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28日，我连同我的两个箱子和一台埃里卡牌的手提打字机一起被两个美国人带上了一辆吉普车。我必须跟他们到奥格斯堡去四夭，以便接受“专家们”的审讯。在贝希特斯加登换乘汽车的时候，打字机被扣了下来，不允许我把它带在身边。这是一台崭新的打字机。应我的要求，人们给我开了一个收据，后来我才知道，收据上只有一个出厂号码。还不知他们当时是怎样嘲笑我的呢。70年代，有一个名叫洛泽的艺术商人曾对我认识的哈伯施托克女士说，一个美国人在纽约充满自豪地告诉他，说他有一台“曾属于希特勒”的打字机。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来到奥格斯堡“伯伦住宅区”。住宅这里都是些小房子，里面原本住着梅塞施米特公司的工人。他们不得不离开这里，牢骚满腹地搬到住宅区外面去住。他们对我们的恼怒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站在大街上对着我们骂：“纳粹猪猡”等等。住宅里除了桌椅和床垫之外，其它东西他们都搬走了。
到达伯伦住宅区时，我还不知道当时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吉普车开到一个相当大的广场上。那天天气很热，阳光灼人，光着膀子的男人们瞪大了眼睛从窗子里惊奇地望着外面。我以为到了一所精神病院里。过了一会儿，我在一个窗子的旁边发现了尤利乌斯·绍布和海因里希·霍夫曼教授。
我被带到了一间办公室里，一个美国人检查了我的箱子，并且很有收获地找出了一瓶法国白兰地和一条香烟。我请求他还给我，但无济于事。为此他对箱子里的其他东西就不感兴趣了。
随后，另外一个美国人把我带到了一座楼的二层楼上，在楼梯口站着一个卫士，眼珠骨碌碌地乱转，手握着上了刺刀的钢枪。在空荡荡的厨房里，我碰到了希特勒在慕尼黑摄政王广场16号住所里的管家安妮·温特尔女士。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住着莱伊的最后一个女朋友马德莱娜·万德勒和他的奥地利籍的女秘书。
奥格斯堡俘虏营的头头是一位脸上长着危的墨西哥人，一他常常在左胳膊下夹着一根藤鞭。他同那伙负责监督俘虏营的美国高级军官来到厨房，好奇地望着我们。相貌诱人的马德莱娜·万德勒被允许参加他们举办的内部联欢活动。这天晚上，她没有被当作俘虏看待，然而就仅仅这一个晚上。过后他们再也不认识马德莱娜·万德勒了。这是一种真正的令她难受的屈辱。
马德莱娜·万德勒是一位美丽动人的爱沙尼亚女郎，高高的个子，披着一头金发。她曾在莱伊博士下属的柏林夏洛滕堡剧院里当过舞蹈演员。剧院遭到轰炸的时候，舞蹈演员们都得帮助做清理工作。莱伊博士那天晚上也来到剧院亲自了解损坏的情况，借助火光他发现这位姑娘酷似他那位自尽的夫人英加女士。他被这位年轻的女人吸引住了。他拼命地追求她，可谓穷追不舍，直到她被他降服为止。
马德莱娜详细地向我讲起过他与莱伊在一起度过的时光。那简直是令人难受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莱伊的整个房子里挂的和摆的都是已去世的夫人的肖像，而且还要求马德莱娜的梳妆打扮和行动举止完全和死去的英加一样。他起初不想与她结婚，在她为他生了几个孩子以后他才准备结婚。
赫尔曼·吉斯勒教授在他那部由德鲁费尔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另外一个希特勒》的书中第480页上写道，希特勒曾向他讲过莱伊的“新夫人”，并且委托他到那里去拜访一次，以便见识一下。由于吉斯勒回来后向希特勒汇报了他所得出的好印象，没过多久，希特勒便亲到莱伊博士家拜访。在一次喝晚茶时他谈起过这件事。但是，与吉斯勒相反，他对莱伊用牺牲一位年轻女子来迷恋死人的作法感到震惊，并认为这样做是无聊的。希特勒说：“这个状况不改变，我就不再踏进莱伊的房子一步。”
英加·莱伊夫人在世时，希特勒是莱伊博士家的常客。他认为英加女士长得很漂亮，是莱伊的一位好内助，并且相信，是她改变了莱伊抽烟喝酒的习惯。希特勒之所以特别愿和莱伊夫妇在一起是因为在那里一般他都能碰到一些艺术家们。英加出身艺术世家，她学习声乐。她的自杀引起了大家的种种猜测，至今也未澄清。
我总有这么一种感觉，即英加·莱伊强烈地爱慕希特勒。希特勒也十分倾心于她，她的死给了他很大的打击。莱伊博士为他的夫人英加感到十分自豪，爱她爱得很深，这一点我可以作证。那是在贝格霍夫的一天晚上，当莱伊引导我入席时，我发现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夫人，她身披华丽的银狐，由主人希特勒引导走在我们的前面。只要莱伊博士一激动，说话就开始结巴。他指着她对我说：“她不是、是、是很美丽、很漂亮吗？”
我和安妮·温特尔女士同住一个房间。这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卧室，人都已离开了这里，除了光秃秃的床垫以外，其他东西都拿走了。安妮·温特尔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瘦瘦的身材、褐色的头发、棕色的皮肤加上那奸诈的棕色眼睛完全是一个卡尔梅克人的模样。任何事情都逃不过她的眼睛，什么东西也都不曾被她忽略过。也就是说，每当希特勒到达慕尼黑时，他总愿听她汇报“慕尼黑的花边新闻”。
安妮·温特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下巴伐利亚人，当她还是一个年轻姑娘时就开始为特林·施利夫伯爵夫人操持家务，积累了经验和必要的知识。由于她具备了这种条件，她才得以自1929年以来一直在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的住所里独挡一面，管理着这个家。她的丈夫是一名下级军官，在希特勒的家里起不了什么特别作用。温特尔女士很勤快，干起活来很利落。她不仅使住所里始终保持整洁，而且当希特勒住在慕尼黑时，一旦他不愿意在饭店吃饭，她还为他做饭。一般情况下，希特勒喜欢在施瓦宾区的“奥斯特利亚·巴伐利亚”餐馆就餐。另外温特尔女士总是不声不响地干活，从而赢得了希特勒的信任。
希特勒非常眷恋他在慕尼黑的住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从联合作坊买的所有家具都还摆在那里。“只有在慕尼黑，我才真正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在这里我所看到的一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家具，一幅小小的画，甚至一件衣物，都使我回想起我奋斗的经历、我的苦恼和我的幸福。所有这些家具都是我靠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买的。我的外甥女陪着我，所以我的心总离不开这里。”
温特尔女士能说会道，并总是忙忙碌碌，来到俘虏营里也还是闲不住。她一刻不停地打扫着厨房，同时口里还不厌其烦地吹着忧郁伤感的流行小调：“父亲我不认识，母亲又不爱我，我不想死，因为我还太年轻。”
这种单调无味的口哨简直令我难以忍受，然而我却忍了，因为从她那里我有时能听到任何别人都不曾见到过的事情。比如格莉·劳巴尔的痛苦经历和她1931年自杀的事情。此后过了半年，爱娃·布劳恩开始于每个周末去看希特勒，对此温特尔女士对我说：“星期六，布劳恩手提一个小箱子总出现在摄政王广场的住所里。”
对于她讲的有关希特勒同她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的情况，我非常感兴趣，它虽然没有涉及到希特勒和格莉之间不道德的关系，但是却谈到了充满嫉妒的精神恋爱。
据温特尔女士讲，本想学习声乐的格莉被希特勒接到了他的住所去住。他吩咐人在联合作坊为格莉安排一个房间。希特勒无限宠爱她并带她到各处去。她是希特勒带着去看戏的唯一女人。1930年初艺术节期间，我在摄政剧院曾亲眼见到他们俩在一起，格莉围着白抓，显得格外漂亮。
在拉德齐维尔宫内，希特勒唯一可以放松精神的地点是楼梯间。在那里喝茶时，他常常提起格莉，对他来说，谈论格莉成了一种实际需要。从希特勒的言谈话语中可明显感到，他曾想让格莉养成一种与他共同生活的习惯。有一次，在他谈论完格莉之后说：“我想娶的只有一个女人！”我觉得此话说得很明确，我也能够理解希特勒为什么那样嫉妒地留意他所爱的姑娘的一举一动。
当格莉要与林茨的一位画家结婚时，希特勒便唆使格莉的母亲，以考验爱情为由，强行将两个年轻人分开。这并非传说，我在贝格霍夫从绍布焚烧的信件中曾抢救出的一封信中便可证明此事，信中讲到：“你那位有意向你母亲施加影响的舅舅目前正在厚颜无耻地利用你的弱点。不幸的是，我们目前还不能对这种讹诈做出回击，只有在你成年之后我们才能这样做。尽管他知道，我们俩犹如天生的一对，但他还是为我们的共同幸福设置了障碍。你母亲强行逼迫我们分离一年，这会使我们俩的心更加连在一起。我这个人一向直来直去，使我觉得很难拒绝你母亲的这种要求。你舅舅的这种做法只能说明他对你是自私的。他的目的很明确，你最终不应属于任何人，而应属于他。”信中另外一处写道：“你舅舅始终把你看成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不想知道你已经长大成人并在谋求自己的幸福。你舅舅具有说一不二的格。在他的党内，一切都得听他的。我真不理解，他那么个聪明人，竟然在我们的爱情问题上表现得那样固执。他希望在这一年中能改变你的主意，然而他对你简直是太不了解了。”
这位年轻人的这是有道理的。遗憾的是，这封信在奥格斯堡俘虏营里被阿尔贝特·佐勒上尉拿去了并且再没还给我。
温特尔女士坚信，格莉曾梦想过与他舅舅结婚，因为其他任何男人都没有那样宠爱她。据说战后在美国档案中曾发现过格莉购买奇装界服的发票。否则她肯定不会对希特勒那么俯首贴耳，并且亲眼目睹着希特勒把其身边的崇拜者一个个地弄走。
希特勒与女人搞精神恋爱，已不是第—次了。过去与林茨一名叫斯特凡妮的姑娘恋爱，情形与此完全一样。他是在散步的时候望见她的，当时他没敢接近她，而是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在他达到了他的目的之后，就娶她为妻。
据温特尔女士讲，格莉自杀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希特勒请当时到只希特斯加登看望母亲的格莉马上回到塞尼黑。然而上午格莉刚刚抵达，希特勒就离她外出了，说好回来一起吃午饭。可是当他回来时，已是下午四点了，并且说他必须得马上去纽伦堡。格莉很失望，因为他完全可以让她仍然留在贝希特斯加登。于是格莉提出要到维也纳去验验歌喉，这是她早有打算的。希特勒坚决拒绝她这样做。就这样他们分了手。偏偏在这个时候，格莉在希特勒走后无意中发现了爱娃·布劳恩写的一张纸条，这是她上次与他见面时塞到他的大衣口袋里的，上面写到：感谢“与他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晚上并希望不久再见”。
这下格莉可受不了了。她对温特尔女士说，她要去看电影。实际上她却一直呆在她的房间里。当第二天早上温特尔女士给她送早餐敲门时，她怎么也不开门。当温特尔女士发现门是反锁着时，便慌了神，她马上告诉她丈夫把门打开。这才发现格莉在沙发床上持枪自杀了。
温特尔女士向我讲述了这件事和其它许多事情。她还告诉我，在希特勒上台前，有些女人到摄政王广场的住所去，任意编造一个重要的理由，以便无论如何也要见到希特勒。一旦把这些女人引见给希特勒，她们就设法勾引他。有一个女人解开上衣的纽扣，两个乳房赤裸裸地露了出来，她想为他生个孩子。从此以后，温特尔女士再也不能把陌生人引见给希特勒。
在从奥格斯堡俘虏营把我转到曼海姆·塞肯海姆的过程中，我们的行李被翻了个底朝天。我被叫到俘虏营的头头那里。在一个大房子里，桌上摆满了贵重物品，有宝石和金条，如同在首饰店里。这些东西大部分是从那些大人物那里搜出来的。我被带到另一张桌子旁边，上面放着从我的箱子里翻出来的壁画，这些都是我在请示了柯尔贝特·鲍曼后从贝格霍夫拿出来的，这样就避免了这些壁画后来遭到破坏。还有那个装有希特勒的设计草图的亚麻布信封也是在绍布焚毁之前抢救出来的。我被两次带去看这些壁画，他们问我壁画是属于谁的，从哪里来的等等。在我第一次看时，所有的画都在，第二次再看时。就少了好几幅。我不得不将每幅画的作者、主题和尺寸开列了一个清单，就此我得到了一个收据。
后来，他们又将装有希特勒的建筑设计草图的信封还给了我，因为我说过这是我父亲的。“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我被问道。“建筑师，”我回答说。过后我对自己感到十分惊奇。这些话说得那么自然，又都是脱口而出，美国人丝毫没有怀疑地相信了，事情办得竟是那么简单！
几天以后，我的两个箱子又回到我的手中，但所有贵重物品都被拿走了，如我过生日的时候希特勒送给我的自来水金笔盒和带有希特勒签名的铅笔、一个贵重的搪瓷盒、一份意大利文的鉴定书，这是弗里德里希大帝送给他的一位将军的礼物。封面是一幅波希米亚地图，七年战争中的所有战役都在上面标了出来。还有贵重的手工艺品、长靴、希特勒的一条法兰绒裤子等等都不见了。申诉也没有用。他们谎称，这些东西都被匈牙利战俘偷走了。
上面我曾谈到过后来改名为阿尔贝特·佐勒的伯恩哈德上尉，在我被转移到塞肯海姆之前曾表示愿意帮我把装有壁画的那个箱子从俘虏营里运出来并为我保存。当时我拒绝了，但是却愚蠢地将装有希特勒设计图的信封交给了他。今天我还认为我那样做是愚蠢的，因为在后来持续到1948年的整个监禁过程中，我的行李没再被检查过。然而佐勒却牢牢地抓住那些设计图不放，经我多次催要，他才还给了我约50张，最值钱的他保留了下来。
1945年12月12日。我进行了一次体检。在体检过程中，波兰女看守奥尔加发现了缝在我制服裙子里的一个装有氢氰酸小瓶子，这使我深受打击。对于我来讲，这个小瓶子既起一种镇静、又起一种安慰的作用，它使我处于某种安全和独立的状态之中。
于是，女看守叫来了她的上司卡恩。这位年轻的美国军官问我知不知道怎样把小瓶子打开，我说不知道。问我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会不会爆炸？我只是微笑着耸耸肩膀。他们俩望了望我，便拿着小瓶子和奥尔加取来开瓶子的锤子走了。
体检过后不久，一位海军军官用一辆吉普车将我拉到纽伦堡的司法宫内一个大房间里。等了一会儿，安德鲁斯上校走了进来，他表情冷谈、拘束，头戴钢盔，胳膊上挎着警棍，通过译员赫尔曼问我：“你是作为重要的证人来纽伦堡的。你的口供很重要，你对此要负法律责任，你将单独住一个牢房！你必须服从命令！你吃的是好饭好莱！你想要一位律师吗？你身上有没有自杀或杀害别人用的工具？你想要一本祈祷书吗？”
接着我被两名卫兵带走，穿过长廊关进底层的一个牢房里。走过长廊的时候。我设法向两侧的牢房里望，牢房门口的牌子上的名字许多都是我所熟悉的。进了牢房之后，他们命令我脱光衣服，盖上被子。我脱了衣服，但是还有一件衬衣没脱，然而不行，衬衣也得脱掉。之后，五六个美国人走了进来。一个墨西哥医生与另外两个人对我进行检查。抬起胳膊，张开嘴，侧身躺着，脚趾叉开。耳朵和头发细细检查，连发卡也被取下来。在发现我的伤疤和由于色素沉着造成的雀斑后，提出了一连串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在对我进行检查的同时，另外几个人彻底检查了我的衣服。后来我得知那位名叫赫尔曼的译员在我的制服领子里发现了5000马克。这是我缝在里边的。
在他们对我进行了令我难堪的检查这后，我穿好了衣服。然后在办公室里一连填了16张表格。我始终没弄清楚我所填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由于我患有坐骨神经痛，所以允许我从存放在地下室的行李中把在贝格霍夫用的骆驼毛被子带在身边。这床被子在以后的两年半中一直陪伴着我，后来把它改成了一件大衣。所有的带子、鞋带、就连服装上的金属纽扣我都不能带，凡是玻璃和金属制品我都不能保存。然后我带着被挑选出来的、允许带走的东西穿过转梯和铁的狭长走道进入转梯附近的一个牢房。从里面我可以准确地看见走上转梯的人。
我刚刚踏进牢房，门就关了，并且从外面锁上了。当我看到光秃秃的寒冷的牢房时（门旁边的墙角上有个没有任何遮挡的厕所），我一下子愣住了。然后开始嚎叫，直到我逐渐镇静下来时，已过了很长时间。透过门缝，看到卫兵每隔几分钟就走过来一次。牢房本身是很暗的。然而从门缝和窗外射进来的光线则十分耀眼，墙上映出了铁窗栅的影子。监狱的小教堂里不时响起管风琴的音乐声。
我失望地哭泣着，哪里想到我居然还有重温达段牢房生活的时刻。假如没有这段经历，我怎么也体会不到遭监禁并辗转于几个俘虏营生活的滋味。我曾被安置在木板房里居住，例如在黑尔斯布鲁克，80名女犯挤在一个房间，只用一个脸盆，睡的是上、中、下三层铁床，床上没有垫子，由于人多，空气不好，真让人担心会憋死，对大小便也不得不加以控制。前途莫测使人们忍受着令人痛苦的精神折磨……
在坐牢期间，我曾两次恭听安德鲁斯上校训活。1945年9月19日下午4点钟，我们被集中到监狱的大厅里，在那里除了我和我的同事沃尔夫以外，还有冯·布洛姆贝格陆军元帅、泽尔特部长、比尔芬格先生、沙伊特先生、厄廷先生、康拉德博士、拉胡森将军、博莱思将军。安德鲁斯上校还是以往那身装束，再次向我们训话：“你们是作为重要证人来纽伦堡的，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安排你们住在监狱里，因为本来安排证人住的房子还没有腾出来。今天你们将搬到另一个大楼里去住，在那里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在那里也必须服从命令，但是你们会方便得多。”
我们乘囚车来到菲尔特的兵营。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安置在看上去根本就不曾有人住过的、一座遭到过炸弹破坏的大楼内二层楼一间房子里，室内有两张铁床和一个窄柜。我们俩与那些先生们都在地下室进餐，服务员是从“德国饭店”调来的。在单独关押几周之后，大家又可以相互讲话了。我们感到真像进了天堂。我们也可以在哨兵的陪同下出去散步。
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晚上，一个美国人向我们的房间走过来，身上只穿件网眼衬衫和裤子。他拿手电筒先照了一下约翰娜·沃尔夫，然后照我，我喊了起来。于是这个美国人匆匆跑掉了。这件事所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又被用囚车送回了纽伦堡，再次关进了单人牢房。
安德鲁斯上校对我们进行的第三次训话是1945年9月27日在监狱的接待室里。他当着一大群医生、女军官和精神病专家的面宜布说，“莱伊博士于今天夜里自杀了。”美国人认真地观察着莱伊博士过去的女秘书、对马德莱娜·万德勒恨之入骨的布吕宁霍夫女士的反应。安德鲁斯详细地谈了莱伊博士如何在厕所里悬梁自尽的经过。
布吕宁霍夫女士被允许离开接待室。在约翰娜·沃尔夫的搀扶下，她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在我看来，布吕宁霍夫是在逢场作戏，因为她对莱伊博士的印象并不怎么好。
审讯我时，他们问我希特勒是否向我口授过1939年他向军官们发表的讲话，说约翰娜就此已做了交待。我如实地回答说，在他计划采取某种行动之前，他从不口授任何讲话。然后又问我，绍布是否曾威胁要把我送进集中营。1945年9月27日，精神病专家凯利博士要求我写一份关于希特勒的书面材料，经他多次催促我才写了出来。
一段时间以后，单人监禁结束了。也就是说，白天牢房的门一直敞开着，我们可以按照时间表从事劳动（为美国人打扫办公室，为犯人缝补被褥和衣服）。有一天我们听说孔蒂博士用一件毛衣将自己吊死了。此后又对我们的牢房进行了搜寻，检查有没有危险物品。在犯人们住的大楼里，窗台都被拆掉了，牢房里的凳子也都被拿走了。
1945年11月13日下了第一场雪，这天下午，“首脑人物”的女秘书们如里宾特洛甫的女秘书布兰克小姐、弗兰克部长的女秘书克拉夫特齐克小姐、莱伊博士的女秘书布吕宁霍夫小姐、欣斯特女士、一位女护士和我被带上一辆卡车，向着不明的方向驶去。像往常一样，谁也没告诉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不过，不久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去向，因为美国司机半路上曾向站在路边的美国大兵询问通向黑尔斯布鲁克俘虏营的路。正在这时，海伦娜·克拉夫特齐克（美国人称之为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谈到某件事情放声大笑了起来，站在路边的美国大兵对着她说：“别看你今天笑，明天就笑不出来了！”这句听起来带有威胁口吻的话使我感到恐惧。
我后来才知道，在“黑尔斯布鲁克四号文官俘虏营”里监禁着3000至4000人。俘虏营里全是木板房子，其中有两座木板房容纳了几百名女俘。这两座木板房的四周又外加了一道高高的铁丝网，与男俘隔离开。只有一个小门能够通过铁丝网。因为这个地区泥泞不堪，所以在木板房周围铺设了一条条狭窄的木板，供人们行走。
安排我住的这个木板房分成两个房间，一间住60人，一间住80人，上中下三层的铁床上都没有床垫，连草褥都没铺，只有光秃秃的木板，床与床紧挨在一起，几乎没有活动的余地。
房子里的空隙处拉着晾衣服的绳子，上面挂满了洗过的衣服。管理人员常常来查房，在这以前就必须解下绳子。床下边和阳台上堆满了纸板、箱子和各种包裹。整个房子里只有一个白铁制的脸盆。许多妇女用铁皮盒洗脸。1946年2月才建起了一个淋浴间。
大房间里也只有一个炉子，冬天总是被人们围得严严的。另外还有一张桌子。凳子也为数不多，所以我们不得不坐在床上吃饭。大家希望炉子总生着，因为一方面可以取暖，另一方面也可以烤面包片。
“厕所是用木头围起来的，上面没有顶。在一块木板上面挖几个洞，洞下边就是便桶，厕所里撒满了煤灰。只要人们从厕所前路过，就能看到坐着上厕所的人。例如1946年3月19日我生日的这一天，我正在那里“方便”，一位由此路过的伙伴站在我面前，握住了我的手，高兴地说：“施罗德小姐，你今天过生日，衷心祝贺你！”
隔着铁丝网是不能与男人们讲话的。岗楼上全副武装的哨兵严密地监视着。谁要是被抓到，无论如何也得被送进水牢里。就连在圣诞节晚上和除夕之夜隔着铁丝网问候一声自己的丈夫或父亲的女人也都得被关起来。甚至只要犯人弯下腰捡岗楼上扔下来的烟头，哨兵们就开枪射击。好多人都死于这种情况。
哪些女人属于被监禁的呢？一般说来是指那些战后在美管区被自动管制起来的、政治上负有责任的人。这些人全都是女助手、女职员、党卫军成员和纳粹保安部成员、地方妇女组织领导人中的所有党的女干部、集中营的女看守、纳粹女青年会的领导人、部长、纳粹党区领袖们和希特勒的女秘书等等。最年轻的是一个名叫吉德龙·希姆莱的、头上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孩子，最老的是来自苏德台地区的已年过花甲的赖宁格教授。
我们每天有三次点名。自1946年2月起，我们每隔两天就被带到男俘虏营去淋浴一次，同时可以用一块小小的肥皂洗一下少得可怜的内衣。我们常常冒着寒冷站着等两个小时，哨兵才把我们带到男俘虏营去。由于在既潮湿又寒冷的环境下长时间地等着，我的坐骨神经痛又发作了，使我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参加点名。
记得我病愈后第一次参加点名的情形。由于地上泥泞不堪，人们都站在房前的木板上，这时一队全副武装的美国人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把我们从不板上一推到泥泞的地上，然后就冲到木板房里，我们在没有穿任何避寒衣服的情况下，在冰冷的泥泞地里站两个半小时。由于我是病愈后第一次参加点名，所以赖宁格女士又把我送回了木板房。室内看上去像刚刚遭到炮击一样。阁楼阳台上堆的那些纸板、箱子和包裹统统被扯了下来，打开后将里面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被查抄的东西，其中有少量的咖啡豆，极少量的香烟，甚至还有过圣诞节分配给我们的油炸沙丁鱼罐头。我们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拿走了。被大家称之为德国人死敌的菲塞特下士，每当我走进木板房时，不仅用凶恶的目光看我，而且还将手枪威胁性地对着我。我害怕极了，不得不赶快再躲到外边去。通过欣斯特女士我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在寻找秘密电台。欣斯特女士当时在俘虏营的病房里当护士并且经常与美国医生在一起。
初期我极力控制着自己，清早即使我看到男人们在雾中列队沿着铁丝网走着，也不同他们打招呼。沉重的木鞋发出了低沉的格嗒格嗒声。他们由于缺乏营养、肮脏凌乱、衣衫褴褛，完全是一副惨相，这不禁使我联想起我曾经看过的描绘安德烈亚斯·霍费尔时代农民起义的一幅画。
夜里，我常常睡不着觉，呆呆地躺在床上。室内的空气不好，每当我感到坚持不住的时候，我就轻轻地起来到外边的阳台上散步。这是唯一有可能独自流泪的地方，任何地方甚至连厕所都不行。就这样，我在这里熬过了艰难的半年。
1946年5月10日，12名女俘乘坐一辆用帆布罩着的卡车被转移到路德维希斯堡。我们坐在紧靠着卡车两侧挡板安放的没有扶手的板凳上，两排板凳中间坐着一位手持冲锋枪的年轻的美国哨兵。他不断地讲这讲那，以消磨时间。他很担心我们当中有人逃跑，所以他对几位年纪较大的女俘急于下去小便的请求根本不予理睬。于是就出现下述情况：要小便的人撩起裙子，屁股向板凳后面移了移，使汩汩地尿了起来，尿便顺着卡车板流了下去。后来我们还是停下来休息了一下，休息时他死死盯住我们，尽管大家谁都没有离开他，他总是无休止地讲着。
到达路德维希斯堡的一个兵营之后，我们被安排在D栋第6O号房间。在这里，取了我们的指纹。照相的时候，我们必须胸前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各自的编号。在我们穿的军灰色破旧制服裤子背面都印着一个“囚”字。我们住的地方经常更换，但我一直没搞清，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说为了防止我们结伙吗？我们睡的是木板床，上面连草垫子都没有。
我同鲁道夫·赫斯的两个女秘书英格·施佩尔和希尔德加德·法特、纳粹党纽伦堡区领袖的夫人阿德勒·施特赖谢尔以及曾在纳粹妇女组织工作过的安妮·施塔克劳夫和克里斯特尔·路德维希住在一起。我们一起学英语、装订书本并且用罐头盒做成“临时餐具”。我们还做具有奇特风格的布娃娃，以感谢“外面”那些偶尔给我们寄包裹的人们。女人们很有想象力，她们把棉被拆了，用棉絮搓成毛线织毛衣，她们用精袋子做成连衣裙，用马鞍做鞋子。
我们又一次搬家，这次与希姆莱的夫人和女儿住在一个房间。六张双层床只安排了九个人。我们把上下床分开，把下床作为“长椅”，把上床固定在墙上作为书架。
1946年10月初，我们来到了德国人管理的路德维希斯堡集中营。这里的饭食更坏，每天中午和晚上，不是吃豌豆汤就是玉米汤，而且汤里任何调料都没有，吃起来无滋无味。1946年10月30日，我在速写笔记中写道：“昨晚吃的是面包汤，饭后几小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是中了毒，简直是可怕的一夜。”
由于我体弱多病，1946年11月我不得不住进城市医院，后来我也经常住院接受治疗。当我做完阑尾炎手术从麻醉状态中醒来时，我看到希特勒过去的副官马克斯·温舍那张棕色的面孔正在望着我，他刚刚被英国人释放回来。在这里我还与希特勒的司机班长埃里希·肯普卡见过几次面。他乘坐的美国汽车出了车祸，受伤后已在这家医院住了数月。从他那里我才第一次听到后来柏林发生的事情和希特勒的死。
接着便开始了非纳粹化运动。莱伊博士过去的女秘书希尔德加德·布吕宁霍夫于1946年获释后找到美军最高司法当局，并提醒他们，还有几个同伴仍然被监禁在路德维希斯堡。1947年2月18日美军最高司法当局函告她说：“本军事法院无意坚持监禁克里斯塔·施罗德，并将这个意思已告诉路德维希斯堡俘虏营。”
1947年2月13日第77号俘虏营的法庭给我下达了逮捕令，即所谓的“假处分”。把我列为一类或二类，也就是说，我可能被打发到劳教所去，理由是“我在希特勒掌权以前就当了他的女秘书”。
我刚刚在两天前向公诉人详细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因为我所碰到的人都认为，元首的女秘书有相当的权力，且能接触机密情况，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接到逮捕令之后，我立即到俘虏营找到公诉人并告诉他，逮捕令上列举的理由是不对的，在希特勒掌权之前我不是他的女秘书。我问他是否收到并看过我写的书面报告，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又问他，那为什么还下达逮捕令呢？他回答说，这是W庭长搞的。
1947年2月14日上午，我与克里斯蒂尔·希尔德勃兰特一起去找W，在一个空空的房间里，路德维希斯堡法庭庭长W坐在一张桌子后边，上面摆着几份文件和一顶帽子。他是一个身材矮小、易急躁的人，肥大的西服穿在身上直晃荡，里面穿一件沿洗净的衬衫，戴着一条不象样的领带。克里斯她已被监禁2O个月了，他却说：“假如是我，在这种环境下根本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早就不在人世了。”
然后他还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照他看，所有的女俘都可以出去，但他要履行公务，不得不签署逮捕令。说到这里我插话道：“噢，是这样？之所以现在这里关了这么多人，只是因为你履行了公务！”
他不想让我插话，嘴里开始嘟哝，眼睛斜看着我，停顿了一下说，尽管他签署了40个逮捕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情，他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然后说到我的事，我问他是否看过我的书面汇报，他说没有。于是我递给他一个副本但他不理会，说他将让K先生将这份材料拿给他。当我再次请他务必看看这份材料并相应地改变逮捕令时，他火了，说他只能根据公诉人提供的材料行事。
公诉人把责任推给了法庭庭长，而庭长又说根据公诉人提供的材料行事，看来我找谁都没用了。这个初级法院的所作所为与第三帝国时毫无两样，有些人违心做事，不但不受到惩罚，而且还继续于执法工作，这使我极为恼火。我毫不客气地再次对他作为一名德国法官签署此类文件的这种做法表示不理解。
“不许你放肆，赶快离开这里。不许你批评，”法官气呼呼地叫道。我回答说：“我不是批评你，而只是想告诉你，你要负责任。我不是放肆，而只是争取我的权利。”当我到他那里办理“物品托管证”时，他又火了起来说：“怎么你们又来了？”我们解释说是K先生让我们到这儿来的，他才消了火。他在证明上签了字之后说：“但愿这就够了，你们看到了，我这里墨守成规个章都没有。”然后指指空荡荡的房间说：“一张桌子加一个凳子，这就是我这个庭长办公的地方。”
1947年10月24日我接到起诉书，书中把我列为主犯，1947年12月8日将在路德维希斯堡第77号俘虏营开庭审判我的问题。判决结果我被划为主犯并判我三年劳动改造，除了剩余的5000马克之外，蓁全部财产充公，该条款有交期10年。
1947年12月10日《斯图加特日报》第98期对此做了如下报道：
“希特勒的女秘书认为自己无罪
她被列为主犯
一位能干的速写打字员的经历。
以庭长万纳为首的路德维希斯堡第77俘虏营法庭根据公诉人的审诉于1947年12月8日将希特勒副官团的女秘书、39岁的克里斯塔·施罗德列入主犯一类，此外判处她三年劳动改自1945年5月28日被监禁时算起。其财产除了剩余的帝国马克以外全部充公，本条款有效期10年。
经历了这一耸人听闻的审理过程的人无不感到失望。施罗德1930年为找工作来到慕尼黑，在她看到招人的代号广告之后便去应考，以优异的成绩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争得了一个工作岗位，当了速写打字员。同年她不可避免地入党，直到1945年为止她一直是该党党员。1933年以前，她一直在慕尼黑纳粹领导机关工作。据说后来由于在慕尼与一名犹太人合不来才调到柏林。在柏林，她先后在几个单位工作过，最终在希特勒的私人副官团布吕克纳处落脚，为希特勒口授演讲和文章效劳。
对于所有服务于专制统治的方法和意图以及准备措施等等据说她一无所知，因为这些情况是希特勒直接与各个军事部门和各部的副官谈及的。根据元首一号命令，即使是在最接近希特勒的人中，也绝对不能与女职员或当着她们的面谈论政治和军事问题。当时属于希特勒圈子里的许多人为了为她开脱罪责在书面材料中都证实这一点。表面看来，这种材料似乎无关紧要，但由于它是出自于旁观者、非当事人之手，所以这些人道主义的材料还是起了作用的。被告曾是金质奖章的获得者，自然被当作一类犯人控告。孰不知这种奖章原本是希特勒为表彰他手下做出了优异成绩的司机、飞行员和女秘书等设立的。
尽管她本人并没有什么罪责，但是公诉人提议把她列入一类犯人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令在场的所有人乃至庭长本人感到惊奇的是，法庭竟完全同意了这项提议的内容。
以上是《斯图加特日报》就对我的审判写出的报道。在附近另外一个俘虏营里关着一名原元首护卫队冲锋队的领袖，他对开脱我的罪责十分重要，然而却未让他出庭作证当我在法庭上发现他不在而提出指责时，我被告知“已请过他”。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那位证人在等待传票。他的证词对我太事要了。公诉人称，即使当时我不参加形势讨论会，在会议之后，我也肯定会与参谋部的人碰到一起，“因为开会的时候，当着希特勒的面是不许违抗吸烟禁令的，所以与会者会后都来到前厅，你就等在那个地方！”如此等等！这时，我多么迫切需要发誓证明这不是事实的人啊！奇怪的是，我当时非常镇静，事后我竟然还去安慰为我出庭作证的女朋友。我继续被监禁在俘虏营里。1948年4月20日，传来巴登符腾堡政治释放部一项指令，称1947年12月8日的主判决予以取消，理由是，“由于误解了法律，将当事人作为主犯。因此法庭将重新审理这一案件。”
1948年5月7日法庭第二次开庭审理我的案子，经过对我所从事的工作和有关此案证明材料的审查确认，“当事人不属于一类犯人……她作为速记打字员自始至终从事的完全是机械性的工作，而不曾有过任何形式的独立权限，对事变过程的影响只是微不足道的。她的薪金之所以高，是因为她作为速记员工作出色，能力超群……对她采取惩罚时务必考虑到她已彻底地一无所有、长期被监禁这一事实，根据第二项修正法已对她进行了足够的惩罚……”
1948年5月12日，在经过了三年的监禁之后，路德维希斯堡俘虏营将我释放了。我的罪是否有我所受的惩罚那么严重，至今我还没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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