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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一些文人创作大都直接间接、有意无意、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透露出自我写照的意味，更有些文人创作径直以文士做为主角，然总未有象传主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那样，是以一个时代（从明咸化末年到万历二十三年，长达百余年）的许许多多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文士做为描写的主要对象。而且，又是选择了这些普普通通的文士的极其平凡的日常生活内容做为描写的题材，全然摆脱了我国古代小说的传奇意味。同时，吴敬梓还独创地运用了极其精湛的白描艺术，看似平淡而极隽永地对这些士人的生活情趣、思想面貌做了如实的摹写。从这些方面看来，《儒林外史》在我国小说中自有其独特的地位。然而，也正由于此，却反使一般习惯于欣赏金戈铁马、儿女风情一类小说的读者所难以接受。早在几十年前，胡适就曾说它："既没有神怪的话，又很少儿女英雄的话；况且书里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谈什么'举业'、"选政'，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因此，第一流小说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最不广。"鲁迅也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好象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作（丰收〉序》）的确如此，试以《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或所谓全书的"宗旨"来说，不但一般读者不易"懂"，即连研究者也意见分歧，认识不一。自乾隆元年春二月闲斋老人的序中提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一说后，影响颇大。载有此序的嘉庆八年（1803 年）卧闲草堂本评语就说"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是此书之大主脑"。光绪十一年（1885 年）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于闲序后的识语中对此说也有所引申，说"功名富贵具甘酸苦辣四味??"。光绪十四年（1888 年）增补齐省堂本东武惜红生叙也说："其命意，以富贵功名立为一编之局。"此说确实反映了这部杰出作品的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径直将"功名富贵"做为这部小说的思想主题，是否能反映出这部作品的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呢？这还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例如刘咸炘在《小说裁论》中尽管也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全书眼目"，然而他同时又认为"原书有评，天目山樵（张文虎）及齐省堂本各有加评，张氏之识，较高于原评"。何以刘氏要认为天目山樵的识见较高于卧闲草堂原评呢？这显然与张文虎对这部小说思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有关。虽然他在识语中亦曾说及"富贵功名"，但这是由闲斋老人序所引发，未可视为对这部小说思想内容的概括，而在"庚辰花朝"所写的识语中所说："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即其写官场、僧道、隶役、娼优及王太太辈，皆是烘云托月，旁敲侧击。"这才涉及到《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其实，类似张氏这样的概括，早在吴敬梓生前的至友程晋芳所写的《怀人诗》中就曾出现，即"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在敏轩死后不久，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对这部小说下了极为简括的评语："穷极文士情态。"即使提出"功名富贵"说的卧本评者，在回评中亦说："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此说亦曾被杨钟羲在《雪桥诗话》三集卷七中所引用，表示赞同。天目山樵不是简单片面地着眼于"功名富贵"，而从作品所写的"名士"生活着手，因而他的识见方被刘咸炘认为较高于卧本评者。特别是他不同意卧本评者等将社会痼疾的根源归之于八股举业，其识见自是不凡。卧本回评说："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科名。其实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过一、二十人。"天目山樵对此评批道："选举无善法，即不用八股文，亦岂能人人得意。"天目山樵之所以能有如此见识，则是由于他的时代大大后于卧评作者，他批阅《儒林外史》已在同（治）光（绪）之际，其后二十年左右即发生戊戌变法。时代不同，对社会痼疾的诊断自然不同，因而对《儒林外史》思想内容的认识和思想主题的概括自当不同。
在张文虎批评《儒林外史》二十余年之后，爆发了"五四"运动，胡适在1920 年写的《吴敬梓传》中首次明确地提出"反科举"说，他写道："这书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这是全书的宗旨。"无可否认，批评八股科举，确为《儒林外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以此为主题是否能涵盖整部作品呢？未见得，有的学者就认为"反科举"说并不能统摄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正当胡适写作《吴敬梓传》时，鲁迅也曾在讲堂上讲授中国小说史，三年后排印成《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在论及《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时，固然认为"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似乎赞成"反科举"说，但鲁迅同时又认为作者能"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只是把"制艺"当作"时弊"之一加以批判的，作者着重描写的仍然是"士林"。这种看法无疑是极为精当的。
在胡适、鲁迅评论《儒林外史》三十余年之后，即1954 年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之际，学术界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在这许多文章中，大都同意和申说"反科举"说，认为作者"决心要写一部书来鞭打当时的科举制度"，在这部小说中吴敬梓"先就八股制度的本身作了深刻有力的揭露和攻击"。除此以外，不少研究者还同时指出这部小说"揭发了礼教的虚伪和违反人性"，也就是说这部小说的思想主题不仅在于批评八股科举，而且还反对封建礼教，说"吴敬梓不仅无情地鞭打了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并且对于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与吃人的礼教，也作了尖锐的讽刺"。在"反科举"、"反礼教"二者之中，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反科举"为主，说这部小说"突出的表现，就在反八股与反礼教这两方面，就中反八股是贯穿全书的主要思想"。提出"反礼教"说作为"反科举"说的补充，正表明学术界对这部内容极其丰富的讽刺作品的研究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深入。
由此可见，仅就《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而言，历来的研究者就有着不同的见解，他们接受各自时代的思潮影响，结合当时的社会病态以及自身阅历，从不同角度理解作品并对之作出评价。这些见解对我们当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究竟如何概括这部充满着作者丰富的生活阅历、反映了极为饱满的现实内容的小说的思想主题呢？这有待于全面而充分地研究它的内容，分析其中的许多艺术形象，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恰切的评价。
从这部小说的主要思想内容来看，作者所反映的乃是十八世纪上半叶生活在八股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情景。最早出现的"穷极文士情态"说，倒颇有识见。此后卧本评语中的"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天目山樵识语中的"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鲁迅的"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直至杨宪益等英译本的题名《THE SCHOLARS》（学士们），都表明这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至于有的研究者对小说中出现的众多人物做了分类统计，说全书三百七八十人中，士人只有一百人左右，过半数以上不属儒林中人，从而认为《儒林外史》只是一部描摹世相的小说，这种数字的分类统计是否能代替艺术分析尚可研究。我们不仅要看这部小说中士人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要考察这些士人在作品中占有何种地位。从《儒林外史》的实际内容来看，应该说传主在这部杰作中所塑造的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大多是作品的主要人物。在小说中，敏轩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思想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社会理想的倡导与破灭，从而反映出在清统治者怀柔与镇压政策下生活着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或受其羁縻，或拒其牢笼，或惨遭镇压，或远祸全身。敏轩对他们既有讽刺也有赞扬，既有否定也有肯定。并且，从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情景和不同际遇的描写中，也深刻地暴露了封建末世的**与黑暗。这在我国小说史上尚未曾有，可说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全面反映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这与传主吴敬梓命名小说为《儒林外史》的用意也差相接近。
自然，科举和礼教也是当时社会中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内容，传主要反映士人的生活，自必要接触到这两个题目。同时，知识分子也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他们与社会的其他阶层的成员也有所往还，为了表现士人的生活面，传主也叙及诸如盐商典当、演员妓女，特别是由于传主生活的下降，与城乡各阶层的成员多有接触，他们的生活情景，在《儒林外史》中也有极为真实的反映。兹就其主要方面，略作剖析。
（一）《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生活
《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生活状况，与清初封建统治阶级对待知识分子实行怀柔与镇压的政策密切相关；或者说《儒林外史》中一些知识分子的种种表现都是这种政策的产物。其怀柔手段，主要是广开仕途，尊孔读经；其镇压手段，主要是频兴文字之狱，箝制异端言行。
满州贵族在入关之初即广开仕途，目的在于维护和加强新王朝的政权。
而恢复科举制度则是广开仕途的一项重要措施，借以"牢笼"和"驱策"人才为其所用。对统治阶级这一手段，当时不少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都曾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揭露和批判。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中就让他的理想人物王冕公开否定"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的"取士之法"，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然后以很多的篇幅，极为深刻地揭发了这一制度对知识分子产生的巨大影响和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吴敏轩笔下，由于科举制度的恢复，许多知识分子都以"儒"为业，读《五经》、《四书》，写八股文章。他们热中斯道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想法都象马纯上那样，认为"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正如后来的评论家所指出："何以要做举业？求科第耳。何以要求科第？要做官耳。儒者之能事毕矣。"（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传主在小说中以形象的描绘，批判了这一制度引诱得读书人如醉似狂，全身心都受到腐蚀。其中少数人侥幸考中举人、进士，谋得一官半职之后，不是象周进那样成为推行科举制度的主考、学政，就是象王惠那样变成勒索小民"十万雪花银"的"清知府"。这些"英才"也就被封建统治阶级所"驱策"，成为他们的帮凶和爪牙。绝大多数读书人却是名落孙山，终身不第。但这些"志士"既然白首穷经，也已受其"牢笼"，他们或游说四方，或终老牖下，无以为生，衣食艰难，甚至如倪霜峰那样落得卖儿卖女的下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无论考中考不中，既无真学问，也无好操守，为了谋得功名，不惜通关节、营贿赂，无所不为。而社会上衡量人物的标准又全看其是否考中功名，如鲁编修就说："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施御史以为："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五河县这个"恶俗地方"就盛行这种热中功名、趋炎附势的"恶赖""风俗"。其实五河县不过是当时整个封建社会的缩影。吴敬梓在作品中嘲讽了这种恶赖的风俗，也就有力地揭发和谴责了这一制度极为恶劣的社会效果：它不仅培养了一批封建朝廷的鹰犬、爪牙，而且也造就了大量"稂不稂莠不莠"的废物，还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清朝封建统治者在恢复科举的同时，还征聘山林隐逸、举行鸿博之试、实行捐纳制度，多方面地广开仕途。这些，在《儒林外史》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儒林外史》第一回写吴王即位之后，曾遣官员前往诸暨征聘王冕为"咨议参军"，但他却"久矣不知去向"，"隐居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传主将他置于全书之首，就有着使之成为知识分子楷模的意义。接着，吴敏轩在小说中还描写了一批知识分子对待鸿搏之试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推行这一策略的复杂影响。有清一代，于康熙、乾隆两朝各举行博学鸿词科试一次。如前所述。玄烨的目的主要在于笼络高级士人，弘历的用心主要在于为自己延揽虚誉。康熙之试，应试者少而起用者多，未授官者也赐以征君衔，从而消弭他们的敌对情绪；乾隆之试，应试者众而录用者寡，抗节不出虽亦有人，但多数士人均以能参与征聘为荣。《儒林外史》中所写的鸿博之试，实际上涉及到这两次考试的情景。小说中既有真心装病不愿应聘的文人杜少卿，也有碍于君臣之礼"只得去走一遭"的学者庄绍光。围绕这两个人物的应征辟问题，敏轩描写了各种知识分子的反应。高翰林认为："征辟难道算得正途出身么？"还说杜少卿"果然肚里通，就该中了去。"萧柏泉则按照自己的志趣去理解庄绍光的辞聘，认为庄绍光想"要从正途出身，不屑这征辟"。这代表了热中举业的一批士人的看法。另外一些人对能够应聘十分歆羡，尤滋就希望虞育德能被山东巡抚康大人推荐，并说："老师就是不愿，等他荐到皇上面前去，老师或是见皇上，或是不见皇上，辞了官爵回来，更见得老筛的高处。"这番话的确曲尽其妙地表现出某些知识分子灵魂的细微奥秘。往绍光在应征前"闭户著书"，固然他自己"不肯妄交一人"，但也很少有人登门结交；及至"引见"获得"征君"衔归来，就大不相同，路过扬州时，盐商、盐务数十位迎来送往；回到南京后，司、府、道、县，乡绅势豪不断来拜，这正反映了鸿博之试对社会人情的影响。庄绍光被召见之后，虽并未出而为官，但一顶"征君"虚衔也己将他羁绊住。他在赴京引见之前，就已表示"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赴京途中又劝说卢信侯对"国家禁令，也不可不知避忌"；归乡之后更隐居在玄武湖"闲着无事"，"着实自在"。这些言行全然不同于清初那些抗节不出的知识分子，这也正反映了鸿博之试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羁縻作用。
捐纳制度又为富豪子弟另开登进之途。如康熙十七年，凡"各直省生童捐银一百两，准与人泮"（《履园丛话）卷四），公开买卖功名。《儒林外史》对这种公开卖官鬻爵的捐纳制度，也有所反映和指擿。南昌太守蘧祐对其孙子蘧公孙"娇养惯了"，以致使得他对"举业也不曾十分讲究"，就"替他捐了个监生"。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周进也是在商人金有余等人的资助下，才捐了个监生，而后参加乡、会试，中了举人、进士。可以说他的功名富贵全凭"金银有余"而获得的。小说中还写出了只要肯出钱，就可以直接做官。如假中书万里被陷入"钦案"，眼看身份就要暴露，但在"有了钱，就是官"的这种制度下，凤四老爹迫使秦中书拿出二千两银子，立即"保举"了一个真中书，赢得了官司。这种公开卖官鬻爵的制度，固然使得原就弊端丛生的吏治更趋**，但却为知识分子仕进又开一方便之门，因而也就有着很大的笼络作用。
总之，清初封建统治者恢复科举、征聘隐逸、特开鸿博、实行捐纳，用多种手段牢笼志士、驱策英才，为加强和巩固他们的封建**政权服务。而广大知识分子却纷纷"入其彀中"。传主在《儒林外史》中对这种社会现实有着生动的描写、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挞伐。
清初封建统治者除广开仕途以羁縻知识分子以外，还尊崇宋学、提倡汉学以使知识分子就范。玄烨即位之后，大力推崇宋学，雍、乾两朝在继续尊崇程朱理学的同时，还倡导脱离现实、大搞烦琐考据的汉学。他们尊崇宋学、倡导汉学，其目的都在于使知识分子俯首贴耳地接受新朝统治。因为清统治者深深明白，尊孔读经是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在他们看来"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鲁迅《花边文学·算帐》）。而倡导脱离实际、烦琐考证的汉学，则使得一些"所谓读书人""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这就无损于封建政权的巩固，也正是封建统治者所企求的"太平之治"。
传主在小说中对封建统治者推行这种策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有形象的反映。作品中首先围绕和读书人紧密相关的"书"展开对程朱理学的嘲讽。明清两代科举考试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明《卧碑文》第一条。清承明制，此条内容也符合清代实际）。在这些功令下，周进无论是"上位教书"，还是自己"苦读了几十年的书"，都只能是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沈大年在青枫城"指授"给学生的"书理"，也还是宣扬程朱理学的"理"。卫体善、随岑庵所选的书，也无非是宣扬程朱理学的时文。王蕴"要纂三部书"，其中礼书是讲"事亲"、"敬长"之礼，乡约书是"添些仪制，劝醒愚民"，也都是宣扬维护封建秩序的程朱理学的书。凡此都表明，当时知识分子无论是读书、教书，还是选书、著书，无一不受清统治者所尊崇的、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所制约。正因为此，传主在小说中始终是将科举弊端和理学虚伪放在一起予以嘲讽和挞伐的。其次，作品还揭示了在这种功令下，一些知识分子只将程朱理学当作"学问"，其它任何知识都不是学问，一概加以否定。学道大人周进将"诗词歌赋"全视为"杂览"，全看作"不是正经文字"。马纯上"批文章"，总是在《朱子语类》、《四书或问》上摘取"精语"，并且认定宋朝"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当然，在当时的读书人中也有少数能有所醒悟，认识到理学的无用，如倪霜峰就说"一辈子坏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上，但其觉悟之时已届晚年，不久于人世了。敏轩就以饱含着哀怜、混和着同情、夹杂着嘲讽的笔触，描绘了程朱理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使得他们业务荒疏，精神空虚，自幼至老，一事无成。此外，值得提出的是传主在揭露程朱理学对士人毒害时，并未将全部笃信理学的士人一起否定，而是区别对待的。程朱理学当然有利于封建统治秩序，但从笃信理学的知识分子的个人操守来看，却有清正邪浊之分。吴敬梓笔下的庄绍光就是一个讲究操守而又笃信程朱的知识分子。他不但自己讲究"君臣之礼"，自我检查"义理不深"，而且还劝说卢信侯要遵守"国家禁令"，指责地方官"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而他个人行为却十分清廉、谨慎，扬州总商送他六百两银子，他一介不受：平素"不肯妄交一人"，对贫困而死的老夫妇却出力掩埋。他虽然笃信程朱，但又讲究操守，敏轩对他这些言行没有任何嘲讽，而是当作正面形象来塑造的。这就表现了吴敬梓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没有将复杂的社会生活简单化，也没有把不同的知识分子脸谱化。
吴敬梓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不少笃信程朱理学的土人形象，但在刻画脱离现实、烦琐考证的"汉学家"时，却着墨不多。小说中所塑造的金东崖这一形象，也充分暴露了这些"汉学家"的嘴脸。首先，对他那种穿凿附会的治学方法，吴敬梓给予辛辣的嘲讽。他所著作的《四书讲章》颇多谬论，如解释《孟子·尽心下》"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枣"，就十分荒唐，他先认定"羊枣，即羊肾也"，之后引用俗说"只顾羊卵子，不顾羊性命"为证，说明所以"曾子不吃"。对这种令人喷饭的谬论，杜少卿随即予以抨击："古人解经也有穿凿的，先生这话就太不伦了！"其次，作者又暴露他的贪婪嘴脸。荀玫谋求夺情时，曾请他这个"吏部掌案"帮忙，后来荀玫出任两淮盐运司，他"特到扬州来望"，敲了荀玫"几百两银子"竹杠。纳贿贪污的劣迹甚多，学道衙门的差役李四就揭了他的老底，说"有个金东崖，在部里做了几年衙门，挣起几个钱来"。贪财，是当时一些"汉学家"的通病，例如王鸣盛"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人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人己怀也'。"（《啸亭续录》"王西庄之贪"）
金东崖这一形象无异是概括了这些"汉学家"的特征。此外，传主虽然只少许点染了他与光棍龙三的暧昧关系，却已充分地暗示出他的生活糜烂、行为不端。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还反映了真正汉学家的著作在当时不被重视，甚至不为人知的状况。那些"做举业的"人，对于《毛诗》"泥定了朱注，越讲越不明白"；杜少卿著作的《诗说》引用了一些"汉儒的说话"就被人"当作新闻"，引起很大轰动，或被人曲解，或受到责难。总之，传主吴敬梓通过他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所描绘的故事情节，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有意尊崇宋学、倡导汉学，造成知识分子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严重后果，有力地批判了这种文化政策愚民的罪恶。
清初封建统治者在怀柔、笼络知识分子的同时，还对一些不愿就范的具有进步思想和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进行严酷的镇压。顺治十四年（1657 年），福临借顺天、江南两闱乡试舞弊事件，大兴科场案。顺治十八年（1661 年），又借苏、松、常、镇四府奏销案，对江南知识分子严加惩处，革黜功名，刑责逮捕，牵连受害者多达一万余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屡兴文字之狱，因而社会上挟嫌诬告成风，统治者罗织罪名则唯恐不力，常常一案之起，地涉七、八省，时延数十年，牵连甚广，造成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局面，乾隆朝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说："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措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使以此类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计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清史稿·曹一士传》）可见当时文字狱的恐怖气氛严重笼罩着整个社会。
传主吴敬梓生活在文网如此森严的时代，却敢于将封建统治者以文字罪人的血淋淋的现实，通过"遮眼法"形象地反映出来，表现了巨大的胆识和娴熟的技巧。在第一回里，王冕假借天象含蓄地点出文字狱的恐怖气氛，他说："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贯索与文昌，原就是分别象征牢狱和文运的两颗星座，敏轩用一"犯"字，就充分表现了文字狱的血淋淋景象。之后，吴敬梓则将文字狱的情节若断似续地分别穿插在有关回目中来描写，并以所谓**（高青邱诗文集》将它们贯穿起来，从而反映了一起文字狱的全貌。小说第二回就出现了文字狱的受害者之一的王惠，传主对他原无好感，从多方面予以嘲讽和抨击，但在他成为"钦犯"、仓惶逃走之后，敏轩一反常态，不再加以讽刺，而以怜悯的笔触叙写其厄运。在宁王"束手就擒"之后，他"在衙门并不曾收拾得一样东西"，只取了"几本残书"就"黑夜逃走"；逃到浙江乌镇时"盘缠"已经用光，幸亏遇到前任南昌太守蘧祐的孙子蘧公孙，赠送他二百两银子。王惠不胜感激，极为郑重地将这"几本残书"交付给公孙，说："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一无所有，只有一个枕箱，内有残书几本。此时潜踪在外，这一点物件，也恐被人识认，惹起是非，如今也将来交与世兄，我轻身更好逃窜了。"这有可能"惹起是非"的"几本残书"就是《高青邱集诗话》，后来果然引起"是非"。当公孙将此书拿给其祖看时，蘧祐知道利害，吩咐公孙："不可轻易被人看见！"岂料公孙好名心切，竟然题上自己名字刊刻出来遍赠亲友，被家人首告"交结钦犯，藏着钦赃"。后来马二先生用自己的全部积蓄替他赎回藏着"几本残书" 的枕箱，才算脱却于系。但《高青邱集诗话》一案并未了结，在立志"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收藏在家里的卢信侯，将高启的文集"用重价买到手"之后，庄绍光曾劝他："青邱文字，虽其中并无毁谤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恶其为人，且现在又是**，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信侯未听其劝，果然为人告发，被收捕人狱，后来得到庄绍光的营救才被开释出来。至此，这一起案件似已结束，但传主仍然反复叙写，直到交诗出最早受此案牵累的王惠的命运才住手。王惠从江西逃向浙江，削发为僧远走四川，隐姓匿名藏在成都城外四十里的庵中，他的儿子郭力"走遍天下"，寻了二十年，终于找到庵中，他却不敢相认，不久也就凄惶地死去。在敏轩笔下，这一起文字狱迁延二十年之久，从江西发案，波及到浙江、南北二京，直到四川，受牵连的人有曾任南赣道的王惠、前任南昌太守蘧祐的孙子蘧公孙、制义选家马纯上、湖广藏书家卢信侯、应荐鸿博的征君庄绍光。这就把文字狱的恐怖气氛色彩浓郁地表现出来。当然，这一起文字狱被敏轩分散在不同的回目中叙写，似乎不够集中；也穿插了一些与文字狱无关的情节，好象有些游离，但这是传主不得已采用的"遮眼法"，这种若断似续的描写，也正是文网森严的产物！
这一起案件是以刘著收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被诬入狱事为蓝本，但吴敬梓并未全然照搬原案，而是从康、雍、乾三朝发生的许多文字狱中选取了不少事实改造成小说的情节，有一个典型化的过程。虽然，在整个作品中，揭露文字狱的分量少于批判科举弊端的篇幅，但文网严密的时代能做出如此深刻而形象的描写和揭发，也就非常难得，弥足珍贵了，这无异保存了清初统治阶级迫害知识分子的血腥记录，具有文献价值和认识意义。
传主在《儒林外史》中，不仅形象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受到牢笼和迫害的情形，而且还以赞赏的笔触描写了一些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和社会理想，他们不受羁縻，远避迫害。这无异是宣告了封建统治者对知识分子实行怀柔与镇压政策的破产。
小说中一些正面人物，大都反对统治阶级用以牢笼士人的八股举业。在第一回中王冕公开反对此法以后，接踵而来的一些正面人物，均从不同角度批判了八股制艺。如杜少卿、虞育德等人。由于看不起八股时文，他们也就连带着看不起举业出身的士人，杜少卿对那些"灰堆里的进士"根本不予理睬；迟衡山看不起"只不过讲个举业"的"读书的朋友"，当面教训高翰林这一类禄蠹："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甚至公子哥儿娄三、娄四在愤激之余也居然说出："俗语说得好，'与其出一个研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骘的通儒'。"这样的言论也的确反映了当时一些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见解，也的确有人认为"子孙有一才人，不如有一长者，与其出一丧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能明理的秀才"（《履园丛话》卷十三）。作品中的正面人物还都主张做人要讲究操守，修养道德，而不应该蝇营狗苟、追逐利禄。传主让我们看到，在当时社会上除了有把举业当作人生出头的大事如马二那样的读书人以外，也还有不少鄙薄举业的知识分子。
吴敬梓在小说中不仅反映了这些正直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而且还描写了他们的出处行为。封建统治者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但他却"连夜逃往会稽山中"。安徽巡抚李大人准备荐举杜少卿应鸿博之试，他却装病辞荐，对知县说："治晚不幸大病，生死难保，这事断不能了。"庄绍光被礼部侍郎徐大人所荐，虽然奉旨赴京"引见"，但他却认为"我道不行"，坚决"恳求恩赐还山"，回到南京玄武湖著书立说。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衣食考虑，不得不谋求一官半职，但在能够维持温饱以后，就表示要辞官归里，虞育德就曾对杜少卿表白："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者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也有一些读书人在觉醒之后，毅然放弃"儒业"，而改以其他技艺谋生。例如秀才倪霜峰就不再攻读制义，而以"修补乐器"的手艺谋生；虞育德在功成名就、做了南京国子监博士以后，也认为"儒业"不可安身立命，要求子女在"读书之余""学个医"，将来也"可以糊口"。他们大祭泰伯祠，倡导礼乐，兴修青枫城，实践兵农，也曾努力争取把理想变成现实。他们的见解、理想，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受到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影响所致。
在敏轩笔下，这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文字狱的受害者都表现了极大的同情，给予可能的支持。王惠曾经勒索过蘧祐二千两银子，可是在王惠逃亡时，蘧祐对自己孙子蘧公孙送他二百两银子作盘缠，也"不胜大喜"。特别是蘧公孙为人悭吝，并不豪爽，马纯上就说他不是一个"慷慨角色"，居然能倾其所有悉数相赠。这就表明，对于受到统治者迫害的人，即使有个人恩怨也能释去前嫌，即使为人悭吝也能慷慨解囊。后来蘧公孙也受到此案牵累，随即有马纯上出来相救，将自己全部积蓄"挤的干干净净"，从秀水县差人那里赎回"钦赃"。之后，卢信侯也因收藏过这"儿本残书"被捕入狱，庄绍光又为之积极疏通，使之获释。郭孝子"二十年走遍天下，寻访父亲"王惠来到南京，杜少卿让自己妻子替他"浆洗衣服"，并"寻衣服当了四两银子"相赠；武书也"当了二两银子"送他；庄绍光不但送了四两银子，还写了"一封书子"；虞育德也送了十两银子，写了"一封书子"。郭孝子还不肯接受，杜少卿说："这银子是我们江南这几个人的，并非盗跖之物。"这样，他才接受下来。由于有了这样两封介绍信，一路上得到照顾，顺利地寻到父亲。但不久王惠即已"去世"，连萧云仙也为之"垂泪"，连呼："可怜！可怜！"在这些同情文字狱受害者的读书人中，不仅有敏轩所充分肯定的正面人物如庄绍光、社少卿、虞育德，而且还有敏轩并不全部肯定的"中间人物"，如马纯上、蘧公孙。传主对这些"中间人物"热中举业、追逐名利的思想言行，有着委婉的嘲讽，但对他们同情和支持文字狱受害者的所作所为，则给予充分的赞扬。作品中出现的文字狱受害者，既有藏书家卢信侯，也有朝廷官员王惠。吴敬梓对王惠贪婪好财、不讲操守的种种表现，曾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深刻的揭露；但一旦成为文字狱的受害者以后，传主的笔锋就又由谴责转为怜悯。凡此都说明小说中这些读书人之所以同情文字狱的受害者，是因为敏轩对他们也有深切的同情所致。吴敬梓代表着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创作生动地暴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迫害知识分子的血腥罪行。
当然，《儒林外史》中这些正面人物虽然不接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牢笼，不惧怕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志趣和社会理想；但他们的理想过于迂阔，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不能实现。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他们"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渐渐销磨尽了"。敏轩以令人"黯然**"（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
的笔墨，写出他们风流云散的下场。这就十分真切地反映出封建末世的知识分子，在体察到社会的种种弊端之后，却寻不到出路的苦闷。这是时代使然，阶级使然。
综上所述，传主吴敬梓以他杰出的艺术才能，在《儒林外史》中表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并以此为中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文化教育界的状况。吴敬梓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任何时代的读书人一样，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为了多方面地表现他们的所言所行，传主不能不将他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上去。因而，在《儒林外史》中，敏轩通过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还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十八世纪上半叶的社会风情画。这样一幅"浮世绘"虽自有其意义，但毕竟是作为知识分子活动的场景出现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二）《儒林外史》对科举弊端与礼教虚伪的批判
前一节在论说《儒林外史》对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面反映时，虽然已涉及科举与礼教这两个命题，但未做深入分析，而这两个问题也是传主在小说中涉及较多的重要内容，因而有必要专门做些研讨。
先说科举。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国家培养土人、选拔官吏的教育和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从隋大业年间开始推行，直到光绪末年废止，有一千余年的历史。它之所以能历久不衰地实行，就颇值得研究，不能简单地否定了事。原来这一制 度是代替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而出现的。
显然，这一制度在产生之初，是有利于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巩固的，在历史上产生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然而，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和地主阶级的日趋反动，科举制度也就日渐僵化。到明代，也就是《儒林外史》故事发生的假托年代，则更以宋以后开始出现的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文章的基本形式，以朱熹等理学家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作者只能阐述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所谓代圣人立言，绝不允许联系时政发表自己见解。清承明制，亦复如此。可见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以来，已极为腐朽僵化，和前此的科举制度已有所不同，确切他说是八股科举。胡适说《儒林外史》"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吴敬梓传》），这一提法还是相当准确的。明季末叶，地主阶级内部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或受农民起义的冲击，或受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目睹封建社会的日趋衰落，大多从"补天"的动机出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复杂的背景下，批判了现实社会的种种黑暗，提出内容各自不同的改良主张，而八股科举制度则正是他们所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如黄宗羲、顾炎武、颜元、李塨等人，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立场，或排击八股举业，或驳斥宋明理学，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传主选择了"感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表现形式，创作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正如鲁迅所说："追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究竟是如何揭露和批判八股科举弊端的呢？这在前文论述他所接受的颜李学说影响时也有所涉及，此处再略作申说。首先，在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与政治（当然，此处所言的教育与政治，均指封建的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他接受了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如颜元、李塨等人的影响，认为教育与政治不能分离，反对不能有益于政治的教育，小说中的理想人物就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从而可以"替朝廷做些正经事"。他们之所以反对八股科举，也就在于他们认为这一制度不能达到上述目的。从传主许多生动的描绘中，不难发现他之所以对八股科举痛加揭露，首先就是由于它不能造就有益于封建政治的人才，只是培养了一批败坏政事的官僚。其次，对八股科举的教育和考试内容四书、五经、八股文，吴敬梓也在不同程度上予以嘲讽，通过迟衡山之口对它加以全盘否定，说："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但当时士人却终生钻研这个"无凭"的东西，把"揣摩"二字当作"举业的金针"，因为这些"无根之语"是被封建统治阶级当做"正务"--教育和考试的正当内容的。这样的教育和考试内容，必然培养和选拔出大批无知的蠢物，正如小说中所揭发的那样：这些士子对于四书、五经，或者一窍不通，穿凿附会，如进士王惠把孟柯所说的"夏后氏五十而贡"（《孟子·滕文公上》）的奴隶制的贡纳制度，解释成是指自己五十岁登科；或者按照宋儒注疏去解释经文，"泥定了朱注，越讲越不明白"，偶或有人引用汉儒注疏，"就都当做新闻"，极为孤陋寡闻。再次，对于严密繁琐而又弊端丛生的八股科举考试方法，传主也作了揭露和讽刺。从府县试到乡院试的乱糟糟的情景，《懦林外史》中都有着淋漓尽致的描绘。向鼎主持安庆府七学童生之试，考场中"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院试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一些，周进主持广东院试时，试卷尚未收齐即将魏好古取为秀才第二十名。范进主持山东院试，只因梅玖冒认是周进门生，虽然成绩低劣应"照例责罚"，但由于周进也是范进的恩师，因而循情饶过。乡试的情况也同样乌烟瘴气，甚至看看考场--广东贡院，也得用"几个小钱"。南京乡试时更是摇旗放炮，焚纸烧钱，呼冤唤鬼，但贡院明远楼上高悬的楹联却说什么"矩令若霜严，看多士俯伏低徊，群嚣尽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遗"，这真是极大的讽刺。我们切不可以为传主所描写的这几个场景仅仅是个别突出的现象，全国各地的考试情景莫不如此，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即指出"滔滔皆是，岂独安庆"！对应试士子和主考官员的丑态，吴敬梓也有形象的描绘，从而更深一层地揭露了这一制度的种种弊端和重重黑暗。从考生方面看，考前猜测"今年该是个什么表题"；应考时，即使"解怀脱脚""认真搜检"，依然有人携夹带；甚至"一字不通"的金跃，花了五百两银子请人代考。这对于封建统治者所吹嘘的"隆学校以端士习"，真是意味无穷的讽刺。从主考方面看，他们标榜自己敦品积学，课吏荐贤，实则买卖关节，徇私录取。安徽学道主考庐州，三百两银子卖一 名秀才功名。范进参加会试前，他的座师周进替他"在当道大老面前荐扬"；及至范进中了进士做了山东学道，周进就要他提携自己过去的学生荀玫，他们就是如此相互勾联提携共进，不择手段以求官禄的。此外，传主吴敬梓还对八股科举制度所培养和选拔的士人、官吏，以及他们所作所为对社会风气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作了无情的讽刺和有力的抨击。在他的笔下，秀才写别字（魏好古），举人把赵普与张士诚混为一谈（张静斋），进士不知道苏轼为何人（范进）。即使他们整日"揣摩"的时文，也很欠工夫。但他们一旦取得功名，出则为贪官墨吏，处则为劣绅恶霸。汤奉在高要知县任上，每年搜刮八千两银子；南昌太守王惠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有娄中堂官衔的灯笼，就可以吓人，通行无阻；严大位并无官职，仅凭一贡生功名，却拦猪讹钱，夺产凌人，无恶不作。这些科场中人物的所作所为，更促使了本已败坏的社会风气更加不堪。在八股制艺风靡的社会中，谁取得功名，谁就有学问、有品德。因为"科甲发在彭府上"、"中了几个进士，选了两个翰林"，所以整个五河县的"品望"和"才情"全归于彭乡绅一家。
而一些落第者，或者如三十七年老秀才倪霜峰那样卖儿卖女，或者如那些"名士"一样附庸风雅寄人篱下。这种恶劣的风气，甚至还毒害了下层人民，如胡屠户之训斥范进，测字先生之争议名士，妓女聘娘之梦想做官太太，等等。这些描写都鞭辟人里地暴露和嘲讽了这一制度的无穷流毒。
总之，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通过他所塑造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所描绘的奇特突出的故事情节，把八股科举放在当时现实社会的场景上，从各个侧面加以解剖，嘲讽和抨击它的显然的弊端，暴露和谴责它的隐秘的黑暗。尽管自明季以来，已有一些小说作品接触到这一制度的病态，如明清之际华阳散人的《鸳鸯针》，以及略早于吴敬梓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某些篇章，但不论是白话、文言，它们都是短篇作品，所揭露的八股科举的某一侧面，也不乏精采的描写和深刻的批判，然而未若敏轩这样以他的长篇巨制《儒林外史》对那个时代重大的"时弊"之一的八股科举制度，作出如此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揭露八股科举弊端并予以嘲讽和抨击，毫无疑义的是（儒林外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所批判的只是明清时代的八股科举。而明清两朝的八股科举却与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并不全然是一回事。小说中王冕所说的"这个法却定的不好"。所谓不好，就在于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可见传主吴敬梓所嘲讽的只是那个时代的八股科举，而非隋唐以来所实行的整个科举制度。同时，吴敬梓所反对的只是八股科举这一制度的缺失和弊端。小说中王冕所说的"这个法却定的不好"，与顾炎武所说的"一切罢之，而别为其制"（《生员论上》，《顾亭林诗文集》）一样，并不是反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本身。从《儒林外史》的整个情节描绘和顾炎武的具体议论文字来看，他们显然只是嘲讽、抨击这一制度的种种积重难返的弊端，尽管其嘲讽十分尖锐深刻、抨击极为沉重有力，尽管他们都程度不等地感觉到这一制度不够理想，然而他们并未能从根本上对这一腐朽的制度本身加以批判从而达到全面否定的程度。先以顾炎武的议论来看，他在《日知录》的"科目"、"明经"、"十八房"、"经义论策"、"三场"、"拟题"、"举人"、"试文格式"、"程文"等条目中，在诗文集的《生员论》等文章中，对八股科举制度的许多环节都进行了深刻的揭发和有力的抨击。然而，他毕竟没有从根本上对这一制度进行彻底的否定，指责它的痼疾，目的仍在于"治疗"它。他在《与彦和甥书》中曾经说出这一愿望，他说："今欲吾甥集门墙多士十数人，委之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以示北方学者。除事出四书不注，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这就分明表现了他一方面无情地揭露这一制度的弊端，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加以疗治的态度。传主吴敬梓也同样如此，在他的笔下。不仅否定人物无一不企求通过八股科举以求官禄，即使肯定人物也大多由此出身，如被表彰为"真儒"的虞育德，直到四十一岁方中举人，五十岁时始成进士，依然是从科甲出身补了南京国子监博士，他身负教导士人的职责，虽也曾表示"我也不耐烦做时文"，然而这只是在武书沾沾自喜、滔滔不绝地诉说时的客气附和，此后随即打断武书这些急于自现的高谈阔论。除此以外，并未见其有什么指责八股举业的议论。又如被赞扬为"豪杰"的杜少卿，虽然他看不起科举出身的某些人物，甚至说"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把王知县叫做"灰堆里的进土"，然而这也并不等于他反对八股科举制度，凤阳府的考棚就是他家"太老爷"盖的，他本人还要出钱去修理：张俊民的儿子冒籍应考，是他一力保荐的；甚至被他斥责为"匪类"的臧茶，因经手为人买卖秀才功名而欠了三百两银子，也是他送去银两才弥补过去的。由此可见，他看不起科甲出身的人，只是那些"县里暴发的举人进士"，而对于自己屡世科甲的门第，却极其自负。再如武书，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并不会作八股文章"，但又洋洋自得他说，学里宗师看了他的文章，"就要取做一等第一，补了廪"，这是以自谦的方式表现了自诩的情绪，谈不上是对八股举业的批判和否定。复如实践礼乐兵农理想的萧云仙，在青枫城请常州贡生沈大年教导小孩和士兵的仍然是"破题、破承、起讲"之类的制艺文作法。萧云仙对这样的内容并无异议，相反，"但凡做的来，萧云仙就和他分庭抗礼，以示优待"。凡此种种，都表明尽管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对那些热衷于八股举业的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丑态和劣迹，进行了极其辛辣的嘲讽和非常有力的抨击，以他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敏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一制度的弊端和黑暗，形象地宣告了它的必然没落的命运。但是，他却没有将八股科举做为一种制度来加以正面的否定和反对。这在八股科举制度盛行不衰的清王朝前期，事实上也无此可能。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在传主吴敬梓那个时代，社会的发展还未能达到出现这样的"革命阶级"的历史阶段，为封建统治阶级所竭力维护的八股科举制度，正适应了他们统治的需要，没有"革命阶级"的产生，就不可能摇撼封建统治的政治力量，当然就无法彻底否定这一毒害士子、破坏人才的制度。
之所以如此，不仅是时代使然，也是阶级使然。出身于科举世家的吴敬梓，在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后，虽曾发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王又曾《书吴征君文木山房诗集后》，《丁辛老屋集》卷十二）的慨叹，但又常以"家声科第从来美"（《乳燕飞》）而自傲；虽然他曾因病未赴鸿博廷试，并逐渐对这种笼络人才的制度有所认识，但到了晚年又以曾被荐举的历史为荣耀。传主思想中的矛盾，自然也就会在《儒林外史》中反映出来，因而认为这部小说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本身做了批判和否定，就未免评价过高而不符合作品的实际。应该说，它只是对这一制度的缺失和弊端进行了讽刺和抨击。这样的论断并不贬低这部小说的价值，因为通过传主如此形象的描写和擿发，已足以引起广大读者对这一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就具有了不容否认的意义，从而也就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占有了不容替代的光辉一页。
再说礼教。
《儒林外史》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面临封建社会"天崩地解"（《留别海昌同学序》，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一）的现实，明清统治阶级更是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崇敬理学，强调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礼教，以维护他们已经千疮百孔的封建秩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吴敬梓，却敢于在他的作品中对从孔孟一直到程朱都大力鼓吹的封建道德的虚伪面目，有所暴露和抨击。
作为封建道德核心的孝悌，实质上是要求人民安于被统治的地位，所谓"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他们还将孝与忠贯通起来，所谓"孝慈，则忠"（《论语·为政》）。"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孝经·广扬名》）。这就要求人民不仅要安于被统治地位，而且还要求他们对统治者尽忠尽孝。程朱理学还提出了妇女贞操问题，程颐甚至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下）。历代受礼教毒害的妇女不计其数，仅安徽休宁一县，有明一代节烈妇女近五百人，而清初至道光三年竟达二千二百余人，剧增四倍之多（据《休宁县志》）。传主在《懦林外史》中对此都有形象的描绘和深刻的暴露。
首先，《儒林外史》不少情节都显示了忠与孝的矛盾，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及此，认为作者以"尽孝"来否定"尽忠"。其实并不全然如此。尽管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一再倡导忠孝，鼓吹移孝作忠、忠孝一致，但忠与孝的矛盾自来就存在。为了调节尽忠与尽孝的矛盾，统治阶级曾设计了种种的权宜之计，如夺情即其中之一，《礼记·曾子问》即说"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但"金革之事无辟"。《儒林外史》中王惠、金东崖曾出谋划策为荀玫匿丧不报，请求周司业、范通政"保举""夺情"，这两位进士出身的朝廷命官居然也异口同声地表示"可以酌量而行"。事虽未谐，却已然暴露了这些"朝廷支柱"热衷功名利禄而不克尽孝道的丑恶嘴脸。至于忠与孝的矛盾，如郭孝子千里迢迢寻父，可谓大孝之人。然而其父原任南赣道王惠，却是因降顺反叛朝廷的宁王朱宸濠而畏罪潜逃在外的。对明武宗朱厚照来说则是大逆不忠之臣。传主对郭力又多所肯定，这正显示了忠与孝的矛盾。又如萧云仙之所以家居，则是因为其父萧吴轩"年老"，自己要尽孝养之责，"不敢远离膝下"。对于他的孝行，其父并不赏识，反而责备他"贪图安逸"，"恋着妻子，乃是不孝之子"。云仙无奈，只得"前去投军"以尽忠朝廷。
可是萧云仙尽忠朝廷的结果，却似"任意浮开"的罪名被"地方官勒限严比归款"，并未能"挣得一丝半粟"以"孝敬父亲"，尽忠的结果并不能尽孝。
反之，如果不是被迫追赔回家，就不能为其父送终，就不能"尽哀尽礼，治办丧事"。在萧氏父子故事中，忠与孝的矛盾可谓严峻至极。小说中，传主越是以赞扬的笔触去表彰那些忠孝节悌之士，倒越是深刻地暴露了这种道德观念的不合理与相互矛盾。例如，余大为了谋取钱财安葬先人以尽孝道，却去私和人命收受贿赂；余二为了克尽悌道，却蛮缠地掩饰乃兄罪行，居然置朝廷法令于不顾。而传主于此并未置一词，反表彰他们的"品行文章是从古没有的"，并且在回目上大书"余明经把酒问葬事"、"敦友谊代兄受过"。
这些描写，尽管传主是以赞扬的笔墨出之，但在客观上却无形地暴露了封建道德本身的破绽百出，甚至产生了某些与统治阶级原来意愿相反的结果，这无疑也是对这种道德观念本身的极大讽刺。
其次，封建道德虽然是为了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毒害广大劳动人民而设计出来的，但只要有可能，封建统治阶级成员并不恪守他们所制定的道德规范。《儒林外史》中也反映了这样的现实。高翰林就公然宣称"敦孝悌、劝农桑"只不过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并不可认真对待。一向认为"无兵无粮，为甚不降"的鲁编修，不但被萧柏泉一流士人看成"言论风采""是个正经人"，而且还被朝廷拔置高位，竟然"开坊升了侍读"！这些描写正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并非全部烙守封建道德，愚忠之人固然存在，但更多的成员只不过在不损及个人功名利禄的前提下尽忠而已，一旦功名不遂、损及自身时，忠君之忱就抛置一旁。不仅忠君之道如此，在传主笔下，所谓孝道亦复如是。抚院差人郑老爹因温州姓张的兄弟三个秀才，为争夺家产吵得老父不安一事叹道："而今人情浇薄，读书的人，都不孝父母。"此时尚未发迹变泰的匡超人听了此话后不胜感慨他说："有钱的不孝父母，象我这穷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与孝密切相关的悌也与此相似。匡超人的三叔为争夺匡二之父的居屋，居然"下一个毒"计，强行低价购买，"三五天一回人来催"，逼迫卧病的乃兄迁让。如果说匡二的三叔要乃兄让屋还用些心计，那么严贡生在乃弟身亡以后，则以更直截了当的强占手段，面目狰狞地公然逼迫弟妇让屋。这就是封建孝道的实况。
再次，《儒林外史》中对那些高谈阔论性命之学的伪道学家的嘴脸，有着极为生动的勾勒和深刻的揭发，暴露了他们口是心非的虚伪面目和卑鄙龌龊的丑恶灵魂。甚至可以说，吴敬梓对这些伪道学家的憎恶更在那些公然违背封建道德的土绅之上。高翰林、鲁编修之流尚是公然敞开他们丑恶灵魂的奥秘，而那些伪道学家却用堂皇的语言将他们的卑污的灵魂装饰起来，因而更令人厌恶。例如，举人出身的退职知县张师陆劝说丧母的举人范进出去"秋风一二"时，范举人原有些犹疑，表示"不知大礼上可行得"？张举人却回答说："礼有经，亦有权，想没有什么行不得。"于是两个举人双双出去"秋风"了。张举人借以说动范举人的"礼有经，亦有权"也有根据，朱熹在《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一》中说："天下之事有常有变，而其所以处事之术，有经有权。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事有不幸而至于不得尽如其常，则谓之变；而所以处之之术不得全出于经矣，是所谓权也。当事之常而守其经，虽圣贤不外乎此，而众人亦可能焉。至于遭事之变而处之以权，则唯大圣大贤为能不失其正，而非众人之所及也。"（《朱子大全集》卷十四）吴敬梓于此节描写中嵌进朱熹的故事，固然嘲讽了张师陆的言伪行污，同时对理学大师朱烹也是一种调侃和不敬，他的言论居然成了张师陆之流的遮羞布，这本身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至于权勿用"居丧不饮酒"却大用"肴馔"，范进居丧不用银镶杯著而大吃虾圆子，正与此相类。严监生为其兄严贡生了结官司病死以后，严贡生方才得以安然回乡。但贡生却振振有词他说："??就是我们弟兄一场，临危也不得见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也还觉得于心无愧。"真是厚颜无耻。在"为朝廷办事"的美名下，掩盖了多少丑行，严贡生如此，匡超人亦如此，用"既替朝廷办事，就要依着朝廷的赏罚"为借口不去探望往昔的恩人潘三，以掩饰自己的忘恩负义。至于王德、王仁在妹夫议立偏房时，未见银子之前"把脸本丧着，不着一声"，及至收受了银两，立即"义形于色"，但却又以"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来掩饰自己的贪婪无耻。敏轩毫不留情地撕去他们虚伪的假面目，暴露他们丑恶的真嘴脸，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和巨大的抨击力量，令读者在惊奇之余予以极度的厌恶，从而使得伪道学无处藏形。此外，《儒林外史）中还描绘了一些受到封建礼教毒害的士人，他们笃信程朱理学，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劝导别人恪守。他们是受害者，但并不自觉；又去毒害别人，但却以为助人。这些形象的出现，可以说对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揭擿，较之刻画高翰林、鲁编修之类公然违背封建道德以及范进、权勿用之流口言圣贤行同狗彘的言行，更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表明礼教和理学对士人毒害至深至巨！最典型的人物莫过于马纯上与王玉辉了。马二先生是一个"补廪二十四年"的老秀才，并未能从科举谋得功名利禄，但却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人做举业。在他的教导之下，只是把"名士"蘧公孙造就成"选家"，把农家子弟匡二"教诲"成儇薄小人而已。另一个受到程朱理学毒害而又去迫害他人的则是王玉辉，他是六十多岁的"迂拙的人"，又做了"三十年的秀才"，但依然功名不就。家中既无恒产，子女又多，生活极端"清贫"。可是却立定志向，要纂写礼书、字书、乡约书以"嘉惠来学"。他解释自己所著的礼书是讲"事亲之礼，敬长之礼"，乡约书是"添些仪制，劝醒愚民"。由此可见，他时刻想的是如何以自己身受的封建礼教去毒害群众，而在他看来却是"劝醒愚民"的善举。可悲的是，他的"三姑娘"首先受到他竭力宣扬的礼教的毒害，成为他的"善举"的牺牲品。对其女"殉节"活活饿死，他不仅毫不悲伤，反而"仰天大笑道：'死的好！
死的好！'"。他还认为"只怕我将来不能象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这种矫揉造作的反常表现，实足以暴露理学杀人的血淋淋的罪行。当然，王玉辉毕竟是受害者的亲生父亲，自然有些"心下不忍"而"转觉心伤"，但却始终未能认清杀害女儿"凶手"的真面目，仍然向邓质夫夸耀女儿的"节烈"行为。这正如稍后于吴敬梓的进步思想家戴震所揭示的那样："人死于法，犹有怜之；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
总之，传主吴敬梓不但暴露了封建道德本身的不合理性，抨击了并不恪守封建道德的地主阶级成员的言行，揭发了口是心非的伪道学的灵魂的奥秘，而且还极其深刻地表现了广大士人受其毒害而不自觉的精神状态。可以认为，对程朱理学鞭笞之猛烈，并不亚于他对八股举业的无情揭擿。这是由于举业与理学互为表里构成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所致。因而揭露科举弊端为重要内容的《儒林外史》，在嘲讽"无凭"的举业的同时，自不能不对"伪妄"的"程朱的学问"有所讥刺。尽管传主在暴露它的虚伪面目时还存在着种种局限，但却无疑是具有了发聋震聩的巨大作用的。
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虽然对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严重恶果有所触及，但并没有发展到与之完全决裂的地步，他的封建道德观念依然十分浓重，这在他的创作中留下相当严重的"内伤"。
《儒林外史》这种"内伤"首先表现在他只对礼教的虚伪有所抨击，而对礼教的本身却并没有嘲讽，他只是反对假道学、真小人，而对所谓的"真儒"、"贤人"则是竭力赞扬表彰的。吴敬梓特别赞赏所谓的孝悌君子，笼罩全书的理想人物王冕，就是一个至性纯正的孝子，母亲死后"负土成坟，三年苫块"自不必说，更其难得的是牢记母亲"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的遗言，终老会稽山中。至于小说中其他几个正面人物如虞育德、迟衡山、庄绍光、杜少卿等人，用武书的话说都是"最喜赞扬忠孝的""大名家"。"真儒"虞育德一生行善，积累了许多"阴德"，其中一桩就是用自己辛苦教学得到的束脩，救济了一个无钱葬父准备跳水自杀的"庄农人家"，以赞助其"孝心"。杜少卿更其重视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对这些"君子"的孝行，传主是以赞扬的笔墨去描写的。不仅如此，甚至为了肯定余大先生安葬先人的孝道，传主居然原宥了他私和人命的罪行。对于封建道德的另一核心"忠"，吴敬梓也未曾否定。萧吴轩主张"为人以忠孝为本"，将忠与孝并举自不必说，郭孝子也劝说萧云仙"出来替朝廷效力"，可见传主并不否定"尽忠"。至于杜少卿虽然辞去征聘，但其实他也主张士子应该报效朝廷，主张"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庄绍光尽管辞爵还家，同样也主张"地方官办事"应该"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他们之所以辞聘、辞官，杜少卿是"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庄绍光则是因为"臧仓小人"作怪，"看来我道不行了"才"恳求恩赐还山"的。由此可见，他们完全是按照"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儒家思想迸退的，而并非是对忠君之道的否定。吴敬梓对悌的重视也是显然的。如以赞美的笔调写余大、余二"弟兄两个，守着祖宗的教训，闭户读书"，和睦相处。当余大因私和人命一案发作，余二却揽在自己身上蒙混过去。传主对这种悌道的表现大加肯定。但在作品中可以肯定的悌道描写实在太少了。相反，倒可看到兄弟之间失和的大量情节，如严大位与严大育之间、匡大与匡二之间、施御史兄弟之间，他们或觊觎兄弟财产，或以势利眼光相处，或因嫉妒功名而生事端，大都有违于梯道。这种情节的大量出现，也和敏轩早年出嗣为人子、家产被族人所夺的经历有关，并不足以证明他对悌道的否定。相反，它正可以表明传主对违背悌道行为的谴责。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他对悌道也是肯定的。至于节烈，传主固然描绘了"三姑娘"殉夫自杀的惨剧，在客观上起到暴露礼教杀人的作用，但其中也存在着讽刺王玉辉"伪妄"的用意。在另外一些情节描写中，他似乎也并非截然否定节烈，如书中的"真儒"虞育德就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时，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出资为武书的母亲"节孝的事"请求"旌表"。由此可见，传主对礼教的本身并没有彻底否定。他所嘲讽和鞭笞的只是一些士子在遵守礼教时所表现的虚伪而已；他反对的只是假道学，却肯定了真儒者。
不过《儒林外史》中毕竟存在着暴露和批判封建礼教的虚伪和不合理的内容。这是由于传主的思想中固然有着维护封建道德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不满封建礼教的一面（至于他的世界观中这种进步因素的产生，前文已有专门论述，兹不赘言），这才使他有可能在自己的创作中对封建礼教的虚伪与不合理，作出形象的描绘，并予以暴露和抨击，否则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三）《儒林外史》所反映的其它阶层社会成员的生活
《儒林外史》中出现的人物当然以各类士人为最多，而且占据主要场景的也是各类士人以及兼有士人身份的封建官僚和地主豪绅。但作品中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其它社会阶层的成员，如僧道吏役、星相医卜、戏子娼妓，甚至裁缝菜农等人，反映了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兹就涉及传主思想和小说内容较多的人物情节略加分析。
一类是盐商典当生活。
《儒林外史》中出现了众多商人，例如大盐商有扬州的万雪斋、宋为富，行盐而兼典当的有五河县的仁昌典方三老爷、仁大典方六老爷，庄濯江也曾在泗州开典当；贩丝客人有杭州的陈正公和毛二胡子，陈正公还兼放高利贷，毛二胡子又开小当铺。小商小贩如开米店的高要县的赵老二、芜湖的卜老爹，经营杂货店的有芜湖的牛老爹，杭州有景本慧的头巾店，南京有开绒线店的张国重、开香蜡店的王羽秋，书店则有杭州的文瀚楼、嘉兴的文海楼，苏州人凌风更去五河县开设糟场。至于依附商人和手工业主而出现的各种行业的从业者则有：南京的房牙子，杜少卿、鲍廷珠等先后在南京祖赁住房都要找他们介绍经手；买卖土地的中间商人，如兴贩行的行头成老爹就想为虞华轩购进土地以从中牟利；扯银炉的有赵老汉；刻字的有郭铁笔等等。至于茶馆、饭店、戏行、妓院更是随处多有。一些店家既经营商业交易，又可招待食宿，如匡超人就寄宿在杭州文瀚楼书店，沈大年也在扬州盐商大丰旗下店吃住；有的商人还可先取货后结帐，如南京报恩寺门口的聚升楼，就为季恬逸三人垫用伙食用费，"一日要吃四五钱银子"，"又赊了百十桶纸来"给他们印书。
但是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着意刻划的乃是安徽籍而在扬州行盐兼设典铺的商人，如扬州大盐商万雪斋及其座上客，大都是原籍徽州而来两淮行商的。甚至这些盐商延致的清客也大都是安徽人，如牛玉圃"本是徽州人"，辛东之也是被扬州盐商河下兴盛旗冯家"从徽州请了"出来的，等等。这也确实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状况。据《姚司马德政图叙》所记，当时"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计"（《从政录》卷二），徽商在扬州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何况传主生活的时代与扬州盐商发迹的时代是一致的。清代康熙中叶，正是扬州盐商开始兴旺之日，而在吴敬梓晚年也就是乾隆年间，扬州盐商更是声势煊赫、盛极一时。传主曾几度前往扬州及仪征、淮安一带纵游，去扬州主要是在卢见曾幕中作客，因而必然会与这些盐商有直接间接的接触，对他们的骄奢淫侈的剥削生活，有着深切的了解。因而能在《儒林外史》中刻画了他们势利铜臭而又附庸风雅的性格，让我们了解到当时商人的生活情景以及他们的丑恶本质和恶劣影响，不但具有诗的价值，也有很高的史的价值。
吴敬梓首先在《儒林外史》中反映了盐商骄奢淫逸、糜烂腐朽的生活情景。如扬州大盐商万雪斋家，将冬虫夏草当做菜吃，第七个妾生病用三百两银子买一味中药雪虾蟆。他家的花园，有高低的楼阁，成行的柳树；他家的厅堂，一进又一进，陈设一套又一套，极其华美富丽。另一总商宋为富也如此，家中设有药房，无事时"看着药匠弄人参"。他家的花园"竹树交加，亭台轩敞"，是一处"极幽的所在"。宋为富本人"一年至少要娶七八个妾"，甚至花五百两银子把常州贡生沈大年的女儿沈琼枝买来作妾。沈琼枝被迫为宋为富小妾一节，实际上是反映了号称"盛世"的康乾时期卖儿鬻女的惨象。乾隆九年（1744 年）九月，江苏按察使的奏报中就有这种实际情况的反映："近年以来，江省地方偶有偏灾，贫民小户日用桔据，往往割其所爱以救燃眉之急，或将幼小之儿典于巨室，或将己许之女鬻于富家。??致使穷苦小民，生当盛世，不免骨肉分离。"（朱批奏折，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甚至沈琼枝身价银五百两也是写实之笔。康熙四十六年王鸿绪的奏报中就记载了当时"侍卫五哥买女人一名，用价四百五十两"（《王鸿绪密缮小折》，《文献丛编》第三辑）。扬州的盐商如此，其他各地的盐商也无不如此。五河县的方盐商其剥削所得，不仅用于维持他们的奢侈生活，而且丝竹吹奏地将老太太神主送入节孝祠，摆威风、讲排场。这节孝祠又修造极其辉煌，祠前的尊经阁"盖的极高大"，特别是又修"在街中间，四周都望见"。支锷本是杭州的巡商，却"戴了方巾"，冒充秀才。这种现象并非少见，扬州大盐商万雪斋也是"头戴方巾"，"脚下朱履"，"手摇金扇"，俨然仕宦身份。
《儒林外史》中如此形象的描绘，正是当时现实情景的写照。其次，传主还反映了这些盐典商人在经济和政治上与朝廷官僚、地主士绅有着相互依存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例如乾隆南巡扬州，当地盐商竭力奉承，"凡有可悦上意者，无不力致之"，连弘历自己"亦谓行在以来，莫若扬州适意者"（《高宗南巡遗事五则》，《国朝遗事纪闻》第一册）。对主管盐商的官吏，他们也经常以大量财物行贿。雍正时曾规定盐商馈送盐政"公务"银每年八万两、馈送盐运司"薪水"银每年四万两。封建朝廷也不会亏待他们，用允许他们"加价"、"加耗"以及"借帑"给他们等方式，予以实惠。封建官僚则对他们刻剥小民的种种罪行多方予以包庇，受其害者仍是升斗小民。虽然，如同传主揭擿科举弊端仅限于院试、乡试，而没有描写会试、殿试一样，他对盐商报效朝廷、迎奉帝王的行径也未曾涉及，但对于官商勾结、残害小民的黑暗现实，在《儒林外史》中则是有所描绘和暴露的，例如扬州盐商桃源旗的资本就是出自天长官僚地主杜府。在小说中，主管盐政的朝廷官员两淮运司荀玫把金东崖"荐在匣上，送了几百两银子"。盐商自己又会主动趋奉当道，如天长汪盐商要请县主吃酒，五河盐典商人方三、方六也要巴结知县、知府。这些盐典商人在给予当道以好处之后，当然得到庇护，五河县方家的仁昌、仁大典铺，"戥子太重，剥削小民"，但因为他们"又是乡绅、又是盐典，又同府县官相与的极好，所以无所不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尽管厉太尊派季萑前来查访，但却被方老六把季萑请"进了书房门，讲了一天"；厉太尊的公子又与方老六一起坐上"极齐整的席"，又"一个人搂着一个戏子"吃酒作乐，一天大事也就烟消云散。盐商公裕旗主人，"一张呈子送到德清县"，尽管"廪生挨贡"的杨执中尚是衣冠人物，但"县主老爷见是盐务的事，点到奉承"，就将他"拿到监里坐着追比"。江都知县被盐商宋为富"打通了关节"，就一反前态，咬定"常州贡生"沈大年是一个"刁健讼棍"，命令两个差人押解他回乡。当然，如果遇到官位高的主子时，盐典商人也要败下阵来。例如德清县主虽然满足公裕旗店主的要求，将杨执中"寄监收禁"，但娄中堂府上三公子、四公子一出面，县主就"心下着慌"，不敢再行"追比"，用"几项盐规银子凑齐"亏空，"即刻把杨贡生放出监来，也不用发落，释放去了"。盐商万雪斋尽管在扬州声势煊赫，然而他店中的朝奉押着盐船在江西彭泽县江面上被劫，告到县里，彭泽县主不去捉拿盗劫之人，反痛打船工、朝奉，直到他们求情告饶、主动撤回原呈才罢。因为这一公案涉及到他的官声政绩，而这位知县大人又一向以"本县法令严明，地方清肃"自居，"那里有这等事"发生！这两个情节正表明在清朝前期，尽管盐典商人势力有较大的扩张，然而占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盐典商人尽管与封建官僚、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可以任意刻剥小民，但却不能危及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再次，在《儒林外史》中传主还暴露了这些盐商尔虞我诈的剥削本质和伤风败俗的丑行。原先是杭州绒线铺商人的毛二胡子，在嘉兴开了个小当铺，又与陈正公合伙去南京贩丝。他劝说陈正公不如将贩丝的银两拿去放高利贷，可以坐收高额利息。陈正公被他说动后，一下了就被他诓骗去一千两银子。这一情节，不仅谴责了这两个商人剥削之残酷，而且也暴露了他们之间尔虞我诈的本质。更使传主愤怒的则是这些商人伤风败俗、不顾廉耻的丑恶行为。在描写五河县糟坊老板凌风家"两个婆娘"争风吃醋、大打出手一节之后，吴敬梓忽然加了一段插话说："五河的风俗是个个人都要同雇的大脚婆娘睡觉的。不怕正经敞厅里摆着酒，大家说起这件事，都要笑的眼睛没缝，欣欣得意，不以为羞耻的。"这就是更直截了当地谴责了这些商人行丑而不以为丑。同样，对于盐典商人"方六老爷""笑容可掬"地在尊经阁上陪着权卖婆嬉笑、权卖婆却公然"拉开裤腰捉虱子"的丑态，传主则让余大先生骂出："我们县里，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其愤慨之情溢于言表。这些，都是传主吴敬梓在小说中所反映出来的各种商人、特别是在扬州行盐、开典铺的徽商的实况，是他们生活情景的真实反映。
一类是戏曲演员生活。
《儒林外史》中还反映了戏曲演员的生活情景。传主从小就喜爱戏剧艺术，金两铭说他"生小性情爱吟弄，红牙学歌类薛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在《春兴八首）中，也有对早年"顾曲周公瑾，呼卢刘穆之"这种欢场生活的回忆。中年移家南京之后，在以诗文会友的同时，也曾"寄闲情于丝竹，消壮怀于风尘"、"妙曲唱于旗亭，绝调歌于郢市"（《移家赋》）。这样的"欢场"生活，虽然使他沾染了一些纨绔习气，但也使他对出身下层的歌儿舞女、戏子倡优的痛苦遭遇有所了解，并产生了一定的同情。在《老伶行》一诗中，传主对一位"潦倒梨园五十年，萧萧白发暮江边"的演员的穷困暮年，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并以自己更为不幸的遭遇劝慰他："我语老伶声勿吞，曾受君王赐予恩。才人多少凌云赋，白首何曾献至尊。"对演员戏子如《儒林外史》中的鲍文卿的某些优秀品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肯定、表彰。从《移家赋》可以看出，他一方面与"青钱学士，白衣尚书"一类的文人相互称道，"私拟七子，相推六儒"；另一方面又与"何勘白首，车子青春，红红小妓，黑黑故人"（《移家赋》）这样的演员歌女友好相处。何勘是有名的歌手（见段安节《乐府杂录》），刘禹锡还写有《与歌者何戡》一诗；车子，三国魏人，也是有名的歌手（见繁钦《与魏文帝笺》，《文选》卷四十）；红红，姓张，唐代名歌手（见《乐府杂录》）；黑黑，姓罗，唐宫人，善琵琶（见《朝野佥载）卷五）。传主将他们与文人学士相提并举，平等对待，并在小说中反映了他（她）们的生活情景。
南京的歌儿舞女大都聚集在秦淮河两岸，传主在小说中描写的南京是："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萧鼓，昼夜不绝"，"??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
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凭栏静听。??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
这与珠泉居士在《续板桥杂记》中所记大致相同："今自利涉桥至武定桥，两岸河房，丽姝栉比"，"每当放船落日，??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兮盈盈"；河亭设宴，则选女优"派以生旦，各擅所长，装束登场，神移四座"。"由南门桥迄东水关，灯火游船，衔尾蟠旋"，"秦淮游肪??进自水西门"。由此可见，传主在《儒林外史》中所描绘的确是当时秦淮河两岸笙歌不绝的真实景象。
歌儿舞女聚集之所也常常是梨园子弟所到之处。小说中记南京梨园的分布情况是："淮清桥是三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水西门是一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淮清桥正在传主吴敬梓"秦淮水亭"附近，靠近东水关；水西门则靠近西水关，离传主生父吴雯延寓居的丛霄道院不远，是他足迹常到之处，可以说传主生活的环境就是梨园聚集之处。
所谓"老郎庵"是戏剧行业的同行组织，对演员有统辖控制之权。小说中记鲍文卿所在的戏行"规矩最大，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一齐上了庵，烧过香，坐在总寓那里品出不是来，要打就打，要罚就罚，一个字也不敢拗的"；戏行中由年长的"世家子弟"任道长，演员"凡遇本行公事，都向老道长说了，方才敢行"；约定演出，先要在总寓内挂着的戏牌上"写上一个日子"才行。这种行会组织有严重的封建性，常由戏霸头所掌握，成为剥削和压迫演员的工具。这种情况，不独南京一地为然，演员到各地演出，先要向当地老郎庵朝拜才能挂牌，例如扬州"城内苏唱街老郎堂，梨园总局也。每一班入城，先于老郎庵祷祀，谓之挂牌"（《扬州画舫录》卷五）。又如北京，崇文门外设立老郎庵的目的就在于"束脩其俦侣"，"有事则聚议之，岁时伏腊以相休息，举年资深者一人统司之"（光绪十三年北京崇文门外精忠庙《梨园聚议合碑））。从这些记载来看，《儒林外史》中所说的"规矩最大"，就包含有封建戏霸头对演员的控制和由他们所制定的清规戒律在内。
尽管戏曲演员身受沉重的压迫，但由于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市民阶层的迫切需要，戏剧行业仍然不断繁荣兴盛起来。传主在小说中记载的南京戏曲行业，仅"门上"和"桥上"（指水西门和淮清桥）两处就多达一百三十多个戏班，其中淮清桥小旦就有十班之多。这些戏班都有名称如芳林班、灵和班、三元班等。他们不仅在南京城内演出，而且还出去跑码头，如鲍文卿身后，他的戏班子就到南京附近的盱胎、天长一带演出，因为"那里乡绅财主多，还赚的几个钱"。这就反映了当时南京各个戏班之间竞争十分激烈，演员谋生也极为不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有的戏班子逐渐衰败下来，例如文卿死后，鲍家的戏班子"消折了本钱"，虽有杜少卿接济也"不济事"。而其成员成份也就经常发生变化，如廷玺本是读书人倪霜峰之子，过继给文卿后，迫于生活的驱使，终于也干上继父这一行，甚至更不如乃父，由领班降而为清客。但也有的演员因此而发迹的如黄老爹、钱麻子，已经能与城里乡绅平起平坐。传主这些描写客观地反映了演员社会地位的变化，作为研究清初南京戏曲发展的史料看，是弥足珍贵的。
《儒林外史》中还稍稍涉及到清代初期民间演戏的情况，在南京不远的五河县，盐商方老太太入节孝祠，尊经阁上"悬着彩子，摆着酒席"，在"方老爷家的戏子来了"一片声中，"戏子一担担挑箱上去"，在阁上"摆席唱戏，四乡八镇几十里路的人都来看"戏，尽管清代朝廷法令规定："民间丧祭之事，诵经礼忏，仍听自便外，其有违制，加以丝竹管弦演唱佛戏之处，地方官不严行禁止，照失察夜戏例议处。"（《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二十九《礼仪制》）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丁酉上谕也严厉禁告："嗣后民间遇有丧葬之事，不许仍习陋风，聚饮演戏，以及扮演杂剧等类，违者按律究处。"（《雍正上谕内阁》卷六）但这些规定也不过一具空文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出，清初的戏剧活动极为活跃，朝廷的律令对之也不能遏止。可惜的是传主对这种戏剧活动，通过余大先生之口予以斥责，流露了他的陈腐观念。
传主还在小说中塑造了演员鲍文卿的形象。在鲍文卿的行事中，也可觇知传主的某些道德观念。在他的笔下，鲍文卿原是按察司崔某门下戏子，他与安东知县向鼎素不相识，只是因为敬重向鼎是个才子，才向主人求情，请求免参向鼎。向鼎得悉原委后非常感激，要重重酬谢他，他却坚决谢绝。鲍文卿对穷秀才倪霜峰也非常敬重，将他的儿子倪廷玺过继为自己的儿子，并且"因他是正经人家儿子，不肯叫他学戏，送他读了两年书，帮着当家管班"，"比亲生的还疼些"。鲍文卿这些敬重"斯文"的表现都得到传主的赞扬。
不仅如此，吴敬梓还大力肯定他对"斯文"极其厚道。例如本是为了解决倪霜峰的困难才过继廷玺为子，却反送霜峰银子二十两；霜峰过世后，他还叫廷玺"披麻戴孝"，自己也"一连哭了几场"，这在宗法社会中是很难得的表现。又如向鼎请他们父子帮忙巡查考场，廷玺捉住一个正在传送夹带的考生要送去向鼎发落，他赶忙拦住，对这个考生说："你一个正经读书人，快归号里去做文章，倘若太爷看见了，就不便了。"这种"厚道"已经有些是非不分了。但文卿的其它表现又说明他并不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如安庆府两个书办托他向向鼎求情，答允送他五百两银子，他却严词拒绝，断然不受，并且表示"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可见他厚待作弊考生并非不分是非，只是为了敬重"斯文"。这正反映了传主的思想矛盾：一方面自己是读书人，因而只要别人敬重"斯文"，他就全盘肯定；另一方面，敏轩又强调自食其力、洁身自好，主张自己挣钱，所以就表彰却贿行为。前一种思想有很大局限，而后一种主张颇有进步意义，要区别对待。
传主吴敬梓除了正面描写文卿种种值得赞扬的行为以外，还通过向鼎之口来肯定文卿的所作所为，向鼎说："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多君子之行"，比那些"中进士、做翰林的"还要高尚。把"戏剧行"看做"贱业"，虽是封建士人的传统观念，但传主同时却能充分肯定戏子文卿的好品德，认为他高出士人多多，并且在字里行间对与自己同属于一个阶级的士人的某些恶德也作了否定，这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当然，在鲍文卿这一形象身上也存在着传主的思想局限，例如对于鲍文卿受到封建意识毒害而具有的某些奴隶道德的表现，传主就十分欣赏并大加赞美。在吴敬梓笔下，他不敢与官绅士人同起同坐，认为"这个关系朝廷体统"，口口声声自称"贱人"，指责演员钱麻子、黄老爹"不安本分"，居然穿戴士绅服装，流露了落后的思想意识。传主这种态度，在塑造另一演员也就是文卿的儿子鲍廷玺形象时也有所表现。起初，吴敬梓对鲍廷玺的种种表现本无微词，但自从廷玺在父丧期间娶妻以后，即隐隐约约地表示了不满。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即指出传主态度的这一变化，说："观后鲍廷玺之为人，已远不及文卿，然尚知本分。奈娶此喇子（指王太太）以至半生颠倒"；"文卿虽有不必等满服之说，然此时去文卿之丧止半年余，廷玺自可以为辞，而无，如忽忘之矣。故纲目大书'鲍廷玺丧父娶妻'。"这正是所谓的春秋笔法。从此以后，廷玺的所作所为，言谈行事，在传主笔下大不同前，所谓"廷玺身份、口声全不似文卿了"、"竟似妓家帮忙及豪门拉马声口"（《儒林外文评》），传主的描写也随之婉而多讽、语含讥刺了。这与其说是鲍廷玺违背孝道，倒不如说是传主重视封建道德的表现。不过，《儒林外史》中出现了鲍文卿以及鲍廷玺等演员形象，就使得小说不仅仅是客观地反映了南京梨园的一些情况，而且也通过对演员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传主自身的某些道德观念，可供我们作为全面了解传主吴敬梓思想的一些根据。
一类是下层群众生活。
传主吴敬梓自祖产被夺以后，家道中落，功名又不得意，生活日逐下降，特别是移家南京以后，甚至衣食不周。经济生活的拮据，使得他的社会生活也日趋接近下层。因此，在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中也出现了许多下层群众，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情景。在传主笔下，既有生活困苦的农民，也有地位卑下的市民；既有恶棍无赖，也有寄寓着传主理想的"奇人"。
以农民而言，传主在小说中虽然叙及不多，但在偶或点染的笔墨中，已将他们备受压榨、穷困无告的境遇烘托而出。农民王大、王小二兄弟二人是贡生严大位的紧邻，为一口猪走错了门户，严贡生先己敲诈了八钱银子，尔后又要勒索几两银子，王大没有银子，就被严乡绅打折了腿。佃户何美之让自己的"浑家下陪"着田主人僧官慧敏饮酒，看似佃农主动巴结田主，其实如果没有租佃关系，农民谁愿意让自己妻女侍人？常熟一个佃农，收获的庄稼"都被田主斛的去了"，以致父亲病死无力安葬而跳水，幸被虞育德遇见相救，方免一死。佃农受到田主的剥削和压榨之残酷，由此可见一斑。当庄绍光受到嘉靖皇帝"内帮银五百两"以及"南京玄武湖"之赐，奉命返乡"著书立说，鼓吹休明"之后，离开了京城，行走不久，即遇到一对因"穷苦"而死的农村老夫妇。这是"休明"盛世发生在京畿的事实！木耐夫妇原也是"好人家儿女"，只因"冻饿不过"而去短路，幸得郭孝子资助从军而去。
年老者等死，年壮者短路。这就是"休明之治"的真相。
以市民而言，有测字为生的陈思阮、丁诗。陈思阮为陈和甫之子。陈和甫虽然也是"素善仙乩神数"的山人，但"并不在江湖上行道，总在王爷府里和诸部院大老爷衙门交往"，犹得充作"名士"。而其子却已沦落为一个摆摊测字的混帐人，甚至连老婆也养不活，终于去做了和尚。这既透露了时移世改的社会变迁，也反映了市民求生之不易。在小说中，传主还写了权卖婆、沈媒婆以及卖花的姚奶奶等几个女角色。她们在小说中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权卖婆与姚奶奶同为卖花营生，但在她们初登场时，传主将"权"直呼为"卖婆"，而称"姚"为"奶奶"，乃因权卖婆与方盐商有些"伤风败俗"的行为，而姚奶奶却是杜少卿夫妇游山的"陪客"。至于沈媒婆伶牙俐齿的谈吐，撮合成事的手段，都被传主刻画得活色生香，如在眼前。她们也正是依靠这种本领才能谋取钱财的。
无论在农村还是市井，当时社会上都存在一些恶棍、无赖，他们用种种卑劣及至残忍手段敲诈勒索平民百姓，甚至有一定身份的士绅，也得与他们相交互利。例如杭州开赌场的王老六，说合公事，参与买卖人口。至于学道衙门前的李四，专一为科考钻营门路，牵线搭桥，营私舞弊，曾经在吏部掌案的金东崖，为他的儿子金跃谋求秀才身份，也花了五百两银子托他找替身应考。而这些恶棍之所以得逞，则又是因为他们与衙门吏役相互勾结或本身就在衙门里充吏所致。如王老六说合人口买卖，是与钱塘县差人黄球、布政司衙门吏役潘自业一齐谋划的；李四为金跃进学一事，更是由潘三出面一手包揽的。至于穿门入户的卖婆一类人物，也经常与市井泼皮串通，讹骗钱财，如卖花的姚奶奶，作为杜少卿夫妇"陪客"时，尚未见其有劣行，可是一旦仪征汤二爷前来南京参加乡试、寻花问柳之际，她就与"几个喇子"将他"囮着"，后来见到汤大爷前来，从人又提着"都督府"的灯笼，才让汤二爷溜走。至于龙三，更是男扮女装，利用"私情事"多次讹诈南京南门外的僧官；而从金东崖口中得知，这个无赖龙三一直骗到京师，甚至吏部官员也受其拐骗。从这些描写中，可以觇知传主既对上层士子的生活情景、思想情操极为了解，对市井恶棍的卑劣行径、讹诈手段又十分熟悉，还对这两种人物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也很了然。
传主在小说中还刻画了一群仆人形象，如来富、四斗子、晋爵、王胡子等。而这四个仆从又可分为两种类型：前二人为士绅地主之仆，后二人则是权豪贵族之仆。严大育是地主、监生，严大位是地主、贡生，来富与四斗子虽然为二严之家仆，但他们却瞧不起主人、特别是严贡生的"臭排场"，吴敬梓描绘这两个中小地主之家的仆人，目的在于以他们的眼、口揭露出二严的种种坑人、诈人的劣行。至于晋爵、王胡子在小说中的作用，则又与来富、四斗子不同，他们分别为娄、杜二府的仆从，地位介于奴仆与管家之间，可以替主人"办事"。而娄府现时主人系中堂之后，杜府现时主人则为状元公之后，娄、杜二府的声望地位大大高于严氏弟兄。此外，二严同为传主所唾弃的角色，而娄三、娄四公子与杜少卿，则并非敏轩所鄙视的人物，而是传主分别在不同程度上予以肯定的形象。因此，在叙及这两个仆从时，只是谴责这两个仆人本身，而并不是借仆人讥讽主人。相反，倒是在不同程度上抨击仆人背主的恶行。例如晋爵奉娄三、娄四之命去营救杨执中，他只送了二十两银子给书办，倚仗着娄府声势即把事情办妥，"笑纳"了主人"七百多（两）银子"，中饱私囊。杜少卿的管家仆从王胡子"就更坏了"，串通一批清客侵吞杜少卿家财，从中渔利。当少卿卖去了田地房产移居南京之际，他"在路见不是事，拐了二十两银子走了"。虽然，小说中的杜少卿对王胡子的逃走，只是"付之一笑"，但在现实生活中，传主对"奴逃仆散"（《减字木兰花》）的境况，还是感慨良多的。
不过，极为难能可贵的是，传主坠入市井下层之后，并未仅仅看到下层群众中有一些泼皮无赖、恶棍霸头，同时也看到穷苦群众中更有不少洁身自好、自食其力的人物，并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许多可贵的品质，而传主吴敏轩终于将所探求的理想寄寓在他们中间，饱含激情地写下了"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这一情节。虽然，在整部小说中它仅占一回，然而无论从作品的思想意蕴还是从传主的理想追求来说，这一回书却是极有份量的。所谓"述往思来"，即是总结过去、瞻望未来。此回书一开始，传主说"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表示一个旧时代的过去；"那知市 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开拓一个新时代的人物，又是出自"市井中间"即下层群众之间。这明确地表露了传主的探寻目光，已全然从同阶层读书人的身上转移至下层劳苦人民之中。这对生活在旧时代而又出身于士绅阶层的文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传主所具体描写的四位"奇人"是在寺院里安身的季遐年，卖纸火筒的王太，开小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季遐年写得一笔好字，王太下得一手好棋，盖宽画得一幅好画，荆元弹得一手好琴。他们依仗各自的技艺谋生，自食其力，因而就能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敏轩借用荆元的一番话表达了自己的做人理想："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这是一个觉悟了的知识分子的心声。传主吴敬梓通过他一生的追求，在现实生活的教训之下，终于有了这样的觉悟。自然、在他的笔下，这四"奇人"身上仍然留有某些文士习气，但是传主毕竟不是出身于穷苦群众的作家，而能在他的创作中如此肯定这四位"奇人"依靠自己的技艺谋生的品格，这无疑是传主在郑重宣告与过去企望从仕途谋求出路的旧我决裂，是传主思想认识的极其有意义的一种转变和进步。特别是敏轩在此回书中打乱了四"奇人"所体现的琴棋书画的通常序次，而将体现"琴"的荆元放在最后来叙写，又添写一灌园的于老者做为荆元的知音，用意是十分深刻的。敏轩在《左伯桃墓）一诗中曾经歌颂"亦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而据顾云所记，传主晚年"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盋山志》卷四）。小说中灌园的于老者为"奇人"的知音，这不正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现实生活中的敏轩为"市井奇人"的知音么？由此看来，传主吴敬梓在小说《儒林外史》中描绘了一系列的下层人物，不仅让我们看到康雍乾"盛世"的广阔的社会生活情景，而且也让我们了解到传主思想发展的轨迹，以及他的社会理想的发展变化和具体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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