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希特勒已初步完成了他重建党的任务。他现在能够把他的全部精力用在完成他的使命上了。他最后要夺取政权，他认为，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建立独裁政权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希特勒重整旗鼓要夺权，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像一场大火席卷全世界，给希特勒送来了绝妙的好机会。
共和国外长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在1929年10月3日去世。此后三个星期，10月24日那天，华尔街股票市场突然崩溃了。德国国内马上受到灾难深重的影响。德国的"繁荣"主要是靠从美国那里借来的外债和对外贸易来维持的。一旦贷款断绝，旧债到期，德国金融结构就无法承受这种负担。一旦在总萧条后世界贸易一蹶不振，德国就无法出口足够数量的东西来购买所必需的原料和粮食的进口。而没有出口，德国的工业就无法开工，它的产量从1929年到1932年几乎跌了一半。对外贸易减少了2／3。德国有60%以上的工业生产能力闲置不用，成千上万的小企业破了产。国民收入从1929年的760亿马克下降到1932年的450亿马克，国债高达140亿马克，失业人数突破800万大关。工人和职员的收入，几乎下降了一半。
农业危机也很严重，农产品价格暴跌，大批农民破产，被迫出卖土地。统治阶级把经济危机的后果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政府为了使垄断资本家和地主免于破产，向他们提供了100多亿马克的补助金和贷款。与此同时，却把劳动人民的纳税提高了几十亿马克，并大量削减工资、救济金和养老金。繁重的税收，残酷的压榨，逼得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奋起反抗。1930年至1932年，爆发了1000多次罢工，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的**。
深刻的经济危机和高涨的革命运动，动摇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感到，再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老办法已经不能维持其统治了，因而决心采用独裁统治和**来维护其政权；在对外政策上，一般的外交手段已经不够用了，决心采用侵略扩张和战争政策，靠掠夺别国人民来摆脱经济危机。于是，德国资产阶级右翼便乞灵于公开鼓吹恐怖独裁的法西斯主义，迫不及待地把法西斯纳粹头子阿道夫·希特勒扶上台。
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所以乞灵于法西斯主义，主要是为了：把危机的全部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通过奴役弱国人民，加强殖民压迫，并以战争途径重新瓜分世界来解决市场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卑鄙的目的，就是破坏工人和农民革命运动，武装袭击苏联，来预防革命力量的增长。
其实，希特勒早已预料到这场经济危机会给他带来大好机会。德国人民的灾难，不但没有引起他的同情，相反，在那个时期最黯淡的日子里，当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物价暴涨、人民无法生活下去的时候，他居然在纳粹党的报纸上这样写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舒坦，内心感到这么满意过。因为残酷的现实打开了千百万德国人的眼睛。"他的同胞的苦难，不是他要浪费时间来表示同情的事情，而是他要冷酷地立即把它变成在政治上支持他自己野心的力量。
经济危机给共和政府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德国最后一任社会民主党总理、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最后一届政府的首脑赫尔曼·缪勒，由于各党派在失业保险基金问题上发生的争吵，于1930年3月辞职。继任的是天主教中央党议会领袖海因里希·勃鲁宁。勃鲁宁在战时是一个机枪连的一名上尉，曾获得铁十字奖章，他在国会中表示的保守稳健的观点颇得陆军的好感。他希望在德国能够恢复稳定的议会制政府，把国家从越来越萧条的经济恐慌和政治混乱中拯救出来。他在这样努力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却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掘了坟墓，从而无意中为阿道夫·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勃鲁宁无法争取到国会中多数议员批准他的财政计划中的某些措施。他因此请求兴登堡援引宪法第48条，根据这一条规定的紧急权力，由总统下令批准他的财政法案。议会的反应是，通过了一项要求撤销总统命令的决议。于是，正当经济危机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时候，议会制政府却垮台了。为了找出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勃鲁宁在1930年7月要求总统解散国会，于9月14日举行新的选举。勃鲁宁怎么会指望在新的选举后可以在国会中得到稳定多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解答。可是希特勒却认识到，他自己的机会出乎意料地提早出现了。
苦难深重的人民要求摆脱他们的困境。千百万失业者要求工作机会。小店主要求得到帮助。上次选举后达到投票年龄的400万左右的青年人，要求至少有个能谋得生活温饱的前途。希特勒在一次旋风式的竞选运动中，向这些千百万处境困难、心怀不满的人们提出的保证，在他们看来，似乎给他们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希望。希特勒保证，如果他上台，将使德国恢复强大，拒付赔款，撕毁凡尔赛和约，肃清贪污，迫使金融巨头就范(尤其是对待犹太人)，一定要做到使每个德国人都有工作和面包。那些绝望、饥饿的人，不仅希望得到救济，而且也希望得到新的信仰和新的神FDA8，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保证不是没有效力的。
希特勒抱的希望虽然已经够大的了，但是1930年9月14日晚上揭晓的选举结果，却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两年前，他的党得了81万张选票，12个国会议席。这一次，他原来打算选票会增加3倍，议席搞到50个。但是在这一天，纳粹党所得的选票增加到640万9600张，可以取得国会中107个席位。这样它就从国会中位居第9的小党而一跃为第二大党了。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却大大下降了。从此以后，勃鲁宁，或其他任何人，要在国会中取得稳定多数比以前更加困难了。但是没有稳定多数，共和国怎么能够存在下去呢?
这是在1930年选举以后国家的两大支柱--陆军和大工业家金融家集团--越来越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两大支柱的领袖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共和国，除非是把它当作德国历史上一种暂时的不幸现象。在选举胜利的鼓舞下，希特勒开始转移注意力来争取这两个有势力的集团。早在一年以前，希特勒就在慕尼黑发表过一篇演讲，要求陆军重新考虑它敌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支持共和国的态度。现在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军方指出：他们现在所支持的、而且对军官阶层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都毫无感情的共和国在背后戳了陆军一剑，把陆军出卖了。接着他又恐吓军官们，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胜过纳粹党人，将是"德国陆军的末日"。在希特勒蛊惑人心地宣传下，许多年轻军官不仅为希特勒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吸引，而且也为他所展示的前途所倾倒。这个前途就是，陆军将恢复昔日的光荣和规模，那样他们就有提升的前程，而在目前这样小的规模的一支陆军中，他们是没有指望的。
纳粹党打入各军种的情况日趋严重，有些年轻的国防军军官热衷于纳粹党的政治。这一点在德国引起了吵嚷，在军官团最高级军官中间引起了分歧，而在纳粹党的阵营中却引起了高兴。1930年春季，乌尔姆卫戍部队有三名年轻的尉官卢丁、施林格和温特被捕，因为他们在军队里宣传纳粹理论，企图劝诱其他军官答应：一旦发生纳粹党武装起事，他们不向起事者开枪。这后一项罪名是叛国大罪，但是国防部长格罗纳将军不想把军队里有叛国行为这件事声张出去，企图把事情掩饰过去，他安排让被告在军事法庭上只受违犯军纪的审判。可是施林格中尉却满不在乎，他偷偷地向《人民观察报》投了一篇煽动性的文章，使格罗纳将军的打算落了空。在1930年9月选举、纳粹党获胜一星期后，这三个尉官被解到来比锡最高法院受叛国罪审判。他们的辩护律师中间有两个刚刚出名的纳粹律师汉斯·弗朗克和卡尔·沙克博士。
但是，在审讯时吸引人们注意的不是律师，也不是被告，而是希特勒。律师召他来做见证人。他的出庭是一种有意的冒险。要是抛弃这三个中尉不顾，是相当难堪的事。这三个中尉的活动证明了陆军中纳粹党的影响的增长，而这正是希特勒所不希望予以打击的。但是，纳粹党要篡夺陆军的活动被揭露出来也是相当难堪的事。而且，检察方面控诉纳粹党是个一心一意要武力推翻政府的暴力组织，这件事对于希特勒目前的策略也是不利的。为了要否认这一指责，希特勒同律师安排好，要出庭为被告作证。但是，在实际上，希特勒还有一个更加重要得多的目标。那就是，作为一个刚刚在选举中获得了惊人胜利的政治运动的领袖，他要向陆军，特别是向陆军的高级将领保证，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对国防军来说，不仅不是像这三个纳粹党尉官案件所表示的那样是一种威胁，而且实际上是国防军的救星，也是德国的救星。
证人席成了向全国发言的讲坛。在这里，希特勒充分利用了他的诡辩才能和巧妙的政治手腕。如果说他的精彩表演尽是欺骗之能事的话，那么在将军们中间是很少有人识别这点的。希特勒向法庭保证，冲锋队也好，纳粹党也好，都不反对陆军。"我一直抱有这种看法，"他宣布，"任何要想取代陆军的尝试都是发神经病。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取代陆军……我们将努力做到，在我们执政以后，以目前的国防军为基础，一支伟大的德国人民的军队将会兴起。"
他再三向法庭重申，纳粹党只想通过合乎宪法的手段取得政权，这三个年轻军官如果期望会发生武装叛乱的话，那是他们自己错了。但是，希特勒讲话的主要对象虽然是陆军和德国国内其他保守分子，他还得考虑一下他自己党内徒众的"革命"要求。他不能使他们失望，像他已经使三个被告失望一样。因此，当法庭庭长提到他在1923年举行政变失败以前说过"人头将会落地"的时候，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庭长问，这位纳粹党领袖今天是不是否认这句话了?他马上回答道："我可以向你保证，当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取胜的时候，届时将会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法庭。那时，1918年11月的革命将会受到报复，人头将会落地!"没有人能够说，希特勒对于一旦他上台以后要做的事情没有事先提出警告，但是当时亲纳粹的听众显然很欢迎他的这番威胁，他们以热烈和持久的鼓掌来表示欢迎。
就这样，许多德国人作了希特勒的俘虏。1930年9月是一个转折点。纳粹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惊人胜利一事，不仅欺骗了千百万普通人民，也说服了企业界和陆军中的领袖人物。他们可能不喜欢纳粹党蛊惑人心的做法和它粗鄙下流的作风，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却唤起了在共和国头十年中曾经受到严重压抑的德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统感情。
由于这一点，也由于希特勒在来比锡审讯时对陆军方面所作的公开保证，有些将军开始考虑，国家社会主义可能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用来团结人民，恢复德国原来的地位，再一次使德**队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使国家摆脱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的桎梏。最高法庭庭长曾经问希特勒，他不断提到的"德国民族革命"指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指的仅仅是拯救我们今天的被奴役的德意志民族，"希特勒说，"国家社会党并不认为和约是法律，它是用强制办法加在德国身上的东西。我们认为，完全无辜的未来一代，不应该承受这种负担。如果我们，尽我们一切力量反对这些条约，我们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希特勒的回答，使这些将军们感到很高兴。这也正是军官团的看法。
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巨头们在政治上的愚蠢不亚于将军们，他们错误地以为，只要付给希特勒足够的金钱就能把他笼络住，一旦他当权之后，就会按他们的命令办事。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在20年代还把他看成是个奥地利的暴发户，但是纳粹党在1930年9月选举中获得惊人胜利后，企业界的领袖人物逐渐意识到，这个暴发户很可能接掌德国的控制权。
据瓦尔特·丰克在纽伦堡作证时说，到1931年的时候，"我的工业界朋友和我相信，在不太遥远的将来，纳粹党就会上台。"丰克是个油光满面、目无定睛、大腹便便的矮胖子，他的脸像一只青蛙。他在这一年夏天放弃了德国金融界著名报纸《柏林交易所日报》主编这个好差使，当了纳粹党和一些企业界重要领袖人物之间的牵线人。他在纽伦堡说，他的好几个工业界朋友，特别是那些在来因兰大煤矿企业中有地位的朋友，要求他参加纳粹运动，"以便说服该党采取私人企业的方针"。
据希特勒的这位未来国家银行总裁和经济部长说，当时希特勒开始会见德国国内掌握经济命脉的一些人物，并且向他们说了一些多少是他们喜欢听的话。党需要巨额经费来从事竞选，支付大规模的频繁的宣传费用，发给成千上百的专职人员薪水和维持冲锋队和党卫队这些私人军队。冲锋队和党卫队到1930年底已有10多万人，成了一支比国防军还要大的部队。企业家和银行家是最大的经费来源。他们给纳粹的钱愈多，他们给迄今他们所支持的其他保守党派的钱也就愈少。
从战后在纽伦堡监狱对丰克的侦讯中了解到，希特勒所结交的有势力的工业界巨头中，有煤矿大王艾米尔·寇道夫，钢铁托拉斯头子弗里茨·蒂森。继蒂森之后的是艾伯特·伏格勒，他也是联合钢铁公司的一个巨头。事实上，煤钢企业是工业界人士方面帮助希特勒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克服他取得政权的最后障碍的主要经济支柱。
据纽伦堡法庭提供的材料证明，早在20年代末，德国垄断资本家就与希特勒勾结起来了。煤钢垄断巨头每年捐助纳粹党100万马克，企业主联盟每年捐助200万马克。1931年，鲁尔煤矿辛迪加决定每年卖1吨煤抽5芬尼给纳粹党，每年平均600万马克。前德皇威廉二世到1930年为止，也资助纳粹党约200万马克。希特勒一方面秘密地取得德国统治阶级的大力资助，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另一方面，又利用千百万失业者要求工作、摆脱苦难困境的机会，蛊惑人心，用"社会主义"来招摇撞骗，许下种种诺言。所以在经济危机期间，纳粹党发展很快，在1929年它还只有17万8000党员，到1932年就已发展成为拥有100万党员的大党了。
1932年1月27日，在杜塞尔多夫召开的垄断资本家会议，对希特勒夺取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次会议是由垄断巨头蒂森主持的。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和盘托出了纳粹党的反动纲领。希特勒根据垄断资本家的愿望，在内政方面提出要彻底取消德国劳动人民的民主和自由，他宣布民主是"愚蠢的统治"和"破坏的原则"。他说，纳粹党"已作出坚定的决定，要彻底根除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结束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他向与会者保证，他将动员国家的全部力量来"改善经济状况"，即帮助资本家攫取更多的利润。
希特勒提出的对外政策纲领是用武力夺取"生存空间"，然后全面利用被奴役国家的工业、人力和物力，为德国统治阶级谋利益。希特勒对到会的资本家说："如果我们要解决生存空间问题，我们就要运用整个民族积累起来的政治力量。所以现在大家争吵我们的军队是10万还是30万，这完全无关痛痒，问题在于我们的军队至少是800万。"800万军队的建设和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对于垄断资本家来说，那将意味着神话般的巨额利润。所以，希特勒的讲话征服了德国垄断资本家的心，博得了他们的热烈掌声和喝彩。在这一次会议上，垄断资本家们就纳粹党执掌政权的问题，原则上达成了协议。第二天，钢铁托拉斯的经理蒂森等人甚至还同纳粹党的三个头目希特勒、戈林和罗姆讨论了未来的法西斯政府的人选。
从1932年1月起，希特勒及其党羽同德国有代表性的工业巨头进行了一系列会见和谈判。纳粹党何时执掌政权的问题，是他们谈判的主题。为了换取垄断资本家的支持，希特勒向他们许下了种种诺言。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老板基尔道夫的自白，道破了建立纳粹统治的背景。他于1937年1月3日在《普鲁士日报》上写道："在执政之前，经济界的领袖们还在我家里同阿道夫·希特勒、鲁登道夫·赫斯、赫尔曼·戈林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物作了最后一次会见。"
希特勒除了得到本国垄断资本家的支持外，还得到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美国大老板的支持。美国大垄断巨头摩根、洛克菲勒、杜邦、亨利·福特，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董事长德特丁，英国报业大亨罗特米尔，瑞典火柴大王克雷格尔和法**火商康采恩施赖德尔·克雷佐等，都给希特勒提供了大量金钱。一些美国垄断资本的喉舌公然支持希特勒上台。《纽约时报》于1931年6月1日写道："假使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总理，那就显然在华盛顿更孚众望了。"美、英垄断资本把希特勒看成是把德国和欧洲从无产阶级革命"危险"下拯救出来的救星，他们希望希特勒上台执政，消灭德国的革命民主力量，以确保他们在德国的大笔投资和贷款。
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的叛卖政策，也为希特勒的上台帮了大忙。由于他们的破坏，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以致不能阻止法西斯夺取政权。1932年3月，德国总统选举时，反动派曾提出兴登堡和希特勒为总统候选人，德国**当时曾指出："谁选举了兴登堡，就是选举了希特勒；谁选举了希特勒，就是选举了战争!"可是，社会民主党却提出"取小害(兴登堡)而避大害(希特勒)的理论，支持兴登堡。正是他们选举了支持保皇派和法西斯组织的行将就木的兴登堡，希特勒才很快上台。
浑水摸鱼的希特勒，夺权的条件在其内部也日渐成熟。这时国家社会党不仅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党，而且他还纠集了一批狂热的不择手段的法西斯骨干。他们将协助希特勒最后取得政权和帮助他维持政权。在这个时期里，有五个人的地位超过其余的徒众。这五人是施特拉塞、罗姆、戈林、戈培尔和弗立克。
戈林是在国会通过了一项政治大赦令后，在1927年底回到德国的。自从1923年政变以来，他的大部分流亡生活是在瑞典度过的。他在瑞典的兰格勃罗疗养院戒掉了吸毒的恶习，病愈后在一家瑞典飞机制造公司供职。这位战时空军英雄，这时身体已经发胖，但是仍旧精力旺盛，生气勃勃。他在柏林巴登大街租了一套公寓，一方面担任一些飞机公司和一家航空公司的顾问，一方面建立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范围很广，从前黑森王太子菲利普亲王到弗里茨·蒂森和其他企业界巨头，其中还包括一些陆军高级军官。这些关系正是希特勒所缺少而需要的，因此戈林不久就积极介绍纳粹党领袖同他的朋友们相识。1928年，希特勒选戈林为国会议员，在1932年纳粹党成为第一大党时，戈林也就成了国会议长。正是在国会议长官邸中，举行了许多次会谈，策划了许多次阴谋，最终导致了纳粹党的上台。
恩斯特·罗姆在1925年与希特勒闹翻后不久就去参加玻利维亚军队，当了一名中校。到1930年年底时，希特勒请他回来，重新担任冲锋队的领导工作，当时冲锋队已不大听话了。冲锋队员，甚至一些队长，显然相信纳粹党将用暴力夺取政权。因此，越来越经常地在街头闹事，同政敌捣乱，甚至暗杀他们。每次选举，不论是全国选举，还是邦选举或市选举，没有不发生街头惨剧的。在罗姆的领导下，冲锋队为纳粹运动提供了一个"最伟大"的烈士。柏林冲锋队有个名叫霍尔斯特·威塞尔的小队长，他是一个新教牧师的儿子，弃家逃学出走后，在贫民窟中同一个以前的妓女同居，一生为纳粹主义当打手。许多反纳粹分子认为这个流氓是靠拉皮条为生，日夜同乌龟和妓女厮混的人。他在1930年2月被政敌所暗害，要不是因为他写了一首歌曲，他也会像街头殴斗中双方都有牺牲的好几百人一样，就此默默无闻。这首歌叫《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在他死后马上就成了纳粹党歌，后来成了第三帝国除了《德意志高于一切》以外的第二国歌。霍尔斯特·威塞尔本人则由于戈培尔博士的巧妙宣传，成了纳粹运动的伟大神话英雄，被捧为一个为了事业献出生命的纯粹理想主义者。
在罗姆接管冲锋队时，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无疑是纳粹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他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一个办事能干的组织者，担任了党内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政治组织的首脑。这个职务使他在邦和地方党的领袖中间有很大的势力，因为他们的工作都要受他的监督。他有着巴伐利亚人随和的脾气，除了希特勒以外，他是党内最有影响的领袖，而与希特勒不同的是，他得到大多数政敌的个人信任，甚至喜爱。当时在党内外有不少人认为施特拉塞很可能代替这个奥地利来的脾气乖戾、性格捉摸不定的领袖。在国防军和总统府中，这种看法特别强烈。至于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兄弟奥托，这时已经失势了。他由于当真相信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块招牌中"社会主义"和"工人"这两个字眼，曾经支持社会党工会所主持的几次罢工，而且要求纳粹党公开主张工业国有化。最后作为异端被希特勒驱逐出党。
希特勒身边五员大将中第四号大将戈培尔，自从1926年同格利戈尔·施特拉塞闹翻后，一直是后者的敌人和对手。在闹翻两年后，施特拉塞升任政治组织首脑，戈培尔继他为宣传工作的负责人。戈培尔仍兼任柏林区党组织的领袖。他的宣传才能和改组柏林党组织的成绩，希特勒颇为赏识。但是他那一张油滑而刻薄的嘴和灵敏的头脑，却讨不到希特勒其他助手的欢心，他们都不信任他。不过，纳粹党领袖很愿意他的主要部下之间存在着明争暗斗，哪怕仅仅是因为这是防止他们联合起来篡夺领导权的保障。他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施特拉塞，但是他对戈培尔的忠诚却是完全相信的；此外，这个瘸腿的狂热分子，常常有些奇异的思想，这对希特勒来说是颇有用处的。为了扩大宣传，他办了一张自己的报纸《进攻报》，戈培尔有流氓记者的办报才能和善于煽动群众的演讲本领，这对希特勒有着无法估计的价值。
这五个人中最后一个威廉·弗立克是其中最无特色的一个。他是个典型的德国公务员。1923年以前，他在慕尼黑当青年警官，曾经给希特勒在警察局里当过坐探，因此希特勒一直很感激他。他常常担当吃力不讨好的使命。在希特勒的吩咐下，他是纳粹党人中担任地方公职的第一个人。后来成了纳粹党的国会党团主席。他忠诚不二，办事很有效率，而且由于他外貌给人以与世无争、和蔼可亲的印象，在同共和国政府那些左右摇摆的官员打交道时特别有用。
除了这五员大将外，在希特勒周围还聚集着一些诸如希姆莱、罗森堡、莱伊等一批乌七八糟的怪物。在共和国最后混乱的日子里，他们在千百万迷惑混乱的德国人的心目中却逐渐成了"救星"。他们有两个有利条件胜过他们的对手：首先，他们是由一个目标明确的人领导的；其次，他们为了帮助希特勒实现他的目标，是完全不择手段的。
在动乱不安的年代里，经济情况日益恶化，政府危机迭出，84岁的总统兴登堡日益年老昏愦。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的一些头目信心日益高涨，他们不必再等待很久了。正如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公开吹嘘的一样："凡是有助于促成危机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好的，都是极好的。"正是：纳粹头目黑心肠，盼望天下大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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