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在慕尼黑从军，充当了一名下士通信兵，吃尽了苦头。1918年秋季，在同英国的一次战役中，希特勒因中毒双目暂时失明，来到柏林附近一家陆军医院疗养。
正当希特勒闷闷不乐、一筹莫展的时候，11月10日，一个阴暗的星期日，一个牧师来到医院向伤兵们宣布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可怕的消息"。那位牧师说，就在那个星期日上午，德皇已经退位，逃到荷兰去了。在这前一天，柏林已经宣布成立共和国。次日，11月11日，将在法国的贡比涅签订停战协定。战争打败了。德国要听任胜利的协约国摆布。那个牧师说着就哽咽起来。
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我忍不下去了，"他追述当时的情景说，"我的眼前突然又是一片昏黑，我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到病房，投身到床上，把发烧的脑袋埋在毯子里……这样，一切都白费了。一切牺牲和困苦都白费了……我们尽管心中怀着死亡的恐惧，还是尽了我们的天职，但是这样的时刻都白费了；两百万阵亡烈士的牺牲也白费了……但是他们是为了这样的结局才牺牲的吗?我们经受这种遭遇，难道只是为了让一帮卑鄙的罪犯能够欺凌我们的祖国吗?"
据希特勒自己说，自从他站在母亲墓旁以来，他第一次失声地痛哭了。像当时大部分德国人一样：德国在战场上已经打败，打输了这场战争。
据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介绍说，希特勒也像其他德国士兵一样，是个"无畏的战士"，他经过3个月的训练后于1914年10月底到达前线，担任巴伐利亚后备步兵第十六团第一营的传令兵。第一次伊普来斯战役，英军阻住了德军向英吉利海峡方面的挺进。就在这次战役的四天激战中，希特勒所属的部队伤亡惨重。根据希特勒写给他在慕尼黑的房东一个名叫波普的裁缝的信，他的团一共3500人，在四天激战后只剩下600人，军官只剩下30名，四个连的番号不得不撤销。
希特勒在战争中一共受过两次伤，一次是1916年10月7日在松姆战役中腿部受伤。在德国医疗复原后，他于1917年3月回到以该团原来团长的名字命名的李斯特团，这时他已被提升为下士，同年夏天参加了阿斯战役和第三次伊普来斯战役。在1918年春、夏德军最后一次全面攻势中，他那一团处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第三次伊普来斯战役中，在10月13日的晚上，英军向瓦尔维克以南的一个小山头大放毒气，他当时中了毒。"我跌跌撞撞地回来，眼睛感到火辣辣的一阵痛，"希特勒追述道，"身边带着我所传递的最后一份战况报告。几小时后，我的眼睛烧得像通红的煤块一样；周围一片漆黑。"
在战争中，他曾两次受奖。1914年12月他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奖章，1918年8月又获得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前帝**队中，后一种奖章是很少授予普通士兵的。同他在一个团里的一个战士说，他得到这个令人羡慕的奖章是因为他只身俘获了十五名英军；还有个战士说是法军。他一直自豪地佩带着这枚奖章，直到临死。
然而，作为士兵来说，他是个奇怪的家伙，不止一个战友这么说。不像别的士兵，他从来没有后方寄来的信件和礼物。他从来不要求休假。对于前线的肮脏、虱子、泥泞、恶臭，他从来不抱怨诉苦，而最勇敢的军人对这些也难免有怨言的。
"我们都咒骂他，觉得不能容忍他，"他所属的那个连队中的一个士兵追忆说，"当我们都诅咒战争的时候，我们中间就有个白乌鸦不同意我们咒骂。"另一个人说，他"坐在我们食堂的角落里，双手抱头，默默沉思。他会突然跳起来，懊丧地走来走去，说我们尽管有大炮，还是得不到胜利，因为德国人民的无形敌人比敌人威力最大的大炮还要危险"。接着他就对这些"无形敌人"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一场恶毒攻击。
的确，当他在战争中途养腿伤的时候，他在柏林附近的皮立茨伤愈出院后，曾到首都去观光，然后又去慕尼黑。他到处都看到群众诅咒战争，希望战争早日结束。罢工、怠工的人遍地皆是。为此，希特勒大骂犹太人，大骂**人，大骂多灾多难、饱受战祸的德国劳苦大众。希特勒说，他看到的情况，使他不能忍受；据他说，他对又回到前线去感到很高兴。
1918年11月，希特勒听到德国战败投降的消息更加不能忍受。他固执地认为，德国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它是背后中了国内"卖国贼"的暗箭。这种荒唐的看法在希特勒的头脑中牢牢扎了根，逐渐形成他的病态心理。
关于"背后中了箭"的这一说法，日后在破坏魏玛共和国和为希特勒的最后夺权铺平道路方面，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起了更大的作用。其实，这一说法纯属子虚乌有。总司令部实际首脑鲁登道夫将军，在1918年9月28日，即因战争无力支持下去坚决主张"立即"停火，他的名义上的上级兴登堡陆军元帅支持他的主张。10月2日在柏林由德皇威廉二世主持的御前会议上，兴登堡重申总司令部关于立即停火的要求。他说："军队不能再等待48小时。"兴登堡在同日写的一封信中断然声称，军事形势要求"立即停止战斗"。根本没有提到"背后中了暗箭"的问题。但是，德国右派势力不愿正视这些事实。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叫喊，有罪过的是"11月罪人"这是希特勒深深打入人民心坎中的一个口号。他们要为战败、为他们的耻辱和悲惨处境寻找替罪羊。他们认为替罪羊就是签订了投降协定和建立民主政府并废除原来**政体的"11月罪人"。"德国人容易受骗"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常常讲到的一个题目。他不久就要充分利用这一点。
1918年11月10日那天晚上，那位牧师离开帕泽瓦耳克以后，希特勒"接着过着可怕的日子，甚至更加可怕的夜晚"。"我知道"，他说，"一切都完了。只有傻子、骗子、罪人才希望敌人能发慈悲。在这些夜晚，我的心中滋长了仇恨，对那些干出这件事来的人的仇恨……卑鄙的堕落的罪人!我越是想在这个时刻弄清楚这件荒谬的事情，我越是感到愤慨和羞辱。同这种悲惨境遇比起来，我的眼病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我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决定投身政治。"从此，希特勒就投身于**、反社会主义、反对新共和国的罪恶活动。结果证明，这不仅对希特勒，而且对整个世界，这都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这个年方30岁的奥地利人，无亲无故，无产无业，既无一技之长，也从无正常职业；在政治方面既无强硬的后台，更无任何经验，他要在德国谋政治方面的发展，许多人认为，前途是一点也不光明的。在开始的时候，希特勒也明白这一点。"好多天以来"，他说，"我一直考虑应该怎么办，每次考虑结果总是清醒地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要采取任何有益的行动，连最起码的基础也不具备。"
希特勒于1918年11月底回到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发现这个寄寓的城市几乎面目全非了。这里也发生了革命，维特尔斯巴赫朝的国王也已经退位。巴伐利亚现在落入社会民主党的手中，他们成立了一个巴伐利亚共和国，以库特·艾斯纳为首，他是生于柏林的一位流行的犹太作家。艾斯纳在慕尼黑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长着一脸灰白色的大胡子，戴着夹鼻眼镜，头上是一顶黑色的大帽子，个子却特别矮小。他在11月7日那天，带领几百个人大摇大摆地经过街头，不发一枪就占领了议会和政府的所在地，宣布成立共和国。3个月后，他被一个年轻的右派军官安东·阿尔科-凡雷伯爵所暗杀。工人们于是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时间不长。1919年5月1日，柏林派来的正规军和巴伐利亚"自由团"义勇军开进了慕尼黑，推翻了苏维埃政权，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巴伐利亚的权力又落入右派之手。
巴伐利亚右派，除了竭力主张复辟王室的保皇派外，还有一批为数众多的复员军人。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变化，他们找不到工作，无处安身，堵塞了他们回到战前那种和平社会中去的道路；战争使他们变得性格粗暴，正像后来希特勒所说的，他们"变成了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派，希望革命成为一种永久存在的状态"。
当时武装的自由团在德国各地纷纷建立，由国防军秘密提供装备。起初他们只是被用来在发生纠纷的东部边境同波兰人和波罗的海一带的人殴斗，但不久他们就卷入支持推翻共和政体的阴谋了。1920年3月，自由团的一个声名狼藉的埃尔哈特旅，在一个叫做埃尔哈特上尉的冒险家率领下，占领了柏林，让一个庸碌无能的右派政客沃尔夫冈·卡普博士担任总理。正规军在冯·西克特将军率领下却按兵不动，共和总统和政府则仓皇逃向西德。只是靠各工会举行了一次总罢工，才恢复了共和政府。
与此同时，在慕尼黑举行的另外一次军事政变却比较成功。1920年3月14日，国防军推翻了霍夫曼的社会党政府，成立了一个以古斯塔夫·冯·卡尔为首的右翼政权。现在这个巴伐利亚首府，已经成为德国国内各种决心要推翻共和国、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否认凡尔赛和约束缚的一切势力的磁力中心。在这里，策划了多次政治暗杀，其中包括对马修斯·埃尔兹伯格和瓦尔特·腊思瑙的暗杀。埃尔兹伯格是个"温和派"的天主教政治家，他有勇气在将军们打退堂鼓的时候出来签订停战协定；腊思瑙是当时"才华出众、颇有学识"的外交部长，极端派痛恨他，因为他是犹太人，同时因为他执行了全国政府的政策，设法履行了凡尔赛和约中一部分条款。
野心勃勃的希特勒下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当他在1918年11月底回到慕尼黑后，他就投靠了第二兵团调查委员会，为其镇压革命左派提供情报。显然，希特勒在这件事上出力是被认为有价值的，因此陆军继续雇用他，派他在当地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新闻局工作。后来又送他进了"政治训练班"，在那里希特勒的反犹谬论得到上级军官的赏识，不久就提拔他到慕尼黑一个团里当教官，其主要任务就是同"危险思想"--和平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作斗争。对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给了他一个锻炼演讲本领的机会，正如他一向所认为的那样，这是要做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他过去一直担心他的嗓子可能由于在前线中了毒气而永远给毁了，现在他发现已经复原，足以使至少在一个班的小房间里每个角落都能听到。这一才能日后使他几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电台上能够用他的声音来左右千百万听众。
1919年9月的某一天，希特勒接到陆军政治部的一项命令，要他调查一下慕尼黑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小政治团体。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并没有感觉到德国工人党有什么重要意义。他去参加该党集会是奉命而去的。这次参加集会的一共只有25个人，地点是在施端纳克勃劳啤酒馆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希特勒从开始一直坐到散场，觉得会议开得很沉闷，一点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说，这是"一个与其他许多新组织没有什么不同的新组织"。当时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人都对现状不满，都觉得有必要组织一个新党。会上发言的是一个名叫弗德尔的土木工程师，他坚信，除了"创造性"和"生产性"的资本外，还有一种"投机性"的资本，这种"投机性"的资本就是德国大多数经济问题的原因。他主张禁止这种资本，1917年他组织一个团体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个团体的名称叫做"德国打破利息奴役制度战斗联盟"。在弗德尔发言后，希特勒正要离开时，一个"教授"站了起来，反驳弗德尔的论点，并且建议巴伐利亚同普鲁士脱离关系，另外同奥地利组织一个南德意志国家。这在当时的维也纳是个很流行的主张，但是它却引起了希特勒的狂怒。据他自己后来说，此事使他站起身来对这位"有学问的先生"加以痛斥，使"教授"像只落水狗似的夹着尾巴溜走了，而其余的听众则"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无名小卒。
就在这时有个人从后面追上来，把一本小册子塞在他手里。这个人就是安东·德莱克斯勒，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奠基人。德莱克斯勒面带病容，锁匠出身，没有受过正式教育，能够独立思考，但是头脑偏狭，当时他在慕尼黑铁路工厂工作。1918年3月7日，他组织了一个"独立工人委员会"同马克思主义的工会组织进行斗争。但是，德莱克斯勒所拉到的会员从来没有超过40个。1919年1月，他的委员会同一个叫做"政治工人集团"的团体合并，后者原来是由一个名叫卡尔·哈勒的报社记者领导的。新组织的成员不到100个，名叫德国工人党，由哈勒担任第一任党的主席。这个规模很小、默默无闻的德国工人党，就是后来兴风作浪、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德国纳粹党的前身。
希特勒第二天一清早就仔细阅读了德莱克斯勒塞在他手中的小册子。清晨5点，希特勒醒来，按照他所说的习惯，躺在第二步兵团营房里的床铺上，看着耗子啃啮他总是在前一天晚上撒在地上的面包屑。"我一生尝够了贫困的滋味，"他沉思道，"因此我很能够想象小生物的饥饿和快乐。"他记起这本小册子，就取出来阅读。小册子的书名叫《我的政治觉悟》。使希特勒惊异的是，它反映了他本人在过去几年中确立起来的很多思想。德莱克斯勒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然而不像社会民主党，却要保持强烈国大日耳曼民族主义的政党。这些引起了希特勒的极大兴趣。
就在那一天，希特勒又惊异地接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他已被接受参加了德国工人党。"我真觉得又气又好笑，"他后来回忆说，"我丝毫无意参加一个现成的政党，我要自己组织一个。他们对我的要求未免太自作主张了，根本不能考虑"。他正要这样写信作复，但"好奇心又占了上风"，他决定去参加他们邀请他出席的委员会会议，亲自说明他不参加"这个荒唐可笑的小团体"的原因。
据希特勒回忆，会议是在一家酒馆举行的。在一盏昏暗的煤气灯下，围着桌子坐着四个青年，他们先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对秘书投了信任票。接着司库作了帐目报告--这个组织一共只有七马克五十芬尼的经费--也对司库投了信任票。这也记入了会议记录。……希特勒看着这样一项一项的机械程序腻烦极了，"讨厌啊，讨厌!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俱乐部生活!难道我要参加这个组织吗?"
但是，坐在这间灯光昏暗的后室里的这些小人物身上，却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他：那就是"渴望组织一个不仅仅是通常意义的政党的新的运动"。那天晚上他回到营房，辗转不眠，他再三考虑："我不名一文，没有收入，这一点在我看来倒是最可以忍受的，而比较困难的则是，我是个无名之辈，侥幸活着或者死去，连最近的邻人也不会加以注意。此外，还由于缺乏教育而必然引起困难……"
经过两天伤脑筋的思考以后，希特勒终于决定要参加这个党。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决定。跨出了这一步以后，就再也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阿道夫·希特勒就这样成了德国工人党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正是：利用政党兴恶风，诡计多端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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