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在希特勒许多言论里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英雄创造世界；最高领袖是超乎普通人的道德标准的。这都是从黑格尔和尼采的哲学堆中拣来的。黑格尔认为，"个人美德"和"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绝不许妨碍伟大的统治者，如果英雄人物在完成他们的使命时践踏了或压碎了许多无辜的花朵，人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尼采用他古怪的夸张笔法更进一步说："强者，主人，恢复了纯粹食物动物的意识，他们是兴高采烈的鬼怪，他们在经历了杀人、放火、强奸、苦刑这一连串可怕的暴行以后，心中能够照样感到高兴，精神能够照样感到满足……如果一个人能指挥别人，如果他的本性就是一个'主人'，如果他举止和动作暴烈，条约对他来说又有什么重要性呢?"
正是这些乌七八糟的思想，驱使着野心家希特勒去冒险，驱使他去创造一个想象的第三帝国，同时也鼓舞着他度过艰苦的铁窗生活。
希特勒于1924年圣诞节前五天从兰德斯堡监狱中出来后，斗争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纳粹党和它的报纸已被取缔，原来的一些头目不是发生了内讧，就是倒戈了。他本人则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演讲。更糟糕的是，他面临着被驱逐出境、押解回故乡奥地利的威胁。甚至他的不少老同志也认为希特勒已经完蛋了，他以后将销声匿迹，默默无闻，正像许多其他地方的政客，在共和国似乎摇摇欲坠的充满明争暗斗的年代中，曾经名噪一时而后又很快就归于无声无息一样。但是，共和国却是熬过了风浪。它开始繁荣起来。在希特勒被关在监狱期间，货币开始稳定，资本从美国流进来，经济开始恢复。被希特勒和社会民主党所称的"11月罪人"，在一次普选中，为维护共和而进行的斗争，结果所得选票较过去增加了近1／3，而纳粹党和北方一些种族主义团体联合，所得选票却下降了一半以上。
面对着日益衰败的形势，希特勒并不气馁，更没有动摇，他在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在铁窗后面，他彻头彻尾地回顾了他本人的过去，他的成功和失败，也彻头彻尾地回顾了德国人民的动乱的过去，他们的成功和错误。现在，他对这两方面看得更清楚了。他心中又产生了一种不容任何怀疑的炽烈的使命感，他要充当拯救德国的英雄，他是第三帝国当之无愧的领袖。在这种狂热的情绪下，他结束了《我的奋斗》第一卷的口授工作，接着立刻进入第二卷的口授工作。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刻，希特勒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我的奋斗》全书的撰写工作，为日后纳粹党夺取全国政权，并进而蹂躏欧洲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野心勃勃立帝国，反动思想由来深；弱肉强食是理论，要把地球一口吞。
从1925年到1929年，是希特勒和纳粹运动时运不佳的几年，但是他不屈不挠，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和信心。尽管他的性格容易激动，常常因此发出歇斯底里的狂言乱语，但是他却有耐心等待，准备重新崛起。
希特勒认为，目前德国的繁荣是虚假的，是靠从美国借来的大量贷款来维持的。在1924年到1930年间，德国借了大约70亿美元的外债，大部用来偿付战争赔款和庞大的社会服务。各邦、各大小城市也借了外债，不仅从事必要的建设，也从事飞机场、戏院、运动场和豪华游泳池的建筑。在通货膨胀期间，轻易偿清了债务的工业部门，也借了数以十亿计的外债来更新装备和把生产过程合理化。工业生产得以恢复，1928年较1923年，工业产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失业人数也在战后首次下降到100万以下。下层和中产阶级的生活也因此得到某些改善。在1928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增加了120万张选票，总数达到900多万，在国会中占153个席位，一跃而成为德国第一大党。战争结束以后，经过10年功夫，德意志共和国似乎终于站稳了脚跟。
希特勒面对着不利于纳粹运动的形势，改变斗争策略，顺水推舟。他在1924年年底出狱两个星期后，就去见巴伐利亚总理、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领导人海因里希·赫尔德博士。在希特勒保证以后行动一定要循规蹈矩(他当时仍算是假释在外)之后，赫尔德撤销了对纳粹党及其报纸的取缔。"这头野兽已经制服了"，赫尔德对他的司法部长古特纳说，"我们现在不怕放松铁链了"。犯了这个致命的判断错误的德国政治家不少，这个巴伐利亚总理是第一批中间的一个。
《人民观察家报》于1925年2月26日复刊，发表了希特勒写的长篇社论，题目是《新的开端》。第二天，复活后的纳粹党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举行第一次集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这个地方就是一年半以前在11月9日早上他和他的忠实信徒出发举行他们归于惨败的游行的地方。这些信徒中间有很多人这一次没有在场。埃卡特和施勃纳-里希特已经死了。戈林在流亡中。鲁登道夫和罗姆已同他决裂。罗森堡同施特莱彻和埃塞发生了内讧，心怀不满，有意避开。尽管如此，在啤酒馆里还是聚集了4000左右的信徒，来听希特勒演讲，他没有使他们失望。他像以前一样口若悬河，讲了两个小时。尽管有不少人开了小差，前途颇为黯淡，但是希特勒表明，他仍认为自己是党的独裁领袖。"我单独负责领导纳粹运动，只要我单独负责一天，就没有人能对我强加条件，"他又补充说，"我再一次负起我们运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全部责任。"
在这次出狱后的第一次纳粹党的大会上，群众的掌声使希特勒感到飘飘然。他并没有怎么隐讳对国家的恫吓。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以外，共和政体也是"敌人"。在演说结束时，他高呼，"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根据这头"野兽"出狱后的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情况看，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被"制服"。他虽然保证以后要循规蹈矩，但还是以暴力来威吓国家。巴伐利亚政府立即禁止他在公开场合演讲，这次禁令的期限是两年。其他各邦也相继效法。对于一个靠三寸不烂之舌达到目前成就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个很重的打击。希特勒咽下了这口不得在公开场合讲话的怒气，发愤从事纳粹党的建设工作，决心把它建设成一个德国从未有过的强大的组织。在1925年，党员人数还只有2万多人，过了两年就有7万多人，到1929年，已发展到17.8万多人了。
希特勒决心建立一个复杂的严密的党内机构，这个机构相当于德国政府的组织。也的确可以说相当于德国社会的组织。全国划分为若干区，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德国国会原来的34个选区，每一个区有一个希特勒任命的区领袖。另外还有奥地利、但泽、萨尔、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等7个区。每个区又分为分区，由各区领袖领导。再底下的党内单位是分部，在城市里各分部又进一步分为街道支部和小组。发展对象除了吸收信仰纳粹主义的青壮年外，还广泛吸收妇女和儿童，和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
纳粹党的政治组织分为两个部：第一部负责对付和破坏政府，第二部负责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因此第二部下面设有农业、司法、国民经济、内政、劳工等部门，而且考虑到将来的情况，还设有种族、文化、工程等部门。政治组织第一部设有外交、工会等部门，还设有一个全国新闻局。宣传部是个单独设立的复杂机构。
在经过相当困难之后，冲锋队改组成为一种武装团体，拥有几十万队员，其任务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和一般地恫吓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冲锋队的一些领导人，也希望在希特勒上台后以冲锋队来代替正规军的位置。为了准备这个前途，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由弗朗兹·里特·冯·埃普将军领导，名叫国防政治处。下设五个部门，分别负责国内外防御政策、国防部队、民防后备力量等问题。不过身穿褐衫的冲锋队，自始至终不过是一批杂七杂八的打手。它的许多高级领袖，以冲锋队头子罗姆为首，都是臭名远扬的流氓恶棍。慕尼黑冲锋队长埃德蒙·海因斯中尉还是个被判过刑的杀人犯。这两个人同其他几十个人都一直在发生争吵和内讧，其恶劣程度只有患性变态病症和因争风吃醋的人才做得出来。
希特勒在冲锋队之外，又建立了一个比较可靠的武装团体--党卫队，队员身穿黑色制服，与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相同，并且要他们特别宣誓效忠于他个人。起初，党卫队不过是"元首"的卫队。队长经几次变迁，最后选中了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刚接手时，一共只有200名左右的队员，到他结束他的党卫队工作时，党卫队已经统治了整个德国，而在整个欧洲德占区成了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可怕组织。
高居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党组织金字塔顶上的是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他的神气活现的头衔是"党和冲锋队的最高领袖，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主席"。直属于他的办公室的有全国指导处，组成人员是党的高级领袖和"全国司库"、"全国总务主任"。希特勒俨然像个国中之国的元首了。后来，希特勒解释他整顿党组织的目的时说："推翻旧国家是不够的，必须在事前先建立起新国家，并且实际上就随时准备好，到时留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摧毁旧国家的最后残余了，而这只要几个小时就行了。"
在希特勒加强他的政党以便掌握德国命运的那些年代里，纳粹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各种各样的乌龟、屁精、杀人凶手、酗酒滋事之徒、讹诈钱财的人都像飞鸟投林一般很自然地来投奔纳粹党。在希特勒的一些主要助手之间，经常发生争吵，有时还同他发生摩擦。要使得纳粹党这些野心勃勃、竞争激烈的头目的行动不致逾越界限，希特勒专门组织了党内法庭，借以排解纠纷。这不仅是为了保持表面上的和谐团结，也是为了防备自己的咽喉被人割断。
当希特勒还在兰德斯堡饱尝铁窗风味的时候，一个名叫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青年人在纳粹运动中突然抬了头。他的出身是个药剂师，巴伐利亚人，比希特勒年轻三岁；同希特勒一样，他也得到过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战争中从一个普通士兵提升为中尉军官。施特拉塞在1920年加入纳粹党，不久就成了下巴伐利亚的纳粹党领袖。他的躯干魁梧，精力过人，喜欢讲究吃喝。他慢慢成了一个有才能的演说家，而且还是个出色的组织家。施特拉塞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有其独立性，他拒绝向希特勒低头，也不肯认真对待这个奥地利人要在纳粹运动中成为绝对独裁者的要求。后来事实证明，对他自己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障碍，正如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中"社会主义"部分真心向往之热情成了他的一个致命障碍一样。
不顾在狱中的希特勒的反对，施特拉塞同鲁登道夫和罗森堡一起组织了一个纳粹党的人民运动，参加1924年春天的邦的和全国选举。在巴伐利亚，纳粹党得到了足够的选票，成了邦内第二大政党，在国会中得到了32个席位，其中一席就归施特拉塞。希特勒对这个青年人的活动感到很不高兴，对他的成功尤其感到不高兴。而施特拉塞呢，他也不愿把希特勒当作至高无上的领袖，因此在1925年2月27日在慕尼黑举行的恢复纳粹党的大会上，他有意避免出席。
希特勒认识到，如果他的运动要真正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他必须在北方，在普鲁士，首先在敌人的堡垒柏林也获得一个立足之地。在1924年的竞选中，施特拉塞曾在北方进行活动，同那里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结了盟。因此，他在那里有个人的联系和一定的影响，而且也是纳粹党中唯一有这种联系和影响的领袖。2月27日大会后两个星期，希特勒按捺下他心中的不快，派人去请施特拉塞，要他回到队伍中来，到北方去组织纳粹党。施特拉塞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发挥他的才能，而没有妒忌骄横的领袖虎视眈眈地在旁盯着他。
几个月以后，他就在首都创办了一张报纸，名叫《柏林工人日报》，由他的兄弟奥托·施特拉塞主编，还有一份双周刊《国社党通讯》，供党内工作人员阅读，内容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此外，他还在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和工业地区莱茵兰奠定了政治组织的基础。施特拉塞像架精力过人的发电机，他在北方到处奔走，发表演讲，指派区领袖，建立党机器。他选择了一个名叫保罗·约瑟夫·戈培尔的年方28岁的莱茵兰人做他的秘书兼《国社党通讯》的主编。这个人后来对纳粹党的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个面容瘦黑、形同侏儒、瘸了一条腿的青年，是一个思想敏捷、心理复杂而有点神经质的人。早在1922年，他第一次在慕尼黑听到希特勒的讲话后就信仰国家社会主义，从此参加了纳粹党。但是纳粹运动在三年以后才发现这个人才。当时施特拉塞听了他的发言后，认为他是一个富有才华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能说善辩，有一支锋利的文笔，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而最后这一点在纳粹党领袖中真可谓凤毛麟角。当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刚刚辞去施特拉塞秘书的职务去一心养鸡。施特拉塞就派戈培尔接替。这项任命后来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戈培尔于1897年10月29日生于莱茵兰一个约有3万居民的纺织中心雷特。他的父亲弗里茨·戈培尔是当地一家纺织厂的工头。他的母亲是个铁匠的女儿。双亲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约瑟夫·戈培尔的大部分教育是在天主教会里得到的。他先在一个天主教教区小学上学，后来上雷特的文科中学。天主教艾伯特·马格努斯协会给了他一笔奖学金，使他能继续入大学深造，结果他上了8个大学，先后在波恩大学、弗雷堡大学、伍兹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求学，最后于1921年二十四岁那一年，在海得耳堡大学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这些著名大学、德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里，戈培尔专修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兼修拉丁文和希腊文。
他的志愿是当作家。他在得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年，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迈戈尔》。但是，当时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以后两年，他又写了两个剧本，都是用韵文诗体写成的，但是没有剧团愿意演出。在新闻工作方面，他的命运也不佳。自由主义的大报《柏林日报》退回了他所投的许多文章，并且回绝了他要想当该报记者的求职申请。
他的个人生活在初期也充满了挫折和失意。因为他瘸了一条腿，不能参军作战，因此没有能够具有他那一代年轻人认为非常光荣的战争经历，而这却是要在纳粹党内占据高位的一个必要条件。戈培尔并不是像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天生瘸腿的。他七岁的时候患了骨脊髓炎。左臀开刀不很顺利，结果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而且有点萎缩，走起路来一望而知是瘸子。这个残废是使他饮恨终生的憾事，也是他早年心中满怀不平的原因之一。在萧条时期，在他的大学时代和煽动反对占领鲁尔的法军一个短时期里，他常常冒充受伤的退伍军人。
吸引年轻戈培尔的是施特拉塞的激进态度，是他开初信奉国家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们俩人当初都想依靠无产阶级来建设纳粹党。这在希特勒看来，完全是异端邪说。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尔在北方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激进的纳粹党左翼力量，使希特勒感到越来越不安。如果听任他们自由发展下去，他们可能把整个党都抓过去，实现希特勒所竭力反对的目标。不可避免的摊牌是在1925年秋冬和次年2月间发生的。
这是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在一个当时在德国引起情绪骚动的问题上迫使希特勒摊牌的。这个问题就是社会民主党和**建议共和国征用和接管退位的各王公贵族的大庄园和财产。按照魏玛共和国宪法，这个问题要交付公民投票来决定。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建议，纳粹党同**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支持这个征用贵族财产的运动。希特勒闻讯大怒。这些王公贵族中，有不少人曾经给纳粹党捐助了款项。此外，有一些大工业家也开始在经济上对希特勒的运动关心起来，其原因正是因为它很有可能在打击**、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方面起有效的作用。如果施特拉塞和戈培尔的计划得逞，希特勒的收入来源就可能马上枯竭。
但是在希特勒还没有能够采取行动之前，施特拉塞就在1925年11月22日，在汉诺威召开了一次北方党的区一级领导人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不仅是要使北方的纳粹党支持征用运动，而且要提出一个新的经济纲领，这项纲领将废除以前在1920年通过的他们认为"反动的"二十五点纲领。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尔要把大工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按照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方式组织一个社团院来代替国会。希特勒拒绝出席会议，派了忠实的戈特弗雷德·弗德尔代表他去镇压反叛者。戈培尔要求把弗德尔轰出去，他喊道，"我们不需要奸细密探!"当有人提出这次会议是不合程序的，没有最高领袖希特勒在场，什么行动都不能采取的时候，戈培尔叫道，"我要求把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希特勒开除出党!"
这个言词锋利的戈培尔，自从3年前拜倒在希特勒的魅力下以来有了很大的转变。1922年6月，他在慕尼黑皇冠马戏场第一次听到希特勒的演讲时惊叹道，"现在我找到了应该走的道路……这是一个命令!"他对于希特勒在慕尼黑政变案审讯时的表现更加心醉神迷。在判决以后，戈培尔写信给希特勒道：
你像一颗初升的明星，出现在我们惊异的眼前，你所表现的奇迹廓清了我们的思想，而且在一个充满怀疑和绝望情绪的世界里，给了我们信仰。你高高在群众之上，充满信心，掌握未来，有着坚强的意志，要用你对所有相信新德国的人的无限热爱来解放群众。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以雪亮的眼睛看到一个人从那些利欲熏心的人的脸上，从那些庸庸碌碌的议会里的好事之徒脸上，把他们的假面具撕掉……
在慕尼黑的法庭上，你在我们面前表现了元首的伟大。你所说的话是俾斯麦以来德国境内的最伟大的话。你所表示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痛苦，你提出了整个一代人的需要，这一代人苦苦在寻求领袖和任务。你所说的话是新的政治信仰的大纲，这种政治信仰是在一个崩溃的、无神的世界的绝望中产生的，我们都要感谢你。有一天，德国也要感谢你……
但是现在，经过1年半以后，戈培尔所崇拜的偶像倒下来了。他成了一个应该被赶出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只有少数人的反对下，汉诺威会议通过了施特拉塞的新党纲，批准了在要求实行公民投票剥夺前王公贵族财产的运动中同马克思主义者携手的决定。
希特勒对此却按兵不动，静候时机，终于到1926年2月14日进行了反击。他在南德的班堡召开了一次会议，狡猾地选了一个工作日，这样北方的领袖就不可能离开工作来参加。事实上，只有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可以分身来参加。他们在人数上大大少于希特勒一手挑选的南方领袖。于是在希特勒的坚持下，他们被迫屈服，放弃了他们的纲领。
戈培尔虽然被迫同施特拉塞一起向希特勒投降，但他还是认为希特勒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当时还表明他丝毫无意倒向"元首"一边。2月15日，班堡会议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希特勒谈了两小时。我觉得好像有人揍了我一顿一般。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希特勒呀?一个反动派吗?非常笨拙，不稳。在俄罗斯问题上他完全错了。居然说意大利和英格兰是我们天然盟友!可怕呀，可怕!居然说我们要必须消灭俄罗斯!贵族私有财产问题甚至不许碰一碰!真是可怕!……
肯定是我一生之中最使我失望的一件事。我对希特勒再也不能完全信任了。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我脚下的支柱都给抽掉了。
为了表明他忠于谁，戈培尔陪着施特拉塞一起到火车站，并且想安慰施特拉塞。一星期后，在2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同施特拉塞举行了长谈。结果，我们绝不要嫉妒慕尼黑这批人的代价巨大的胜利。我们必须再次展开我们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但是，老奸巨滑的希特勒比施特拉塞更好地估量了这个才华焕发的年轻的来因兰人。3月29日，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接到希特勒来信，他要我4月8日在慕尼黑发表演讲。"他在4月7日到慕尼黑。"希特勒派了汽车来接我，"他记道，"招待隆重之极!我将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贝格勃劳凯勒酒店讲话。"第二天他就在"元首"所用过的那个讲坛上讲了话。他在4月8日在日记里详细写道：
希特勒打来电话，在班堡会议以后，他不提前嫌，使我们感到惭愧……两点钟我驱车前往贝格勃劳凯勒酒店。希特勒已经在那里了。我兴奋之极，心快要跳出来了。我进了大厅，欢声震耳，我讲了两个半小时，听众欢叫。最后希特勒拥抱了我。我感到很快活，希特勒一直在我身边。
几天之后，戈培尔就完全向希特勒投降了。并且以后，至死都是他最忠实的信徒。8月间，他在《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一篇文章，公开同施特拉塞决裂。并骂他是"空头革命家，不是行动革命家"。
1926年10月底，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柏林的纳粹党区领袖。他指示戈培尔肃清那些妨碍纳粹运动在那里发展的互相争吵不休的褐衫队员，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把德国的这个首都拿下来。柏林当时是红色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影响很大。柏林大多数选民都投社会民主党和**的票。戈培尔这时刚满29岁，在一年之间就从一个无名之辈爬到了纳粹党内领导人之一的地位，他毫无难色地着手完成希特勒所赋予他的在柏林首都这个大城市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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