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王阳明的六次突围 > 第五次 破心中贼，和皇权搏斗
一 宸濠之乱
正德十四年（ 1519），南昌的宁王朱宸濠造反了。
宁王朱宸濠是大明朝头等的藩王，世镇南昌，手里掌握着王府卫队，这是一支两万人的精锐部队，另外朱宸濠在江西经营多年，招纳了大批山贼胡匪，其中尤以凌十一、吴十三、闵廿四所率的鄱阳湖水贼最为凶悍。在朝廷中，宁王靠着无法计数的巨额贿赂了大批重臣；在地方上，他控制了江西布政使、按察使、兵马都司、镇守太监，
又拿出大笔金钱，在全国各地拉拢了无数地方官员，培植了庞大的势力，万事俱备，只等造反。
对这样一个蓄谋已久的强敌，正德皇帝居然毫无察觉，直到正德十四年，监察御史萧淮上奏告发宁王谋反，正德皇帝才起了疑心，派大臣到南昌斥责宁王，收缴王府卫队。可这一下正捅在马蜂窝上，宁王立即趁势起兵，借着过生日的机会遍请江西各级官员，连南赣巡抚治下的知府、将领也在被宴请之列。
当然，宁王还顺便“邀请”了王阳明。
王阳明被派到南赣来督兵，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来监视宁王，对这个野心勃勃的藩王他早有警觉。可他无法猜出宁王到底何时造反，尤其是朝廷派官员来收缴宁府护卫的事，王阳明事先并不知情。而宁王是江西省内最尊贵的藩王，只要他一天不造反，王阳明必须对他表示出特别的尊敬。
很不巧的是，就在宁王准备起兵的同时，福建军人发生了一起小规模哗变，朝廷派阳明先生去镇压。阳明先生正要出发的时候，接到了宁王生日宴会的邀请。
本来王阳明从赣州进福建就不需要走南昌，但宁王势力太大，他的面子王阳明不得不给，只好坐了条船顺赣江而下，绕个大弯子到南昌来给宁王贺寿，却因为江上有大风耽搁了几天，等王阳明的官船快到南昌的时候被丰城县令拦住，告诉他：宁王已经杀害了江西巡抚孙燧和按察副使许逵，起兵谋反了！
王阳明听后大吃一惊，连忙乘船返回赣州，准备调集兵马起兵平叛，可赣州在赣江上游，去南昌是顺风顺水，回程却是逆风顶水，而宁王也已经派出快船从后面追赶上来，情势异常危急，王阳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安然回抵赣州了，只好
提前下船进入临江府躲避，这么一来情况就更糟了。
阳明先生此时担任的职务是“提督南赣兵马”，他的指挥部设在赣州城里，可现在阳明先生却在紧邻南昌府的临江府下了船，离自己的指挥部太远了，赣州方面因为接不到有效的指令，无法以最快速度招集兵马，尤其是广东、福建两省都与赣州府地界相连，原本王阳明靠着手中的王命旗牌是可以调集这两省官军的，但现在他人在临江府——江西省的中心地带，距广东、福建、湖广都太远，阳明想调广东、福建兵马，也就显得鞭长莫及了。
在后面的平叛战斗中，曾经在南赣剿匪时和阳明先生并肩战斗的广东、福建两省官军、民兵都没能参战，甚至连江西南安府的民兵也因为距离远，没能调集。可以说阳明先生在临江府上岸
这个决定实属无奈，严重影响了他调配兵马的能力，结果在后来的作战中，王阳明招集的部队仅有三万左右，面对宁王的十万大军处于绝对劣势，在兵力和装备方面远不能和宁王的人马相比。
比这更可怕的是，宁王这次起兵非常突然，他的战略意图是以最快速度沿江东进攻克南京，然后建都称帝，和北京的朝廷分庭抗礼。由于宁王造反初期王阳明被阻在临江，导致了南赣九府兵马不能迅速集结，整个江西省内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支成建制的军队开上来阻击宁王，这就给宁王腾出了长达半个月的空子，他完全可以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放手向南京方面发起攻势，如果宁王利用这个空当不顾一切全力东进，很快就会突破长江下游的九江、南康、安庆诸处防线。
最糟糕的是，宁王经营多年，爪牙遍布各地，现在南京城里就有镇守太监刘琅，都指挥廖鹏、
齐佐、王准，都督同知王献等一千多名亲信，备好J1枪火器，准备做宁王的内应。同时，前文提过的浙江镇守太监毕真也在杭州制造谣言，说宁王大军要攻浙江，弄得浙江一省风声鹤唳，浙江军马不敢出省境一步。
最要命的是，连河南布政使林正茂也已归附了叛军，只等宁王占领南京，建都称帝，林正茂就夺取河南一省的军政大权，响应宁王。
如果宁王真的杀进南京，那整个南直隶（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两省外加一个上海）以及浙江、河南、江西几个省就全在他的控制之下。加之正德皇帝昏庸，道德败坏，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官员也多对他失去了信心，天下都在盛传正德皇帝其实是个“野种”，根本不是孝宗皇帝所生，而朱宸濠却是太祖高皇帝的嫡传子孙，身份无可怀疑。如果宁王真的攻克南京，建都称帝，振臂一呼，
恐怕江南半壁江山都会被他席卷而下！
这样一来，整个中国就分裂成南北两半了，将来不管谁胜谁败，这场叛乱必将旷日持久，给天下百姓造成的危害也无法估量。
危机，危机，危难之中一定暗藏机会，只要肯找、会找，就一定能找到。
自我觉醒，良知透彻，使得阳明先生拥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异于常人的思维模式，面对几乎绝望的危局，阳明先生脑子飞快地运转，在最短时间内想出了一系列的奇谋妙计：先派出细作潜入南昌，到处粘贴告示，声称朝廷已经知道了宁王起兵的消息，并且派安边伯许泰率宣府、大同兵马四万，后军都督府左都督刘晖、右都督桂勇率京军四万赴江西平叛；又派人到南昌邻近各县发布消息，声称巡抚两广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
杨旦、巡抚湖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金各率本省军马四万即日进入江西省境，沿途设伏，南赣兵马两万人已经完成集结，随时准备向南昌进发；又发下一批假造的“火牌”——由驿站传递的加急军报，假称是广东、湖广两省巡抚发下来的，因为大军将至，命江西各府县急征军粮，接着就派人到乡下大张旗鼓去“征调军粮”，把朝廷大军即将到达的消息传得尽人皆知；再派人潜入南昌放出消息，说宁王手下的谋士、重要官员甚至追随宁王的强盗凌十一、吴十三等人都有密信给王阳明，准备背叛宁王，向官军投诚；随后命人抄写了大量的“免死牌”——也就是现在说的传单，到南昌城里到处散发，告诉叛军士卒，只要持“免死牌”来降，即可免罪。几天之内发放这些传单多达数万份，用尽一切办法扰乱对手的军心。
眼看阳明先生智计百出，三天时间连出五招，
把个“疑兵计”用得不亦乐乎，身边的人都有些疑惑，问他：“先生觉得宁王会相信吗？”
王阳明回答：“我不用他信，只要他疑。”
结果阳明先生的“疑兵之计”真的把宁王给唬住了。从六月十四日到六月三十日，半个月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宁王一直困坐南昌，没有向安庆方面派出一兵一卒。
也就是这半个月的拖延，彻底改变了江西省内的战场形式。
扼守长江咽喉的安庆要塞在宁王谋反时几乎毫无准备，可半个月时间里，安庆的守军已经做好了迎敌的准备，朝廷也得到了宁王造反的准确消息，正德皇帝立刻调集京军边军，准备南下平叛。同时，王阳明也利用这段空隙，离开临江去了吉安府，尽一切力量搜集起三万兵马，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各县的民兵。
王阳明有了兵马，可兵力却不到宁王的一半，最糟的是，这些民兵都是被临时召集的，粮草不足，器械也比较简陋，尤其缺少战船和火炮。如果宁王的叛军主力待在南昌，王阳明没有力量对之发起进攻；若叛军沿江东下进攻安庆、南京，王阳明又无力进入章江去阻截或追击叛军。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阳明先生使出第二个妙计：利用宁王急于东进的心态，干脆下令各府县的官军、民兵部队暂时不要到吉安来集结，装出一副无兵可用的样子，让宁王误以为无后顾之忧，“鼓励”叛军放心大胆地全力攻打安庆、南京，把南昌城里的兵马抽调得越单薄越好。等宁王大军沿江而下，王阳明就带着他的三万人马衔尾而进，以最快的速度攻克宁王的老巢南昌，从背后形成压力，迫使宁王回师来救南昌，然后以逸待劳，在城下和宁王决战。
王阳明计谋一出，宁王果然上当，以为阳明先生手里没有一兵一卒，于是准备一鼓作气突破安庆，沿江而下直取南京。为了尽快攻克南京，宁王毫不犹豫地把南昌守军抽调一空，仅留下大约一万兵力驻守。七月初一，南昌的叛军以凌十一所部鄱阳湖水盗一万人为先锋，沿江而下向安庆迸发；第二天，宁王朱宸濠亲率大军两万随后出发，之后宁王部下的另外三万大军也分批开出南昌，倾巢而出扑向安庆。
这些日子驻扎在吉安府的王阳明一直在监视着南昌方面叛军的动向，现在宁王一出动，王阳明立刻得到了消息，按照预先的部署，立刻命他手下的三万兵马各自出发，赶到临江府和南昌府交界处的樟树镇会合，定于七月二十日对南昌发起突袭。此时王阳明又生奇计，派大批人手潜入南昌，到处张贴告示，投放“免死牌”，声称朝
廷“二十万大军”已经逼近南昌，借此在叛军中制造混乱。
王阳明的计策十分巧妙，由于前段时间他一直派人到南昌城里张贴告示，投放“免死牌”，而告示上的内容已经被证实都是假的，所以现在他再派人来搞这一套，叛军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了。可是当王阳明率领三万兵马在清晨大雾之中突然攻城的时候，叛军摸不清对手的虚实，惊恐之下，立刻就会想起告示上写的“二十万大军”，结果防守南昌的一万叛军军心大乱，面对仅有三万人的攻城部队，他们甚至连一个时辰都没有守住，王阳明在转眼之间就攻克了叛军重兵布防的南昌城。
南昌被一鼓而克，王阳明也很喜悦，但这几年剿匪生涯他看到了太多残忍的事，所以眼下阳明先生异常清醒，既没有庆祝，也不肯纵容，而
是立刻带着人手进了南昌城，布置官员四城盘查，督促官兵百姓救火，严厉捉拿趁火打劫的官军，很快就抓了几百人，情节最恶劣的当场斩杀，其他的则当众责打了一顿军棍，这才控制住了进城的官军和民兵，把官兵破城后对城中百姓的伤害降到了最低。
在古代有个“惯例”，每次攻破城池之后，杀进城的一方会到处抢劫，而得胜一方的将领往往对此不加约束，有时候，这种抢劫会恶化到“屠城”的程度，比如清朝的名臣曾国藩，他的湘军就以抢劫出名。但阳明先生是一位以“良知”指引自我意识的心学宗师，在他眼里，百姓的利益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攻破南昌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约束部下，严禁抢掠。为此，阳明先生甚至杀了几个人。
可王阳明这么严厉地约束部下，他手下那些
官军、民兵会不会恨他？
不会。
王阳明认为，人心里的良知永远不会失去，这世上每个人都愿意做个好人，连那些最坏的人也不例外，他们做坏事，只是因为忽略了良知。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一边做着坏事，一边却又哀叹“社会风气变坏了”……似乎不知道自己就是社会风气变坏的源头，让人觉得挺奇怪。其实这就是人心里的良知一闪一灭造成的奇怪现象。
良知一闪光，这个人就会哀叹“社会风气坏了，照这样发展下去，以后我的孩子怎么办？”可良知一泯灭，他自己却又无所顾忌地做起恶来。良知闪光，是因为良知永远在人心里，而良知泯灭，是因为这些人心里堆积的尘土太厚了，把良知遮住了。
阳明先生说过，良知，是人心里的一面镜子，能照出人的本来面目，让做坏事的人感到羞耻。有些人以为自己渐渐失去良知，其实良知不会失去，只是他们的心镜蒙上了尘土，只要把尘土擦去，镜子便明亮如初了。
阳明先生对良知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就说现在杀进南昌城的这些军人，不管他们是官军也好，民兵也罢，本来都是百姓，这些人虽然粗野，虽然趁火打劫，那只是因为身边的军丁将领都在做坏事，没有人给他们做出正确的表率，他们心里的镜子脏了，看不到丑恶了，就都学着别人做起坏事来。
现在阳明先生亲自出来整顿军纪，用自己的良知给部下做了表率，擦亮了他们的心镜，指出抢掠行为的恶劣，这些兵士们立刻明白过来，自动停止了抢劫。为此，他们不但没有丝毫埋怨，
反而更加拥戴阳明先生，在后面的作战中表现得更出色了。
在阳明先生眼中，世上最重要的不是皇帝，而是百姓；治军最要紧的不是战功，而是军纪，这是他身上真正的过人之处。后世的名臣曾国藩也是儒生带兵，从保甲法、练民兵、用儒生统兵以至军旅的编制训练，处处学习王阳明，偏就在这“不重军功重军纪”上，曾国藩没学到阳明先生的精彩处，结果练出的湘军虽然十分精锐，敢打硬仗，可官兵却毫无良知，邪恶腐败，臭名昭著，难以立足，当战争结束之后，曾国藩只好把亲手练出来的部队解散了事。曾国藩没学到阳明先生带兵的精髓。
二 阳明战术，片面式分析法
阳明先生是一位儒学宗师，用兵打仗本非其所长，但王阳明在南赣剿匪和迎击宁王叛军时却表现出了超人的军事“天才”，以至被后人引为奇谈。其实王阳明的战术战法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他在分析战局时总是采用一种十分高明的“片面式分析法”，强调把自己一方摆在主动的位置上，一切布置以“我”为主，这种精妙的思维方式就是所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绝不被对手牵制，而且以自己的快速节奏驱使对手在不自觉中被调动、被控制、被消灭。在战术上，王阳明特别注重进攻，而不重防守，擅长快速突袭、长途奔袭，胆子大，着眼准，计划从制订到实施的周期极短，效率奇高，永远把自己摆在“攻击者”的位置上，
永远在战局中争取主动。
王阳明总结出的这一套军事理论，与其“心学”思想中“知行合一”的理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知行合一”是一种最注意效率的哲学理念，特别强调思考和行动密不可分，所以王阳明的整体思路异常紧凑，思考中产生了可行的新点子，就会立刻付诸行动，效率极高。这种高效率，使得王阳明的所有对手都跟不上他的节奏，于是莫名其妙地陷于被动，被王阳明所制。
面对王阳明，宁王的叛军不管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实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但王阳明在战术应用上的快节奏彻底打乱了宁王的阵脚，迫使宁王忽略了自己手中的优势，而是一味跟着阳明先生的节奏被动地思考，盲目地调动兵力。
王阳明率军攻克南昌的时候，宁王的叛军已
经围攻安庆多日，眼看安庆指日可破，叛军即将顺江而下直趋南京，此时突然接到消息：南昌已失！宁王一下慌了手脚，混乱中来不及深思，就不顾一切从安庆一路退回南昌。如此一来，南京方面的危机缓解了，可对王阳明来说，他所面对的战局变得异常危急。
宁王朱宸濠手下有六万精兵，战船数千艘，兵精器利，训练有素，而且他的战船上还配有先进的佛狼机炮，这些火炮是刚刚从西洋人手里获取图纸制造出来的，说它是炮，不如说是一枝巨型火枪，前有准星，后有照门，可以精确瞄准，而且这种火炮是用“子铳”后膛装填的，在炮尾开了一个槽，正好可以放入一支预先装好火药和弹丸的“子铳”，然后插上堵头，安上引信，立刻就可以施放，射速之快远非普通火炮可比，是一种最适合水战的精锐武器。这样的火器，王阳
明和他的手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相对于宁王的兵精器利，王阳明的部下却多数都是民兵，没有合适的战船，更缺少火器，只能架着打鱼的小船和宁王的艨艟战舰交手，用弓箭、火铳和土制的燃烧瓶同宁王拼命，这场战斗对王阳明来说，真是个难以应付的挑战。所以按常理王阳明应该集中兵力死守南昌，凭他的三万人，对付宁王六万人，守上几个月也不成问题，只要守得住，湖广、福建的兵马很快就会赶到。
确实，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都会求稳，先守住南昌，再伺机而动。可在惯于“以我为主”的阳明先生看来，战场的态势完全不是这样。于是王阳明又使用那套精妙“片面式分析法”，对整个战局做了一番出人意料的评估。
如果宁王置南昌于不顾，攻克安庆直扑南京，那他就成了气候。可现在这一回师，等于彻底失
去了宝贵的时间，即使他能收复南昌，也必然无力再攻南京。何况附近湖广、福建各路兵马正在集结，朝廷也已得知了宁王造反的消息，必然派京军来平叛，南京方面得到消息后也会整固城防，宁王再想冲出江西，已经不可能了。不能冲出江西，宁王的反叛还有什么意义？换言之，不论宁王攻南昌能否得手，在从安庆撤军的那一刻，宁王的叛乱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们知道大势已去，在这种情况下，宁王的军马虽然兵精器利，但其实早已失去了斗志。
相反，王阳明的三万大军刚刚攻克南昌，兵锋正盛，以逸待劳；宁王的六万人马前不能克安庆，后已失根本，战略态势上处于劣势，加之在安庆苦战数日，又仓促回兵，往返奔波，疲惫不堪，这么算起来，战略、战术两方面的优势都在阳明先生手中，所以根本不必守城，反而应该借劲卒
锐气，击丧胆之师，采取主动攻势，反而胜算更大。
经过一番慎密的分析，阳明先生从战略态势上已经彻底压倒了宁王，下面就是和宁王展开最后的决战了。
七月二十三日，宁王的前锋部队已经沿章江而上，开进到离南昌七十里的樵舍，依他们的行进速度，大约第二天就会对南昌发起进攻。但依王阳明的用兵之道，是不会坐等着宁王率先发起进攻的。为争先手，王阳明命令自己手下的四位知府伍文定、邢殉、徐琏、戴德孺各带五百兵由黄家渡口上船，打算趁夜顺江而下，偷袭樵舍的叛军前锋，打个胜仗，先声夺人。却想不到，这一次宁王方面也做出了完全相同的部署。
宁王身边也有精干的谋士，到达樵舍之后，这些人也劝宁王来争先手，于是叛军也派了一支
精兵乘着黑夜摸了过来，从黄家渡登岸，准备偷袭南昌守军。结果两支精兵在黄家渡遭遇，黑夜之中一场混战。宁王兵多，又是先到渡口，已经登岸，伍文定等人本来准备登船去偷袭宁王，却在渡口和叛军遭遇，摸不清对手的虚实，难免心慌，终于被宁王击败，撤回南昌，宁王的部队也因为摸不清情况，不敢深入，登船退回樵舍去了。
黄家渡这一场遭遇战，是王阳明和宁王作战中唯一的失利，损失倒不大，而且两支部队都因为摸不清对方的虚实而退却了，只是王阳明的部队退回了三十里外的南昌，而宁王的人马却退回了七十里外的樵舍，所以对一般的将领来说，黄家渡遭遇战根本算不上失败，可以忽略不计。
可王阳明却非常重视这次失利。
阳明先生是个非常细心的人，知道己方在兵力和装备上处于劣势，又准备冲出城池，用劣势
兵力主动向宁王发起进攻，这时候部队的士气特别重要。加上他手下统兵的多是文官，虽然打起仗来并不比专业的武将差，毕竟这些人信心还是不足，现在虽然只是个小败仗，但自己最倚重的这四位知府却都参与了战斗，如果他们因此信心受挫，后面的仗怕是不好打了。
在战场上，军人的士气主要有三种：一是正气，二是锐气，三是怒气。
正气，就是在心里坚定地相信自己是正义之师，在战场上的拼搏是有崇高意义的，是非常值得的，这股气是一支军队最强的士气。现在王阳明的部队在“平叛”，一直占着这股正气；原本攻下南昌后，王阳明的部下锐气正盛，而这次黄家渡小败，挫掉了一点点……
至于将士们被统帅刺激之后进发出的怒气，
也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这在军事上有个专用名词叫“激将法”。现在王阳明准备调动“正气”和“怒气”，重新唤起他手下刚刚失去的锐气。
早在部队退回南昌之前王阳明已经获知战败的消息，并且做好了一番布置，现在四位出战的知府领着部队撤回来了，王阳明没有一句慰问，而是大发脾气，声言要把这四个人推出去杀头。
当然，阳明先生并不是真要杀人，四位知府也罪不至死，没理由杀他们，阳明先生这样说只是刺激他们，然后又对这几个人讲了一番大道理，指出江西平叛的“正义性”，把“忠义”二字着重强调。
其实王阳明自己并不认同“忠义”这个概念，他认同的是“仁义”。但在这几个知府面前，只有说“忠义”他们才能明白，阳明先生只好先这么凑合着了。
果然，被王阳明一通责备，激起了这几个知府的火气，而阳明先生讲的大道理又激发了他们胸中的“正气”，于是以伍文定为首纷纷请战，眼看知府们恢复了勇气，阳明先生也就原谅了他们，仍让这几个人带兵去打头阵。
二十四日一早，宁王亲率大军赶到黄家渡，打头阵的是凌十一的鄱阳湖水盗。这些人精于水战，却比较鲁莽，加之前一晚遭遇战的胜利助长了他们的骄气，果然中了王阳明的诱敌之计，一鼓劲追着做诱饵的小船不放，使得宁王舰队前锋和中军之间出现了几里宽的缺口，随着王阳明一声令下，伏兵齐起，驾着小船冲进宁王战舰的空隙，到处放火，叛军顿时大乱，前后不能相顾，两千余人被斩，落水而死的超过万人。宁王毫无战斗经验，眼看打了败仗急忙回身就跑，带着残部一路退回了樵舍。
黄家渡一场惨败，彻底动摇了叛军的军心。当天夜里，大批叛军士兵扔下战舰兵器偷偷上岸逃走了，等宁王发现情况不对派人来制止时，已有一万人逃得无影无踪。
白天的战斗损失了上万兵力，现在又有上万人逃走，宁王的六万精锐转眼折损了一小半，连唯一的兵力优势也不复存在了。无奈之下，宁王孤注一掷，放弃了被占领的九江、南康，把能调集的兵力全部调了上来，把自己历年积累的金银全都搬了出来，当场赏给手下士卒，凡追随宁王的每人赏十两，受伤的赏百两，明天决战之时愿做敢死之士的，赏银千两！
这是朱宸濠败亡之前的疯狂，这股力量很危险，但并不可怕。就像一个吹涨了的气球，看起来张牙舞爪、气势汹汹，但只要在要害上轻轻一戳，一切假象就都破灭了。
二十五日一早，困兽一样的叛军冲出樵舍，得了重赏的敢死队冲在最前面，以大船为先锋，用佛狼机炮开路，不惜一切代价向前猛扑，王阳明也率领船队出黄家渡迎战叛军，两军在章江上展开了一场决死的较量。由于宁王战船巨大，火炮威猛，加之风势不顺，王阳明手下的官军接敌之时受了挫折，损失不小，纷纷后退，亲自督战的阳明先生赶紧下令斩杀当先败退的兵土，阻止军卒后退。在黄家渡遭遇战中吃了败仗的伍文定也发起狠来，亲自指挥坐船向前突击，叛军的铳炮把他的坐船打着了火，伍文定脸上的胡子都烧掉了，却仍然死战不退。
正在双方陷入胶着状态的时候，忽然间，王阳明的帅船上挂起了一块白布，上面用斗大的字写着“宁王已擒，我军毋得纵杀”！
精于“片面式分析法”的王阳明早就把自己和宁王双方的战略态势分析透了，虽然他不会用“气球”来比喻宁王，可心里却知道，叛军只是表面凶狠，内心里却十分胆怯，只要在他们的要害上一戳，立时就会垮掉。
宁王的要害，就是这支凶猛的敢死队，可“敢死队”是用银子“买”回来的，这些人只为宁王一个人卖命，现在“宁王已擒”，这帮人还给谁卖命呢？这帮亡命徒的信心立刻就崩溃了。加之敢死队的成员都是从各部队临时抽出来的，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原本靠着不要命的疯狂各自拼命，现在阵势一乱，各部之间无法协同，将领们根本约束不了逃跑的部下。再说，这些敢死队员都是收了银子的，所以拼命的时候他们冲在前面，可逃跑的时候，这帮腰里揣着银子的家伙跑起来最快。叛军那边本来就已经气馁，全靠买回来的一
支敢死队撑着，现在忽然被这么一吓唬，冲在前面的敢死队头一个溃逃而去。叛军顿时大败，几万人马各自逃生，宁王带着残兵败将一路退回樵舍。不等宁王缓过劲来，阳明先生手下的三万精兵已经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奋勇突击，到处放火，宁王所部几乎未作有效抵抗就被彻底击溃了，宁王的妃子、宫女们纷纷跳水自杀，谋士大将或杀或俘，宁王自己扔下部队就跑，很快也被俘虏了。
这最后的决战，王阳明没有参加。
那些惊心动魄的大战恶战，从南赣剿匪深入丛林，到攻打南昌，决战章江，阳明先生都亲自参战了，可最后这一仗是瓜熟蒂落，阳明先生却没参战，而是回到南昌招集学生，给他们讲起“良知之学”来了。
王阳明能打赢这么一场实力悬殊、毫无胜算的恶仗，是因为他不在乎军功，他是在为老百姓
打仗，在保境安民。功劳，名声，官职，爵位，皇帝的恩典，官员的艳羡，百姓的焚香跪拜，建生祠供奉……这些不是他的追求，他也不看重这些。
以前良知告诉他：为了保境安民，必须消灭宁王，于是他就打败了宁王。现在良知告诉他：仗打完了，老百姓没事了，不用你操心了。于是阳明先生就脱了甲胄，收起J1枪，换了一身布袍子，又回书院去讲他的学了。
可王阳明哪里想到，平定宁王叛乱只是一场小战役，真正残酷的战争，此时才刚刚开始。
三 邪恶出笼
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的速度快得惊人，从六
月十四日宁王造反到七月二十六日被俘，前后总共四十二天。擒获宁王之后，王阳明赶紧写了奏章送往京城，向皇帝报捷，同时准备押送朱宸濠等人到北京献俘。可南昌这边还没动身，王阳明就接到圣旨，内容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宸濠等不得押解人京，暂寄南昌待命。”
这是什么意思？
原来就在王阳明擒获宁王的同时，正德皇帝已经冲出京城，领着几万大军“御驾亲征”，直奔江南而来。
正德皇帝是个疯狂的人，早在正德十二年他就曾带着几个心腹潜出京师，跑到边关重镇宣府城去玩乐，在当地建了“镇国公府”久住不归。从这一回开始，这位正德皇帝算是玩上了瘾，只要一有空子，正德皇帝就扔下国家和朝廷，往宣府那边跑。
正德十四年二月，正德皇帝刚从宣府回到京城，不知怎么又动了下江南的念头，准备从京城出山东，游泰山，下扬州，到南京、苏杭，如果有机会，江西也不妨转转，然后进湖广，登武当山，把天下名胜都玩够了，再回京师。
眼看皇帝荒唐到这般地步，大臣们忍无可忍，纷纷上奏劝谏，不想惹怒了正德皇帝，立刻采取暴力，把领头上奏的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陈九川、徐鏊等人下狱严审，其他参与上奏的一百零七名官员都被皇帝罚跪，每天早上五点出来罚跪，一直跪到晚上七点才算结束，一连跪了五天。
下跪，人类所有行为中最低贱的一种，任何一个下跪的人——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向什么人跪拜，从理论上说，都是在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正德皇帝天生有一种邪恶的聪明劲儿，清楚
地看出了这一点，找到了侮辱官员人格的最佳手段，并且很好地利用起来。现在他把朝廷官员“罚跪”，就是要彻底羞辱这些人的人格，践踏他们的尊严。一个人的灵魂被别人作践，他的语言和行动也就没有力量了。这些大臣们这么一跪，哪还有力量去劝谏皇帝？
把这些臣子罚跪五天，正德皇帝还没消气，又下令对他们使用廷杖，每人打五十下，让他们尝尝栗木棍子的味道，好好“战栗”一次。结果一顿廷杖，前后打死十一名臣子，所有参与官员或充军，或降级，被狠狠收拾了一遍。这件事刚消停了两个多月，忽然，宁王造反的消息送到了京城。
一听宁王造反，正德皇帝非常高兴，立刻调集军马，自任“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以太监张
永为监军，带着他那帮宠臣江彬、许泰、张忠等御驾亲征。这一次大臣们实在没办法阻拦，眼睁睁看着皇帝出了京城。
想不到正德皇帝刚离京两天进至涿州，八月二十六日，阳明先生的《擒获宸濠捷音疏》就送到了皇帝面前。
按说此时皇帝离京刚刚两天，前线已经奏捷，他就应该回京才对，想不到正德皇帝竟然把这么一道重要的奏章扣了下来，带着他的几万大军离开涿州昼夜急行，一口气跑到山东临清才停下脚步。
到了山东，正德就脱离了朝廷的控制，就算有人想来劝他也追不上了。这时候正德皇帝又想出一个奇妙的主意，以“威武大将军”名义下了一道钧帖发往南昌，命令王阳明把宁王暂押南昌，不得进京献俘，意思是他仍然要借机下江南巡幸，
同时宁王既然押在南昌，那皇帝一定会带着大军进入江西，直达南昌。
这一次正德皇帝不下圣旨，却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下钧帖，又是在掩人耳目。在正德皇帝想来，既然没有圣旨，别人就不知道他下过这样的命令，当然也就不会留下话柄给天下人指责。
所谓掩耳盗铃，就是如此。
下发钧帖之后，正德皇帝以为王阳明一定会遵从他的旨意，把宁王留在南昌，等着他“大驾光临”，就带着几万军马沿运河南下，直奔江南而来。
这次追随正德南下的除了江彬、许泰、张忠、张永等一大群豹房宠幸之外，还有大批宫中管事的太监，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好几万骄横的京军，粗野的边军，这些人所到之处祸害之深，令人难
以想象。正德皇帝每到一处就大吃大玩，逼着官员进贡各种食物玩器。江南水乡江河纵横，正德皇帝又喜欢打猎钓鱼，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游猎一番，打到猎物就随手赏给陪在身边的官员，却不知道他手下的宠臣们竟以这些猎物作价，向接受“礼物”的官员索贿，一只野兔、一条鱼就可能“卖”到几百两银子。
正德皇帝身边这帮人已经不是受贿了，他们仗着皇帝的势力，公开向地方官员索取贿赂，这些人不是特务头子就是统兵的将军，权力大到可以任意杀人，相互之间又紧紧勾结在一起，向官员索贿稍不如意，就让特务们把当官的抓起来折磨逼迫。官员拿不出来，只好到官库去弄，交上来的银子全落进了奸党的腰包。
连地方官员都被害成这样，而且无处申诉，百姓们就更不用说了，京军、边军的士卒们在市
场上公开抢劫，无人敢惹。
正德皇帝每次出行，总有宦官宠臣给他打前站，这些人所到之处抢劫百姓，讹诈官府，搜掠民女，无恶不作。最恶劣的行为发生在扬州，正德身边受宠的奸臣江彬逼着扬州知府蒋瑶把扬州府里的民宅献给皇帝居住，蒋瑶不肯，江彬拿出皇帝赐的铜锤威胁要杀他，蒋瑶胆子很大，不为所动；提督太监吴经又逼着蒋瑶献上一百名秀女，蒋瑶更是坚决不肯，声称“扬州只有三个秀女，就是扬州知府的三个女儿，皇帝要就拿去，其他的秀女都找不到。”
蒋瑶为了百姓利益冒死抗拒皇命，却想不到吴经竟然干出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邪恶勾当，这个大特务头子密令手下的锦衣卫特务潜进扬州，在有女孩子的人家门外做上记号，然后半夜领着两千军马冲进城来，强行破门闯进百姓家中，把
人家一家老小都架出来，就这么硬是把女孩子绑架而去。
这是官员，还是畜生？孟子有言：“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予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骂的就是这样的畜生。
关于正德皇帝宠幸女嬖的事，至今民间还流传着一些故事，说正德皇帝到“梅龙镇”游玩，巧遇卖酒女子“李凤姐”，两人一见钟情，很是浪漫。可事实上，正德皇帝和其他皇帝一样，只是仗着皇家的暴力奸污女性罢了。那些被正德皇帝以种种手段弄进豹房的女子除了刘良女（李凤姐的原型）、马氏等少数几个成了皇帝的宠嬖之外，其他人从此再没消息了。但从明朝内廷宫女凄惨的身世，可以推知这些女子后来都落得什么样的下场。
明朝皇宫里的宫女都是出身清白人家的平民女子，年龄大的十四五岁，小的仅九岁，她们被选进宫之后就和外界切断了一切联系，终身成为皇帝身边的女奴。极个别的宫女可能在某个时候意外地被皇帝“临幸”一次，但即使被“临幸”过的宫女，也大多立刻就被皇帝遗忘，甚至连被抛弃都谈不上。结果这些宫女一辈子都只能服杂役和守活寡，年龄大了，就被有点势力的太监霸占，和太监“对食”，沦为这些身体残缺、心理扭曲的怪物手中的玩物；年纪再大些的，就连“对食”的资格都没有了，只好到没人注意的地方去做下等杂役。因为她们是皇帝的女奴，死后连尸体也被皇家占有，不准家人领回，而是由宫里火化之后悄悄埋到没人知道的地方。
参看这些宫女的不幸身世，就可以想象那些被正德皇帝肆意霸占、奸污之后掠人皇宫不知下
落的民女的不幸下场了。
而就是这么一个皇帝，带着一群宠臣、太监、特务和几万大军沿着京杭运河一路南下，沿途骚扰如蝗虫过境，直奔江西而来。江西省内这几年连遭旱灾，又打了一场恶仗，困苦已极，再遭遇这么一群京城来的“蝗虫”，百姓们还怎么活？
然而正德皇帝这次下江南，迎面碰上的是大明朝独一无二的心学宗师阳明先生，这是当时全中国唯一纯粹用良知指导行为的“圣人”。以良知做准绳，使王阳明有了无穷的勇气，对皇帝他既不畏惧，也不“愚忠”，只是按照儒家道统做事，所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皇帝做得不对，就要出来制止他！即使因此获罪、遇害，也在所不惜。现在皇帝想巡幸江南，王阳明出于自己的良知，为江南数千万百姓着想，就要阻止皇帝，不让他到江南来。
有了良知做导引，王阳明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他立刻给皇帝上了一道《请止亲征疏》，称自己即将押解宁王进京，向朝廷献俘，请皇帝不必下江南。同时调集官军船只，把宁王等重要犯人押上船后立刻从南昌出发，经安仁、贵溪、弋阳、兴安直奔广信府，打算由此进浙江，走京杭运河，把宁王一路押送到北京去。想不到刚走到广信，却被皇帝派来的使者拦住了去路。
正德皇帝是一心要下江南的，而且此时他的船队已经进了京杭运河，到了山东境内，忽然接到《请止亲征疏》，知道王阳明抗旨不遵，一定要把宁王押进京城，这样一来南巡的计划就破灭了。正德皇帝哪肯答应，立刻命他手下的亲信太监御马监掌印张忠再下一道文书，派锦衣卫到广信来拦截王阳明，不准他到杭州去。
御马监是内廷二十四衙门之一，表面上是给
皇帝养马的职司，其实这是一个管理军务的部门，专门与兵部通气，负责管理派驻各地的镇守太监，权力仅次于司礼监，在内廷中排在第二位。同时，御马监还替皇帝管理皇庄、皇店，是皇帝身边的“大管家”；并提督西厂，是仅次子东厂的第二号特务头子。
这个御马监掌印张忠是正德皇帝身边的新宠，因为他管理的御马监与大明帝国的军事机构挂着钩，所以正德皇帝此次“亲征”江南，张忠的权力大得异乎寻常，隐然是江彬、张永之下的第三号人物。现在得了皇帝的命令，张忠立刻以御马监掌印的名义下发了一道文书，阻止阳明先生去杭州。
御马监属下是西厂的特务，在接受皇帝的指派后，这帮特务立刻飞一样赶到广信，在码头上拦住了王阳明的去路，拿出文书给阳明先生看，
并且就在当地监视，等着王阳明率队撤回南昌。
张忠发下的文书内容大概有三条：一是地方战乱刚平，王守仁身为巡抚，应该留在地方巡视，不该亲自押解钦犯上京；二是钦犯中有些女眷是皇室宗亲，由官兵押送多有不便，不合礼数，万一出了事，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三是官兵押解钦犯沿途而上，会给地方百姓增加粮饷负担，正德皇帝颇不忍心。
正德皇帝现在命令王阳明立刻押着宁王退回南昌，用的借口居然是“不忍心增加百姓负担”……
有时候“邪恶”真的是没有底线的，除非把它揭露出来，公之于天下，否则受伤的，只能是那些善良的好人。
王阳明的心只遵循良知的引领，只为江南百姓的利益着想，从来就不畏惧皇权，他也不会服
从这荒唐邪恶的命令。可是阳明也知道，现在一群特务拦住去路，自己要是硬闯，反而走不成，于是假装听话，答应立刻退回南昌，叫船上的官军都上岸驻扎，埋锅造饭，只说住上一夜，第二天就回南昌。
要说斗智，王阳明更胜一筹。何况这些西厂特务自以为代表着皇帝，王阳明根本不敢和他们斗，所以丝毫没有提防。
哄住特务们之后，王阳明写了一封信，连同收到的御马监的公文一起送往京城的兵部衙门，查询这个“御马监掌印太监”是否真有其人，所下的命令是真是假。
因为不知太监张忠是何人，当然也就不知道御马监的公文是真是假，现在反叛初平，自己押解宁王进京献俘，忽然有人下令让把宁王押回南昌，这个命令不合常理，王阳明不能不担心这是
宁王的余党在搞花样……其实阳明先生心里清楚太监张忠是谁，也知道这份公文其实是皇帝授意下发的。他这样做，只是给自己的抗旨找个借口。
哄住了特务，又给自己的抗旨找了一个借口，王阳明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接着“抗旨”了。当天晚上无人之时，王阳明命令解缆开船，船队连夜离开广信，一路顺风顺水直出江西，过玉山，进浙江衢州，经龙游、严州，飞一样赶往杭州去了。
这是阳明先生第二次直接抗旨，他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强行制止皇帝下江南巡游！王阳明的做法又应了孔子的另一句名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忠，就是敬业。敬什么业？敬事业。什么是官员的事业？老百姓才是官员的事业。
王阳明做官，做的是百姓的官，不是皇帝的官！现在阳明先生为了江南百姓的利益，不顾一
切要阻止皇帝南下，率领官船昼夜赶路，一直开到杭州，马上就要进入京杭运河了，想不到这里又有人拦截，这一次阻拦他的是正德皇帝身边的大太监张永。
张永是早年正德皇帝身边的“八虎”之一，正是他在关键时刻见风使舵，迎合正德皇帝的意思整垮了刘瑾。可刘瑾倒台后，张永却又因为“贪污七千两白银”落了个处分，其实这是正德皇帝怕这个太监像刘瑾一样专横，故意整了他一回，之后却仍然重用张永，让他掌管着皇宫里由太监组成的“内操军”。
这次正德皇帝南下，张永是大军的“监军”，位高权重，手边又掌握着军马。现在皇帝眼看王阳明一连两次抗旨，不顾一切要押宁王进京，无法可想，只好命令张永先带着一支军马出京杭运河，到杭州来堵截王阳明。张永势力很大，有他
这么一挡，王阳明就真的过不了杭州了。
王阳明是个官，可面对“王法”，他这个官就变得一文不值了，但心里的良知却命令他一定要和皇帝拼到底。早在第一次抗旨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丢官、入狱，甚至遇害的心理准备，现在面对皇帝身边最有势力的太监，王阳明也是丝毫不惧，于是换上大红官袍愣头愣脑直冲进张永的住处，来和这个太监讲理。一群看门的太监军士当然拼命拦着，王阳明平时身子很弱，骨瘦如柴，可这时候急了眼，竟是力大无比，硬推开这帮“拦路狗”直冲进大门，瞠目喝道：“我是朝廷命官，来和张公公商量大事，你为何不见！”这一声断喝，把张永从后堂里“吼”了出来。
其实来和太监讲理，王阳明也是出于无奈，他本来没想过眼前这个大太监会和他讲道理，只是事到临头，拼命而已。可是和张永一见面，吵
了两句，王阳明却感觉出来，张永这个太监似乎还能听得进道理。
张永和以前的刘瑾完全不一样，这个太监曾经受过培训，识文断字、知书答礼，是个有文化的人。以前他和刘瑾等人一起爬上来，在正德皇帝身边出了不少坏主意，做了很多坏事，之后在皇帝的授意下收拾了刘瑾，手段残酷，毫不留情。可刘瑾倒台之后，张永也挨了皇帝的整治，这倒让他有了一丝清醒。接着正德皇帝又宠信江彬、钱宁这些奸恶小人，任性胡为，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张永每天出入豹房陪伴皇帝，又和江彬、钱宁打了无数交道，眼看着这些人毁坏一个国家，张永的心里渐渐有了感觉，有了良知。这次正德皇帝派张永来拦截王阳明，张永不得不来，可他也不想伤害这个一心只为百姓的好官，反而对王阳明以礼相待。
张永这种温和的态度出乎阳明先生意料，王阳明也就收起脾气，坐下来仔细给张永讲了一番江西省内的局势：百姓连受天灾、兵劫，如今困苦不堪，皇帝再带着大军进江西，百姓们就活不成了。张永听后也动了感情，居然对阳明先生说：“我这次出来，是因为群小在皇帝身边，必须有人从旁调护，不是来和先生争功的，可我在皇帝身边日子久了，知道他的脾气，要是顺着他的意，事情还好办，若逆了他的意，只会更激化事态。”
张永倒是把正德皇帝的嘴脸看得很透，他这番话王阳明也不得不勉强接受。
眼看劝住了王阳明，张永就提出把宁王留在杭州，由他想办法交给皇帝，王阳明到此算是完成了任务，可以回南昌去了。
张永说的是不是真话？
在王阳明想来，张永说的应该是真话。因为
正德皇帝的意思是要把宁王押回南昌，而张永却答应把宁王留在杭州，从这一点来看，张永也在一定程度上违抗了圣旨，这么一来王阳明对张永也就不得不信，于是把宁王交给他，关押在钱塘县的大狱里，自己就准备回南昌去，却想不到这段时间平叛乱、救灾民、斗皇帝，劳心费力，身体吃不消了，把大事一处理完，心理上略一松懈，立刻就病倒了，只好先不回南昌，在杭州养起病来。
可王阳明没有想到，其实张永还是骗了他。这个太监并没把宁王交给皇帝，只是扣在杭州。而正德皇帝此时已经出了山东，到达扬州，下了江南了。
张永说话不算数，骗了阳明先生，这倒不是恶意，只是张永深知正德那不可理喻的坏脾气，这个太监又没有阳明先生那份不顾一切的勇敢，只好取了个折中的办法：收下宁王，使王阳明不
至于直接和皇帝碰撞，以保护这个好官；同时又暂时不把宁王交出，免得正德皇帝急了眼，冲他这个太监发泄怒气。
结果这场“阻击皇帝”的战役，阳明先生打赢了一半。正德皇帝仍然下了江南，好在最终皇帝没有进江西省，江西的百姓算是躲过一劫。王阳明以自己的胆量、骨气和一颗头颅，保全了江西一省百姓的身家性命。
四 诚意感动京军
王阳明在杭州养病的时候，正德皇帝派出的大军已经开进了南昌。
王阳明三次抗旨，硬性地阻止了正德皇帝进入江西省“乎叛”，无疑败了正德的兴致，正德
皇帝恼火起来，立刻换上一副无赖面孔，派出亲信御马监掌印太监张忠、安边伯许泰带领几万兵马开进南昌，来找王阳明的麻烦。
张忠、许泰这些人都是皇帝身边的亲信宠臣，这次他们到南昌要办三件事：一是寻找证据诬陷王阳明，给正德皇帝出气；二是为正德皇帝下南昌打一个前站；三是这些人早听说宁王富甲一方，现在他们跑到南昌来是想瓜分宁王的财宝，发一笔横财。
抱着这三个邪恶的目的，张忠、许泰等人一到南昌立刻把留在南昌处理政事的吉安知府伍文定扣押起来。这件事发生得非常突然，让人觉得非常意外。
在平叛战役中，吉安知府伍文定几次率军去打头阵，不畏生死，身先士卒，立的功劳最大。由于宁王谋反的时候，江西省的布政司、按察司
全都追随宁王造反了，现在这些人都被抓了起来，闹得江西省内没有管事的官员。大战之后，南昌城里断了粮，百姓生活困苦异常，必须有个官员来处理善后事宜，调配粮食救济百姓，王阳明又要押着宁王进京去见皇帝，就把南昌的政务交给了在平叛中立了大功的伍文定。
听说御马监掌印太监张忠和安边伯许泰领着京军到了南昌，伍文定赶紧出来迎接，想不到莫名其妙地被这些人抓了起来，伍文定气得大骂：“吾不恤九族，为国家平大贼，何罪？汝天子腹心，屈辱忠义，为逆贼报仇，依法当斩！”结果当众挨了一顿打，被张忠、许泰扣押起来，逼着他交代王阳明到底是如何“私通宁王”的。
王阳明私通宁王？像这种指控简直是千古奇闻！说出来，天下人有哪一个会信？伍文定追随阳明先生平定叛乱，从头到尾事事参与，眼看着
王阳明在不可能的情况下集结兵马，一条条计谋使出来，一仗仗打下来，十分不易，现在让伍文定去陷害阳明先生，他哪肯！任凭张忠这些人怎样威逼也无济于事。
伍文定毕竟是吉安知府，又是立了功的官员，他倔强不屈，这些恶人倒不敢把他怎么样。可他们现在急于要找王阳明的麻烦，到了不择手段、毫无廉耻的地步，对付不了伍文定，就带着锦衣卫冲进被火烧掉大半的宁王府去搜索财物，可宁王府里只剩些破桌子、烂椅子，根本算不上“财物”，张忠又命令特务把南昌城里负责账目的官吏抓来拷打，逼他交出“财物”，同时在南昌城里戒严，命令特务们到巡抚衙门、布政衙门、按察司、南昌知府衙门去搜查，甚至连学道衙门、江西贡院都被控制起来，凡是能想到的地方全部搜了一遍，仍然找不到银子，又把南昌城里的大小官员都拘
押起来，一个一个地逼问，可是逼来逼去，却一两银子也找不到。
宁王盘踞南昌的时候，确实曾经聚敛过巨额财富，可是他起兵攻打南京时已经把能集中起来的财物尽量带走了。上文已提到，宁王屡战皆败，不得已，搬出大笔白银赏赐士卒，把自己多年积下的银子一次花掉了大半，剩下的也都在战斗中丢失了。宁王府里留下的一点值钱东西被大火烧掉了一半，剩下稍值几个钱的，也都在遣散各路民兵的时候当成奖励发给这帮人了。
王阳明招集的各路“民兵”背景复杂，有些是刚招抚的“新民”，这些人是山贼出身，被官府招集起来打了一场恶仗，立了平叛的大功，到最后真要是一点好处都不给他们，这帮人怕是要闹事。
结果“宁府财宝”扔的扔，烧的烧，赏的赏，
什么也没剩了。张忠、许泰这些人怎么拷打官员、怎么到处搜掠也没有用。
那王阳明到底有没有贪污宁王的财宝呢？
王阳明七月二十六日活捉宁王，七月三十日上奏向朝廷报捷，其后在江西安抚百姓，九月十一日从南昌起身，押解宁王去杭州，然后病在杭州一直没回来。在这短短时间里他办了多少事，其中还包括顶撞皇帝这样的“大事”，哪有时间和心思去贪污宁王的财宝？何况这么一个为了百姓三次抗旨，不怕罢官、不怕下狱、不怕杀头的官员，锦衣卫勒索礼金的时候只能掏出七两散碎银子的穷官儿，他贪什么“污”呢？
其实早在击破宁王之后不久，曾经有一个锦衣卫千户到南昌来传那道“宸濠等不得押解入京，暂寄南昌待命”的圣旨，传完旨就向阳明先生索取巨额贿赂，结果王阳明这个穷官儿回家凑了半
天，却只凑出七两白银。
锦衣卫千户是个五品官，又是皇帝身边的特务，很厉害的角色，哪能接受这区区七两银子？王阳明又不愿意得罪他，只好亲自来赔礼，对这个千户说：“我以前和锦衣卫的人打过交道，真没见过像您这么忠义廉洁的人，我这个穷官实在没什么钱，只有文字还比较精通，干脆写一幅字送给您，让天下人都知道您的清廉。”用这样的客气话把这个锦衣卫千户哄过去了。由这件事看得出来，阳明先生真的很清廉，也真的很穷。
眼看查不出财物，又没办法让南昌官员出来诬陷，实在整不倒王阳明，张忠、许泰仍不肯罢休，居然派人跑到杭州去审问宁王和他的党羽，非要得到阳明先生“私通宁王”的证据不可，结果宁王的一个手下供出：阳明先生的学生冀元亨曾经和宁王有过交谈。
冀元亨是湖广武陵人，阳明先生的弟子，正德十一年考中了举人，却不肯出来做官，一心追随阳明先生。王阳明在南赣任职的时候，宁王为了拉拢他，想请他到府里讲论学问，王阳明不肯，便叫冀元亨替他去。冀元亨和宁王坐在一起讲论《西铭》，这是大儒程颢的叔叔、关学宗师张载的传世文章，里面主要讲的是忠君的内容，冀元亨故意对宁王宣讲《西铭》，是劝他遵纪守法，宁王当然听不进去，却给了冀元亨一笔钱想拉拢他，冀元亨回来后把这些钱都上交官府了。
现在张忠这些人逼着宁王诬陷王阳明，可宁王实在找不到诬陷的借口，没办法，只好说自己曾和冀元亨打过些交道。张忠、许泰大喜，立刻让特务秘密逮捕冀元亨，使出最残酷的手段狠狠折磨，逼着这个书生给阳明先生栽赃，想不到阳明先生的弟子真是个硬骨头，任凭这帮人怎么折
磨，却宁死也不肯诬陷先生，张忠等人无奈，就对冀元亨使用了“炮硌之刑”，用烧红的烙铁烫遍他全身，可冀元亨还是死不开口，张忠等人只好把冀元亨押进京城关在锦衣卫狱中。
为了泄愤，这帮无法无天的恶魔又把冀元亨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都秘密逮捕回来，一起关进了狱中。
正德十五年（ 1520）八月，阳明先生向京城的六部衙门递上公文，请求重审冀元亨一案，可一直到正德皇帝死了，冀元亨才被营救出来。此时冀元亨已经受了一年多的折磨，回家后仅仅五天就病死了。
张忠、许泰在南昌横行的时候，阳明先生一直在杭州养病。在他想来，宁王已经交给皇帝，这位皇帝就不会再下江南了，阳明先生则待在杭州的寺院里，一边养病，一边等着皇帝的报复。
对于正德，王阳明不抱什么幻想，也知道自己得罪了皇帝，正德不会轻易放过他，可王阳明新立军功，又一身干净，问心无愧，估计皇帝对他的陷害最多只能是罢官。而王阳明早不在乎这个官职，正好离了这块污浊的是非地，回家乡办书院，认真讲论他平生悟得的圣贤之学。却想不到忽然得了任命，就任江西巡抚，直到这时候他才听说，皇帝已经到了江南，而“御驾亲征”大军的前锋已在张忠、许泰率领下开进了南昌城。
明知叛乱已平，居然还要亲征！尤其是派几万大军开进刚打过仗的南昌，这是要把江西百姓都逼死，还是逼着百姓一起造反？听到这个消息的王阳明真的愤怒了，立刻从杭州出发直奔南京，要去面见皇帝，跟他说理，走到京口，却被致仕还乡的前吏部尚书杨一清拦住了。
杨一清是正德年问的一位名臣，是曾经和杨
廷和、张永一起铲除刘瑾的大功臣，也曾一度被正德皇帝器重。可他脾气很直，眼看刘瑾死后皇帝身边的小人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就上奏指责皇帝重用小人，结果得罪了“小人”们，只好退休。此时杨一清住在镇江，听说阳明先生要去找皇帝争吵，急忙赶来阻止，并告诉他：这个皇帝讲不通，不要去硬碰硬，不然只会吃亏。死拉硬拽，硬是把王阳明拦了下来。
确实，正德皇帝是个谁也拿他没办法的人。后来皇帝抽了个空子跑到镇江，让杨一清陪他喝了两天酒，临走时讹走了杨府珍藏的二百零二册宋版绝品《册府元龟》，杨一清也没办法，任皇帝讹诈罢了。
因为杨一清拦着，急了眼的王阳明终于没去南京找皇帝吵架。既然见皇帝没用，阳明先生只
好先顾着江西百姓，于是日夜兼程赶回南昌。
等阳明先生赶回南昌的时候，这座屡经兵劫的城市又迎来一轮更大的灾祸。南昌城里的官员不少都失了踪，或是被锦衣卫秘捕，或是被罢官赶走，就连伍文定也不知下落，面对一群权势熏天的奸党和几万京军士兵，阳明先生孤掌难鸣。
但王阳明毫不畏惧。自从正德元年受到皇帝的迫害，这十四年间他已经面对过太多危险，磨炼出了一身骨气和胆识，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危险。阳明先生身上的“人性”始终被良知指引，就像他对弟子们说的：“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他也许会受难，会遇害，却不太可能走错路。
王阳明回南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张忠等人请他来商量军情。这帮家伙已经霸占了江西巡抚衙门，其他几处官衙或被侵占，或被查封，王阳
明这个新任的江西巡抚只好搬到南昌知府衙门办公。现在张忠等人在巡抚衙门召开会议，把南昌城里的文武官员都叫了来。这次他们又设了个局：大堂上摆着三把椅子，张忠和许泰已经商量好，张忠坐首席，许泰坐次席，给王阳明这个江西巡抚一个末座，让他在南昌官员面前出丑。
当然，出丑还是次要，他们这么做，是要让南昌的官员们看清楚：在这座城里，京师来的几个人才是长官，江西巡抚只是敬陪末座罢了。
这一个心计，被阳明先生识破了，知道这几个人如果得逞，只怕江西省内一些势利的官员会见风使舵去拍他们的马屁。孔子早讲过：“名不正，则言不顺”，如今巡抚大堂上排座次，阳明先生当仁不让，进了大堂二话不说，径自上前抢占了首席。
中国人自古讲究谦逊退让，摆一桌盛宴却说
“没几个菜”，被推举当了皇帝还要“再三逊谢”才敢坐上龙椅，像王阳明这样上前抢座的不多，可这个座次实在抢得好，把京城来的奸党挤在一旁，这些人却是毫无办法。
之后就是唇枪舌剑了。京城来的奸贼们伸手问南昌的衙门要粮饷，阳明先生说：“没有。兵灾之后哪有钱粮？城里百姓尚且饿死，无钱供养外地军马。”
奸党们在南昌有些日子，情况都知道，他们要的就是这句话，立刻从这里发难，提起宁王的“财宝”，问这巨额钱物哪里去了。张忠、许泰一搭一唱，虽然明知道阳明先生没贪，却故意咬住不放，想给他一个难看，一连声地问：“宁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想不到阳明先生早有准备，笑着说：“宁王谋反以前把金银都运到京师，贿赂朝中有权有势的人了，我这里缴获了宁王的账册，可以
按着账本一一查证。”一句话，堵住了这帮人的嘴。
斥责别人“贪污”的人，其实自己才是最大的贪污犯。张忠、许泰这帮人，哪个没受过宁王的重贿？他们这些贪官最怕的就是有人把他们的黑钱公之于世。现在阳明先生拿话吓唬他们，说“有账册”，这帮人立刻一声都不敢吭了。
其实阳明先生手里并没有账册。
击破宁王的时候他确实缴获了大批账册，可是眼看牵涉的人太多，很多人都是被宁王硬拉下水的，这些账册一旦公开，坏人未必惩治得了，反倒把好人连累了，阳明先生一念之仁，便把账册销毁了。
可做贼的心虚，眼前这帮奸贼心是最虚的，生怕王阳明真给他们来个“财产公示”，所以阳明先生不过虚声恫吓，就把他们吓得全都缩了回去。
眼看斗不过王阳明，这几个奸党又想出一条毒计，他们知道这些京军、边军纪律败坏，行为恶劣，就故意命令驻扎城外的几万大军一股脑儿冲进城来，在南昌城里随处驻扎，等着看土兵和城里百姓冲突。因为王阳明眼下担任江西巡抚，军队和百姓一旦闹出什么纠纷来，这些人就会把责任推到阳明先生的头上。
于是张忠、许泰下令军队全部开进城里驻扎，而这些当兵的也真就闹起事来，强行进入民宅占地居住，不值钱的东西抢了就走，值钱的就偷，老百姓都气急了，每天都有人和官兵打架，可他们毕竟是百姓，斗不过当兵的，这一下南昌城里鸡飞狗跳，乱作一团。
从京城来“平叛”的军队，居然比叛军还缺德，冲进城来堵塞街巷，欺压百姓，又偷又抢，这可
上哪说理去！对张忠这几个人来说，挑动军士和百姓争闹，挑起军人和百姓的矛盾，一旦军人和百姓起了冲突，特务们就跳出来“维持治安”，这时候南昌城里就是特务们的天下了。可在满心都是良知的王阳明看来，眼前的事却并非如此。
开进南昌的是一支“京军”，所谓京军，就是专门守御京师的部队，号称劲旅，其兵力最多时有七八十万，平时常备也有四十万以上。这支京军是帝国军队的核心力量，平时只管操练军马，养精蓄锐，保卫京师，一旦前线有大仗，就派他们增援九边九镇。原本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是靠得住的，可是这些年大明朝的皇帝安于享乐，大兴土木，为了节省人工，少花钱多享受，就抽调京军士卒供皇家役使。内府各衙门都让京军士兵来干杂活，一调就是几万人，修建陵墓、修理宫门、淘挖金水河、到浣衣局做苦工，凡是用人的地方，
都拿京军士卒去顶。张太后的亲戚家盖房子，一次就调来京军八千，白干活不给工钱，连饭都不管；修一座神乐观，又调军士五千；冬天这些权贵们要烧木炭，一万京军出去给他们砍柴；城楼坏了，派三千京军去修……
就是这样一支军队，无粮无马，无甲无刀；戴的铁盔都是用模子铸出来的，为了省钱，懒得打磨，军士拿到头盔之后自己慢慢收拾，否则戴在头上会磨破皮肤；穿的甲更糟，为了省工省料，做得又短又小，“中不掩心，下不遮脐”，甲叶子都是凑合事的薄铁皮，根本挡不住箭矢。兵器作坊所造的J又短又小，钢质太烂，没有锋刃，因为当官的贪污马料，导致战马瘦弱、死亡，因为缺少战马，骑兵部队全变成了步兵。军户家里男人女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军饷都让当官的和镇守太监贪了，连战马吃的草料钱都贪光了，
一家老小指什么吃呀？实在活不下去，军户只好举家逃亡，到外地去当流民，也好过在军营里挨饿受气。在正德年间，曾经的四十万京军竟然逃得只剩下八万五千人了。
当兵的穷成这样，穷得急了眼了！结果闹出了一个大丑闻。有一次蒙古鞑靼部落来明朝进贡，这帮军人们可见到带着银子的人了，也不管对方是蒙古人，是来向大明朝进贡的，就赶紧出去迎接，把蒙古人领进军营，要什么给什么，只要蒙古人张嘴，军队里配发的J1枪、马具、吃的、用的、箭镞，摸着什么卖什么，连家里的铁锅、铁锹都拿出来卖！有一个钱挣一个钱……
现在南昌城里连偷带抢，跟老百姓争闹的，就是这么一支军队。所以王阳明觉得当兵的可怜，甚至比老百姓更可怜些。王阳明关心百姓，也同样爱护军人，早在庐陵当县令的时候，阳明先生
审过一个军户和百姓争执的案子，当时他秉公执法，不肯冤枉军户。那时候王阳明说过一句话：“民，吾之民；兵，亦吾之民也。”
这么一想，阳明先生心里就没有了“爱民恨兵”的偏执念头，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王阳明首先在南昌城里发布了一张安民告示。
阳明先生当了半辈子宫，写过无数告示，可这张安民告示却和别的不同，这是在两群“穷人”之间调和关系，要让百姓和官兵互相理解、互相体谅，所以这份告示写得言辞恳切，非常感人。
告谕军民人等：尔等困苦已极，本院才短知穷，坐视而不能救，徒含羞忍愧，言之实切痛心！今京边官军，驱驰道路，万里远来，皆无非为朝廷之事，抛父母，弃妻子，被风霜，
冒寒暑，颠顿道路，经年不得一顾其家，其为疾苦，殆有不忍言者，岂其心之乐居于此哉？况南方潮湿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气渐动，瘴疫将兴，久客思归，情怀益有不堪。
尔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宁之苦，即须念诸官军久离乡土，抛弃家室之苦，务敦主客之情，勿怀怨恨之意。谅事宁之后，凡遭兵困之民，朝廷必有优恤。今军马塞城，有司供应，日不暇给，一应争斗等项词讼，俱宜含忍止息；勿辄告扰，各安受尔命，宁奈尔心。本院心有余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于尔百姓，其各体悉，勿怨。
在告示里，阳明先生把军人的可怜之处都告诉了百姓，同时也把百姓的可怜之处告诉了军人。最后说了一句让人掉眼泪的话：“含忍止息，勿辄告扰，安受尔命，宁奈尔心”，这句话不止是
对南昌百姓们说的，也是对京军士兵们说的。
在大明朝的皇帝、权贵们面前，百姓和士兵都是不幸的人，就不要互相折磨、互相伤害了，大家各自谅解些，共度时艰，把这段苦日子熬过去吧。
安民告示主要是写给百姓看的，下面王阳明就要替当兵的做些实事了。
当兵的没地方住，阳明先生下令把那些没人的空房子借给他们住；当兵的没吃没喝，阳明先生动员南昌的老百姓给他们提供热水；当兵的不熟悉城里情况，喝那些不干净的井水，阳明先生命人把不干净的水井盖起来，可以用的水井做上记号，让当兵的喝净水；当兵的远道而来水土不服生了病，阳明先生到附近各县去找大夫，请到城里来免费给他们看病，发放药物；有当兵的病死了，阳明先生让南昌的官府提供棺材，把他们
好好葬了。
“民，吾之民；军，亦吾之民也”，阳明先生是这么说的，也真这么做了。他这一片良知换回来当兵的一句话：“王都堂爱我！”
当兵的有良心，他们粗野一些是真的，可并不是坏人，王阳明爱他们，他们也就知道敬重阳明先生，亲爱南昌的百姓，部队的军纪慢慢好了一些。
每个人心里都有良知，每个人都可以被良知感动。眼看京军士兵们已经渐渐被良知感化，阳明先生又想出一个办法；趁着正德十四年冬至祭祖的日子，叫城里的百姓凡是家里有人过世的家庭，都到当街来祭奠，烧化纸钱。
经过七月间那一场大战，南昌城里不少人家都有亲人去世，这一夜南昌城里白幡飘摇，纸钱乱飞，百姓们哭声动地，看着这个惨景，京军士
卒无不动容。
到这时，张忠、许泰才发现，王阳明不知用了什么法术，竟把京军的军心“笼络”过去了，又惊又怕，觉得在南昌已经有些待不住了。可他们也不肯就此退出，又想出一个计策来：把王阳明请到教军场上，让他当着军士们的面射箭，如果射得好，京军就退出南昌。结果王阳明不慌不忙，连发三箭皆中靶心，每一射中，京军士卒齐声欢呼。
王阳明年轻时练过些武艺，骑射精通，这些年虽然做官、讲学很忙碌，可年轻时练出来的箭法似乎并未扔下。但眼下重要的不是箭法，而是京军士兵们当着将官们的面，群起为这位满心良知的江西巡抚喝彩。一个人心里的良知就像星星烛火，可以把别人的良知一起点燃。到最后，人心向背，得道多寡，就自然看得出来了。
这时候，张忠这伙人真的害怕了，在南昌城
里也真的待不住了，赶紧收拾队伍撤回南京见皇帝去了。
五 但将冷眼观螃蟹
到这时候，正德皇帝对王阳明的迫害也升级了。
皇帝被挡在了江西省外，京军又被赶出了南昌城，正德皇帝和他身边那帮小人哪肯甘心？张忠等人一到南京，马上在皇帝面前给王阳明栽赃，硬说阳明先生要造反！
王阳明是平叛的功臣，说平叛之人要“造反”实在是匪夷所思。但无耻才是小人的专长，张忠等人毫不困难地编出了一堆“证据”：
第一，王阳明派冀元亨去和宁王勾结（冀元
亨到死也没承认）；
第二，王阳明曾经试图去赴宁王的生日宴会；
第三，王阳明本来是想投降的，只是因为伍文定用厉害的话劝了他，这才起兵平叛；
第四，王阳明攻破南昌时曾经纵兵抢掠，杀人太多；
第五，宁王曾私下说过“王阳明这人也不错”，疑似王阳明和宁王有勾结；
第六，王阳明平定宁王的功劳其实不大，因为宁王朱宸濠根本就是个傻子，有一个知县就能收拾他。
这些诬陷阳明先生的话根本没有一条站得住脚，这也正是正德最终没有陷害王阳明的原因。但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在陷害人方面，祖先们留下很多宝贵的经验和绝顶的技巧。比如：没有证据，可以制造证据，这有一个术语，叫“莫须有”。
于是张忠向皇帝献计：“试召之，必不至”，也就是叫皇帝下圣旨召王阳明到南京来，如果王阳明不来，就是谋反，以此为借口就可以把他抓起来。
可是皇帝传旨让王阳明来南京，阳明先生怎么可能不来呢？
张忠这个主意的厉害之处就在这里，他在暗示皇帝，扣下圣旨不发，拖延时间，把“违旨之罪”硬栽到王阳明头上！
招大臣觐见，却又扣留圣旨，然后以“不奉旨”的罪名治大臣的罪，用这样的手段迫害人，这在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
正德皇帝是一心想陷害王阳明的，就听了张忠的主意，写了圣旨，命王阳明到南京来见驾，可这道圣旨却没有真的发下去，阳明先生也没收到。
幸亏皇帝身边还有一个张永，自从王阳明把
宁王交给他之后，张永对王阳明很欣赏，加之这个太监总的来说是个好人，眼看王阳明将被陷害，就暗中派自己的亲信去密报王阳明，阳明先生得信之后立刻从南昌出发，一路赶到南京来见皇帝。
可王阳明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锦衣卫特务的监视之下。
王阳明从南昌一出发，南京这边的江彬、张忠这伙人就得知了这个消息，他们想出来的办法也够“绝”，居然派出特务去拦截。此时王阳明已经昼夜兼程到了南京水西门外的上新河，到了南京城外了，却被锦衣卫特务迎面拦住，硬是把这位江西巡抚扣押起来，不准他进南京去见皇帝。
天下问没有比这更可恶的事了！这是对人格的侮辱，更是对人权的践踏，即使古人对“人权”并不了解，也能感觉到那种被剥夺了尊严的愤怒
和痛苦！王阳明忍无可忍，悲愤之下竟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好在他又劝慰自己：“以一身蒙谤，死即死耳，如老亲何？”舍不得老父亲，舍不得家人，这才没死成。
愤到极点，悲到极点，又不能死，任何人到这个地步，也就灰了心了。几年后，阳明先生对弟子们提起当年旧事，说了一句伤感至极的话：“此时若有一孔，可以窃父而逃，吾亦终身长往不悔矣。”（要是有一条路，让我带着老父亲一起逃走，不管去哪我都愿意，而且永远不再回来啦。）
听话里这意思，阳明先生竟是动了“移民”的心思？
可惜，王阳明生活在五百年前的大明朝，那时候阳明先生无“孔”可人，反而被特务们从南京城外一路劫持送回了芜湖。
眼看南京是去不成了，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
再去找那个毫无人性的正德皇帝诉苦辩冤也就显得太下贱了。有老父妻儿在，死又死不得，王阳明只好选择了一个他唯一能找到的“孔”——逃进九华山当道士去了。
王阳明真的当道士了，在道观里一心打坐，不问世事。可正德皇帝和那帮奸贼还在暗中盯着。眼看这个江西巡抚既不骂也不闹，老老实实躲了起来，官也不当了，正德皇帝反倒觉得这个人有意思，就下了旨，让王阳明继续担任江西巡抚。
说到底，王阳明是个一心做大事的人。江西百姓遭了两轮兵祸，全省又在闹旱灾，没有一个好官出来支撑局面实在不行。而江西省内头一位好官就是王阳明，他要是走了，江西百姓依靠谁呢？所以阳明先生虽然一度消沉下去，可在良知的激励下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走了出来，继续为江西百姓出力。
正德十五年二月，阳明先生又回到南昌，可他刚回来，迎面遇到的又是一场接一场的天灾。江西大旱已经好几年了，这一轮旱灾更是厉害，从正德十四年三月到次年的三月，一整年没下过透雨，六七月间又打了一场大仗，把粮食都吃光了，土地也撂荒了，到第二年春天，老百姓真是断了活路，维持不住了。哪想老天爷也可恨，到五月问忽然降下大雨，而且一连几个月不停，一夜之间旱灾转成了洪灾！赣江沿线全面涨水，洪水漫过江堤，沿江府县尽成泽国，田地尽毁，淹死牲畜无数，老百姓只有爬到树上去躲避。一场洪水过后，半个江西省彻底垮掉了。
按说此时朝廷本该减免战乱地区的租税，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想不到上头却下了命令：正德十五年的粮税照收，并且追征正德十四年的粮税！大旱之年，不但不免税，反而连去年因为打仗而
拖欠的粮税一起追征！这真是要逼着老百姓造反，和朝廷拼命了。
没办法，王阳明上奏请求减免粮税。这一次王阳明也真是气急了，在奏章里指着鼻子骂了皇帝几句：“荒旱极矣，而因之以变乱；变乱极矣，而又加之以师旅；师旅极矣，而又加之以供奉，益之以诛求，亟之以征敛！当是之时，有目者不忍观，有耳者不忍闻，又从而剥其膏血，有人心者尚忍乎？”
正德皇帝有人心吗？没有。
“宸濠叛逆，独知优免租税，以邀人心，我辈朝廷赤子，反不少加优恤，又从而追征，将何以自全！”
叛军都知道免除百姓的租税，朝廷官员反而不如叛军，你们到底是官还是贼？
“宽抚恤之虚文，不若蠲免之实惠；赈济之
难及，不若免税之易行。今不免租税，不息诛求，而徒曰宽恤赈济，是夺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将疗汝之饥；刳其腹殿之肉，而曰吾将救汝之死！凡有血气者，皆将不信之矣。”意思是夺百姓口中之食，刳黎民腹殿之肉，然后还假装亲民爱民，弄出一副亲切的嘴脸，骗谁呢！这套骗人的把戏，凡有血气者，皆不信矣！都走到这一步了，真应了老子那句名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要说王阳明骂皇帝，这可不是第一次了。宁王造反的时候，阳明先生上奏通报此事，奏章里就教训皇帝要“痛自克责，改弦更张，罢出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这年八月正德皇帝要“御驾亲征”下江南，阳明先生又上奏指责他荒唐，说“汉武帝有轮台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诏，而士民感泣”，让正德皇帝赶紧反省，不要胡闹。在《自劾不职
以明圣治事疏》里，王阳明自称犯了“三大罪”：第一，皇帝不视朝，是因为王阳明和臣子们没有把天下人的反感告诉皇帝，使之醒悟；第二，皇帝在禁宫里训练兵卒，没日没夜的折腾，是因为王阳明和臣子们没能劝皇帝好生蓄养精神；第三，皇帝不事经筵，不学习，只知道骑射游玩，是因为王阳明和臣子们没能讲论道德，让皇帝学好……
讽刺！
可面对正德皇帝，王阳明说什么也没有用。
古人说得好：“知耻近乎勇。”意思是说一个人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缺点，还算是有一丝改正的勇气。可正德皇帝却不肯“知耻”，他根本不在乎江西的灾情，也不在意王阳明怎么骂他，只管待在南京吃喝玩乐，祸害百姓，闲来没事突发奇想，居然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下一道钧帖，
禁止天下百姓养猪食肉，谁敢养猪杀猪，一律流放到极边之地充军！
为什么禁止天下人养猪？原因有三：一是正德皇帝觉得自己姓朱，和“猪”同音；二是正德皇帝正好属猪；三是正德皇帝认为吃猪肉会得“恶疮”，对身体不好。当然，第三条纯属废话。
禁止天下人养猪吃肉的钧帖发下去之后，江南百姓吓坏了，为了不被锦衣卫特务抓捕流放，他们把家里所有猪都杀光了，有些人害怕“杀猪”也犯罪，只得偷着把家里养的猪给埋了，这一下弄得天下动乱，远在北京的内阁首辅杨廷和知道了这件事，赶紧写了奏章来劝皇帝：“十二支生辰，所属物畜，乃术家推算星命之说，鄙俚不经，不可为据。若曰国姓字音相同，古者嫌名不讳。盖以文字之间虽当讳者，尚且不讳嫌名，今乃因其字之音，而且讳其物之同者，其可乎？”
大明皇帝姓朱，是“红色”的意思，跟“猪”一点关系都没有，可皇帝自己倒出来找事，硬让老百姓把朱皇帝一家子往“猪”身上联系，出这么个损招儿，逼着天下的老百姓骂你们一家子都是猪，你这皇帝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杨廷和是詹事府出身，正德皇帝做太子时杨廷和就在旁辅佐，所以正德皇帝对杨廷和极器重，也极信任。现在杨廷和的一顿劝说，好歹让正德皇帝收回了“禁止养猪杀猪”的命令。可接下来这位皇帝又想出一个无聊主意，给王阳明下了一道圣旨，命他把正德皇帝征剿宁王的“功劳”添进表功的奏章里去。
阳明先生旬日破宁王，天下人都知道。江西方面的捷报送进京城时，正德皇帝率领军队刚到涿州，这些事，内阁、兵部、朝廷官员、江西官员无人不知。阳明先生押着宁王出江西进浙江，
浙江百姓全看见了。正德皇帝下江南，只到了扬州、南京，根本没去江西，江南百姓也全看见了。到这时候皇帝让阳明先生把正德皇帝和他那帮奸党的名字塞进奏章，硬说这帮人在平定叛乱的时候“立过功”，这不是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吗？
可正德皇帝就是喜欢抽自己的嘴巴，王阳明也拿他没办法。现在阳明先生一心只想着让这个皇帝赶紧离开江南，回京城去，只要皇帝肯走，阳明先生愿意把自己的战功全给皇帝。
只是不知道身为皇帝，正德要这么一份“功劳”干什么？
为了把皇帝送回京师，王阳明重新写了一道《江西捷音疏》，把正德皇帝和他手下那几个宠臣的名字加了进去。收到这道奏章，正德皇帝满意了，就命令张永把已经被俘一年有余而且一直被关押在杭州大牢里的宁王押解到南京，自己带
着上万京军在城外列开阵势，把宁王从囚车里拖出来，然后正德皇帝穿上铠甲，拿着宝剑，在上万人包围之下亲自出马去“活捉宁王”，再把宁王塞回囚车，押进南京城。
这种把戏，三岁的小孩玩“过家家”时偶尔会这么干，可时年三十岁的正德皇帝居然带着上万官军一起来玩这套把戏。一个皇帝，当着上万人出这么个大洋相给天下人看，制造话柄给史家往书里写，这么古怪的思路，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对正德皇帝的行为王阳明是无比蔑视，于是借着去庐山游玩的机会，悄悄在开先寺里树了一块石碑，把正德皇帝的无耻行径用隐晦的笔法记录下来：“正德十四年六月宁王造反，七月，我领着各府民兵收复南昌，擒了宁王和他的党羽，这时皇帝震怒了，亲率大军讨伐，于是‘俘宸濠
以归’。”
在这里，阳明先生故意写明自己“七月擒宁王”，而所有人都知道正德皇帝八月份才率军离开北京，所以“俘宸濠以归”显然是在欺世盗名，他立这块碑，意在给后人提供事件的真相。因为阳明先生知道统治者抹杀历史真相的本事，怕这件事就此湮没了。在碑文后面又有“于赫皇威，神武不杀，如霆之震，靡击而折”之类讽刺人的话，说皇帝带着几万人御驾亲征，却居然“不杀”，兵不血刃。
可是鄙视归鄙视，讽刺归讽刺，王阳明还是要替皇帝着想，因为皇帝代表着国家利益，他要是真被奸臣给谋杀了，国家利益会受损。
眼下正德皇帝住在南京，他身边几个著名的奸党平虏伯江彬、安边伯许泰等人带着几万大军驻扎在皇帝左右，尤其江彬还被任命为提督东厂
兼领锦衣卫，权柄之重、野心之大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正德皇帝又是这么个昏庸至极的人，如果江彬这些人起了反心，很容易就能把正德皇帝干掉，然后割据江南造反，要是这样，天下就大乱了，江南百姓就受苦了。左思右想，王阳明只想出一个办法：亲临赣州，检阅卫所官军，命官军加紧操演，以精锐的兵马威吓江彬等人，保证皇帝在南京的安全。
果然，阳明先生在南赣演练部队，江彬等人听到消息立刻派特务到南赣来窥视动静，身边人害怕这些奸党再来陷害，就劝阳明先生谨慎一些，不要操演军马，免得皇帝疑心，可阳明先生此次操兵目的就是要震慑江彬这些人，使他们不敢在南京作乱生事，所以不怕别人陷害，照样操演兵马。
为了表明心志，王阳明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
西家小儿不识虎，报竿驱虎如驱牛。
意思是说这些奸党心里最虚，胆子最小，全都是些“纸老虎”，对付这些人就是要跟他们正面斗争。这时候的王阳明已经明白了：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首先必须勇敢，这样才能击败邪恶。所谓的“谨慎”，其实是纵虎为患，那些“谨慎”的人，早晚必被猛虎所害。
果然，阳明先生在南赣地区操练军马，对奸党起到了震慑作用，加之南京兵部尚书乔宇扣着南京城门的钥匙不肯交给江彬，应天府丞寇天叙等正直官员也一直不与奸党合作，想尽办法要让皇帝早日离开南京。北京方面内阁重臣催得又紧，一次一次上奏章请求皇帝回京，关外的蒙古人似乎也感觉到了皇帝不在北京，开始聚集兵马，准
备趁机发动攻势。同时这帮奸党和几万军马在南京城里横行霸道，已经把当地百姓惹急了眼，经常有商贩不顾性命地冲出来和他们搏斗。乔宇、寇天叙这些官员看到民心可用，就找了一批会武术的当地人，让他们每天在市井间悄悄巡视，看见当兵的抢夺百姓财物，就冲出来和当兵的打斗，揍这帮家伙一顿。
结果江彬在南京主不了事，京军、边军在南京城里也待得不舒服，欺压不了百姓，反而经常挨揍，加之七月间不知什么人把一个猪头涂成绿色，扔进了皇帝的寝殿，把正德皇帝吓得够呛，这说明连朱厚照身边亲信里也有人实在看不下去，用这种装神扮鬼的方法迫使正德皇帝早日回京。
到这时候，正德皇帝在南京待不住了，只好在正德十五年闰八月十二日押解着宁王离开南京，返回京城。
一个人做多了坏事，真的会遭报应。正德皇帝在回京的路上，曾在淮安清江浦的积水池打鱼，却意外落水，从此染病，而且病情越来越重，眼看起不来床了。为了取个吉利，正德皇帝在到达通州之后下令杀了朱宸濠，把他挫骨扬灰，可是皇帝身上的病痛却一点也不见好转。
回京之后，正德皇帝硬撑着病体在午门外举行了献俘仪式。三天后，正德皇帝在举行祭祖仪式时口吐鲜血摔倒在地，被人扶回宫里，从此再也没在大臣们面前露过面。正德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正德皇帝病死在豹房，时年仅三十岁。
正德皇帝在位十六年，身后却没有留下子嗣，于是他的皇位拱手让与别人，连他父亲孝宗皇帝朱柘樘也失去了在太庙里的正统地位，被自己的弟弟——嘉靖皇帝的生父朱枯杬取代了，正德皇
帝的舅舅、臭名昭著的寿宁侯张鹤龄被嘉靖皇帝所杀，正德的母亲张太后也气急而死。以正德皇帝为代表的这一帝王族支一个个都不得善终。
正德昏君的凄惨下场，也足以为史鉴了。
六 再遇陷害
正德皇帝死后，内阁首辅杨廷和与阁臣蒋冕、毛纪商量，和司礼监太监讨论，又征得正德的母亲张太后的同意，决定拥立孝宗皇帝的弟弟兴王朱祜杭之次子朱厚熄即位。
此时兴王世子朱厚熄还远在湖广安陆州的王府里，北京城里江彬等奸党控制着锦衣卫和东厂两大特务系统，掌握着精锐的“外四家”军马，随时可能造反作乱。在这个非常时期，首辅杨廷
和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干，一边稳住江彬等人，同时派国戚、重臣、太监去迎接新君，又运筹谋划，争取到司礼监太监的支持，瓦解了奸党的力量，在新君进京之前和太监张永一起擒了江彬，把正德一朝祸国殃民的“豹房奸党”打倒在地。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兴王世子朱厚熄被迎进京城，随即登极称帝，年号嘉靖。
和正德皇帝相反，嘉靖皇帝是个聪明人，一上台就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兴利除弊，短短时间就取得了内阁和天下百姓的信任，坐稳了龙椅。
嘉靖皇帝登极的时候，王阳明还在江西巡抚任上处理政务，安排减灾，同时抽出时间讲学。就在阳明先生忙于讲学的时候，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北京城里来了一道圣旨：“以尔昔能剿灭乱贼，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钦此！”这道圣
旨让阳明先生觉得意外，因为从口气上看，新上台的嘉靖皇帝似乎是要让王阳明到京城委以重任，甚至可能让他人阁。
嘉靖皇帝刚登极的时候处事英明果断，又肯与内阁和文臣商量，看起来像是个有作为的君主，而阳明先生是个立大志向的人，当然也想趁这机会大展拳脚，做一番事业，接旨后立刻动身进京，哪知刚到杭州，圣旨又来了，取消了“驰驿进京”的命令，把阳明先生改任南京兵部尚书了。
杭州，是阳明先生命里一道过不去的坎：正德二年被贬龙场，在杭州碰上刺客；正德十四年押着宁王进京，在杭州被张永堵住；这次好容易要得到重用了，又是在杭州接了这道旨，失望而回。
嘉靖皇帝为什么朝令夕改？说穿了，竟是内阁首辅杨廷和在皇帝耳边说了阳明先生的坏话。
杨廷和早年曾在詹事府任职，辅佐过还是太
子的正德皇帝，是正德的亲信臣子，于正德二年入阁，正德七年成了首辅，到嘉靖朝仍然是首辅，担任阁臣前后十多年，有能力有政绩，正德皇帝虽然昏庸至极，可大明王朝最终没有走向崩溃，在这上头杨廷和出力不少。正德皇帝死后，杨廷和又挑起重任，稳住局面，迎立新君，除奸斩恶，立下大功。所以这位阁老在正德朝是擎天柱，到嘉靖朝又成了辅国臣，势力之大，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权倾朝野。
可是杨阁老受重用这些年，王阳明不是贬官在外，就是充当闲职，好容易升了左佥都御史，又被外派去当巡抚，连北京城都没进过一次，他和杨廷和实在没打过什么交道，杨廷和有什么理由嫉恨阳明先生呢？
杨廷和嫉恨王阳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王阳明和前任兵部尚书王琼关系密切，而杨廷和与
王琼是一对政敌，此时王琼已经被杨廷和打倒，下狱受审，在这个时候王阳明如果进京受到重用，会让杨廷和感到有压力；二是阳明先生传播的心学思想越来越精深透彻，已经一步步摆脱封建统治者加在儒生们身上的思想束缚，进入了自由的人性空间，而且阳明先生这些年一直讲学不辍，他的高足弟子们也纷纷开馆讲学，使阳明心学在大明朝得到广泛传播，影响越来越大，其中那些“离经叛道”的内容，已经引起了杨廷和他们这些死守祖制的“机器官僚”们的注意。
杨廷和是一位挺不错的首辅，可也是一位极为保守的官员。在他心目中，“祖制”第一，“忠孝”第一，谁也不能触动。为了维护皇权祖制，这位首辅居然可以毫不妥协地和嘉靖皇帝硬碰硬，直到自己垮台为止，可见其保守程度之深。
现在，杨廷和感觉到阳明心学正以“良知”
为准绳，以“知行合一”为口号，使得天下学子们都睁开眼睛，自由思考，其结果将是撼动皇权，摧毁祖制，让这个国家面目一新。这个“可怕的后果”是杨廷和这种人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他要赶在王阳明进京之前阻止他，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传播“邪说”的人到朝廷里来充当要职。
杨廷和是首辅，德高权重，和内阁的三位重臣蒋冕、毛纪、费宏同心同德，又是拥立嘉靖皇帝登极的大功臣，加之新君登极之后，朝廷刚刚进行过一次大清洗，凡与杨廷和意见不和的人大多不是下狱就是充军了，所以杨廷和成了嘉靖初期最有势力的大臣。现在杨廷和出面阻止王阳明进京，嘉靖皇帝无论如何必须给首辅这个面子。于是撤回了前边的圣旨，改任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给了他一条冷板凳坐。
说真的，王阳明再怎么是心学宗师，再怎么
看透统治者的邪恶黑暗，毕竟他是生活在这个社会环境中的活生生的人，要食人间烟火，要和天下人打交道，他心里还是有很多想法，愿意为朝廷做一些事，为天下百姓尽一份力。所以嘉靖皇帝招他进京时，阳明先生是真心想来。可刚走到杭州，一盆冷水就迎头泼了过来，把他心里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彻底浇灭了。
由“进京重用”改任南京兵部尚书，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王阳明被皇帝搁置不用了。到这时候王阳明去南京上任也没意思，立刻辞职又成了闹情绪、撂挑子，新君登极不久，一个老臣就出来撂挑子，给皇帝甩脸，也不妥当，想来想去，只好长叹一声，写了奏章请求回乡省亲，嘉靖皇帝很快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阳明先生脱掉官服，打起包袱回了老家。
这一年阳明先生五十岁了。
七 逼出来的致良知
辞去官职回乡讲学，一直是王阳明最想做的事。
此时的王阳明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心中的良知越发精纯，对“知行合一”的领悟越加深邃。就像阳明弟子钱德洪所说：“辛巳之后经宁藩之变，则独信良知，单头直人，虽百家异术，无不具足，自是指发道要，不必假途傍引，无不曲畅旁通。”
宁藩之变，王阳明以三万民兵击败十万叛军，不可谓不神奇。但相对于其后的阻击正德皇帝，与皇权和特务较量，护江西一省百姓，与叛军的战斗竟显得微不足道了。钱德洪在此所说的“经宁藩之变，则独信良知”所指也并不是“征宁藩”
一事，而是平叛之后的那些事情。只是面对凶猛的皇权，钱德洪肚里有话，不敢说破罢了。
就是在这“独信良知，单头直入”的境界中，王阳明忽然灵机一动，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加高明、更加出色的口号，叫做“致良知”。
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起点”；而致良知，才是阳明心学真正的核心所在。
如同“知行合一”一样，“致良知”观点是逼出来的学问，其提出也有明确的时间点，就是正德十六年。
在此之前，阳明对于“知行合一”的更高境界有所体悟，却不能尽得，对这种情况他说道：“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然而在正德皇帝下江南祸害百姓，特务们用种种卑鄙手段栽赃陷害，逼得王阳明不得不遁人道观，
受尽煎熬苦痛；当王阳明复出，重新担任江西巡抚的时候，面对的又是非人力所能救的天灾人祸：水灾横行，皇权横行，邪恶横行！整个江南山河失色，民不聊生，王阳明只能用他那副瘦弱的肩膀挑起整个江西省，虽然他拼尽全力救下了半个南昌，却救不了江南百姓，更救不了天下人。
就是这样的困苦折磨，使王阳明的思想大大提升了一步，其心中良知如火中烧丹，一时烁然，那多年来“津津含于口”的大道理忽然喷薄而出，正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最终提出了“致良知”的口号。
“致良知”一经提出，王阳明自己觉得非常满意，对弟子钱德洪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字（致良知）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喜悦之余，他
更对友人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
在《与陆元静书》里，他又说：“孰无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只要把阳明先生这句话略做一个“提纯”，则“致良知”三字跃然而出。
王阳明的“致良知”功夫是给天下最凶的邪恶逼出来的，如同千百度的高温里烧炼出来的真金，纯度极高，于是阳明先生也借“致良知”三个字提请学子们多下工夫，切实努力，于“是非”二字上痛下决心。
《传习录》中讲道：“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愈）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这里说的“千思万虑，愈思愈精”都是极深的功夫，极大的努力。
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简单地说就是尽可能
地扩充自己的良知。这一思想来自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称为“四端”，并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他认为人心中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心态是最重要的，是与良知相通的，当这几种情绪产生的时候，就是良知体现出来的时候，此时“扩而充之”，其效果就像星火燎原一样。
对孟子的观点王阳明是认同的，在《传习录》里他对弟子们说：“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是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又说：“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能到得欲到之地。”用这样简明的
比喻告诉我们，“致良知”其实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修养功夫。
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他又强调说：“正者，正此（良知）也；诚者，诚此（良知）也；致者，致此（良知）也；格者，格此（良知）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用“尽性”这两个字来表示那种把良知扩充到极致的状态。
有意思的是，王阳明一方面推崇孟子的“扩充良知”理论，反复强调“致良知就是尽可能地扩充良知”，另一方面又把老子的思想拿出来和儒家思想做了比对与融合，这一点是非常高明的。
在《传习录》里有这样的话：“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这里所说的“只求日减，不求日增”显然是直接引自《道
德经》的名言：“为道日损，损而又损，以至于无为。”而王阳明对老子思想所做的阐述，精辟至极。
和孔孟儒家思想一样，老子道家思想也曾遭遇后人的阉割和腰斩，被搞得面目全非。但只要我们抛弃“道家只会求仙养生”的偏见，直接回头审视“老聃”这个人，用自己的眼睛来读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就会发现老子道家思想和孔孟儒家思想之间在哲理上是相通的。老子说的“道”，孔子说的“仁”，王阳明说的“良知”，其实是一回事。
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其中的“圣”是指封建独裁统治者，“智”是指统治者心中的私欲。而王阳明大谈“满街都是圣人”，强调“人民皆是圣人”，正好反衬出“皇帝不是圣人”。王阳明大谈致良知，要“克倒不善”，“克”谁呢？依着孔子“克己”之本意，这“克”的当然是皇
帝心中的私欲，是封建统治者的私心。
相融，互通，是好事，在这方面，门户之见要不得！老子和孔子两位哲人本来亦师亦友，儒家、道家两种学说究其本源，解其本意，大多相通，绝不是对头。孔夫子说得好，“君子和而不同”，今天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论语》、《孟子》、《传习录》的现实意义，为什么就不能公平理智、平心静气地讨论一下老子和他的《道德经》在现实中的意义呢？
王阳明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的博采众长，但凡哲理，尽可拿来互相印证，没有门户之见。而王阳明的勇敢之处则在于敢立言，敢下断语。现在他推出了“致良知”这个法宝，于是以极大的勇气为“致良知”立言，给“致良知”定性：“凡致良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学》谓之致知格物，在《书》谓之精一，在《中庸》谓之
慎独，在《孟子》谓之集义，其功夫一也。”
阳明先生的一句话，把“四书”精髓全部合并，彻底归拢到“致良知”概念底下来了。其实王阳明不是要“归纳”“四书”，说穿了，他是要打破“四书”对读书人头脑的禁锢。王阳明的想法是极有意义的，但想在皇帝的眼皮底下破“四书”的法，这种做法是相当危险的。
于是王阳明说出的很多话开始变得若隐若现，似有似无了。在《与陈惟浚》中，他说：“圣贤论学，无不可用之功，只是致‘良知’二字，尤简易明白，有实下手处，更无走失。”既而又强调：“近时同志，亦已无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能于此实用功者绝少，皆缘见得良知未真，又将‘致’字看得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处。虽比往时支离之说稍有头绪，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间耳。”
王阳明的这段话看似平淡，其实意味深长。
知行合一，是把“良知”与“行动”合而为一，用良知指导行动。良知确定是“善”的，就要马上行动起来，去维护；良知确定是“恶”的，也要马上行动起来，去阻止。可是阳明的“同志们”——他没称这些人为“弟子”或“朋友”，而是直接称为“同志”，这些人虽然懂得了“知行合一”，却并不敢完全去实践它，只在日常小事上表现出“为善去恶”，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仍然不敢吭声。像王阳明这样为了百姓利益敢与皇帝搏斗的，有几人？
很少。
所以王阳明才责备这些“同志们”是“良知未真”，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在这里不得不说，不但王阳明的“同志们”良知未真，很多话不敢说，很多事不敢做，就连王阳明自己有时候也不能把话说得太直白。
王阳明曾教过一个叫杨茂的弟子，此人又聋又哑，阳明与他用纸笔交谈，问他：“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听是非，你心还能知是非否？”
杨茂答：“知是非。”
阳明便说：“如此，你口虽不如人，你耳虽不如人，你心还与人一般。”既而又说：“我如今教你，但终日行你的心，不消口里说，但终日听你的心，不消耳里听。”
王阳明和杨茂的对话究竟是何意？粗看全是闲话，细读却有滋味。
这世界上的老百姓大多是“杨茂”，虽然生活在社会中，却是耳朵听不见一句真话，嘴巴说不出一句心声，又“聋”又“哑”，着实可怜。如今王阳明教给天下人：但终日听你的心（良知），不消耳里听，但终日行你的心（良知），不消口里说……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谓良知也。”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
耳不能听者也知是非，口不能言者也知是非，只要知是非，就有良知，只要依着良知，就有出路。人人皆尧舜，满街都是圣人，阳明先生是借这位聋哑人为喻典，给天下人指路呢。只是有些话，终究不能说透，终究差这么一点点……
于是《传习录》里又出现了这样一句：“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糊涂。”
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真要讲得太明白了，阳明心学就被禁了。（王阳明去世后，心学确实被禁了。）反正“良知本是明白”，同志们“实落用功”去吧。
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高境界。在这个语境里，什么都合一，人生的一切意义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良知。对此，后世大儒黄宗羲总结得好：“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这句话把“良知”和“致良知”的关系阐述得很清楚了。
在此以前，王阳明谈知行合一，是希望天下人都把“良知”和自己的行动合而为一，但这个说法还略显含混不清，可有了“致良知”这一口号，阳明心学给人们指出的道路就更加清晰了。
什么是知行合一？知，是“知”个良知；行，是“致”个良知。依阳明的语境，这叫做“心（良知）外无物，心外无理”。把自己内心的良知扩充到无限广大，而将人生的一切目标、一切内容、一切意义尽数包容在良知之内，以至于在良知之外再无一物，再无一理，将自己内心的良知修炼成一块万镒之重、纯而又纯的真金，此就是精纯
无虚的圣人境界了。
提出如此清晰简明的口号之后，阳明心学的指向完全清晰了，到此，人的“（良）知”与“行”已经完全合一，再也无法分开了。王阳明下面要做的无非是多做总结，开阔学子们的思路和眼界，使他们对“知行合一”做更深的体会，希望大家能够把“知行合一”贯彻得更到位，更精深。
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及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要诀，致知的实功。
吾平生讲行，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
此知如何琢磨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
至此，阳明心学达到了一个高峰，人生的一切目标都清楚地指向了“良知”。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有人问阳明：“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的？”
阳明回答道：“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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