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的“晨星”
西班牙驻巴黎总领事的法国妻子玛尔里亚妮耐心地恭听一位女作家讲述的爱情故事：
我体验过形形色色的爱：有艺术家的爱，女性的爱，姐妹的爱，母亲的爱，修女的爱，诗人的爱，谁知还有其它别的什么爱？
也有过这样的爱，它刚在我心中诞生，又在同一天里消亡，而作为这爱的对象，却从来也不知情。也有过这样的爱，它把我的生活变成了苦难，它使我绝望得几乎发疯。也有过这样的爱，它使我整年与世隔绝，如同被关在修道院里，被禁锢在某种极度的禁欲主义之中。而这一切都是绝对真挚的。
听着乔治·桑的精彩描绘，玛尔里亚妮伯爵夫人在自己的府邸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她在这位新近住进来不久的女作家嘴里也常常听到弗雷德里克的名字。
伯爵夫人觉得自己已得到了乔治·桑的信赖，感谢对方把心底的秘密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并且她还知道了乔治·桑在过去一年多里的情况。
自从1836年12月最后一次见到弗雷德里克以后，乔治·桑显示出一个刚强女性的勇气，在法庭上成为一个胜利者，她获得了同丈夫合法分居、享有诺昂房地产和抚养孩子的权利。
她的创作精力旺盛，出版了两部新的小说《莫普拉》和《制作镶嵌画的师傅们》，并撰写了几篇鼓吹妇女社会地位的文章。
1838年4月，乔治·桑又回到了巴黎，弗雷德里克的身影好像一直伴随着她，即使她看到窗外大街上驶过的马车，里面都可能有他的熟悉咳嗽声。
玛尔里亚妮是个好听众，但不一定是一个愿意帮助牵线搭桥的热心人。于是沃伊切赫·格日马瓦（1793—1871）则成了乔治·桑求助的主要对象。
格日马瓦曾是波兰“爱国同志会”成员，波兰11月起义时他曾肩负外交使命驻伦敦，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他喜爱音乐、绘画，与弗雷德里克、乔治·桑的关系都很融洽。
不过对于这种求助的事，格日马瓦还是谨慎地劝告乔治·桑。因为在别人的心目中，格日马瓦已经自觉地承担起保护弗雷德里克的义务和职责。
乔治·桑只好以惊人的坦率口气表白自己，“对于那些根据表面现象判断我的人，我在他们眼里可能是个疯子或者是个伪善者。但是，任何一个观察过我并了解我心灵隐秘的人，都会看到我实际上是个怎样的女性，他看到的必然是一个热烈崇拜美的女性，一个优柔寡断、经常想入非非，但总是抱着美好的信念去行事的女性，一个从来不小气，也不记仇，脾气十分急躁，但感谢上帝，很容易忘却委屈和恶人的女性。”
她下决心要给予弗雷德里克“纯真”的一切：纯真的爱情、纯真的幸福、纯真的关怀、纯真的一个亲吻。
从此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在哪里响起，乔治·桑的半男半女装束也必然出现。她恪守自己的诺言，竭力去博得弗雷德里克的好感。
有一次，乔治·桑递给弗雷德里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火辣辣的词语：“有人爱你。”在这潦草的字句下，一位女演员又用花体字接连写着：“我也爱你，我也爱你，我也爱你。”
这张纸条一直被弗雷德里克保存着，也许这样**裸的“爱”就像一首咏叹调。他外表不显声色，内心却十分渴望这种大胆、直率的“爱”，弥补他以往失去的异性温柔。
终于有一天，弗雷德里克觉得乔治·桑并不令人讨厌，相反她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正是他自己所缺少的。
在玛尔里亚妮夫人的豪华客厅里，或者坐在格日马瓦寓所的窗前，弗雷德里克不再回避乔治·桑诗一般的问候。后者也在面对面谈话时，发现他的深凹眼睛有时是淡褐色，有时好像是蓝灰色。
不过弗雷德里克的目光里仍然时时掠过一丝不安，这是他在告诫自己不能掉进这个法国女人精心编织的柔丝情网里，双方关系的发展只能标上减弱音符。
5月份，乔治·桑失望地离开了巴黎，她实在不明白这位漂亮的波兰小伙子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量。
但她想想又不赞成这种扭曲的自我束缚行为，她在写给格日马瓦伯爵的信中认为，“他的自我克制是出自不正确的动机……在您家里的时候，在我们告别的那一瞬间，他想不为最后的一次诱惑所打动，对我说了几句出乎意料之外的话。他好像摆出一副假道学的派头厌恶世人的粗俗，因受过诱惑而感到羞耻，似乎再一次表现出自己的激情，便会玷污我们之间的爱一样。这种对爱情的态度总是使我愤懑。”
在法国式炽热爱情的包围下，弗雷德里克最后一道防御线还是被攻破了。6月份，乔治·桑又回到巴黎，她在弗雷德里克面前证实了自己无私的爱，从此开始了她与他长达近10年之久的爱情故事。
他俩对这个迟早会发生的甜蜜开局都保持谨慎的态度，并没有公开同居。乔治·桑仍然住在玛尔里亚妮夫人那里，每天晚上笔耕不已。弗雷德里克和往常一样在自己的寓所里教课、弹琴和创作。
知道他俩秘密的仅仅是几个熟知内情的密友，一位画家准备为他俩勾勒一幅双人肖像。
“在我们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乌云，在我们的湖泊中没有一粒沙子。”
乔治·桑仿佛又回到了纯洁的少女时代，将弗雷德里克想象成自己玫瑰梦中的白马王子。
这又是一个落入俗套的爱情故事，但是世上没有一片爱神的绿叶是完全相同的。
他俩在扮演王子和公主的角色过程中，都不自觉地改变着自己某些不良习惯，缩短了两人之间行为方式的差异，并在各自以后的创作中留下了对方的声音和特长。
这时弗雷德里克28岁，乔治·桑比他大6岁。他俩的性格不同，其间相距的差别就像法国和印度尼西亚一样遥远。
弗雷德里克外表温柔，生怕惹事生非。然而乔治·桑则是性格外露，直率、开朗，在任何社交场合中都喜欢标新立异，招来各种非议。
他恪守着某些贵族传统的清规戒律，喜欢华贵的服装，舒适的沙龙气氛，甚至他谱写的乐谱中也处处点缀着装饰性很强的音符。
她则藐视陈规陋习，敢笑、敢说、敢唱、敢写，从小生活在乡村中，大自然中淳朴、清新、宁静致远的气氛才是她心目中最美的人间乐园。
但是他与她又是能够互相补充的一对，在特定的条件下，谁也无法离开对方。
弗雷德里克在生活上总是希望依赖他人，即使连明天穿什么衣服，下一顿吃什么，今年夏季度假的地点等等，他都不愿分神去想。上帝造就了他一双神奇的双手和具有天赋的音乐脑袋，他一生最美好的享受就是在钢琴前度过的。
乔治·桑恰恰是一位体贴入微的出色组织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弗雷德里克的头疼难题。她像一位面带笑容的姐姐，又像是耍点小玩样的调皮妹妹，巧妙地调节着弗雷德里克的生活节奏和情趣。
她唤起了弗雷德里克关心他人的情感，开始留心对方的行为举止。
乔治·桑手中的香烟和半男半女的装束，在他不赞成的眼神中渐渐地愉快消失了。甚至她的“乔治”名字，也被他改回成原名“奥洛尔”，并将其意译为波兰文“朱特尔金卡”——他的“黎明”、“晨星”。
让弗雷德里克感到最愉快的是与她有着共同的语言——音乐。
弗雷德里克作品中的缠绵忧郁情感很容易引起乔治·桑的强烈共鸣，她是从个人的生活经验去感受的。至于作品中奔放、明快的节奏和描写大自然的行云如流的快板旋律，则更容易将她带到儿童时代的诺昂乡村生活。
乔治·桑的丰富想象力和敏锐的判断力，往往能给予弗雷德里克某种启示和支持，特别是后者在思考乐谱某个小节上犹豫不决时。
秋天的黄昏出现了，树叶开始发黄脱落。“你认为这种幸福会持续下去吗？”他俩在散步时谁也不想首先提出这个敏感的危险问题。
乔治·桑凭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很清楚这一点，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如果从记忆和理智出发来分析，那它当然长不了；但如果想到我的心情和我的喜悦，那这幸福似乎就将永存。”
巴黎沙龙里的贵族成员先后得知弗雷德里克要到气候较温暖的法国中部过冬。但他的几个密友知道，他与乔治·桑准备到西班牙去住上一段时间。
这是玛尔里亚妮伯爵夫人提出的建议，到她的故乡去，这样可以暂时避免将他俩的事一下子闹得沸沸扬扬。争取获得一个阶段的安静、温馨家庭生活，以便满足于各自的需要。
尽管这次出国一事瞒住了周围大部分人，但是弗雷德里克不得不向普雷耶尔透露了真情，因为他希望后者用船运一架钢琴到西班牙的马约卡去。
在事先约好的地点，弗雷德里克和乔治·桑分别赶到，一起上路的还有乔治·桑的儿子、女儿和一个女仆。
11月7日，他们一行离开巴塞罗那坐船到了马约卡的帕尔玛。这里是夏季旅游避暑胜地，现在已是深秋，哪里还有游人的足迹。
不过弗雷德里克还是兴致勃勃地描写了一番：“……四周是棕榈、松杉、仙人掌、橄榄树、橙树、柠檬树、芦荟、无花果、石榴树等等，这些只是在巴黎植物园的暖室里才可能有。空气似乎在空中高悬。白天太阳高照，人们身穿夏装，天气很热；夜里六弦琴和歌声经久不息。这里有巨大的凉台，头顶上是葡萄藤，还有毛里塔尼亚式的墙壁。一切都像这个城市一样看上去是一派非洲景致。”
地中海的旖旎风光似乎迷住了他和乔治·桑。
2. 冬天里的琴声
弗雷德里克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帕尔玛度过的第一个晚上，竟然是在破破烂烂的屋子里。楼下是一家制桶作坊，“咚咚”、“砰砰”、“哐啷”的嘈杂声吵得这些高贵的巴黎客人叫苦不迭。
刚踏上帕尔玛港口岸边时，一些脸晒得黝黑的装卸工就已好奇地打量着他们。
弗雷德里克头戴高筒礼帽，外衣纽扣一直扣到下巴下，幸好有丝绸领带系着，下身是紧身裤子，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格外引人注目，他俨然一副巴黎上流社会的打扮。
乔治·桑还是服从了弗雷德里克的意志，认真地穿戴起一身贵妇人的衣裙，但总有点不舒服。
她的两个孩子衣着装束则恰恰相反，女儿是男孩打扮，儿子留着长头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乔治·桑的鲜明个性。
上岸之后，乔治·桑不由得拿出巴黎贵妇人的派头，指着一个当地人带路。
谁知对方回答她的是一脸疑问，接着是毫无表情地摇摇头。原来这里没有旅店，更没有供他们享受的出租别墅。
尊贵的巴黎游客不得不委屈地熬过第一个晚上。翌晨，乔治·桑拿着推荐信去找法国领事和法国银行家，不但没有解决住处问题，而且还被有礼貌地教育了一番：“先不要去看房子，要耐心，就像每天的海水都会有涨有落。”
性急的乔治·桑差点叫喊起来，没有舒适、温暖的住处，如何度过冬天。她原先设想温馨的家庭生活现已成为泡影。
她气冲冲地写信给巴塞罗那的法国领事，抱怨说：“……如果你真是诚心要租房子，脚上穿的鞋也还算新，他们才猛地打开一扇窗子，接着打开门，最后才终于下定决心，让你看房子。可那算什么房子！我认为你的马约卡人是伪装得很蹩脚的犹太人，看上去很老实，实际上完全知道该怎样偷偷地揩你的油。”
弗雷德里克并不像乔治·桑那样忧心忡忡，他完全相信会有一个奇迹出现，这是他凭着以往的生活经验——关键时总有人出来帮助。
果然几天后，乔治·桑兴奋地宣布，在帕尔玛的郊外有一幢陈设齐全的房子。这时弗雷德里克真想弹一曲庆贺一下，只是身边还没有钢琴。
他们一行兴致勃勃地赶到那里，进屋一看才大吃一惊：屋里只有几把硬面椅子，几只火盆上留下了黑黑的污垢，那只所谓的床也只是用木凳支撑起来，睡上去准会发出“咯吱”的呻吟声。
弗雷德里克总觉得有一股冷风不停地吹来，不由得咳嗽起来。原来大部分窗户上都没有安玻璃，有的连窗框都没有，只是一个大窟窿。
刚刚逃出了充满嘈杂声的作坊，现在又进入了一个倒楣的“风洞”。
乔治·桑看着弗雷德里克，然后施展出她的社交能力，花了一笔钱，暂时将这“风洞”整理得像一个家的模样。爱幻想的弗雷德里克依然想着另一处过冬的房子，那是帕尔玛以东的瓦尔德摩萨卡尔特修道院。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着：
我可能要搬到一个非常美妙的修道院里去住，那是世界上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依山傍海，有棕榈树，有一个公墓，一个十字军的教堂，一处清真寺的废墟，还有许多千年的橄榄树。哦，我最亲爱的，我越来越有活力了。我的身边充满世界上美好的事物。我觉得身体也好多了。
有时乐观的情绪往往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憧憬，条件简陋的“风洞”也变得那么可爱。
弗雷德里克的胸中涌动着一种强烈的创作**，他焦急地写信给远在巴黎的普雷耶尔，“钢琴还没有运到，您是怎样发运的？是通过马赛，还是通过佩皮尼昂？向往有音乐，但我没有弹奏，因为这里没有钢琴。”
没有琴声就意味着是一种残酷的折磨，这对于弗雷德里克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天天在盼望，但盼来的是冬天第一场可怕的大风。
这时“风洞”显示出名副其实的威力，一阵阵寒风无情地卷走了可怜的遮挡物，肆虐地闯入屋内，纸片在屋内飞舞，门窗发出“吱吱”的呻吟声。
冰冷的雨水渗透了薄薄的墙壁，泛出一块块黄色的丑恶图案。乔治·桑用尽全身力量才好不容易遮住窗户，但屋里的木炭火烟味弥漫了每个角落。
弗雷德里克可怕的咳嗽声愈益刺耳，开始咯血了，这引起了乔治·桑两个孩子的惊叫。
乔治·桑反而冷静下来，担当起看护病人的全部职责，不辞辛苦地日夜看护。
弗雷德里克有时醒来，动情地抚摸一下倚睡在一旁的乔治·桑。
他给友人信中风趣地说：“最后两星期我病得像条狗……我请了全岛上三个有名的医生：第一个嗅了嗅我吐出来的东西，第二个在我呕吐的部位敲着听诊，第三个说我就要死了。”
弗雷德里克的咳嗽声惊动了房东和当地居民：这是令人恐怖的传染病。房东立即下了逐客令，并要求赔偿损失——那些被病菌感染上的家具和床单。
乔治·桑扶着虚弱的弗雷德里克只好暂时住进了法国领事馆，几天后（12月15日）搬进了“风景最优美”的修道院。
住在修道院里的卡特尔会僧侣早已被解散，修道院曾被改造为一家旅馆，现在可是空荡荡的，无人管理。弗雷德里克等人住的三间房子仍然保持着原先修道院洞穴式的结构。
乔治·桑里里外外忙碌着，购买家具、褥垫、新式火炉等等，并设法找来一架旧钢琴，好歹能发出走调的琴声。
当地的食品很糟糕，面包被雨淋坏了，鱼有了一股异味，牛奶里搀了水，鸡瘦得可怜。
请来一位当地的女管家，天天端上餐桌的都是以猪肉为主食，连甜点心里也搀有猪肉。弗雷德里克只要一闻到这甜腻腻的怪肉味，胃里就像打翻了各种各样的调味品，一股难忍的酸味直冲喉咙。
乔治·桑只好亲自下厨房，尽力变花样，引起弗雷德里克的食欲。
她去城里买菜，就要坐马车在泥泞的路上颠簸好几个小时，还要与菜贩子讨价还价。
有一天她发现前来帮忙的女清洁工身上长着虱子时，才感到事情严重了。于是打扫房间和收拾房间的家务担子也落在了她的身上。
弗雷德里克生病时脾气变得难以捉摸，不能弹钢琴，无法创作，整天躺在床上很无聊。但他冷静下来时，又为乔治·桑的辛劳而感到内疚。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她照顾我时从来不知道疲倦……她不得不一个人看护我，上帝不让我们同西班牙医生打交道。她为我铺床，打扫我的屋子，给我准备牛肉茶，为我牺牲她自己的一切，也收不到任何信件，还得照顾两个不服水土的孩子，他们更需要母亲的照料。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想想吧，她还在写作。”
卧床休息、注意饮食的传统治疗使弗雷德里克的身体渐渐好转，同时也证明了乔治·桑的耐心和毅力的胜利。房间里第一次响起了走调的琴声，虚弱的弗雷德里克还以为自己的耳朵也出了毛病，不过他马上集中精力，又开始去捕获瞬间会消逝的灵感。
乔治·桑白天忙着繁琐的家务事，下午带着两个孩子到外面去散步。
当他们捧着采集来的野花绿草回家时，修道院里已是黑洞洞的，只有一盏昏暗的油灯还显示着有点生气。当三大间的屋子里只剩下弗雷德里克一人时，既是他创作的黄金时间，也是他感到十分孤独、冷清的时候。
一天晚上，当她和两个孩子推开弗雷德里克房门时，只见他像一座雕像在黑暗中坐着，两只手还放在琴键上，两眼盯着前方。
又过了几分钟，弗雷德里克才醒悟过来，“他不自然地笑了一下，便向我们弹起了他刚刚写出来的神圣产物，或者不如说弹的是那孤独、忧郁和恐怖的一小时里攫住了他的令人惧怕而又悲痛的乐思。”
乔治·桑在《我的生活史》中还回忆了另外一件事：
一场暴雨淹没了道路，怒气冲冲的迷路车夫粗暴地把乔治·桑和儿子赶下车。眼前是一片可怕的大水，浑身湿透的母子俩还舍不得扔掉进城买的菜，在黑暗中挣扎着向前。
窗外是漆黑一片，弗雷德里克焦急万分，也不知乔治·桑和儿子会发生什么事。
他拼命地弹奏起钢琴，以此来宣泄心中痛苦煎熬的感情。
他在恍惚中好像看见了恐慌的乔治·桑拉着儿子，一个趔趄倒在浑浊的大水中……
他的琴声在飞快地滚响着，神秘的大自然已融合在他的琴声中。
他觉得浑身冰冷，好像掉进了一个湖里，身子在一个劲地往下沉降，一串冰凉的水珠却又落在他的胸脯上。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修道院的走廊里终于有了跌跌撞撞的脚步声，乔治·桑和儿子又累又冷，浑身湿透了，脚上靴子早就丢失了。
这时乔治·桑还首先想到的是弗雷德里克，挣扎着推开房门。
弗雷德里克突然疯狂似的喊叫了一声，瞪着眼睛，用一种很奇怪的声音说：“我以为你们都死了。”
后来他告诉我说，在等待我们回来的时侯，他在梦幻中看到了我们遇上的情况，这时他已经分不清什么是梦境，什么是现实，弹着琴就不知不觉睡着了……我提醒他可能是雨水落在屋顶上的淅沥声，把他带入了梦境。他说他什么也没有听见。
一个钢琴家和一个女作家的爱情故事已进入了一个**，但倒楣的事还是接踵而来。
弗雷德里克盼望已久的法国钢琴终于运到了帕尔玛，这一回乔治·桑可尝够了当地港务局官僚主义的苦头。在十几天的交涉中，她被对方傲慢无礼的态度气得脸发白。弗雷德里克仍是绅士风度，不疼不痒地责怪了港务局几句。乔治·桑后来回忆说：
为了取回一架我们从法国托运来的钢琴，港口要我们花700法郎；这个数目实际上等于我们买这架钢琴所花的钱。我们决定把它运回去，他们不同意；把它留在港口，等待下一步的通知，也不同意；把它运出城，避免交纳比海关税还要高的保管费，说是违反规定；把它留在城里，避免交纳与进口税不同的出口税，又说是不可能的；把它扔进海里，我们顶多只能这样处理，那还需要我们证明自己是这架钢琴的主人。
经过半个月的争吵，他们才同意我们把钢琴从一个关卡挪到另一个关卡运出城，这样总算把事情解决了，共花了400法郎。
新钢琴搬进来了，弗雷德里克的心情也好多了，这多亏了乔治·桑的一张伶俐的嘴和辛勤的双腿。
随着乐稿渐渐增多，弗雷德里克的琴声也显得那么柔和动听。“……
他写出了他的小品中最美妙的曲子；他很谦虚地把它们称为‘前奏曲’，这些曲子都是精品。其中几首使人仿佛看到了那些早就死去的僧侣，听到了那些回荡在他胸中的挽歌，其他几首的情调有的悲伤，有的甜蜜。”
“这些前奏曲都是他在身体健康、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酝酿成熟的；窗下回响着孩子们嬉戏的笑声，远处吉他传来的拨弦声，栖息在被雨水淋湿的枝桠上的鸟儿的鸣啭声。”除了前奏曲之外，弗雷德里克还创作了《升C小调谐谑曲》、《波洛涅奈舞曲两首》、《E小调第二玛祖卡》等等。
1839年2月，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准备实施酝酿已久的计划：离开这个“风景最优美”的鬼地方。
冬天里的琴声消失了，修道院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
3. 甜蜜的爱情生活
诺昂是一个典型的法国小乡村，周围是一片树木稀疏、风景优美的平原。辽阔的天空和夕阳下的地平线，使弗雷德里克不由得想起玛祖卡舞曲和遥远的故乡。
多么可爱的村庄，“到外都是夜莺和云雀的歌声”。
1839年6月，弗雷德里克第一次来到诺昂，眼前的这座乡村别墅是祖母留给乔治·桑的。乔治·桑又扮演起女庄主的角色，每天都要处理庄园里大大小小的事情，甚至还同雇工们讨论养蜂和种菜的问题。
弗雷德里克也想享受一下有规律的温馨家庭生活，尽力抛弃帕尔玛的那段可怕记忆。假如当时法国就有离婚和再婚的法律，那么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很可能在这幢别墅里度过新婚之夜。
现在弗雷德里克只好坚持声称自己是一个房客，在他人面前总是有礼貌地称呼乔治·桑是“我的女主人”，并用“您”的尊称与她说话。
乔治·桑则模仿波兰语，戏称弗雷德里克是“肖邦斯基”，并在弗雷德里克的指导下，结结巴巴地拼写波兰语，“亲爱的老伴，我很爱你”，用此开头语给一位波兰伯爵写信。
每天早晨起来后，大家各干各的事，傍晚聚在花园里共同用餐，接待来访的朋友，聊聊天，谈谈新闻。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乔治·桑一直很担忧，认为他“既没有大病，也不见好……他以后一辈子都断不了小灾小病的”，并亲昵地称他是“我的老病号”。两个孩子上床睡觉时，乔治·桑劝说弗雷德里克也去早早休息。然后自己坐在书桌前点起油灯，在稿纸上展开了丰富的形象思维。
恬静的夏季生活快要过去了，重新返回巴黎的事提到了餐桌上来讨论。
巴黎的朋友也在为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一家的两套住房四处奔波，于是巴黎与诺昂频繁的来信上大都是有关住房的内容。
最后还是由弗雷德里克决定了自己的住房地点——特龙舍街5号，并在写给巴黎朋友信中详细地提出室内装潢的意见：
请选用我用过的那种墙纸，紫灰色，光滑发亮，有墨绿色窄边。客厅的墙纸换别的颜色，但要令人愉快……颜色淡雅素净一点儿的……既不花哨，又不俗艳。谢谢你想到了仆人的住房，这是非常必要的。
弗雷德里克还要巴黎的朋友为乔治·桑一家找一套租房，他提出了不少的具体意见，并画了一幅图——很挑剔的住房周围环境。最后确定住处的地址是皮加勒街16号，这是一套有两间花园小凉亭的住房。
10月中旬，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分别住进了巴黎的新居。
5个月前刚从帕尔玛返回巴黎的途中，已有朋友打听到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的地址，写信来问弗雷德里克何时返回巴黎，并代问桑夫人好。
这可以想象得出在巴黎关于他俩的事已经被加油添醋地渲染了一番，因而迫使弗雷德里克退掉原先在昂丹河堤街的房间，然后去了诺昂乡下的别墅。
现在他重新在巴黎露面，关于与乔治·桑的风流韵事，已失去往日诱人的神秘感，大家都以微笑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
每天下午4时，弗雷德里克教完课，就会坐上马车去皮加勒大街16号。
夜幕降临了，皮加勒街16号成了一些名流人士聚会的地方。乔治·桑招待的朋友有巴尔扎克、海涅、勒鲁、德拉克洛瓦等人，而弗雷德里克的朋友则是音乐界的有名人士和流亡在巴黎的波兰贵族。
在充满笑语和友情的聚会上，弗雷德里克显得很高兴，乔治·桑则故意绷起脸说：“谁要是在这个音乐晚会上玩得不高兴，就把谁扔出窗外。”
有一次前来聚会的贵客中出现了伊格纳兹·莫舍莱斯，他曾在贝多芬辅导下把后者的歌剧《菲岱里奥》改编成钢琴乐谱，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达10年之久，1824年在巴黎曾经教过门德尔松的钢琴。
莫舍莱斯原先对后起之秀弗雷德里克的音乐作品不大赞成，他曾特地试弹了1833年出版的弗雷德里克练习曲，并写信给门德尔松说：
作品的新颖独特和主题的民族特性使我十分佩服，但他那些粗糙而缺乏艺术性的转调对我来说难以PGN0156接受，脑子里一迟疑，于是手上也就笨拙了。总的来说，我觉得他的音乐听了使人发腻，过于纤柔软弱，很难说是一个深沉的音乐家的作品。
两年之后，经过一番研究，莫舍莱斯仍然坚持认为，弗雷德里克“为钢琴家写出的都是新颖独特、令人陶醉的音乐。但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不喜欢他写的矫揉造作和生硬别扭的转调……无法流畅地弹下来。”
莫舍莱斯终于有机会聆听弗雷德里克的亲自演奏，那是在他的亲戚银行家奥克斯特·列奥家里。刚返回巴黎不久的弗雷德里克应邀前往赴晚宴。
弗雷德里克演奏了近一年以来的新作品，大为震惊的莫舍莱斯这才完全改变了以往的看法，他坦率地承认，“我第一次理解了他的音乐，明白了这音乐为什么使妇女听了如醉如痴。”
他在日记上写道：“我始终掌握不了的那些粗糙而缺乏艺术性的转调，这次听起来一点都不讨厌，因为他用一双精灵般的神手不知不觉就流畅地弹了过去，他的指触如呼吸般轻柔……他的演奏始终具有德国钢琴学派要求钢琴家弹出的管弦乐效果……在众多的钢琴家中，肖邦是独一无二的。”
听了莫舍莱斯发自内心的赞语，弗雷德里克也向他表示了仰慕已久的心情。他俩一起演奏了莫舍莱斯的《降E大调四手联弹奏鸣曲》，使得贵客们大为高兴。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法国国王的皇宫里。
10月29日晚上9时，在圣克鲁宫外面的绵绵雨幕中停下了一辆豪华马车，穿着制服的皇宫侍者彬彬有礼地拉开车门，恭迎弗雷德里克与莫舍莱斯进宫。
路易·菲力浦国王一家坐在客厅里，饶有兴趣地听了这两位享有盛誉钢琴家联弹的奏鸣曲。国王听了一遍后觉得不过瘾，请他俩把“行板”乐章再次演奏一遍。
莫舍莱斯回忆说：“肖邦弹的是低音声部，他每次都坚持要弹这一声部。”显然弗雷德里克在这位早就成名的同行面前表示谦让。莫舍莱斯也谦虚地说：“我想一定是他在奏鸣曲的整个演奏过程中表现出的热情感染了国王一家，他们对我俩赞不绝口。我们像亲兄弟一样为通过两个人才华的结合而取得的成功感到自豪。两个人都没有故意炫耀自己，也没有一丝妒意。”
巴黎上流社会人士都想欣赏一下他俩联手演奏，纷纷发出盛情邀请，一时成为时髦的风气。
莫舍莱斯返回伦敦之前，应邀来参加了皮加勒街的聚会。晚餐后，弗雷德里克演奏了自己的作品《降B小调奏鸣曲》。这是他一生中创作的三首奏鸣曲中最为成功的一首，这是一部宏伟、悲壮、史诗般的套曲，演奏时一直在飞快的速度中进行的。
莫舍莱斯已注意到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相当虚弱，后者不时地用香水浸过的手帕擦擦额头，甚至服用滴在白糖上的鸦片汁来止疼。
弹完奏鸣曲后，弗雷德里克明显地支撑不住了，只好抱歉地对莫舍莱斯点头示意，让他的学生阿道夫·古特曼代为弹奏《升C小调谐谑曲》。
晚上客人走后，乔治·桑收拾了一番，然后坐在书桌前，重新整理前几天晚上写的文稿。
1840年弗雷德里克度过30岁的生日之后，乔治·桑也交出了第一个剧本《柯西玛》，这是法兰西剧院约她写的。
也许她过于看重自己写的东西，便一次次否定了剧院提出的女主角扮演者，想让老朋友玛丽·多瓦尔出演。这引起剧院方面的不满，总是以各种借口推迟排练的时间。
乔治·桑受不了这份窝囊气，大吵大闹起来。弗雷德里克好不容易劝住她，才没把这个剧本让给其他剧院排演。
但是法兰西剧院偏偏再次延迟排演，乔治·桑便把一肚子的火气转向弗雷德里克，抱怨说：“我那该死的小肖邦真惹我生气。”
弗雷德里克的耐心和善意终于有了结果，4月29日晚上剧院决定首次演出《柯西玛》。
乔治·桑觉得很有信心，确信舞台上的戏剧冲突和感情漩涡情节足以征服观众，拒绝雇人来捧场。
但是这出戏公然宣扬传统婚姻道德的叛逆者，损伤了许多戏剧爱好者的感情和自尊心，剧场里观众席上不时响起“嘘”的声音。
演员不断念错台词，扮演女主角的玛丽·多瓦尔也只好勉强支撑着，恨不得大幕马上落下来。
首演的失败像一把粗盐撒在乔治·桑流血的伤口上，她又气又急，流下了无可奈何的泪水。
这时弗雷德里克扮演起善良牧师的形象，反复劝说，并抓住她不平衡的心理，指责观众不懂得高雅艺术。
渐渐从失败阴影中走出来的乔治·桑回想起这段倒霉的日子，就十分感谢弗雷德里克，以钦佩的口气说：“他善良得像个天使”，“如果没有他那深沉细腻的爱情的关怀，我早就丧失信心了。”
两年的爱情生活就这样互相搀扶过来了，弗雷德里克感谢她在生活各方面的良好照顾，而乔治·桑则用诗人的口气说：“在所有天才人物中，还是他最温柔、最谦逊、最有涵养。”
这三个“最”字不知还能延续多久，完美无缺的形象终究要显露出原先被优点所掩盖的短处。
4. 诺昂消夏
1841年春，李斯特趁出国旅行演出间隙回到法国，他给乔治·桑带来了一个精美的礼品。
“烟斗……”
乔治·桑知道弗雷德里克的眼睛在人群中盯着这件礼品，但她还是有礼貌地收下，并表示感谢。
来客们的话题也自然围绕着李斯特近来在欧洲各地演出取得成功一事。不知谁提议弗雷德里克也应该再破例一次，重上舞台公开演出。
乔治·桑看看弗雷德里克被众人劝得有些招架不住时，她又觉得这位天才钢琴家活得真累。不过她担心这场音乐会可能会提前夭折。
果然弗雷德里克后悔了，他想躲避这场公开演出。但音乐会门票大部分已被售出去了，尽管票价很高，热心的听众还是想听听这位不爱露面的钢琴大师的琴声。
弗雷德里克开始耍起小孩子的脾气，绷着脸不准出售剩余门票，也不准张贴广告和印刷节目单。特别是准备同台演出的著名女高音不能前来时，他干脆想撕毁演出合同。
这时乔治·桑施展出浑身解数，像哄孩子似的抚摸着弗雷德里克的头发，她觉得这个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的钢琴大师真是又可笑又可爱。
凭着她的社交才华，邀请来了另一位著名的女歌唱家和小提琴手，这也算是为弗雷德里克争回了面子。
1841年4月26日，罗舍舒瓦尔大街的普雷耶尔大厅门前，出现了一辆接一辆的豪华马车，众多的社会名流和贵族阶层人士纷纷亮相。
台阶上的红地毯，摆放在两边的鲜花和恭候在门边的音乐会组织者，这一切都表明了今晚上弗雷德里克的显赫地位和名声。
李斯特一时来了灵感，执意要说服《音乐报》的编辑，由他来写这场音乐会的评论。
曾经呼吁“出来吧，肖邦”的音乐评论家勒古维只好把这个变动告诉了弗雷德里克，并安慰地说：“这对公众、对你个人都大有好处。”
弗雷德里克也觉得不能再分散注意力，便回想一下等一会就要演出的乐曲：《F大调叙事曲）、《A大调波洛奈兹》、《四首玛祖卡舞曲》和《升C小调谐谑曲》。
他每次弹完一曲，全场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演奏结束后，热情的听众仍然拼命鼓掌，希望他继续弹下去。他只好加演了练习曲、前奏曲和夜曲等等。
李斯特撰文称赞弗雷德里克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弹奏充满了“哀伤、深沉、圣洁，像梦幻一般”。
《法兰西音乐》刊登未署名的文章认为，“肖邦写的钢琴曲可以同舒伯特写的歌曲相媲美……可以说肖邦开创了一种钢琴演奏和创作的新的流派，没有人能超过他的指触的轻柔和甜美，迄今为止也没有人能超过他写的音乐；他的音乐新颖独特、高雅迷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任何其他人都无法和他相提并论。”
这个评论似乎把弗雷德里克拥抱得过于亲热了。不过也有可能弗雷德里克经历了几次生与死的较量，以及再次尝到爱情的滋味，对人生哲学的理解也更为深沉些，这些对于他的音乐创作和弹奏都有着某种深刻启示。
在弗雷德里克的周围已逐渐形成了一个崇拜他的学生圈子。
出生于德国的学生阿道夫·古特曼已成为弗雷德里克的杂务总管，直到后者去世前，他仍然守护在老师的床榻边。他15岁时就跟着老师学琴，他长得高大粗壮，一双大手下流淌的音乐却很纤美、细腻。为了免除他的服兵役，弗雷德里克亲自写信给一位权威人士，请求让这位有发展前途的学生继续留在巴黎学习。
有一位崇拜者后来成为英国皇家曼彻斯特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查尔斯·哈莱爵士（1819—1895），他17岁时赶到巴黎想跟从卡尔克布雷纳学琴，但未能通过面试。在一个银行家的客厅里，恰巧聆听了弗雷德里克的琴声。他回忆说：
我仿佛被带进了另一个世界，原来对卡尔克布雷纳的想法全都烟消云散了。我坐在那里如醉如痴，心里充满了惊叹和感慨；那时候即使客厅里突然站满了飞来的精灵，我也不会再感到惊讶了……最后我都要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在众多的女学生中被弗雷德里克所器重的是安娜·卡洛琳娜·德·贝勒维伊—乌雷，她来自维也纳，以后成为解释弗雷德里克·肖邦作品的著名演奏家。
弗雷德里克很欣赏她的才华，常常把自己的作品先请她试弹一遍，然后再考虑发表。
她结婚后，弗雷德里克回信说，“那首《小华尔兹》，是我乘一时的兴致，信手为您写的。请保存好，我恳求为自己，我不想公开发表。然而，我渴望聆听您演奏它，并出席您的豪华的宴会……”
由于他的名声很大，通过各种途径想拜他为师的各种各样的学生相当多。波兰诗人维特维茨基也凭着与弗雷德里克的特殊关系，戏称他为“我亲爱的小白脸”，并介绍邻居母女俩前来学琴，还规定好时间。
对此，弗雷德里克无法拒绝。他教课方式继承了当初他的老师良好的传统，努力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增加灵活多变的思维能力。让学生弹奏的乐曲并不局限于自己的作品，其他音乐大师克莱门蒂、胡梅尔、贝多芬、莫舍莱斯、希勒、李斯特等等的作品也常常作为教授内容。
繁多的教课也耗费了弗雷德里克的不少精力，他感到身体支持不住时，只好派仆人去告诉学生，无法前来教课。
这时乔治·桑就会劝他暂时停下工作，并想出各种亲昵爱称，“肖皮诺”、“肖普”、“奇普肖普”等等，这些法语和波兰语的混合发音也会起到增加奇妙的安慰乐趣。
一年一度的消夏时期又到了，弗雷德里克跟随乔治·桑一家去了诺昂乡下别墅，一住就是4个月。
这期间一台新的普雷耶尔钢琴运到了诺昂乡下，弗雷德里克的音乐创作进展顺利。平静、温馨的家庭生活正是他与乔治·桑一直盼望的。
乔治·桑在半夜里创作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这时她已进入了一生中第二个创作阶段（前期为爱情悲剧小说），即空想社会主义小说。
继《木工小史》之后，这时乔治·桑正在创作《康絮爱罗》，如果说该小说的乌托邦诗情般的描写，折射出这时作者与弗雷德里克共同度过宁静的田园生活情趣，那么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平民形象也不妨看作是作者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人物。
弗雷德里克无暇去过问乔治·桑创作的缘由是什么，天天还是忙于自己的创作，有时甚至到凌晨才离开钢琴。不过他还是关心乔治·桑，为她这部小说的音乐方面内容提供了慷慨帮助。
乔治·桑微笑着接受了这种象征爱情的温暖，作为回报的方式是将弗雷德里克潦草的乐谱纂写得干干净净，就像她亲手为他梳洗了一次乱蓬蓬的头发。
也许是受到弗雷德里克琴声的影响，乔治·桑在以后第三阶段创作的田园小说中也融进了一种朦胧的浪漫主义情调，并时常出现带有音乐术语的描写。
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之间的相互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其中包括了思想感情、价值观、伦理道德、行为方式等等各方面。
尽管没有充分理由相信弗雷德里克与出版商讨价还价的无情模样，是完全受到乔治·桑的影响。但他与她的庞大生活开支需要源源不断的金钱收入，或者说他的显赫名声和地位也已足够使他有资格掂掂出版商的钱袋。
说起韦塞尔，他是个混蛋、骗子。你给他回信，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但要告诉他，我不想转让我的《塔兰泰拉舞曲》的版权，因为他没有及时把它寄回来，如果说他因为我的作品赔了钱，那一定是由于他给作品起了愚蠢的标题，尽管我不同意……
奇怪的世界！马塞特是蠢货。佩勒坦也是蠢货。马塞特知道了帕切尼的《圆舞曲》，也知道我已答应《音乐报》。我不想先下手对他采取任何步骤。如果他不同意伦敦版权的价格是600法郎（我们一般手稿在他那儿出版价为300法郎），3×5=15。那样，我这么多作品只有1500法郎，这是不行的。
……无法让我把《练习曲十二首》或者《钢琴演奏法》以300法郎出售给他，而必须要给600法郎。同样，我寄给你的那首《协奏曲》的快板乐章，付300法郎的价格给他，同他从前出版过的这类作品一样。
这些写给友人信中所出现的“极端”词语，在弗雷德里克以前的信中很少出现，现在他毫不犹豫地对“经纪人”发出一个个指令，这与窗外诺昂的大自然美丽风景似乎很不相称。他讨厌这些唯利是图的出版商，谈起他们的名字就像看见苹果布丁蛋糕中的苍蝇。
在以上信中提及的不少乐曲都是这次到诺昂来创作的，他很看重这些“分娩出来的孩子”，相信它们在乐坛上将显示出炫目的光芒。
精明的出版商也习惯了天才钢琴家的脾气，仍然以优美的词语连缀成一封封信，恭请弗雷德里克“赐稿”：“亲爱的朋友，您曾答应在某天同我见面，谈一谈您的那些现在藏在皮包里，或者将来要写的手稿……
如果我能按照您的意愿成功地把您的那些同样充满诱惑力、充满崇高精神和独特想象力的最年幼的孩子安顿得舒舒服服，我将会感到幸福。”
对于这些“乞稿”的请求，弗雷德里克已不会再引起意外的喜悦，他在回信时有时还夹上几句反过来请求的话，“我希望在签订出版这些新作品的协定之前，先生们能行行善，用三言两语告诉我有关《华尔兹》的事宜，并且根据我最近一些作品的价格寄给我应得的报酬。”
不过弗雷德里克也并非一直是高傲无情，有时他也不得不降低声调，去乞求出版商，那大都是亲朋好友托他帮助出版的事。
他的恩师埃尔斯纳曾想出版新创作的题为“彼得大帝的历史神剧”，并“希望在巴黎施莱辛格那儿出版这部作品”。
这位大名鼎鼎的出版商施莱辛格曾被弗雷德里克当众奚落过，称他是“经营良种乐谱的商人”，但现在弗雷德里克只好硬着头皮去相求。
施莱辛格彬彬有礼地回答说：“请您在给爱尔斯涅尔先生写信时转达我最美好的谢意，并为我没有接受他的仁慈的建议而表示歉意。”
弗雷德里克百般无奈只好对恩师答复说：“给您寄去几句施莱辛格的回话。我不打算用哲学的角度对犹太人的性格发表意见……”
与出版商打交道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然而4个月的诺昂消暑的日子给弗雷德里克带来了如同弹奏小夜曲的愉快。
一旦想起回巴黎，他与乔治·桑又要分开，这给生活上带来许多不便，于是他想退掉原先在特龙舍街5号的住房。
聪敏的乔治·桑一下子猜到了弗雷德里克的心思，便提出让他住到皮加勒街她住宅后的花园小屋里。
5. 他也许想过
“新年快乐！”
子夜时分的教堂钟声撞响了，随着颤动的空气传向遥远的灯火处，在黑暗的地平线上渐渐消失。
弗雷德里克两边太阳穴的血管仍在微微地一跳一颤，这是他想起又要公开演出的头疼反映。尽管圣诞树和新年烛光正显示出欢乐、喜庆的气氛，还有乔治·桑的甜蜜亲吻。
乔治·桑正设法减轻他的紧张情绪。每天早晨起来她总是端给他一杯热饮料，因为她自己有这个时候坚持饮喝的习惯。
“我的老病号”只要有异常的情况，乔治·桑总是毫不犹豫地跳上马车，直奔医生的住宅。
有时皮加勒街16号的门外停着一辆豪华的马车，是乔治·桑特地安排送弗雷德里克去学生家上课的。她精明干练的效果还表现在提高了每小时授课的费用，由原来的20法郎上升为30法郎，理由很简单也很充足，因为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和名声决定了这一切。
远在华沙的尼古拉夫妇在元旦前曾来过一封信，谈起李斯特和乔治·桑夫人要来华沙拜访一事，这不能不引起两位老人心里的一阵波动。
对于儿子和乔治·桑之间的事，尼古拉夫妇似乎一直相信是陌生的后者以慈仁的胸怀照顾了他们的儿子。但作为父母又不能冒昧地表示自己的态度，只好暗示儿子：如果有人问及华沙“拜访”一事，做父母的没有从儿子信中得到任何消息。
不过对于声名俱增的李斯特将要光临一事，两位老人则十分高兴地说：“将提供钢琴为他的演奏助兴。”家里的这架钢琴正是弗雷德里克以前一直使用的，两位老人惋惜地说：“这架钢琴曾经是那么悦耳动听地表达过你的灵感（那幸福的时刻已一去不复返了）。”
弗雷德里克心里明白以上这些忠告，采取明智的办法就是回避谈论此事。乔治·桑是否有过去华沙的念头，这让历史学家去考证吧，眼下她要做的事很多。但是她无法根本改变弗雷德里克公演前的一种害怕好像要被淹死的恐惧心理。
1842年2月21日，乔治·桑好不容易为弗雷德里克挑选了一套演出服装，后者却仍然不满意，后来干脆把几套精心制作的演出服装都扔在床上，像孩子似的赌气。最后还是身材高大的古特曼服装被他看中了，似乎只有这样宽大的衣服才能容纳下他的演出前紧张、烦躁的情绪。
这一天乔治·桑和女儿也做了一番打扮，她们也要去普雷耶尔大厅公开露面，享受一下聆听弗雷德里克公开演出的热烈气氛。
敏感的记者则喜出望外，因为这是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新闻花絮。
果然乔治·桑和女儿一出现，就引起了许多听众的窃窃私语和忌妒的目光，仿佛她俩才是今晚上音乐会的主角。
乔治·桑并不觉得难堪，她很有风度地提着衣裙，在众目睽睽之下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当舞台上琴声响起时，乔治·桑才真正明白弗雷德里克征服听众的魅力是如此的惊人。她顾不上观察他人，自己也很快沉浸在这诗意般的浪漫音乐世界之中。
弗雷德里克表演了即将出版的《降A大调叙事曲》，几首玛祖卡、夜曲等。
《音乐报》的评论家已无法再找到适当的词语来表达崇敬的心情，只好充满感情地说，在弗雷德里克的手指下，“钢琴变得那么驯服，那么新颖，完全听从于一位温柔多情的天才的炽热情感的调遣。”至于那首叙事曲“纯粹是诗，是一首被妙手化成音响的诗”。
《法兰西音乐》则是以通讯的形式报道了这次音乐会，不厌其烦地描绘众多社会名流和贵妇人、小姐的装束、容貌，以及音乐会的高贵典雅的气氛，由此来烘托弗雷德里克的“伟大”涵义。
乔治·桑也得意洋洋，她认为这么多到场的名流人士是为了向弗雷德里克致敬，崇拜他的天才，5000法郎的门票收入就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给“这位最完美、最优雅的音乐家”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乔治·桑准备重新修整一下诺昂别墅的房间，使其成为与弗雷德里克地位相符合的音响工作室。
但是弗雷德里克的心情好不起来，因为这次成功的音乐会举办时，他的第一位钢琴老师阿达尔贝·瑞夫尼去世了。瑞夫尼未能在临终前最后一次聆听自己一生中最得意学生的琴声，不过他的灵魂得到了安息，因为在弗雷德里克的琴声中也融进了他的感情和笑语。
远在华沙的父母身体状况也令人担忧，尼古拉的哮喘病又复发了，朱丝蒂娜的眼睛也老花了，看不清字了。不过她还是坚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儿子的思念：
经过整整三个月，我们总算收到了一封你的来信。你开了一场音乐会，我们在报上读到了你准备举行一场音乐会，后来得知你真的已经开了，你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我们都觉得很别扭。那么长一段时间，你不可能没有一点空闲来向父母谈谈你自己的近况，问候一下两位老人。你伤了我们的心，但我肯定你不是故意的。亲爱的孩子，你别忘了你的父母活着全是为了你们几个孩子，他们每天都要祈祷上帝保佑你们健康、幸福。
在父母的心目中弗雷德里克是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大小事都要令人操心。因此弗雷德里克未能把开音乐会这样的大事向父母汇报，在过去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现在弗雷德里克已是过了32岁生日的男子汉了，并有乔治·桑细致入微的照顾，以往的孤独、沉闷的单身汉日子已远离了，似乎不会再重现。
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感情依然渗透在他的琴声里，那忧郁、悲伤的旋律里交织着他对过去的眷恋和某种思考，有时他也仿佛又重新回到了充满阳光的家园。
远在华沙的亲人有时会意外收到弗雷德里克托人捎来的不同的礼物：老花眼镜是给年迈的父亲，书籍和版画等礼物在姐妹手中能看上好半天，至于精巧的玩具当然是小外甥最喜欢的，母亲珍藏的一枚镶着宝石的戒指是儿子献上的一片孝心。母亲的来信也同样使乔治·桑感到很不安，因为弗雷德里克又病了，躺在床上发出的呻吟声好像在责备自己。
乔治·桑不敢轻易离开床边，守护了整整几个夜晚。弗雷德里克稍稍好转时，她就劝说弗雷德里克回到诺昂乡村去。
5月份大自然恩赐的清新空气和温暖气候在弗雷德里克的身上产生了良好效果，他苍白的脸上开始出现了淡淡的红晕。乔治·桑高兴地拥抱着弗雷德里克，在他的额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这时他与她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位好朋友欧仁·德拉克罗瓦（1798—1863），他是法国画坛上著名人物。
乔治·桑在给德拉克罗瓦的邀请信中，一口气写了8遍“来吧”，并排列成一首诗句。她的儿子也是德拉克罗瓦的学生，又接着把“来吧”
写了22遍，也同样组成诗的格式。最后，弗雷德里克幽默地写道：“如果把第一节诗和第二节诗相乘”，那么“1000个‘来吧’得出的是1000个邀请”。
从当时的美学思潮来看，德拉克罗瓦坚持浪漫主义，与官方的古典主义学院派相抗衡，因此他与弗雷德里克、乔治·桑在艺术创作上有着许多共同语言。
作为画家的德拉克罗瓦一生中创作了近万件作品，其中有1000幅油画，7000幅素描，500多幅色粉笔画与水彩画等等。其中这么多的素描里就包括了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的双人肖像，那是1838年夏天的事。
于是弗雷德里克与德拉克罗瓦第一次见面了，后者对前者的演奏很钦佩，自然很高兴为他和乔治·桑画肖像。
这幅画也许是他俩惟一的一幅双人肖像，然而随着他俩后来的分手，这幅画也被裁割成两半。法国卢浮宫收藏的是弗雷德里克的一半，另一半（乔治·桑）由哥本哈根汉森家族收藏。
人们喜欢在多才多艺的德拉克罗瓦名字前加上许多定语：画家、作家、评论家、理论家、美术史家。他被公认为著述艺术问题的最有独创性的作家之一，正是在这点上他与乔治·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对此，弗雷德里克起初感到很别扭，一种酸溜溜的味道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但是随着与德拉克罗瓦的接触时间长了，弗雷德里克的心里也渐渐平衡了。
德拉克罗瓦的自画像（1823）上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廓，不加修饰的头发稍稍掩盖了耳朵，一双浓眉下的眼睛透出坚毅的神色，上嘴唇浓密的八字胡子显示出男性的魅力。
弗雷德里克在他面前更显得柔和纤美，尽管前者自小就有素描的才华，却一直没有兴趣去发展。现在看到德拉克罗瓦的作品，弗雷德里克的心就会受到某种伤害，一种混合的复杂感情油然升起。
德拉克罗瓦从小学过小提琴，很爱好音乐，加之他很高的艺术修养，能够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和欣赏弗雷德里克的演奏和创作。
弗雷德里克面带微笑接受了德拉克罗瓦的真挚褒奖，但不愿为对方作品说一句评价。其中原因之一他不喜欢怪诞、迷惑、色彩斑斓的浪漫作品，刻板的传统美术作品才能引起他的一时兴趣。这与他在音乐王国里新颖、自由、大胆的浪漫主义创作似乎互相矛盾。
6月初，诺昂别墅里第一次传出了德拉克罗瓦的笑语声，弗雷德里克和乔治·桑都显得很高兴，乔治·桑以女主人的身份摆出了丰盛的晚餐。
在林荫下散步时，音乐、绘画仍然是弗雷德里克与德拉克罗瓦谈论的话题。
德拉克罗瓦是一位举世公认的美术色彩大师，他坚持认为色彩与音乐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绘画引起完全特殊的感情，那是任何其他艺术不可能引起的，这种印象，是由色彩的一定的安排，光与影的变化，总之一句话，是那种可以称之为绘画的音乐的东西。”
弗雷德里克是否同意他类似的观点，这并不重要，因为在弗雷德里克的音乐创作中一直很重视音乐画面形象，况且音乐本身就是完全表达感情的，是从作者灵魂的深处倾泻出来的。
这次在诺昂消夏期间，弗雷德里克的创作又有了新的成果：三首玛祖卡舞曲、《降G大调第三号即兴曲》、《F小调第四叙事曲》等等。
其中《A大调波洛奈兹》是他创作的波洛奈兹中最杰出的一首，渗透着刚毅的精神，表现出顽强的反抗精神，对斗争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乐曲中的几个主要音乐形象很鲜明，中段富于标题性，描写了战斗厮杀的场面。
这首乐曲的构思显然不同于其他的作品，也难以想象这竟会出自于一个虚弱的浪漫钢琴家之手。甚至有人认为这一年他的创造力达到了顶峰。
诺昂别墅成了激发他灵感的幸运之地，也是他与德拉克罗瓦等朋友愉快聊天的消夏胜地，不过他是否想过总有一天他不再属于这里的“房客”？
他也许想过，也许暂时不愿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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