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其父称作“毛里茨”的毛里蒂亚·迈尔于1877年买下了一座庄园和凯尔施泰因周围连同山上的牧场在内的封地。在这块封地上她建起了上萨尔茨堡山的第一批膳宿公寓，取名“毛里茨膳宿公窝”，在她的管理下，这里渐渐成了人们向往的旅游和疗养胜地。有钱人从市里络绎不绝地来到上萨尔茨堡，购买古老农庄或是在那里建造房屋。例如，枢密顾问卡尔·冯·林德教授买下了一块苗圃并且铺设了一条通向霍赫伦策尔的公路，这条公路后来就取名冯·林德教授路。来自柏林钢琴制造厂的老板只希施泰因建造了一座房子，儿科医生赛茨大夫建造了一座儿童疗养院，来自布克斯特胡德的商务顾问温特尔建造了一座坚固的城堡。
2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赫尔曼·埃塞尔和克里斯蒂安·韦伯常常到上萨尔茨堡来，因为迪特里希·埃卡特住在这里。通过克里斯蒂安·韦伯，希特勒首次来到了上萨尔茨堡。希特勒在喝茶时详细谈到过这一点。迪特里希·埃卡特后来把希特勒介绍给居住在那里的一些人，如贝希施泰因夫人，在她的帮助下，希特勒得到了租金为100马克的瓦事费尔德之家，这是他自己对我们讲的。
由于希特勒十分欣赏上萨尔茨堡的风景，所以就把“瓦亨费尔德之家”从布克斯特胡德的温特尔女士那里租了下来。起初，这栋房子是以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的名义租的。1927年以后，租用人的名字就改成了他自己，1934年他便买下了温特尔女士的这笔遗产。
1933年8月，我被出乎意外地传唤到上萨尔茨堡。那时我刚刚到联络处工作。人们打电话命令我到上萨尔茨堡去。下午我来到了“瓦亨费尔德之家”，受到了劳巴尔女士的欢迎。劳巴尔女士已丧夫，她比希特勒大六岁。她的丈夫曾是一名财政官员，他们共生过三个孩子：弗里德尔、格莉和一个曾在林茨当过教员的儿子。劳巴尔女士为希特勒操持家务。她很能干，精力充沛，绝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士，尽管她有时情绪激动起来甚至可以在吃饭时用拳头敲打桌子。她的形象给人以威严感，她不仅对内勤人员要求严格，而且还管她弟弟，她自以为这是她份内的事，然而希特勒却并不怎么喜欢她这样做。
劳巴尔女士激动地向我讲述了她弟弟和他的参谋班子的几位先生和女士进行过的一次汽车郊游。本来此事早已过去，但她却一直挂在心上，只怕他们出点什么事。当我向她详细述说了这件事之后，她非常高兴，因为一块心病总算去除了。她热心地带我参观了小巧的巴伐利亚乡间别墅内的平房，房顶全是用木板铺成的。别墅周围的木制阳台上摆放着正在盛开的光彩夺目的天竺葵。
屋内的陈设是典型的巴伐利亚式的。一个上面装饰着农民画的绿柜子、一个五斗柜和几把乡下式样的凳子。窗户左边的拐角座架上分散地摆着一架给人以舒适感的座钟和一位拿着金丝鸟的农民和一名摩尔舞舞蹈演员。然而，那许许多多的手工艺品则丝毫没有巴伐利亚的特点。绣着四字和各种颜色的山花图案的枕巾和被子摆得到处都是，这些都是希特勒的追随者们送给他的礼品。劳巴尔女士不忍心让这些虽不怎么美观但却凝聚着热爱和同情的手工艺品随随便便被搁置一旁。但是在劳巴尔女士子1936年离开了瓦亨费尔德之家、该建筑经过改建和扩建之后，就再也没人管理这些东西。
她带我参观了位于“农民间”上面的玻璃房，这个房间连同车库和平台都是由慕尼黑的建筑师诺伊迈尔设计的。她告诉我，玻璃房里是用餐的地方。在我逗留期间，我才发现劳巴尔女士是一位相当细心的家庭主妇和出色的厨师。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苹果炸饼是一种真正的美味佳肴。
参观完玻璃房之后她又带我到了平台上，让我观赏一下贝希特斯加登的风光，它的左侧延伸到远方的山谷里，右侧是萨尔茨堡的大片田野，环绕在左右两侧的瓦茨曼山峰，鳞次栉比，和那大片的石林及山下的古老建筑交织成为一幅美丽迷人的图画。整洁的道路连接着平台和房子左侧的草坪，在南面山坡上过去曾是一个石头公园，园内的小路纵横交错。
北面悬崖峭壁的脚下有一堵通往山坡的扶墙，里面是一座又长又矮的木制建筑，经过大自然的冲刷，它已变了颜色，房前是一条延伸的木制长廊，整个建筑给人以轻松舒适的感觉。在被圆形的柱子隔断开的带栏杆的阳台上面，长满了盛开的红色天竺葵，在南面那种深沉的山区景观的衬托之下，它们显得那么迷人，那么富有生命力。
这幢木制平房在瓦亨费尔德之家右侧，共有五个房间，一间十分简陋的办公室，几间客房和一间供元首护卫队使用的大卧室。后来，有两间房改作牙科医生布拉施克的医疗室。1933年夏天我第一次被召到山上来时，所有的客人都住在附近上萨尔茨堡的膳宿公寓里。
这座长方形的木结构的房子左侧是所谓的副官房，正面狭窄的楼梯与两个小房间相通，这里就是值班副官们的卧室和办公室，还带一个浴室。电话总机设在底层。
太阳落山时，我和劳巴尔女士站在平台上，望着通向房子这边的道路，等待着人们郊游归来。玻璃房内发出了轻轻的声音。身着民族服装的女佣人正在准备晚餐。这时几辆车向山上开来。霎时间小房子里充满了归来的人们的声音，不一会希特勒与所有的来宾都聚集在玻璃房里。
劳巴尔女士和她弟弟分坐在桌子的两端，来宾们随便坐。
来这里就餐的有希特勒的摄影师海团里希·霍夫曼和夫人埃纳女士，多年跟随他的司机、党卫军分队长尤里乌斯·施雷克和他的女朋友，国家新闻局长奥托。迪特里希博士和夫人，尤里乌斯·绍布、爱娃·布劳恩和安妮·雷博恩。
人们当时称安妮·雷博恩为“小雷”，有关她的情况我还想讲一下。她在1924年曾荣获德国游泳冠军。当那些与希特勒在兰德贝格一起坐过牢的追随者们看到《柏林画报》的封面刊出她的照片时，精神振奋，希特勒的司机还写信向安妮·雷博恩表示祝贺。后来他们又在外面见过一次面，这次希特勒也在场。1925年圣诞节时，希特勒曾把他的精装本著作《我的奋斗》一书赠给她，并且还题了词：“安妮·雷博恩小姐，谨致真诚的敬意。”同时，他向她表示，如果她来巴伐利亚，一定要到他那儿去。她的确这样做了。
1933年7月，她与未婚夫卡尔·勃兰特大夫驾驶着他们那辆小型红色奔驰汽车在德国旅行途中，到过希特勒那里。希特勒邀请他们两位到山上，作为他的客人把他们安排在一家膳衡公寓里住了几天。晚饭和午饭都聚在瓦事费尔德之家吃。
有一天下午电话总机传来了坏消息，首席副宫布吕克纳和他的女友索非·施托克在赖特出了车祸，他身受重伤，被送进特劳思施泰因医院。起因是威廉·布吕克纳驾驶着汽车睡着了，而后撞到了一堆木头上。万幸的是，卡尔·勃兰特大夫正好在场，车祸一发生，他便镇静而又细心地采取了措施，为抢救受伤的人他进行了一切必要的努力，并且在伤员被送进特劳恩施泰因医院之后他又亲自为他们动手术。
布吕克纳的女友只左臂部有点骨折，而布吕克纳自己则负了重伤（颅骨骨折）并且还失去了一只眼睛。戈林也参加了这次旅行，他对这位年轻医生的沉着颇有好感，以至于他主动地说：“假如我需要动手术，那就非得请勃兰特大夫不可！”
迄今为止，希特勒外出旅行从未带过医生。此事一出，突然显得这样做特别重要。所以，当希特勒问这位受欢迎的年轻医生是否愿到他的参谋班子里来当保健医生时，人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个提议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勃兰特便同意了。不久他就娶了安妮·雷博恩，希特勒和戈林作为证婚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人们都称赞勃兰特大夫手巧。勃兰特具有希腊人的开朗，是一位具有帕拉策尔苏斯精神的医生：他将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献给了他的职业，他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把握着人生，同时又顺应着人生，以至于他的精神锤炼到这样的高度；能够驾驭他那曾两度被判处死刑的糟糕的命运。
勃兰特成了希特勒的陪同医生，他常被称为“元首的医生”，但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他只做外科手术。从这时起，如果不外出旅行，他就在柏林齐格尔大街大学医院外科工作。外科医生韦尔纳·哈泽和冯·哈塞尔巴赫也在那里工作。后来，这两位大夫有时也代表卡尔·勃兰特大夫作为保健医生陪同希特勒旅行或住在山上。
这一时期，希特勒还与他的来宾们进行短程的徒步郊游。人们从驻地走到“霍赫伦策尔”，到达目的地后，人们坐在小房子前的板凳上边晒太阳，边遥望着远方那交相辉映的柯尼希湖的美景。在霍赫伦策尔的旁边，可以买到一种非常新鲜的冷酸牛奶，装在棕色的碗里用匙吃。这种酸奶好吃极了。在它凝固之前不要动它，这样才能形成黄色奶层，不至于出现泡泡。由霍赫伦策尔再往前走就是沙里茨凯尔、弗德布兰德，就走到这里为止。散步时希特勒常穿一件浅灰色茄克衫。后来，这样的徒步郊游就不再搞了。只是吃过午饭后到克普夫勒茶馆去喝茶。
那时希特勒总是在山上过圣诞节。在他的外甥女格莉去世后，过圣诞节对他来讲是一种痛苦，对我们也不是好事情。尽管他允许人们在大厅的角落摆上圣诞树，但却不唱圣诞歌曲。
与此相反，新年却是按照旧风俗来过。饭菜很讲究，甚至还可以喝到香槟酒。午夜钟声一响，希特勒便拿起他的香槟酒杯与客人们碰杯祝贺新年到来。每喝一口他都要皱一下眉头。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对酒水发生了兴趣”。然后希特勒与来宾们一起来到平台上，观赏贝希特斯加登人燃放炮竹。接着希特勒在所有来宾的坐位卡上签上他的名字，最后是在壁炉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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