时也伴随着闹剧和丑闻，对此是无须争辩的。
戈尔巴乔夫所发明的代表大会，已经是另一回事情。
代表大会甚至不是议会，不可能具有其固有的一切特点。
改革所创建的代表大会本应当反映苏维埃社会的结构，即共产党、工会、运动员和集邮者、创作协会等等，都占有特殊的位置。
然而主要的是，在选举时，除了过去的“领导”，在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再无人可选，人们自然会投他们的票。
我们的国家当然很大，1500人毕竟已经不是议会、不是参议院，而是某种市民大会。这里谁的声音大听谁的，心平气和地说话没用，因为大环境的规律、与一大群人(这里指与一大群人民代表)交流的心理因素开始起作用。即使不是叶利钦，换一个总统也不得不提高嗓门。
当议会有1500人时，就会产生出大量的派别(而且这些派别都招募到自己的拥护者)和大量的有独立见解的议员……这是一个残酷的政治斗争场所和野心较量场所。这首先是麦克风旁的大喊大叫，歇斯底里的发作和激奋的情绪。
每个人都想提出自己的一个问题，有民族方面的、经济方面的，也有对外政策方面的。这有时与议事日程毫无关系，只不过是某个议员心里痛苦已久，于是独自发言反对大家。
……在1992年12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需要解决俄罗斯政府的领导人问题，我应当提出候选人，但斗争非常激烈。因此，除了在会议做工作外，还要同各党派代表，个别的议员和行政机关的领导进行会晤，座谈。
也就是说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大家只有一个目的，即作劝说工作。
为了不扼杀俄罗斯的改革，为了让盖达尔及其改革派班子留下工作，为了俄罗斯政府今后能够正常地工作，代表们在恳求和做说服工作。
大家期待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新宪法草案，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事情完全转向了另一面，开始讨论修改还在生效的旧宪法。
表面上看，这一步骤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我当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时，我们也正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确定了主权的概念和私有制，确立了总统的职位等等。我们先搞了经济改革，把政治改革放后一步。
但是，从法律和政治的观点来看，这个动摇宪法的过程不可能是无止境的，它有某种必然的极限。过多的修改，到最后只能是没有约束力。修改开始相互矛盾，没有任何逻辑性，谁也弄不明白什么，那么就出现一个立法的无政府状态。
代表大会要求，所有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工作要在其监督下进行。它破坏了权力分配的一条基本原则。我请求审核的修改意见的主要部分被代表大会所否决，这就是持久的、令人痛苦的斗争结果，是所有这些神经过敏的和折磨人的讨论结果，是对最高苏维埃强加的修改意见进行公开辩论的结果。
当我冷静下来思考所发生的事情时，才明白这是一次集体丧失理智的行动。这样的机构领导不了国家。
这里已经显露出一种革命形势的气味，而在革命的气味中又充满了血雨腥风。
夜间絮语
今天是11月7日。有一部分人在习惯地庆祝节日，还有一部分人在看着红旗讥笑，而我对这个节日有一种可怕的态度。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时，11月7日是我最紧张的一个工作日。
组织全市上百万居民隆重庆祝节日，是一项责任重大而令人疲劳的工作。有一年，我是在节日前夕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本来回城应该行驶60公里，结果司机迷路，小车实实在在地陷进一个沟里。怎么办？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车里也没有电话，与城里无法联系。我们看看地图，离最近的村庆还有18公里，这时已经是夜里23点，而在第二天早上9点前我必须赶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如果州的第一把手在11月7日这个国家的重要节日里不出现在观礼台上，那将比灾难还要糟。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否则就意昧着，他要么死了，要么被撤职了。而我既没有死，也没有被撤职，折腾了一个半小时，想从这沟里拖出“嘎斯脾”汽车，直到凌晨2点，我才意识到，我们今天乘这辆车是哪里也去不成了。明天怎么办？
在我们这儿不像在莫斯科，去红场上的只是些集体的代表，游行进行2个小时。而在这里，全家都要通过主要广场，绕全城走四五个小时。我当时一合双眼，就仿佛看到那些面带幸福微笑、手待红旗和鲜花的长队人群。
……我们3人踏着没膝的积雪，摸黑向村子方向蹒跚走去。我心里盘算着，一个人在好路上行走，一小时最快能走5公里，也就是说，当我们踏着雪路到达村子时，将是第二天早晨。当时零下10度，我们大汗淋漓，不久，就都累得频频摔跤，真想躺在雪上睡一觉。但不能坐下，坐下就起不来了……有一次实在支持不住便坐下来，刹那间就觉得浑身软弱无力，真想睡觉，后来说什么也起不来了。我们没有沿着路走，而是走在犁过的田里。
凌晨3时，我们终于来到村里。那天，全村人像故意刁难我们似地喝得烂醉如泥！无论敲哪家的门，里面的人都是醉得不省人事。我们问哪里有电话，哪里能找到拖拉机，谁也答不出话来。他们已在全力庆祝节日。
拖拉机终于找到了，拖拉机手也是一个醉鬼，我们把他扶进驾驶室。这时已经是早晨6时，我急得发抖，向拖拉机手喊道，请告诉哪里有电话？哪里有电话！……他什么也不明白。后来，我们还是找到了村苏维埃，推开门，给州民警局局长挂通电话。我说，你们必须尽可能地迅速、准确地组织行动。首先，紧急派出直升机，以最短的航线飞到我们乘拖拉机到达的地方，挑选一名清醒的飞行员，以便把拖拉机送回村子。其次，周密考虑进城路线，好让我马上到家(城里交通已经堵塞，排起了游行队伍。而我家离广场直走只需3分钟)。立即执行！我在9时半前必须登上观礼台，最晚只能在9时40分上观礼台……
9时，我们乘拖拉机还算顺利地赶到了一条大路旁，直升机已在上空盘旋。飞行员看见我们，降了下来。我一跳上去，直升机便急速地向上飞去。9时半，飞机降落在机场，轿车和国家交通局的“急救车”都驶近舷梯。交通警的工作很出色，几分钟就疾驶城里。民警让游行队伍停了几秒钟，“截开”他们，我们飞驰而过，队伍又继续前进。有汽笛声开道，我们径直到达我家，这时已经是9点45分，此时我应该登上观礼台才是。家里人已事先接到通知，我一开门，便都扑过来迎接我，有的拿着西服，有的拿着衬衣，还有的拿着领带。我刮脸，大家给我换衣服。在10时整，当自鸣钟的钟声敲响时，我隆重地登上了观礼台。成功了！
今天是11月7日。老一辈人在这一天都有一种可怕的感觉，甚至连中年人也有同感。如今白匪在哪里？红军又在哪里？究竟白匪是英雄还是红军是英雄？或许谁都不是英雄？你根本搞不清楚。我们自己又是什么人？是奴隶。炮灰吗？难道是这样吗？
但是，自己的一生就是如此，无法回避。
……这大概就像读者所猜想的，是一件你经常回想起的或者是梦见的往事。你会突然感到一种彻底的绝望，就像你在那个雪地里，黑得不知往哪里去，在那个仿佛中了魔似的村子里一样……
为什么必须赶到观礼台而不蒙受耻辱。简直是一种可怕的担心。
我不知道，或许这里有某种神秘论的东西。但我认为，这种重复的梦在我的生活中不是偶然的。就事件而言，还是应该制止的。
只要我稍稍感到自己束手无策，思想拘谨时，这种不安就攫任了我。
在那沉重的几个月里就是这样。
总统日记
1992年12月9日
我离开代表大会，昏昏欲睡地回到别墅。
这种事情大概是我自1987年起5年来第一次发生的……
我认为，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一切都不是巧合……这样的话，只能去数落我的主要痛点了。
我无法忍受这种人们从四面八方一起打你的公开袭击场面。从人说话的语气、甚至从他登上讲台的步态中，我意识到这种痛击人的野蛮欲望，这种激怒和鼓动自己的企图，这种要打人的可伯动机，因此，发言内容已不重要了。
所有这些战斗激情在斗争中，在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大家成帮结伙地殴打并用脚踏一个人时……
你就真是束手无策了。
事后我才明白，我对这些殴打朗病态反应，是我心理创伤的复发，我的心理创伤是在党的莫斯科市委全会后发生的。当时奉戈尔巴乔夫的命令，我被直接从病床上拉起来送进会议大厅，他们以党的优良作风践踏了我几个小时。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写过……
12月9日那天晚上，非常会议之后，我回到别墅并不晚。看到妻子和孩子们的眼睛，我猛然冲进浴室，锁上门，仰面躺下，闭上双眼。老实说，脑海里思绪万千，心情不好……非常不好。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把我从这个可怕的状态中强施出来。他不知怎么打开了浴室的门，劝我回屋。总之，他是在真心帮助我。
后来，娜依娜像往常一样承担起主要的“打击”……我渐渐地恢复了常态。
家里的人说：应当问问人们——是要你，还是要他们，人民了解得非常清楚……
突然间我抓住了这些话。政治学家和法学家早就暗示我举行全民公决的思想。但当时说的是用这种方法去解决代表大会的命运(解散还是不解散)问题。
这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人们想和总统还是代表大会继续生活？那天晚上，上帝给我最亲爱的人们出了个主意。
我立即请求给我接通伊柳辛。沙赫赖和几位发言稿起草人在夜里参加了工作。除我之外，还有4个人参加了我的简短发言稿的起草工作。发言的确切思想是，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我最需要的正是普通人和从来没有当选过的街道居民的支持。如果遇到困难，如果出现了极端的情况，我只有从他们那里汲取生活的力量。
有人建议，演说之后立即到莫斯科共青团汽车制造厂或轴承厂视察。我选择了汽车制造厂。
我睡了两个小时，凌晨之前又删改了一遍发言稿。不用说，它还是有些不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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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是谁介绍我和哈斯布拉托夫认识的。他是最高苏维埃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跨区域代表团成员谢尔盖·克拉萨夫琴科。
当哈斯布拉托夫走出办公室时，克拉萨夫琴科说了这样几句话：“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对这种人要严厉，不能让他单独行事，他就是这种性格。要时刻监视着，让他跟你走，明白吗？”事后我想起这些在当时来说令人费解的话，老实说，当时我对那些话并不在意。那时，哈斯布拉托夫看上去是一个聪明、有文化和温和的人。
最主要的是他温和的性格，哈斯布拉托夫教授身上完全没有我性格中的这种令人讨厌的粗鲁和许多党务工作者所固有的愚蠢而蛮横无礼的作风。
另一件事发生在佐尔金身上。瓦列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是宪法委员会成员之一，而且是最不出名、最谦虚的一个。当最高苏维埃选举宪法法院院长的时候，决定提他作候选人，这是一个使大家绝对满意的最能搞折衷办法的人。
他不左也不右，是一个公正的教授一法学家，也是一个性情温和、为人正直的知识分子。
……这些人究竟怎么啦？哪儿来的这种疯狂的权力欲？
我不知道，如果不是新的政治时代将他们突然推到上层的话，这些正常的莫斯科教授们的命运该是什么样子呢？
看来。每个这种“温和的”人身上都有某种奥秘，他以自己的“温和”、礼貌小心谨慎地对待周围的人。
也许他们从童年时代起一直到死都想成为团伙的领袖和魁首。但有人镇压和侮辱他们。
或许常会有这种感觉：周围的人对同一位怎样的伟人交往估计不足，或完全不懂。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站娘们总喜欢更多地注重人的外貌，不善于看到人的内心深处……
或许我们没有理解一切均属于常理之中的纯理性心理的潜在内涵？
可以长久地对此作毫无意义的猜测。我只能说一句：过去的年代使我确信，人们的知识、接人待物的经验、日常生活中的某种道听途说，在今天的俄罗斯政治中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些权力阶层的经验，也根本无济于事！那毕竟是一些苏维埃式的简单关系。这里起作用的是另外一些非常古怪的机制。也许我能学会猜出它们……
哈斯布拉托夫一佐尔金二套马车，在俄罗斯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才初次真正引入注目。
老实说，这是一次有力的意外打击，我企望诉讼审理不要参与政治，而只是客观地、不带成见地和中立地看待事物。
但是，现实生活并非如此。佐尔金在讲台上出现，这标志着在与试图着手合法解除总统权力的代表大会关系中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
夜间絮语
我乘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出过事。乘飞机、直升机、小汽车包括载重车在内，甚至有一次骑马都出事。我当时还很小，马疾驰到小山下，在转弯处把我从雪橇上摔出来，差点儿被摔死。
另一次事故就更加严重——火车翻了。当时我正在乌拉尔工学院学习，夏天去看望父母，我经常不买票，或者买上两站的票，只求进入车厢。当时只须掌握逃避查票员的技巧……
事情发生在夏天。火车进站时速度很快。大家知道，卧铺车厢分上下铺，第三层是行李架，“专供大学生用的”。我站在下面的过道里，从打开的车窗向外望着。
……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火车全速时脱轨了。我被狠狠地撞到车厢壁上，车厢开始往下掉，简直是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掉，先是前面的，之后缀着后面的。一个车厢拖着另一个车厢，全都坠落在路基的斜坡下，而斜坡又是特别的高。
我紧缩着身子扑向已经倾斜的车厢的铺位间的窗户，两手一伸向前跳了出去，抱头滚到路基斜坡下，再往下滚人一片泥潭。自然是吓坏了，但后来恢复了常态。我一看：胳膊腿都没有摔坏，只是有些青伤、疙瘩。车厢里全是伤员，我帮着把他们拖出去，清理堆集的东西。发生这种事，真可怕。等我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
……好像总是有入在搭救我，我自己也已经开始相信我总处于某种神秘的保护之中。不可能总是这样，这么多的事粹然间落到一个人的头上，并且是在生活的每个阶段。简直是每个阶段！而且每一次这样的危急情况都潜在着一种死亡的结局。
我是否怕死？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不怕死，无论你怎么办我也不怕死。有一次在一份杂志上看到，一个星相家预测我暴死于1993年。
1993年就要结束了，可我依然活着。
总统日记
1992年12月15日
是支持率的投票迫使我走出这一步吗？
1992年12月10日，我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之后，急剧改变了局势。代表大会因惧怕全民公决，改变了策略并做出让步，通过了代表大会和我之间的协议。按照协议，议会各派别要提出政府主席的候选人，哪怕提名50个人也行。我从这个名单中选出5名提交代表大会，进行“温和的”、支持率的投票。3人获得了多数票，我可以从中任选一人作为候选人提交代表大会。
“温和的”投票的主意当然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从国际实践中得来的，是法学家们帮助想出来的。这一手段是非常狡猾的、意想不到的和真正温和的。
不立即把候选人提交表决，丽是先在代表中进行民意测验，他们赞成谁？谁是最受欢迎的？在这些提案中还有哪些差异？
我还留下一个挑动空间，这是最重要的。
……12月10曰发言之后，我总算稍稍松了口气。我看见前面有一线希望。可以做出让步，但不是在把你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因为那时这已经不是让步，而是被枪决。调解委员会做得很出色。但愿用支持率的全民投票也能如此。如果总统保留选择权，这说明他更有实力，给他一个体体面面地走出绝境的机会。
叙述一下两个月后发生的事。
在后来的代表大会上，他们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明白了本应当缚任对方的手脚，明白了盖达尔离职与否，改革是不会停止的，叶利钦也摧不垮。但是，一切都晚了。在我面前已呈现出希望之光。
因此，其实不是盖选尔或另一位总理之间的选择，而是一种斗争策略与另一种斗争策略的选择。在社会还没有彻底弄明白甚至在立宪处于困境的情况下总统依旧是国家元首的时候，要么立即解散代表大会，要么平静地沿着这条对抗的路线走下去，让弹簧逐渐松开。我选择了第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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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各派别提出20个候选人的名字。其中有盖达尔、期科科夫、切尔诺梅尔金、卡达尼科夫、舒梅科、彼得罗夫、希扎、特拉夫金等。
共产党派赞成总统行政机关的领导人被得罗夫，但他没有预先通知我这个提名。也就是说公认的关系伦理再次遭到彻底破坏。
从这个名单中，我选出5个人：斯科科夫、切尔诺梅尔金、盖达尔、卡达尼科夫和舒梅科。
正如象棋手所言，以后便开始了阵地游戏。进行了投票。结果斯科科夫和切尔诺梅尔金俩人遥遥领先。得票分别是637票和621票，盖达尔得400票，超过卡达尼科夫1票，名列第三。
我可以把盖达尔作为候选人提交代表大会，但我没有这样做。
我这样推论：如果盖达尔哪怕再多得20—30票，他就可以十拿九稳地进入3个人选之中，也就不会存在什么问题了，那么我就会提他作候选人，再让他在大会上发一次言，我们一起努力去说服代表。可是，正如现在所看到的，没有任何机会。
我把他们3人都叫到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花园大厅，同他们进行了个别谈话。
……当然先是同盖达尔谈了一会儿。他像平常一样和善地微笑着走进我的房间，大概他已经明白了一切，预见到我的决定，心情自然也就很不愉快。这次谈话不同寻常，但我觉得，他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而不换另一种方式。现在，无论如何代表大会都不会选举他了。也就是说，只剩一种保留盖达尔的可能，那就是在下次代表大会前委任他代理总理职务。但是，无论是我还是他，议会都不会让在这里工作。盖达尔的任何举动都将受到阻挡，改革也可能走进死胡同。我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他对我提出的关于切尔诺梅尔金的问题，瞬间作出了反应，这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早有所准备，即对整个谈话预先作了准确的估计。盖达尔说，切尔诺梅尔金会支持改革，他不会撵走已经组成的政府班子。在他的这些话语中确实带有苦楚的声调。
盖达尔告别后就去对报刊发表了谈话。
后来是同斯科科夫进行的一次艰难谈话。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是这样理解形势的：既然他获得了最多的选票，所以他就比所有的人更有权利成为总理。我对他说，考虑到我们的老关系，我要坦率地说，请理解我，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当总理。因为您的名字与军事工业综合体有联系。简言之，我不能。看上去，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一点。他说，“这是您的权利”。
但他的面部表情还是暴露出他的内心活动，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内心深处十分委屈。看着他真难过。这种谈话，大大地刺激了这个虚荣心很强的人。
最后轮到与切尔诺梅尔金谈话了。
他犹豫地同意上任……
即将出任的人 切尔诺梅尔金
我知道，西欧反动势力对切尔诺梅尔金出任总理反应十分冷淡，就像我们的报刊报道的那样，说他是典型的党务工作者。尽管他不单单是个党务工作者，还是一个走遍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经济部门负责人。他这个人尝过苦难的滋味，况且不是从区委和州委书记的角度去品尝那些苦难的，我就看见过他在出差时深入煤矿和建筑工地，穿着一双泥靴子，踩在没膝的污泥里。他的这种工作真是不容易。
西方政治家非常关注俄罗斯发生的事，就连区区小事也不放过。在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布什给我打来电话，请我不要轻易地放弃盖达尔和科济列夫。一些西方政府认为盖达尔是经济改革的保障。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秘密。
但是，他们从西方以旁观者身份对形势的估计是一回事，这里的现实又是另一国事。盏达尔投机会通过代表大会当选。
在这种情况下，我把自己的选择落在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切尔诺梅尔金身上。
这好橡又是一个妥协型人物。又一次提出让大家都满意的候选人。直截了当地说，这种重新提名是以可悲的需要为条件的。
我们已经许多次地看到，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是我认为，这次，命运垂青俄罗斯。在这次，坏的期望没能实现。为什么？
首先，切尔诺梅尔金已来得及在盖达尔的政府里工作了一段。他对目前发生的事情规模有所估计，他不是从一旁，而是从内部了解了行动的逻辑性。他了解人们，因此能够保证最温和的干部换班，即政府成员中一部分人取代另一部分人。
其次。这并不是偶然的从上级来的提拔任命，也不像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那样的突然地青云直上。在此之前，他顽强地奋斗了一生。他清楚地知道，在他的工作中不应当出现错误，他要对自己的每一步都负责。
最后，盖达尔的改革保证了宏观经济的好转，即摧毁旧的经济。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不像做外科手术那么漂亮。相反却带有某种生锈的吱咳声，当带着肉撕下几块报废了的零件和结构时，则发生了断裂的现象。大概是实在不能换另一种方法。除了斯大林式的工业和斯大林式的经济(让之适用于今日)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别的经济。旧的经济从一开始形成就必然要产生这种致命的断裂。从它的建立到被摧毁都是如此。
然而，盖达尔没有彻底弄懂什么是生产，尤其是什么是冶金工业、石油天然气综合体、国防和轻工业。他对这些部门的全部知识主要是理论性的。这种不平衡原则上是相当危险的。
切尔诺梅尔金懂生产。但是，如果他在宏观经济的形势下“浮了起来”，如果他失去战略，这将更危险，要危险100倍。何况切尔诺梅尔金面临着一项更复杂的任务：不只是保持住以前的经济发展的先后次序，还要实现盖达尔未来得及和未能做到的事情，即稳定纲领。
……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所表现出的人品，正是我所期望的：他原来是一个真正靠得住的人。他在任何一种关键和激烈的情况下都不让人陷入困境。我很欣赏他的干练、沉着的男子汉性格，也很乐意同他共事。
就是这个人，在国家的如此复杂和严重关头领导了俄罗斯政府，我认为这是最大的成功。
★ ★ ★
在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日子里，我采取了一系列战术性行动，比如，把几位引起社会中各种不同政治力量不满和反感的人开除出政府，他们是波尔托拉宁和布尔布利斯。
……我曾经常和彼尔托拉宁讨论建立联邦信息分析中心的思想。波尔托拉宁热情坚持这一思想并准备亲自去实现之。
但舆论界认为，这是解除他的报刊信息部长的职务。我很快签署了建立这个中心的命令。很遗憾，根据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的建议建立起来的这个机构，没有维持多久。
布尔布利斯的情况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我们的私人关系和工作中形成了一个真空。我建议他在国务活动的仕途上做一次间歇，思考一下，熟悉一下环境。
叶戈尔，雅科夫列夫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他后来解释说自己辞职是为独立、自主，为他不属于那“一批人”而报仇。
雅科夫列夫的仕途升迁，首先应归功于改革。戈尔巴乔夫时代推举丁他和那个时期的其他许多人，比如，《星火》前任编辑维塔利·科罗基奇、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法学家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经济学家加夫里尔·波波夫，都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曾是《莫斯科新闻》周刊的主编，叛乱之后，戈尔巴乔夫同我商量委派他去主持“奥斯坦基诺”电视台的工作。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12月下台，雅科夫列夫继续留任中央电视台台长职务。这个安排使我非常满意。我愿意同这位有独立主见的、性格坚强的、有才干的人工作，更何况他是在这种岗位上。
我用签署了关于撤销雅科夫列夫职务的命令的第一个方案，在措辞上颇费脑筋：就像在以往那些善良的时代一样，因工作上的混乱和在政治上对某个问题的阐述错误。我最气愤的是，因为一次广播，奥塞梯的领导人加拉佐夫就敌对地冲俄罗斯总统而来。这件事发生在联邦苏维埃会议上，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也齐声支持他。为同高加索自治州建立友好的事务联系，我们付出了多少精力啊！……后来只好改变措辞，当然结果不是很漂亮，但我突然明白，我不再改变撤职命令，决定在我的脑海里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尽管表面上与雅科夫列夫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
看来，这里指的主要是因1992年6月12日夏天强攻“奥斯坦基诺”而引起的、我所经历的那次精神震动。我懂得了既然围绕着电视台演了这么大一出戏，那么“奥斯坦基诺”几乎是一个“核电钮”。在这个“电钮”旁应安排一位另一种个性的人，而不是一位神经质的思想家。
当然，因为这一行动，我遭到了许多指责，尽管说实话，在雅科夫列夫辞职后，电视台的第一套节目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些电视连续剧，还是那个政治，还是那些广告。
唯一让我骂自己的是，没有找到时间更主要是精力去见见时戈尔·雅科夫列夫，同他进行正常的关心体贴的谈话。我对他个人还是很有好感的。
★ ★ ★
第八次代表大会基本上把哈斯布拉托夫和佐尔金塞给了我。我没有把这次大会列入计划，也就是说“没有安排”。有一种磨洋工的感觉。
然而，第二个回合就是第二个回合，必须为自己的整顿、为自己的部长们、为补充的权力、为全民公决……而斗争。应当作出决定。
我又开始同代表们、各党团和政治运动的代表们会见。同“公民联盟”的会见是冷淡的。给人一种感觉，他们现在已经准备以实力的地位谈话，只是时间因索让他们有所收敛，时间有点尚早。还有一种对立的感觉，我就像小学生似地站在他们面前，数说着自己所犯的某些过错。
同民主党联盟的对话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甚至最尖锐的批评，在这里听起来都是那样的轻松、心平气和。对我来说，声调最重要。让人们批评好了，但这是值得的。他们把你看作人，而不是你的职权。
民主派的建议最严酷：不等代表大会的召开就解散全俄罗斯的苏维埃，实行总统制，当然，问题不能这么提出。国家目前还有足够的力量去要制止反宪法活动、战斗员的嚣张和红色恐怖。问题在于另一点，代表大会把我们带进了死胡同。怎样才能根据宪法摆脱这种困境？
再就是会见全体代表，这里不存在恶毒的语调、无礼和过激行为。来者进行了相当心平气和的交谈。
为什么代表们要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最后确定自己的选择，决定同哈斯布拉托夫走到底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我的不成功发言吗？是因为他们觉得报刊上展开的反代表大会运动是有人授意的，从而引起逆反心理作用？还是因为哈斯布拉托夫善于用阴谋诡计把某些力量聚集起来？是啊，这里有第一种原因，也有第二种、第三种原因。
也许还有第四种原因。我们还是返回来谈谈第七次即前一次代表大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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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小男孩是怎么打架的：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的眼睛，双手往兜里一叉，镇静地把肩膀一极，显示着自己有多么大的潜力。但是，当我们逐渐长大时，却往往忘掉了院子里小孩们的道德标准中的另一个重要细节，这个细节在成人生活中是最有现实意义的。
在政治生活中采取实力手段是经常的事，也是一件危险的事。这些手段往往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很容易削弱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一摔门走掉的那种作法，如代表大会上有人每过一分钟就想一摔门走掉了事，天哪，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我讲过盖达尔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表现。这是绝对准确而意外的一步：代表大会在一分钟内就失去了政府的整个地盘，而且是全体人员。代表们自己把自己推下水。
……在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被迫离开大厅，简直是强迫我这样做的。但这已经完全是另二个转折。
就决议的第2条和第7条即关于全民公决和授予总统补充全权的表决，代表大会绝大多数投票“反对”。这里出现了几乎一致的团结。
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和一切尝试，都化成了灰烬。和平谈判已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是很难的。结果是，你实际上被赶了出去。
当时本应当一直坐到最后，然后平静地起来离开，就像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一样，继续表决，表决。行动则是以后的事。当时，那些洋洋得意的微笑、坚信自己不受制裁的代表们偷偷地看着你或者眼盯盯地看着你时，很难作出准确的、相应的反应。简直想像不出，这是多么难堪的局面。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起初我还很轻松，整个神经系统调动起来了，甚至连呼吸也不知怎么变得轻松了。
看来，我生性不大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对付狡猾、隐蔽的斗争。只要情况一真相大白，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大概是好事也是坏事。
然而，就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那一刻，我作出一个不正确的决定。
在突然地不顾情面地去迎接对峙的时候，我不应该退出大厅，当时没想过这一步会引来怎样的后果。
全体与会者都被吓坏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现在又该怎么办？是弹劲总统？还是立即将他撤职？
我好像觉得，代表大会立即分成了两部分。这将是一个直观的教训。
看来我的退离大厅有些太匆忙，我没有给自己的拥护者以时间去思考所发生的事情并对此作出反应，所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留下来坐在大厅里。
★ ★ ★
我是个强者还是弱者？
在激烈的情况下，我通常是个强者。而在一般情况下，自然又往往萎靡不振，经常不像人们所看惯的那个叶利钦。
也就是说，我能有些愚蠢地、幼稚地失去控制……这当然是弱点。
我在有个地方读到过关于自己的报导，说叶利钦的弱点是，他自己给自己制造了障碍，使得他后来费了九中二虎之力才坚决果断地将之克服。
事情并非如此。是障碍本身找到我的，我永远不会去寻找它们……
勉强维持的和睦
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我面临着严峻的选择：或者是总统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人物，国家的一切政权转交议会：或者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消灭业已形成的不平衡。
以阿列克谢耶夫为首的总统委员会中的法学家小组，为我从法律上分析了所出现的政治形势。在国际实践中，这种逼和的力量配置发生过不止一次，摆脱危机的先例也有不少，戈尔巴乔夫算没有白谈论总统制问题。总统要么临时限制议会的权利，要么解散它。在新的选举之后，宪法将重新开始充分发挥作用。
……告人民书是我的几位最亲近的助手准备的。我想强调指出，正是这几位助手是把我的思想达到成文水平的人。一切最重要的决定都是我独立作出的。
发言稿起草人榔德米拉·皮霍娅和亚历山大·伊林、我的第一助手维克托·伊柳辛、谢尔盏·沙赫赖和总统委员会成员尤里·巴图林都帮助了我。
沙赫赖和巴团林签署了一份命令。我起草了一份电视告人民书的发言提纲。电视演说的录像定于21时播出。
在此之前，我与鲁茨科伊交谈过。我必须弄清楚他的观点，我率直地问，他对总统的这些坚决的强硬行动有何看法？鲁茨科伊坚定地回答说，早该这样。
至于安全委员会书记尤里·斯科科夫，他本人在私下交谈中不止一两次提出这个问题，他指着所掌握的侦探材料说，反对总统的阴谋是完全可能的，不能等待了，必须解散议会……
于是，当我签署了命令后，出现了某种间歇。
命令由伊柳辛发出。他态度坚决地建议我，在命令发表之前，还得让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签署。我问：“为什么？”他回答：在这件事情上不应当有漏洞，要采取负责任的措施，决不允许发生混乱，即一部分人说一回事，另一部分人又说另一回事。总统班子中的这两个人物不只是在口头上应该支持这个基本上改变了国家力量对比的命令。没有他们的签署，命令不能发出。
我清楚地看到，伊柳辛异常激动，他不能掩饰自己的焦急不安。
与处于这种状态的人谈话非常困难。他的担心引起了我的反感。我努力克制住自己，像往常似地尽力去理解他的明确而清楚的推理。是啊，伊柳辛是正确的，让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签署命令是有意义的。
伊柳辛拿了一份命令送给斯科科夫。
行政机关的新领导菲拉托夫去找鲁茨科伊。
这是午饭后的事了。
他们很快报告我，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拒绝签署。与此同时，电视告人民书的转播时间也快要到了。该怎么办呢？或是取消转播，或是把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召来努力说服他们？还是……
我在车里直接用电话与佐尔金取得联系。他已经知道了此事。我想，他已经拿到文件的文本。但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必须全面考虑这一步骤会有什么后果，应当提请宪法鉴定委员会通过。
沙赫赖去找鲁茨科伊。鲁茨科伊在命令的正文中做了大约10处的修改。当分析弄清他的意见时，终于明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准备签署文件。
斯科科夫也拒绝签署命令。他的论据是，国家还未准备好走这一步。
……他们有人把文件打印了一个副本，在反面签了字，并于第二天在宪法法庭上作为证据传了巴图林。
确切些说，佐尔金的这些小动作最使我震惊：他作为有经验的公诉人，急忙投入命令来历的调查之中，最不愉快的是，客气点说宪法法院院长也在欺骗人：晚上他在电视里说，总统没有和他谈过，关于命令的事他是从我的电视告人民书中知道的。
这时，或许我是生平第一次这样严厉地停发了己作出的决定。不，我决不是犹豫了，而是要做一次间歇，也可以说是停止。
对命令的反应使我警惕起来。命令中没有暗示对代表采取任何严厉行动的内容，没有号召解散代表大会，甚至也没有以温和的形式谈到要进入紧急状态。
命令正文中提到的“特殊状态”只是确定了问题的纯法律的诉讼方面。我宣布取缔议会和代表大会制定的那些限制俄罗斯总统全权的决定。
夜里23时半左右，电视台播放了鲁茨科伊、沃罗宁和佐尔金的联合声明。很清楚，他们向总统宣战了。从他们那冗长的讲话中完全清楚地看到近期行动的战术：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总统非法，政权转归鲁茨科伊。
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应激反应，虽然我从精神上对这个反作用已有所准备，但主要的东西还得我在稍后些时候去经受。
……斗争毕竟是斗争。我知道，这个命令帮助我揭示了政治对抗的路线。双方立场都已暴露无疑。鲁茨科伊和佐尔金以捍卫法制的借口发起进攻。他们的目的不外乎就是夺权。
实际上已签署的命令被暂时停止，对之需要重新加以完善。我们删去丁关于特殊状态的字句。
夜间絮语
妈妈在上午10时半就去世了，可他们晚上才通知我。早晨，我3次经过她的房间，不是拿文件，就是打电话……最后一次，值班警卫看见她走出自己的房间，跟我说了句什么。可我没发现，走过去了。
这是星期天的事。
3月20日傍晚，她坐着，同全家人一起收看电视。她看到我关于设特殊状态的声明，走过来，吻了我一下，说道：“好样的，鲍里亚”，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星期天，召开了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在各广场举行了“民主俄罗斯”和共产党人集会。我处理所有这些事情，准备了今后的步骤，从会议上获得了信息，不断地给电力工业职工、切尔诺梅尔金打电话……
中午，第一次通知我说妈妈的情况不好，我说：“你们还拖延什么？必须送医院。”他们回答我：大夫们正在治疗，已叫了“急救车”。我有点放心了。
我躺了一会儿，实在是支持不住了，整宿未眠。在这之前就已经积劳……我不放心妈妈，询问了好几次，她怎么样，但是没有人告诉我，只是说她在医院里。我一直没有感觉到她已经离开人世了。我一门心思去想那个该死的代表大会。
晚上，7个政府成员来到我这儿，他们都已经知道了此事，唯我一人不知道。来了这么一大帮，看得出，他们非常害怕我伤心过度……
记得我请他们都出去，然后自己躺下。
一切都完了，世人再不会有妈妈了。
为什么恰恰就在这一天？这是不是某种征兆？她的离去是一种祝福和代价。她好像对儿子说过：这就是我能做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不能帮助你什么了……
她静静地、无痛苦地去了，像睡着似的，都没有改变睡态。医生对我这样说。
葬礼在星期二举行，不算太豪华，也不算简单。一个按基督教仪式举行的葬礼。
先是作安魂弥撒。妈妈被安葬在莫斯科的昆采夫公墓。
★ ★ ★
我不喜欢报界就鲁茨科伊和佐尔金出席葬礼而借机所作的各种报道。在这个时刻，他们的样子当然使我不愉快，但没有任何伤人的举动，没有任何声明，也没有任何人转交任何文件。人们来了，就不应对此再说什么。
在代表大会上也没有任何反应，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
我原则上不愿让代表大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 ★ ★
早在3月9日我就签署了准备有计划地维修代表大会的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决定。那里已经把桌子清理出去，一切也都重新油漆过了，列宁的半身像也装饰一新，处处堆着供维修用的木材。
老实说，已经没有道义的精力去看这尊列宁的雕塑。只不过有时想问问自己：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一切？胡说些什么？但传来了这样的声音：让列宁留在这里，全体人民要在电视上收看代表大会。代表们这样做只能自我暴露……大家都看到谁在聚会。
维修是一个最合适的理由，以便拒绝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聚会。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将在哪里开会，有什么区别呢？必须尽快地完成维修工作，准备好开会大厅。
……我们的专家们借助于各种不同的方法，用计算机反复计算了方案。结果是：弹劾总统的票数不一定够，618票，正负仅为1票……这就是结局。但是当时有人不知怎么不大相信这个完整的聪明数学计算。别人的血腥味到底燃烧起来了。我回想起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哈斯布拉托夫是怎样提高嗓门，声嘶力竭地喊，当时他冲着切尔诺梅尔金喊着什么：您，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我们懂得，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这简直出乎意料，我已经习惯了他的温和的声音。哈斯布拉托夫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偶然的。当时他是在努力克制任自己，包括已经软弱无力的代表们也集体做出反应：冲啊，向正面前进，逮住他！……
……如果还是弹劾总统？
弹劾
其实这个词有什么可怕的呢？
……要知道这个决定没有任何效力。全民选举的总统不可能由代表大会尤其是这个早已失去人民信任的代表大会解除权利。然而。这里重要的不是主观因素，而是问题的实质，代表大会不能解除总统，因为不是它选举了他。
这是任何一个小学生都能明白的道理。
但是“弹劾”这个词还是用了。对我国人民来说，这个词具有神秘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俄罗斯人的心理。我不怕弹劲，而怕的是一个简单的俄语动词——“解职”，推翻。或者某种更犀利的动词。
须知，在历史上有时也有一些解释不清的因素在起作用。对此需要格外谨慎。推翻就意昧着政权没有了，一切都被彻底摧毁了。在某个地方早已聚集起一种对抗的能量和侵略行为，以及一种渴望得到体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或恐怖主义思想。在某个地方已经发生了什么事，而后来的闹剧路人皆知。一些实力机构一定会卷入这一进程。为了整顿秩序，他们暂时地废除了法律。但废除法律的时间是多久呢？
……如果真的被解除权利，那我该怎么办？我不怕这个方案，对此我已做好准备。一旦议会通过这个决定，我认为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发表告人民书。人们不会让我陷入尴尬处境的，我深信这一点。
统计票数时，我正在克里姆林宫。
我还认为，投票时代表们在克里姆林宫里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不是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豪华陈设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但地方，历史的空气中竞具有某种魔力……在这里，潜意识地开动了人的防卫机制。遗传储存的机制就是克里姆林宫，这就是俄罗斯，这就是我的国家。
这些机制还平息了我的对手们所期望的挑衅冲动。
……在宣布完弹劾总统投票结果之后，我走向在瓦西里斜坡上人们举行的临时集会，走向瓦西里·勃拉仁大教堂。天气凉爽。在这种潮湿的空气中呼吸很轻松，到处是照明灯和呼声，许许多多的人。瓦西里斜坡上成了一片人海。
难道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我们没有获胜啊？我们只不过是没有输掉这一步，这一局。
但是我懂得，现在一切将会就绪。在又一次的(按次序是第几次？)斗争阶段，我的人生战术起了正确的作用：要于就要取胜，只能获胜。不要害怕，不要把脸转过去，不要躲避。
因此，我用麦克风说出了这个词：胜一利。我不觉得羞愧。
★ ★ ★
重新翻阅这些篇章，我一点也不觉得羞傀。不错，这是一次胜利。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是一次失败。
从总体的战略方面来看，从第七次代表大会到全民公决这个全部“黑暗时期”我们是输了，正是因为我们让自己卷入了这个互相打击、对峙的漩涡，卷入了这种同得不偿失的胜利和伪失败的斗争之中。我所说的“我们”，指的是总统的整个班子。
的确不是我发起的斗争，而是那些决定考验总统政权是否稳固的人。但是受害的是社会！社会和人民并不在乎是谁“首先挑起这场斗争”。
我明白这一点，于是努力尽快地结束这场愚蠢的斗争，结束这种对民主来说非常危险的用拳头弄清关系的举动。修正案没有被通过，我推荐新的总理。新的总理也不合适，于是我提出了全民公决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没有争议的全民公决思想本身也被代表大会所否决。只有在弹劾总统失败之后，才能去进行全民公决。
为了能顶得住种种压力，为了不陷入武力办法解决问题的圈套，为了能在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行事，我这几个月来的全部努力和整个疯狂的精力都投到这上面去了。
几乎就在作出关于必须坚决限制代表大会的权利时，我又退却了，指望着全民公决之后的和平的、真诚的和正确的斗争结果。
但我又错了。要知道我们的分歧不是战术性的，而且我认为甚至也不是政治性的。
在民主的工具(代表大会)的帮助下，进行了一场最基本的旨在消灭的斗争。这一点，我却懂得太晚了。
“赞成 赞成 反对 赞成”
在对全民公决的初选结果总结之后，哈斯布拉托夫最初的几次公开演讲几乎都是“波尔托拉宁—戈培尔式的”宣传。
一般说，把人和戈培尔作比较，这在体面的社会里是一种侮辱，然而这却是议长经常出现的“艺术”形象。
为了进行一次宣传运动，需要的不只是粗暴的压力和猛攻，有时还需居民的分离反应。
这个运动需要有一个思想、一个周密考虑过的概念。我认为，我们找到了这个思想。我们正是以自己诚实与直串的宣传思想和立场赢了我们的反对者。
议会自己拟成了全民公决的全部4个问题。我们在他们的地盘里按照他们的规矩游戏。我说，如果你们记得，那就回答4次“赞成”……
在我们的国家，人们常常喜欢说“反对”，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我们要用暴力摧毁整个世界……
人们已经厌倦了去领会所有这些复杂的宣传说教，不是现在，而是50年前就厌倦了。应该说“赞成”。
“赞成”——正常的生活，没有烦恼，没有这些折磨人的代表大会，没有无休止的政治争吵……应该对总统说“赞成”。
这个论点与否定的议会完全对立，我认为它是成功的。
第二点是著名人士的支持。
对埃利达尔·梁赞诺夫及其拍摄我的一家的电视节目有过相当多的评论，这已经不成体统，是在拍马屁，授其所好。
如果开诚布公地讲，梁赞诺夫在人民中的声望并不亚于叶利钦。他以他素有的分寸感和对人的尊敬态度与我交谈，但谈话始终都是平等进行的，人们却忘掉了这一点。
我能说出俄罗斯的其他许多文化活动家：阿斯塔菲耶夫、叶夫列莫夫、扎哈罗夫、乌里扬诺夫、塔巴科夫、哈扎诺夫、莫尔久科娃等，我对他们有着像对梁赞诺夫那样的评价。他们在全民公央前的那些日子里积极地支持了总统的观点。在他们的语气中，我一次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社会意旨”，正是因为这些人能让自己说出心里所想的一切，包括谈论总统。
不信的话，请测览一下那些天的报刊。
在《莫斯科新闻》、《首都》、《星火》和《文学报》上。
这几周进行了非常尖锐的争论。争论谈及叶利钦这位政治人物。比如，像马克西莫夫和季诺维也夫这样的许多侨民作家激烈反对我，他们不相信俄罗斯的民主。难道他们发表的文章和对记者发表的谈话还少吗？这不过是在全民公决前对我进行猛烈抨击中的点滴批评而已。
★ ★ ★
最出乎意料的是对第二个问题的答复。
参加投票的多半数人(毕竟还是多数，这是有工作能力居民的二个可观的百分比)，回答“同意进行”经济改革、自由价格和私有化。这是我的政敌所没预料到的。他们指望的唯一王牌是，居民投票赞成叶利钦为的是保持佐国内和平，但不承认他的经济政策。这个唯一的王牌也落空了。
在全民公决之后的最初日子里，反对派阵营里一片张惶失措。除了“宣传”一词外，报刊没有从我的反对者的嘴里再掏出什么。要么他们就是蛮不讲理地说瞎话：2／3，哪够一半，这是少数。因此，大多数还是反对叶利钦！真是奇怪的逻辑。这些人似乎同每个没去选区投票的人都交谈过。他们当中究竟有多少人只决定去别墅？还有多少人暂时还不能确定自己的意见？
在关于改革问题的投票结果后面究竟是什么？
其实，这是第二次总统选举，第一次选举之后又过去两年了。一般在这个时候，对已选举出来的国家首脑或政党产生了信任危机。
人们对政治家的期望远远高于政治家所能给予的，他们期望立即改善自己的个人生活！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他们的投票？然而，变化是逐渐的而不是一下子发生的。
而在我们俄罗斯究竟期望选民们什么呢？在哪儿有这么多年一直是靠无法实现的改革许诺和那个总是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反复徘徊”的改革维持生活的呢？电视上早在从前就每天厚颜无耻地向人们撒谎，说人民的福利在不断地提高，可同时日用消费品又是如此奇缺！
按理说，本应当把进行这种病态改革、致使物价飞涨的人狠狠地批评一番。但这种做法让人民疲惫不堪。我在围墙上看见一些开心的标语：“4月25日尖锐地批评叶利钦！”
……结果真相大白，人们投票不单单是赞成叶利钦。叶利钦本人或许不这么重要。人们是抱着某种希望而投票的。
我认为，这是全民公决的主要道德教训。
或许人民明天就会改变主意，有可能选择另一个政权。
但是今天，即使在改革的第二年人民对具体行动的渴望没有破灭，对这个行动可以提出异议，可以对它表示失望，但它毕竟是行动。
然而，等待不可能是无限期的。
★ ★ ★
哪里的投票结果是最不令人快慰的？
首先是在农业区。这可以理解。
第一，农民。就其禀性来说是一些保守的人，他们对各种花样翻新早巳习以为常了，因此他们暂时用不着这种改革，改革带来的只是头痛和苦恼。
第二，许多地方对领导有自己的区域性意见：要么是长官举止蛮横无礼，与黑手党打得火热；要么做空头许愿，就是不向前迈一步。这也许是指关闭原子能站和有害车间，以及新工程的建设。
第三，在那些有理由思索未来即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区域，比如说，鞑靼或者巴什基尔共和国。这两个共和国的政治家非常想成为独立国家的领导人。
而人们就是想生活在这样的“独立的”国家里，在那里不可能有任何地理、文化和经济的完全独立。但这里的独立能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俄罗斯的一些区域地位(包括在北方、伏尔加、西伯利亚和高加索的传统的民族特征在内)暂时还不明确。它必须在制定新宪法的过程中予以澄清。
★ ★ ★
该结束这章了，它对我来说是最沉痛的一章。以后是所有这些事件的尾声。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尾声。全民公决所取得的最大的道德胜利被国内战争的血流成河、人们死亡和可怕真理弄得贬值了。
这是为什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的议会争吵要用坦克齐射来结束？这是谁的恶毒愿望？谁的图谋？
要知道在其他国家的议会里有时也相互抨击，但从未这样结束过。
……是啊，我不需要这样的胜利。但是还不得不用可怕的代价得到它，为的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保任人们对秩序的希望，即使这个秩序是不长久的，但毕竟是和平。
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老人，为了所有我们的亲人，为了不再让血流成河，为了制止丧失理智的政变，有必要去这样做。
我这样评价了自己在10月3日至4日可怕之夜的行动，希望大多数同胞也这样去评价它们。
现在我们大家都应当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是怎样走到这步的，目前应该做什么。
全民公决就这样成了对真正公民和解无法实现的希望。
★ ★ ★
在俄罗斯的民主史上的这个不成功的阶段，是否仍然具有历史意义？当然有。
我们中间有谁在5年前知道什么叫全民公决？什么叫弹劾？议会制与总统制有什么不同？合法的政权与不合法的政权的差别何在？
大概，除了法学家之外，谁都不知道。现在人们逐渐地开始弄清宪法的这些细节。
就连“宪法”一词本身，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抽象概念。似乎有过宪法，又似乎没有宪法。因为它的作用在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社会简直看不出来。那时只有某种长官的意志，这就谢天谢地了。
……我们的人民就其禀性来说似乎是遵纪守法的，从容镇静的。俄罗斯人是多么喜欢说“善良的”一词。至少是到适当的时候……但是这个奉公守法究竟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建立在什么法律上的？莫非是单单建立在恐怖之上吗？建立在对长官的惧怕之上吗？
简言之，多亏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才开始理解社会的结构及其基本准则和法律、理解国家机关的相互关系体系，渐渐地认识自己在这个整体机制即生活机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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