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姚文元传 > 第二章 曾经是左翼作家
本是阔少爷
或者象我一样/泪向心窝倒注去，
伤情的话涌到喉头/又重复咽下，那末，露丝，
你心碎了，也让我不知道/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强欢假笑是不成了，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吧/露丝，在撒手前……
本来，这样抒发“个人生活消极地崩坏着”的小诗，连同他的作者——二十年代混迹文坛的姚蓬子，早已被历史的浪潮所吞没。
只是因为其子姚文元成为“四人帮”中的一个，姚蓬子随之成为众所关注的人物。
细探姚蓬子的人生色彩，最初是灰色的，后来曾是红色的，忽地变成黑色，渐渐又褪为灰色。其中那一段黑色的历史，不仅是他的一块心病，也成了姚文元头上的一块癞疤。在姚文元平步青云成为“中央首长”之后，曾以“严防扩散”之名为姚蓬子遮掩。正因为这样，云谲波诡，姚蓬子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其实，就连姚蓬子本人，也曾在其诗集《银铃》的“自序”中写过：“人是没有方法逃避历史的支配；正如草木不能逃避节季的支配一样。”如今，撩开那神秘的面纱，为姚蓬子曝光
姚莲子，其实是笔名。他写文章，常署“蓬子”。
他的本名叫姚梦生，“梦笔生花”之意。字“裸人”。他又名姚梦圣，“梦见圣人”也。他取笔名“蓬子”——“蓬瀛之子”，总是跟幻梦、圣人、仙境之类扯在一起。
姚蓬子乃浙江省诸暨县姚公埠人氏。
姚公埠是个小镇，离诸暨县城四十来里路。从杭州坐火车到诸暨湄地下车，再转公共汽车到姚公埠。倘若坐小火轮，更方便些：从杭州沿钱塘江航行，转入支流浣江，可以直抵姚公埠。上午开船，下午便到了。
诸暨是浙江的望县，当年越国的古都，西施的故乡。民国以来，诸暨列为浙江的“一等县”。一九八九年冬，当笔者访问诸暨时，这里正在由县改为市。
诸暨文化发达，名人辈出。就以本世纪而言，国民党少将以上有一百多人是诸暨人，如蒋鼎文、宣铁吾等。共产党著名活动家俞秀松、谢侠父、宣中华、张秋仁、汪寿华、冯文彬、钱之光、钱希均（毛泽民之妻）等，也是诸暨人。诸暨也出了不少文化人，如北京大学校长何燮侯、诗人何植三、翻译家孙大雨等。诸暨农业也发达，这里流传一句话：“诸暨湖田熟，天下一餐粥。”意思是说，诸暨湖田的粮食熟了，可供天下人吃一餐粥。
姚公埠在诸暨县城东北，本是个姓柴的人居住的小村。相传宋朝时姚家从河南开封南迁至浙江富阳。不久，有姚姓两兄弟亨德、亨利迁往诸暨，亨利被柴家招女婿，改姓柴，而姚亨德也在这小村住下成家。此后，柴亨利家族衰落，姚亨德家族兴旺。人云：“这是以柴烧窑（姚），”窑（姚）越烧越旺，柴越烧越少“。于是，小村遂成为姚姓天下。
小村濒临浣江，相传是西施烷纱之江，又称浣纱江。当时，江上无桥，姚氏祖先置一渡船，供人公渡，那小村便被叫做“姚公渡”。后来，渡口设船埠，遂改名“姚公埠”。姚公埠日渐发展，由小村变成小镇。
姚公埠是一个建在堤上的小镇。它的一边是浇江，另一边是农田。农田的地势低，不得不沿江筑堤。人们的房屋无法建在那低湿的地里，只好建在堤上。于是，姚公埠成了一个沿江而建的狭长的小镇，象一条带鱼似的。
姚公埠的居民，差不多家家姓姚。据说，是由一个姚姓老祖宗繁衍下来的。
在姚公埠，有一座房子，人称“九间头”——那房子南、东、西各三间，共有九个房间。在“九间头”对面，有一座象北方四合院的房子。走进大门，是一个四方的院子。院子的三面，是平房，正面是两层楼房，上下各为三间（后来扩建为上下各为五间）。这便是姚家老屋。
老屋的主人胖墩墩的，那喉咙又响又亮，站在院子里喊一声，连“九间头”的糊窗纸都要抖几抖。此人姓姚名西曜，有田一百二十亩，在姚公埠下村算是数得上的地主了。这些田地，是从曾祖父姚杏生、祖父姚麟秀、父亲姚宝槐手中传下来的。姚宝槐是清朝秀才，两度赴绍兴考举人，未中，疯癫而死……
光绪三十年，吹吹打打，一顶从二十里外盛兆坞抬来的花轿，使姚西曜有了妻室。新娘姓张，按老规矩，也就唤做“姚张氏”。
姚张氏过门不久，为姚家添了一个胖小子，那是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的事。“翻译”成公历，也就是一九○六年。
姚西曜希望儿子成个秀才，取名姚梦生，亦即姚蓬子。
子肖其父，姚蓬子的声音也格外响亮。不论在讲坛上，在家中，当他慷慨激昂起来，声音常常会使窗玻璃为之不断震动。
姚张氏是个和颜悦色的人。虽说姚西曜发起脾气来翻江倒海，使姚张氏一声不吭，使鼓槌如同敲打在丝棉被上一般。姚张氏把姚家料理得整整齐齐，没有一把歪放的椅子，没有一个倒了的油瓶。
姚家的日子渐渐兴旺起来，加盖了三间楼房，后来又扩建为上下各五间。
姚西曜当上了“圩长”。那里把堤称为“圩”。圩分段“承包”。圩长，也就是某一段江堤之“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圩长”大约相当于居民小组长。
在生下姚蓬子八年后，姚张氏又生一女，取名姚舞雁。梁实秋先生于一九七四年写的《槐园梦忆》中，有一句提到姚舞雁。那是述及他的妻子程季淑在一九四八年冬从北平选抵南京时，“第二天她得到编译馆的王向辰先生的照料，在姚舞雁女士的床上又睡了一晚”。梁实秋乃编译馆馆长，姚舞雁多年来在梁先生手下干事。
姚西耀在乡下当了一辈子上财主，希望儿子有点出息。在姚公埠念过私塾之后，姚西耀就把儿子送到绍兴上中学，后来姚蓬子讲话有点“绍兴官话”的味道，便是绍兴中学给他留下的“印记”。
中学毕业之后，他远走高飞，考入了北京大学。
一九二四年夏日，姚张氏常常发烧，气喘，不断地吐浓痰。不知怎么回事，她的脸上还长出许多红点。
就在这个时候，十八岁的姚蓬子从北京大学急急奔回老家，探望重病的母亲。姚张氏的病越来越重，水米不进。
姚西曜赶紧从几十里外请来医生。医生只略微看了一下，便连连摇头，写下处方，连饭都不吃，就拎起出诊皮包走了。
医生不吃病家的酒莱，这意味着病人已病入膏肓。
医生临走留下一句话：“如果病人脸上的红点褪去，那就不行了。”
姚西曜还来不及去抓药，妻子脸上红点褪去，一命呜呼。
仁立在母亲坟头，姚蓬子久久无言。他把无限哀思，凝在一首题为《自从我死去了母亲》的小诗里。
逝者长眠，很快从人们的记忆中流逝。白色的纸花、黑色的布馒刚刚扫去，姚家小院挂起了红花、红布，燃起了喜庆的鞭炮。
一顶花轿进了小院。姚西曜在姚张氏死去的当年便娶了继室，叫冯雅琴。比起姚张氏来，冯雅琴显得更为精明能干，尤其是擅长理财。两年之后，冯雅琴生一女，取名姚飞雁。又过三年，冯氏再生一女，取名姚鸣雁。
一九三七年，姚西曜明显地消瘦下去，胃口越来越差。他不断地吐出紫黑色的血块，终于一病不起，死于姚家老屋。
冯雅琴成了一家之主。靠着佃户耕种姚家土地，她在姚公埠过着无忧无愁的日子。直到临近解放之际，她知道世道要大变，便卖了土地，家产，逃到上海，住在姚蓬子家中。
她与姚蓬子之间的感情，不好，也不坏……
生母姚张氏的病逝，曾使姚蓬子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他的大学同学周颂棣住在离姚公埠八十里路左右的地方，托人带来口信，邀他去做客，散散心。
姚蓬子来到周家，结识了周颂棣的姐姐。他有心，她有意。本来是为了驱散丧母之痛，却迎来了爱情之蜜。
沉醉在诗的梦幻中的姚蓬子将情思化为情诗：
你小小的唇正象一颗酸果儿，
虽然颜色是红晶石似地鲜艳，
味儿却酸酒一般苦。
因为我正想试尝苦的滋味呢，
故而我们的唇儿触着时，
我的眉间透露了笑意。
爱情虽然滋润了他枯萎的心田。但是，对自己未来充满种种幻想的姚蓬子，不满足乡间的平淡生活，他常常梦想着哪一天成为一个大人物，大圣人。于是，他告别了浣江的水，告别了母亲的新家，告别了恋人的红唇，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
象征派诗人
把青春的火花凝固，那就是诗。
青春焕发的姚蓬子，沉醉于诗的幻梦。
一九二四年盛暑，料理了母亲的丧事之后，借助于一位同乡的介绍，来到了上海，在光华书局当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脱去长衫，穿上西装，姚蓬子昂首阔步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那时的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今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是商业街，而四马路则是文化街。
徜徉在四马路，姚蓬子如鱼得水，以为中国虽大，唯此街于他最直。在四马路上，中华书局、梁溪图书馆、新文化书社、群众图书公司、有正书局、大东书局、泰东图书局、国华书局、来青阁，比肩而立。自四马路转角往南，棋盘街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民智书局、武学书局、公民书局、中华图书馆、扫叶山房、文瑞楼、著易堂、广益书局鳞次栉比。不远处，有着会文堂书局、新民图书馆、亚东图书馆、千顷堂、蟫隐庐。
这里是书的王国，文化的殿堂，作家的摇篮，书商的市场。
一九二四年六月，四马路上一家名叫“光华药店”的铺子，被新创办的书店买下，挂出了“光华书局”的招牌。
光华书局给四马路增添了气息，它是那里第一家专出新文艺书籍的书店。老板乃上海出版巨子张静庐。他先在上海创办了颇有影响的《商报》。后来，他想在《商报》办个出版部，印行书籍。张静庐与郭沫若相熟。当他来到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郭寓，郭沫若痛快地答应给他两部书稿——《三个叛逆的女性》和《文艺论集》。张静庐开始印郭沫若的这两部书，便打出了“光华书局”的牌子。正巧，四马路上有一家光华药店支撑不下去，要出租店面，张静庐就租了下来。于是，“光华药店”变成了“光华书局”。有趣的是，开业之后，仍不时有人进来问：“卖药吗？”
郭沫若的两本书为光华书局打响了第一炮。此后，郭沫若等编的《创造社丛书》、《创造季刊》，也都由光华书局印行。光华书局与创造社结下了深缘。
张静庐先生是浙江镇海县人氏，跟姚蓬子算是大同乡。借助于一位熟人的介绍，姚蓬子进入光华书局，担任编辑。从此，他踏上了上海文坛。
头一回去见张老板，姚莲子西装毕挺，领带打得端端正正。
才几天，他就扔掉了领带，又过了几天，解开了衬衫领扣，再过几天，连西装扣子也不扣了。他是一个随便惯了的人，受不了“束缚”。不修边幅、散散漫漫的他，又常爱激动。一旦激动起来，他就不住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即便夜深人静，他也会突然跳下床来，写下抒发自己激情的诗句。
一九二九年，姚蓬子在为自己的诗集《银铃》写序时，曾追忆当初：
“我开始作诗，是远在五六年前。那时，火与血之光已在中国的南部门灼，历史已走上了新转变的前夜。那时我流寓在北京古城中。白天，我在图书馆里找寻着古代的叛逆者之迹；如尼采、叔本华、波德莱尔、坡、阿尔志跋绥夫等等，都是我当年神交的好友。晚上，不是躺在床上，一盏昏沉的煤油灯下，追逐着莎宁与巴莎诺夫等人的影子，在横文的书籍中，即是跑上堕落者之集合所，以感伤的享乐来满足我变态的本能。这些诗，都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呵，我自信是如此。因为我那时无意识地毁坏着建筑在宗法制度上的‘所谓合理’的生活，来恐吓那些好意地拖住我留在坟墓中的人们！”
“我有勇气把青春撕成了碎粉，掷给你们看吧……”
他是感伤的青年。他是苦闷的青年。他是变态的青年。他仿惶徘徊，忧心忡忡。他又不甘于沉沦和寂寞，不屑于堕落和潦倒。
迷惘的他，卷入了法国的象征派诗潮。那是十九世纪末发端于法国的新浪潮。象征派的诗人们以为，写诗应当“主观”，应当“唯心”。在他们的目光中，世界是双重的叠合现实世界痛苦而虚幻，另一个世界则真而美。他们用诗暗示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亦即“象征”。悲观的情调，废颓的色彩，成为他们的诗的主旋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象征派诗潮风靡欧洲。接着，冲击着中国。姚蓬子一拍即合。
诗是内心的独白。姚蓬子的诗，映照出他的一颗苍白、凄冷的心。
在“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深秋，姚蓬子仿佛觉得整个世界在坠落，在枯萎。现在可以查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便是《秋歌》：
黄叶，无声地飘堕着，
象梦一般的，
或叹息似的，
负着露和泪坠落在地上了。
远寺的钟，
滞重得有如病驴的蹄声；
听新蹄声淹没了旧的，
我欲低泣。
秋的情调凄迷我的心：
破塔，野寺，
都市的遗址，
都沉入旧情的回忆！
奄奄的叹息，
逸出我的咽喉了；
可是奔不到三五步，
又消失在空中。
哦，诗人面对凛冽、悒郁的秋风，不住地叹息着，低泣着。
诗人低头吟叹，见到墙角的一张破琴，又是一番悲凉的惆怅的感触，袭上了心头。
姚蓬子来回踱着方步，哼成了一首《破琴》：
零落的琴，
比掩在黄草中的歌唇还要寂寞，
比古庙的钟，更寂寞。
残弦进裂在秋风中了，
它褪色的襟角与裙边，
都睡满了尘丝，青苔。
再不会，梦见了诗人，
曲调未成，就拍翅向他飞奔；
晨露上，也再不见琴声驻停。
孤独地，看春花换成黄叶，
看月缺又圆；
秋月下，偷顾影子，活象架枯骸。
大抵诗与杜康如影随形，蓬子也总离不了酒瓶。他写《酒后》，如同为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
靠在老旧的绒布枕上，
一个缺嘴的酒瓶
和几卷未成稿默坐枕旁。
乘灯火打睡在纱罩里，
几只饿鼠，得我允许似的，
放浪地舐食着残肴。
飞向青年诗人那里去了吧，
梦之神，我几回凝视，
瞧不见她翅子的一羽。
沉郁的乡思，凄凉的笑，
一向是侍候我颜色的奴才们；
此刻是，风样的，影踪都没有了。
处于青春期的年轻诗人蓬子，不时向“处女的纯洁的心”献上自己的情诗。大抵因为向往法国象征派诗人的缘故，他喜爱法国作家果尔蒙的小说。他一边写点短诗，一边埋头于翻译果尔蒙的长篇小说《处女的心》。
蓬子写过一首总共只有六行的《小诗》。诗虽短，情颇浓：
我将装饰花环在你发上，
珠练儿在你白嫩的颈项上，
轻纱的衣服在你身上，
金钏儿在你手腕和足胫上；
更将我灰白的颤抖的唇儿，
装饰在你猩红的唇上。
月下，花前，窗口，床边，蓬子一次次为Rose——玫瑰花儿一般的“露丝”，写下了热恋的诗句。
呶，蓬子的《今晚》：
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
弱似飘泊的幽魂哟，
又似墓头花的悲寂。
露丝，今晚的我俩。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
在忍痛的撒手前。
有如喝醉了浓酒，
露丝，忘去一切吧，
莫让忧思爬上你芳颜。
或者象我一样，
泪向心窝倒注去，
伤情的话涌到喉头，
又重复咽下；那末，露丝，
你心碎了，也让我不知道！
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
强欢假笑是不成了，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吧，
露丝，在撒手前。
蓬子写下的《蹀躞》，则把满腔情思献于菲菲。他把一片痴情化为诗行。值得说明一句的是，诗中的五行“……”是原文如此，并非引录者的删节：
透过了半开的窗，
灯光洒在草地，
冬霜般凄白。
我知道菲菲，
在楼头忸怩地窥望；
怕横空飞过的夜鸟，
知道了伊底偷窥；
处女的娇羞的情，
灰白的夜幕下，
放花在伊底心窍了；
又象被捆在魔绳里啊，
伊圣洁的视线，
夜的幻美诱它不住，
石榴子似的星也不，
总离不开草地的瘦影；
处女的纯洁的心，
（爱的责任命令她了，）
担心露水的苍白
将染白了我微红的面颊，
风将吹我生病；
但一夜不见，
焦急又煮碎了伊底心；
夜的游虫都已家睡，
夜莺也放下了笛时，
伊还焦思着：真病了。
每晚每晚，
我满装了虚幻的欢情，
被爱的骄矜漾在我心，
不管风寒露重，
含笑蹀躞在伊后门。
直到西风吹我病了，
才知一脉芳情，
从不曾飞进伊底心；
我夜夜的相思，
夜夜都死在伊门外。
诗抒情。罗曼谛克的诗人蓬子，用他的诗向世人披露自己的心扉：他的苍白，他的凄凉，他的烦闷，他的情思。
这些写于六十多年前的晦涩、灰色的诗，在这六十多年间几乎被历史所遗忘。只是为了勾出当年姚蓬子的形象，我才从发黄发脆的故纸堆里找出了这些诗……
遥夜沉沉，他期待着黎明；昏昏欲睡，他谛听着无声处的雷声。他的心境是芜杂的，他的心态是多元的。他曾用这样的“象征”，道出自己内心的痛楚与奋争；
“中国近十年的历史，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历史。自然，有许多木乃伊或活死人，因为在坟墓中睡惯了，坟中的黑暗正适合于他们的视觉，坟中的腐烂正适宜于他们的嗅觉，坟中的死寂正适宜于他们不会翻身的身体。他们再也不相信人间是有太阳与花，火与血，面包与情欲，狂风与暴雨了。”
“大概是我没有睡熟吧？我听见外面有风与雷之交响，我从墓缝中看见了外面有火与血的飞迸。在坟里我觉得气闷。于是我开始在坟墓中爬着。”
“这些诗，是我烦闷在坟墓中的证据。”
潘汉年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不管怎么说，那些小诗毕竟是蓬子的创作，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当然，这些小诗在杂志上发表，莲子所拿到的稿费，如同沾在胡子上的饭粒。
姚蓬子倘徉在四马路上。一九二五年夏日，忽见四马路麦家圈口豫丰泰酒馆的楼下，热闹起来，挂出了新牌子：北新书局发行所。
姚蓬子踱了进去。人称他是“巡阅使”，什么书店都爱进去翻翻书，打听出版界的最新消息。
一回生，二回熟，姚蓬子结识了那里的老板李志云。
北新书局原是一九二四年秋在北平创办的。当时，开设在李志云家中——北平翠花胡同。
上海毕竟领中国出版界之先。一九二五年夏，北新书局便南迁上海，总店设在上海宝山里，而在四马路开设了发行所。
姚蓬子从李老板那里得到重要的出版信息：北新书局正准备推出一套“欧美名家小说丛刊”。
姚蓬子感到机会来了，马上告诉李志云：“我正在细读法国名家果尔蒙的小说，打算着手翻译。”
“书名叫什么？”
“《处女的心》”
“好，好，好一个《处女的心》！这样的小说，销路会不错。”李老板当场拍板，同意出版《处女的心》译本。
就这样，姚蓬子从诗人“改行”，成为翻译家了。
一九二五年冬，十九岁的姚蓬子出现在诸暨姚公埠老家。一顶花轿把恋人周修文抬了进来。
新婚不久，新郎就匆匆赶回上海了。新娘回到娘家去住。过了些日子，姚蓬子把她接到上海，从此姚蓬子算是在上海安家了。
一九二七年初，北新书局发行处的书架上，出现了一本新书，印着：“《处女的心》，果尔蒙著，蓬子译”。
这是姚蓬子平生的第一本书。
李老板果真有眼力。《处女的心》上架之后，很快就销光了。到了一九二七年八月，北新书局又再版《处女的心》。
也就在四马路上，姚蓬子结识了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使他从象征派的颓唐的泥潭里挣脱出来，振奋起来，走上了坚实的布尔什维克之路。
论年纪，小伙子比姚蓬子还小三岁。他是江苏宜兴人，长得风流倜傥，上舞台演小生不用化妆。此人本来也在光华书局，在张静庐手下当小伙计。他又是郭沫若的密友，是创造社的一员。当郭沫若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部”时，他又成为郭沫若手下的小伙计。一九二六年，郭沫若和郁达夫一起，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南下执教。创造社的两员大将走了，那在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便由此人和周全平、叶灵凤三名小将支撑着，人们称这三人为“创造社小伙计”。虽说他们的出版部设在上海闸北宝山路的三德里，可是他们编的《幻洲》半月刊，委托光华书局印行。《幻洲》半月刊用四十开印袖珍本，内容分上下两部。上部为文艺版，由叶灵凤主编；下部叫“十字街头”，登载评论、杂文，由那小伙子主编——他居然因此自称“下部编辑”。
常来常往，“下部编辑”便与姚蓬子熟悉起来。
这位“下部编辑”幽默、开朗、爱说爱笑，象一块炽炭一般，总是热乎乎的。姚蓬子常跟他谈诗、谈小说，渐渐地谈社会，谈文学的前途。谈内心的向往。虽说姚蓬子年长于他，可是，当论及人生时，“下部编辑”那种不凡的谈吐，深邃的思想，使姚蓬子对他不由得敬慕起来。
此人便是潘汉年。一九二五年，他才十九岁，便已是C.P.——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是这位“下部编辑”悄然把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借给了姚蓬子。姚蓬子意识到，“下部编辑”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一九二七年二月，“下部编辑”突然从上海消失了。据他说，父亲潘莘华病重，他不得不回宜兴照料去了。
“下部编辑”半年后，方才露面，脸晒得黑黑的，显得老成得多。半年之间，他仿佛长了好几岁。
其实，那是他接到郭沫若的一封信，投奔江西南昌去了。那时节，郭沫若已经不在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了，投笔从戎，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在南昌，要办一张报纸，需要得力的编辑。他记起了潘汉年，把“小伙计”请来了，出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在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二十一岁的潘汉年成为领队，带着一批共产党员回到上海，向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到。
表面上，潘汉年还在编他的《幻洲》半月刊，还在做他的“下部编辑”。几个月的戎马生涯，使他迅速地变得成熟起来。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为了加强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工作，决定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潘汉年为“文委”第一书记。
潘汉年着手在上海文化界发展中共党员。他考虑到姚蓬子虽然正陷于颓唐，却是因为对国家的前途失望而忧心。他委婉地向姚蓬子透露了自己的意思。姚蓬子当即表示了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愿望。
于是，由潘汉年作为入党介绍人，姚蓬子在一九二七年底，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小伙计”，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对诗集《银铃》的自我否定
自从成为“C.P.”，近朱者赤，姚蓬子在潘汉年的影响下，从灰色的阴影中迈上了光明之路。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号的上海《新文艺》杂志上，刊登了水沫书店的“水沫丛书”新书广告——蓬子诗集《银铃》出版。广告是这么介绍《银铃》的：
“蓬子先生是研究着象征派的法国文学的人，所以他（的）诗也完全有着象征派的法国诗风。《银铃》一集是他以前的诗底精选集。据作者自己说，以后的诗格又要改变了，那么这集将成为他的诗艺上可贵的遗产，爱读作者之诗的人不可不购一册。”
确实，自《银铃》诗集出版之后，蓬子的“诗格”变了。他从忧伤转为激进，从彷徨转为前进，从月儿花儿露丝菲菲转向进军的鼓点，他的诗从颓废中振奋起来。
他的《银铃》，自一九二九年三月初交上海水沫书店刊印，才十几天——三月十五日，就出现在上海各书摊上了。初版印了一千册，薄薄的六十五页，定价三角。
《银铃》共收入蓬子早期诗作三十八首，即《秋歌》、《破琴》、《野柳》、《今晚》、《新丧》、《莫要娇笑》、《酒后》、《蹀躞》、《悼——》、《寄S.M.》、《黄昏》、《痴》、《从此永别》、《小诗》、《古城》、《红灯憔悴后》、《重来》、《岁暮》《荒村》、《春情》、《银铃》、《田间》、《在你面上》、《怪松》、《他》、《莫心痛》、《秋》、《小诗》、《医生》、《ToMary》（本书作者注：即《致玛丽》）、《自从我死去了母亲》、《雪夜》、《歌舫》、《是葡萄憔悴在蔓藤上的夜了》、《苹果林下》、《坂道上》、《我枯涩的眼光》、《我愿我的心是一条可爱的小径》。
他选取了其中的一首《银铃》，作为诗集的名字。这首《银铃》如下：
新雨之后荒园是泥泞地，
啄木鸟儿丁丁地伐木园树上，
更啄落了潮润的新鲜的红蕊。
我穿上了古老的，宽大的木屐，
独自漫步在，漫步在雨后的荒园。
我心儿忽地疼痛，流注着血般。
“什么东西刺伤了你？”我禁不住自问。
“衰老的记忆又重回心头了！”
老旧的故事幕开在记忆里：
一群漂亮的，红面庞的女孩，
和我同坐接骨木的长凳上面，
（争夺地讲述着故事，背诵着诗篇）
啄木鸟儿抛下树皮在她们帽檐。
她们的笑声好似一串银铃儿摇荡！
她们的笑声好似一串银铃儿摇荡！
如今郁金香依旧似旧的娇美，
啄木鸟儿依旧丁丁地伐木园树内。
但流亮的，清丽的笑声沉默了！
再听不见一串银铃儿的摇荡！
哦，《银铃》，原是留在他的记忆之中、久久难忘的她们的银铃儿般的笑声！
姚蓬子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为《银铃》所写的《自序》，倒是他自己当时思想的真实剖析。这篇《自序》，写及了自己往日的烦闷，后来的沉默，今日的奋进，可以说是他加入共产党以后思想日渐进步的印证。
这篇《自序》是姚蓬子早年思想的自我剖析，颇为难得，故全文照录于下：
人是没有方法逃避历史的支配的，正如草木不能逃避季节的支配一样。梭罗古勃革命后不再写什么文章了，苏德曼寂寞地度着他凄凉的暮年。从这两位去年刚逝世的老文豪的晚年的殁落，我们可以证明历史是不会对任何人殉私情的。
中国近十年间的历史，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历史。自然，有许多木乃伊或活死人，因为在坟墓中睡惯了，坟中的黑暗正适宜于他们的视觉，坟中的腐烂正适宜于他们的嗅觉，坟中的死寂正适宜于他们不会翻身的身体，他们再也不相信人间是有太阳与花，火与血，面包与情欲，狂风与暴雨了。
大概是我没有睡熟吧？我听见外面有风有雷之交响，我从墓缝中看见了外面有火与血的飞迸。在坟里我觉得气闷。于是我开始在坟墓中爬着。
这些诗，是我烦闷在坟墓中的证据。
我开始作诗，是远在五六年前。那时，火与血之光已在中国的南部门灼，历史已走上了新转变的前夜。那时我流寓在北京古城中。白天，我在图书馆里找寻着古代的叛逆者之迹；如Nietzsche，Schopenhauer，Baudelaiee，Poe，Artzibashev等等（引者注：即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美国诗人坡和俄罗斯极端悲观主义和非道德主义的散文作家阿尔志跋绥夫），都是我当年神交的好友们。晚上，不是躺在床上，一盏昏沉的煤油灯下，追逐着莎宁与巴莎诺夫（引者注：即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哲学家PierreCharron和十九世纪俄罗斯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家Basapou.）等人的影子，在横文的书籍中；即是跑上堕落者之集合所，以感伤的享乐来满足我变态的本能。这些诗，都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呵，我自信是如此。因为我那时无意识地毁坏着建筑在宗法制度上的“所谓合理”的生活，来恐吓那些好意地拖住我留在坟墓中的人们！
我有勇气把青春撕成了碎粉，掷给你们看吧！日下，时代已不允许你叹气；除了推着时代的轮子往前跑，尽着自己的力量去催促历史早点完成它的使命外，还有说什么空话的闲暇，所以，我是沉默着已三年了。
搜集在此地的诗本来是无须印成册子出版的。因为有时想到自己短促的二十三年问的心境的变迁，正合着历史的演进，当我个人生活消极地崩坏着的时候，正是五卅前后（引者注：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中共党员顾正红。五月三十日，上海两千余学生上街，与巡捕们发生激烈斗争），旧的殁落从都会蔓延到乡间，整个宗法社会陷在消极的崩坏状态中的时候。为了纪念我自己，所以冒昧地将这些诗付印了。
愿亲爱的读者们放下这本无聊的小册子，拿起你们的战斗的武器来。
能够意识到旧中国是座坟墓，意识到自己以往的小诗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表明了姚蓬子的思想在潘汉年的影响下，发生了跃变。正因为这样，他才自认诗集《银铃》是“无聊的小册子”，并劝说读者“拿起你们的战斗的武器”。也正因为这样，当他平生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之际，他没有沉醉于自我欣赏之中，而在自序里来了个自我否定。
确实，《银铃》之后，他再也不写那样灰溜溜、酸溜溜、娇滴滴、冷冰冰的诗。他从月下花前“露丝”、“菲菲”转向进军的鼓点，从爱呀蜜呀吻呀唇儿呀转向时代的烽火，他不再欣赏银铃般的清脆，而是热衷于那鼙鼓的宏亮。
出任“左联”执委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下午，在上海窦乐安路北四川路的中华艺术大学二楼（注：今上海多伦路一四五号），三三两两来了许多陌生面孔。走进大门时，来者总是用警惕的目光回头看一眼。
鲁迅来了，画室（冯雪峰）来了，田汉来了，夏衍来了，潘汉年来了，姚蓬子也来了。六七十个人，挤满了不大的会场。
下午二时，会议正式开始。这一时刻，被庄严地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在这里诞生。
会议的主角有二。那个穿长衫、留八字胡，操一口“绍兴官话”的长者，自然是最乎众望的鲁迅。另一位主角一身西装，往常几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这次会议的幕后组织者、领导者，便是这个年仅二十四岁的“小伙计”——潘汉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会议。
一老一少两主角，都在会上发表主旨性讲话。鲁迅讲话的记录稿经冯雪峰整理，后来发表在一九三○年四月《萌芽》月刊一卷四期上，也就是那篇名作《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的目光，总是看得很远很远。他一边燃着纸烟，一边侃侃而谈。姚蓬子坐在离鲁迅不远的地方。他百分之百地听见、听懂鲁迅的“绍兴官话”。鲁迅的话，曾经振动过姚蓬子的耳膜，可惜未曾震动他的灵魂。象穿云透雾一般，鲁迅的话敏锐而又深刻。
鲁迅的话，那般敏锐，那般透彻：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引者注：今常音译为“沙龙”），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无足靠。并且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子，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鲁迅一口气例举了那高呼“法西斯万岁”的意大利作家邓南遮（一八六三——一九三八），那曾向往革命又隐入苦闷而自杀的俄国诗人叶遂宁（一八九五——一九二五），那苏联革命初期所谓“同路人”作家毕力涅克（一八九四一？），那个与十月革命相抗的俄罗斯作家爱伦堡（一八九——一九六七）以及中国清末的“南社”，再三敲响了警钟：“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中国诗人姚蓬子身上，有没有俄国诗人叶遂宁的影子？鲁迅的近乎先知先觉的话，姚蓬子并未在意。鲁迅的话竟成了姚蓬子命运的预言……
姚蓬子亲耳听见了鲁迅的这番醒世之言。他，正坐在左边，坐在一大群左翼作家之中。他压根儿没想到，他后来一下子成了“右翼”作家，是那么样的容易！
到了下午四点，演说结束，开始选举。当场选出第一届“左联”执行委员：鲁迅，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周全平，蒋光慈，胡也频，柔石，姚蓬子，华汉等。
“左联”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农工作部、总务部。姚蓬子出任执委兼总务部长——在众多的文人之中，姚蓬子具有“经济头脑”，善于结交各色人等，所以“总务部长”之职非他莫属。后来他成为作家书屋老板，也充分显示了他的“经济头脑”的“才华”。
自从成为“左联”的执委之一，姚蓬子与鲁迅、冯雪峰、潘汉年有了经常的接触。
他已“告别”了法国的象征派，不再写那种忧思忡忡的小诗了。
他把手头已经开译的法国果尔蒙（出书时，蓬子却又译为“果尔梦”）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妇人之梦》翻译出来，交给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一九三○年二月付排，一九三○年三月就出版了。
蓬子为光华书局主编“欧罗巴文艺丛书”。《妇人之梦》列入了丛书。他又从英译本转译了苏联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我的童年》，也列入“欧罗巴文艺丛书”。这本书长达四百三十八页，从一九三○年十一月由光华书局印出初版之后，成了畅销书，印数远远超过了果尔蒙的小说。除了自己动手翻译外，姚蓬子还组织了“欧罗巴文艺丛书”十多部译稿。
姚蓬子对苏联小说发生了很大兴趣。他选译了八篇苏联小说，编成《俄国短篇小说集》一书。这本书最初作为“欧罗巴文艺丛书”之一，由光华书局于一九三一年印行。后来，被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于一九三七年三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此后，又重印多次。
《俄国短篇小说集》的首篇《人性的风》，作者便是鲁迅提及的苏联“同路人”作家毕力涅克（BorisPilniak，蓬子译为“皮涅克”）。鲁迅把此人作为从“左翼作家”转为“右翼作家”的典型之一。此外，《俄国短篇小说集》还收入莱昂诺夫（LeonidLeonov）的《伊凡底不幸》，A·托尔斯泰（AlexeyN.Tolstoy）的《白夜》，左祝梨（EfimZozulia）的《阿K和人性故事》，洛曼诺夫（PanteleimonRomanov）的、《恋爱的权利》，理定（VladimirLidin）的《青春》，略悉珂（N.N.Liashko）的《铁链的歌》，亚莱克西夫（GliebAlekseev）的《异样的眼》。
在《译后杂记》中，姚蓬子谈及了他偏重于选译俄国的“同路人”作家的作品：
在译成这本《俄国短篇小说集》之后，我觉得有在本书后面附几句话的必要。
第一，要将一九二一年以后的新俄短篇小说，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作一完整的迻译，在我底能力与时间固然也办不到；但要在象这样一本薄书里要求获得一个完壁，也是实际上所不容许的事。现在译在这里的，除略悉河之外，都是同路人底作品。所以多译同路人底作品，是因为，几部出现在新俄文坛上的巨著，在中国都有了译本，而同路人底重要作品，译到中国来的却很少。所以在开始选择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观念，纵然是不充分的，不完备的，也要将这部译集作为介绍同路人作品底一个小小的尝试。
第二，这数篇小说完全是从英译转译来的。虽然想尽我能去保存各篇小说底风格，但以我底文笔的不美丽，不畅达，而且又是转译来的，要丧失原文底不少精彩这缺点，是没有方法可以弥补过来了。
一九三一年六月，莲子，在上海。
此外，姚蓬子还与杜衡合译了瑞典作家斯德林保的长篇小说《结婚集》，也列入“欧罗巴文艺丛书”，由上海光华书局印行。后来，在一九三二年十月，改由上海大光书局印行。
蓬子和《北斗》
一九三一年盛暑，格外的热。一个短发、穿连衫裙、二十七岁的少妇，常常来姚蓬子家。她的性格本是活泼、开朗的，由于意外沉重的打击，使她变得沉默寡言，脸上几乎没有笑容，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
她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跟姚蓬子轻声地商量着。每一次，总是她点了头，姚蓬子去办。看得出，她决断迅速，说一不二，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女人。
这位湖南少妇，便是蒋冰之，是一个颇有魄力的女人。她出生在湖南的显宦门第，有着不寻常的经历：她的中学同学杨开慧，便是毛泽东的夫人；她的丈夫胡也频，是颇负盛名的青年作家；她从二十三岁时以笔名丁玲发表作品，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等轰动了文坛……
一九三○年五月，她和胡也频从济南来上海，潘汉年和姚蓬子便去看望他们。经潘汉年和姚蓬子介绍，丁玲和胡也频双双参加“左联”。十一月初，在“左联”会议上，胡也频当选为代表，准备前往苏区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当胡也频到上海东方旅社接头之际，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二月七日，上海龙华响起一阵枪声，胡也频倒在血泊之中。丁玲陷入痛苦的深渊。她终于以惊人的毅力抑制心灵的巨创。她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后，在上海兆丰公园秘密会见了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她说：“我需要的不是别的，是工作！”于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安排她出任《北斗》文艺月刊主编。丁玲在上海文坛上已有很高的知名度，她当然是主编的合适人选。毕竟孤掌难鸣，何况那时的丁玲，尚未入党。于是，冯雪峰和潘汉年给她调来两名助手，一个便是姚蓬子，负责跑印刷厂，也担任一部分编辑事务；另一个是“左联”作家沈起予，懂日文，负责编辑译稿。这“三驾马车”，便成为创办“左联”刊物《北斗》的“开国元勋”。
丁玲在她的《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中，这样述及《北斗》的创刊以及她与姚蓬子的合作：
冯雪峰对我说，中央宣传部研究了，说有个工作要我来做比较合适。他说，现在有的人很红，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工作；说我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中央要我主编《北斗》杂志，这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在这之前，左联也曾出过《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引者注：“巴尔底山”即英文“突击队”译音）等，但都被国民党查禁了。冯雪峰说，《北斗》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我提出来一个人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由姚蓬子和沈起于（引者注：沈起予，四川巴县人，生于一九○三年，卒于一九七○年，现代作家、翻译家。一九二○年起到日本求学，一九二七年回国。一九二九年再度去日本。一九三○年初回国，参加左联）协助我，由我出面负责。我负责联系作家，看稿子；姚蓬子负责跑印刷所，也担任部分编辑事务工作；沈起予懂日文，他就管翻译。……
就这样，姚蓬子与丁玲共事，一起致力于创办左联的重要刊物《北斗》。
一九三一年，就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日——九月二十日，一份崭新的大型文学杂志出现在上海书报摊。那淡黄色的封面上，印着一幅黑色的天体图，标明着北极星和北斗，上方印着两个黑色刊名大字《北斗》。
二十五岁的姚蓬子非常活跃，不光是热心于跑印刷厂、编稿子，而且居然也写起小说来。《北斗》创刊号就刊载了姚蓬子的短篇小说《一幅剪影》：
和一个美丽的女人挽着手，拖着自己底怪长大的影子，穿过了一条小小的潮湿的狭巷，弯到霞飞路上了。夜色是那样好，从马路两边的绿油油的长青树上飘下来的风，拂去了行路人面上的热气，汗，疲倦，以及一切热天里担当不住的天气的压逼，拿凉快掷进你心窝里，使你感到舒服。举首看看天上的星星，正象挨在身边的那女人底微笑的眼睛，颗颗都象漾在水里面，没有一点泥垢，没有一颗不干净，不晶莹。云象深蓝色的天鹅绒，软软的，软软的，铺遍了这无边涯的天。是这样甜美的初夏夜！是这样醉人的夜色！白日的辛苦和疲劳，此刻已飞出了他底肢体，越过了马路上的整齐的列树底软语的枝梢，越过了瘦长的电线木，越过了高高矮矮的砖瓦的屋脊，象一缕柔软的青烟，象一轮淡淡地荡开去的水晕，消失在夜底苍茫里，消失在繁多的灯光与人影里了……仅有一种说不出的非忧郁也非甜蜜的东西塞满他底心；一只嫩软的白净的手儿握住他粗黑的手里；一阵醉人的脂粉的浓香刺进他的鼻管里……
大抵原先写诗的缘故，他的小说散发着诗的气息。在这篇小说中，他写了一个“在无可奈何之中想拿英雄的梦想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底女性”。
在《北斗》一卷二期（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出版）上，发表了蓬子的短篇小说《一侍女》：
是一个秋天的晚上，跟着风，卷动着挑在店铺子底檐角上长幡似的市招，影子投射在马路上，被那些闲行在街上的人们践踏着。红红绿绿的电灯晃耀在沿街两边的店屋内，那些陈列在玻璃柜内的商品更显出了它们底立体形。毛绒衫，项因，秋大单等等，从已经被遗忘的箱子里重新披到人们身上，在黄昏的街头斗着风。在街上消度着夜晚的人们，仿佛全是安闲的，幸福的，无所事事的。
他们有的进了影戏院，有的进了咖啡馆，有的在绸缎铺里剪裁秋衣—…·挤在这些人们中间，有一个曾经当过咖啡店的侍女而现在已在贫病交逼中失业了三个月的年青的姑娘，紫英。
过去她曾经有过光荣的日子，是给过了一些男人梦想的。在她底苹果似的圆润的肥颊上，曾经有人以偷取了一个吻算作伟大的胜利的事情也曾有过，但自从花园咖啡（馆）倒闭后，她底光荣已经离开她，腮颊上的苹果也仿佛萎烂了。……
姚蓬子，躲在亭子间里写上海。他写了一篇又一篇短篇小说。他写弱女子，写“空虚底女性”，写旧上海的畸形，写十里洋场的暗角。他的作品，仿佛用小小的酒盅，盛着淡淡的哀愁。
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北斗》一卷四期上，蓬子的短篇小说《白旗交响曲（一段暴风雨时代里的插话）》，篇末注明“十二月初，于上海”。这篇小说与以往不同，写了上海“宝山路上的血”，写了“一簇簇预备出发南京请愿的学生们”，写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这国难临头的时节，我们无论如何要督促政府做到这一步”：
教育局长，公安局长和党部委员等，带了雄赳赳的武装兵士，乘了汽车上车站来劝阻学生进京请愿，叫了学生代表去听训话。他什1的意思，以为学生进京请愿，不仅会耗费时间，精神，于事实没有丝毫的帮助，同时学业上的损失亦甚巨，甚大，社会的秩序和安宁也会受到影响。……
不耐烦地等待着列车，一面又想到了白天教育局长他们那一番训话，于是在郑华心里又掀起了一些气愤的，又好笑的感想。是的，连你们也说，这是国难临头的时候了，那末还教我们回去努力读书，这用意到底在那里呢？如其说，外交你们自有办法，但事实摆在我们眼前，不仅东北的劳苦民众早已水深火热的被践踏在铁蹄下面了，同时日本的刽子手还在到处继续屠杀，日本的军队还在继续向关内开动，预备在华北暴动，日本的兵舰也不断的开到长江上来示威，而你们，除了教民众坐以待毙的镇静之外，又还有半点准备反抗的表示吗？……啊啊，民众是不会再上镇静论的冤枉当的，为要解除他们自己的桎梏，为要避免奴隶的悲惨的运命，他们已经自己起来直接行动了！他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这篇《白旗交响曲》就艺术性来说，显得粗糙，却迅速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突然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呼啦啦一下子吞掉了中国的东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地上万学生涌向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
目击着抗日烈火在上海熊熊燃烧，姚蓬子感到激动不已。他，拿起了笔，在几天之内写出这篇《白旗交响曲》。他不再那样缠绵徘恻，他变得慷慨激昂。
《白旗交响曲》写得慷慨激昂。但生活中的姚蓬子又是怎样的呢？面对带血的刺刀而发生的一段小插曲，使“左联”同仁对姚蓬子留下一个疑问。
丁玲在《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一文（见《丁玲文集》第五卷），记载了姚莲子这段小插曲。
“‘九一八’以后，上海成立了反日大同盟，举行过游行示威，左联的很多人都参加了。这次游行，由楼适夷和杨骚打旗子（引者注：还有张天翼打旗子）。开群众大会时本来内定由沈起予讲演。但特务包围了会场，沈不敢上台，没有法，冯雪峰跑上台去讲演。他本来是不应该暴露的，事后同志们对他这种赤膊上阵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大会开得很有声势。会后，游行队伍包围了张群的房子。我们派人进去谈判。反动军警在墙上架起机枪，并向游行队伍开枪。等逃散的群众再度集合起来，左联清点人数时，发现只少了一个姚蓬子。……”
姚蓬子哪里去了呢？他为什么不见了呢？
后来，姚蓬子以含混的措词，回避了人们的追问。
小插曲很快被人们遗忘，但是这小小的插曲却是一个征兆
一九三二年，在《北斗》二卷一期举行《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征文时，发表意见的有鲁迅、郁达夫、叶圣陶、张天翼、茅盾、丁玲、戴望舒、胡愈之等等，其中也有蓬子。
蓬子的意见如下：
中国近来文艺创作果然不振么？不是的。我认为它开始从知识分子的书案移转到大众的眼下了。
近来广大的反帝剧本的产生，街头剧团的开始活动，大众文艺的逐渐增多，工场壁报的普遍建立，这些，不都是新兴文学的萌芽么？自然，我们至今还没有真正成熟的大众文艺的产生，这是无庸讳言的事实。
因此，一个文学必须克服自己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的习性，到工厂、到农村、到街头，去生活大众的生活，这是为要产生真正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的文学的正确的路径。
同时，我们必须从大众中间，尤其是劳动者中间，培养工农出身的新作家。扩大工农通信员运动已成为文学界当前第一个急迫的任务。
《北斗》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公认为一九三一年我国文坛最好的刊物”，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这个新生的婴儿还不满周岁，就在一九三二年春天勉强出版了二卷三、四期合刊之后，被迫停刊了。
鲁迅写诗《赠蓬子》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付排，居然在三月十八日就出书了。姚蓬子的中篇小说《浮世画》，交给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列入赵家壁主编的《一角丛书》，作为第二十九种，飞快地印行了。
小小的六十四开本，定价一角，第一版就印了四千册。这是姚蓬子小说的第一个单行本。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姚蓬子的《浮世画》，画的依旧是上海滩的世俗之情，桃花之运：
谁曾想到呢？一个穷教授会和大学校里的一个皇后要好起来。一个是被绅士公子们捧成了金丝雀，红鲤鱼，画眉鸟的摩登女郎，而另一个却是只在私立宏德大学担任了几点钟西洋文学史和西洋哲学史的穷教授。所以在他们最初认识了之后，西音和她通信的消息传到了朋友们耳中的时候，差不多没有一个熟人不背了面讲他笑话，见了面又寻他开心的。
“老西，听说你新近交了桃花远，真的吗？”一个熟人笑着问。
“老西，看你不出有这一手大本领，连王小姐都会和你讲起爱情来？”另一个熟人狡猾地拍拍他底肩膊。
“朋友，不要寻开心，好吗？不过随便通通信的一回事，你们不要无中生有的造出风浪吧。”窘笑着回答了朋友们。
对的，这是句真话，对于这女人，至少西音是不曾发生过野心或幻想的。一，他不是小白脸，没有一个擦满了雪花粉的小旦似的面孔；二，他不会吹牛，没有当着女人面前将她捧上云雾里去的勇气；三，他没有钱。“拿教书的钱是只够维持个人生活也还不是顶宽裕的，有什么剩余可供一个摩登女郎底挥霍呢？自己底够不上追求女人的资格是明明白白的，所以要挤进那些体面的绅士们和豪贵的公子们中间去当一名蒽如底侯选人，那是他认识蒽如之后所不曾梦到，不敢梦到，同时也不必梦到的。
正如他自己告白给朋友们，他们底关系只不过随便通通信的一回事。在一个朋友的筵席上认识了如，觉得很媚人，后来就借了一个原因写信给她了。信发出之后心中不无后悔的，不是怕她没有回信，而是怕她当作一个笑话传开去。但出乎意外的不到二天回信居然寄来了，虽是短短的几句平淡的客套话，但仿佛也很尊重自己的，希望自己时常有信寄给她。
西音是被一种单调的寂寞的生活追随着，到如今已有五年了。挟着皮包，从家内搭车到学校，念一些连自己也觉得无意义的讲义。，于是又回到家中，在几架旧书中间坐下来，看几本哲学书，或者躺在床上驰骋一些不必要的幻想，到如今。巳有五年了。
现在，有一个女人能够接受他底信，同时也有回信给他，这不是一个消磨时间的好办法吗……
姚蓬子的小说《浮世画》，就这样开始展开故事。
拿到自己出版的第一本小说，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姚蓬子抱着自己一岁的儿子，前去看望鲁迅。
他的独生子，便是姚文元，生于一九三一年。他用祖父姚宝槐当年秀才匾上“文元”两字给儿子取名，即“文中魁元”之意。
他去看望鲁迅，一是请鲁迅为他的新作《浮世画》写点评论，二是请鲁迅为他题几个字，三是让自己的儿子见识见识中国当代的大作家——虽然儿子才一岁。
姚蓬子的三个目的，达到了两个：
最容易达到的，当然是让儿子见到鲁迅。后来，当儿子在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时，他就不无自豪地说：“我一岁的时候就见过鲁迅！”
最难达到的是，当然是请鲁迅为《浮世画》写评论。鲁迅收下了姚蓬子送的新作，说道：“我先看看。”自然，此后鲁迅没有为《浮世画》写过任何评论，表明他以为不值一评。
既不算容易，也不算太难的，是请鲁迅题字。
鲁迅沉思了一会儿，说道：“给你题一首诗吧！”
姚蓬子喜出望外，瞪大了眼睛，看着鲁迅提起了毛笔。
顷刻之间，鲁迅走笔如飞，写下了一首风趣的小诗：
赠蓬子
蓦地飞仙降碧空，
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
逃来逃去吸北风。
当晚，鲁迅在日记中记述道：“又为蓬子书一幅云：‘蓦地飞仙降碧空……’。”
关于这道《赠蓬子》的释义，颇多争议。诗是最为简练的艺术。惟其简练，往往多义。《赠蓬子》的解释，大抵可以分为两种——
其一，按照《赠蓬子》一诗直释，“飞仙”指蓬子（因为蓬子乃“蓬瀛之子”），“灵童”指姚文元。意思是说，蓬子仿佛从天而降，坐着两辆驾云的车子，带着儿子来临，可怜你蓬子并非天子，只不过是逃来逃去喝西北风罢了。
其二，周振甫著《鲁迅诗歌注》，一九八○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注释中认为：
“诗中所说的是‘—·二八’上海战争时，穆木天的妻子携带儿子乘人力车到姚蓬子家找寻丈夫的事情。天子：穆天子，《穆天子传》讲周穆王西游见西王母的故事。这里指穆木天，言穆木天的妻子找不到丈夫，只好逃去逃来喝西北风了。……
“因为穆木天的妻子到姚蓬子家去找丈夫，所以说：‘可怜蓬子非天子’，即可怜姚蓬子不是穆天子。用‘天子’来代‘穆木天’，因为‘穆木天’跟‘穆天子’中有两个字相同。又据《唐六典》，称宫廷内阁中的秘书阁叫‘木天’，即指天子的秘书阁，所以用‘穆天子’来‘穆木天’，否则这句话就不好理解了。又这首诗写的是一·二八事变时的事，当时住在战区的人都在逃难，穆木天的妻子也在逃难，所以说‘逃来逃去’。穆木天的妻子在逃难时找不到丈夫，生活没有着落，姚蓬子不能照顾她，所以只好喝西北风了。这首诗不是写三月三十一日的事，是追溯一·二八事变时的事。到三月三十一日，战事早已平息，鲁迅也从一·二八时逃难出来于三月十九日搬回家去，已经没有‘逃来逃去’的事，对姚蓬子来说，也没有‘吸北风’的事。再说《穆天子传》记穆天子去见仙人西王母，所以联系到‘飞仙’，‘灵童’就是仙童，正从‘飞仙’来的。倘若就姚蓬子讲，那就不能称‘飞仙’，也无所谓‘灵童’了。又一·二八正在冬天吹北风的时候，故说‘吸北风’也符合时令，到三月三十一日，已是吹东风的春天，和‘吸北风’也不合了。”
这里提到的穆木天（一九○○——一九七一），也是“左联”成员，诗人、翻译家。周振甫的依据是：“这首诗的本意，是许广平在抗战时期对人讲的，她是当时的见证人，所以她的解释是有权威性的，正确的。”
当然，持第一种释义的，其实也未尝不可。因为当时姚蓬子还是“左联”执委、共产党员，而姚文元不过乳臭未干的稚童，鲁迅戏称之为“灵童”，也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至于三十几年之后姚文元成为“中央首长”，借此自吹，那与鲁迅何干？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笔者在北京拜访楼适夷先生时，他谈及对于这首诗的解释——
一九三二年四月间，在上海无处安身的他，来到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借住在姚蓬子家。
楼适夷步入姚家，见到墙上挂着鲁迅题诗，还没有来得及裱呢。
楼适夷看罢诗，问及鲁迅的诗的意思，姚莲子仰天大笑起来，说起了故事：
“‘一·二八’的时候，穆木天的妻子找不到丈夫（听说，穆当时另有所爱，谈恋爱去了）。穆的妻子带着孩子，坐着两辆黄包车，来到极司非两路我的家里。我帮她找穆木天，找来找去找不着……三月里，我去看望鲁迅，跟鲁迅说起了穆木天的故事。鲁迅一边听，一边笑。后来，我请鲁迅题诗，他就把穆木天的故事写进了诗里，笑我‘可怜莲子非天子’！”……
楼适夷当面听姚蓬子所讲的故事，跟许广平在抗战时期对这首诗所作的解释是一致的。
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北斗》消失了。
不久，一份厚厚的新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上海的书摊上。
杂志封面上赫然印着；《文学月报》。
每一期《文学月报》上，都印着《编后记》，署名蓬子——他是“左联”的这份新刊物的主编。《文学月报》由光华书局发行。
姚主编显示了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一连串名作家的作品，出现在《文学月报》上：茅盾、巴金、田汉、丁玲、叶圣陶、张天翼、冰莹、艾芜、楼适夷……其中特别是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田汉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姚蓬子在《文学月报》第二期《编后记》中，继续发表着激进的文学主张：
“大众文化水准的提高，已成为中国文化运动上当前最急迫的任务。除了奴隶的领主们想用各种方法领导大众走入永远的无知，永远的愚昧，永远的黑暗中，可以永远供他们的驱使，永远受他们的支配外，谁都感到大众不仅需要以自己的力量去改造生活，社会地位，同时也要提高和创造自己的文化。因此，作为文化运动的一翼的文学，也必然的应该负起它自己的使命。……”
姚蓬子除了拉稿，编刊，跑印刷厂之外，也写小说，写诗。他集主编、作家、诗人于一身。
他发表在《文学月报》创刊号上的短篇小说《雨后》，依然保持着他对旧上海的市民生活的细腻的描写：
下午四点钟，春雨蒙蒙的落着。街上只看见电车，洋车，摩托车，行人很少。大家都间在家里吧。雨天在家没有事，照例听到了竹梆声便会有女人出来唤住他。但今天不知为什么缘故可有点儿不同，任他一弄又一弄躁急地敲过去，没有听到哎的开门声。是太太们麻将牌正摸得起劲忘记了肚子呢，或是上午已经买好肉，预备自家做点心呢，这是谁也无从知道的。甚至平日最爱作成他生意，送馄饨碗出来的时候还时常给他赞美的那几家公馆，仿佛也没有听到他的竹梆声……
蓬子写诗，比写小说拿手。不过，此时，他的“诗格”果真变了，再不是“象征派的法国诗风”了。他象怒吼的狮子，现出了心中的不平，吼出了民族的愤懑。在《文学月报》创刊号上，蓬子还登出他的《诗四首》。现摘录其中之一——《被蹂躏的中国的大众》。从诗句那昂扬的基调，可以想见当年的诗人蓬子，确曾有过革命的热情：
大众，被k蹂躏的中国的大众，
被十六省泛滥的洪水，
夺去了可怜的粮食，牛马，庐舍，
被抛到饥寒的危崖
的穷苦的中国的大众，
听，日帝国主义的坦克车，飞机，炮弹，
从吉林，从辽宁，从山海关外，
雷雨般，野火般的卷到了黄浦江畔。
听，在紫色的烟，红的火花
弥罩着的闸北，弥罩着的茫茫的夜空下，
被围困在炮火的毒焰里的穷苦者底生命，
被践踏在兽的铁蹄下的少女底青春，
在死的界线上呻吟！
而那些命令我们不抵抗
命令我们镇静的，
此刻却拥抱着娇娃，低低的唤着“亲亲”；
在明媚的灯光下顾盼自己的勋章，
得意的微笑飘上了金黄的酒浆。
谁问日帝国主义的兽蹄踏到了江南！
谁管法西斯蒂的旌旗飘扬在吴淞江畔！
还有那荡着红裙的跳舞厅里，
听，那舞曲的幽扬，美丽，
伴着笼罩在晚空的血痕似的火光，
伴着可怕的惊心刺耳的炮声，
如一唱一和的双簧戏似的，
正在祝福这日帝国主义的伟大的胜利！……
虽说诗味淡如白开水，用口号式词句堆砌而成，但是诗表明他确实是左翼诗人中的一员。
在担任《文学月报》主编的那些日子里，姚蓬子既要组槁、改稿、编稿，又要自己写稿，还要跑印刷厂，忙得不亦乐乎。
《文学月报》也支撑不了多久。从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第一期，到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第五、六期，便被迫停刊了。姚蓬子只担任了前三期的主编。后来，周起应（周扬）由田汉介绍，从剧联来参加左联。冯雪峰调周起应接替姚蓬子，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姚蓬子在上海滩上“消失”了……
转入秘密战线
在姚蓬子之前，先“消失”的是潘汉年。
潘汉年原本是“文委”书记，常常在“左联”的会议上露面，或主持会议，或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
一九三一年夏，潘汉年“消失”了——虽然他仍然在上海。他神不知，鬼不晓地出没。上午西装毕挺，下午便长袍马褂，晚上也许衣衫褴褛，时而教授派头，时而富商风度，时而小小百姓。
楼适夷在《从三德里谈起》一文中，如此这般地描述过神秘的潘汉年：
他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时会偶然碰到，笑笑，点点头，三言两语。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例如有一次我对某人的行动有点怀疑，对雪峰反映了。雪峰说：‘这事你甭管，小潘有任务交给他的。’我就不管了。
潘可西在《深切怀念三叔汉年同志》一文中，则这样描写神出鬼没的潘汉年：
有一次，他本是穿西装出门的，回来却穿了一身厨师服。原来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盯梢。他立即沉着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在寻找座位。一会儿，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进了店堂。在这十分紧张的一刹那，他走进厨房，换了厨师服，戴上口罩，随手提起一只送饭篮，巧妙地走出了店门。
又在一个冬天的中午，他发现家对面马路上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在徘徊。他立即改换装束，穿起一身破烂衣服，肩披破麻袋，并把脸弄脏，伪装成一个饥寒交迫、浑身抖索的乞丐模样，迷惑了敌人，离开了住所。
潘汉年究竟在干什么工作呢？
夏衍在他的长篇回忆录《懒寻旧梦录》，点明了潘汉年的身份：“这时，潘汉年已负责特科工作。”
关于特科，夏衍写道：“特科是一个重要部门，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是完全必要的，它的任务是‘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搜集敌方情报；管理秘密交通和铲除叛徒、特务’。”
三十年代初，中共特科是顾顺章负责的。他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特科日常工作。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发生的意外紧急情况，周恩来亲自决定潘汉年“改行”。
那天，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匆匆从南京赶到上海。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急告周恩来：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供出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矍秋白、周恩来等的住处。武汉中统特务六次发密电给徐恩曾。所幸，全都落在钱壮飞手中。事关重大，钱壮飞心急火燎报告周恩来。四月二十七日，当顾顺章飞抵南京，受到蒋介石“接见”之际，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及溜秋白、周恩来均已安全转移……
特科，中共中央的秘密、要害部门。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周恩来调到上海党中央，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便筹建了中央特科。
周恩来为中央特科规定的工作任务是：“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搜集敌方情报；管理秘密交通；铲除叛徒、特务。”
中共中央特科下属四个科：
一科——负责设立中央机关、布置中央会场和营求安抚工作。
二科——情报机构。任务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和反间谍工作。最早的科长为陈赓。
三科——以原先的“红队”为基础建立的。负责镇压叛徒、内奸，打击国民党特务。
四科——无线电通讯联络系统。李强曾任科长。
自从中共中央特科建立以来，便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最为注意的目标。
一九三一年三月，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要和回国不久的陈昌浩一起，前往鄂豫皖苏区，顾顺章亲自执行护送任务。他从上海来到武汉，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盯住。在敌人雪亮的刺刀前，顾顺章一下子瘫倒了，成了叛徒，供出了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机密……
周恩来不得不重组中央特科。他选中了精明能干，二十五岁的潘汉年，挑此重担。
于是，潘汉年从上海滩“消失”了。
一九三二年秋，潘汉年调姚蓬子到中央特科工作。于是姚蓬子从编辑，而诗人，而主编，而为一名秘密工作者了……
姚蓬子在中共特科负责什么工作呢？他的具体任务是“河北交通”……
没有诗情，没有画意，这一次“改行”，有的只是严峻，艰苦，风寒，惊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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