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初，希特勒命令在南方集团军的范围内集结强大兵力，包括泽普·迪特里希的第6坦克军，由伍勒尔将军指挥。希特勒准备在巴拉通湖发动反攻。
战略性目的是要毁掉布达佩斯西南、多瑙河和德劳河之间苏军的大桥头堡，将苏军赶回多瑙河对岸，重新夺回布达佩斯。
希特勒想通过这次行动解除德国南部和巴拉通湖石油区的危险。撇开奥地利和德国较小的油田不谈，这里是德国现有的最后的重要产油区。
希特勒命令特别细致地为巴拉通湖行动做准备。
为此，他将泽普·狄特里希叫了过去，他的第6装甲军包括“阿道夫·希特勒”旗卫队师、“帝国”师、“骷髅”师、“维京”师、“霍亨施陶芬”师、“弗伦斯贝格”师和“希特勒青年团”师等党卫军精英师。希特勒要求狄特里希将他的装甲军全部投入这次行动，夺取胜利，任何代价都在所不计。
巴拉通湖反攻失败了。发起进攻后的最初几天里苏军就通过重重地打击侧翼使德军裹足不前，将他们逼退到出发阵地，甚至迫使他们在遭受巨大损失后继续后撤向西北方向的奥匈边境。
希特勒立即撤下伍勒尔将军，换上伦都里克将军，这是一位奥地利人，合并之后在奥地利军队服役。希特勒曾经颁给他金色党章，嘉奖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无限忠诚。
巴拉通湖反攻失败，深深地震撼了希特勒。他对他的党卫军师所抱的希望破灭了。新任总参谋长克莱布斯在军事会议上第一次做汇报时，就不得不汇报泽普·狄特里希军的撤退，希特勒坐在桌旁，垂头丧气，呆若木鸡。
另一次会议上阅读了泽普·狄特里希的报告，他的军在浴血战斗中人员和坦克损失很大，希特勒听后跳起来，发火道：“我的党卫军师忘记了战斗！他们变胆小了！”
他坐回沙发椅里，盯着一个点发愣。他的面部在抽搐。他一直将他的党卫军师立为全国防军的榜样，赏以特殊的名称，现在他却偏偏得指责他们的胆小。
会后希特勒将京舍叫去他的工作室，询问泽普·狄特里希在巴拉通湖反攻之前有没有找他谈过话。京舍承认了。他告诉希特勒，泽普·狄特里希表示对即将进行的行动充满信心。他只是遗憾，他的军队在匈牙利而不是在波莫瑞战斗，因为他不想为匈牙利，而想为德国搏斗。希特勒咕哝说：“这是古德里安唆使他的。这我可以想像。”
希特勒又问京舍对泽普·狄特里希军的师长们和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旗卫队的团长们知道些什么。京舍回答时强调说，旗卫队装甲团团长派珀尔，第一摩托化步兵团团长汉森，第二摩托化步兵团团长桑迪格，自1933年就参加了旗卫队，自战争开始以来就在前线作战，被授予过高级勋章。
希特勒打断了京舍的话：“好了，好了，您走吧。”
确定巴拉通湖反攻终于失败之后，希特勒将京舍叫过去，吩咐他给党卫军第6装甲军军长泽普·狄特里希起草一份命令，旗卫队再也没有资格使用“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了。京舍本人就属于旗卫队，他心灰意冷地在希特勒的写字台前坐下，开始不情愿地起草命令。希特勒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经过多次的涂改和重写，京舍终于在纸上写道：“我命令：由于旗卫队没有完成我下达的任务，没有体现出我期望它的战斗精神，它没有资格使用‘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
希特勒察觉了京舍的犹豫，走近他，说道：“算了，我自己同希姆莱谈。”
还没有消化掉被撤消魏克瑟尔集团军总司令职务的希姆莱仍然呆在霍恩林琴的党卫军疗养院里。
接到希特勒命令的第二天他就又来参加军事会议了。会上，希特勒发泄了他对泽普·狄特里希和他的装甲军的怒火。他咆哮道：“旗卫队再也不存在了！它没有资格使用我的姓名！希姆莱，您亲自去找狄特里希！我取消所有党卫军师的名称。取下袖章！包括狄特里希的！请您告诉狄特里希，如果党卫军各师继续后撤，我就没收他们的所有旗帜，收回军官和士兵们的勋章！”
希姆莱低声问答：“遵命，我的元首！”
戈林小心地想让希特勒改变这个决定。他认为，这种处罚对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东线浴血奋战的党卫军师来说太严厉了。这惹得希特勒更加愤怒。他拿自己的命运同腓特烈大帝比较，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也因胆小处罚过许多团长。“腓特烈大帝褫夺了他的团的团名、团旗和勋章！如果他们继续后撤，哪怕枪毙党卫队员，我都不会手软！“
由于希特勒威胁要取消党卫军师的战旗，4月初泽普·狄特里希的两名军官前来找京舍，取京舍为他们收藏在总理府掩体里的旗卫队战旗——只在检阅时才扛它。京舍未通知希特勒就将旗子交给了他们。他们将它送到泽普·狄特里希那里，他的指挥部当时设在维也纳附近。
接下来几天在东线南段发生的战斗中，党卫军第6装甲军所属的南方集团军被赶回了奥地利。在希特勒下令要战斗到最后一人的维也纳爆发了一场反对德国当局的人民起义。希特勒命令卡尔登勃鲁纳立即前往维也纳，采取一切严厉的手段镇压起义，卡尔登勃鲁纳出生于奥地利，在希特勒将他任命为帝国保安总局局长之前，他担任维也纳的警察局长。但4月13日苏军就进入了维也纳，使人民免遭了希特勒的屠夫卡尔登勃鲁纳的屠杀。他坐车前往维也纳去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却再也没有返回柏林。他干脆失踪了。后来才证实，他选择了逃去西方的英美人那里。
当科斯特林—法兰克福地区的苏军到达奥德河，兵临柏林城下时，希特勒非常担心他呆在总理府里是否还安全。他主要是担心柏林可能发生骚乱甚至爆发起义。因此他下令任命一名总理府作战司令，组织加强对大楼和整个政府区的保护。在布格多夫的建议下希特勒先任命了皮克中校担当此任。但三个星期后希特勒又让京舍接替了皮克。作为总理府和政府区的作战司令，京舍受希特勒直接指挥。
当时政府区包括下列街道：菩提树下街，威廉街，贝伦街，莫尔街，威廉广场，福斯街和赫尔曼—戈林街直到勃兰登堡门，还有总理府。
由京舍指挥的总理府警卫部队由旗卫队警卫营、“大德意志”装甲师所属的柏林警卫团、冲锋队“元帅厅”团及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队伍组成。另外京舍还指挥着几个连的“人民冲锋军”和由党卫军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德罗贝率领的元首护卫连。后者原先驻扎在柏林里希特菲尔德的旗卫队警卫营营房里，现在搬进了总理府内。他们住在外交官厅和新总理府的其它房间里。
在京舍的命令下，政府区周围布置起一个由工事牢固的火炮阵地组成的防御圈。禁止车辆穿过勃兰登堡城门。古罗马战车下的大门上被架起了机枪。赫尔曼—戈林街戈培尔别墅的花园围墙上修挖了射击孔，布置了机枪掩体。同一条街道上外交部花园的外墙也用水泥板建起了一个强大的火炮阵地，水泥板上有机枪射击孔。新总理府对面被炸毁的通用贸易公司商场的废墟上布设了铁丝网和地雷，无法通行了。所有通向威廉广场的街道上布设了火力阵地和反坦克路障，必要时可使用它们立即封锁通向广场的道路。在贝伦街/莫尔街及菩提树下街/威廉街十字路口被炸房屋的废墟里也有加固的火炮阵地。各部大楼的楼顶都成了火力阵地。总理府得到了特别的加固。总理府朝向威廉广场的阳台，在“辉煌”的日光里希特勒曾在那里接受柏林纳粹分子的欢呼，现用作机枪阵地，因为从那里可以用火力控制住整个威廉广场和威廉街。
福斯街新总理府的两个主要入口已经准备好了沙袋和障碍物，以便能立即封锁火力。大楼的窗户已经堵住了。架设了机枪。迫击炮架在总理府花园里，储备了弹药。在隔壁外交部花园里为爱娃·勃劳恩和希特勒的女秘书们修建了一座打靶场，如果她们必须参与同柏林人民作战，她们可以在那里练习射击。总理府里的岗哨数量增加了三倍。每道进出口都有很多哨兵。
京舍将所作的每一项措施都迅速汇报给希特勒。他显得很满意，不断下达新的命令。但有一回他让人叫去京舍，生气地对他发火道：“我的女士们（女秘书们）抱怨，她们要绕道才能来我的掩体喝晚茶，还会受到无数哨兵的阻拦。”
京舍想解释出于安全的原因夜里增派了哨兵，但希特勒生气地打断了他：“反正谁也保护不了我。只有命运才能保护我。”
但是，希特勒不顾“命运的保护”，听任一切照旧，没有命令取消安全措施。
当奥德河和柏林之间的前线修筑起无数据点和抵抗阵地的同时，这几天柏林也在疯狂地修建。全城都在修建街垒，布置反坦克路障，挖掘壕沟。为此将柏林民众赶到了一起。由柏林防御专员戈培尔和首都纳粹党代理省党部头目沙赫特负责全面的领导。几乎没有一条街道上没有用被毁房屋的石头堆起的路障。勃兰登堡门和胜利柱之间的东西轴线被建成了飞机跑道。为让跑道宽度达到50米，挖掉了两旁的路灯。在勃兰登堡门和胜利柱上为飞机安装了位置指示灯。长长的士兵队伍，“希特勒青年团”和“人民冲锋军”，开赴城郊，进入防御阵地。
在首都紧张地准备抵抗的同时，希特勒政府正在准备逃跑。党和国家最高机构的疏散信号是鲍曼发出的。长长的黑色大车辆的纵队将他们送往德国南部萨尔茨堡—贝希特斯加登—巴特赖兴哈尔之间准备好的营地里。
各部接到指示，在柏林只留下由10到15名官员组成、可随时乘飞机飞出首都的领导小组。在疏散帝国各部的时候，希特勒批示他的管家阿瑟·卡嫩贝格，将总理府里和他自己的所有贵重物品都撤到安全的地方。名贵家具，壁毯，地毯和画被运去了离德累斯顿15公里的一座山上的莫利茨堡宫。希特勒卫队里的的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瓦尔特?埃尔哈特将从意大利弄来的雕刻和塑像运去了斯图加特地区。林格按指示用火车将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运去萨尔茨堡附近工事坚固的巴特奥塞。鲍曼也将设在“褐色之家”里的党办公厅慕尼黑分部的档案藏到了那里。希特勒卫队里的一级突击队大队长阿道夫?迪尔护送这座图书馆前往巴特奥塞。卡嫩贝格亲自将政府招待时使用的价值数百万马克的国家瓷器送去了拜罗伊特。他再也没有返回柏林。
1945年3月的下半月，苏军击溃了波莫瑞的德国部队，占领了港口城市但泽和格丁尼亚，两者都是东海重要的潜艇港口和供应基地。只有但泽海湾外狭长的赫拉半岛上还有几支德军。此时德苏前线为斯德丁—科斯特林—法兰克福—古本。在这种局势下，希特勒在军事会议上坚决宣称：“一切都取决于奥德河前线有多坚固。”
布格多夫建议希特勒去奥德河前线给德国部队鼓气。希特勒犹豫不决。他感觉呆在掩体里更安全。但3月底他还是决定前去奥德河，但不是去见最前沿阵地里的士兵们。按照布格多夫制定的计划，希特勒先去看望科斯特林—法兰克福地带的第9军司令布瑟将军的指挥部，他是布格多夫的连襟，然后去霍普讷将军的指挥部，他指挥的是布瑟第9军的一个人民步兵师。为了宣传，希特勒之行要大张旗鼓，口号是：“元首亲临奥德河前线！”要求霍夫曼的摄影师和希特勒大本营的摄影记者弗伦茨拍摄相关的照片和影片。
希特勒于1945年3月27日上午启程，这时候不必担心对柏林的空袭。希特勒疲惫、不稳地离开了他的掩体。他脸色苍白，多皱，眼睛下方有沉重的泪囊。左手比平时哆嗦得更厉害了。1945年1月12日魏克瑟尔攻击战开始以来苏军在东线的打击使希特勒大伤元气，让他显得像个虚弱无力的老头。希特勒车队的六部大越野车驶上来。鲍曼、布格多夫、费格赖因、莫勒尔、施通普埃格尔、黑韦尔、洛伦茨和希特勒的副官们已经等在车旁了。他拖着脚步向他们走去，无力地和他们握手。然后林格扶他钻进他的舒适的大越野车。他自己再也钻不进去了。鲍曼、布格多夫、费格赖因和林格上了他的车。
鲍曼、布格多夫和费格赖因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最近一段时间几乎形影不离。因此在希特勒的指挥部里人们干脆叫他们“三叶草”。当林格在希特勒身后坐下后，车队开始移动。希特勒的外出是严格保密的。副官约翰迈耶尔少校昨天已经检查过行驶路线。在发誓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将希特勒的来访通知了布瑟和霍普讷。
车门关上了。希特勒挺立敞开的车子里、在人民面前骄傲地穿过柏林行驶的日子结束了。现在他高竖起他的皮大衣领子，尽量靠近司机。行驶在希特勒车子前面的另外两辆车上装着他的私人护卫队的士兵，后面是副官们和莫勒尔。再后面的那辆车里坐着施通普埃格尔，黑韦尔和洛伦茨。洛伦茨负责为新闻界撰写“希特勒探望前线”的报道。行驶在最后面的是一辆备用车。当车队拐进菩提树下大街，穿过亚历山大广场，穿过法兰克福林阴道，进入柏林东北部的工人居住区时，希特勒越来越紧张。他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动，脸部肌肉直颤抖。车子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安静。大家担心希特勒会发火。他突然将他的灰色羊羔皮手套扔给坐在他身后的林格，叫道：“请给我松点的手套！这双太紧了，让我血流不畅！”
林格递给他另一双同样大小的手套。希特勒戴上，觉得合适。“您为什么一开始没有给我这双？”他呵斥林格道。然后车子里又安静了。大约要行驶一个半小时。当车队停在了第9军司令布瑟将军军部所在的大庄园门外时，林格扶希特勒下了车。布瑟率领军部的一小部分工作人员欢迎他。他们站在那里，扬着右臂行法西斯礼。希特勒想显得有活力。霍夫曼的摄影师和弗伦茨将焦距对准了他。他同每个人握手。
然后布瑟带他走进最大的房间，许多军部参谋等在那里。希特勒也同他们一一握手，走近铺着东线作战地图的大桌子。希特勒为摄影师们摆好姿势。他左臂压住身体，不让手哆嗦。布瑟将军站在他身旁，为他解释他的战区的战况。鲍曼、布格多夫和费格赖因站在另一侧。希特勒的副官们、他的医生、黑韦尔、洛伦茨和他的卫队里的其他党卫队员们同布瑟军部的参谋们一起围在桌子周围。为了拍摄希特勒“同奥德河前线的士兵们在一起”，什么都使用上了。
布瑟向希特勒介绍：他的阵地位于高高的奥德河西岸，控制着整个东岸。他的防御工事纵深15到20公里。希特勒问布瑟他的炮兵部队和地面作战时使用的高射炮准备有多少炮弹。
布瑟的回答让希特勒不满意。他说要尽量给他的军多准备弹药。半小时后希特勒继续驶往霍普讷的师部，它位于乌利岑附近，有20分钟的路程。这位将军向希特勒简单介绍了他的师所在区段的战况。但希特勒几乎不感兴趣。他来看望霍普讷，主要是要委派他调查未炸毁雷马格莱茵河大桥、使得美国人能顺利越过这条河流的原因。霍普讷是有名的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希特勒颁给他骑士勋章，在他的师部呆了一个多小时。随后他坐车返回柏林，下午5点左右就回到他的掩体里了。
这就是报刊和电影大肆宣传的希特勒的前线访问。在“元首和奥德河前线的士兵们在一起”这样的大标题下刊登着照片，照片上是布瑟和霍普讷的参谋们、党魁鲍曼、盖世太保的骗子费格赖因、外交官黑韦尔、选帝侯大街上的骗子莫勒尔、希特勒卫队里的党卫军军官和士兵及他的副官们。
希特勒委托霍普讷将军挂帅成立一个“机动战地法庭”，前往西方前线，查明和处罚德军撤退到莱茵河东岸时未炸毁雷马根大桥的责任人。要求他只向希特勒本人汇报。当时的西线情形是这样的：1945年3月1日，英美人到达杜塞尔多夫南、北两面的莱茵河。继3月15日在科布伦茨以西渡过摩泽尔河之后，他们又在科布伦茨和波恩之间一直推进到莱茵河。为了阻止他们继续前进，所有的莱茵河大桥都被炸毁了。惟一例外的就是雷马根的那座桥。
在一次军事会议上约德尔报告希特勒，这座桥落进了美国人手里，因此他们未经战斗就到了东岸。约德尔说，已经准备好炸毁这座桥了。但当美国人走上桥面时，电子导火线失灵了。听到这里，一直静静地听约德尔汇报的希特勒从沙发椅里跳起，骂道：“我早就命令过及时炸掉莱茵河大桥！雷马根桥是被故意留给美国人的！这是破坏和背叛！”
希特勒怒望着约德尔。这是他头一天在约德尔汇报西线战况时发这么大的火。当希特勒从椅子里跳起时，他左边的凯特尔吓得连连后退。邓尼茨、鲍曼、克莱布斯、布格多夫、科勒尔、克里斯蒂安和副官们一声不吭地站在桌子周围。约德尔想反驳，但希特勒突然转向凯特尔，命令他立即组织调查，查明未炸毁雷马根大桥是谁的责任。调查结果是，由于莱茵河西岸还有一小部分德国军队，这桥是留给他们撤退用的。但是，当美军部队尾随而来时，电子导火线失灵了。负责炸桥的指挥员后来阵亡了。这就是凯特尔主持的调查的结果。
希特勒不信他。他认为，这只是在将责任推给阵亡的大桥指挥员。因此他委派霍普讷重新调查。霍普讷去了西线，很快就向希特勒报告，他已查明负责保卫雷马根大桥的工兵和炮兵军官在美国人到来时逃走了，根本没有设法炸毁这座桥。有几名军官甚至跑去了美国人那里。其余的——一共10名——霍普讷已经判处他们死刑，就地枪决了。
雷马根大桥落进美国人手里，大大影响了西线战事的发展。莫德尔陆军元帅指挥的B集团军不得不集中主力对付雷马根东岸的美军桥头堡，这样杜塞尔多夫—波恩之间其余地段所剩的兵力就相当薄弱了。美国人利用各区段兵力的减弱，在杜塞尔多夫等地强渡莱茵河。莱茵河畔的德军前线崩溃了，英美人未遭遇激战就入侵到德国内地。莫德尔的集团军面临着被切割包围的危险。为此希特勒同凯特尔和约德尔专门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京舍也像平时一样参加了。凯特尔认为必须立即就鲁尔地区做出决定。约德尔借助西线的地图指出，仍在莱茵河畔的B集团军确实有被英美人分割包围的危险。
“我的元首，”约德尔接着说道，“我们现在一定得做出决定，是否让莫德尔和他的集团军撤回德国领土内部。但这样做就意味着放弃鲁尔地区。”
希特勒犹豫着没有回答。然后他命令道：“让莫德尔撤回鲁尔地区，留在那里。”
奇怪的是，希特勒没有命令莫德尔保卫鲁尔地区，而只要求留在那里。希特勒私人参谋里的人解释说，这是他打算同英美人达成军事上的一致，共同对付苏军。为此，以鲁尔地区的工业为他的战争经济基础，这对希特勒很重要。如果莫德尔集团军在那里作战，就会严重破坏工业设施。另外希特勒想将拥有30万到35万人的B集团军保留在西方，以便在同英美人谈判时手里能多一张王牌。
不久，1945年4月初，莫德尔兵团被包围在了鲁尔地区。这位陆军元帅不顾希特勒的愿望，不想放弃战斗，当包围圈收紧时，他开枪自杀了。英美军队继续向鲁尔地区以北、以南推进，横渡威瑟尔河，于4月中旬几乎未遭抵抗地到达马格德堡附近的易北河。
1945年3月中旬，希特勒改为夜里2点或3点召开军事会议。这是因为现在每天晚上都对柏林进行轰炸，通常持续到半夜，使得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总司令部的汇报人员无法前来参加会议。由于前线的形势越来越恶化，夜间讨论会上进行汇报的不再是希特勒的副官，而是国防军总参谋部参谋弗里德尔少校，有时也由陆军总司令部的克奈泽贝克中校和赫尔曼尼轮流汇报。
4月13日或14日夜里三点，布格多夫，山德尔，约翰迈耶尔、京舍，赫尔曼尼和弗里德尔聚集在希特勒掩体的会议室前厅里。像平时一样，夜里掩体里很安静。能清楚地听到风扇单调的嗡嗡声。赫尔曼尼和弗里德尔在会议室里铺好带来的东、西线作战地图。其他与会者还在前厅里交谈。几分钟后希特勒从他的房间里走了出来，他刚在那里由爱娃·勃劳恩和女秘书们陪着用过晚饭。他同布格多夫交谈了几句，走进会议室。在同赫尔曼尼和弗里德尔打过招呼之后，希特勒在桌旁他的沙发椅里坐下了。
赫尔曼尼开始汇报东线的战况。他报告了科斯特林—法兰克福一带奥德河沿岸苏军的进攻准备工作、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中央集团军的防守及维也纳到圣波尔滕的南方军团战区和捷克斯洛伐克布吕恩附近的激烈战斗。
弗里德尔汇报西线的战况。他报告说，美国人在图林根继续向东推进，占领了魏玛和耶拿两城。一直沉默不语、像是心不在焉地听着的希特勒突然问道：“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怎么样了？”（布痕瓦尔德，德国最大的集中营之一，位于魏玛附近。）弗里德尔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其他人偷偷地交换目光，耸耸肩。希特勒站起身。“费格赖因哪儿去了？”他问道。
京舍回答，费格赖因已经睡觉了。希特勒发火道：“睡觉了？让他立即来这里，或者，”他补充道，“算了。我找希姆莱谈。请帮我接通他！”
希姆莱睡意朦胧地问京舍道：“发生什么事了？”
但京舍已经将听筒递给了希特勒，自己拿起了耳机。
希特勒担忧地向希姆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犯人们哪里去了。希姆莱回答说：“最重要的”犯人已经被枪杀了，其余的因技术原因无法再运走。
希特勒脸色更苍白了。他急促地问道：“什么？没有运走？技术上做不到？为什么没有及时消灭掉他们？这下他们会十分开心地扑向国家社会主义者了！”
然后他更沙哑地补充道：“希姆莱，请您想办法让您的部下不要多愁善感！您真让我失望！”
说完，希特勒将听筒“啪”一声放回桌上，离开了房间。
四月上半月希特勒的日程大体如下：
中午1点到1点半由林格将他叫醒。希特勒搬进了他的掩体，根本不想再离开它。因此午间会议现在也不再是在新总理府举行，而是在元首掩体里。这种军事会议开始于下午4点左右，持续到晚上6点或7点。夜间军事会议随空袭柏林的时间长短于凌晨2点到3点举行，约持续1个小时。之前希特勒在他的工作室里同爱娃·勃劳恩和女秘书们一起喝茶。
为了能有充足的睡眠，4名女秘书每天晚上两个一组轮流值班。喝茶时的谈话涉及各种话题：谈希特勒的副官们，如谈绍布的恋爱，或谈希特勒的总管卡嫩贝格，空袭让他吓得要命。但也谈到各种菜的烹调法，当然还有爱娃·勃劳恩的狗、希特勒的布隆蒂和它的沃尔夫。
由于希特勒失眠，大家一起直到凌晨5点或6点才睡。
希特勒看上去又老又累。他的头发花白了，腰躬得很深，跛着腿。他特别神经质和不安，比平时更容易发火，作出的决定自相矛盾。
4月初，除了左手哆嗦又出现了另一种病痛：他的右眼开始疼痛。他请柏林著名的眼科医生勒莱恩教授治疗。林格早晚必须给他往眼睛里滴可卡因眼药水止痛。希特勒对这种新的疾病说道：“现在我才正确体会到了，当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因忧虑重重而牙齿脱落时是什么样的感受。战争的痛苦带给我的是左手和右眼的疾病。”
讲到战争，希特勒总是强调必须战斗到最后一人。他说道：“我不想在十二点缺五分时终止战斗。我会继续战斗下去。”关于苏军对柏林的威胁，希特勒说：“七年战争时苏军一直打到柏林。但腓特烈大帝还是继续战斗。”
从此，希特勒参谋部里既不谈胜利也不谈失败。可以这样形容一般人的情绪状态：“要么我们赢，那样一切都好，要么我们输，那么——哪管它身后洪水滔滔。”
希特勒满心希望奥德河前线能守住。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对这个前线的支援。在他和戈培尔发布的“保卫奥德河就是保卫柏林”的口号下，每天都将搜罗起来的最后的后备军派往前线。从柏林守备部队里抽调出120个高炮部队炮兵连，派往前线参加同苏军的地面博斗。希特勒决定同苏联人战斗到底，他感觉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就职演说是对他的支持。杜鲁门宣称，“美国的战场不在欧洲，而在东亚。”希特勒是这样理解这些话的：只要他继续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战，杜鲁门的美国就不会在背后偷袭他。
早在1945年4月的头几天，希特勒就将奥地利的三名省党部头目召去了柏林——因斯布鲁克的霍费尔，克拉根富特的乌伊贝赖特尔和林茨的艾格鲁贝尔。希特勒同他们讨论时鲍曼在场。事关在奥地利高山修建一座“阿尔卑斯要塞”，用作继续战争的“最后堡垒”。
除了奥地利的群山，阿尔卑斯要塞还应该包括萨尔茨堡—巴特赖兴哈尔—贝希特斯加登地区。鲍曼和凯特尔已经做好了技术性防护措施，将德国所有的最高领导机构安置在这里——希特勒的大本营，国防军总司令部，陆军总司令部，党的办公厅，帝国各部委和其它国家机构。修建了掩体，铺设了电话线，建立了地下供应仓库。希特勒车队的大部分已经搬到了上萨尔茨山。他的专列停在慕尼黑附近一座森林里的一条侧轨上。希特勒的由15架福克—伍尔夫200和容克52组成的飞行中队，停在柏林以西20公里处的加托夫机场上随时准备起飞。鲍曼越来越经常地谈到，希特勒的大本营必须尽快搬去上萨尔茨山。但希特勒拒绝了所有这一类的建议，讲：“只要前线还在奥德河畔，我就留在柏林。”
同奥地利省党部头目们会谈过之后，希特勒也同东线中央集团军总司令斐迪南·舍纳谈了修建阿尔卑斯要塞的事情。斐迪南·舍纳同鲍曼、布格多夫和费格赖因关系密切，盲目地服从希特勒。他为此获得过金色党章。希特勒称他是自己最优秀的将军，听从他的建议。参加上述谈话的除了希特勒和舍纳还有布格多夫、费格赖因、京舍和舍纳参谋部的作战处处长，总参谋部的冯·特洛塔上校。舍纳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个增援被苏军包围的西里西亚城市布雷斯劳的计划。舍纳的建议使希特勒情绪高涨。他满意和赞许地拍拍这位将军的肩。然后希特勒又同他私下交谈了三四个小时。将他晋升为陆军元帅。希特勒参谋部的人知道，这次商谈时他告诉了舍纳他要在阿尔卑斯山里继续战斗的计划。他要求舍纳担任他的最后堡垒、阿尔卑斯要塞的司令。
哪些将军最忠于希特勒，这在这几天里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凯特尔，约德尔，克莱布斯，科勒尔，格莱姆，温克，布希，凯瑟林和邓尼茨。
党的领导层里有鲍曼，戈培尔，雷和“希特勒青年团”领袖阿克斯曼同希特勒关系最密切。
党的领导层的所有线索都汇聚在鲍曼那里。党的机构，纳粹党的所有帝国领导和省党部头目都由他亲自领导。他同已被英美人占领的德国地区的省党部头目保持着无线电和电报联系。同被苏军占领地区的省党部头目没有这种联系，因为正如已经提到过的，所有高层党组织事先都已迁去了西方。鲍曼通过这些联系了解所有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党的领导层里由他单独将这些情况向希特勒汇报。鲍曼从德国西部英美人占领区收到的情报显示，占领军当局不仅没有迫害纳粹党成员，甚至让一些人留在管理位置上。当鲍曼将此事报告希特勒时，他同时强调，将党的年轻干部从东德派到西方去是多么正确，因为在那里有机会维持党的生存。
鲍曼不遗余力地将国家社会党的领导权独自控制在手里，以便在希特勒那里获得一个特殊的地位。
为此他要求希特勒的副官们，未经他的同意不许党内任何领导见希特勒。他的理由是，军事问题已经让希特勒够忙的了。鲍曼也负责组建“人民冲锋军”和德国东部居民的疏散。当谈到战争的结局时，他不停地重复说，德国将会同西方列强达成军事协议，一起继续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战。
纳粹党的最高宣传员和柏林防御专员戈培尔对希特勒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获得了希特勒的无限信任。说到欺骗德国人民，戈培尔是希特勒的传声筒。他用谎言呼吁人民将一场事实上已经输掉了的战争进行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
在这些日子里，戈培尔比任何人都更起劲地逼迫柏林民众——男女老少——在严厉报复的威胁下——去建设防御工事。他下令，当苏军出现在柏林街头时，如果有谁亮起一面白旗或红旗，就将他枪毙或绞死。这道命令由戈培尔领导的柏林“人民冲锋军”的党员干部以希特勒的名义执行。
在被迫从事这种强制劳动的饥俄的柏林人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则讽刺笑话：“拿大大的希特勒画像交换小小的韦特勒面包。”（韦特勒是柏林一家大面包店的老板）。
这些日子里戈培尔又重新穿上了他那件掉了色的旧皮大衣，希特勒上台前他就穿着它跑来跑去。他这样做是要向柏林人民显示他是“来自人民的人”。
戈培尔支持希特勒不顾一切将战争继续下去的决定。他使用的是如下这些可笑的理由：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之后，纳粹党丢失了无数选票，处境不利，而共产党获得了大批选票。尽管如此，戈培尔说道，党还是上台了。这场战争中也会发生奇迹，国家社会主义必将会赢。
戈培尔的这种想法深深打动了希特勒。这下他也不断地重复：“我战胜了德国的共产主义。我也会消灭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
于是希特勒的卫队里流传着这样的笑话：莎拉·丽昂德尔被邀请到总理府，在那里唱：“我知道，有一天将会发生奇迹……”（这首歌是她当时在一部德国爱情影片里演唱的。）
戈培尔无所畏惧，强迫德国人民继续为这场战争流血，为此他甚至努力效仿拿破仑时代的例子。电影导演韦特·哈兰接到任务，导演一部名叫《科尔贝格》的彩色影片。影片内容是，在拿破仑占领德国期间，法国部队徒劳地占领了波莫瑞的科尔贝格城好几个月，因为普鲁士守备部队和民众尽管牺牲很大和严重馈乏却不肯投降。这部影片是要告诉守备部队和柏林人民，如何同冲锋的苏军作战。
由于苏军很快就突破到了奥德河，德国投降了，《科尔贝格》再也没能上演。不过戈培尔在赫尔曼－戈林街他的别墅里为柏林警卫团的军官和指挥未成年人的“人民冲锋军”部队、所谓的消灭坦克部队的“希特勒青年团”的指挥员们组织了一场首映。戈培尔也邀请了阿克斯曼、京舍、希特勒参谋部的作战司令斯特莱伍上校及柏林某城区司令贝伦冯格尔中校。到场的共有80人。影片放完后戈培尔发表了一通基本原则演说。他解释说，这部影片是要教柏林人民以科尔贝格为榜样。即使城里连石头也没了，柏林人也应该用手指和牙齿保卫他们的废墟。
放映前戈培尔请客人们用晚餐。他整个的虚伪暴露无遗。为了显示战争时期他也很紧缺，所有的客人都必须为这顿晚饭付给他食品券。邀请里写明，要他们将食品券交到衣帽室。晚饭也只有少量的面包和土豆，再加一小块肉及啤酒，凭食品券只能得到这些东西。可是，当大多数客人走了，只有最亲密的几位——阿克斯曼，斯特莱伍和京舍——留了下来时，画面就变了。戈培尔打开厨房和地下室。在他的妻子和住在戈培尔别墅里的帝国剧院舞台设计师冯·阿伦特的妻子的料理下，各种各样的美食、香槟和鸡尾酒都端上桌来了。戈培尔整个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他作为帝国防御专员在受邀前来的军官们面前摆出的严肃神情像被风吹走了似的。戈培尔大讲笑话。再也没谈及战争。
他讲1933年纳粹上台前他生活中的轶事。比如，希特勒一上台他就将地方医疗保险的职员、统统是社会民主党人，赶了出去，换上了他的冲锋队打手。这样不行。那些冲锋队员们只是蹲在写字台旁，嘴叼粗粗的雪茄，同女秘书们调情、喝酒。所有的工作他们都以殴打相威胁交给留下的不多的老职员去做。戈培尔笑着说，他旁观了一段时间，但后来不得不干涉，要不然医疗保险公司就会破产了。可将这些冲锋队员们从那里再赶走并不那么容易。他们不想束手让位。他们将派去处理此事的警察部队狠狠殴打了一通，寄给戈培尔一封抗议信，提出了最后通牒，要么将他们的工作岗位还给他们要么自己挨一顿揍。既然他能做部长，他们也就可以做医疗保险公司的职员。戈培尔又笑着补充说，他最终还是安抚了他们，给了他们另一些收入高、工作少的工作。
1945年4月，雷也想表现为伟大的军事领袖。他出现在奥德河前线，乘车穿过后方地区，参观小型军备工厂，呼吁国家社会党的县长和副总指挥们坚决抵抗苏联人。雷由国家社会党组织中的妇女、少女和少年们组建了一支“部队”，授给它一个动听的名字“‘阿道夫·希特勒’志愿军团”。他经常给希特勒打电话，去掩体里看望他，向他报告，为了阻挡住苏联人，他正从事着多么“巨大的”工作。有一回他甚至告诉希特勒，他认识一个发明出了“死亡光束”的人。可事实表明，正如他所有的忙乎一样，那只是炽热的空气。
实际上，55岁的雷大多数时间都是同他的情妇，一位18岁的女舞蹈演员，在柏林达莱姆区他的豪华大别墅里度过的。谈情说爱之余他撰写报刊文章，呼吁德国人民支持他们的元首，要求奥德河的士兵们，流尽最后一滴血，同苏联人作战。党魁雷让他的情妇编辑对忍饥挨饿、受苦受难的人民的呼吁，然后发表在柏林最大的国家社会党党报《进攻报》上。
雷的职业是化学家，直到希特勒上台前一直在勒弗库森的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工作。希特勒任命他为所谓劳工阵线的负责人，取代被纳粹分子破坏了的工会。他认为雷是位天才的工人领袖。而谁都知道雷是个酒鬼和登徒子。他的第一位妻子因他多搞女人同他离婚了。雷同她生有三个孩子的第二位妻子同样因为他的荒淫于1943年在埃森附近的瓦尔德布吕尔他的庄园上开枪自杀了。可希特勒庇护他。他解释说：“雷是个了解工人、会同他们打交道的人。”
1945年3、4月，希特勒将“希特勒青年团”帝国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拉到了自己身边。纳粹上台前他领导着柏林的希特勒青年团组织。1940年他取代了该组织的最高领导巴杜尔·冯·希拉赫。阿克斯曼同戈培尔是朋友。希特勒很喜欢他。他曾随一个党卫军师上过前线，在一次重伤中丢掉了右臂。阿克斯曼本来也应该同纳粹党的其他年轻干部一起去被美国人和英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领导分散在那里的“希特勒青年团”地下小组、参与国家社会党的重建工作的。但阿克斯曼主动留在了柏林。他声称，只有当希特勒离开了柏林之后，他才会走。
3月和4月，阿克斯曼卖力地动员“希特勒青年团”参加“人民冲锋军”，为奥德河前线、后又为同苏军作战组建青少年消灭坦克部队。他要向希特勒证明，青年支持他，准备为他去战斗。阿克斯曼欺骗德国青少年，将继续战争的疯狂说成是为了德意志人民的利益。他试图说服那些未成年人，希特勒和人民是一体，为希特勒而死就等于是为德国而死。
阿克斯曼将14到16岁的青少年带进总理府花园，让他们作为“战士”为希特勒表演。他将这一仪式策划得很神秘。他让20名少年排成军事队形。当希特勒走出掩体时，阿克斯曼精神抖擞地报告说：“我的元首，您的少年集合好了。”
像检阅时一样，希特勒高举胳膊走过这排少年的队伍，叫道：“万岁，孩子们！”
那些少年回答道：“万岁，我的元首！”
希特勒同大家一一握手。他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讲，感谢他们的“积极斗争”，强调，德国必定会赢。阿克斯曼安排的队伍让最年轻的站在左翼。那景象真令人毛骨悚然，想一想，这些脸色红通通的少年会被派上战场对付苏军的坦克，那里等着他们的将是毫无意义的死亡。希特勒用夸张的手势给这些少年将铁十字勋章别在胸前，还摸了摸最小的少年的脸。然后他再次举起胳膊，向他们敬礼：“万岁，孩子们！”
阿克斯曼喊道：“祝我们敬爱的元首：胜利万岁！胜利万岁！胜利万岁！”
这场绿色少年阅兵式是阿克斯曼1945年4月在总理府花园里为希特勒组织的。然后希特勒返回他的掩体，阿克斯曼将他的“部队”派去了前沿阵地。
这段时间里同希特勒最亲近的人员还包括武装和军需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希特勒和施佩尔之间的接近主要是希特勒打算同英国和美国缔结对付苏联的军事联盟，为此需要利用德国企业家们的关系。
施佩尔同爱娃·勃劳恩也是朋友。当希特勒同爱娃·勃劳恩在他们的房间里谈最隐秘的事情时，他是惟一在场的部长。在最近的四月会议上，当这座城市已被苏军完全包围了时，施佩尔要求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乘坐一架费斯勒鹳式飞机飞出去。4月22日施佩尔从柏林坐车去了汉堡，从那里组织从空中向被包围在柏林的部队提供武器和弹药。飞机降落在勃兰登堡门和胜利柱之间东西轴线滑道上，或将它们运输的货物空投到柏林各地。
面对东线的形势，希特勒同希姆莱的关系明显地在恶化。这开始于波莫瑞的失败，当希特勒因巴拉通湖的失败而处罚党卫军第6装甲军时，关系就更冷淡了。
希姆莱呆在他的前线指挥所里，它设在他的代号“施泰尔马克”的专列里。车子停在梅克伦堡霍恩林琴附近的一条支轨上，距柏林100公里。只有希特勒让他来时，希姆莱才来希特勒这里。他再也不会主动来了。京舍听说希姆莱在他的离柏林不远的战地指挥所布置了几个旅的冲锋枪手和后备团，兵力在15000到20000人，按照希特勒的命令他们本应被派到奥德河前线去的。京舍将此事报告了希特勒。希特勒将希姆莱叫去，冲他吼叫道：“希姆莱，我不允许您为所欲为！您干吗需要一支私人军队？您最好执行我的命令！”
从希特勒那里出来后，希姆莱让人将京舍找过去，低声呵斥道：“谁让您将这事报告元首的？您不是我的手下是您的运气。”
从那以后希特勒就不再叫希姆莱去他那里了。直到苏军部队占领柏林希姆莱只出现过一次——4月20日参加希特勒的生日。4月27日，在希特勒自杀前三天，希姆莱私下同英美两国的调解人、瑞典伯爵贝尔纳德特谈判的事公开出来了。在同贝尔纳德特的预备性谈判中希姆莱表示愿意满足英国人的要求，进行一场没有希特勒的单独媾和谈判。希姆莱控制部队是为了在同贝尔纳德特的谈判结果有利时用武力除掉希特勒。戈林只来参加军事会议。希特勒也不再像从前一样邀请他了。
4月初的一天晚上，京舍在总理府的餐厅里遇到了戈培尔。他刚刚同希特勒谈过话，正独自坐在那里吃晚饭。他邀请京舍坐到他旁边。戈培尔显得垂头丧气。他向京舍询问他在政府区布置的安全措施。京舍向他报告了那里布置的各种火炮阵地、坦克路障和其它障碍。戈培尔听得很仔细，然后认为，他满意地发现，他的别墅也受到许多火炮阵地的保护。然后戈培尔谈到柏林的防守热情，慷慨激昂地宣称：“我1933年就为元首占领了柏林。我也会保卫它。”
然后戈培尔指出，党的许多领导人像沉船上的老鼠一样离开了。也包括戈林。戈培尔认为，戈林的空军对德国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京舍听后回答说，“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们已经多次询问，希特勒为什么不将戈林撤职。根据希特勒的国会决定，戈林是第一接班人，鉴于这件事，京舍将“希特勒青年团”的大区队长库尔特·彼得写给希特勒的一封信告诉了戈培尔。
谁都知道，彼得领导着从德国东部撤到阿尔戈的“希特勒青年团”地下小组。他以“希特勒青年团”的名义宣称，他不会承认戈林担任希特勒的接班人。他这样说道：“我的元首，我以‘希特勒青年团’的名义郑重地告诉您，‘希特勒青年团’断绝同戈林的一切关系，再不将他视为您的接班人。”
京舍告诉戈培尔，他将彼得的信送交了希特勒。他阅读后什么也没讲，只是打手势拒绝了。
京舍讲完后，戈培尔认为希特勒在戈林的事情上太优柔寡断，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京舍听后回答说，如果希特勒不能决定干掉戈林，那么就无论如何得帮他做出这一决定。“博士先生，”京舍说道，“我想，如果在戈林的车辆下放几颗坦克地雷，将他炸飞，这将是帮了元首的大忙。”
戈培尔沉默片刻。然后他站起来，低声回答说：“京舍先生，这话我没听到。我不想与此有任何关系。”
随后戈培尔友好地同京舍握握手，一瘸一拐地慢慢走出了房间。很明显，戈培尔丝毫不反对暗杀戈林，但自己不想牵扯进去。
希特勒同里宾特洛甫的关系也出现了明显的冷淡。原因如下：希特勒指责里宾特洛甫没有积极主动地推动他的同英美人单独媾和的计划。希特勒讥讽地认为：“里宾特洛甫已经太老了。他在睡觉！”
里宾特洛甫有个习惯，当他站着听人讲话时，他会闭上眼睛，头后仰，好象他飘浮在另一个世界里。然后他会直接问道：“您刚刚讲什么？”这就让希特勒有理由生气地断定：“他站着就开始睡觉了。”
由于希特勒指责里宾特洛甫没有能力为同英美人议和做准备，他的副手黑韦尔的声望也下降了。这开始于1944年秋天同英国人单独媾和的斯德哥尔摩会谈结束之后。从此希特勒就日渐疏远黑韦尔了。从前，当黑韦尔还属于希特勒的亲信时，常同他单独吃午饭，一起喝晚茶，可现在他只来参加军事会议。其他时候希特勒就不再叫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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