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30日，当阿道夫·希特勒在将近3点半时在总理府掩体里举枪自杀时，红军的最高层人物相距只有数百米远——希特勒无论如何不想落进他们的手里。被装进一只笼子，吊在红场上方，遭受一群怒气冲天的暴民的残酷拷打，这是他在生命快结束时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强迫性想像。
相反，自从德军1941年6月22日袭击苏联之后，斯大林就再也无法摆脱他的希特勒噩梦了——他对这位独裁者的自尽消息表示怀疑。他认为希特勒是逃跑了，向西方盟军申请了秘密避难，强迫他们继续对苏联作战。有关希特勒之死的报道矛盾迭出，发现的所谓希特勒的尸体越多，斯大林就越是不敢相信。很快就从可靠的渠道获悉，有多名纳粹政权的高级官员逃跑了。斯大林不满于苏联的调查结果，于1945年底下令内务委员会调查总理府掩体里最后几天发生的事情，最终确认希特勒的死亡。
化名“神话行动”的这一任务由人民委员谢尔盖·格鲁格洛夫负责，他组建了一个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工作小组；所有的线索都汇集到这里。内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找来全部可支配的有关希特勒及其统治的资料，负责战俘部门的军官们在集中营里侦查这位独裁者的同伙，对他们进行再三的审讯。内务委员会的继任部门内务部也继续执行“神话行动”。斯大林多次让部长会议里他的副手、担任内政部长和情报局长多年的贝利亚向他汇报调查的进程。
1949年12月29日，这位独裁者拿到了有关1933年到1945年期间希特勒的生活的长达413页的结论性报告，题为《希特勒档案》。阅读完毕后斯大林让人将它放进了他的私人档案室——总书记档案室。该册至今还保留在俄罗斯总统的私人档案室里，不允许外国使用者接触。
1959年，斯大林的接班人赫鲁晓夫认为插手联邦德国，围绕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的激烈争论的机会到了。他指示效忠于党的历史学家们将“神话行动”档案里的部分资料对外公开，然后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意识形态委员会复制了一份《希特勒档案》，1959年4月20日将它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列昂尼德·伊利佐夫。但这份资料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希特勒档案》是对二次大战史的一种解释，不符合党的官方宣传。另外，有关纳粹德国的外交、德苏前线的战斗行动和第三帝国的灭亡的无数细节至今都有不同的说法——这一理由足够封锁这些档案。伊利霍夫书记将它锁起来，归入“普通类案卷”。
1991年，随着党的档案室的公开，外国历史学家有机会一睹苏联共产党的档案了。由于《希特勒档案》被放在普通类案卷，且令人费解地被放在档案室的弃置图书里，编号462a的这部档案长时间未被发现。直到马蒂亚斯·乌尔为了当代历史研究所的一个研究项目计划有系统地查阅普通类案卷时，这本《希特勒档案》才终于得见天日。一位可以接触总统档案的俄罗斯同事检查了复制本和原件，确认了这些档案的真实性。462a档案是1949年内务委员会版本的一字不漏的复制品。
内务部工作小组后来的这部手稿依据的主要是两个人的陈述和记录，他们连续数年、日复一日地生活在希特勒身旁：海因茨·林格和奥托·京舍。希特勒也命令他们焚烧他的尸体（和他妻子爱娃的尸体）。林格1935年就参加了元首的护卫小分队，1939年成为元首的贴身仆人，后成为希特勒的管家。京舍于1936年进入护卫小分队，1943年希特勒将他提升为私人副官。两人都在1945年5月2日至3日的那天夜里被俄国人俘虏。
从1946年到1949年，林格和京舍整整四年都不得不讲述希特勒的情况。审讯者们不断询问那位独裁者的生活环境，他同国防军高层领导的关系，详细询问当时元首大本营里发生的事情。由于非常怀疑希特勒的自杀，他们甚至在1946年将林格和京舍运到柏林，要他们在那里准确地再现希特勒一生最后几个小时的过程，指认焚尸的确切地址。返回后内务部的军官们要求他们——和希特勒的其他前工作人员一起——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回忆。同时加大了对知名囚犯的压力，取消了他们的正式俘虏的身份。如果他们拒绝写下他们的“回忆”，检察机关就威胁要将他们当作战争罪犯起诉。
估计是林格首先表示同意写“回忆录”的。他的单人囚室里满是臭虫。他受尽污辱，多次遭到鞭打。审讯者无情但有耐心，林格后来说，这让他“绝望透顶”。京舍的遭遇相似。不管怎样，1948年春天他答应就德英的和平谈判写一篇文章，文章被立即送呈了斯大林。
专门委员会的军官们后来将这些记录放进了“神话行动”档案，作者们被送交特别法庭。林格和京舍各被判处25年的强迫劳动。1955年他们连同最后一批战俘被从苏联的俘虏营里释放了。林格继续前往联邦德国。京舍被运往民主德国，交给了国家安全部。像其他许多被苏联法庭宣判过的人员一样，1956年他被送进了包岑监狱。
参与撰写《希特勒档案》的有许多军官，包括男女翻译。委员会负责人菲约多尔·卡尔波维奇·帕尔帕洛夫中校定期检查工作进展，编辑文章的最终版本。他无疑是能胜任编辑《希特勒档案》这样的任务的。他学过法学，自1926年起在苏联的驻外新闻机构工作。他的战地经历是他在德国搜集的，在那里，他化装成哥斯达黎加商人——在纳粹党和外交部招募了多名情报员。他最大的成果是至今未能证实的女间谍“爱尔莎/尤娜”。这是后来的外交部长约希姆·里宾特洛甫的亲信的一位高级外交官的妻子。
土耳其和荷兰参战不久，帕尔帕洛夫就落在了斯大林的“大清洗”的磨轮下。他的德国报道显然不符合希特勒－斯大林协定的政治前提。德国国防军发动进攻之后，他获得平反，自1941年年底开始，以苏联战线后方负责国家安全的人民警察第四管理处成员的身份审讯德国战俘。他的最重要的犯人是陆军元帅弗里德利希·保罗斯，经过连续数星期的谈话，他慢慢地、坚定地将保罗斯吸引到了苏联一方，为纽伦堡审判战争主犯担任原告证人。
虽然帕尔帕洛夫的德语知识公认一流，但要将林格和京舍的审讯记录和笔记整理成一部《希特勒档案》显然很难。在译成俄语时帕尔帕洛夫就得胜任两个相反的要求：文章必须显得真实可信，也就是要尽可能精确无误地用林格和京舍的话再现出来，又得照顾委托人——约瑟夫·斯大林的阅读习惯和期望。帕尔帕洛夫在两极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格，一种真实和精炼的官方俄语的奇特混和，让人能明显地觉察到那种期望的压力。
文章的笔法和结构也让人能明白无误地看出材料的出处——审讯和情报，因此，另一方面，无可怀疑的是，内务委员会的作者群有时无法抵制添入戏剧性或特别情绪化场面的诱惑。《希特勒档案》开篇就出现了同一篇实事求是的客观报道的规则的最显著冲突。对1933年的一个关键情节的描写显然是为了满足戏剧性要求，明显地不可靠。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引入希特勒这个角色，突出他的个人卫队，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旗卫队的中心地位。直到1935年后的内容才有了证人汇报的特征。后来几年的许多事件，尤其是希特勒的一些密谈，林格和京舍的陈述是惟一的出处。它们报告了没有任何记录的军事会议，回忆了其他证人在法庭或回忆录里慎重隐瞒了的情形。他们也准确地记录了这位独裁者身体和精神的衰退，而没有看一眼医疗档案。
《希特勒档案》同类似资料的区别在于它形成时的具有直接生命危险的生存环境。一方面，林格和京舍必须时刻小心，一句错误的或不精确的说法第二天就会被当成是他们不说实话。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是被单独关押，他们既不能商量怎么讲也不能商量他们的“自卫策略”。审讯者们又想在多年的审讯中找出回忆不准确处，不停地拿同一件事再三询问林格和京舍。
林格和京舍的报告被拿去同其他俘虏的供述作比较。考虑到无论是审讯者还是被问者都看不到这些记录，结果给人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希特勒档案》里提供的史实和数据都特别精确，情景描述生动，对资料的引用也很准确。通过对一篇京舍的回忆同现已出版的原件进行比较，发现他在供述时用“得到”这个词代替了“发生”，将“接受”写成“必须接受”。林格和京舍对希特勒的格言的回忆也非常精确。对比已经出版的希特勒的演讲和文章及其它同时代的报道，虽然存在偏差，但没有很不准确的地方。
林格的强项肯定在于回忆日常事件、情绪和描述希特勒周围关系密切的圈子。斯大林好像特别感兴趣、最好将它当作“希特勒宫廷”里的闲言碎语来看的那一段大部分可能是出自他的手笔。有着前线经历的京舍具有出色的军事专业知识。他回忆的事情陈述得非常客观。他就这样不带丝毫感情地描述了逮捕和处决希特勒的“内弟”赫尔曼·费格赖因。而正是他说服了希特勒，必须将费格赖因交给临时军事法庭。
内务委员会工作人员修改供述内容和形式的情形可能只是例外，但他们对术语的影响却很明显。文章透露了作者小心翼翼、从一开始就想胜任斯大林对这种手稿的要求的努力，尽量适应总书记和最高统帅的风格。假如斯大林不喜欢这篇汇报或者哪怕只是提出了问题，就可能给参与者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不符合斯大林的想像的章节被删除了。因此最后的成文里仅有两处暗示了1939年的希特勒－斯大林协定。工作人员的努力还显示在，相关人员的姓名、他们的职位和其它相关重要解释经常重复（正如斯大林在他的演讲和出版物中所做的一样），以括号或注脚标注出一些——经常是多余的——有关德国和德国政治的说明。这减轻了斯大林的麻烦，却让今天的读者觉得罗嗦，不习惯。
引人注意的是，对纳粹机构的官方名称使用很简略。有些概念被问者肯定使用了，文中常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因此经常写到希特勒的卫队，从不写元首护卫小分队，很少谈及旗卫队。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从没有以它的正式名称和相应的缩写出现过，而只作为国家社会党出现（同时形容词被小写）。当需要官方术语时，也多是加以引号：“第三帝国”，“褐色大厦”，“狼穴”，“希特勒青年团”或“人民冲锋军”。
使用人名时不用名、官阶或贵族称号是为了保持距离。用常用词“宫殿”来指代希特勒的山庄也是一样。虽然论其规模和上萨尔茨山上修建完整的基本设施，用这个词来称呼这座别墅并非不恰当，但林格和京舍肯定没有用过这个词。文中使用“行法西斯礼”代替常用说法“行德国礼”或“行希特勒礼”，将保安处头目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形容为“屠夫”可能也是帕尔帕洛夫的编辑部写进文章中去的。
最后，一种——大多数使用得很笨拙的——修辞手段也引人注目。为使报告轻松活泼，制造紧张气氛，编辑们有时突然变换时态。叙述大体上使用的过去时，但在想特别突出某个情节时，它会突然跳到现在时。同时常在少数几行里变来变去，有时很难看出其中的逻辑性。
编辑插手的顺序和修辞特点很多。但少数例子就足以让出版人的说法可信了，后人对文章进行任何的汇编和修饰都会不可靠地影响历史资料的特点。因此赫尔穆特·埃廷格的翻译尊重原文。《希特勒档案》的可信度不仅在于它所叙述的内容，而且在于它所诞生的方式方法。修辞繁琐既反应了复杂的形成历史也反映了惊心动魄的政治环境，可视为资料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得到承认。
《希特勒档案》包括两名天天跟希特勒交道、但同他并没有私人亲近接触的党卫军军官的描述。他们崇拜他，是虔诚的纳粹分子，但跟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他们不明白这位独裁者追随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在他们的回忆录里，他们肯定更鲜明地强调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但从来没有否认过他们同希特勒的直接接近。《希特勒档案》是一部举世无双的特殊资料：苏联国内秘密情报机构的一个作者集体依据两位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的材料，花4年多的时间撰写了希特勒的传记，直到它适应了委托人的阅读习惯为止。
前苏联共产党档案室里编号462a档案的内容不仅包含许多至今不为人知的有关希特勒的政治和战争的详情，它也介绍了一幅希特勒周围不加粉饰的真实画像。另外，这部资料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它反映了大德意志帝国的这位元首和那个一度相信能同他瓜分欧洲、最后迫使他陷进一场夺去数百万性命的谋杀战争的人的冲突。《希特勒档案》一书同时也是希特勒和斯大林对抗的结果，一种对立，从艾伦·布洛克到理查德·奥弗里的无数历史学家在其中找到了理解上个世纪历史的钥匙。
柏林，哈勒，2005年1月3日
马蒂亚斯·乌尔和亨利克·埃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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