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习仲勋传 > 第19章 努力把西北的事情办好（下）
在习仲勋主持下，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成效显著，剿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正在有序进行。与此同时，各级中共组织也得到发展和壮大。
■实事求是地领导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为工业化建设开辟道路。西北地区同全国一样，从一九五。年冬至一九五三年，也分期分批完成了土地改革。在这里，土地问题同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数量很大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同农耕区情况截然不同，因而土地改革的任务极为艰巨，更为复杂。作为西北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习仲勋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当时主要是围绕争取革命战争胜利而开展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目的是围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彻底摧毁封建制度而进行的。不同时期的两次土地改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习仲勋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全过程地参与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他在解放后领导西北的土地改革中，驾轻就熟，实事求是，防“左”纠偏，坚持了正确方向。
一九四九年冬，习仲勋接到中共中央征求开展土地改革时间安排意见的电报后，即对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做了初步设想和筹划：计划一九五。年秋后，先在陕西大部分地区，甘肃、宁夏部分地区和青海个别地区进行；一九五二年春耕前完成陕甘宁三省，基本完成青海省土地改革工作。这个计划得到中央批准。
一九五〇年下半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着手进行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七月十日至十七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着重讨论了这个问题，习仲勋作关于土地改革计划的报告，提出一九五〇年秋后在陕西省关中四十一个县、榆林部分新解放区、西安郊区、甘肃省庆阳新解放区和宁夏省盐池等地，计七百三十一万人口的汉族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并对若干具体政策作了说明。他指出：各级干部必须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深入发动群众，做好充分的工作准备，“注意解决群众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剿匪、减租、重点反恶霸和发展农会会员等工作。他强调：“在新区农村中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发动群众反封建斗争是一个整体的过程，这个斗争从解放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由低级发展到高级，中间经过剿匪、反特务、反恶霸、减租直到土地改革，都是属于发动群众开展反封建斗争的互相衔接的这个整体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因此，许多事要在土改前逐步做好，土改时便不会拖时过长。”就是说，在“做好剿匪、反特务、反恶霸、减租等工作中，发动了群众，进入土地改革，而不是等到土地改革时才去发动群众。”，七月十七日，会议通过了习仲勋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秋，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按计划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搞得成功不成功，关键在于贯彻和执行正确的路线与政策。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特别要求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及人民团体，掌握好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尤其是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年前实行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一九五〇年春，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已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在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相应地在政治上中立富农的问题，征询各地意见。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习仲勋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关于“中立富农”的政策。六月上旬，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听取各地意见的基础上，把土地改革总路线调整为：“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一改变，主要是为了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孤立地主阶级，组成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农业生产。革命战争期间，人民力量处于相对劣势，富农则倾向地主阶级和国民党统治者一边，反对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形势不同了，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富农的政治态度有了改变，一般是能够争取他们在政治上中立的。同时，不动富农土地还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农，消除他们在发展生产中的顾虑。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讨论这一问题时，习仲勋以自己对农村工作的深入了解，深有体会地说：“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不仅为了孤立地主，更重要的是为了稳定和保护中农。保护中农的积极生产情绪，使中农的生产情绪不因土地改革而降低，使全体农民的生产情绪都因经过土地改革而提高。”他认为：这一点在中农占百分之四十多的陕西地区显得更为重要，而且这还可以防止产生乱打乱杀现象，对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一定好处。他强调：要使成千上万的土地改革工作组懂得这一点，才能把土地改革搞好。八月七日，彭德怀也在陕西省首届农民代表大会上，着重对这一政策作了说明。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习仲勋被推选为由二十五人组成的西北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土地改革工作。
一九五〇年冬，在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精心组织领导下，陕、甘、宁部分地区七百余万人口首批土地改革工作顺利完成。还在首批土地改革进行的时候，习仲勋就指示进行土地改革的各县利用春节对工作进行总结，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习仲勋深入各地了解情况后，认为从各地一般情形看，土地改革是遵循正确轨道向前发展的，没有发生大的偏差，步骤是稳当的，执行政策是谨慎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对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罪恶认识得更深了。他要求基层干部进一步认识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他说，由于长期的反动统治，农村中的恶霸统治暗无天日，掠夺财产，无恶不作。现在虽然解放了，群众仍然不敢抬头，不敢参加农会，东西不敢要，地主威权之大，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推想，如不进行土地改革将他们打倒，就不能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农村的贫困和落后就永远无法改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把当时土地改革的状况归纳为三种类型，即做得好的 、中间状态的和很不好的。其中，“好的和很不好的占少数，中间状态的占多数。如关中八百二十四个乡内，第一类型地区占百分之三十，第二类型地区占百分之六十，很不好的占百分之十。”他认为，第一类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扩大了农会组织，树立了贫雇农核心骨干地位，中贫农团结一致，地主的威风被彻底打垮，农民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有了当主人翁的态度，能够按照政策自己办自己的事，生产积极性也增强了，“农村确实有了新的气象和面貌”。第二类基本发动了群众，也一般完成了各项工作，没有大的偏差，但对地主阶级和反革命分子镇压得不够彻底，部分群众尚站在运动外面，农村领导核心初步形成，某些问题尚待继续解决。第三类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干部包办代替多，地主阶级威风没有打垮，农会和政权不纯，群众不满意。这次总结，对所有参加土地改革的干部，实际上是一次整顿教育和提高。
为了推动工作，巩固土地改革的成果，习仲勋与土地改革委员会成员，分头下到基层调查研究，帮助各地干部“在发动群众进行春耕生产中，巩固与提高第一二类型地区与重新做好第三类型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
陕西省长安县，是习仲勋经常去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的地方，这里许多工作都走在全省前列。长安县在春节前召开有千余人参加的第一期土地改革总结大会，会上一些衣着不同的外地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的“北京教授土地改革参观团”的成员，其中有朱光潜、吴景超、雷海宗等十三位著名教授及民主人士。参观团二月十一日到西安，第三天参加了长安县土地改革总结大会后，即分赴长安县五星区的几个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他们在长安县农村工作了一个月，目睹了土地改革后的巨大变化，思想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
从群众运动中和农民通感情，由袖手旁观到伸手，以至动手参加，打破了超阶级观点，从实践中才深刻了解了政策，感到我们的干部是好的，改变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认识本身不足，尤其是劳动群众的伟大力量和深厚感情，对他们感动更大，觉悟只有和群众站在一起才有出路。他们说：解放前常说人家共产党，昨天还说你们共产党，现在要说咱们共产党了。
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看到这些人思想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十分高兴，特地邀请他们给西安各界民主人士、中小学教员和干部做报告，到各大学演讲，“反映都很好，对一般知识分子作用更大”。在此之前，西北军政委员会已组织了西北大学的一些教授和学生参加土地改革，对转变他们的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月十三日，就“北京教授土地改革参观团”的活动情况，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向中共中央作了专题汇报。十八日，毛泽东即把报告批给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和习仲勋，并指示：“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吴景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习仲勋在随后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就参观团这种形式做了系统的说明，并提出了新的要求。接着，他在总结第一期土地改革经验时，又强调了这个问题：
要争取各方面的配合。特别是要在城市的工人、学生、职员、工商业界及各民主党派中，广泛解释农村反封建斗争的必要性与正义性，使他们了解、同情农民，帮助农民。自农村反封建斗争开展起来以后，城市里边有我们的宣传工作，也有“地主之音”，有许多朋友住在城里，和乡下农民不接近，没有熟人，却往往有一批地主家庭或接近地主家庭的熟人，他们常说乡下农民运动的坏话，由于听一面话，不明白真相，有了很多疑虑。大行政区曾经组织了各民主党派和一些民主人士，到乡下去参加和参观了实际的农民运动，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听一听他们的话，和他们建立了感情，很多问题都自然而然地获得解决，并更加确信封建剥削制度的极端黑暗，极不合理，必须彻底改革，对群众运动中存在的缺点，也能够提出正确意见。这是个成功的经验，各省、市、县都可照此去办。
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的要求，新疆、青海和甘肃等省都组织了这样的参观团，团结了各界人士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
习仲勋掌握着西北土地改革的动态，随时注意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他对此有个形象的说法：“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就好像一渠河水放下来，必须紧张地注意着两旁堤岸，随时随地堵塞漏洞，勿使决口，才能保证河水向着正确的方向奔流。”
一九五〇年底，习仲勋在甘肃检查土地改革时，发现这里过分强调“深人发动贫雇农”，放松了中农的工作，“使中农一时在情绪上受到了某些影响”。同时，他在阅读甘肃庆阳地区的土地改革减租报告时，也感到其中所说的“农会领导权掌握在中农手中，贫雇农没有当家”的说法不对。他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会在实际工作中产生忽视团结中农的毛病，应该是农民当家，而不是贫雇农当家。至于农会领导成分，应以贫雇农为骨干，同时必须吸收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中农参加是对的；仅强调‘贫雇农当家’是不对的”，“否则会使人误解为贫雇农要发动，中农不须发动。”
习仲勋认为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第四次会议上讲到土地改革时，都分析说明了这个问题，指出：“必须用大力把贫雇农发动起来，但同时不能放弃对中农的团结。”他对甘肃省在土地改革中做好贫雇农工作给予了肯定，批评了有些人认为贫雇农没有能力、没有文化，而忽视贫雇农的说法。他说：“不如此，就有可能出现和平土改，就有可能使地主阶级不能达到彻底消灭”的目的。他又说：不能因为要做贫雇农的工作就把中农放在一边，如果等贫雇农核心骨干力量形成后，再慢慢地去做团结中农的工作，也是不对的。他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的乡村农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这里所说的农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会“没有疑问是包括中农在内的”，从土改开始到终结，都要“对贫雇中农一齐发动。‘一齐发动’并不否定对贫雇农多做工作，同样多做贫雇农工作，并不等于停止对中农做工作。中农埋怨贫雇农为什么把他们叫‘花羊’？他们也有苦，他们也要参加对地主的斗争，为什么不让他们来？中农这些要求和批评是正当的，我们要及时倾听。因此，首先要教育贫雇农，中农也是农民，对中农要‘细心体贴’，不要对他们增加无谓的刺激，农民刺激农民没有好处。其次，贫雇农开会可邀请中农派代表参加；乡村政权、农会中的干部，中农成份应占三分之一；原来中农成份多者可加选贫雇农，使贫雇农数目相对增多，不要用简单的排斥办法，特别在处理一切有关全体农民利益的大小问题时，更要和中农紧密地团结，并一致地行动起来”。习仲勋的这一思想，是根据西北地区地广人稀，中农比例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对全面发动群众，顺利推进土地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各地土地改革中出现了一些乱打、乱捆地主的现象，也引起了习仲勋的注意。他在弄清情况后要求各地认真对待，用法律和政策来处理。他指示：所有土地改革干部要认真说服农民，不要随意对地主采用变相的肉刑，要把人民法庭这一重要武器拿起来，“对于地主阶级中罪行的大小、多少，历史罪与现行罪，违法者与守法者，必须加以区别对待，不加区别是不对的”。要向地主讲明人民政府的政策，说明“消灭地主阶级，不是消灭地主中每一个人，只要他们回心向善，有重新做人的决心，经过劳动改造满五年者，地主阶级成份是可以改变的”。
一九五一年秋，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把土地改革工作力量集中到回汉杂居、少数民族较多、民族问题比较复杂的甘肃和青海部分地区。这些地区的土地改革比第一批难度更大。八月二十二日，习仲勋参加了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会议，并作了《动员一切力量，为完成甘肃全省土地改革而斗争》的报告。他指出：今天党的土地改革的路线和政策，较之任何时候都更加完备，也已被领导机关所掌握，“我们对完成全省土地改革的总任务，是完全有信心的”。但他又提醒大家，“对完成每一地区的土地改革，斗倒每一具体的敌人，则不可轻视。必须全党动员，各方配合，充分准备”。习仲勋要求甘肃各级干部，切实贯彻党和人民政府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说“这是一条完整的路线，不能加以割裂”，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可能产生的偏向。
对少数民族杂居区或聚居区的土地改革，习仲勋格外谨慎，进行了周密的思考和精心的部署。他指出：“在这些地区进行土改，必须要以民族团结为基础，以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的自觉为前提，要有当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要以少数民族群众为主去向本民族的地主进行斗争”，“必须首先争取和团结各民族各方面的人士赞助土地改革，只有团结各族各界民主人士，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各族上层领袖人物和各教派中的一切赞成土改的人士，才能使农民声势更加壮大，地主阶级更加孤立。”他特别指出：甘肃的临夏地区是“历史上回、汉冲突最尖锐的地区”，“一定要和其他地区的做法有所区别”，即在工作的步骤和方法上要更加谨慎，更加细致，耐心地做好教育群众的工作，一切都要按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反对简单急躁和包办代替的做法。他说：临夏的土地改革“就其全过程说，仍然是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的，这是不能变的。又必须是以促进和加强民族团结为前提的，这也是不能变的。是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去开展反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阶级斗争，又从深入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中，去提高回、汉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以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在他的精心安排下，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派出了一百多人的土地改革工作队，专程前往临夏地区帮助工作。
为了减少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的阻力，习仲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观点，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
所谓“联合封建反封建”，就是先做好争取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然后再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习仲勋说：民族地区的改革，毫无疑问地是要依靠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的自觉行动和当地民族干部，“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争取宗教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去发动群众，不可颠倒过来”。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上层，“联合封建反封建”是由那里矛盾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要对民族上层人士采取宽大的让步政策，争取各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方面的人物出来赞助土地改革，至少要保持中立，“用赞助土改或不反对土改来换取‘改得和平些’，以及在宗教方面、在关系他们自身的某些方面与我们的某种妥协。我们呢，就用‘和平些’和某些必要的妥协去换取发动群众的较好条件。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
四月十日，习仲勋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三月份的工作情况，重点报告了土地改革的工作方针，其中对甘肃临夏地区的土地改革特别提出建议：“办法上可组织回民中上层人物回去参加领导；政策上可以对民主人士和进步分子妥善加以照顾。凡不抗拒土地改革的地主，一律放宽对待，把打击面缩小到最小限度，甚至不妨带点和平分地的味道。这样分地时，似乎和平一点，而农民分得土地之后，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农民势力也就盛了，就会斗争了，而且一定能胜利。”
中共中央肯定了这一做法，批复给习仲勋：“你四月十日送来三月份综合报告，很好。其中所提三个问题的方针，都是对的”，“均可照你所拟定的计划办理。”临夏地区按照习仲勋提出的方针和政策开展工作，“土改进行得比较顺利，取得很好成果”。习仲勋还要求进行土地改革的各省对各民族、各教派的领袖人物排出名单，在土地改革中予以适当保护。甘肃省保护了马全钦等人，青海省保护了马辅臣等人，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得以稳妥推进。
一九五一年底，习仲勋视察了青海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在塔尔寺附近的农村，他询问农牧民群众愿意不愿意进行土地改革，得到的回答是不愿意。一位长者反映说：几千藏民在塔尔寺所属的土地上耕种放牧，收获的麦草供寺院烧火做饭，现在土地分到一家一户，寺院就收不上麦草了，烧火做饭成了问题，请求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习仲勋弄清这些情况后，便以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名义做出决定：凡是寺院辖区的农牧民暂不实行土地改革。广大僧众非常感激，青海人民群众也非常满意。
从一九五一年冬到一九五二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甘肃、青海、宁夏等省的一百零六个县、八个市、一千六百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完成了第二批土地改革；一九五二年冬到一九五三年春，在新疆的六十二个县、四百万人口的农耕区顺利完成第三批土地改革。到一九五三年底，西北地区土地改革全部完成。
经过土地改革这一伟大的群众运动，消除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广大农民在经济和政治上翻了身，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大批农民参加了生产互助组，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提高了农业产量。甘肃省一九五二年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到一九五四年底，粮食产量由二百六十七万吨增加到三百一十七万吨；财政收入由一亿一千一百万元增加到一亿四千三百多万元。陕西省在土地改革中，不但满足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要求，还收缴了地主大量的枪支弹药，彻底摧毁了封建政权及其武装力量，稳定了社会局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这一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西北地区土地改革整体是成功的，习仲勋的功绩不可抹杀，个别地方出现工作粗糙和不彻底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人指责“西北土改不彻底”、“右倾”，是不切实际、没有道理的。
■从实际出发开展“三反”、“五反”
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对贪污腐败现象发动了大规模的猛烈进攻。习仲勋用较大的精力领导了西北地区的这一运动。
抗美援朝战争经过一年多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把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随着战争的持续，军费相应增加，国家财政压力很大。一九五一年国家军费支出较一九五〇年增加一倍以上，财政赤字达百分之十一点五。一一九百一年十月下旬，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十一目下旬，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明确工作任务，落实工作措施。习仲勋在闭幕会上作了《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奋斗》的总结报告，阐述了开展运动的重要意义，明确了工作要求。他指出：“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运动，我们热烈响应这个号召，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这个运动开展了，必将给同家积累大量财富，增加国防力量，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获得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也必然会大大推进我们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增产节约并不是解决某种困难的临时手段，而是建设我们国家的根本方法，是我们国家建设中一个经常性重要性的政策。”习仲勋提出了六条措施：一是把注意力转到领导工业生产及经济事业上，管好现有企业；二是重点发展农业，增产粮食，发展畜牧业、林业生产；三是金融贸易必须紧紧地与生产结合，为生产服务；四是加强财政工作，保证公粮、税收任务的完成；五是调整机构，提高工作效能；六是厉行节约，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强调：这次会议后，各地要继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学习运动，“结合检查工作，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优点，纠正缺点，解决突出的问题，以提高干部思想，严肃国家法纪，改进作风，推动工作”。《人民日报》对这次会议作了重点报道，全文刊登了习仲勋的讲话。
就在这个时候，东北和华北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来大强量的贪污、浪费现象，特别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老革命、高级干部也发生了贪污腐化问题，印证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预见的，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这使毛泽东非常震惊，深感不制止这种现象，党就会被严重腐蚀，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的任务就有落空的危险。于是，中共中央又在十二月一日和四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全国“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中心任务，必须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坚决斗争”。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判大会，果断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向全国人民表达了反对贪污腐化的决心。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于十月二月七日召开增产节约动员大会，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和灞西安市各直属机关的党员干部一千四百余人参加大会。习仲勋月作了动员报告。他指出：“为开展这一运动，必须首先进行一次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这是当前全体干部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他认为：“只有在开展这个运动中间，在开展这个运动的思想基础上，才能很有成效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他批评了有些人对增产节约运动的不正确认识，提出了在工农业生产和商业、金融贸易各行业应该采取的措施，并针对有人认为西北地区贪污不严重的说法，列举典型事例予以驳斥。他说：“贪污案件的不断发生，是国民党作风和资产阶级思想在侵蚀我们的肌体，相当数量的干部在蜕化的道路上葬送了自己的前程。这说明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他强调：“这一切情况，说明了虽然我们去年曾进行了反官僚主义、反铺张浪费的整风运动并得到了很大成效。但今天仍需要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贪污、反浪费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开辟道路。”他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检查总结工作，以民主的方法，在短期内集中力量进行这一整风运动，为明年的增产节约运动打好思想基础。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指导运动，习仲勋于第二天召集有西北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署、法院、财委及人事部负责干部参加的座谈会，用一整天的时间听取汇报，研究解决办法。会上反映的大量问题，使习仲勋感到震惊：
贪污现象是极其严重的，也是很惊人的。检查署、法院、纪律检查委员会三单位已查出和受理的贪污案件，共损失国家财产八十余亿元（旧币）。其中陕西五个专区的材料即达三十四亿元（旧币）。这只是很明显的已经暴露出来的案件，估计只占实有贪污案件的半数或三分之一。财经系统、公安、司法系统和军事后勤系统贪污现象较严重。各地基本建设工程中，驻北京、天津、上海等处办事机关中，都有不少问题。税务、贸易机关中问题也很多。仓库保管干部偷卖粮食、出卖粮证事件，已发现多起，有内外勾结偷粮一二十次之多者。银行系统也有漏洞。……一般党政机关的总务部门也有不少问题。甚至陕西省保育院发面粉都每袋偷出几斤。区乡干部中敲诈勒索现象发展了。……凡大一点的贪污案件都牵涉颇广，且多半与奸商勾结。集体贪污在贪污案件中占相当大的数量。贪污行为已经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年半来共处理了犯贪污蜕化错误的党员一千四百余人。
习仲勋深深感到：“党内享乐腐化思想确实增长起来，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他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说：“这是由于在胜利的和平环境下，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社会的传统恶习，猛烈地侵袭我们。在实行大量招收和包下来的两项办法中，有不少贪污腐化分子混入党、政、军机关，尚未被清洗或改造。老干部数量少，经验不足。其中有一部分经不住新的考验，发生了变化，自己放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被拿着糖弹的敌人所征服。贪污分子中，旧人员和新招收来的分子占大多数。凡旧人员和新招收人员越多的地区和部门，贪污现象也就越严重。这是大胜利、大发展局面下必然会有的一个阴暗面，二中全会早已指出这个危险。”他从严重的问题中感到：七届二中全会的预见和所规定的防止腐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检查西北地区两年来的工作，习仲勋认为：“过去还很难抽出时间和力量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斗争，半年来我们也处理了一些贪污案件，并处决严重贪污分子十六人。因宣传不够，作用不大。”
习仲勋忧心忡忡地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坚定地表示：“今天，可说已到紧急关头，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斗争。准备抛弃，步数蜕化分子，挽救多数犯错误分子，并在党内、外进行普遍教育，为今后加强经济工作打下思想基础。如果再迟了，就必然会毁坏更大数量的干部，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并汇报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的安排部署：“我们计划于十二月下旬开始整风，各地都集中力量，在短时期内进行，最迟于明年二月中旬结束，准备即由开展反贪污斗争开头；紧接着检查各种浪费现象；最后联系具体实例，检查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习仲勋这个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的报告，再次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十二月十三日凌晨四点，通宵工作的毛泽东向各大区书记转发了习仲勋的报告，并向习仲勋指示：“我认为你的分析、布置和其他意见，都是正确的。你于十二月八日召开的那次座谈会开得极好。只开一天会，已使你了解情况，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以后动员群众，开展斗争，即将迎刃而解。”毛泽东批示各大区负责人：“仲勋同志的报告，请你们转发到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各级军区去，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赞赏跃然纸上。
习仲勋从毛泽东的指示中得到极大鼓舞，更加坚定了抓好这项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他主持召开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六十二次行政会议，成立了以马文瑞为主任的增产节约委员会，专门领导运动的开展。之后，他又用两周时间深入甘肃、青海等地，检查运动进展情况。甘肃、青海两省暴露出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事件，惊醒了那些思想麻痹，以为“甘肃、青海地区落后，生活艰苦，不会有贪污、浪费情形’的干部，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了，但有些机关还没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对甘肃、青海的干部说：“贪污和浪费现象在西北一样是严重的”，“要开展运动，最主要的是领导干部要有决心，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进行。要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广大群众中造成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的憎恨心理。发动群众上下检查，互相监督，表扬好的，检查坏的。”他要求“认真地领导这一运动，不仅要做到消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并且要使每个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受一次很好的教育，树立起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为了推动运动的深入开展，他还提出了对彻底坦白者“重罪轻处，轻罪免处”的政策原则。
习仲勋时刻关注着各地运动的发展，严格掌握政策，防止了“左”的偏差，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开展。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西安市在革命公园举行宣判贪污罪犯大会，西北区、陕西省和西安市党政军各单位工作人员以及群众七万余人参加，会上宣判了十四名犯罪分子。习仲勋在办公室通过收音机收听了大会实况，发现宣判的十四名罪犯中有七名是事先审核过的，另有七名未报经批准，而且定刑过重。大会结束后，他把大会主席团负责人找来研究，指出问题，严肃地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教育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起来清洗这些污毒，肃清贪污、严禁浪费、纠正官僚主义，提高干部，挽救干部，改进工作，建立优良的社会风气。因此要发动大家进行大胆的检举和真诚的坦白，坚决贯彻坦白者重罪轻办、轻罪免办的方针，只有对那些罪恶重大又坚不坦白改悔者才严厉惩办。”“如果定刑过重，就违背了这一方针，就使群众不能正确了解政策，并会给贪污犯法的人增加顾虑，而阻塞真诚坦白和大胆检举的道路，对整风运动的开展是有妨害的。”他强调：“我们不要以为运动来了，办重一点不要紧，这是对政策不严肃的表现，正因为运动来了，更应正确地掌握政策。才能顺利地把运动推向前去。”习仲勋这一番话，“得到大会主席团诸负责同志的热烈拥护”，使大家受到教育。当天有关方面对七名定刑过重的罪犯作了复审，减轻了他们的刑罚。
一月六日，西北区召开区级机关处长以上干部大会。习仲勋作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讲话，再次进行动员。他根据已揭露出来的问题，对贪污浪费现象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大贪污不少，小贪污更多。许多大贪污都是从小贪污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坐视我们队伍里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他批驳了“贪污有罪，浪费无妨”的错误思想，严肃指出：“贪污可耻，浪费也可耻；贪污有罪，浪费也有罪。”“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之母。官僚主义分子，常常就是浪费行为的倡导者、批准者，是贪污行为的掩护者、纵容者。”“在反贪污、反浪费的同时，必须痛击官僚主义。”他强调指出：
必须认清，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会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军队及一切财经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许多干部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就有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
他号召机关全体干部：“坚决地把侵蚀到我们肌体中的政治微生物来一次大清除、大洗涤，让阳光普晒一遍吧！这是一次巩固与加强共产党的战斗力，密切人民政府、每个革命干部与群众间联系的有历史意义的运动。让我们大家努力，把革创的队伍整顿得更坚强，更有战斗力！”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习仲勋就把贪污、浪费和官僚主现象看成是事关亡国、亡党、亡头的大事，是十分有远见的。
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各种方式强力推进和引导运硼的发展。一方面严厉批评那些认识不足、指挥不力、不带头检讨以及阻挠压制民主运动的负责干部，一方面宣布由各单位首长负责，限期十天做好工作的命令，使群众斗争和民主检查运动真正地像毛泽东要求的那样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一月二十日，习仲勋再次召开西北区机关、陕西省和西安市三级负责干部会议，在会上作了《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再推进一步》的报告，详细分析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一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的错误认识，对下一步工作作了具体安排。这时，西北地区“各机关的群众，由干部到勤杂人员以及家属等都普遍的发动起来，消除了顾虑，敢于提意见、批评、质问、揭发和检举；除在本机关大会和小会上面对面的揭发问题外，光西北区一级机关增产节约委员会就已收到六千七百余件检举材料”。习仲勋对他收到的四十多封检举信件“一一批阅、批转各有关机关负责查处。凡是问题比较严重、而被检举人员在西安市者，即派干部前往有关机关共同调查处理”。二十五日，习仲勋通过《群众日报》，向所有给他来信的人致谢，说明所有信件都已交付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西北人民监察委员会或其他有关机关认真查办，并“希望各地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都能够以认真的负责的态度去处理群众的检举信件，多多听取群众的意见，使广大人民得以经过各种方式参加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来”。
一九五二年初，“三反”运动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到春节前，西北地区各个单位把贪污案件大体清理出来，贪污款额达四十五亿元（旧币），浪费款额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亿元（旧币）。
二月上旬，西北地区的“三反”运动进入“打虎”阶段。在毛泽东强有力的督促下，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打虎”声，各省区按照中央要求，普遍下达了“打虎”任务。尽管如此，习仲勋在具体工作中仍然保持着一贯的沉稳作风。在“打虎”运动的高潮中，他及时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和西安市的三级高干会议，反复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第一要正确掌握方向，第二要抓住重点，第三方法、步骤要对头，克服群众中出现的简单急躁情绪和蛮干做法。对不同贪污对象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并提出“密切指导，严密控制，坚持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力图把群众运动起来后可能产生的“左”的偏向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他把这些想法也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肯定他“提得很好”，“在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
为了在运动中稳定多数，孤立少数，及时适当处理揭发和坦白出来有问题的人员，按照中央有关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结合实际情况，于一月十九日和二月二日先后制定了严格处理贪污分子手续的有关规定和《关于“三反”运动中若干问题的处理规定（草案）》，受到中共中央肯定，并转发全国，通知“各地均可采用”。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人开展，各地各部门清查出一些机关内部人员同社会上的不法资本家内外勾结，侵吞国家资产的案例。于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中央决定在开展“三反’的同时，在工商界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开展城市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指示，要求从二月开始，在西安、兰州、迪化、西宁、银川、宝鸡、南郑、天水、伊犁、喀什等城市工商业界开展“五反”运动。
习仲勋一直注意正确引导“五反”运动的发展。在西北地区“五反”运动刚开始时，各地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做法，习仲勋都及时予以纠正，特别是对出现的一些右的和“左”的做法，都采取具体措施予以解决。他指示在西安、兰州、迪化、西宁、宝鸡、南郑等城市已经开始进行的“五反”， 由各省省委掌握，其他分区以下的县城市镇一般都暂不进行“五反”，何时进行以后再定。较大城市如三原、咸阳、天水等地内部“三反”已很紧张，不宜同时开展“五反”，需要提早进行的，必须经省委批准并缜密计划后再开始。他认为这些市镇是城乡交流集散之地，与农村群众生活关系很大，搞不好会使整个经济生活，包括农村生产在内，受到重大损失。他还通过各种大会和报纸严厉驳斥“五反”是“反商人”、“反一切剥削”、“消灭资本家”，“五反”是“不要统一战线”筹谣言。经过“五反”运动，严厉打击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五毒”，孤立了少数严重违法与完全违法户，保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正当经营，调动了工人和店员的积极性，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习仲勋特别注意对一些重要案件的处理，引导运动健康发展。西安、青海、甘肃等地在处理不法工商业者时惩处偏重，习仲勋向有关负责人说明政策，讲清对工商业者退补过重“必将过分损害资本家的积极性，对生产不利”的道理，使这些地方对处理过重的问题及时作了纠正。他还明确指示：“要主动的照顾和帮助与我们在解放后一直合作共事很好的上层人士过关，这对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是大为有利的。”这些做法，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人，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败分子，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场习气得到扭转，“保证了西北的干部在广大的区域中，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风气正，作风硬，为党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打击了才法工商业分子，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促进了经济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运动。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室和位于西安市仁舞巷的民委礼堂，晚上经常灯火通明。习仲勋同中共中央西北届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的成员大多在这两个地方研究“三反”“五反”运动的工作，特别在运动后期进人处理阶段时，对鑫一个案件都研究得十分仔细，工作格外紧张，往往通宵达旦。习仲勋严格执行政策，实事求是地处理大案要案，展现了他一贯求实稳健的工作作风。
张治中与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共事中“相知深，感情融洽”，从习仲勋身上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革命几十年．聚集全国四方的精锐，人才济济，车载斗量。“二十多年的在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
■加强党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积极分子被吸收到党内来，其中许多人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这些干部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下决心从培养教育干部人手，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
早在延安时期，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关怀下，中共西北中央局就逐步形成了注重党的建设和干部培养与教育的光荣传统。习仲勋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他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并兼任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校长，组织兴办了行政学院、民族学院和农业学校、职业学校、医药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等多个专业学校，培养了大批行政干部、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为解放后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准备了组织人才基础。
刚刚解放的西北地区特别是新解放区，适应建立党组织和人民政权的需要，大批干部进入党内或参加政府机关工作。据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马文瑞回忆，陕西省一九四九年有基层党组织二千九百四十七个，一九五三年已达到六千七百九十七个，增长一点二八倍；一九四九年有党员六万四千八百六十一人，一九五三年达到十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人，增长百分之七十六；干部人数由一九四九年的六万三千四百七十九人，增长到十二万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增长近一倍。一九五三年西北各省基本实现了乡乡建有党支部，区、镇有党委。
习仲勋在工作中发现，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政策措施在一些地方往往不能很好地贯彻。对此，他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主要问题在干部。当时，新解放区的新干部占百分之九十，他们生活在旧社会，留有旧社会的生活习惯和思想作风，由于缺乏革命锻炼，又没有受到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一时难以适应革命工作的要求。老干部只占百分之十，一般表现很好，但也因没有抓紧学习，不少人没有起到骨干作用，个别人还受旧社会习气的影响，发生了腐化堕落问题。在新老干部之间，根据地来的党员和当地地下党员之间，各个根据地党员之间，还存在不团结现象，有的已严重影响到工作。习仲勋深感“必须重视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习仲勋指出：“解决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努力学习。”他要求：“每个地区的一切工作干部，都首先要主动地互相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做好工作。”在干部关系上，要求根据地的老干部负主要责任，主动地团结地下党员和一切新干部。对所有新干部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足够估计他们的工作成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他们的缺点，采取与人为善、热情帮助的态度使他们克服不足，尽快提高。习仲勋强调：所有干部都要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坚决反对拉帮结派，搞小团体活动。
习仲勋十分重视干部的学习，他说：“学习问题是党、政、军全体干部共同的迫切问题”，各级党委“要有正常的学习生活，学习是领导工作的灵魂，必须放在领导工作的主要位置”，“列为经常的中心工作之一”。他要求在一九五。年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学习运动，以提高老干部，培养新干部。他说，干部学习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每个县的领导干部都要亲自下乡，主持一区一乡的工作，每做完一项工作或发现新的问题，都要和大家一起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全体干部。要表扬好的，批评坏的，对不可救药者坚决清理。“另一个方面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经验的基本教育，这对于新干部特别重要。”他号召县以上干部都要扎扎实实地系统地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点是学好毛泽东，号召学习的十二本《干部必读》。他要求新干部选定几本书。熟读精研，作为思想武器，系统地批判旧思想，建立新思想，确立革命的人生观。他指示：各地干部学校要加大对现有干部轮训的力度，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
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学习制度，把干部分别编为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组、机关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组和文化知识理论学习组，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要求，具体实施学习培训。中共中央西北局把地委以上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组作为重点，按干部的具体情况制订学习计划，强调自学为主，分段实施，创办《自学通报》，刊登干部读书笔记，促进交流提高，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西北区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的报告》，“并望其他各中央局研究这些经验提出自己解决高级干部理论学习问题的意见”。机关在职部的学习，主要是通过业余政治学校进行的，配备专职学习辅导员，坚持每星期学习并讨论一次，许多干部“开始体会到学习是工作的灵魂这一深刻的启示，因而有了比较浓厚的学习空气”。对于区级以上初小文化程度的广大工农干部，则以提高文化水平为主组织学习，收到明显效果。《西北局关于提高区级以上工农干部文化水平的指示》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并向全国批转。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解放初期形成的学习理论气氛，许多老同志至今难以忘怀。他们回忆说：“在这种严格要求下，西北的许多干部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习仲勋还特别注重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领导方法。他说：“做好这一条才能使干部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并经常保持饱满的情绪”，“领导机关重视并真正做好了提高干部思想政治水平的工作，可以说，我们的任务就解决了十分之九了。”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造成干部工作方法简单急躁、强迫命令作风普遍的原因，不只是下面干部的问题，“根源还是在领导上”，由于上面布置任务多，交待办法少，形成上边决定任务、中间要任务、下边交任务的一种应付工作的局面。他强调指出：
注意解决工作方法问题，是领导机关重要的任务。……完成任何任务，都不仅是把任务交给下边，而且要给干部讲道理、教方法。不仅开始时要讲、要教，更重要的，是在工作进行过程中，不断地讲、不断地教。这就是实际的政策、策略教育，就是最有效能的思想政治工作。这里，基本一环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克服经验主义思想，多多研究和吸收新的东西，才有东西讲、有东西教。新的东西不仅是有了，而且很多很多，等待我们去发现出来，加以提炼，用以丰富自己的领导经验。这是要下苦功夫的，认真地硼开动思想机器，克服懒惰习气，才能做到的。取得知镧识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这是习仲勋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多年做领导工作的基本方法。西北地区的许多干部都是在习仲勋的关怀和教导下成长起来的。
习仲勋抓干部教育，特别强调树立“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的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习仲勋在讲到司法工作时，就提出过一个非常朴实的口号，即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他说：我们“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中国这个社会，老百姓怕‘官’，怕‘老爷’”但在我们这里，假如有一个司法人员，叫人家一看他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他号召党的各级干走出“衙门”，深人乡村，把所进行的工作同团结老百姓、教育老百姓结合起来。他说：搞好工作的办法就在人民中。只有通过人民，我们的任务才会解决得最快、最好。“我们不要以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实不然，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寻。”习仲勋以身作则，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把群众放在心上，一心一意为群众谋福利，感动着他周围的人，战友们说他是“农民老汉老婆们的干儿子”。一九五〇年初，《群众日报》以《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为题，报道了习仲勋在西北二十多年同人民在一起的奋斗经历，记述了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时时刻刻和群众紧密联系，习惯地关心群众，熟悉群众，和群众如鱼离不了水一样”的，生动事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新中国建立和掌握全国政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考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继续保持党在战争年代的那些优良传统和作风，牢记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提的“两个务必”的警示，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严峻任务。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针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严格整顿全党作风和干部作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西北地区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开展了以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
在此之前，习仲勋收到西北民族大学一名学员反映其家乡基层干部违反政策、胡作非为的信件，十分重视，当即作出批示：“这虽是一个地方、一个同志的反映，但这种现象在目前是很普遍的，应将这件材料有意识地进行处理，以便引起各地注意检讨和纠正。”三月一日和七日，彭德怀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五、第六次行政会议上，连续提出政府工作人员要厉行廉洁朴素的工作作风，严格防止和纠正官僚主义习气，并发出“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腐化”的号召。西北地区党、政、军各机关、团体、单位随即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对贪污腐化等不良倾向的运动。五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又“展开反官僚主义，事实上已开始整顿干部思想作风”。中共中央提出整风后，中中共央西北局“更明确、更有计划、更普遍”地进行了党内整风运动。
五月二十日，是西安解放一周年纪念日，西安市举行庆祝大会，习仲勋在会上作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讲话：总结了西北地区开展反贪污腐化运动两个月以来的情况，尖锐地指出：“无数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使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铺张浪费等不良倾向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正是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使国家财产、公私经济、群众生产蒙受重大损失的。也是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下级机关执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领导群众将反对不良倾向运动，继续普遍地开展起来，深入下去，并引导运动向着开展全面检查工作、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方向发展。”他列举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在工作中的各种表现，特别批评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贷放棉籽不负责任，部分棉籽霉烂、致使大面积棉田出苗率达不到要求，给国家和农民造成重大损失的官僚主义行为。指出这种干部缺乏对人民事业负责的精神，党性不强，不深入下层，不接触实际，靠报告了解情况，靠发指示决定布置工作，这样下去会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习仲勋要求全体党员和干部，要“好好考虑一番，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一致行动起来”，“克服缺点，向胜利前途迈进”。他最后强调：“现在到了提起全党警惕的时候了！我们已经有一切必要条件来着手清除这些现象了！而且不能再迟了！”他这番具有针对性的精彩讲话，在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五月三十日，根据习仲勋的讲话，中共中央西北局又一次发出了《关于整顿干部作风的指示》。六月二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全文转载这个指示。与此同时，新华社广播了习仲勋的讲话。中共中央就此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委、各大军区发出通知，指出：
今日新华社广播习仲勋同志《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一文。此文对于西北党内的官僚主义命今主义的倾向作了具体生动的分析，可以作为西北整党整干的主要学习材料。中央希望各中央局各省市委负责人在各地整党运动开始时都能作这样一篇讲演或论文，分析该区领导机关与下级人员工作作风中的主要缺点，举出足为典型的实例，公开发表，作为该区整党的主要学习材料，以便学习者用来做学习一般性文件和反省自己工作的桥梁。【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和各省市按照计划，先后于六月中旬和七月上旬普遍开始了整风运动。“各省、市均采取总结工作的方法，办整风训练班和开三级干部会，整训县、区、乡干部”。“甘肃和陕西各地，除已召开过一次三级干部会进行整顿外，并均在省的党代表会上检讨领导作风和讨论整风问题”。“宁夏省七月中旬召开党代表会，检查省委领导，结合去年征粮工作，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检讨”。青海省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进行初步整顿的基础上，省委又举办了有县、区级干部九十余人参加的整风班，开展反省和批评，之后受训干部回到县、区领导整风工作。经过初步整顿，“各系统各部门普遍地暴露了不少问题，引起了各级领导干部对许多严重问题的认识，并认识了整风的重要”，八月份集中解决暴露出来的较为重大的问题。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机关还派出干部到各省、市检查整风，帮助工作。
“这样由上而下整顿领导，然后结合由下而上检查工作”，领导带头，发动新、老干部用民主的方法教育改造自己，并引导群众开展全面检查工作，深入揭发和纠正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违法乱纪等恶劣现象的整风运动，使西北干部队伍的素质得到提高，干部作风进一步改进。
为了巩固整风运动的成果，习仲勋又于年底提出“一九五一年全党必须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做好群众工作”的要求。他认为：“目前我们最弱的一环还是群众工作。解放初期主要是继续支援战争和搭架子，时间力量来不及。但今天再忽视群众工作必铸大错。我们确定今冬明春集中一切力量做好群众工作。现在架子已经搭起，有些搭得很大，大家忙在机关里面，是轻重倒置的。机关一部必须精简，不急之务不办，可以缓办的留待以后办，把人力抽出来下去帮助群众工作。”“今年整风运动收到很大成绩，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大大减少了；但如不使大多数干部都经过群众工作锻炼，则整风成绩仍不会巩固。”中共中央西北局按照习仲勋的指示精神，向西北地区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必须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做好群众工作，必须抓住这一转变工作的中心环节，全力促其实现。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配发了《为什么要用百分之九十力量做好群众工作？》的社论，从而在西北地区党内形成了做好群众工作的良好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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