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谋政变失败，希特勒在万分震怒和难以餍足的报复**支配之下，拼命督促希姆莱大肆搜捕所有敢于谋害他的人。他亲自订下了处理这些人的办法。
在腊斯登堡爆炸发生后举行的最初几次会议中，有一次他咆哮说，"这回对罪犯要毫不客气地干掉。不用开军事法庭。我们要把他们送上'人民法庭'。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法庭要用闪电速度进行审判。判决宣布两小时之后立即执行。要用绞刑，别讲什么慈悲。"这些来自希特勒的指示，都由卑鄙恶毒的纳粹狂人、"人民法庭"庭长罗兰·法赖斯勒严格地执行了。
"人民法庭"的第一次审讯于8月7日、8日在柏林举行。受审判的7月20日事件的谋反分子有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霍普纳将军、施蒂夫将军和冯·哈斯将军，还有一些同施道芬堡密切合作的下级军官哈根·克劳辛、伯纳第斯、彼德·约克、冯·瓦尔登堡伯爵。由于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饱受折磨，他们已经不像样子。又由于戈培尔下令把审判的每一个细节都拍摄下来，使这部电影在军队和社会上作为一个警告，杀一儆百，所以更是千方百计地把被告弄得狼狈不堪。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旧外衣和旧衬衫，走进法庭的时候，胡子也没有刮，上衣没有领子，裤子上没有背带，也没有腰带，只好用手提着。特别是曾经威风凛凛的那个陆军元帅，看上去像个精神颓丧的、牙齿脱光的老头子。他的一口假牙被拿掉了。当他站在被告席上受尽恶毒法官刻薄揶揄的时候，他一直用手抓着裤子，怕它掉下来。
法赖斯勒对他喊道，"你这不要脸的老亻家伙，为什么老弄着你的裤子?"
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已定，这些被告在法赖斯勒的不停侮辱面前，还是表现出了尊严和勇气。最勇敢的大概要算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年轻的彼得·约克。他冷静地回答那些侮辱性的问题，而且从不掩饰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鄙视。
法赖斯勒问道，"你为什么没有加入纳粹党?"
约克回答，"因为我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纳粹分子。"
当法赖斯勒怔了一下又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约克想作解释。"庭长先生，我在侦讯时已经说过，纳粹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我不能同意……"
"废话!"法赖斯勒大声叫道，他不让这个年轻人说下去。这样的话可能破坏戈培尔博士的电影，也可能让"元首"生气，因为希特勒已经下令，"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
法庭所指定的辩护律师简直可笑极了。从审判记录可以看到，他们的卑怯是几乎难以置信的。例如，维茨勒本的律师，一个名叫威斯曼的博士，比国家检察官还厉害，几乎同法赖斯勒一样地申斥由他辩护的人是一个"谋杀的凶手"，完全有罪，应受极刑。
8月8日审判一结束，就宣判极刑。希特勒曾经命令，"他们全都像牲口那样被绞死"。他们确实这样被绞死了。在普洛成西监狱，这8个被判死刑的人被赶进一个小房间，屋里天花板上挂着8个肉钩子。他们一个一个被剥光上衣，绑起来，用钢琴弦做成一个圈子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另一头挂在肉钩子上。当一个电影摄影机沙沙响起的时候，这些人被吊起来，绞死了。他们身上那没有裤带的裤子，在他们挣扎的时候，终于掉了下来，使他们赤身露体地现出临死时的惨象。
这年的整个夏天、秋天和冬天，直到1945年初，狰狞的"人民法庭"一直在开庭，匆匆忙忙地进行阴风惨惨的审讯，罗织罪状，判处死刑。1945年2月3日早晨，正当施拉勃伦道夫被带进法庭的时候，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了法赖斯勒法官，炸毁了当时还活着的被告中大多数人的案卷。这样审讯才算停止。施拉勃伦道夫奇迹似地保住了性命。他是幸存的极少几个密谋分子之一。最后美**队在提罗耳把他从秘密警察的魔爪中解放出来。
在7月20日事件发生之前三天，准备在新政权中担任总理的戈台勒由于得到警告，说秘密警察已经对他发出逮捕的命令，就躲起来了。他在柏林、波茨坦和东普鲁士之间，流浪了3个星期，很少在同一个地方住上两夜。那时希特勒已悬赏100万马克通缉他，但总还有朋友或亲戚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8月12日早晨，他在东普鲁士日夜不停地步行了几天之后，已经精疲力尽，饥肠辘辘，最后在马里安瓦尔德附近一个树林里被捕了。
"人民法庭"在1944年9月8日把他判处死刑，但直到第二年的2月2日才被处死。希姆莱所以迟迟没有绞死他，显然是因为考虑到，通过瑞典和瑞士同西方盟国建立的联系，他可能会对自己有帮助，如果希姆莱要来收拾国家残局的话。这个前景那时已开始在这个杀人成性的党卫队头子的心里滋长。
前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伯爵和前驻罗马大使哈塞尔，原定在新的反纳粹政府中接管指导外交政策的权力，分别在11月10日和9月8日被处死。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在8月10日死于绞刑架下。
死者的名单是很长的。有一个材料说，共处死了4980人。秘密警察的记录上是7000人被捕。据说大部分人被绞死。
弗洛姆将军，虽然在决定命运的7月20日晚上见风使舵地反戈一击，还是没有逃脱一死。第二天，希姆莱接替弗洛姆的国内驻防军总司令职务，下令逮捕了他。他于1945年2月间被押上"人民法庭"，以"怯懦"罪受审，并被判决死刑。也许是作为对他协助挽救纳粹政权有功的一点小小的补偿，他没有像被在7月20日晚上逮捕的那些人一样用肉钩子吊死，而是在1945年3月19日由行刑队枪毙。
被革职的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对密谋分子有过许多帮助，但是并没有直接参加7月20日事件。他的神秘莫测的生涯，使他死亡的情况多年不明。人们只晓得，在谋害希特勒的事情发生之后，他被捕了。但是，凯特尔设法不让他被送上"人民法庭"。有一个目击者丹麦人伦丁上校说，1945年4月9日，他看见卡纳里斯光着身子，从牢房里被拖到绞刑架上。
许多牵涉进这次谋反事件中的陆军军官，为了不让自己被送上"人民法庭"受罪都自杀了。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将军是密谋集团在东线军官中的灵魂，他在同他的朋友和副官施拉勃伦道夫诀别时说了如下一些话：
"现在，大家都会来攻击我们，咒骂我们。但是，我的信心并没有动摇，我们做的事情是正当的。希特勒不但是德国的头号敌人，也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几个小时之内，我将要在上帝面前，就我的行为和失责进行申辩。我认为，我能带着一颗无愧的良心，为我在反对希特勒的战斗中所做的一切进行辩护。"
那天早晨，特莱斯科夫乘车到第二十八步兵师的阵地，悄悄地到前沿无人地带，拉响了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5天之后，陆军军需总监瓦格纳也自尽了。
在西线的陆军高级将领中，有两个陆军元帅和一个将军自杀。在巴黎，当驻法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逮捕了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全部人马时，起义开头进行得很好。现在一切都要看新任西线总司令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动向了。特莱斯科夫在苏联战线时，曾对他做了两年的工作，想努力使他成为一个积极的密谋分子。虽然克鲁格忽冷忽热，但最后总算同意，或者说，密谋分子认为，等希特勒一死，他将支持政变。
7月20日晚上，在拉罗歇-基扬的B集团军总部，举行了一次决定命运的晚餐会。克鲁格想同他的一些主要顾问们讨论一下关于希特勒存亡的相互矛盾的消息。当这些军官们齐集进晚餐的时候，至少其中有些人觉得，这位素来谨慎的陆军元帅，眼看就要下决心和政变分子同命运了。晚餐快要开始的时候，贝克和他通了电话，恳求他支持政变，不管希特勒是死是活。接着就接到了以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名义签署的第一号通令，给克鲁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他获悉政变失败后还很惋惜地说，如果计划成功，他就要马上与艾森豪威尔接触，要求停战。这时，他命令施图尔纳格尔释放在巴黎被捕的党卫队保安处人员。然后，他又劝施图尔纳格尔说："我看你最好换上便服躲藏起来。"
但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拒绝选择这样的出路。在巴黎的拉菲尔旅馆举行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通宵的香槟酒会，会上由奥伯格将军率领的被释放的党卫队和保安军官与曾经逮捕他们的陆军将领们握手言欢。施图尔纳格尔在酒会结束以后，便坐车回德国去，因为他原已接到命令要他回柏林去报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那里指挥过一个营的凡尔登停下来，再看一看这个著名的战场；但也是为了执行一个个人的决定。他的司机和警卫员听到一声枪响。他们发现他在一条运河里挣扎。子弹打穿了一只眼睛，另一只也受了重伤。他被送到凡尔登陆军医院，受伤的那只眼睛也被切除了。所有这些，并没有使施图尔纳格尔免于厄运。在希特勒的火急命令下，这位双目失明、处于绝望之中的将军被解到柏林。他被押上"人民法庭"，躺在一张小床上听法赖斯勒庭长的辱骂。8月30日，他在普洛成西监狱被绞死了。
冯·克鲁格元帅最后虽拒绝参加起义，这一决定性的行动并没有能够使他得救，正如弗洛姆在柏林所采取的类似的行动，不能使自己得救一样。斯派达尔在评论到这位迟疑不决的元帅时说道："命运不会饶恕那些虽有信念但没有足够的决心和勇气把信念付诸实践的人。"8月17日，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来接替克鲁格任西线总司令。克鲁格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免职，只是到莫德尔突然出现后才知道的。希特勒通知克鲁格，要他报告今后在德国的行踪。这是一个警告，说明他已被怀疑与7月20日的政变有关。第二天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希特勒，然后就驱车回家了。他走到梅茨附近服毒自杀。这位元帅就这样悲怯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接着就轮到德**队的偶像隆美尔陆军元帅。
当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自杀未遂，双目失明，神志不清地躺在凡尔登医院手术台上的时候，他喃喃地而无意识地道出了隆美尔的名字。后来冯·霍法克上校在柏林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的监狱中受不了酷刑，也招认隆美尔曾参与7月20日阴谋。霍法克引证隆美尔元帅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告诉柏林的人，他们可以指望我。"希特勒听了这句话以后十分震惊，他因此作出决定：他所宠信的也是在德**队中最受欢迎的这位将军必须死去。
隆美尔当时住在伯奈的野战医院里。7月17日下午，在诺曼底前线，他的头盖骨、两个太阳穴和颧骨受了重伤，左眼也受了严重的损害，脑袋上尽是炸弹碎片。为了避免遭到进攻中的盟军的俘虏，他先从这个野战医院被迁至圣-歇尔曼，在8月8日那天又迁到乌尔姆附近赫林根的自己住宅里。他从前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到赫林根去看望他。第二天，9月7日，斯派达尔就被捕了。这对隆美尔是第一个警告，说明会有什么不祥的下场等待着他。
"那个病态的撒谎者现在已经完全疯了!"隆美尔在与斯派达尔谈话中谈到希特勒的时候这样说。"他正在对7月20日案件的谋反分子发泄他的虐待狂!他不会就此罢手的!"
隆美尔现在注意到，保安处的人员正在监视他的住宅。他的15岁的儿子原来在高射炮中队服役，现在暂时告假回家来服侍他。当他和他的儿子一同在附近森林中散步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带着手枪。希特勒在腊斯登堡大本营收到霍法克招出隆美尔的证词副本后，就下令处决隆美尔。但是办法与众不同。后来凯特尔对纽伦堡的提审人员解释说，"元首"认识到，"如果这个赫赫有名的元帅，德国最得人心的将军，被逮捕并押上人民法庭的话，这将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希特勒同凯特尔商量好，让隆美尔知道控告他的证据，让他选择要么自杀，要么以叛国罪在"人民法庭"受审。如果他选择自杀的话，他死后可以获得具有全副军事荣典的国葬仪式，而且可以保全他的家属。
于是在1944年10月14日中午，希特勒大本营有两位将军驱车来到被党卫队用五部装甲车团团围住的隆美尔的住宅。一位将军是威廉·布格道夫，一个长着酒糟鼻子、同凯特尔一样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的酒鬼；另一个是与他有着同样性格的、他的陆军人事处的助手恩斯特·迈赛尔将军。他们事先通知隆美尔，他们是从希特勒那里来的，准备同他谈一谈他"未来的职务"问题。
在布格道夫和迈赛尔到达以后，事实真相就清楚了：他们不是前来商谈隆美尔的未来职务的。他们要求和这位元帅单独谈话，于是三人到隆美尔的书房去。
"几分钟以后"曼弗雷德·隆美尔后来追述到，"我听见父亲上楼到母亲的房间去。"他接着说：
"父亲同我走进我的房间。他开始缓慢地说，'我刚才不得不告诉你的母亲，我将在15分钟内死去……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国大罪。鉴于我在非洲服役有功，给了我一个服毒自杀的机会。那两位将军带来了毒药。这种毒药在3秒钟之内就能致人于死命。如果我接受的话，对我的家庭将不会采用在这种情况下的例行措施……我还可以得到国葬待遇。一切准备停当了。在15分钟内你将接到从乌尔姆的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我在赴会途中因脑病发作死去了。"
事情果然就是如此。
隆美尔穿着他那件旧的非洲团皮夹克，手里拿着元帅的节杖，跟着两位将军上了车。车行一二英里后在森林旁的路上停下来，迈赛尔将军和党卫队司机走下车来，隆美尔和布格道夫仍留在车上。一分钟以后，当下车的那两个人回来的时候，隆美尔已直挺挺地死在座位上。隆美尔夫人在与丈夫告别15分钟以后，接到预期的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主治大夫报告说，两位将军带来了元帅的尸体，他是因大脑栓塞致死的，这显然是前次他的头盖骨受伤的结果。布格道夫禁止解剖尸体。他大叫道，"一切柏林已经安排好了!"
一切的确是已经安排好了。
西线新任总司令莫德尔元帅发布一道冠冕堂皇的命令，宣布隆美尔因7月17日受伤不治身死，对"我国最伟大的指挥官之一"的牺牲表示哀悼。
希特勒下令举行国葬，并给隆美尔夫人发了唁电。德国陆军高级将领冯·伦斯德在举行国葬仪式时致悼词。他站在裹着字旗的隆美尔尸体面前说，"他的心是属于元首的。"
迄今为止，德国陆军骄矜自负的军官团所受到的耻辱是很大的。它的三个显赫的元帅维茨勒本、克鲁格和隆美尔牵连在试图推翻希特勒的政变里，一个被绞死，两个被逼自杀。它不得不眼看它的数十名高级将领被押进秘密警察的监牢，在"人民法庭"上通过公审丑剧被"合法"地谋杀。还有数以百计的军官从陆军中开革出去。军官团的成员，在严重时刻，胆小怕事，鼠目寸光。他们为了保持个人所谓的"荣誉"，贪生怕死，不能团结一致。在那个奥地利流氓的淫威下，惊慌失措的军官团领袖们只好摇尾乞怜，卑躬屈膝。
一个德**事历史学家评论道，这样一来，"参谋总部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整体的历史，可以说就此结束了。"到了1944年夏天，它却被贬低到成为一群摇尾乞怜的、吓破了胆的人的可怜的团体。对于希特勒不会再有任何反抗，连批评也不会再有了，完全同流合污了。他们把盲目服从尘世间的统治者看作是日耳曼民族的最高道德，并且鼓励奴颜婢膝。苏联红军的反攻和诺曼底前线的炮声，并没有使一些政治上麻木不仁的德**官们猛醒，他们继续为希特勒殉葬、卖命。
与此相反的是，德国人民在**的领导下却与法西斯强盗进行着英勇卓绝的斗争。他们认识到只有消灭希特勒及其匪帮，才能获得和平及德国民族的生存。消灭希特勒匪帮是反法西斯战士给自己提出的神圣任务。数以万计的**员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据法西斯国家司法部大大缩小了的官方数字，1942年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的是3393人，1943年是5684人，1944年增加到5764人。在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大约2万名被德**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士兵与军官。
在**的号召下，很多工厂与地区建立了新的反法西斯抵抗小组，这些小组具有人民阵线的性质，他们为反对法西斯战争而英勇地进行战斗。其中之一就是**员罗伯特·乌里希领导的抵抗小组。他们以德、俄、波、捷、法、意等文字，出版了一个名为《内部阵线》的刊物，致力于争取成百万的外籍强制劳动者参加反对纳粹政权的共同斗争。这个小组有自己的电台，定期向西方和东方递送消息，鼓舞人民斗争。后来这个组织的100多个成员被盖世太保德文Gestapo的音译，法西斯德国国家秘密警察的简称。1933年成立，最初头子是戈林。1936年与党卫军合并，成为国家保安警察部队之一部分，由希姆莱领导。它是法西斯纳粹党进行残暴统治的工具。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它为犯罪组织。逮捕，大部分惨遭杀害。
反法西斯战士瓦尔特·胡塞曼在他被处死的那天，向他的父亲写了如此豪迈的遗言："坚强起来，父亲!我死了，我作为阶级战士而生，也作为阶级战士而死。在还不需要为党流血时自命为**员是容易的。至于是不是真正算得上一个**员，要到考验的时刻到来时才能证明。"
参加乌里希小组战斗的柏林木工保罗·格舍，被捕后被判处死刑，于1944年8月21日被杀害。他在临刑前用被捆绑的双手写道："你们如果来到我们的坟地，不要在这里哭泣。你们应该从我们的坟地把相信我们事业的伟大性和正义性的心情和力量带回家去，为更美好的未来而斗争。"
彼得·哈贝诺尔，一个来自柏林的19岁的士兵，在他所在的部队里勇敢地反对希特勒进行的侵略战争。1944年9月20日，他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他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表达了最后的敬意：
"我今天被枪决一事，决不要对任何人隐瞒。请把我最后的敬礼转达给所有和我站在同一旗帜下的伙伴们。敌人可以杀害我的躯体，但是一旦敲响了人类正义的战鼓，我的精神将同我的伙伴们一起前进。"
尤蒂·奥厄尔，泽夫科夫小组的一个女战士，在法庭上勇敢地捍卫了她的**世界观。她内心非常疼爱她的女儿，在她就义的那一天，她向女儿写道：
"你要忍受住巨大的悲痛。不要沉浸在悲痛之中。我不能再给你以欢乐，我的亲爱的，你要把欢乐给予别人。给别人以欢乐，欢乐的光辉就往往回射到自己的身上。《欢乐，美丽的天国火花》，这是贝多芬贝多芬(1770-1827)，德国著名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早年深受启蒙运动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毕生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不少作品反映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争民主的革命热情，及其理想中的英雄性格。他在欧洲音乐史上，继承海顿、莫扎特的传统，吸取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音乐成果，集古曲派的大成，开浪漫派的先河。他的创作成就，对近代西洋音乐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最优秀的作品。而当他写这一作品时，他正处于极其贫困之中。读一下他的生平吧!"
他们，犹如战斗时那样，以勇敢而又充满自豪的信念迎向死亡，坚信最后一场战役必将以自由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已经处于绞首架下的希特勒政权，1944年7月20日事件之后，更加沉溺于被杀害的德国和外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的血泊之中。他们在疯狂的反扑，到处杀人。在苏联红军强大攻势的鼓舞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出现了新的高涨，对杀人魔王希特勒来说他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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