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快毕业时，父母就让我回西安上学。几乎每封信都要提一笔“西安好着呢！”当时我根本体会不到北京有什么好，西安又能有什么不好，觉得哪里还不都是一个样。到我上了中学父母就催得更勤了。我没有很快到西安，是因为我离不开姥姥，也不愿放弃我已经熟悉和习惯的生活。
一九六五年暑假，我不知怎么灵机一动，一个多星期就办完了户口和转学手续，一个人坐火车离开北京来到了西安。当时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痛苦和留恋，甚至连走时的情景，姥姥的表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一种对新的、陌生的环境的向往占据了我的心。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奇怪，真有点鬼使神差的味儿。
来到西安已经是快开学的时候了，母亲领着我急急忙忙地联系学校。先打听的是一所重点学校，去了一问，那里只有高中班。又找到一所离家近一点的学校，那是一个五年制的中学。上初二吧，学校担心我跟不上课程，上初一我又不愿意。当找到第三所学校时，我已经有点着急了。什么好学校、差学校，反正都是上学，自己好好学就得，我再也不愿意跑来跑去折腾了。说也奇怪，这个学校只有初中，开的外语也是英语，完全符合我的条件，我就是这样留下了。
我相貌平平，又不大爱讲话，一开始总以为班上没人注意到我。后来渐渐地发现每到老师提问我的时候，班上就特别地安静，几乎一点儿声音都没有。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大家有新鲜感，好奇；二是同学们爱听我说话的声音，爱听京腔。伴随着这个发现，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大的孤独感。因为刚来新学校我本来就胆怯不爱回答问题，害怕在众人面前讲话，意识到有这么多人专注地听我发言，就更加拘谨了。虽然这个学校要求同学们在课堂上讲普通话，但课后更多的时间大家都操着陕西话和河南话，我还听不太懂，所以更没人和我谈得来。
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和我说话的人多了起来，有的同学很主动。其原因除了我是个新生和操一口京腔外，大概是我把北京学生的“开通”风气给带来了，使他们感到新鲜、愉快，一扫当时班上男女生界限分明的别扭劲儿。班上分组的时候，同学们还选我当小组长。我从小学二年级加入少先队以来，就一直担任少先队的中队长、大队长和班干部。这次当小组长算是级别最低的。不过这个小组长确确实实使我不再感到孤单，觉得同学们还是喜欢我的，西安还真的不错呢！
经过期中考试，我的考分虽不是最拔尖的，但也排在前五名之内。于是，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越来越有好感了。一次老师找了我们几个同学，布置办了专栏，采用连环画的形式，分配每人画两幅画。当专栏贴出来时，我画的那两幅画明显地超过了其他同学，同学们议论纷纷，我表面不露声色，心中得意得很。真想大声告诉他们：“我从小学起就为全校和班里办壁报，办专栏，一两幅画算什么呢！”
也就是从这次起，张艺谋注意到了我，他也是参与办专栏的几个同学中的一个。在这以前他一直是班里同学们公认为画画最好的人。当然，这些都是他在后来才告诉我的。
几乎就在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张艺谋。在我和同学们熟悉以后，在班上男女生开始说话和班风活跃了以后，我几乎和所有的同学都交谈过，唯独没有和他单独面对面地讲过话。在他面前我感到心慌、不自然，所以尽量避免和他打照面，更不敢主动和他搭话。我发现他也是这样。每当我和别人说话时，他常常借故逗留在一旁，正像他和别人交谈时，我不由地支起耳朵听一样。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又不想让对方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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