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苏格兰女人
弗雷德里克在巴黎作最后一次公开演出结束时，他摇摇晃晃回到后台，瘫倒在一个女子的怀里，这位女子就是简·威廉米娜·斯特林（1804—1859），被弗雷德里克称为“我可爱的苏格兰女人”。
简·斯特林的出生年月竟然与乔治·桑相同，她在家里13个孩子中最小。她十几岁时，父母先后去世，她受到了比她年长13岁的姐姐凯瑟琳·厄斯凯恩夫人的疼爱。
简·斯特林处于一个少女妙龄时，引起了许多年轻求偶者的迷恋，但是谁也无法征服她的芳心。
她的家乡基彭罗斯豪斯已有图书馆和美术馆，还有一架苏格兰式的竖琴，这些都引起了她的浓厚兴趣。多才多艺的良好素质也促使她形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琴声也并没有仅仅成为她踏入社交圈子的时髦手段。
简·斯特林渴望获得更高艺术境界和更开阔的艺术视野，这在她22岁时来到巴黎以后成为一种可贵的追求。守寡的姐姐厄斯凯恩夫人始终未再婚，成为妹妹的忠实保护神。
姐妹俩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并很快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出入于许多贵族亲戚家，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里也时常能看到她俩典雅的微笑。
苏格兰老家和法国巴黎之间的往返和轮流居住，也成为这对姐妹的愉快旅行，满足于一种新奇感。
史学家很难考证出这两位苏格兰贵妇何时与弗雷德里克相识的，不过40年代初简·斯特林已成为弗雷德里克众多女弟子之一，已为人们所公认。
简·斯特林很快地加入了崇拜弗雷德里克的行列，她出众的才貌和对钢琴的理解引起了弗雷德里克的重视。
1844年，弗雷德里克把两首夜曲题赠给她，像对待其他女弟子一样，弗雷德里克总是彬彬有礼地送她到门口。
简·斯特林想学大提琴的建议提出后，弗雷德里克立刻为她介绍了著名大提琴家弗朗肖姆。她与弗雷德里克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师生关系，埋藏在她心底的爱慕感情升华为纯洁的爱情时，那是1846年冬天的事。
弗雷德里克的“奥尔良方场”寓所里第一次消失了乔治·桑的笑语声，但同时又第一次出现了简·斯特林忙碌的身影。
一大堆生活杂务琐事经她处理得井井有条，表现出一个渴望贡献自己一切的苏格兰女人的坚定意志。
她不失时机地填补了乔治·桑离去后的空缺，这也正是弗雷德里克迫切需要的。
弗雷德里克的姐姐露德维卡也渐渐知道了简·斯特林的名字，1847年底，远在华沙的露德维卡收到了简·斯特林通过弗雷德里克转寄来的新年礼物——一本英国出版的《妇女指南》。
不过弗雷德里克则不愿接受简·斯特林炽热的爱情，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友谊就是友谊。
然而简·斯特林仍然继续扮演着似乎谁也无法夺去的角色：漂亮的看护、女总管、公关小姐等，赢得了弗雷德里克朋友圈子里的公认。
弗雷德里克在巴黎举行了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前所有准备工作的杂务事，几乎都由她和姐姐全部承担下来。为了让弗雷德里克有更为充足的试弹时间，简·斯特林甚至让人将要演出的那架钢琴搬进“奥尔良方场”，演出前，又不辞辛苦地搬运到普雷耶尔大厅里。
与乔治·桑分手后，弗雷德里克的情绪十分低落，身体状况也愈来愈令人担忧。把他从痛苦的往事回忆中解脱出来，有效的捷径便是劝他换个休息环境。
普雷耶尔大厅的音乐会结束后，人们就在议论纷纷，猜测弗雷德里克的去向：荷兰、德国、俄国，甚至是华沙。露德维卡和妹妹伊扎贝尔卡听到此传闻，也竟然争执起来：谁先接待阔别故乡18年的弗雷德里克。
1848年4月8日，伦敦的《雅典娜神庙报》宣布了弗雷德里克即将来英国的消息，也透露了他可能在伦敦定居的意向。
毫无疑问，简·斯特林姐妹俩的劝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并不排除简·斯特林的美好设想，让这次英国之行把自己的显赫贵族亲戚介绍给弗雷德里克，使他产生一种自傲感，娶一个贵族小姐将给他带来后半生的幸福。
人们后来不由得指责她为了渴望爱情，却把虚弱的弗雷德里克带到了更不利于他身体健康的英伦三岛。
但是人们忽视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弗雷德里克为何同意去英国，他难道不知道此行会对自己健康带来严重的后果？
由于弗雷德里克对自己的前途已丧失了信心，其中包括自己心爱的音乐事业、婚姻和身体状况等等。其实他对这次英国之行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称之为“伦敦的深渊”。
但他为了竭力摆脱与乔治·桑分手的巨大阴影，在他看来这至少是大丢面子一事，加之去英国还是他父亲生前赞同的一项计划。与其在巴黎等待死神的降临，还不如使出最后的力量去完成最后一个夙愿（这与上次去英国游玩截然不同），也许能为他音乐生命的尾声带来一丝光明。
在众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下，他带着无可奈何的凄凉心情，拖着虚弱不堪的身体踏上了海轮的甲板。1848年4月20日，英吉利海峡的波涛再次让这位音乐天才尝到了厉害。
简·斯特林姐妹俩已经为他在伦敦的本廷克大街10号预订了一套房间。翌晨，教堂的沉重钟声在告诉他：今天是耶稣受难日。
复活节后，他又搬到了皮卡迪里广场旁的多佛大街48号，这是一幢漂亮的小楼，他一直住到夏季为止。
他的客厅里已摆放着三架大钢琴，分别是普雷耶尔、埃拉德和布罗德伍德钢琴商驻伦敦的代表送来的。这番好意却引起了房东把房租提高一倍的决心，因为发现这钢琴主人不是一般的房客。
简·斯特林姐妹俩则像打足气的皮球，整天都是精力充沛地为他张罗社交应酬的事，甚至连他的生活细节也考虑得很周到，包括他使用的信纸都印有他的姓名字母。
这一对热情的苏格兰姐妹俩忙碌的结果却是在折磨弗雷德里克，他哪里还有充裕时间休息，更谈不上弹琴创作了。
弗雷德里克在写给巴黎友人信中开始抱怨说：“……我一共有三架钢琴，但是由于我没有时间弹奏，那又有什么用呢？拜访和回访多得不计其数，我的时光像闪电一样飞逝。”
“充满了拜访、午餐会和交际晚会的生活把我累坏了。近日来我吐血了，我只靠吃柠檬和冷饮来治疗……”这时他来伦敦才一个多月。
伦敦已有许多巴黎的名流，他们大都是害怕“二月革命”的风暴而离开巴黎的，在这里他们以各种方式举办音乐会或参加歌剧演出。
弗雷德里克的到来在这里的音乐爱好者中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著名的英国爱乐乐团曾经公演过他的钢琴协奏曲，大家都渴望着能当场聆听他的演奏。
爱乐乐团的指挥向弗雷德里克发出合作演出的邀请，这项殊荣连卡尔克布雷纳和哈莱也求之不得，但是弗雷德里克胆怯了。
他看了爱乐乐团的排练之后，认为“他们的乐队就像他们的烤牛肉和甲鱼汤一样，又硬，味道又浓烈，此外一无可取。最糟糕的是他们的排练时间从来都是不够的，因为多花时间就要多花钱。”即使排练一次，也是发给人们赠券来听，这对于弗雷德里克来说简直是一场可怕的恶梦。他以身体欠佳谢绝了这次邀请，因而得罪了一些权贵人士，这给他带来了不良后果。
不过他还是接受了英国上流社会的邀请，当他坐在豪华客厅的钢琴前，周围是温文尔雅的伯爵和太太、小姐，他仿佛又回到了以往美好的岁月。
5月15日，斯塔福德宫的大厅里聚集着显赫的皇亲国戚，英国女王及其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也移驾光临，使得主持这场豪华宴会的萨瑟兰公爵夫妇感到十分荣幸。
应邀出席演奏的弗雷德里克尽管见到过巴黎皇宫的景象，但还是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他在家信中描述说：
（宫里的）楼梯以其华丽著称。它们不是从前厅或前室里引出来的，而是在几个大厅的中央拔地而起，就像是大厅的一部分，装饰着异常精美的绘画、雕塑、柱廊、地毯……其图案设计和透视效果都是最上乘的。
（女王）在耀目的灯光下，她珠光宝气、缎带点缀；那些皇亲贵族穿着吊袜带，和女王一起走下楼梯，那下楼的姿态极为雍容优雅……
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演奏，弗雷德里克感到特别兴奋，他的纤美典雅的琴声立刻引起了这些高贵听众的浓厚兴趣。阿尔伯特亲王特地走到钢琴边与弗雷德里克亲切交谈，并把他引见给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显然他的琴声很适合女王的欣赏口味，女王破例地两次向他致意。
这种殊荣立刻引起了新闻界的重视，《伦敦图片新闻报》报道了这次非同寻常的音乐会，并着重指出，“星期一肖邦在斯塔福德宫女王陛下御前的演奏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弗雷德里克也表示满意，称这次“演奏似乎非常成功”，是一次“出色的音乐会”。
他好像一下子变得乐观了，“如果我仍然能够整天从安娜什走到卡依法什去，如果我不是吐了几天血，如果我再年轻些，如果我不是像现在这样在爱情上受了致命的创伤，也许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但是“御前的演奏”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原先他还对即将召进皇宫去演奏一事抱有很大希望。后来他才得知自己曾谢绝与爱乐乐团的邀请引起了严重后果，因为爱乐乐团指挥同时也负责组织宫廷音乐会。
在认识许多高官显贵之后，弗雷德里克感到很失望，特别是他们对音乐的轻率态度，“这个善于到处钻营的上流社会是高傲的……成千上万件事儿纠缠着他们，使他们处于各种无聊的礼节包围之中，以至于音乐的好坏对他们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不得不从早到晚听音乐。在这里，每次花展有音乐，每顿午饭有音乐，每次旧货拍卖也有音乐。”
音乐成为上流社会繁芜礼节的附属品，是无聊政客们调节气氛的工具，是大腹便便商贾们的剔牙助兴物，是贵妇人附庸风雅的装饰品。
更使得弗雷德里克吃惊的是搞音乐的人受到某种歧视，“……这里艺术被理解为绘画、雕刻和建筑。音乐不是艺术，也不叫艺术……音乐只是职业……没有人以艺术家来称呼任何一位音乐家。”
音乐既然被当作是一种可怜的服务性职业，那么弗雷德里克的主要收入来源——授课的费用也大大降低。有的女弟子甚至还想赖掉上课费用，干脆一走了之。
这给弗雷德里克留下了很坏的印象，他嘲讽这些缺乏音乐素质的学生，“他们并不去感觉或是真的热爱音乐。今天，我让一个新学生唱一段乐句给我听，她就像一只被人踩住身子的老鼠那样尖声唱起来，直嚎得我感到恶心为止。”
“我还从来没听过有哪个英国人唱歌唱得准的：他们总是走调。我认为英国人的耳朵很笨，他们永远创作不出任何有价值的音乐作品。”
这一番气话也过于刻薄了，但他对伦敦已开始失去了耐心，他说：
“我的心根本不在伦敦，20年在波兰，17年在巴黎，在这里我感到很不自在……”
然而简·斯特林姐妹俩依然充满信心，整天带着名片在伦敦串来串去，劝说弗雷德里克去拜见所熟悉的社会名人。有时他只好忍受着马车的颠簸，被折磨得半死不活。
伦敦上流社会好奇地注视着这特殊的“一家子”，也不知道弗雷德里克扮演这种受罪的偶像，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2. 最后的琴声
随着收入的急剧减少，迫使弗雷德里克重新考虑举办公开演出的音乐会，在老朋友布罗德伍德夫妇的热心帮助下，弗雷德里克总算有了登台亮相的机会，不过是在私宅的客厅里，这两场半公开的音乐会还是刊登了广告。
1848年6月23日下午3点，第一场音乐会在萨托里斯夫人的家里举行（现在伊东地99号门外还挂着一块纪念此事的蓝匾）。
萨托里斯夫人曾是歌唱演员，在巴黎聆听过弗雷德里克的演奏。她宽大的客厅具有浓厚的巴黎沙龙情调（是当时英国文学界著名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能容纳150位听客。尽管票价昂贵，但在演出前几天仍然被一抢而空。
与弗雷德里克同台演出的还有其他几位歌唱家。弗雷德里克演奏了自己的作品，有练习曲、玛祖卡、夜曲、圆舞曲和有名的《降D大调摇篮曲》。
弗雷德里克轻柔纤雅的演奏风格，博得了听客们的青睐，如痴如醉地沉浸在这优美的琴声旋律之中。
对于这首场演出，《雅典娜神庙报》的评论者大加赞赏：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会儿是位伟大的演奏家，一会儿是位卓越的作曲家。钢琴发出的乐音忽而轻柔徐缓，忽而华丽绚烂，忽而忧郁伤感，忽而激烈威严，变幻着的不同风格在我们耳中依次显现。
肖邦先生向我们证明了钢琴也能表现这样一种风格，在这种风格里，纤细精致、诗情画意、文雅端庄和幽默诙谐浑然一体，产生出上述奇异的效果，使听众喜出望外。
在其他钢琴家不断尝试使五个手指敲打出同等力度的同时，肖邦先生却胸有成竹、独辟蹊径，刻意利用五个手指发力不等的天生条件。
7月7日下午4时，弗雷德里克坚持举行了第二场音乐会，地点在圣詹姆斯广场2号，这是一座十分豪华的府邸，作为主人的法尔默思侯爵则喜欢身穿破旧衣衫上街，他酷爱音乐，有一颗乐善好施的心。
他的客厅显得更为宽敞，能接待200位贵客。这场音乐会的效果比上一场还好，“听众欣喜若狂”。
《每日新闻》评论者几乎用尽了美好的词语进行褒扬，“在这些风格各异的曲子里，他的创作天才和高超的演奏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的作品本身的特征则表现在自由奔放的乐思，变幻无穷的表现手法，浪漫的情绪，忧郁伤感的色彩，这似乎正是作曲家自己的心境。”
这两场音乐会给弗雷德里克带来了高收入，是歌剧院爆满的夜场音乐收入的3倍。这笔钱相当于在意大利生活一年的费用，但在伦敦付了房租和马车费后，则只能勉强维持半年。
他在给友人信中抱怨说：“我举行了两个音乐会，好像还挺受欢迎，但尽管如此，仍然叫我烦恼。我不知道，倘若不举行这样的音乐会，我怎么能在这花销昂贵的伦敦租一套必要的较大的住房，雇一辆马车及一个佣人度过三个月呢？”
一个天才的音乐家不得不将自己的琴声作为谋生手段，这与他过去的巴黎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怀念巴黎的沙龙，人们献给他的鲜花和掌声，还有乔治·桑、戴尔芬娜等人围在身边的倩影和温暖。
他也思念家乡和亲人，回忆起过去的激情和创作，特别是他独身一人在住处时。
伦敦的交际繁忙季节过去了，贵族成员都纷纷出外消夏去了。弗雷德里克有时闲得无聊，不想作曲，也不想打开琴盖，只好独自一人玩十字跳棋消磨时间。
他已不止一次想到死，并在日记本上画了一幅漫画：一扇大门通向一个墓地，在一个大坟顶上插着阴沉沉的十字架，周围则是几个小坟墓。
至于那两位苏格兰女人，弗雷德里克既离不开她俩，并称赞她俩“善良可爱”，但又觉得“烦死了”，因为被她俩宠爱得喘不过气来。在百般无奈时，他还会感叹说：“我真想写点什么，即使是为了使那些好心的女士、厄斯凯恩夫人及简·斯特林小姐感到愉快也好。”
简·斯特林不愿意看到自己心爱的人整天愁眉不展，便竭力劝说他到爱丁堡去，那里有她的姐夫托尔菲肯勋爵的府邸。
弗雷德里克无法推却她的盛情邀请，但也并不感到伤心，不觉得快乐，“我麻木不仁，一天天混日子，坐等一切赶快结束。”
简·斯特林哪里知道弗雷德里克阴暗的心理，只是盘算着如何让姐夫托尔菲肯勋爵促成自己与弗雷德里克的婚事。
8月5日，经过12小时的旅途颠簸，弗雷德里克终于看到了暮色笼罩的考德尔公馆。这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堡，坐落在爱丁堡以西12英里处。
客厅里已摆放着一架普雷耶尔钢琴，是简·斯特林事先派人运送来的。弗雷德里克住在楼上，从窗口望出去，能看到一个漂亮的花园，附近是一大片森林，远处是连绵不断的山峦。
置身于这样良好的疗养环境，弗雷德里克并不满意，苏格兰高地使他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烦恼，他仍然感到身体日趋虚弱，“而且这里的气候一直使我感觉不好”。
78岁高龄的托尔菲肯勋爵热情邀请弗雷德里克参观古堡，那又长又暗的走廊上挂着勋爵祖先的画像，以及厚厚的古堡城墙都有着说不完的古老故事。
勋爵吃力地讲解着，弗雷德里克出于礼貌只好硬撑着虚弱的身子恭听着。讲解者很累，听者更累更苦。
简·斯特林姐妹俩觉得仅仅这样疗养太清静了，便邀请弗雷德里克一起去海边的一座城堡访问一位亲戚。
他们分乘两辆马车前往，马车行驶在峭壁边的山路上时，弗雷德里克与仆人丹尼尔乘坐的马车的一匹辕马突然受惊，挣脱缰绳，向前狂奔。
幸好马车撞在一棵树上，在悬崖边上停住了。
机灵的丹尼尔跳下车，把惊吓得目瞪口呆的弗雷德里克从撞坏的车厢里救出来。这时车架已撞碎，压住了另一匹辕马，马车夫则被重重地甩出去，受了重伤。
弗雷德里克有几处轻伤，事后心有余悸地说：“……我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时倒很平静，只是手脚摔断的念头使我十分恐惧。残疾倒不要紧，我真不想受那份罪。”
意外的车祸并没有阻止他想参加曼彻斯特的一场综合性音乐会，这是他在离开伦敦前就已答应的事，可以挣回商定的一笔丰厚报酬。
但是他的身体已极度虚弱，在伦敦参加的两场半公开的音乐会时，他几乎每天早晨都咯血，剧烈的咳嗽之后，他都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这一回，他担心自己的琴声过于纤弱，会影响演出效果。音乐会组织者事先已考虑到这一点，特地在节目单上加印了听众须知事项：“恳请诸位会友诚意合作，于演出中保持肃静。”
8月28日晚上，曼彻斯特音乐厅里坐满了1200名观众。瘦弱的弗雷德里克已无法走上舞台，只好被抬到钢琴前，尽管他有那种精神力量产生的奇迹，但**的痛苦仍然使他的琴声无法传到后排。
前几排的观众不停地鼓掌，而后排的观众却几乎什么也听不到，于是无法保持肃静，产生了令人不安的抱怨声。
当地的报纸也在勉强赞扬了几句之后，便匆匆结束了简短的评语。
即使崇拜弗雷德里克的哈莱也只好以廖廖数语作了记录，“肖邦来了，弹了琴，但没有知音。”
不久，弗雷德里克在简·斯特林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格拉斯哥，去参加有10位贵妇人赞助的一场音乐会。
简·斯特林为了这场音乐会则显示出了精明的交际手段，听众中有不少地位显赫的斯特林家族成员，显然是来为简·斯特林捧场的。
9月27日下午，弗雷德里克在商业厅举行的音乐会上露面了，但听众只坐满了三分之一的座位，昂贵的票价也吓走了不少人。
当地的报纸受到组织者显赫名单的影响，才写出了与此相称的评价和报道。
简·斯特林不愿再看到这种尴尬的冷落场面，在下一场爱丁堡的霍普顿大厅里举办的音乐会之前，她悄悄地买了100张票，分别送给亲朋好友和波兰居民。
这是弗雷德里克在苏格兰的最后一次公开演出，没有邀请其他音乐同行同台演出，舞台上只有他孤零零的身影和一架大钢琴。
但是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引起了听众的强烈共鸣，特别是舞台下的波兰同胞，“他们的耳边每响起一首早已忘却的旋律，便带来无数往昔的回忆，使他们欣喜若狂，高声地欢呼起来。”
《爱丁堡晚间新闻报》的评论者敏感地抓住了这场音乐会中爆出的这种新闻，并对弗雷德里克的《摇篮曲》作了高度评价，“反复出现的小调旋律使人们脑海里浮现出一幅静谧、沉睡的夜景，引出的动机听起来像催眠曲，而美妙简朴的旋律及其朦胧的柔和感，又令人感到像一首摇篮曲。这确实是一首迷人的作品，构思和演奏都高雅而精致。”
简·斯特林为了弗雷德里克的英国之行，煞费心思地做出了种种安排，她的亲朋好友也以不同方式同意了她对弗雷德里克的爱慕之情，并且都以为弗雷德里克很快会提出求婚。
然而弗雷德里克却一直保持沉默，简·斯特林还以为他太累了，暂时不愿冒昧地提出。
在这不到3个月中，弗雷德里克已至少换了10个住处，从这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这期间简·斯特林处于亢奋状态，而弗雷德里克则像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被绑架者，听任摆布。他甚至已写下了遗嘱，“如何处理我那些无用的东西的嘱托”。
但是关于弗雷德里克与简·斯特林的结婚传闻还是传开了，在巴黎的好友急忙写信来询问，弗雷德里克感到相当反感：
……我在信中曾经告诉你，我感到越来越虚弱、寂寞，没有任何希望，没有安身之地，怎么可以从中得出结论，说我要结婚了呢？
即使我爱上了一位女子，而她也如我希望的那样爱着我，我也不会结婚的，因为我没有吃的，也没有安身之地。有钱的女子要找有钱的男子，即使要找穷丈夫，也不会要病得快死的人，而会要美貌的青年。
以往的“黄昏之梦”，求婚失败的阴影一直顽固地占据着他的心灵，他不愿再受到侮辱和嘲讽，况且他已是心灰意懒的等待死神降临的病人。
我的诚实的苏格兰女子……她们真是诚实，可是也真无聊！愿上帝保佑她们……
别人也许以为我要结婚了；可是，这方面需要有生理上的吸引力，而这个未婚女子和我太相像了，怎么可以自己和自己接吻呢？
弗雷德里克的拒绝理由使收信人格日马瓦伯爵深信不疑，这封信（1848年10月30日，写于爱丁堡）倾露了弗雷德里克灰暗的心理——痛苦、怨恨、无奈、绝望的复杂感情时时包围着他。
……我根本不想有妻子，我只是想家，想念母亲和姐妹。愿上帝保佑她们无忧无虑！这期间我的艺术在哪里了？我把我的心血耗在哪里了？（涂抹字迹）祖国的歌是怎么唱的，我只能勉强记得了。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仿佛正在消失，我神志恍惚，没有力量，（涂抹字迹）……
我不想对您诉苦，因为您要求过我，所以我要对你说，和婚榻相比，我更接近于棺材了。
弗雷德里克的这番内心独白，简·斯特林也许未能听到，但“友谊就是友谊”——他的谢绝理由，还是通过其他人的传话告诉了简·斯特林。
这时恰巧伦敦来了一封信，邀请弗雷德里克去参中一场为流亡的波兰人募捐的义演。这为弗雷德里克提供了一个离开苏格兰的最好借口，他告别了众多的新朋友，返回了伦敦。11月初的伦敦气候，已经让弗雷德里克感到受不了，他在皮卡迪利大街圣詹姆士广场4号的新住处成了病房。他的身体稍稍好些时，便勉强提笔写信给格日马瓦伯爵：
自从来到伦敦，我已经病了18天了。由于粘膜炎伴随头疼、气喘以及一切糟糕的症状，我压根儿就没有出过门。
大夫每天来看我……昨天他把我“装扮”了一番，以便使我能到那个为波兰人举行的音乐会及舞会（都十分出色）上去演奏，演奏完我就回家了。我整夜无法入睡，除了咳嗽和气喘外头疼得厉害……
弗雷德里克在信中提及的那场义演是伦敦一年一度的盛大活动，整个活动是一场假面舞会，舞会之前有文娱节目。与弗雷德里克同时自愿参加的还有16名歌唱家和两名指挥家。11月16日晚上，义演的伦敦市政厅里灯火辉煌，寒风不断吹进这高大的建筑物里。在嘈乱的大厅里，浑身浮肿的弗雷德里克的琴声根本无法引起人们欣赏的兴趣。沉浸在一片异样兴奋状态之中的波兰同胞只是一个劲地鼓掌，完全盖住了弗雷德里克的可怜琴声，但事后几乎没有人能回忆起这位天才音乐家弹的是什么乐曲。
谁也没有料到这是弗雷德里克——波兰人民的骄傲，欧洲乐坛史上的钢琴奇才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公演。
这对于弗雷德里克来说，他的琴声首先属于他的祖国和人民，他的最后一个音符消融在波兰同胞心里，即使没有激起美丽的感情漪涟，但是他也满足了，因为他已使出了最后的力量向远方的故乡和人民倾述了最后的心声。
弗雷德里克卧床不起的消息传出后，那热心的苏格兰姐妹俩也前来探望。在她俩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怨恨、复仇的痕迹，相反的是把更多的关心给予了弗雷德里克。
简·斯特林固执地请求弗雷德里克吃下精美的食物，并且俨然以女管家的身份限制各位来探望的时间。
厄斯凯恩夫人是个虔诚的新教徒，她按照心目中上帝的旨意，把《圣经》献给弗雷德里克，恳求他这个不做祷告的天主教徒准备迎接来世的欢乐。
弗雷德里克像一只被逼得无处逃跑的可怜小猫，但又不得不感谢这一对苏格兰姐妹，他私下无可奈何地抱怨说：“我的苏格兰女人是多么的无聊，愿上帝保佑她们吧！只要让她们粘上，你就休想脱身。”
惟一的出路便是返回巴黎，他迫切希望自己的身体尽快恢复一些，只要能坚持渡过英吉利海峡，就能马上离开这令人厌恶的伦敦，逃离这个充满药味的“病房”。
“在这里再多待上一天，我简真要发疯了，但我不会死。”
他写信给巴黎的朋友，请他们派人把“奥尔良方场”的公寓收拾一下，“……把床单和枕头给我弄得干净一些……让普雷耶尔星期四晚上给我送去一架随便什么样的钢琴，请关照给它加个罩子。请吩咐星期五买一束紫罗兰，好让它在客厅里散发香味，让我回到家里，在通过房间走向卧室的时候，在那儿我也许要长久地躺下去……”
如果说这是在重新布置房间，将重新生活，不如说是在为自己装饰一间舒适的“病房”，将在那里告别人间。
他绝望地喊道：“……我为什么要回去呢？老天爷为什么不一下要了我的命，而非要这样慢慢地让捉摸不定的热病来折磨我呢？”
3. 幸福的源泉边
11月23日，在忠心耿耿的仆人丹尼尔和一位波兰同胞的陪同下，弗雷德里克启程返回巴黎。第二天下午，他已躺在“奥尔良方场”的寓所里，紫罗兰的芬香使他又回想起过去的往事。
巴黎的朋友闻讯赶来，最好的医生也被请到他的床榻前。经历了7个月的伦敦之行，他终于得到了彻底的休息。
1849年的春天悄悄降临了，弗雷德里克的病情似乎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他觉得这宽敞的房间里应该响起琴声和歌声，这毕竟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3月30日和4月11日，他在客厅里果然举行了两次音乐会。遗憾的是他已无法坐在心爱的钢琴前了，只好由他的学生弹了几首他的作品。
引起少数听客注意的是戴尔芬娜也露面了，她的甜美嗓音仍然是那么有魅力。
弗雷德里克浮肿的脸上已看不见当年的潇洒、风流的痕迹了，但他记忆中的青春旋律依然在时时响起，与戴尔芬娜的歌声融汇在一起。
尽管他与她现在的称呼近似于刻板的客套，往日的缠绵情感已消失了，但积淀下来的却是真挚和友谊，她与他的来往书信可以证明这一点，使得双方欣慰。
窗外的春色那么迷人，强烈地吸引着弗雷德里克到户外走动。丹尼尔帮他穿戴得整整齐齐，就像以往要出外赴宴一样，然后坐着马车在大街溜达一圈，或者偶尔上朋友那里。
音乐出版商施莱辛格也不计前嫌，突然想起了一个重要念头，请求弗雷德里克拍一张照片，于是那件从英国带回来的灰色大衣和他浮肿的脸就构成了永久的纪念——遗像。
梅耶贝尔的歌剧《先知》首场演出时，弗雷德里克竟然抱病去观看了。当他精疲力竭地重新躺在病床上时，那歌剧演出的糟糕音乐仍然使他愤愤不平。
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音乐灵感怎么会又重新涌上了他的心头，产生了两首新的玛祖卡舞曲，不过遗憾的是在他去世后才得以发表。
天气渐渐转热了，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好心的朋友把他送到帕西高地的沙伊奥疗养，希望这里的新鲜空气能缓解他的病情。
弗雷德里克喜欢长时间在靠窗的一张椅子里闭目休息，写信成了他倾述感情的最好方式。
他已感到浑身疼痛，哪怕是稍稍动一下，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苦恼。
幸好还有不少朋友赶来看望，大都是崇拜他的贵妇人。
有一天，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登门求见，原来她就是当年走红的意大利高音歌唱家安琪丽卡·卡塔拉尼。当年她到华沙演出期间，听过9岁弗雷德里克的演奏，还赠送给他一块金表。
此时俩人重新相见，感慨万千，一眨眼却过去了整整30年。几个星期后，这位老太太便死在可怕的霍乱瘟疫之中。弗雷德里克的老朋友卡尔克布雷纳也被霍乱夺去了生命。
许多朋友被迫离开霍乱猖獗的巴黎，这时那两位苏格兰女人却勇敢地出现在弗雷德里克的面前。不管弗雷德里克怎么抱怨，但她俩毕竟让他摆脱了空瘪钱袋的困境。
当弗雷德里克离开伦敦时，他的积蓄已只能勉强支撑4个月，因而身体稍好时，他就强迫自己教课，弥补生活开支。
尽管也有好心朋友慷慨解囊，但他还是不得不悄悄地借钱。远在华沙的老母亲不知怎么知道了弗雷德里克目前的困境，便设法筹集了2000法郎寄来，并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思念之信。
简·斯特林姐妹俩却大吃一惊，因为今年3月份，她俩还匿名寄给了弗雷德里克25000法郎的巨款，怎么会一下子都用完了，莫非……
弗雷德里克的挚友格日马瓦伯爵听了她俩提出的疑问后，便与几个朋友商量，决定不惊动警察……
对于“奥尔良方场”看门人的一番严厉逼问后，看门人只好把藏在壁炉座钟后未拆开的大信封掏出来，说是忘记交给弗雷德里克了。
出乎意料的是弗雷德里克板着脸拒绝接受这笔赠款，他觉得这只能使他感到十分羞愧和恼怒，除非是维多利亚女王本人赠送的。
素知老师脾性的古特曼，耐心地弯下高大的身子，反复劝说，弗雷德里克才勉强收下这笔巨款的一半。这才让简·斯特林姐妹俩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总算完成了一个美好的心愿。
6月25日，弗雷德里克明显地感到自己不行了，呼吸困难，渴望见到亲人的强烈念头促使他写信给姐姐露德维卡：
如果有可能的话，请你们上我这儿来。我身体虚弱，而且任何一个大夫也不能像你们那样有助我……
办理护照和筹集路费进展速度如何，请马上给我回音。要知道柏树也有它变化无常的脾气，而现在我的这种变化无常的脾气就是想在此地见到你们。
8月9日，露德维卡和丈夫、孩子一起匆匆赶到沙伊奥，这次姐弟相见再也没有任何欢乐和笑声了。
不久露德维卡一家护送弗雷德里克返回巴黎，在旺多姆广场12号的邻近租了一间朝南的新住处（那里曾是俄国大使馆），露德维卡努力营造一种家庭气氛，这正是弗雷德里克一直所企望的。
新学期开学了，露德维卡的丈夫不得不返回华沙去教课，留下了露德维卡和孩子陪伴着弗雷德里克。
这时露德维卡收到了来自诺安的乔治·桑于9月1日写的信，“听说你在巴黎，但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现在我终于可以通过你得到有关弗雷德里克真实的消息了……我冒昧地向你提出这个请求，因为我可以作为一个被自己的孩子忘却、遗弃，但却没有停止爱他们的母亲……”
尽管信上用了“你”的亲昵称呼，但信的最后一句则使人反感，因为她早就接到关于弗雷德里克病情严重的朋友来信，信上再三恳求她放弃偏见，到巴黎去看望一下弗雷德里克，但遭到了她的断然拒绝。
“现在要我去看望他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我觉得，这样反而会把事情弄糟……一旦围攻状态结束，如果我能用不着担心遭到迫害和失去自由而到巴黎住上几天，那时他若想见我，我一定不会拒绝他。但是我深信，他是不会有这样的愿望的。他的爱情早已消逝……”（7月19日）
此时，乔治·桑仍然不相信弗雷德里克的病情已恶化，也不相信弗雷德里克想见她，更不相信弗雷德里克已“放弃”和她的女儿、女婿联手“围攻”她的意图，甚至迫使她失去“自由”……
这样执迷不悟的强硬态度连巴黎的朋友都感到不可理解，格日马瓦伯爵也感到很气愤，在弗雷德里克去世后说：“那时我确信，倘若他没有倒霉地结识那位毒化了他整个生命的乔治·桑的话，那他会活到凯鲁比尼的年纪了。”（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凯鲁比尼活到了82岁）
露德维卡也没有心思回信给乔治·桑，因为后者要想知道弗雷德里克的确切病情，只需来一次巴黎，也比说上一千遍一万遍好听的“爱”、“母亲”之类的词语更实际，也更富有感情。
9月底，更多的人都知道了弗雷德里克的病情急剧恶化，吵吵闹闹地聚集在旺多姆广场12号邻近的门前。
弗雷德里克满足了每位前来探望者的要求，说一句亲切的话——遗言。许多贵妇人认为昏倒在弗雷德里克的病榻前，是一件义不容辞的时髦大事。
还有那些挤进来抢着拍照的、画速描的、看热闹的，把一个好端端的病房折腾成了乱哄哄的大舞台。
最后，身材高大的古特曼发怒了，立即指着房门，命令这些人统统出去，并气冲冲地把守着房门。
索朗芝和丈夫从加斯科尼赶来，在弗雷德里克的病床边履行自己的义务。戴尔芬娜从度假的尼斯之处匆匆赶来时，弗雷德里克已处于濒死状态。
有一位神父从罗马返回巴黎的路途中获知弗雷德里克病危的消息，他顿时觉得自己有一种神圣的职责，帮助童年时的朋友度过生命最后时刻，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耶沃维茨基。弗雷德里克与神甫互相拥抱，一起流泪。“……作为圣礼的忏悔，我无法理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为你的友谊向你诉说一切，但换一种方式不行。”弗雷德里克谢绝了神甫的请求。
在他弥留之际，他想起了自己心爱的音乐作品，他断断续续地说：
可能有不少作品，或多或少与我的名字不相称，请你们以对我的热诚的名义，把它们统统烧掉，除了创作方法的基础，我把它留给了阿尔康和雷贝（1807—1880，法国作曲家），让他们从中得到一点补益。其余的毫无例外地付之一炬，因为我很尊敬听众，我不愿让那些不配给听众的作品以我的名字扩散开来，而且要我来承担……
弗雷德里克要烧毁他还没有出版的乐谱手稿的遗嘱未曾保留下来，人们也十分珍惜这份音乐遗产。
他接连几小时做这样高尚的考虑，表现出一个天才音乐家的意志和品德，使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激动不已。
10月17日晚上，巴黎的天气寒冷，阴云密布，不一会下起了秋雨，淅淅沥沥敲打着屋顶。
弗雷德里克的卧室里却传出了一个女高音的歌声，那是贝利尼和罗西尼创作的几首曲子。
戴尔芬娜含着眼泪答应了弗雷德里克临终前的最后请求，她哽咽着唱着，歌声像一只滴血负伤的百灵鸟飞翔在每个人的耳边。
弗雷德里克无力地躺在床上，他心中涌动起一种美妙的感觉，仿佛闻到了家乡的清新空气……马车碾过石子路的响声，带着哨音飞向蓝天的鸽子，还有灯光闪烁的窗口，那是母亲在低头祈祷，姐姐和妹妹焦急不安的眼睛在盯着窗外黑暗的夜空。
他觉得身子飘飘然，在向上飞腾，向庄严钟声敲响处飞去，父亲、瑞夫尼、卡尔克布雷纳等人在一座七彩的巨大门拱前向他招手，“弗雷德里克……”
耶稣、玛丽亚和约瑟夫在五彩光环中出现，盈盈走来，一个冷冰冰的黑色十字架渐渐靠近了弗雷德里克的嘴唇。
“我已经到了幸福的源泉边……”
1849年10月18日凌晨两点，弗雷德里克·肖邦溘然去世了。
4. 尾声
肖邦已经不在了。我感到欣慰的是，忠诚、亲爱的朋友是在我的怀抱中长逝的……
当他的灵魂已经面向万能的上帝，当他已经无力睁开眼睛的最后，也是开始的一刻，他问：“谁握着我的手？”而当他听出是我的声音时，他想把我的手放到嘴边，我们相互拥抱，他在我的脸上做了诀别的一吻，只说了一句：亲爱的朋友！！！
——阿道夫·古特曼
一位诗人消逝了，一位天才的艺术家消逝了……他财产情况如何？一无所有……
——沃伊切赫·格日马瓦
……如果北方的强国（指奴役波兰民族的俄国）的**暴君知道，在肖邦的创作里，在他的玛祖卡舞曲质朴的旋律里，蕴藏着多么危险的敌人，他们一定会禁止这音乐，肖邦的音乐乃是掩遮在鲜花中的大炮……
——罗伯特·舒曼
1848年10月30日，巴黎马德兰教堂的大门蒙上了黑色的装饰，镶嵌着两个银光闪闪的“F·C.”字母（肖邦姓名的缩写）。在教堂里的一块空地上竖起了一个高高的陵墓，也披挂着镶着银色字母“F·C.”的黑色帷幔。
正午12时，教堂里响起了弗雷德里克《降B小调奏鸣曲》中的《葬礼进行曲》，作者的棺柩被抬进教堂，放在陵墓上。这时乐队奏起了莫扎特的《安魂曲》。
在葬礼过程中，风琴师还演奏了弗雷德里克的两首前奏曲。
在通往著名的拉谢兹神甫公墓的路上，无数的巴黎市民纷纷停下脚步，注视着这不寻常的送葬行列：黑色的灵车由查尔托里斯基亲王、弗朗肖姆、普雷耶尔、古特曼、德拉克罗瓦、梅耶贝尔等人护送，后面是一长列的四轮马车。
弗雷德里克·肖邦走了，留下了优美动听的旋律，至今仍然萦绕在无数音乐爱好者的耳边。
乔治·桑没有被邀请参加弗雷德里克的葬礼，在1848年6月起义失败后，她基本上离开了政治舞台，把主要精力投入在小说创作上，构成了她文学创作的第三阶段——田园小说。她的晚年在诺昂乡间度过，对后起之秀的福楼拜、小仲马等人，像长者一样加以爱护和指导，获得了“好心的诺昂太太”的名声。
对于过去的往事，乔治·桑在多种回忆录中做了详细的描写。在弗雷德里克下葬后不久，她写下了一段优美的文字：
肖邦的音乐从情感上讲是一切音乐作品中最丰富最深刻的。他用一件乐器表达了丰富的无穷无尽思想感情。他在十行简单得小孩都能弹下来的乐谱中常常创造出至纯至美的诗意和巨大无比的戏剧性。……总有一天，他的音乐会被改编成管弦乐曲，那时全世界就会意识到他的天才同任何被他承袭的大师一样广阔、全面和精深，并且从性格来讲比巴赫更精致，比贝多芬更有力，比威伯更有戏剧性。
他集中这三者于一身，然而他还是他，在挖掘情趣时比他们更微妙，在表现宏伟壮丽时更朴实无华，在倾诉悲痛时更能催人泪下。
乔治·桑能为去世的弗雷德里克所做的事也只能是拿起笔作一个纪念。而简·斯特林所做的事情则显得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简·斯特林付清了弗雷德里克葬礼的全部费用，还为露德维卡和孩子购买了返回华沙的车票。她担心露德维卡不会接受，便解释说这是垫钱买的。
远在华沙的家人商议后决定拍卖弗雷德里克在巴黎的财物，简·斯特林便把这些东西全部买下来，她不愿让弗雷德里克生前使用过的任何一件东西落入陌生人的手中。
她吩咐把那架普雷耶尔钢琴送到华沙露德维卡家中，把其他大件家具运回苏格兰，放置在弗雷德里克住过的爱丁堡以西的古堡里，创办了“肖邦纪念馆”。其中有她自己保存的各种纪念品，还有索郎芝的丈夫克雷辛格为死者做的泥塑模型。
1850年10月17日，在拉谢兹神甫公墓悼念弗雷德里克·肖邦逝世一周年的同时，也举行了由克雷辛格雕刻的死者墓碑（展示了一位由于病痛折磨而神情抑郁的音乐天才，用断了弦的大弦琴指着艺术家墓地的浮雕）揭幕典礼，简·斯特林把一捧波兰泥土撒在坟墓上。这是她事先请求露德维卡寄来的。
简·斯特林把所有的爱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弗雷德里克，她积极地宣传弗雷德里克的音乐作品，关心他的遗稿出版，热情地解答人们对弗雷德里克生平事迹和艺术活动的询问。
弗雷德里克在天之灵也因为简·斯特林的忠诚而感到欣慰，今天热爱音乐的人们也不应忘记这位可敬可亲的苏格兰女人。
1859年简·斯特林永远闭上了眼睛，到天国的六弦琴声中去寻找她的意中人——弗雷德里克。
在她的遗嘱中，指定把“肖邦纪念馆”移交给弗雷德里克的老母亲，并要求用船把所有纪念物运到华沙。
1861年弗雷德里克的老母亲去世后，纪念馆的监管权又移交给弗雷德里克的妹妹伊扎贝尔卡。
今天到华沙去参观的人们，还能看见保存在“弗雷德里克·肖邦协会”里的弗雷德里克一缕茶褐色的头发，那是简·斯特林生前收集来的。
对于弗雷德里克·肖邦最好的怀念，还是弹奏或者聆听他的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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