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的元旦，我们在西安多住了几天。回到队上饲养室，不由惊喜一番，院子里明显地整理和打扫过了。队上还给我们买了一大堆做饭用的炊具，有烧火用的风箱，有擀面用的案板和擀面杖，这案板足有多半个单人床那么大，擀面杖也有一米多长，另外还有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和一个装面的缸。队长还派人帮我们在张艺谋他们住的窑里砌了一个灶，灶头上安着两口大锅。一看这两口锅。我们四个人都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前面那口大锅直径足有二尺，后面那口小的也有一尺六。我们长这么大，几乎没见过这么大的锅。队长对我们的笑挺不高兴，他说村里家家户户都用这么大的锅，比这大的还有的是，前面的锅做饭，后面的锅温水，饭做好了，水也热了，用起来方便。经队长这样一介绍，我们也觉得这种灶还是蛮科学的。
刚下乡的那几天，我们都是到农民家吃派饭。现在我们要自己开灶了，心里虽然没底，但有一股吸引人的新鲜感。第一次开灶，队长背来一背篓麦草，说：“咱们这里没有硬柴（指木柴）就烧这东西，你们是公家人，场院里的麦草随便用。”队长走后我们就开始行动了。第一顿饭吃的什么现在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大家手忙脚乱，直到队长第二次来看我们，饭还没有做熟，柴草已烧完。窑里浓烟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睛。队长叫张艺谋跟他去再背些麦草来，我的眼睛被烟熏得直流眼泪，正想出去躲一会儿，就跟他们一块去了。路上队长对我们说：“你们不会烧火，这一背篓柴，要是农民就可以做几顿饭了。”来到场院他一边往背篓里装草，一边细心地给我们讲怎样用麦草烧火。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心想反正有张艺谋呢，于是就转着脑袋看景致。嗬！这大麦草垛子，有几间房子那么高大，哪能烧得完呢！麦草垛的底部中间已经被提麦草的人掏了一个半人多高的沿，一屁股坐进去既挡风，又挡雨，真是个幽静的好地方。这小小的场院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遐想。以后每次来扯草我都轻手轻脚，唯恐惊扰了什么。我一边扯，一边支楞起耳朵听，就怕在这里会突然遇上一件什么事。有时候背篓已经装满了，还探头探脑地向四周张望一阵子。一次我和张艺谋一块去，看见我这付神情，他挺纳闷，问我为什么这样，我觉得一时半时说不清，就支支吾吾地搪塞了过去。
开始的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窑里做饭，几乎每做一顿饭都是一场灾难。火一点燃，拉起风箱，一会儿窑里就浓烟滚滚，伸手不见五指。张艺谋和刘全主管烧火和拉风箱，我和李广平操刀，擀面条。由于烟总是往上窜，我们俩呛得透不过气来，捂着鼻子跑到院子里换气，擦眼泪，抹鼻涕。而他们两个总是在稍后一些功夫才跑出来，还嘲笑女的忍耐力差，我和李广平很不服气，想辩解但又喘不过气，只有拿白眼看他们。
这种炉灶里做出的饭总有一股烟昧，吃起来呛鼻子。大家都很饿，又经过烟熏火燎的磨难，也就顾不上说什么了。时间不长张艺谋他们住的窑洞就被熏得一塌糊涂。靠近炉灶的地方黑得最厉害，几乎能当黑板用。灯泡也成了黑黄色的球。张艺谋下乡时带来的毛主席石膏像也变成了灰色。他们俩人的被褥，就更不成样子，几乎无法辨出原来的花色。
后来我们实在熬不住了，就把队长找来，告诉他我们用眼泪换来的饭是什么滋味。队长拧着眉头替我们想法子，他把烟囱捅了又捅，毫无效果。最后队长给我们在院子里另砌了一个灶台。还拉了些玉米杆搭了一个棚子。开始时，大家都很满意，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受烟熏火燎的苦了，谁知时间一长，糟糕的事又来了。
实在没办法，我们就把锅抬回窑里去做，要不就一做好饭，马上拔锅回窑。看到我们经常拔锅农民都笑我们。他们十分讲究，锅是不能从灶台上拔起来的。当地风俗是只有日子没法过下去了，才拔锅散伙。而我们经常拔锅，弄得灶台和锅的缝隙越来越大，火也越难烧，夹烟味的饭也越难吃，搞得我们直想骂娘。
刚下乡的半年，我们的口粮是由国家供给。每个月拿着粮本到粮店去买，买粮的地方离我们生产队有十五里路，每次都是他们两个男的去买。一次刘全和张艺谋都没在，粮食吃完了，我和李广平只好去买粮。我们赶到粮店已是中午，粮店的人下班了。只得先休息。等他们上班。我从衣袋里掏出粮本来翻看，意外地发现在户主一栏里填着我的名字。这使我非常惊讶，谁也没说过，我怎么当了户主。过了些天张艺谋和刘全回到队上，我问张艺谋，他漫不经意地回答说：“办粮本的时候，人家问户主姓名，我随口就说了你。”“那你为什么不说你自己？”他笑笑没回答。这件事我印象很深，我觉得张艺谋时时惦记我，总想维护和抬高我的地位，我心中甜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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